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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7 ※雲淡風輕的事件──從挫折中發展
我出生於一九二七年,今年是二○一二年了,八十六年來走過人生的風風雨雨,如今回首往事,無喜無憂,但有一些特殊事件,總也讓我體會到人生各種酸甜苦辣的味道,在此就記憶所及,約略一談。
我出生的時候,正逢蔣介石北伐和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在江蘇會戰。那一天,在揚州的一個小鎮上,我母親說:「門外正在殺人,你就呱呱墜地了。」少年的時候,聽母親這樣說,我還幽默地對他講:「我是不是那個被殺的人來轉世的?」被殺的是什麼人,我也不知道。總之,世界上今天少了一個人,明天又多了一個人,還是不增不減。
六歲以前的事情,大概都已不記得了;七、八歲的時候,知道自己很喜歡小動物,性格也很勤勞,歡喜幫忙做家務;九、十歲的時候,甚至於想做童工,幫忙父母賺點錢。橫豎也沒有錢讀書,也不知道讀書的重要,只覺得在家中很受父母疼愛,更應該力爭上游,做一個好孩子。
十歲那一年(一九三七),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爭開始,日軍很快的就攻打到南京城。我在揚州的家鄉,都可以看到南京大屠殺的火光沖天,熊熊烈火燒紅了半邊天。我隨著家人跟在難民潮裡開始逃亡,家裡都是孤兒寡母,即使逃難,也逃不到很遠的地方,於是就在附近的興化暫時住下來。外婆、母親捨不得家中的家當,逃亡的途中,經常和家人爭執著要回到淪陷區看看。
大概這一年的年底,日軍把江蘇全部占領了,在外婆的堅持下,我跟他花了二天的時間,偷偷返回江都老家,途中雖不是屍骨如山,但說屍骸遍野,一點也不誇張。因為久沒有生人活動,加上大地覆蓋一層白雪,整個空氣顯得清爽,卻又一片死寂。偶爾,為了躲避日本兵的追趕,就睡在死人堆裡,幾次日軍從旁走過,幸好沒有被發現。但在我幼小的心靈裡,因此有了怕死的心理。尤其經過這些生死現場的感受,深刻體悟到生命的無常與恐懼,有好長一段時期,我躲藏在鄉間不敢到鎮上。
在那樣動盪的社會中,十歲的童年,我已經深諳世故,感覺人生沒有前途,曾經想去當游擊隊,但年齡太小;也想著將來要做警察,除暴安良,又沒有讀書不認識字。這時心裡閃過一個畫面,記得小時候跟隨外婆到佛教道場走動時,我見識過許多的大和尚,他們穿著大袍,法相莊嚴,飄然灑脫的身影,曾經讓我生起仰慕之心。就這樣一直到十二歲的那一年,父親外出經商,生死未卜,母親為了要找尋失散已久的父親,帶著我動身到南京,雖然自始至終完全不知他的行蹤,但在找尋父親的路途中,經過南京棲霞山寺,因緣成熟,我就在棲霞山出家了。
在出家前的十二年人生歲月,也多次在死門關前徘徊。尤其,約在八歲那一年,正值嚴寒的冬天,我獨自在結冰的河面上行走遊玩,突然「轟隆」一聲,整片冰塊應聲碎裂,我整個人也隨之掉進冰冷的河裡。按照常情來講,必死無疑。接下來的什麼情況,我已不復記憶,只記得我回到家門口敲門,哥哥出來一看,大吃一驚,他說:「你是怎麼搞的?」我自己也不知怎麼搞的。總之,命不該絕吧。這次意外,算是我人生中幾件特殊事件的開頭。
出家後,歷經寺裡斷炊、勞動、苦工、貧窮、疾病等艱困的歲月,甚至於飛機不定時的轟炸,往往因為震動過大,人就從床的上鋪掉到地面,門窗則像天崩地裂一般,應聲倒塌、碎裂。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那一年我十八歲,全國人民盼望著國軍勝利還鄉。當時,我正在焦山佛學院參學,忽然來了數百名國軍說要搜查寺院。把我們集中在丹墀裡,後來又把我們押至江邊。這時有人傳報,我們所有的毛巾、肥皂、牙刷、手錶,日用的東西全都不翼而飛,全寺大眾日用的東西也都不見了!
教務主任芝峰法師一聽,義憤填膺,怎麼會有這種事呢?毫無畏懼的,就向軍隊的長官反應。不意,芝峰法師竟被部隊長打了幾個耳光,甚至部隊長發出一聲我也聽不懂的口令,所有部隊的槍桿子都對著我們,做出要射擊的樣子。
就在那千鈞一髮,我們青年的教師介如法師非常勇敢,大喊:「誰敢?國家勝利了就沒有法令嗎?」那一聲叫喊,空氣剎時凝結,數百名的軍隊、百餘名的僧侶,都忽然靜下來,不知道怎麼辦。部隊長這才又呼喝一聲:「讓這些和尚回去!」
感謝介如法師勇敢的大聲一呼,不然,若被一槍打死,人就在江邊,正好餵了魚蝦。
不過,那個時候我看到這種情況,實在感覺到叫人寒心。所謂簞食壺漿,正盼望王師歸來,竟是如此行為,讓人失望之餘,也感到生命的脆弱,真是應了佛經所說「人命在呼吸間」。其時,我在槍林彈雨中,已經躲過八年,當然這樣的陣仗,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嚇倒我的,只是,對於在動亂中人命尊嚴的微薄,感到唏噓不已。
二十歲時,我在祖庭宜興大覺寺邊上一所國民小學擔任校長,當時國共內戰又起,白天是國軍進出,晚上則是共軍出沒,總令人膽戰心驚,不知道誰是誰非。只要聽到「砰」一聲槍響,知道附近又槍殺人了。每天都處在憂慮裡,終於有一天半夜,我被逮捕了。
關在牢裡的期間,天天有人被帶出去槍斃。這時想到,所謂「眼看他人死,我心急如火;不是傷他人,看看輪到我」,關了十多天,好像就只是在那裡等待一顆子彈。有一天,忽然叫到我的名字,心想,應該是要被槍決了。
但僥倖的,不知什麼原因,我竟然被釋放出來。回寺途中,感覺到所經過的道路好像凹凸不平似的,一路上像跳舞一樣,連平時最簡單的走路都不會了。我並不是因為害怕而顫抖,而是被關了十多天之後,我的雙腳已不聽使喚了。其實,也不是被釋放後一時的感觸而已,試想,人生路不就是這樣的崎嶇難行嗎?
二十四歲,是我來到台灣的第二年,為了感謝中壢圓光寺妙果老和尚收留我,每天清晨四點半,我就到鎮上備辦油鹽米菜等一寺生活所需,來回總要花費五、六小時。為了爭取採購的時間,我也學會騎腳踏車。有一天,正當我騎車準備上街,路經羊腸小徑,忽然看到遠方迎面來了兩位幼童,一時閃避不及,我連人帶車騰空彈起來,從高空俯衝而下,人車一起栽撞到二、三丈的溝渠裡。
溝裡全都是石塊,我掉下去之後,頭直接朝地撞上了石頭,頓時,頭暈目眩,眼冒金星,只覺天旋地轉,昏過去的剎那,我想:應該是頭破血流,必死無疑了。
但是,很奇妙的,不知過了多久,我清醒過來,看見腳踏車摔碎一地,我人卻毫髮未傷。我摸摸頭,拍拍手腳,確認自己還活著,又一次感覺到命不該死。因為捨不得摔得粉碎的腳踏車,於是把它疊成一疊,綁成一捆,扛上肩膀帶了回去。我想,把它作廢鐵賣,也許還能賣得一、二塊錢。途中一時之間,還真讓我有種錯覺,是人騎車?還是車騎人?其實,世間一切都是有相互的因緣關係!
一九六七年我四十歲,當時我在佛光山開山建寺。這期間又是我另一波苦難的開始。現在約略記述經過如後。
共產黨的大本營
那個時候我很想辦好一所佛教學院,因此在師資的邀請上,就特別的用心。我像武訓興學一樣,幾乎是作揖磕頭的拜訪,因而感動一些學者、名教授到佛光山來教書。如:楊國樞、李日章、林政弘、陳鼓應、韋政通、李亦園等等,以及成功大學、高雄師範學院、陸軍官校等許多教授。但有一天,突然從台北傳出謠言,一位名教授說佛光山是共產黨的大本營;接著又有傳言,說佛光山藏有長槍兩百枝,這些說法真是不知從何飛來?
若說佛光山是共產黨的大本營,我想共產黨也夠倒楣,竟然找這麼樣一個窮苦的地方做基地;若說我們收藏兩百支長槍,也真慚愧,因為佛光山兩百支棍子都找不到。
一九七九年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時,我人在海外,回來的時候,台灣當局為了審判美麗島事件的涉案人,名律師、名法官、名檢察官對簿公堂,每天報紙上都有刊載。在這種風雨滿天的時刻,剛巧在高雄有一場喜宴,我是證婚人,警備司令常持琇將軍是主婚人,我們同桌吃飯。席間,我為美麗島事件請命,並且拜託他,政治案件要用仁慈的方法來化解,請常將軍建議蔣經國先生特赦。我說:「人,捕也捕了,審也審了,那許多受難的人士,有很多是國家的菁英啊。」
常持琇先生聽了我的話後,表示我的想法有難度;過了一會,他又告訴我,他說:「關於你被投書的案件,在我們的部門裡,起碼有一公尺高。」我聽了一點也不害怕,反而很奇怪。我覺得一公尺也好,一百公尺也好,那都不是我,我掛礙它做什麼?
常持琇將軍雖然是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在我,生活裡雖然平常,但現在回想起來,還是值得在此書上一筆。
圍山事件
假如有人問我,佛光山開山以來最大的困難是什麼?我想,購地最為困難。過去由於佛光山附近的土地,都是國家放領的農地,要買賣並不容易。雖然法令上有些困難,但還是可以解決。
記得過去一分地,大概只有兩千塊錢的價值,對方一開價就是要五、六萬元。我覺得太貴了,議價沒有成功。過了兩個禮拜,心中想:「算了,就貴一點跟他買吧!」他又漲到一分地十萬塊。到現在,原來以一分地作為議價單位,變成以一坪地來計算了。這些農地、山坡地,只因為靠近佛光山,價碼才會那麼高,這當然苦了佛光山。因為佛光山隨著弘法的發展,因應來山者的需要,建設必須擴大,困難也就不斷增加了。
除了購地的困難以外,山下的民眾硬是要以佛光山山內開的道路「菩提路」,作為他們的產業道路,當然佛光山有維護私有產業的權利,也要維持佛地的清淨莊嚴,因此不允許這些農用拖拉機、水肥車來往其中,干擾信徒的行走安全。
那個時候,民進黨籍的尤清、尤宏兄弟,在佛光山的後山擁有最多的土地,他們也日漸有力量,趁著一九八八年農曆二月初一的「信徒香會」,來山人數最多的時候,發起數十人包圍佛光山的大門,不許佛光山的出家人、信眾遊客進出。這些圍山的民眾,顯然已經妨礙到人身安全、侵犯到別人的自由了。但是,前來處理的百餘名警察,不問事情的始末,只是袖手旁觀,不禁讓我們感慨社會時代的變化。
其實我們知道,這不是針對道路的事件,也不是為了利益的取得,而是慢慢演變成了「族群問題」。對於當地民眾的無理,處理單位的漠然,我們也莫可奈何。其實,在開山之始,我們即本著敦親睦鄰、為民謀福的心,爭取地方上的公共設施與建設,幾十年來,都是有目共睹。例如:
1.大樹位置偏遠,經常當天都收不到郵件,因為過去郵差的腳踏車騎不到這麼遠的地方。我們向郵政總局爭取郵政代辦,還替郵政局購買一輛吉普車,以便他們收發郵件。
2.一九六○、七○年代,大樹鄉還沒有電話可以使用。我們特地到台北總局申請。當時還是戒嚴時代,蔣經國先生偶爾會來山訪問,沒有電話,怎麼能有安全呢?藉助這個理由,電信局才應允安裝電話。
3.過去居民大多使用地下水,後來請到自來水廠安裝自來水。
4.爭取客運公司設立站牌,每天有「民生號」來回高雄,便利村民交通。
5.前公路局第三工程處倪思曾處長來山禮佛,要添油香時,我婉謝他的好意,但要求他添大一點的油香──為還是以砂石路為主的大樹鄉,鋪設一條柏油路。
6.山下警察派出所的圍牆破損,門口的地崎嶇不平,我們捐獻水泥鋪設,表示警民合作,便利民眾行走。
7.一九七七年開辦的普門中學,是鄉內唯一的綜合高中,優惠本地學生學雜費。
8.設置幼稚園,免費提供村民的幼兒就讀,解決附近孩童就學問題。
9.開辦診所,為村民義務看病不收費。
10.提供佛光山上的會堂給村民召開里民大會,讓里民舉辦相關活動。
11.逢年過節舉辦圍爐,送春聯、紅包,招待村民同樂。
12.爭取架設路燈。
以上林林總總,但村民都無動於衷,認為這是理所當然,佛光山應該要回饋當地,幫助鄉民。
過去,居民怨怪「麻竹園」這個名稱給佛光山取代了。直到最近,「佛光山的香蕉」、「佛光山的鳳梨」、「佛光山的玉荷包」,慢慢的,「佛光山」成了叫得出去的名字,往來社會各界、國際人士多了,帶動地方的景氣,山下村民才承認「佛光山」三個字。
佛光山經過了四十年的努力,山下興田村大部分的村民才願意和佛光山表示友好。比方,上一任的村長,在佛光山開山四十週年紀念的時候,送來一盆高貴的百年盆栽表示祝賀;又如,最近以來佛光山的義工中,也有部分來自興田村村民。過去圍山的情況,才終成歷史事件,如過往雲煙。
二二八平正法會
回想起一九四九年初到台灣,我就聽說「二二八事件」。當時,心裡一直很想為這些受難的同胞做些什麼,來化解這段歷史的悲劇。早在一九六一年,我就經常向國民黨中央建議,二二八的問題是台灣的噩夢,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應該要早一點化解。我的意思是,對於二二八受難的民眾,要讓他們放下仇恨,有關單位應該到受難者家裡拜訪,掛個紅布,鳴炮鑼鼓當眾致意。我想這樣受難者能得到特赦,給予他們平反,畢竟「冤家宜解不宜結」。
後來,又聽說大陸文化大革命後,也有很多案件獲得平反。我覺得若我建議政府為二二八事件平反,他們可能會以為我們是學習大陸的方法,不如來做個中間橋梁;因此,就在一九九一年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成立不久,發起一場「佛力平正二二八死難同胞慰靈法會」,為受難者做一個平正超薦,也對受難家屬做一些慰問。
這件事情,獲得當時行政院長郝柏村先生的贊成,也獲得國防部長陳履安先生的支持,於是就在同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台北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行「二二八平正法會」。我們邀請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受難家屬一起參加,並且受理登記,將受難者遺骨奉安在佛光山萬壽園,定期上香祭拜,希望藉此消弭過去的裂痕,將歷史的教訓化為和平的力量。
一九九四年,我們又再舉行「二二八紀念音樂會」,希望藉此安慰受難家屬,以及為冤屈的民眾慰靈。希望在舉辦之後,大家能不分省籍,不分黨派,互相尊重,互相為建設國家社會而努力。
只是,我人微言輕,我們辦的這個活動,得不到社會廣泛的支持報導,當然影響是有限。不過,我們總是祈願台灣社會能夠和諧,族群能夠團結。因為台灣人口不多,不能再為族群問題產生撕裂,應該抱持「居住在台灣的人都是台灣人」的想法,泯除對待,社會才能安樂。
《台灣時報》事件
前面說到一些新聞媒體的報導,不禁讓我想起十幾年前,佛光山受《台灣時報》無中生有詆毀的事件。
我也搞不清楚誰是《台灣時報》的老闆,誰又是《台灣時報》的背景,佛光山平時也沒有訂閱《台灣時報》,也不知道《台灣時報》每天報導什麼訊息。不知什麼原因,在一九九六年二月左右,《台灣時報》幾乎每天全版刊登批評佛光山的文章。我們還在尋求管道了解的時候,就已引起全台信徒義憤填膺,認為報導不實,有失公允。一連數天,每到夜晚報紙發刊時間,就有千名以上的人以靜坐、念佛的方式,包圍《台灣時報》大樓,不准他發行,藉以喚醒媒體的道德良知。
人民群眾和報社對立,我想這真是社會的不幸了,我試圖尋找發起這個運動的人,從中了解情況。後來,得知是由一群熱心護持佛教的知識分子,如陳潮派、林宗賢等人發起這個包圍運動。他們知道跟我講也沒有用,不想連累佛光山常住,於是就自己先行動,對《台灣時報》表示嚴正抗議。雙方僵持不下,最後由監察院長陳履安先生出面協調,《台灣時報》才表示歉意。
其實,在我一生當中,不知受過多少人毀謗中傷,年輕時雖然極力隱忍,不免也會有些難過。有一位長老知道後,安慰我說:「不要難過,佛陀也會被人毀謗。世間上的人,只要他認同的,就覺得是善美的;不認同的,就斥責為醜陋。毀謗有時也是逆增上緣。」我聞言釋然,想到佛陀慈忍的精神,不禁再鼓起信心,勇往直前。
退位傳法
佛光山開山至今已四十六年,轉眼即將跨入「知天命」之齡了。走過開山、弘法等種種困難歷程,雖不是事事圓滿,但也無愧於心。我想,一個團體要永續下去,一定要有傳承,唯有「世代交替」,注入新血輪,才會有新生命、新活力,才會更進步、更成長。因此,在一九六七年開山伊始,對於佛光山的制度化,我就著手擘劃「佛光山組織章程」,做為大眾行事的規章準則。其中之一,對於佛光山住持的任期,採六年一任,可以連續兩任。
之所以這麼訂定,在我心想,佛光山不是建大叢林,應該不用十二年的時間就可以建築完成,之後就可以交棒了。因為社會已進步到民主時代,我很不喜歡過去那種皇朝制度下,那種呼喊著「天子萬歲、萬萬歲」的萬年帝位。尤其,看到一做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就成為終身理事長;一做寺廟住持,就是終身住持,更覺得應該自我揚棄這許多專制時代的陋習。
哪裡知道,十二年下來,佛光山越建越大,債務越積越多,沒有人敢接任住持。再者,佛光山的徒眾,雖然經過了十年、八年的教團生活,但是要在當中選任適當的住持,其時間的醞釀、經驗的歷練、養深積厚的火候也都還不夠。在萬分不得已之下,應大家請求「開山宗長可再連任住持一次」,我就做了三任十八年的住持。
十八年時間一到,我認為佛光山的建設,已經大體完成,為了佛教法脈的永續,人才的培養,我再也不肯繼續做下去,決定交棒。就在一九八五年,我宣布「退位」,由一九五七年在宜蘭就跟隨我出家的心平法師,擔任佛光山第二代、第四任住持。那一年,我五十八歲。
哪裡知道,「退位」這兩個字,竟也成為敏感的問題,總統府相關單位打電話給我,說:「不可以叫『退位』,要叫做『傳法』。」因為那時候,總統府顧忌我喊出「退位」,是影射總統經國先生不退位下台,所以執意要我更名。唉!我只是一介僧侶,哪裡想到那麼多呢?
不過,確實不錯,佛教本來也就有「傳法」、「傳燈」之稱,因此,在大家的認可下,更改這個名稱,我也從善如流,樂於接受了。
在傳法大典中,我向大眾說明堅持退位的原因:
1.法治重於人治。人有去來、生老病死;「依法不依人」,才能常住。
2.世間之事,不是「非我不可」。佛法的弘揚,社會的淨化,是要靠大家共同來成就的。
3.退位不是退休。退位一樣可以弘揚佛法,服務社會,普度眾生。
4.加強新舊交替。佛光山寺交給第二代住持,正表示一代勝過一代。
典禮中,由棲霞山臨濟宗第四十八世傳人法宗法師、悟一法師、達道法師及我四人,共同將象徵傳法的袈裟、缽、具、法卷等,傳予第四十九世傳人心平法師,同時也有心定、慧龍、慧開、慈莊、慈惠、慈容、慈嘉、慈怡、依嚴、依敏、依融、紹覺、依恆、依空、依諦等人受法。從此立下佛光山「恪遵佛制,薪火相傳,以制度管理,以組織領導」,樹立常住道場民主化的規範。
當時社會的輿論、報紙、電台,紛紛以我的「傳法退位」為話題作報導,發表看法。尤其,《中國時報》社論、《聯合報》專欄,以及名學者如柴松林教授等人,也都發表專論回應,一時之間,引起台灣企業界回響,也覺得應早日學習,交給第二代繼承,才會創新、富有朝氣,不易滋生流弊,又可以培養新血輪,社會更加進步等等。
我也不知道一個「退位」,會引來這麼大的騷動,當日在佛光山「傳法」給心平法師的時候,確實盛況空前,人山人海,前來祝賀此一盛事。我覺得,自己雖不能改變什麼,但是能為社會做一個率先之舉,有益於社會公義,這也是我一生的願望了。
心平法師做了近兩任的住持,可惜因病圓寂,欣慰的是,佛光山的制度已然成形,很快的,便選出心定法師繼任第五任住持,以及後來連任做了第六任住持。現在,已經到了第七任、第八任的心培和尚,在此期中,並由六年一任修改為四年一任。
總之,佛光山雖是新興的寺院、初創的叢林,但它的一切很多人都很關心。現在,已經到了第八任的住持,甚至今年(二○一二)第九任住持也已選出,這個制度已可以燈火相傳了。如同,我一再跟徒眾強調的,佛光山不是我個人的,是大眾的,佛光山不會因住持換人而改變人間佛教弘法的方針。所謂「叢林以無事為興隆」,以制度公平公正,僧事僧決。我想,季節有春夏秋冬,生命有生老病死,只有「法」是萬古常新,永遠長存的。
封山開山
佛教有很多種的性格:有山林佛教的性格,有社會佛教的性格;有出世佛教的性格,有入世佛教的性格;有只求自利的佛教性格,也有發心利他的性格。在佛光山,我們只是本著佛陀的本懷,也接受太虛大師的倡導,有著所謂「人間佛教」的性格。
人間佛教的性格,就是要興辦佛教的事業普利蒼生,就是要提倡積極服務人間,推動社會的福祉。但是,這樣的取向,不是當今流傳二千多年的佛教,所完全能接受。保守的叢林、消極的觀念,對「菩薩道」幾乎只是口號的實踐。例如,佛教的四弘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數千年來,僅是在佛殿裡面唱誦,沒有人敢說:「我來度無邊的眾生,我來斷無盡的煩惱,我來學無盡的法門,我來成就無上的佛道。」沒有願力的佛教,在現代人間社會無法流行,不能深入人心,不能走進人的家庭生活。
佛光山開山以來,打著佛陀人間性格的旗幟,弘揚以菩提心為本的人間佛教。所謂「以教育培養人才」:創辦小學、中學、大學、佛學院等,主要的,就是要讓佛教徒都能成為人天師範。「以文化弘揚佛法」:辦了多少出版社、流通處,出版各類書籍、辭典、影印大藏經等,把二十二年佛陀的般若智慧貢獻給現代社會。「以慈善福利社會」:開辦診所,布施救濟,急難救助,興辦養老育幼院等;並且發起「我出錢,你治病」,送醫療到偏遠地區;「我買書,你讀書」,讓雲水書車走遍鄉村郊區;「我發心,你吃飯」,我們「以粥代茶」,讓人間到處洋溢著溫暖;「我訂報,你看報」,鼓勵大家閱讀書報,增廣見聞;「我出錢,你修行」,我出車資,你去修持念佛等。
我覺得人間佛教就是互助互惠,施受平等的社會。但是在這人間,不管你怎麼樣美味,怎麼樣好吃的菜色,也有人覺得不合口味。就好像佛陀所說的,剛擠出來的牛奶,你不一定喜歡,加一點水分、糖精,或許你才會認為可口。所以,佛光山開山以來的表現,雖然都已經在實踐人間佛教了,但還是招致一些口頭上的議論、批評。我也很慚愧,只想到為了佛教,其實許多地方為了佛教的美名,也一樣會得罪別人。
在佛光山出家的比丘、比丘尼之中,擁有博士學位者五十多人,擁有碩士學位者二、三百人。甚至於在家信徒中,是翰林學士、碩士、博士、檀講師、檀教師者,不計其數,實在講也太過張揚了。
所以我想,在人世間,到底還是要低調才能生存,要低調才能平安。因此,我在佛光山的淨土洞窟裡,最初設計的理念就是,極樂國土的大門只有五尺高,你一個六尺高的身軀,想要進到淨土世界,必須要謙虛、要低頭。
我雖然懂得這樣的說法,但自己在人間弘揚佛法的道路,一直是昂首前進,沒有低頭,也沒有低調。有時候,清夜捫心,不禁也會想到對不起很多的人,所以,在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六日,在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紀念的那一天,我毅然宣布佛光山「封山」。
消息一經發布,震動朝野,甚至,大陸中國佛教協會的會長趙樸初居士都來信讚美我的決定,可見得封山之舉,在教內、教外的人看來,他們也同意、接受。
佛光山確實需要封山,因為跟隨我的青年徒眾沒有假期,每天周而復始,從事教育、文化、慈善、共修種種活動,都是發菩提心為佛教服務,為眾生服務。那些跟隨我數十年的青年弟子,現在已慢慢邁入中年、老年,我也應該留一點時間給他們修身養息。封山,他們就可以暫緩奔忙的腳步。
但是,佛光山不像過去的叢林,有良田萬頃,有房舍千間,有山林生產,佛光山什麼都沒有,封山,就等於是斷絕人群往來。平時我們賴以生存的,是源於信徒在佛前施捨的油香功德,忽然說封山,一切都斷絕、一切都停擺了。我也知道,這對山上是一項很大的考驗。不過,在海外的徒眾也紛紛支持封山,他們都說:「師父!你封山,所有的食用物資,我們在海外可以辛苦奮鬥,可以為常住補助,可以供養本山。」
好在佛光山多年來,在海外各個國家建立了別分院,現在,發揮了團隊的精神,給予封山後的總本山支援,使之屹立不動,大家一樣可以安心辦道:著作的著作,教書的教書,參禪的參禪,念佛的念佛。
在封山期中,佛光山的禪堂、淨業林念佛堂、佛教學院,大家各自修行,特別精進。例如,一打禪七,就是七七四十九天;一啟動念佛,就是七個七永日。佛學院中,長年累月書聲朗朗,經聲不絕。佛光山突然間社會氣、人間味減少了,道心增加了,道念增加了,感覺到「封山」,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然而,封山三年後,政府提出願望要我們重啟山門。因為基本上政府護持佛法,佛法應該也要輔助政府淨化人心,加強社會道德的建設。經過三年的封山,信徒也希望佛光山重開山門,佛光山是僧信共有的,既是信徒發心建設,我們僧侶也不能為己過甚。在佛光山重啟山門時,已經是二十一世紀新的時代來臨了。
光陰似箭,從重啟山門至今,不覺也有十多年了,但是有些人士,還是告訴我說:「佛光山不是已經封山了嗎?」可見,封山在大家的記憶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謂:「封山!封山!常住責任一肩擔;封山!封山!慈心悲願永不關。」但是社會人士以為佛光山到現在還在封山,這個訊息不知道是什麼意義?這就令人難以揣摩了。
回憶這三年的封山期間,我們辦《普門學報》、辦人間衛視、辦《人間福報》等。再開山後,我們對人間佛教的推動更加積極;再開山後,看到佛光會十多年在國際間的活躍,參與的信徒、會員,對佛法也都逐漸信心成熟。青年的歌聲,電視台的新聞轉播,《人間福報》各種的報導,也都因為開山,好像人間佛教又再活絡起來了。
在弘法初期,由於佛光山辦了許多創新的佛教活動,經常被社會誤解,被同門批評。有時為你戴上紅帽子,有時又為你戴一頂黃帽子。紅帽子,是解嚴以前的台灣足以讓你砍頭的罪名;黃帽子,是在教界裡置你於死地的居心。對於這些,我並不急於爭辯,只是為了佛教,盡己所能,為所當為。
早年,我為佛教發聲建言,多次被教界人士議論為異端分子;後來,又因軍工商各界官員前來請益佛法,我又被新聞媒體說成與政治掛鈎,眾說紛紜,我也沒有理會,只是淡然處之,默然以對。因為,凡是只要是對的、有益於社會大眾的,我還是要勇敢去做,就像為「二二八平正」舉行的相關活動。
結語
佛光山開山四十餘年來所發生的特殊事件,除了上述這些之外,可說是不勝枚舉,比方還有許多靈感的事蹟等;然而,站在宗教的立場上,提倡人間佛教的我們,也不便去過度的宣揚。不過,許多民間宗教的神明、信徒,經常來山拜佛、訪問,倒也是一件有意義的活動。
此外,佛光山在一九七七年傳授國際三壇大戒,被譽為「模範戒期」,後來為加強佛弟子的訓練,分別於一九八八年在美國西來寺、一九九八年在印度菩提伽耶、二○○四年在澳洲南天寺等傳授國際三壇大戒;甚至,一九九一年在佛光山舉行為期三個月的羅漢戒期,都為佛教寫下一些殊勝的紀錄。
乃至,兩岸的往來交流,佛指舍利的迎請供奉,學術會議一次一次的召開,我們相信:多少的煩惱事,最後都成為菩提;任何不淨的汙泥,只要我們真心,也會生長出清淨的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