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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65 ※台灣領導人的選舉
中華民國從一九四七年,第一次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以來,蔣中正先生一直都是連任總統。所以,台灣有一些人都語帶嘲笑地說,蔣中正是「于右任」(余又任)、「趙麗蓮」(照例連任)等。一直到了一九七五年,蔣中正總統在任內逝世,才由嚴家淦先生繼任總統,一九七八年再由蔣經國先生接任。
說起蔣經國先生,他對台灣的建設和發展,貢獻和功勞,可以說無人能與之相等。尤其他解除戒嚴,全面改革開放,若說他是台灣民主政治的推手,應該是實至名歸。但是那時候的選舉,也還是經由從大陸來台的國民大會代表共同選出,尚未到達全民選舉的氣候。直到蔣經國總統逝世之後,李登輝先生以副總統之職繼位總統,辦理中華民國第一屆民選總統,台灣的民主政治才真的落實了一大步。
李登輝
現在話說回頭,當一九九○年總統一職仍由國大代表投票間接選出的那個時候,威脅到李登輝先生選總統的是林洋港先生。他們兩個人都曾做過台灣省省主席,林洋港先生在一九七八年擔任第十任省主席;之後,一九八一年才由李登輝先生接任。
省主席和省長不一樣,省主席是從台灣省政府的委員中選出一位擔任,省長則是由全民選舉而出。例如:最初宋楚瑜先生擔任省主席的時候,人家喊他叫「宋主席」,經過全民選舉之後,就稱為「宋省長」了。
論聲望,那個時候林洋港先生在國民大會裡的聲望並不會輸給李登輝先生。不過,李登輝也真是一個能屈能伸的人,據聞他親自拜訪了林洋港,請林洋港退讓一步,由他先做總統,第二任再讓回。林洋港先生是一個非常重視誠信的政治家,在關鍵時刻,果真就讓給了他。所以,在兩蔣去世以後,也就是李登輝的時代了。
陳履安
一九九六年,終於要舉行首次全民直選總統了。這個時候因緣際會,我與總統的選舉就產生了關係。
當時因為是直選總統,所以好多人馬都競相搭檔參選。例如,第一組是由國民黨提名的李登輝和連戰先生,第二組是由民進黨提名的彭明敏和謝長廷先生,第三組是自由參選的林洋港和郝柏村先生,第四組同樣也是沒有政黨加持的陳履安先生和王清峰女士。四組人馬要共同爭取二千三百萬人口中的一千多萬張選票,其競爭之激烈,也就可想而知了。
據聞那時候彭明敏從海外回到台灣,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只是陪選的性質,林洋港則是志在必得,而陳履安是已故前副總統陳誠(陳辭修)的大公子,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電機工程學系畢業,形象清新,在當時台灣經濟起飛的時候擔任經濟部長,也具有相當背景。但是,在各組人馬中,李登輝自信必能當選,一來他有國民黨的鐵票,二來他是由黨提名,名正言順,第三他是本省籍人士。
所以,後來當信徒游象卿居士知道我支持陳履安的時候,他很坦白地對我說,李登輝即使躺在床上睡覺,也能當選總統。為什麼?現在台灣民意高漲,多數人都希望讓台灣本地人做總統,更何況他還是由黨提名的。
他的話確實不錯,就連實力雄厚的本省籍參選人林洋港先生,因為不是由黨提名,票選結果就與李登輝先生差了一截。
雖然情勢如此,但由於陳履安先生多年前在佛光山皈依,是佛光山的弟子,更是一位佛教徒。尤其他曾信誓旦旦地對我說,他必能當選;當時那許多說他會當選的言論,也把我說得對他的選情感到很有信心。甚至陳履安還對我說,某個地方有一位百歲的老人,能預知未來,說他會是將來的總統;還說哪個地方的神廟、哪裡的媽祖宮……幾百間的宮廟都要連名支持他,甚至說青年人也大都是他的擁護者等等。
其實,更重要的是,我覺得佛教能成為現代政治舞台的參與者,也是一件好事。因此,既然有一個人願意打著佛教徒的招牌出來競選總統,不論成敗,都應該給予支持。問題是根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的規定,獨立參選人需要達到一定的連署人數,才能登記為候選人。為了替陳履安先生找到近四十萬人連署,佛光會員真是忙得手忙腳亂。尤其那時候,資訊科技還沒有現在發達,連署書影印後,經由傳真或郵寄寄出,許多都不知寄到哪裡去了。這下可就事態嚴重了,如何才能讓陳履安有四十萬的連署人呢?
不過,大家也不氣餒,依然積極參與。只是到後來,我看到一些佛教人士,並沒有很熱烈地支持陳履安先生,就發覺到他的選情不很樂觀了。
在這段期間,佛光山的寶橋邊上還曾經發生一起小爆炸事件。有人說,這是對我的警告。其實,我雖然支持陳履安先生,但是並沒有出面為他站台,我只想到要把自己這一票投給同是佛教徒的他而已。
總之,有人說,星雲某人參與政治;但也有很多人說,星雲某人實在沒有政治意識,他如果真懂得政治,就不會支持陳履安選總統了,因為明知陳履安不能當選,還要表態支持,可見得他不是一個高明的人物。
確實說得不錯,選舉結果出爐,李登輝先生以五百八十幾萬票當選,林洋港和其他三組人馬的票數加總起來,都還不到他的總票數。雖然這也是意料中的事情,但是無論陳履安當選或落選,我站在他皈依證明師的立場,都應該要支持他一票。
選舉後,大家也都很關心我,紛紛研究李登輝先生究竟有沒有因為我支持陳履安先生而對我產生怨恨。有一次,機緣湊巧,我在前往洛杉磯的飛行途中,和台中市的老市長張啟仲先生坐在同一排位子,他告訴了我此中的祕密。他說:「李登輝先生對你是沒有報復行為的,因為你並沒有替陳履安先生站台。」我想,這許多政治人物到底還是明眼人,知道我們一介僧侶,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都自有分寸。
尤其,李登輝先生當選總統後,雖然身為虔誠的基督教徒,但是對於佛教淨化人心的功能,還是給予高度的尊重和肯定。一九九九年,當「佛光山梵唄讚頌團」即將啟程前往歐洲演出之際,他還特地上山為我們授旗,同時宣布每年農曆四月八日為國定佛誕節,與母親節同時慶祝。由此也可見他並不計較當初我支持陳履安之事了。
話再說來,在陳履安先生競選的過程中,支援他最多的就是佛光會員。不但幫助他造勢、拉票,還參與他的「行腳祈福」活動,前後十八天,走遍了全台各地。我想,在民主社會裡,選民為候選人造勢是很正常的現象,不過,那許多活動,我個人倒是都沒有參加。可以說,對於台灣的選舉,我是很有分寸的,我可以投某人一票,但是不四處站台或參與造勢活動,說要支持某某人。一直到現在,我都沒有這種強烈的政治意識。
宋楚瑜
繼一九九六年首次民選總統之後,二○○○年台灣第二次的民選總統選舉又到了,這一次,是由宋楚瑜和陳水扁先生對壘。
其時,宋楚瑜爭取參選,只可惜國民黨沒有提名他,而提名了連戰競選總統。最後,宋楚瑜只有脫黨,和連戰各自爭取民眾的支持。但所謂「鷸蚌相爭」,結果自是瓜分了國民黨的選票,陳水扁也就「漁翁得利」了。
過去,宋楚瑜先生競選省長的時候,曾經獲得全台灣人民的支持,把宜蘭籍代表民進黨參選的陳定南先生打敗。由於宋楚瑜先生在本省人當中聲勢高漲,加上大家都認為他與李登輝情同父子,也就覺得他可以繼承李登輝的總統之位。可是偏偏這個時候,李登輝和宋楚瑜在政治的路線上,已經出現了分道揚鑣的狀態。尤其當時發生的「興票案」,對競選中的宋楚瑜來說,可以說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只不過選前宋楚瑜依然信誓旦旦地,認為陳水扁不是他的對手。
當時,宋楚瑜先生也曾到佛光山來住了一宿,與我長談,要我替他介紹副總統人選,並且要我代為詢問吳伯雄、吳敦義先生兩人,願不願意做他的副總統搭檔。在台灣,吳伯雄、吳敦義都是和我經常來往的朋友,我也就答應向他們徵詢意見,只是兩人都堅決地表示不願意參選。
其實,宋楚瑜先生實在是一個幹練的人才,有氣魄、有眼光,也很正派,就是給「興票案」弄得焦頭爛額。不過,以我對「興票案」的了解,宋楚瑜是無辜的。因為那時候,宋楚瑜是國民黨的祕書長,國民黨選舉餘下的經費,李登輝先生自是交由他掌管。只是不該的是,宋楚瑜先生把它存在自己的名下,也就成為眾矢之的了。
後來,我們佛光會的律師謝啟大立法委員,還幫忙宋楚瑜先生打這一場官司,宋楚瑜最終被判無罪,但是謝啟大立委卻因為指控曾文惠女士私運美金到美國,遭美國海關遣送退回,而被提告誹謗,吃上官司,關了二、三個月。實在說,政治弄人,叫人看得眼花撩亂,難以了解其中的道理。謝啟大立委一氣之下,後來就住到北京去了。
謝啟大女士是我的信徒,早在一九九○年代,有一次我在台北道場主持皈依典禮,他就一個人前往參加。後來蒙受牢獄之災,我一度想去探望他,可是在政治環境複雜的情況下,最後就沒去成了。不過,在他身繫囹圄時,我怕他缺錢用,還是請人送了十萬塊錢前去慰問。
再說宋楚瑜先生於競選期中,多次出入台北道場,海闊天空地暢所欲言。但是,那時候,我覺得宋楚瑜若要做總統,不須講太多,應該要多聽別人說。所以,在一次餐會中,我就直接地這麼告訴他。他立刻起立,向我合掌、問訊,說:「謹受大師賜教。」
對於宋楚瑜先生能接受我一介小老百姓的建議,我也就更感覺到他是一個堪做領袖的人物,就是做到最高領導,也會是一個明君。很不幸地,他卻落選了。連競選對手陳水扁先生聽到開票結果,都很茫然地說:「我不知道我現在就能當選總統!」可見得,那時候原本應該是宋楚瑜的時代來臨,只是由於國民黨內部,從李登輝到連戰,自相排擠,很自然地,就讓民進黨快速地在台灣獲得政權。
宋楚瑜先生落選了以後,大家都鼓勵他另組黨派,他也曾來徵詢我對黨團名稱的建議。可是,我從來沒有想過政黨的名稱可以怎麼取。平時我對信徒家中,如果是開個公司、開個商店,或者生兒育女,叫我取名字還可以,要我替政黨提取名稱,就覺得自己還有不懂的地方。
說到組黨,太虛大師在世的時候,也曾受蔣介石先生鼓勵組織佛教黨。不過,太虛大師向來秉持「問政不干治」的原則,最終也就沒有實現。
這一次,雖不是要我組黨,但是我一時之間,還真不知道要為他的黨團取什麼名稱好。不過後來我真的想到一個名稱,要想告訴宋楚瑜先生,我認為公平、公正、公義、公道,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民選政治人物最怕的就是自私,更應該效法國父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理念,所以就想建議取名為「公黨」。
但是在我準備要告訴宋楚瑜的時候,跟隨宋楚瑜的立法委員沈智慧女士卻告訴我:「剛才宋先生已經對外宣布叫『親民黨』了。」
雖然這次的取名,沒能幫上他的忙,不過後來親民黨好多的事情,他多次求助我,我也都歡喜地為他解決。
再說到整個選舉的過程中,我為了不要和選舉沾上邊,免得有心人模糊焦點,還跑到美國去參加幾個弘法行程,到選舉前一天才搭機回台。只是,晚上九點多抵達桃園機場,一下飛機,就有一群國民黨員一哄而上,告訴我說:「大師,現在是緊要關頭,連戰先生在台北中正紀念堂造勢,就等你去替他做最後的站台;活動十點結束,明天就要投票了,請你去幫他說一句話。」雖然站台只是一下子,但電視轉播卻是全台灣都收看得到的,很具有影響力,當然大家也就想把握住這最後的一刻了。
不過,說實在地,我是沒有什麼影響力的人,他們錯估了我的價值。但是,人就是這樣,一旦身處茫茫苦海中,就算是一根稻草,也會把它視為求生的浮木。只是那時,雖然他們堅持勸說我去,我還是堅決、坦白地說:「對不起,這麼遲了,即使我到中正紀念堂去,也沒有力量扭轉乾坤,所以還是不必去了!」
總說整個選舉的過程,給了我一個啟示:假如大家平時就有來往,或許在需要幫助的時候,我會毫不考慮地答應,甚至為他們赴湯蹈火。但是之前彼此沒有來往,到了臨時才要抱佛腳,就是佛祖也幫不上忙!所以,「平時燒香」還是很重要的。就是站在選民的立場,不也是這樣的心情嗎?
陳水扁
總括來說,雖然宋楚瑜、連戰都落選,陳水扁當選了,但在台灣,選舉是一時的,人情、朋友是永遠的,不會因為選舉時,你選了誰而不選誰,就這樣被定型。所謂「民主風度」,誰當選了,我們就擁護誰,現在陳水扁先生當選,我們當然就是支持他。
所以,有一次陳水扁先生來看我,那段期間,正好是我剛開始練習書法的時候,我就寫了「應世無畏」四個字送給他。他問我:「這四個字是什麼意思?」我說:「今後你要有仁慈道義,要急公好義,要勇敢,不要有畏懼。」他聽了很歡喜,就對我說:「我要把它掛在辦公室。」
談話中,我也老實地對他說:「你與佛教是比較接近的,要知道『有佛法才有辦法』。」他聽了我的話之後,還複述一遍「有佛法才有辦法」。但是陳水扁先生之後的作為,錯誤的就是在於他沒有佛法,舉凡他貪汙、失信、妄言,這都不是佛法;唯有慈悲、智慧、正派、信用、仁義、道德才是佛法。由於他完全沒有運用佛法,所以也就注定是沒有辦法,最後當然就失敗了。
過去也承蒙他對我的好意,所以有一次他帶領全台灣各大媒體主管到佛光山開會,當晚住宿在佛光山,因為有這麼一點時間,彼此可以多談一些話,我就冒昧對他講說了兩個重點。第一點,我告訴陳水扁先生說:「你現在當選總統了,已經不再是民進黨的黨魁,而是全民的總統;希望你能做全民的總統。」
第二點關於「台獨」,我請他要慎重考慮。我說:「現在你是中華民國的總統,不是台灣國的總統,你既然當選了中華民國的總統,就要先把總統做好。」猶記得他回答我說,他是台灣民進黨的基本教義派。很慚愧,我還真不懂民進黨基本教義派是什麼想法。
不過,我們還是要坦蕩地昭告世人,身為一介僧侶,黨派並不是我們唯一的信仰,人民的需要、全民的自由幸福、和平安樂,才是我們認為最重要的。
除此之外,我和陳水扁先生偶爾也有一些交集。比方,他於二○○一年請我到總統府講演,我以「我們未來努力的方向」為題,發表主題演說,希望個人一點淺薄的意見,能對社會發展有所助益。再有,二○○四年,他邀請我出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宗教委員會主任委員,單國璽樞機主教擔任副主委,此舉使得宗教界能對「宗教法」立法的相關內容,再有因緣共同進行討論;隔年,他還邀請我到總統府參加文化總會年終餐會,並好意地安排我坐在他的鄰座。
總而言之,對於陳水扁先生「台灣之子」的稱號,或是李登輝先生所謂「台灣民主之父」的美譽,我都覺得很好;只是,無論天父也好,或是天子也好,「民在我心」還是最重要的。
馬英九
繼陳水扁先生做了兩任總統之後,二○○八年,馬英九先生代表國民黨,與代表民進黨出來競選總統的謝長廷先生,互相角逐總統大位。馬英九的搭檔是蕭萬長先生,謝長廷的搭檔是蘇貞昌先生。在台灣,他們可以說都是我常見面的朋友,究竟支持誰,實在叫人很為難。不過,既然是民主憲政的時代,就要按照民主方式行事,我既是國民黨的黨員,沒有話說,就應該支持馬英九先生。加之馬英九先生在法務部長任內,幫助我們進駐戒毒村,長期在裡面為煙毒病人服務,當然是更應該支持他了。
說到馬英九先生的參選歷程,讓我想起一九九八年台北市長選舉的時候,國民黨需要一個強棒的人才來和競選連任的陳水扁先生對決。那時,大家都認為,黨裡形象最好的是馬英九先生,也就希望他能出來競選,但是馬英九卻始終不願意。後來,連戰先生還為此拜託我,希望能說服他出來參選。
記得那一次,我和馬先生在一個小房子裡談說了幾個小時,但他怎麼樣都不肯出來競選台北市長。他說,好不容易才找到政治大學副教授的工作,那是一份可以永久擔任的職業,政黨選舉做官,只不過是一時的職務。
我也贊成他的想法,只是既然加入黨派,為了黨的需要,也就有必要做一些犧牲。後來,當然還有很多人給予勸說,最後馬英九先生終於接受了國民黨徵召,競選台北市長,並且順利當選。
那個時候他能一舉成功,真要感謝李登輝先生的幫忙。因為到了投票前兩天,李登輝先生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他說:「馬英九是我們台灣的新台灣人!」這句話對馬英九先生的選情是有很大幫助的。當然,馬英九先生向來清新的作風以及正派的形象,受到民眾的肯定,也是他當選台北市長的助力。
說回在民進黨執政八年後,馬英九再度成為候選人,代表國民黨出來競選總統。其實在當時,他和代表民進黨參選的謝長廷先生可以說都是一時之選。尤其謝長廷年輕的時候做過律師、台北市議員,後來擔任高雄院轄市的市長,並且在民進黨執政時期也擔任過行政院長,現在要競選總統,當然是具有雄厚的實力。只是,當時陳水扁貪汙案彌漫社會,也就使得馬英九清廉正直、公正無私的形象,受到台灣民眾的肯定、接受,覺得他比較適合出任總統。
馬英九先生確實很守法,有不沾鍋的清譽。在他競選黨主席的時候,也曾到佛光山幾次,有一次還在山上住了一宿。隔天早晨起來,他仍然維持每天晨跑運動的習慣,那天我們大慈育幼院的小朋友也陪他跑了一程。
但是就在他即將參選總統前,卻因為首長特別費案被起訴,一度心情低落。關於什麼是特別費?特別費應如何運用?當時報紙都沒有特別報導說明,以至於許多人對此都不甚了解。其實,全台灣每一位首長都有特別費,假如馬英九先生一個月的特別費是十萬塊錢,按照規定,這十萬塊錢是可以自由運用的,只要報帳就可以。只不過這當中,馬英九先生有一筆特別費的帳目,部屬以他認養的流浪狗「馬小九」的日常開支發票報帳。這在選舉期間,也就成為很嚴重的事了,民進黨為了這事緊追不捨,「你怎麼能拿公家的特別費去養狗呢?」
事實上,這件事情已經不是馬英九一個人的問題,而是關乎國家長期以來的制度問題,因此,也使得當時七千多位的政務首長都遭到了偵查起訴。
不過,正當首長的特別費鬧得沸沸揚揚的同時,其實總統陳水扁先生使用國務機要費去支付日常開銷,才是嚴重的事情。但那時候,民進黨人士卻什麼都不講,就專打馬英九先生的特別費。我為了這件事情,也替馬英九感到委屈,因此特別在報紙民意論壇上發表了兩篇相關文章。事後,當我在宜興大覺寺巡視工程的時候,還接到他給我打了電話表示謝意。後來,聽說他獲得不起訴的消息,終能還他清白,我也非常高興。
在馬英九先生終於可以出來競選總統,但還沒有公開活動的時候,他又上山來向我致謝。那時,正逢我們舉辦「翰林學人聯誼會」,有數千位碩、博士,以及大學教授、學者前來參加。
馬英九先生來到會場與大家打招呼時,我靈機一動,就說:「馬英九先生他已經失業,沒有工作了,拜託大家幫他找個工作。」因為當時還沒有公開競選,不能把「選總統」這類的話說出來,我一時之間有這樣的靈感,也就如此一說了。大家聽了都會心微笑,抱以熱烈掌聲。之後,馬英九先生正式在各處展開競選宣傳時,也都使用「為馬英九找一個工作」這句話。選後,馬英九先生果真找到了工作,當選為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
實在說,馬英九先生這個人,有與人為善的性格,尤其攸關淨化人心的活動,他總是樂於參加。例如,二○○六年時任台北市長的他,出席我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的佛學講座,我們以「出世與入世之融和」為題,進行對談。二○一○年,佛光山佛陀紀念館舉行「第一次地宮珍寶入宮法會」,馬總統也蒞臨會場,共襄盛舉。乃至於二○一一年,宜蘭礁溪的佛光大學舉行畢業典禮,他也應邀與會,並與外籍學生比賽炒米粉,學生們都歡喜地與馬總統互動,氣氛輕鬆愉快。
尤其由文建會主辦、國際佛光會承辦的「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愛與和平宗教祈福大會」,在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盛大舉行時,馬英九總統更偕同行政院長吳敦義先生親臨會場,和與會的一貫道、天主教、佛教、回教、道教及基督教等宗教代表共同祝禱,祈願世界和平、人民幸福安樂。
此外,二○一○年高雄市長選舉,馬英九先生為了南部的選情,坐專機南下,第一時間就上山來跟我講說黃昭順女士競選的問題。其實,對於黃昭順、楊秋興之間怎麼友好的規劃,我早就為他們兩人盡了心力。至於我做人,一向不計成敗,最後結果如何,我也不勉強,但是我用的心都是好意,覺得對得起大家了。甚至於陳菊女士,他很能幹,聲望高,最後能當選市長,我也寄予祝福。我想,這就是「民主」,誰當選了,就擁護誰。
在民主政治的時代,經常都要舉行選舉。台灣自實施選舉以來,大大小小選舉不斷,選舉結果,誰上台、誰下台,對選民來說,早已是很平常的事了。但是對政治人物而言,有的人上台很容易,下台很困難;有的人則是上台不容易,下台很容易。
綜觀上台不容易的人,往往比較君子風範,他不計較名位,不一定執著要上台;下台很容易的人,也是君子,他不戀棧公職,隨時可以替換;很容易上台,甚至於爭取上台而不肯下台的人,也就難以究其原因了。
在陳水扁先生擔任總統期間,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先生於台北發起「反貪倒扁運動」,並於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上,聚集了幾十萬的「紅衫軍」,要求他下台。其實,那時候如果陳水扁先生能下台,會比較光彩。
我在美國旅行,看到當地幾十年來的總統,從羅斯福、杜魯門,到後來幾任的總統,誰上台、誰下台,好像都不把它當成一回大事,經常都是還不知道某人當選總統,他就已經在為人民服務了。甚至任期到了,也都不知道他已經離開總統職務,到某處去做律師,或到哪裡去經營農莊了;他們總是這樣來去自如。
我覺得,所謂「民主」,就應該如此,確實的把民意提升,把職務、名位的價值降低,而不是到了選舉的時候,才一聲又一聲懇切地「拜託、拜託」,選舉之後,則只顧自己意氣昂揚,根本就看不到民眾。當然,也不一定要看到民眾,但是要知道民事;服務公職的人,就應該要替民事用心才是!
我個人一生不拜訪權貴,不走機關衙門,台灣各地的政府,我從來沒有自己提說要去拜訪哪位首長或政治人物。雖說我去過總統府,但那也是因為蔣經國、陳水扁先生找我去的;我去過高雄縣政府,那是由於楊秋興縣長當選五星級縣長,我受到高希均先生的活動邀約而前往頒獎。到訪台北市政府則是因為舉辦活動,順此受市長郝龍斌先生之邀而在客廳坐了十分鐘。
總之,我雖然曾和許多總統候選人或縣市首長有過來往,也幫助他們化解了許多問題;但是我從來都不拜託他們為我個人做什麼事,只希望他們能為人民謀福利。
又例如,我也支持過余陳月瑛女士選舉高雄縣長;也曾經到宜蘭,為游錫堃先生競選助陣。說來慚愧,像我這樣一位國民黨黨員,支持民進黨候選人,本是要受國民黨黨紀處分的。但是我一介僧侶,並沒有什麼政治立場,只是覺得在台灣,為了謀求人民的幸福安樂,應該落實所謂的「選人不選黨」而已。
過去,我也曾經在《人間福報》上呼籲,恢復「選賢與能」的口號;尤其「選人不選黨」,是現在政黨之間應該要有的風度。因為在台灣,有時候個人的聲望遠遠凌駕於政黨之上,黨不讓他出來參選,讓他不能提升自己,他也就只有選擇脫黨了。
所以,讓「選賢與能」復活,才是全民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