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59　◎我與日本佛教的友誼

說到中國和日本的關係，從唐代開始，日本派遣唐使、遣唐僧到中國學習中華文化；接著，邀請中國的高僧鑑真大師到日本弘法，之後千餘年來，中日之間的恩怨情仇，就很難釐清了。尤其滿清末年，中日在甲午年間的海軍一戰，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台灣、澎湖及台澎附屬各島嶼；此後又逼迫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引起五四愛國運動，從此中日關係就一直糾纏不清。

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對日抗戰期間，兩國的損失、死傷的慘烈，真是何苦來哉！所幸日本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布無條件向同盟國投降，中華民族贏得抗戰最後的勝利，才收復了東北、台灣、澎湖等地區。

日本投降之後，不幸中國的內戰又激烈的展開。國民黨敗退台灣，我也在一九四九年正月，組織僧侶救護隊來到台灣。想不到一時的臨時起意，一生的歲月，可以說和台灣休戚與共。雖然我在台灣六十多年，也到過全世界訪問，在各個國家建設道場，但是關係最密切的還是在亞洲，如印度、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韓國、日本等，數十年的歲月不斷地交往。而我和日本的往來，也有一些值得回憶的事例，僅就記憶所及，略述如下。

我和日本佛教界最初的往來

先是一九六三年，我代表中國佛教會到日本訪問，承蒙全日本佛教會派遣國際部長柳了堅、組織部岩本昭典先生全權負責，接待我們訪問日本所有佛教宗派的大本山，讓我認識了東本願寺的大谷光暢、西本願寺的大谷光照、高野山的高峰秀海、臨濟宗妙心寺的古川大航、臨濟宗大德寺的小田雪窗、曹洞宗總持寺的岩本俊智、金剛秀一和丹羽廉芳，東大寺的狹川明俊、四天王寺的出口常順等許多管長級的佛教人士。

除了這些諸山大德之外，和我們友好的旅日華僧，就屬東京的清度和神戶的仁光兩位法師了。清度法師是東北人，一口標準的日本話，個子很高、很莊嚴，一路上對我們都很照顧。仁光法師是神戶關帝廟的住持，曾經送我們《鐵眼大藏經》，後來也交往多年，是一位很有德的仁者。他在日本雖沒有什麼事業，但是人在日本，心在中國，這在當時是很難得的。

自由活動的時候，日本學者塚本善隆先生感念我是從中國到台灣的出家人，特地請仁光法師陪同，我們三個人就在京都一個大飯店裡，吃了一桌日本人做的中國料理，相當豐盛。在日本，塚本善隆教授是研究中國佛教的權威，也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京都國立博物館館長，京都千年古剎清涼寺的住持。後來我們佛光山的慈惠法師赴日留學，還曾經親近他學習，可以說是稀有難得的因緣。

宴會當中，他表示，非常感謝中國的大國大量，過去日本派青年學子，如：藤原清河、阿倍仲麻呂等遣唐使到中國留學，也有日本的出家人，如：榮叡、普照到中國邀請鑑真大師赴日本弘法；乃至後來開創日本真言宗的空海、開創天台宗的最澄、開創日本曹洞宗的道元、開創日本臨濟宗的榮西，以及圓仁、圓珍等，他們到中國學習，都是由中國接待吃住，從未聽說花費金錢。而現在中國的年輕人到日本留學，學費昂貴、住宿昂貴、飲食昂貴，真是難為了這些青年學子，深感日本佛教對不起中國佛教，愧對中國人。

記得那一次訪問日本兩個禮拜，要離開的時候，全日本佛教會的岩本昭典把身上的鋼筆、手錶，所有口袋裡的東西，通通掏出來送給我。我感受到日本人的盛情，在戰後能有如此的親切往來，是很值得懷念的事情。

一九六四年，我在高雄建設壽山寺，舉行落成典禮的時候，日治時代駐台灣負責傳教的布教師東海宜誠，也來參加我們的典禮。他以一口流利的台灣話致詞，在當時，很能引起台灣人對日本人的好感。

後來，日本佛教界不斷地組團來台灣，或觀光，或有一些議員在政治上和台灣有所往來。因為日本也是一個信仰佛教的國家，據聞，過去日本聖德太子在國家的憲法第二條規定：全國人民要信奉三寶。基於佛教界「冤家宜解不宜結」的道理，我們也覺得有必要展開對日本的友誼，可以說早期的台灣，如果不靠日本的廣告、醫藥、食品等，日子也不太好過。

台灣光復初期，與日本人的書信來往還不太方便，但是我在日本買的佛教書籍，都能順利的收到。尤其宜蘭的一位信徒吳和鈴居士，他的妻子是日本人，喜歡閱讀日文書刊，但是日本書要進口相當困難，所以都以我的名義寄來台灣，再轉交給他們，他們也非常歡喜。

這段期間，國民黨政府注意到台灣和日本的佛教應該要有往來，所以國民黨社工會蕭天讚主任親自到山上拜訪我，要我代表台灣擔任「中日佛教關係促進會」的會長；日本方面，則由日本曹洞宗的管長丹羽廉芳老禪師代表擔任「日華佛教關係促進會」會長，我們還相約每年組團相互訪問。

丹羽廉芳老禪師實在是一位可敬可愛的老和尚，慈眉善目，待人真誠，曾拜訪過佛光山、台北別院等。記得我和他初識的時候，他還是副管長，我問他：「什麼時候可以做到管長？」他說：「我們日本宗派裡的管長，要看誰的壽命長，這是生命馬拉松，看誰活得長久，最後才能上台。」後來他當上管長，我們兩會還繼續互有往來。

在我們互相訪問期間，拜訪過佐藤榮作首相，也去過他家裡。後來他想把房子賣給我們，不過當時我們實在買不起，只好作罷。因為佐藤首相的關係，我訪問過他支持的新興教團「立正佼成會」，認識了當時的會長庭野日敬，也是他們的創會會長。我在開山之初，庭野會長還曾經派他兒子組織的「青年之船」四百餘人到佛光山訪問交流。

兩件遺憾的事

回憶所及，我在訪問日本的期中，有兩件事感到遺憾。

第一件事情，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人有意將明代高僧隱元隆琦禪師在京都建設的黃檗山萬福寺交還給中國；然而，當時中國陷於內戰，沒有人有餘力來留意接收。時隔了十年，我去訪問的時候，日本人主持的黃檗山還是遵守當初隱元禪師的遺風：凡是掛單的人，一定要誦念中國的經文，所有生活，都還是按照中國的禪林規矩。戰敗後的日本復興很快，後來要想再去接收黃檗山，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了。

第二件事情，我在橫濱曹洞宗的大本山總持寺發現，和唐代馬祖道一禪師同一個時代齊名的石頭希遷和尚，他肉身不壞的遺體還很完整地放在他們的倉庫裡。一代宗師淪落至此，我看了實在心有不忍。

隔了多年，我建議內政部部長邱創煥先生，將台北東和禪寺（日治時代為日本曹洞宗之台灣分部）旁的違章建築遷移，建立一個國際道場，再把石頭希遷和尚的肉身迎回來供奉，這是我得到日本曹洞宗總持寺的負責人首肯的。可惜，邱部長認為遷移三百多戶的違章，又要重建大樓，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也就婉拒了我的建議。

另有一件實在不可以原諒的事情，就是「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每兩年舉行一次，在世界各國輪流召開會議，一九七八年的第十二屆大會在日本東京舉行，聽說日本東道主有意邀請台灣和大陸共同參加，當時大陸和日本還沒有建交，台灣可以堂堂正正的前往開會，可是他們來信徵詢中國佛教會出席的邀請函是以英文書寫，時任常務理事的有白聖法師和我，當然白聖法師不會讓我參與，他自己就回答對方：「不參加。」

到了要開會的時候，國民黨政府知道了，覺得失去參與國際會議的機會，是削弱台灣的地位，有所不智，就要佛教會再去爭取參加。於是中國佛教會推舉我擔任團長，和聖印法師、淨心法師、慈惠法師、翁茄苳居士組織一個交流訪問團到日本。

因緣很巧，主其事者正是全日本佛教會的岩本昭典，他出面接待我們。我向他提出我們要參加的願望，他說：「報名的日期已經截止，而且是台灣的中國佛教會回函說不參加的，實在很難恢復。」所幸，慈惠法師用嫻熟的日文替我翻譯，再加之岩本昭典和我們過去的友誼，當時大家都很年輕，彼此惺惺相惜，所以日期雖然過去了，他還是從檔案櫃裡拿出資料，更改了我所希望的時間，於是通過了台灣的參加權。

我記得淨心法師在回程旅途中，還讚美我說：「星雲法師，如果由你來做外交部長，那我們台灣該有多好啊！」我忽然感覺到，其實淨心法師並不是不可以交往的人。不料，回到台灣，在中國佛教會的會議上報告的時候，因為我在佛教會一向採取低調，原本應該由團長說明，但我還是請淨心法師上台報告。沒想到他在報告時，說這些都是他爭取的功勞，我在一旁聽了，只有不開口一笑置之。

我與新興宗教的往來

由於早期和日本佛教界的一些友好因緣，戰後不少的新興宗教，我也樂於和他們來往。最初是「創價學會」，我們對這個新興的教派寄望很高，後來發覺他們和佛教漸行漸遠，慢慢轉而從政去了，所以創價學會沒有成立佛教會，而是成立了「公明黨」，成為日本的政黨之一。由此也可以看到，佛教太熱衷政治，會冷卻一切智慧的發展。現在的創價學會裡，佛教所占的分量也不知道剩下多少了。

還有立正佼成會，除了早期有個「青年之船」和我們交往，幾年後，他們要召開世界宗教大會，主動向我們表達希望在佛光山舉行的意願。佛光山「破船多攬載」（揚州歇後語），但也不計較，所以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國際自由宗教聯盟第三十二屆世界大會」就在佛光山舉行了。

此外，「靈友會」、「生長之家」都是我在訪日期間參觀拜訪過的新興教團；還有橫濱的孝道山，也和我們有過交流。孝道山的創始人岡野正道伉儷，太太能幹，先生老實，其實教團主要還是太太在經營。他們曾在橫濱舉辦過花車遊行，不亞於美國洛杉磯的玫瑰花車遊行，也不亞於我們台灣過去國慶花車遊行的盛況，一場盛會，總有數百萬人參加。

後來，承蒙岡野正道夫婦多次到佛光山訪問，可惜那個時候佛光山正在開山之際，還沒有什麼力量和他們交往，但我曾經專程率團到孝道教團訪問，在他們的大會堂做過講演。孝道教團在台灣，除了和佛光山交流，與中國文化大學的往來最為頻繁。因為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和岡野先生的友好交誼，學校裡有不少學生接受他的獎學金資助。

我對於這些新興的教團，也曾寄予佛教未來的希望，但是日本傳統佛教界警告我，要我少和他們接觸，我想，這大概就是佛教裡，傳統不容易接受新思潮，不求改變、不容易見人好的心態吧。我為了避免被他們認為佛光山參與新興教團的活動，後來就沒有和他們做進一步的交往了。

教育學術的交流

國民政府遷台後，要和日本建立關係，首先就想到派一些佛教界的人士到日本留學，這個政策也獲得日本政府的同意。可惜的是，當時在台北有權威的人士並沒有想到佛教的青年，只想到與他們有關的人，如過去曾在大陸常州天寧佛學院擔任教務主任，應該已四十多歲的圓明，再加之很多大德都有許多在家的弟子，就派遣了他們的弟子，一位姓李的、一位姓蕭的到日本留學。我們這些年輕的人當然也希望有機會多學習，但是礙於沒有背景、沒有靠山，只有望學興嘆了。

後來我自己也曾想過獨自到日本學習，因為當時在台灣還沒什麼成就；那一年是一九五七年，我預備把信徒捐獻給我一棟在北投溫泉路一○二號的房子賣了，自費到日本留學，並且將我寫的《釋迦牟尼佛傳》拿去提出申請，也獲得了東京大正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同意書。

我之所以要去日本，只是想說明一點：那個時候的社會，一般人看到佛教界有人到日本念書都是有去無回。因為在日本受環境影響，大多數的人都不希望再回來過中國苦行僧的修行生活，所以到日本之後就洋化了。我立志一定要改寫這一段歷史，要為我們男眾比丘爭一口氣，意思是：「我會回來！」

後來美國總統艾森豪訪問台灣和日本，引發日本學界掀起學潮，反對艾森豪的訪問，我心想：「難道我到日本，也是要跟他們一樣，天天參與學潮嗎？」

其實還有一個主要的原因是，信徒萬隆醬園的總經理朱殿元居士有一天跟我說：「師父，您已經是我們的師父了，為什麼又一定要去日本做學生呢？」他的一句話，也等於給我的一記當頭棒喝，是啊！我既然收弟子，做了人家的師父了，怎麼又要再去做別人的學生呢？於是打消赴日留學的念頭。

不過，我還是認為佛教的僧青年應該廣學多聞，要給予大家學習的機會，所以佛光山開山之際，各方運作都已經稍具規模，就派遣弟子慈惠、慈嘉、慈怡先行到日本留學。慈惠先到日本佛教大學就讀，後來又去大谷大學修學文學碩士學位；慈怡、慈嘉在佛教大學分別取得文學碩士學位及修學社會福祉。接著再有慈容到同志社大學，又到佛教大學社會福祉系進修，慈莊也進入佛教大學。

後來，依空到東京大學，取得印度哲學研究所文學碩士；返台後，再獲得高雄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依昱先後取得駒澤大學人文研究所碩士、愛知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一時佛光山子弟留學日本風氣之盛，和學界一些名教授，如：鎌田茂雄、中村元、平川彰、水野弘元、安藤俊雄、水谷幸正等教授，也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還記得當年我和慈莊、慈惠送依空進入東京大學讀書的時候，承蒙日本名學者水野弘元先生親自接待。我深感到：佛教會因為人才的成長而改變佛教！

佛光山送弟子到國外留學，由最初的六○年代到日本，七○年代就到歐美，如倫敦牛津大學的永有；八○年代以後，再派慧開到美國天普，依華、覺明到印度，妙士及永東到西來大學，依法到耶魯，依恩到韓國，滿潤、滿庭等到日本，以及到巴西聖保羅大學的覺誠。

到了九○年代，大多數的弟子就到中國大陸去留學了，如北京大學的滿耕、覺舫，人民大學的妙中、復旦大學的覺冠、廈門大學的滿庭、四川大學的滿紀、蘭州大學的覺旻、武漢大學的妙皇、南京大學的滿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覺多等，都獲得博士學位。唯望這許多青年子弟，能了解佛光山栽培留學生的苦心，發心為佛教。

我自己則有一個感覺，在這個當中，凡是個人有什麼成就，都是佛教的、常住的，不是自己的。所謂「臨濟兒孫滿天下」，我們這些禪門臨濟宗的子弟、佛光的學子們，能有機會到世界各地留學深造，如今都已經取得學位了，不知道大家未來對佛教能做出什麼貢獻呢？

此外，為了讓更多的青年學子們開拓思想，學習對佛法的經營運作，我也曾經不惜一切，請過日本的名學者如中村元、平川彰、鎌田茂雄、牧田諦亮、水野弘元、前田惠學、水谷幸正、木村清孝等人到台灣講演、上課，在我們叢林學院的講台上，這許多名師都曾經做過獅子吼，但是我們的這一群學子，有被這聲獅子吼驚醒過來嗎？

日本的佛教學者對於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佛教的源流，甚至中國佛教的研究，都是分層別類、孜孜不倦；現在大陸的一些大學也有宗教學系，但是他們研究佛教，往往偏重於中國的佛教，頂多是儒釋道合流；台灣研究佛教，則重視科學的、倡導未來的世界，然而未來的世界遙不可知，一時也難見結果。所以我們很欽佩日本的研究精神，可以說，他們的佛學研究比我們進步一百年以上。

其實，台灣應該轉移一個風氣：政府要獎勵佛教界的學術研究。過去對佛教的獎勵，就只有看到慈善、救濟，例如哪一個神廟做了救濟，就頒給它一塊牌匾，但是慈善救濟應該是政府做的，不是民間，一般民間怎麼做得起呢？假如能給予我們佛教一些研究經費，佛教對社會的貢獻還是能有可為的。雖然現在也有學術機構獎勵研究，只要提出計畫就能提供研究經費，但也是管理不善。

講過了留學、教育，與教育有關的還有學術交流會議。其實早在三十幾年前，佛光山每年舉辦國際學術會議，我邀請了世界的名學者，尤其日本當代的知名學者，如上述的中村元、平川彰、鎌田茂雄以及柳田聖山、前田惠學、梶山雄一等，可以說，我把他們都網羅到佛光山來。主要是我個人很有心結交學界的朋友，也擁護學者，有一點機會，總希望學術界能團結起來，共同發揚文化，增進彼此的友誼，進而光大佛教、促進人類的和平。

歷史的生命——文化出版

除了教育、學術交流之外，我對於日本的文化界更加重視。當初慈惠等弟子在日本留學時，他們也不辜負常住的期望，經常將吃飯錢省下來，把日本學界出版的名著，像日譯《南傳大藏經》、《國譯一切經》、《望月大辭典》、《中村元全集》、《鈴木大拙全集》、《佛教講座》，各種日文版的大藏經，以及宇井伯壽、常盤大定等名學者的著作，儘可能一次又一次地請購回來，以擴充常住的藏書。日本的書籍都裝訂得非常講究，除了書以外，還會附一個書套子保護書籍；我也為未來的圖書館做好準備，將這許多得來不易的圖書都收藏到櫥子裡。但是過了兩年，再來看這些書的時候，書沒了，只剩下一個空的書套子，聽說是某一位徒弟私自拿走，送給了學者教授。

日本的書籍很貴，戒嚴時代也不容易進關，但是佛光山的子弟都是省吃儉用地把書買回來，後來就想到我們自己來翻印，例如宣傳影印大藏經，當時這些書不准進口，是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請外交部部長葉公超先生用航空運回來的。孫夫人也受我們影響，歡喜佛教的文化、教育、青年，甚至他也跟我們一樣，口中常常是「為了佛教」、「為了佛教」，孫太太的性格熱情、開朗，只要為了佛教，什麼都願意布施。

說到日本的教育文化，雖然過去佛教從中國傳入日本，他們的教育、文化受中國的影響也很深，但是日本的佛教後來居上。除了憲法裡規定人民要信仰三寶，佛教各宗派辦的大學也不少，如：臨濟宗的花園大學、曹洞宗的駒澤大學、真宗本願寺派的龍谷大學、大谷派的大谷大學、真言宗的高野山大學、淨土真宗的佛教大學等。尤其日本的佛教出版界鼓勵研究新思想，但他們不好高騖遠，所有學者都走原始佛教的路線；例如寫一本佛傳就有國家獎勵，因此在日本，光是釋迦牟尼佛的傳記就有幾十種，可是我們中國卻一本難求。雖然古代有木刻本的《釋迦如來成道記》，但是今天文化發達了，我們的佛傳又在哪裡呢？

我之所以對日本有這樣的來往，主要是當初為了寫《釋迦牟尼佛傳》，除了一部《大藏經》，沒有其他的參考資料，頂多是藏經裡的《佛所行讚》，此外就是日本武者小路的《釋迦》，這本書提供我不少的資料。所以我斷斷續續的學習日文，雖未成功，但是略懂方法，尤其我還翻譯一本森下大圓的著作，而成《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但是印順法師對此卻深不以為然，他認為我應該從事學術性的著述，不應該去做這些信仰的東西；承蒙演培法師從旁替我說話，他認為這本書很有學術性，並不如他說的那樣，由此也可見印順法師重視學術更甚於重視信仰。

時隔多年，現在台灣的有鹿文化出版社又把這本書重新出版，名為「人海慈航：怎樣知道有觀世音菩薩」，我覺得在這本書裡，有人間佛教奉行觀世音菩薩的修行，所有譬喻都是人間的，把它視為人間佛教的教科書也不為過啊！所以就想到佛教裡的經典，尤其像《法華經》，光看文字雖不容易理解，但是真正講起來，都是佛法；能夠從理敘事，從事入理，意義就不凡了。

此外，日本佛教辦的《中外日報》，在五十多年前，每日發行量就多達數十萬份，一般寺院都有訂閱；各地的佛教書店、出版社，如：京都的法藏館、其中堂、平樂寺書店，東京的三喜房佛書林等，以及佛具店林立，這就是歷史的生命。思想及此，對日本的佛教文化的蓬勃現象，不勝感佩！

我在日本的朋友們

在我的日本朋友當中，除了前述諸大名山的長老大德，如丹羽廉芳、中青年的岩本昭典等人以外，近二十年來最引以為好友知己的，就屬吉田實先生了。

吉田實是日本《朝日新聞》的記者，曾在新加坡擔任支局長，後來又調派到大陸做特派員，他和我一見投緣，一直很衛護我，一再地替我解開大陸對我的誤解；也曾在日本的報刊上，寫過多篇介紹我的文章，甚至為了推舉我，還特別請我到日本國會大廈的憲政會館講演。

記得那一年（一九九一），正是我不小心跌斷腿骨，起初我跟他講不能去了，他說：「沒有關係，我們還是歡迎你來講，因為日期、地點和邀約的聽眾等都已經訂好了。」就這樣，我雖然坐輪椅，為了講求信用，承蒙他們不棄，我依然如期前去講演。

那一次他們要我講的題目是「二十一世紀的訊息」，哪裡知道這麼進步的日本，在國會的憲政會館裡面竟然沒有殘障坡道，最後是現場的幾位議員一起幫我把輪椅抬上講台。那一刻，我忽然有一個念頭：多少年來，中國人都是給日本人欺負，假如日本人和中國人能有這樣的情誼，大家不必計較大小、貧富差異，中日是兄弟友誼邦交，那是多麼美好的事情啊！

吉田實先生和我有著深厚的友誼，他一直想要完成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我能協助他促成台北故宮和北京故宮的文物聯合在東京展出。我為了此事，特地去拜訪故宮博物院的院長秦孝儀先生，最初秦先生一口答應，沒有問題，但只有一個條件：要展出，就只有兩個故宮，法門寺的文物不可以參加！因為他認為兩者就內容上，台北故宮是有超越北京故宮。

後來，台灣政府大概也有人提出建議，需要日本政府出面保證這些是台北故宮的文物，展出後務必再送回台北故宮。但是日本政府不敢承擔這個責任，因為他們也擔心這些文物到了日本，萬一被大陸追討回去，台灣本來是一片好意，願意成就這一樁美事，到最後卻賠了夫人又折兵，划不來，所以此事就不能達成。

後來佛光山在日本成立道場，我每次到日本，吉田實先生都是第一個來拜訪我，他很多的朋友也陸續邀約我訪問。在他去世前，他寫了一本有關他一生從事記者訪問的書，書名是《三十五年的新聞追蹤──一個日本記者眼中的中國》，裡面有一章特別敘述我和他的往來關係。吉田實先生在二○一○年去世，對於這麼一位老友的凋零，令人不勝唏噓！

吉田實先生過世了，接著與我友好的一個新朋友，就是蔣曉松先生。蔣先生雖然旅居日本，但他是大陸國家政協的常務委員，在世界各地辦了好幾所高級大飯店；他是一個文化人，也是一個社會活動家，揚名國際的「博鰲亞洲論壇」就是由他推動和策劃的。尤其二○○二年，在海南博鰲召開首屆的「博鰲亞洲論壇」，大陸國家主席江澤民先生等領導人都有參加，我臨時受他邀請，也參與了這場盛會。兩年前他在日本過六十大壽，邀約我前去參加他的餐會，在座的還有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澳洲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等重要人士。

我和蔣曉松先生在世界各地常有聚會，他曾在訪問台灣時，到佛光山來拜訪我。二○一一年底，佛光山佛陀紀念館落成，蔣先生特地前來參加佛陀舍利安座典禮，並承蒙他在致詞中盛讚：佛陀紀念館對人類文化、宗教、歷史有著深遠的意義，是中華之光，也是未來佛教徒的朝聖地。他的一番話，給予我們很大的鼓舞。

不久前（二○一三年一月），我到海南島弘法，蔣曉松先生告訴我，他將在博鰲設立「亞洲文化機構」，並與前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前澳洲總理陸克文，以及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劉長樂、國家旅遊局邵琪偉局長、國台辦主任王毅等人一同倡議，我樂見其成，隨後也題寫了一筆字「博鰲亞洲文化」祝賀。

其實，和我有過友好往來的日本朋友當然不只這幾位，實在無法一一記述，僅在此一併表達我為他們的祝福。

近二十年來的往來──佛光會與佛光山

我一直很感念過去日本對中國曾有主動的來往，如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他們願意將中國在日本的寺院、文物歸還中國，玄奘大師的頂蓋骨送回台灣供奉就是一例。我也曾建議相關人士，供奉在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唐代高僧鑑真大師的坐像可以送回揚州，讓揚州人瞻仰，對中日的友好邦交可能會有一些幫助，彼此就有了來往。後來，唐招提寺的鑑真大師坐像，果真在一九八○年四月第一次送回揚州省親。

接著二○一○年十一月，鑑真大師坐像又再次回到揚州，暫時安奉在大明寺旁的鑑真圖書館，承蒙主辦單位的盛情邀約，我也參與了這場盛會。在揭幕儀式上，我說：「一二五○多年前，揚州的前輩鑑真大師到日本，將中國的醫學、建築、農業、藝術家等專業人士帶到日本，也帶去了衣、食、碗筷等文化，對日本文化有重大貢獻，可以說是中國的大師、日本文化的太陽……中國和日本向來是兄弟之邦，希望日本各界每年隨鑑真大師法像回揚州大明寺娘家，也藉由鑑真大師的因緣彼此常相往來。」

這一次鑑真大師回揚州，日本方面，有日本原國土交通大臣冬柴鐵三、奈良縣知事荒井正吾及東大寺管長北河原公敬、唐招提寺長老松浦俊海等人組織的友好訪問團近百人前來；大陸方面，則有國務委員唐家璇、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會長葉小文、江蘇省政協主席張連珍、江蘇副省長張衛國、揚州市委書記王燕文、揚州市長謝正義、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傳印法師、復旦大學歷史系錢文忠教授，以及與會的僧信四眾等，共同見證這歷史的一刻。

除了建議鑑真大師回揚州，我也曾向湖南的領導們提出建言，再能把石頭希遷和尚的肉身舍利從日本請回湖南，不失為中日友好往來的一樁盛事。不過這可能需要政府出面，光靠地方的力量還是不夠。

關於石頭希遷和尚其人，「江湖」這兩個字的由來，就是和這位禪者有關係。因為在唐代，參禪學道的風氣很盛，一般青年學子不是到江西親近馬祖道一禪師，就是到湖南親近石頭希遷禪師，這些佛教的青年僧為了參學，就在江西、湖南兩地奔走，於是有了「走江湖」之說。但是「江湖」兩個字流傳到現在，卻成為社會上組織幫派或賣藝雜耍人士的術語，反而失去當初禪門弟子親近大德參學的原意了。

近二十年來，我和日本的往來，主要是透過國際佛光會和日本佛光山道場的因緣。起初是早期留學日本的弟子向我提議，也有一些僑居日本的信眾多次向我表示，希望佛光山能在日本成立弘揚人間佛教的寺院道場，我就請當時在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擔任祕書長的慈容法師從旁關心協助。

首先是一九九一年，我們在東京杉並公會堂成立東京佛光協會，並邀請時任亞東關係協會駐日機構（後更名「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的代表許水德先生、高雄縣長余陳月瑛及佛教大學前校長水谷幸正致詞，有近千名日本信眾及華僑會員參加，選出西原佑一擔任會長，林佳添、孟子雁、吳淑娥為副會長。

隔年，我到東京佛學講座時，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的理事，也是留日東京華僑總會副會長劉秀忍居士、東京協會的西原會長及副會長，齋藤貿易董事長陳逸民顧問，前立法委員暨前日本中華聯合總會副會長謝文政、謝張芳珠夫婦，以及邱美艷、葉山勝中、白文美等信眾，他們熱切地向我提出籌建道場的請求；我到大阪，當地的信徒也表示要設立佛堂，他們說︰「大師！我們會發心籌建佛堂，您要派法師來這裡領導我們啊！」看到信徒們的熱忱，實在令人難以辭拒，所以佛光山在海外的道場，如巴西的如來寺、紐約講堂、倫敦道場、澳洲南天寺、中天寺、紐西蘭南島佛光山、紐西蘭北島佛光山等，都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相繼成立。想到佛法講的因緣，因緣不具足時，光是想也不會有；一旦因緣聚合了，要推也推不去啊！

就這樣，佛光山在日本先後成立了東京別院（後更名「東京佛光山寺」）、大阪道場（後更名「大阪佛光山寺」），分別由早期留學日本的慈惠、慈莊、慈怡法師主持寺務及人才培養等各項運作，為佛光山與日本佛教界、學術文化界的友好交流打下重要的基礎。

佛光會的發展，則是從一九九二年，於美國洛杉磯音樂廳成立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在第一屆會員的代表大會中，日本佛教界的大德水谷幸正先生榮任副會長；此後國際佛光會每兩年在世界各地召開一次的會員大會，分別在加拿大、澳洲、法國、香港、南非等國家召開，每次都有約五千名代表參加。到了二○○二年，第九次的會員代表大會，就到東京的太陽城王子飯店召開，參加者也有五千人以上。

佛光人在日本，除了協助道場弘揚人間佛教，也做了許多文化交流、教育推廣、急難救助，及社區關懷，如：淨灘、掃街、慰問老人等社會服務工作。從最早西原佑一擔任東京協會創會會長，到歷任的西原千雅、林寧峰、曾文宏、瀬川淑子、邱美艷，關東協會的毛利友次、太田愛子，大和協會的菊地安通、友成元一，理事、會員幹部如劉秀忍，陳逸民、盧阿卿伉儷、謝文政、謝張芳珠伉儷、葉山勝中、林佳添、植垣惠子、白文美，小笠原弘晃、小笠原宜霖伉儷、鷹觜英、河維寧等；為大阪道場成立時奔走付出的亞東關係協會的沈國明科長、黃秀吉夫婦，以及會員信眾豐田秋雄、張元禮子、林壽美子、謝美香和所有在日本這許多發心出錢出力，默默護持人間佛教發展的佛光人。由於他們的無私奉獻，人間佛教在日本走出了一條光明的道路，我僅在此為他們表示由衷的讚歎與祝福。

記得有一次，水谷幸正先生到佛光山為日文佛學院的同學授課時，他告訴我︰「每次到台灣來，看見佛教的蓬勃發展，都令我感到慚愧。因為日本佛教最大的特色，就是彼此宗派色彩非常濃厚，因而找不出一個真正能代表日本佛教的團體。國際佛光會是脫離宗派、種族、地域、國籍的一個社團組織，具有超越和融和的特質，所以能在國際間受到認同。佛光山的朝氣和弟子們為教弘傳的精神，頗有激勵的作用，尤其是看到大師，我的生命力就更活躍了一點。」

我曾因應日本地區信眾的希望，先後為陳逸民、盧阿卿及青年分會首任會長鷹觜英、張惠娟兩對佛光人主持佛化婚禮，如今他們都是佛化家庭的表率。想到人間佛教的信仰在日本有所傳承，我也為他們感到歡喜。

在佛光人的各種發心當中，最令我感動的一件事，就是他們將我的著作翻譯成日文，如早期大阪的信眾陣一普睿、陣一普智翻譯《星雲禪話》、西原千雅翻譯《星雲法語》小叢書，還有瀬川淑子、益田絹子、關根春蓮、鷹觜英、森田陽子等，不定期翻譯我的著作，讓閱讀日語的人口也能透過文字般若，認識我們的人間佛教。我想，未來日本的佛教人間化也有希望了。

佛光山在日本的寺院，除了早期的東京別院、大阪道場，相繼又有福岡佛光山，富士山本栖湖畔的本栖寺，以及名古屋佛光山；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目前正在建設的法水寺。

法水寺位於群馬縣涉川市伊香保町，預定將成為佛光山在日本的本山。不久前，我到群馬關心法水寺的工程，當地觀光協會的課長伊藤信明、日本裕毛屋董事長謝明達、大和協會的菊地安通督導夫婦，現任會長友成元一、副會長木暮光司，法水寺工程設計師（楠山設計公司）鈴木政德，以及大和協會會員等三十多人也來到現場，我告訴他們：「日本的佛教很盛，其實不需要我們再來錦上添花，不過現在是講究彩色的世界，加一個顏色進來就可以多一種文化色彩；尤其佛教，日本和中國的因緣是分不開的。」

接著我又說：「佛教講究緣分，緣分條件夠了就容易成功。大和協會的菊地先生是本地人，因為他的關係，我們才到這裡來建寺廟。我們來，不是想要求取什麼，而是想為這裡有一些貢獻。我們也希望藉由這個建設的完成，能提供本地居民一個安定的力量，成為人生的加油站，精神的百貨公司。」

群馬涉川市的市長阿久津貞司和觀光協會的會長大森隆博對此事相當關心，後來他們還在本栖寺住持滿潤法師的陪同下，到佛光山來拜訪我。當他們參觀了佛陀紀念館的建設之後，都感到歡喜，也對人間佛教結合傳統與現代的弘法方式表示肯定。為此，我還特別交代佛光山日本教區總長慈容法師，明年（二○一三）要在法水寺召開一場全球佛光人的運動會。

佛教是一個重視開發內心能源的宗教，因此佛光山在日本的第一座寺院東京別院重建啟用典禮（二○○七年六月）上，我對與會的各界人士說：「日本寸土寸金，重建後的東京佛光山寺就如同三克拉的鑽石，希望能帶給每個人歡喜。」也期望未來群馬的法水寺落成之後，能將佛法甘露遍灑，讓每個人的心中都擁有人間佛教。

走筆至此，我深深地感覺到，佛教從佛陀最初度化五比丘，到今天佛法遍布全世界，我相信，只要有理念，佛法就能為人所接受；只要有信仰，就會有發展。唯願我們在全世界的佛光人，都能將佛法落實在生活中，為當地服務奉獻，人間佛教必然是未來世間的一道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