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73　※大陸僧侶在台灣

民國三十八年，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從南京、上海到台灣的佛教界長老，最早期的有大醒法師、東初法師、南亭法師、白聖法師等；接著第二年、第三年，從香港陸續來台的，有印順法師、演培法師、大本法師、道安法師、太滄老和尚、證蓮老和尚等。

在佛教界的師友當中，外省佛教長老可以說和我最有往來，例如我曾想要親近一九四八年就到台灣的慈航法師；後來我參訪東初法師，他不但是我在大陸焦山佛學院的副院長，也是我到台灣後效勞過的《人生雜誌》發行人；我也非常仰慕華嚴蓮社的南亭長老。

大概由大陸到台灣的數十位長老，我無一不曾親近過，所以我一再鼓勵年輕一代，要想成功，至少得親近五十位長老，並能記住他們說過的話，哪怕只有一句，人生就不一樣了。

現在就以我和這些長老接觸的時間先後，約略敘述一些我們往來的因緣。

慈航法師

先說慈航法師，我未到台灣時，就知道慈航法師在台灣，那時國民政府大肆逮捕大陸僧青年，慈航法師喊出「搶救僧寶」的口號。當時在台灣的大陸僧青年，可以說真如喪家之犬，無處可去。幸好慈航法師的勇敢，真是菩薩心腸，這句「搶救僧寶」，搶救了台灣很多僧青年的慧命，不然僧青年在佛教無處可以立足，在沒有辦法生存的情況下，可能就會流落到社會去了。

慈航法師是閩北建寧人，生於一八九五年，曾聽教於諦閑法師，學淨於度厄長老，但他自一九二七年就讀於廈門南普陀閩南佛學院開始，就立志追隨太虛大師，因此寫下「以師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志」的座右銘。

一九三○年，慈航法師隨太虛大師赴香港弘法，十年後又跟太虛大師組織中國佛教國際訪問團赴印度。之後便應信徒邀請，留在南洋弘法，直到一九四八年秋冬之際，應台灣中壢圓光寺方丈妙果老和尚邀請，到台灣主持佛學院院務。

在我來到台灣時，慈航法師身邊已有很多學生，雖承蒙他對我特別器重，但我謹守分寸，自我約束，不敢與人爭長較短。不過他得力的學生弟子自立法師，對我也很看重，在慈老到新竹辦學時，我們留守在中壢圓光寺，自立法師就分配給我一個工作，要我整理《慈航法師全集》。那時我的文字還不夠力量負擔，但是承蒙他的好意，幫我找個工作，讓我每天有點事情可做。

後來政府到處逮捕大陸旅行台灣的出家人，我與慈航法師分別遭到囚禁。我的這一組有二十餘人，被關在桃園一處工廠倉庫裡，為時二十三天；慈航法師與另外大約七、八十人，關在台北，長達一百多天。據說在監獄裡，他還帶領大家念佛打佛七，實在是一個慈悲、有道的長老，在他的心中，始終有佛教，有眾生。

經過這樣的風波之後，實在說，佛教真是「佛門廣大，法力無邊」，最後我們都得到釋放。出來後，台北信徒想為慈航法師找一個得以安身的歸宿之處，就有台北汐止靜修院的玄光、達心比丘尼，願意把靜修院後面一塊山坡地，提供給慈航法師興建彌勒內院，這時慈老應該是得其所哉。因為他想，如果自己能建一所寺院，免得在別人的地方辦學，只能任憑主人說要辦就辦，說不辦就不辦；自己有了彌勒內院，把青年收留在自己身邊，應該是最歡喜的事了。

由於彌勒內院只是簡單的建個平房，所以很快就完成了，大約有三十餘名外省青年都去投靠。我並沒有跟著前往，而是一直安住在中壢圓光寺做苦工效勞。後來也一直沒有因緣進一步再去親近慈航法師，好在我心目中還有一位尊敬的大醒法師，正準備在新竹青草湖辦台灣佛教講習會。

起初我也沒有答應前往講習會，後來因為大醒法師中風，講習會沒有人，我不得不濫竽充數，勉力而為，因此我與慈老的因緣，就注定不能成為他的入室弟子或學生。

一九五二年左右，我每年都會前往彌勒內院一、二次，探視慈航法師。慈老喜歡人稱他「老師」，我也隨大家「老師長、老師短」的稱呼他。講起來，他對我特別投緣，那時他正在閉關，我每次去看他，我們就透過一個小洞，我在關房外，他在關房裡，互相對話，一說數小時。

他對我一直都是善意殷殷，他的慈悲關心，讓流浪在外，四處找不到依靠的我們一群青年僧，感到無比的溫暖，他就像熱烈的火球，融化了我們的人生。

慈航法師對我的愛護，真是無以復加，他甚至在晚上睡覺時，都把自己蓋的被單，從關房洞口拿出來給我。他的弟子說：「老師的慈悲，你就照做！」我也只好「恭敬他，不如接受他」。

每次我到彌勒內院，有時是晚上到，他不敢叫人弄飯給我吃，都是說：「我想吃麵！」他叫人弄麵給他吃，徒弟、信徒當然都歡喜為他煮，於是大家就跟著沾光。由此可見這位年近六十的老人，他的慈悲。

一九五○年，台北善導寺舉辦「護國仁王法會」。這一天慈航法師來到善導寺，我們沒有經過主辦者同意，就請他講話。他很歡喜，跟著就語重心長的講了這麼一段很感性的話，他說：「現在大陸的這許多青年僧寶，流浪到台灣，他們都是未來佛教『正法久住』的希望所在，但是現在他們流浪在台灣，前途縹渺，到處飄蕩，無家可歸……」

那個時候不只是我，信徒們聽了他的講話，都情不自禁的眼淚直流。他憂心佛教，他愛護青年，他的話不只講到我們的處境，簡直是講進了我們的內心深處，因此深深觸動了我們。

慈航法師就是這麼一個慈悲的長者，他不只是對我，對所有青年都很愛護。那一天他來，還攜帶了幾捆的書，都是《太虛大師全書》第一集，是剛出版的。《太虛大師全書》一共有六十四本，第一集四本，他承諾給我們青年每人一套，他說後面還有六十本，等到出版後會一一寄給我們。

慈老的這種喜捨，實在讓人感動，因為在那個大家都窮困的年代，一紙難求，他竟然把有如「佛教小藏經」的《太虛大師全書》送給我們一人一套，真是感激。

說到這個老人家的喜捨，恐怕我們一生都很難學得到，我當時心裡是這麼想的。確實很難學到，慈老的慈悲喜捨，只要你歡喜，他真的是什麼都可以給你。

「給」，在佛教是一個很重要的修行，佛教講「布施」，我一生對於「給」，一直都想效法慈航長老，雖然不能學得十分圓滿，但總想學習。所以後來陳履安居士跟我說：「大師，佛光山是你給出來的！」我內心也有一些感觸，覺得應該要承受這句話的意義。

後來我與慈航長老一直有往來，我記得我在新竹台灣佛教講習會教書時，他與甘珠活佛正在環島布教，經過青草湖就住在講習會。當天我在上課，他也坐在下面聽我講課，我看到他真是嚇了一跳，我不知道他當時是什麼想法，我也不知道他對我有什麼看法，總覺得他是來考試我的。

在青草湖講習會時，他數度和我談話，要我去接任嘉義天龍寺住持，他說這是天龍寺住持能源法師（陳登元）託他邀請我的。在那時，我的心願是弘法和教育，不想與寺院行政靠近，因此即使青草湖無上法師也跟我說過，要我當住持，妙果老和尚也說，要我做住持，我都覺得承蒙他們看重，但是他們客氣，我可不能當福氣。

因為有這樣的接觸，所以後來就更加時相往來。只不過新竹到汐止，雖然路途不遠，但那時的交通不方便，所以都靠書信往來。

慈航法師這個人，待人誠懇、熱忱，最初跟我通信，都是稱我「星雲學弟」，然後「星雲小友」，再然後就稱我「雲」，再然後就「親愛的雲」。可惜這些書信墨寶，因為我當時經常到處奔波，也沒有刻意收藏，現在覺得不無遺憾。

後來到了一九五四年，我人在宜蘭，他寫信給我，信上說：「你這麼久不來看望老友，最近閻王小鬼一直來跟你的老友打交道，你再不來看的話，以後你可不要懊悔喔！」

我看過信，嚇了一跳，就從宜蘭專程趕到彌勒內院向他禮座。看他非常健壯，熱忱依舊，我心想，為什麼要開這樣的玩笑呢？那時他在關房裡，我在關房外，他的語言都是很感動人的話，所以我很喜歡，也很樂於聽他開示。

回想起來，我在佛教裡，最早期能看得懂的書，第一本是《精忠岳傳》，那時佛教的書我都看不懂，但是慈航法師的《人生佛教講演集》，我視如天書，覺得是一部偉大的著作。再者就是黃智海的《阿彌陀經白話解》，我認為他把極樂世界的淨土之莊嚴、美麗，描寫得十分生動，令人嚮往。

當我從汐止回宜蘭，過沒幾天，忽然接到慈航法師圓寂的消息。我記得那一天是國曆五月六日，佛誕節就要到了，我們正在準備慶祝佛誕節的布置，聽說他圓寂了，我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趕到汐止。

到的時候，看到禮堂裡已來了一批人，大家靜靜的坐在那裡念七音佛的「觀音菩薩」聖號。這時靈堂裡已經懸掛起布幔，並備好香花燈燭，聽著那麼多人一聲聲的念著觀音菩薩，念得真是感人至深。

我和慈航法師的因緣，再怎麼說也只是一個仰慕他的青年學僧，不是他的入室弟子。他那時有七個傳法的弟子，還有很多信徒，大家都在忙著張羅，我禮拜過後就回宜蘭。第二天，也就是五月七日，接到他的信，是一張明信片。我心想，奇怪，他明明昨天圓寂了，怎麼又寫信？再一看，信上的日期是五月七日，但他六日就過世了呀！

對於這一點，其實我知道，他那個時候住在山上，每次寫信，他怕人家難免會慢個幾天幫他寄信，所以總把信上的日期延後幾天。所以我現在說，慈航法師六日往生，七日寫信給我，這還真是一樁公案。

後來入殮、安缸，但是他有一個遺囑，囑咐門人弟子，把他的坐缸埋在後山，三年後開缸，如果身體不壞，就裝金供養，如果壞了，就繼續掩埋。在我的想法，他一定在製造一個美麗的希望，讓信徒知道，三年後開缸，有一個肉身菩薩，那麼這三年內，信徒一定還會護持彌勒內院，那時有幾十個青年在那裡，還是要生活，不致於因為他的圓寂而作鳥獸散。

在他以為，三年後大家都回大陸了，或者大家都有辦法了，但是三年的時光很快就過去，大家預備在他指示的那天開缸。我特地跑到汐止，我說不可以開缸，因為這不是賭博。佛法講，世間苦空無常，一切都是成住壞空，哪有什麼是不壞的呢？這雖然是一個善美的希望，但不要當成真的，萬一開了之後，希望幻滅，不如把美麗的希望永遠放在那裡！

我的話也說服了大家，有很多人同意這樣的看法，大家說，再過三年吧！又過了三年，大家又要再開，我主張還是不要開。但是到了這一天，他們還是偷偷開了，並且找來專門裝佛像的泰山新佛具店，把慈航法師的肉身裝金供養。

那個時候，慈航法師肉身不壞的消息，經《中央日報》、《中央通訊社》傳播報導後，一時人潮如織，大家爭相前往瞻仰，把整條路都給塞滿了，根本走不進去。

回想起慈航法師圓寂前一、二年，我在北投和東初法師講話，他跟我說，慈航法師很快就會死的！我心想，慈航法師還這麼健康！怎麼咒他快死了呢？東初法師又說：「慈航」開到「汐止」，不死何為？沒想到東初老的一句話，竟然一語成讖！

慈老去了，無盡的思念，後來我幾次到新加坡收集他的行誼、資料，他和星馬一帶有很深的因緣，他在那裡建寺、講習、度眾、辦雜誌，尤其是一九四六年元旦創刊的一份《人間佛教》雜誌，我特地拷貝，影印帶回台灣，證明現在佛教界大家都在講「人間佛教」，這個人說是他發起的，那個人說是他提倡的，其實早在一九四六、七年，太虛大師在倡導人生佛教時，慈航長老已經喊出「人間佛教」的口號了。

東初法師

說過我和慈老來往親近的因緣以後，想起東初長老也跟我有很密切的因緣。

東老是江蘇泰州人，生於一九○八年，出身鎮江竹林佛學院和閩南佛學院，一九三五年在鎮江焦山定慧寺接受智光老和尚傳法，一九四六年擔任住持。

在東初法師任焦山佛學院副院長時，我是他的學生；我和他的往來，應該就從做他的學生開始，一直到他捨報圓寂，我和他都是因緣不斷。但是有一點，他只是我的副院長，我從來沒有上過一堂課的老師。

當時在大陸，正是日本侵華期中，大陸的佛教學院如雨後春筍，但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間，應該是閩南佛學院獨領風騷，一九四一年後，應該就是焦山佛學院了。那個時候大陸佛教的傳統，佛學院都由寺院主辦，住持是當然的院長，當家是當然的副院長。就這樣，我在焦山佛學院，他忙於當家寺院行政，我們並沒有常見面。但是我的學長智勇法師，不知什麼因緣，非常的不喜歡他，每天的日記，都是寫些諷刺他、批評他的話，所以定名叫「東初日記」。

有一天，陰錯陽差，冤哉枉也，剛好他來學院巡視，就坐在智勇學長的座位上。他不經意隨手打開抽屜，看到「東初日記」。很好奇，就拿起日記，打開一看，當然不用說，我這位學長就被開除了，因此我對他也留下很深的成見。

一九四六年秋冬之間，他接任焦山定慧寺住持，很自然的升任院長。因為我對智勇學長抱有義氣，就想離開焦山佛學院。我也按照禮貌，去向院長告假。他一口拒絕：「不准。」甚至於語帶權威的說：「就是你的師父來，也要尊重我的意見。」

當然，那時候血氣方剛的我，不會被他的話嚇住，於是就在剛剛過了二十歲生日後，心想，我對院長的禮貌到了，因此也就不管其他，第二天清晨就乘船過江離開焦山了。當時我什麼行李都沒有攜帶，後來我離開大陸到台灣也是如此，兩手空空，什麼行李都沒有，孑然一身，孤僧萬里遊。我覺得這兩次的「捨」，對我人生的洗禮，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我離開焦山後，隔了二、三年，就在一九四九年春天到了台灣，最初掛單在中壢圓光寺，親近妙果老和尚。妙果老和尚當時創辦了一所台灣佛學院，我到的時候正逢佛學院即將畢業，學生要出畢業專刊，妙果老和尚是創辦人，當然要有他的一篇文章。

妙果老和尚因此叫我代他執筆，我便以妙果老和尚的口吻，寫了〈回顧與前瞻〉一文。文章寫好後，老和尚不放心，因為他是台灣人，對漢學不是有很深的研究，就把文章拿給教務主任圓明法師看，問他：「你看這篇文章是誰寫的？」圓明法師看了以後，坦白跟他說：「應該是出於東初法師之手。」

妙果老和尚聽了以後，就益加對我重視，因為我幫他寫的文章，能夠跟有德有望的東初法師相比，所以我在圓光寺更加獲得重視了。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我也能夠沾到東初長老的光。

總之，到了台灣以後，我想他終究曾經當過我的院長，對於過去的往事，也就不再介意了。尤其當時我也知道，他擔任中國佛教會的常務理事，在大陸軍政撤退時，他把中國佛教會的招牌攜來台灣。我覺得凡是維護佛教利益的人，我都很尊敬，因此在他籌辦《人生雜誌》時，也試著投稿。他錄用以後就到處找我，邀約我做《人生雜誌》的主編。那時候我自覺自己的實力，偶爾舞文弄墨，投個一、二篇稿子還可以，叫我擔任主編，則力有未逮。

但是那時候舞文弄墨寫文章的人不多，我也因為顧及出入安全問題，為了避免嫌疑，剛剛辭去由太虛大師創辦、在台中發行的《覺群週報》編輯。這時承東初老好意，我不得不就此擔任《人生雜誌》的主編，從一九五○年開始，前前後後有六年之久。

在六年之中，我從中壢、新竹、宜蘭，經常為了編務而到北投法藏寺受他指教。那時候在台北市一榻難求，我就睡在善導寺骨灰堂供奉骨灰罐的櫥櫃下，就著一點小小空間，作為床鋪。

那時候在善導寺吃飯，一張普通的圓桌要坐十五、六個人，實在坐不下去，有時為了撿一塊菜，還要往後退才能站得起來。這樣的情況當然也不便去向老師訴說了。

不過，有一天東初法師跟我說，我幾月幾日要請客，你能提前把雜誌送來給我嗎？我想，這是正在閉關中的老師交代，我哪敢不去執行呢？所以我在印刷廠跟排字工人日夜趕工，終於在他交代的時日前完成了。

記得那一天，印刷廠先印了一百本給我，我扛著這一百本雜誌到萬華火車站，再轉北投線的火車到北投。下了火車，已經是初夜的九點多了，外面正下著毛毛細雨，我把長衫脫下來包裹雜誌，免得淋了雨水。扛著它，走在北投崎嶇的道路，上了有數百個台階的法藏寺，這時大概已經是晚間十點多了。我把雜誌交給正在關房裡的東初老，他很歡喜，對我說了一句話：「你很負責。」

說過以後，又跟我講：「你就不必回台北了，今天就住在這裡吧！」我想，那時候北投到台北，火車也有班次，公路局班車晚上十點以後也不走了，那就權宜住下來吧。

哪知到了第二天早晨，發現房門被人從外面反鎖，我也不知是什麼原因，心想：「在一個不熟悉的地方，應該忍耐為要！」就這樣一直到十點鐘左右，才有一個中年的尼師來開門，連聲對我說：「對不起，對不起，忘記為你開門了。」我當然說：「不要緊。」

我想，大概我們是年輕人，又是外省人，他們為了安全，也不得不在門外上鎖。這時我去向東初老告假，準備下山，他跟我說：「不要啦，我今天出關，中午請客，你就幫我張羅吧！」

這時我才想到，哦！原來今天是他要出關的日子，對於老師這種小小的託付，我當然樂意，就為他布置餐桌。

台北的客人很難請，當天辦了二桌的宴席，到了中午一點，才來不到十個人。我心想，東初老陪一桌的人吃飯，另外一桌就是我來陪了。哪知道，正要就座的時候，他跟我講：「你怎麼不到廚房去吃飯啊？」我一聽，哦，這是請客啊！應該不是我能參與的。好，到廚房吃飯。

這時，廚房裡非常熱鬧，因為大家正忙著張羅請客。我一看，裡面的人一個都不認識，實在不好意思進去吃飯，就從廚房的邊門出來，然後直接下山。

在下山的時候，我才感覺到，我今天的中飯沒有吃，早飯也沒有吃，甚至昨天的晚飯、中飯都沒有吃，實在說，當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走下那幾百個台階的，感覺就像騰雲駕霧一樣，雙腳是踩在棉花裡，後面的情況就完全沒有記憶了。

後來，我自己發願：我要建寺院，我要給人吃飯，因為飢餓實在難忍。結果二十年以後，我實現了願望，先後在台北成立「普門精舍」與「普門寺」，每天設席二桌，普門大開，來者都不用報姓名，吃過飯就走，我就是要給人吃飯。甚至後來建了佛光山，只要是出家人，在朝山會舘吃過飯還有一個紅包供養，表示我奉行佛教的「一齋一嚫」。感謝我的老師東初長老，他讓我在修行的道路上，又能增進一步。

我在主編《人生雜誌》的六年之中，斷斷續續，我沒有用過雜誌社的一張郵票，也沒有用過他一張稿紙，更沒有領過一毛錢的車馬費。不過，我每次見到東老時，他的開導、他的立論，都啟發我很多，比再多的金錢都寶貴。例如：他跟我說：「不要每天只想到你們年輕人，你也要想到佛教啊！你要想到世界啊！」確實，我有茅塞頓開之感。他又談到：「金錢，用了才是自己的，不用，到後來都會引起子孫紛爭，都是別人的。」我一生也奉行這種理論，這些應該都是受益於老師東初長老。

後來他要發行影印《大正大藏經》，透過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促成，得到外交部長葉公超先生從日本空運一部《大正大藏經》到台灣來影印。那個時候的台灣，一本雜誌都難以推銷，哪裡談得上大藏經呢？他要我組織一個宣傳團，到台灣各地去宣傳。

我自覺聲望不夠，就提出要求，我說，是不是請我們《人生雜誌》的社長南亭長老擔任團長，我來領隊，請宜蘭弘法隊的青年來參與？他說：「南亭法師那裡我來邀請，你回去宜蘭，就組織宣傳團吧！」

那是一九五五年七、八月間的事，時值颱風季節，我們一團有近二十人，從宜蘭出發，經花蓮、台東，一路從北到南。那時候團員中，除了南亭老法師外，有煮雲法師、廣慈法師，再有就是宜蘭的佛教青年，都是在家眾，現在佛光山的慈惠法師、慈容法師，都是那時的團員。慈惠法師還撰寫〈宣傳影印大藏經弘法日記〉，後來收錄在影印續藏的藏經裡。

我們環島一周，整整四十四天，沒有一天遇到風雨。常常是前一站在下雨，我們一到，便已天朗氣清，感到真是不可思議，心想，是不是法寶重光的力量呢？

正如東初老跟我講的話：「你應該要感謝《人生雜誌》，替你發表文章，讓你的知名度提高。」不過我心裡想：「我為《人生雜誌》效勞，是以摩迦的筆名做總編輯，並不曾想為自己打什麼知名度。」只是這也不值得和長老辯論。今日想來，確實也不錯，年輕人不要太過計較待遇，只要你耕耘，播了種以後，還怕不能開花結果嗎？

就這樣，來來往往，後來因為《大藏經》發行的收入不錯，特地在北投光明路建了「中華佛教文化館」，我們也經常去聽他開示。他確實立論都有見解，不過假如現在要真正研究起來，他的立論見解，能奉行實踐的學生，大概就是我了！

後來，我在佛光山開山創建道場，因為平時我們相互來往很密切，我就說：「請老師到佛光山東方佛教學院主持破土典禮吧！」他這個人平時是不容易答應別人的請託，但是賣我的面子，立刻答應，也來替我主持破土。

不過，不久後他跟我借款八十萬元。那個時候我買佛光山的土地，最初十一公頃才五十五萬元，他要借八十萬元，我哪有那麼多錢呢？好在我把高雄市中山一路「佛教文化服務處」的房子，這應該是屬於幾位宜蘭佛教青年所有，我商之於他們，賣了以後，雖然佛光山也要建築，但老師跟我借八十萬，我也要勉力以赴。後來我開山困難，他一直不還我錢，原來他買了北投農禪寺那塊土地了。

後來承蒙他好意，寄了二十部《國譯禪學大成》給我。他說，我也困難，上次跟你借的款項，就以二十部書作為抵充吧！我想，大家師生一場，也就不去討論此事了。我在東初長老那裡，確實得到許多法寶、理論，真是一句名言，勝過七寶布施。

東初長老除了在焦山佛學院擔任過院長，在中國佛教會擔任過常務理事，後來到台灣以後，在北投法藏寺閉關，主辦《人生雜誌》，編印過《中華大藏經》，出版過《中華佛教美術》等。總之，他是個熱心文化的長老。

和東初長老閒談，是人生樂事，但是聽他上課，長篇大論，就沒有那麼精彩了。後來我也促成聖嚴法師拜他為師，並且跟他建言，把中華佛教文化館交給聖嚴法師執掌。所幸，聖嚴法師後來創建法鼓山，弘化於一方，讓曹洞宗在台灣有了法脈傳承。

南亭法師

在外省的很多長老中，跟東初長老一樣，跟我有深厚法情的，就要算南亭長老了。因為他是《人生雜誌》的社長，我是編輯，所以關於內容、編務，我不得不經常跑到華嚴蓮社去請其開示。每次到的時候，因為華嚴蓮社在當時的台北，素齋很有名，南老第一句話都會問我：「你要不要在這裡吃飯？」我都很難為情的說：「不必了。」他就說：「那我就不替你準備了哦。」

雖然我沒有讓他請過一餐飯，不過我覺得南亭長老實在是佛教裡很令人尊敬的一位老和尚。他正直、坦誠，對佛教熱心；雖然小氣，不過那時候大家都貧窮，就是算他比我們好，有道場安居，三餐有人供應，這也是他的福德因緣。

南亭老創建華嚴蓮社，每月都有華嚴法會，偶爾到華嚴蓮社時，聽到他唱誦「華嚴字母」，真是蕩氣迴腸。南老也是江蘇泰州人，生於一九○○年，在一九六○年代的時候他已經六十多歲，應該稱為老法師了。在華嚴蓮社裡面，達官貴人很多，他也做過善導寺的住持，也當過中國佛教會的祕書長，在當時的台北，他的聲望無人能超越。

他發起在電台講說佛法，那時候在民本、民聲等電台都有佛教節目，如開闢《佛教之聲》，這應該歸功於他的提倡。後來慈惠法師、慈容法師等人，在宜蘭的中廣電台、民本電台也主持節目，也算是電台響應他的號召了。

台灣早期的「大專青年學佛基金會」，帶動青年學佛，他也有功勞。他鼓勵周宣德居士等，說動詹勵吾先生把重慶南路的一棟四層樓的房子賣出，所有的錢都捐做大專青年獎學金，那就是後來的「慧炬雜誌社」的前身了。

跟隨南老學佛的居士很多，當時許多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監察委員，都在華嚴蓮社出入。南老和東老，都是江蘇泰州人，泰州的出家人在台北者，有智光老和尚、太滄老和尚、悟一、妙然、成一、了中、守成等；我所不幸的是，只因為出身在和他們距離六十華里的揚州，所以多年來我一直不容易進入他們的核心。

後來聽說演培法師、月基法師、嚴持法師等都是揚州人，實際上我們都沒有來往，縱有來往，好像都沒有地域觀念，彼此也沒有相互照顧。南老最早期對台灣佛教的傳播，還是有很大的貢獻；東初法師影印大藏經，就曾獲得他的大力支持。由於那時南老每週都有講經說法，所以在台北就被佛教界尊為「經師」；後來的印順法師被人稱為「論師」，在中部的懺雲法師則被尊為「律師」。

我和南老關係最密切的，是後來我請他擔任永和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的創辦人。當時有一位陳秀平居士，是福州人，他有一些同鄉在台灣電力總公司擔任工程師。那許多工程師都聽過我講經，因為陳秀平是我們宜蘭弘法隊的隊員，所以他們一直鼓動他來辦中學。當中尤其有一位陳信銘中醫師，台灣大學畢業，個性親切，看到人都是笑咪咪的。大家願意每個人出五萬元，希望我也參加一份，就買下了現在永和智光商工學校的校址。

那個時候在台北開辦學校，我自知在台北沒有道場為根據，也沒有財力當後盾，就提議華嚴蓮社的南亭老，以及善導寺的監院悟一法師共同來創辦。那些福州的同鄉都同意，後來過了一段時期，學校要開辦了，南亭老說，你辦這個學校，都是邀一些在家人做董事，哪裡像個佛教的學校？最好讓那些福州的老鄉退出，請出家人來做。

他那樣說我就照做，這些福州老鄉真好，像蔣師佑等人我跟他們講過以後都全部退出，由南亭老提名華嚴蓮社的人擔任董事。我想，只要學校能辦得起來，什麼人來當董事都不重要。就這樣，後來這所學校就變成好像是華嚴蓮社所創辦專有的了，我覺得對那些負責的老鄉，深深覺得抱歉。

其實，這所學校所以創辦成功，應該有四個功臣，第一個就是這許多福州老鄉；第二應該歸功我主辦的《覺世旬刊》，現在如果查閱一九六○年代的《覺世旬刊》，每一期都可以看到刊登為智光學校建校募款滿版的功德芳名錄。等於我後來建大學時發起「百萬人興學」一樣，那也是百萬人捐獻的；第三就是華嚴蓮社，第四就是善導寺，他們也各自出錢出力。

因此，後來我們在政府登記，就是三個創辦人：南亭、悟一、星雲。但後來智光學校對外行文或每逢過年寄發賀年片的時候，都寫智光創辦人南亭、悟一，就是沒有我的名字。在多年後，南亭老發覺了這個問題，一直向我道歉。他向我道歉，我根本不以為意。至今，他們都已作古了，只剩我一個創辦人。現在智光學校的董事們都是華嚴蓮社的信徒，他們也都不認識我。我想，恐怕大家都不知道這些創建的過程了。

今天寫到南老，不禁深深覺得有對他不起的地方，因為他是那麼樣的有地位、有權威，而我自己是後生小輩，常常為了佛教的事情和他力爭不諱。例如：沈家楨先生有一筆款項託付他辦「密勒學人獎學金」，紀念那時候張澄基教授正有一本關於密勒日巴的傳記發表，在台灣非常暢銷。想到佛教有一位密勒日巴尊者，修行、苦行、神通、道德都異於一般人，大家都想要學習，就來成立「密勒學人獎學金會」，並且聘請委員多人主其事。其中出家人就是南老和我，另外大部分都是各個學校的教授，有周宣德、劉中一、李武忠等。

當時沈家楨先生的財力雄厚，和過去香港特首董建華的父親董浩雲先生，並稱為航業鉅子。為了鼓勵大家寫作，每年對外徵文，撰寫佛學論文三萬字，第一名獎金五千元，並為其出版著作。在那個時候，大約一九六○年代，社會一般的參賽作品，像一張照片、一首歌曲，甚至一幅漫畫，獎金都已高達五萬元了。因此我主張應該提高獎金，重賞之下才有勇夫，才能真正提高論文的水準、提高大家研究佛教的興趣。

在會議中，所有的委員都覺得我說得對，但南亭法師就一直說：「不可以聽信星雲的話，不要睬他、不要聽他的。」因為說了多次，我那個時候年輕氣盛，終於拿起桌上的茶杯，「啪」，用力一拍，就說：「你怎麼可以倚老賣老？我也是拿了六百塊的車馬費，從高雄來這裡開會，你能不讓我發言嗎？」我想，大概不曾有人忤逆過他吧！一時，他也愣住了，因為不曾有過晚生後輩，或者一般信徒敢這樣對他講話。後來他跟我認錯，現在想想真是慚愧，想到這許多老人叫我不要講話，也只把我當是徒子徒孫，今日想來，對南老真是深深的懺悔。

道安法師

接下來講到道安法師，他是一九○七年出生的，湖南人士，身高雖然不滿六尺，但是聲音很宏亮，精神抖擻。二十歲在衡陽佛國寺出家，曾住在仁瑞寺參禪三年，並在衡山南嶽龍池岩苦修十八個月，後來各處參學。抗日勝利後，曾擔任湖南省佛教會理事長；一九五三年來台後，因弘法熱忱、交友廣闊，很快地就在台北市的松山區吳興街建設了松山寺，占地二、三千坪，一時冠蓋雲集，松山寺裡面經常高朋滿座。

我和道安法師最早的來往交集，是因為中國佛教會改選，大概是第二屆還是第幾屆，現在已記不得了，時間應該是一九五二年，確切的年代也早就忘記了。總之，就是在中國佛教會第二屆或第三屆改選時，選舉結果，全部為白聖長老十普寺的大眾，為此教界一時嘩然。

政府基於情勢，就解散中國佛教會，重新改組整理委員會，聘請十六位委員。這十六人的名字我也都不記得了，只記得都是在家居士，想要把白聖法師排除在外；出家眾只有南亭法師，道安法師和我，當時由王平居士擔任秘書長，期限半年，之後重新改選。

其時，我因為住在宜蘭，來回台北不便，無法在中國佛教會任職。我記得當時道安法師跟我講，他說：「我們現在奉政府的命令，成立佛教整理委員會，就等於公務員一樣，應該要為公家盡職服務！」但其時我並無一兵一卒，連一張桌椅都無法籌辦，哪有什麼力量貢獻到整理委員會呢？所以一切都仰賴祕書長王平居士。

王平居士曾擔任過內政部次長，是國大代表，山西人。他是怎麼能做到整理委員會祕書長的，我也不得而知。不過後來我們就信任王平居士的工作。這段期間，道安法師有直接參與，我們偶爾來開會，只是聊天，大家並沒有去過問整理的內容。

按照那時候，中國佛教會會員代表的產生，每省、市（特別市），都有七人代表，以半年為限；因為半年改選，日期屆滿後就要開會簽字。我想那時候雖有十六人的改選委員，實際上執行的好像是南亭法師、道安法師和我三人，王平祕書長是當然出席。

說到中國佛教會，一般人不懂他的組織章程。其實「中國佛教會」是全國最高的佛教機構，以「宗教法」來說，直屬內政部的民政局；但是如果以「團體法」來說，它是隸屬社會局。省分會是屬於民政廳，縣市支會就屬於各縣市的民政局，這是三階教會的組織。

一九四九年之前，每一個省有七個代表，中國有三十六個省（連東三省，後又改為東九省），因此他們應該有二百多個代表開大會。

除了三十六個省以外，四大名山各山也算一個特區，甚至地區，像西藏地區也算一個省，都有七個代表，當時台灣省也是有七個代表。除此，特別市（直轄市），像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南京市，一樣也有七個代表。

但是大陸解放以後，中國佛教會第一次改選，只有台灣是七個代表，其他省、市（直轄市）都只有二個代表，因為他們選不出那麼多人來。可是江蘇省最多，光是出家僧侶就有百人以上，也只有二個代表。所以過去江蘇省就是南亭法師和另外一個法師代表，我們都沒能當江蘇省的代表，因此我也永遠進不了佛教會，因為我是屬於江蘇省。

後來，有人就建議佛光山，也可以像四大名山一樣，成立十個寺院，就可以做為一個特區。哪十個寺院呢？佛光山寺，地藏殿就叫地藏寺，萬壽園就叫萬壽寺，普賢殿叫普賢寺……只要每年繳會費，就能有二個代表。不過我想，算了，我也不要。所以後來我一直不得辦法進入佛教會。

話題再回到當時我與道安、南亭法師負責整理委員會的事，當時中國佛教會有大陸的會員兩百多人，但是在屆滿的前一天，忽然增加了四百多人，全部都是由白聖法師提出申請的會員。這四百多人，大部分都是軍人，是一些老兵，或者是邊區的省分，如東北、新疆、雲南、貴州。

其時這許多地方中國佛教會並無會員，只要有人加入，立刻就成為代表；反而江蘇省有一百多人，也只能有二人參加。如此一算，整個改組後加入的那許多會員，必定都是將來的代表。

南亭法師、道安法師一看，即刻提出：這還得了，這仍然是十普寺白聖法師的勢力介入！我們三人不予承認。當時王平居士就非常著急，他說我們受政府委託，政府提供國家經費來做改組的費用，如果我們提出異議，讓政府又要重新再整理一次，事實上我們也非常難堪。

我們就提出：你為什麼讓十普寺一寺之中就能提出那麼多會員參加呢？他說，我也搞不清楚佛教裡面有什麼問題，我以為，只要是人家喜歡參加，佛教會都接受；尤其最後拿到申請也來不及審查，就通通簽收蓋印，准許加入了，現在如果你們大家不同意的話，我實在難堪。

我當時也很想堅持反對，但是想到王平居士的家人，對我們也有很多的照顧，想到盛情在先，實在不忍無情的給他難堪。最後我想南亭法師、道安法師也認為王平居士是一個好人，為人正派，只是他不懂佛教的選舉內幕，再者王平居士也是他們的信徒，所以最後他們也只有妥協，我當然也不持反對。

如此整理案件通過之後，就注定了中國佛教會在後來的四十多年之中，全為白聖長老一人所組織成的中國佛教會了，除非是他喜愛的人之外，再也無人能夠參加中國佛教會。

這期間我偶爾也能當選佛教會的理事或常務理事，據聞是每屆改選時，都有國民黨中央黨部為我請客，拜託白聖法師務必把我列入名單之中。

因為要選舉什麼人當理事，都有一個參考名單，名單並且要經過黨團書記的同意。黨團書記是由國民黨中央任命，開會的人不一定能當選理事，他們有投票權，可以隨意投票給誰，但參考名單給誰當選、不給誰當選，黨團書記都有審查的權力。

這是因為當時每個社團，政府都派有黨團書記在裡面，基於黨的需要，他有權力指示。如果每次政府提供的名單不能當選，一個、二個或許還可以馬馬虎虎；如果多了，黨團書記和理事長都要下台，因為你們不聽話。

這樣的關係，所以每次為了我的名字能列入到參考名單裡面，政府都要花很大的力氣，強力讓他們接受。有一次，為了政府指定要選我當常務理事，惹得白聖老不高興。當時，我雖不能當代表，但要當選理事，即使政府不發動，我相信還是有辦法；因為基本上公道自在人心，那許多代表看到我的名字，也會圈我一下，所以理事我是能當選的。

但是到了常務理事，那許多理事都是白聖法師區域的人，只要他招呼說不可以讓星雲當選，他們不圈我，那就不得人投我的票了。

所以後來政府就出面，請他們吃飯，說：「你們一定要把星雲列進去，如果他不進來，那你們就不像佛教會了。」

儘管有政府的苦心安排，還是抵不過他們的勢力，甚至從此以後即使是南亭、東初、慈航、印順等長老大德，也都不得辦法擔任佛教會的理事。

在當時我們三個整理委員之中，南亭老法師是一個容易妥協的人，道安法師是一個很耿直的人，而我是一個不懂得選舉組織的人。對於那時道安法師肯妥協，實在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後來整個中國佛教會儼然成為十普寺的中國佛教會，因為所有的會員代表都是十普寺的信徒和他們的員工，四年開一次會議，那許多代表出席的時候，對佛教界大德也不認識，他們只是奉命投票。

我想後來中國國民黨大概也對佛教會失望，認為佛教人士無能，他們也不要多管，就任這種情勢一直延續下去。所以那時候起，白聖法師就成為萬年理事長了。

在四十多年的理事長當中，偶爾他也做得不好意思，就說換個一任，讓道源、悟明法師做一下。其實他們也都只是代表，真正掌控佛教會權力的，仍然是白聖法師。

其實，哪個人擔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我們並不在意，我們重視的是，對佛教應該要有政策、計畫，對佛教的發展、前途，要制定大政方針。

後來大概是一九七一年左右，國民黨有一位劉耀中總幹事，是國民黨第五組的總幹事，他曾經要我對佛教會的選舉提出異議。但因為我人不在台北，不在這個中心裡面，自知無力，也就只有感嘆「時不我與」，除了暗自徒嘆奈何，也只有眼看著佛教不幸而已！

後來我跟道安長老也時相過從。我記得他在松山寺，每年都辦有暑期大專學生佛學講座，也曾邀我去上課；有時在台灣傳戒，他擔任三師或尊證，當中偶爾也有我參加，大家時相會晤，見到我，也都是讚許有加。我想到這都是長老們提拔後進，期望後學的好意。

算一算，道安長老應該比我年長二十歲，二十年的經歷、閱歷，在一個人生數十年寒暑之中，那是一個相當深厚的時間，尤其在重視倫理、輩分的佛教裡，我要尊重他，感覺到他在台北活躍，佛教還需要有他各種的應付。

道安法師有一本雜誌叫做「獅子吼」，對當時如一片文化沙漠的佛教界，也起過不少作用，他自己能講能寫，意氣縱橫，確實是一位人才，可惜那時候佛教界，白聖長老的勢力如日中天，幾乎沒有人敢對他說不。

那時候道安法師身邊有一些弟子，如靈根法師、張曼濤教授、劉國香居士等，都是文化人，也沒有辦法為他在佛教主流派裡面爭取到什麼地位。記得一九七七年，我和他同在高雄縣大崗山龍湖庵擔任戒壇十師，之後我回佛光山，他回台北，不久就圓寂了。世壽七十一，僧臘五十。他圓寂後有遺囑，叫「道安法師遺集」，另有《道安法師日記》十本傳世。對於佛教又損失了一位法將，也很為佛教感到悲傷。

印順法師

道安法師以外，我所尊敬的長老，那就要算印順法師了。印順法師，浙江人，一九○五年出生於農商之家。他曾經研究過道學，習過中醫，也曾做過小學教員，一生經歷過很多的學習過程，最後信仰佛教。

二十五歲在普陀山福泉庵，禮清念和尚出家，同年依天童寺圓瑛和尚受戒。曾就學於閩南佛學院及武昌佛學院，得以親近太虛大師。後來應命前往四川漢藏教理院教書，並於一九四一年受聘為法王佛學院最高導師，一九四七年在奉化雪竇寺主編《太虛大師全書》。

這個時候大陸已經快要解放了，大概過了一年他就到上海，後來戰事緊張，便隨民眾住到香港，再於一九五二年到了台灣。我當時正和演培法師在新竹台灣佛教講習會教書，因為演培法師的關係，他也經常在講習會小住，讓我有機會和他多所請益。其時印順法師的學德在我們心目中，真如泰山北斗，是難以仰望的境界，但是他也很隨和，不時的坐下來和我們閒談。

我覺得他對佛學的理論、對佛教的看法都很精闢，只是對他個性太過謹慎，不肯為眾服務，覺得不以為然，感覺他還是原始佛教的性格，不像中國大乘佛教，具有菩薩開展的精神。

不過他的著作《佛法概論》、《成佛之道》，以及他在各地的講說，如《中國禪宗史》、《平凡的一生》等，可以說印順法師的出版著作，我都無有不讀。

他曾經委託演培法師告訴我，要我跟隨他，希望他在各地講經時為他擔任記錄。我雖欽佩他的治學精神，但是對於為教的熱忱，恐怕用心不同，所以未敢輕易允諾。

後來，我和演培法師一同在台灣佛教講習會教書，他負責教佛學，我負責文學方面，也就是教教國文、作文之類。但是我們都很尊重印順法師，演培法師更是印順法師的入室弟子。

我那時和演培法師在授課之餘，也跟隨關凱圖老師學習日文。關老師是中山大學出身，對日文造詣很深，他特地為我們兩人編印教材。我當時邊學習日文，邊試著翻譯《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一書。這是日本森下大圓所著，我覺得此書的內容，不但文字簡潔明瞭，尤其舉例說理都很契合人心。

但當時，印老對我翻譯此書只重信仰，不重理論，感到不以為然，感謝演培法師為我解釋，說這一本《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不只是信仰，理論也非常豐富，他的話也為印老所首肯。

後來印老雖然無法在中國佛教會擔任什麼職務，但由於李子寬的關係，做過善導寺的住持；另有大同公司創辦人林尚志和其子林挺生的因緣，捐獻他土地，創建慧日講堂。甚至也因信徒的熱忱，他在新竹建設「福嚴精舍」，表示福慧雙嚴的意思！

那時候他的一本《佛法概論》，被人密告說內容歪曲佛教意義，有為共產黨宣傳之嫌疑。經呈警備司令部，拘提審訊，認為思想有問題；後來幸虧李子寬居士以黨國元老的身分，為他說項，才免於災難。

他的弟子續明法師，也是因為作品有思想問題，遭到警備總部連夜審問。續明法師是一個很厚道的佛教學者，與仁俊、演培，合稱是印順法師的三大弟子。後來到印度去朝聖，大概因為氣候不適，在印度圓寂，時年只有四十八歲，也為佛教感到惋惜。

過去，我經常購買印順法師的作品送給有緣人閱讀，我辦理壽山佛學院的時候，也用他的《成佛之道》當教學教材。我自信對印順法師的思想，略有認識、了解，我佩服他對原始佛教的研究，對佛教理論的剖析，都有獨到的見解。

太虛大師曾經把佛法分為「法性空慧學、法相唯識學、法界圓覺學」，後來印順法師再把它改為「虛妄唯識系、性空唯名系、真常唯心系」，我覺得各有見解。但後來他有一些弟子，過分的把印順法師歸類到人間佛教裡，說他是人間佛教的創始人，幾乎凌駕太虛大師之上，我深不以為然。

因為人間佛教是佛陀的。我認為，如果說印順法師是一個原始佛教的論師，或者說他是佛教大小乘的論師都可以，但是跟人間佛教並不相契合，硬要他來做人間佛教的掌旗者，實在不是非常尊重。

所以我主張人間佛教不應把它歸納於經論，或說是太虛大師所提倡，乃至再往前推及到六祖大師，其實都不是，人間佛教應該是人間佛陀所提倡的。

說到人間佛教，在過去太虛大師確實是說過「人生佛教」，後來東初法師編《人生雜誌》，也倡導「人生佛教」；但是比「人生佛教」這個口號更早的，是一九四六年慈航法師在南洋就編輯了《人間佛教月刊》。

印順法師由於學德深厚、著作豐富，對佛教產生巨大的影響，所以我希望今後研究印順法師的人，應該把他歸於一個「論師」的地位，以示尊重。

印順法師於二○○五年，以一○一歲的高齡圓寂。本來體弱多病的他，所以能活到百歲高齡，據他曾經跟我講過，他是靠香港的一種核桃粉末，才得以維持生命的。

其實，我想印順法師的高壽，可能是核桃粉末的功勞，但是他一生潛心於佛學的淡泊人生，他的修養與佛法資糧，更應該是他長壽的主因。

大醒法師

在諸多大陸來台的長老法師中，第一個到達台灣的，應該要算大醒法師了。大醒法師，一八九九年出生，江蘇東台人。大醒法師到台灣，應該與李子寬居士有關；李子老一生崇拜太虛大師，他只接受太虛大師，以及對太虛大師的學生信任之外，佛教界人士幾乎都不容易看在他的眼裡。在他接受台北善導寺之後，那時正是一九四八年，大陸到處戰雲密布，所以他就邀請大醒法師把《海潮音》帶到台灣發行。

我和大醒法師認識，倒不是在台灣，而是在大陸。我在焦山佛學院念書的時候，大醒法師曾到過我們學院，為我們做過講演。記得他曾說：「佛教衰微的原因固多，僧徒不團結是最大原因。佛教假如有十個出家人團結在一起，佛教必然興盛無疑。」我當時聽了並不以為然，覺得讓十個人團結，這有何難事？但是經過七、八十年的僧侶生涯，綜觀佛教界的互動，確實，要讓十個出家人團結，並不是容易的事。

大醒法師應該算是太虛大師的首座弟子，一九三一年期間的閩南佛學院，所以能辦得轟轟烈烈，當時院長太虛大師並不在院中，完全是靠負責教務的大醒法師，他的教學和延攬人才，使得師資陣容整齊，才有閩南佛學院的卓著聲譽，因而吸引各地的優秀學生前來就讀。到了一九四一年後，在江浙一帶數十家的佛學院，幾乎所有的老師都是出自閩南佛學院，所以對大醒法師的教育人才，就不能不另眼相看了。

大醒法師除了教學以外，他的寫作文字通暢，很有文學的意境，所以《海潮音雜誌》也是他們弘揚佛法的園地。記得是一九四七年，我與智勇法師在江蘇宜興辦了一份《怒濤月刊》，他看過以後，特地在《海潮音》上做了一番介紹，並且讚許說：「我們佛教又多了一支生力軍。」那時的《海潮音》是何等風格，何等具有分量、實力的雜誌，能對我們後生小輩做出這樣的評價，對我們是很大的鼓勵。

一九四一年後，他是怎麼樣離開閩南佛學院的，我並不了解，只知他到江蘇淮陰覺津寺擔任住持；他傳戒招收戒子，必須經過考試，他辦學更是現代化，一時帶動蘇北的佛教欣欣向榮，可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尤其一九二八年，他在大陸曾辦過一本雜誌叫做《現代僧伽》，裡面全部都是揭發佛教的弊端，以及為了保護寺產而與政府抗爭。這一本《現代僧伽》，就好像是佛教的《春秋》，也如同佛教的政論，內容都是批評佛教的是非、得失，在當時大醒法師真是被各個寺廟視如洪水猛獸。但是他本諸護持太虛大師的「新佛教運動」，口誅筆伐，不遺餘力，也贏得我們佛教青年的尊敬、擁護。

就為了這一本《現代僧伽》雜誌，在國民政府北伐以後，佛教就分為新僧與舊僧兩派。新僧的代表當然是太虛大師這一派，舊僧的代表，就是印光大師和圓瑛法師這些長老了。後來大醒法師告訴我，他曾經去拜見過印光大師，印光大師聽到他報名叫「大醒」，就說：「你造口業喔！」

後來他把《現代僧伽》上的文章集結成書，就用《口業集》為名，以紀念印光大師開示教導他的這句話。這本書也曾在台灣再版過，現在流通情況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我到台灣來，前面提過林錦東居士曾告訴我，可以到台北縣成子寮觀音山找慈航法師，或許能找到一個教師的位子。只是那時已是初夏的四、五月，那一天我們到達台北車站，忽然下起傾盆大雨，據說到觀音山的道路已經崩塌，汽車不能通行。幸好林錦東派了一位法師為我們帶路，他在台北火車站就跟我們商量，他說觀音山是去不成了，在台北倒有一間你們大陸法師（即白聖法師）主持的寺廟，你們前往投靠，應該妥當。

當我們到達十普寺的時候，白聖法師雖然接見了我們，但他表示留宿困難，要我們另想辦法。我心想：「此處不留人，另外會有留人處！」正預備要離開，這時道源法師經過我們身邊，帶著責備的口吻說：「你們怎麼也會到台灣來呢？」

和我同行的另外二人聞言，非常不平，想要發作：「為什麼你能來，我們不可以來呢？」但是我想，出門在外，還是忍耐第一，也就不去計較，隨後便冒著大雨離開了十普寺。

當時整個台北市汪洋一片，我記得從十普寺出來，想要到善導寺，因為知道大醒法師在那邊，可能會有辦法。但在經過新生南路時，有一條「瑠公圳」，因為路面淹水，路與河已經分不出來。我一個不小心，就跌進瑠公圳裡，隨著流水往下流。好在我從小生於揚子江畔的水鄉揚州，別的本領沒有，對於水性倒能應付。

我在隨水急流的時候大叫：「我的錢包！」因為家師給我十多元的袁大頭就包在一個小包袱裡面。我奮力搶救，最後終於把它撈起來，並且找到岸邊，爬上了岸。這時想到人家說「落水要命，上岸要錢」，但是我是落水要錢，上岸不計較有沒有活命。或許你說，才不過幾個袁大頭，就那麼幾塊銀圓，值得拚命嗎？事實上我很清楚，在那個時候，幾個袁大頭是我今後在台灣的生命線，沒有它，就更加寸步難行了。

我們在路上，雨愈下愈急，水已深達腰際，只能寸步移動，找尋高一點的道路慢慢前行。終於在午後黃昏時到達善導寺，大醒法師見到我們，他表示自己住在這裡，也是寄人籬下，自身難保，對我們前來，實在難以幫助。

這也難怪，那個時候的善導寺，有台北市政府的兵役科及警務處的交通大隊住在裡面，只留一個小木屋給善導寺的幾個人眾居住，另外就只有一個大雄寶殿而已。

當時我們實在是因為外面道路還是到處積水，就要求晚上讓我們權且在大雄寶殿住上一宿。承蒙他們在不置可否的情況下，讓我們在大鐘下，和著全身溼透的衣服挨到天亮。好在那時候是夏季，也不感覺很冷。第二天一早，因為從台中為我們帶路的那位法師，把我們送達十普寺就離開了，所以我們只有自己打聽，怎麼樣繼續找尋前途之路。

這時候聽說慈航法師在基隆四腳亭月眉山靈泉寺，我們問清楚了道路，就從善導寺走到距離不遠的台北車站，買好了車票，坐車到八堵，再轉宜蘭線的火車到四腳亭下車，大約走了二十分鐘，就到達靈泉寺。這時已經是下午一點以後了，見到約有十個左右的大陸僧青年聚集在這裡，我們無限歡喜，雖不能說是他鄉遇故知，也算是找到鄉親熟人了。

這些青年朋友就問我們：「你們吃過飯了沒有？」其時我們不只當天早飯沒吃，連昨天晚飯、中飯都還沒有吃，正餓得發抖。但是這個時候有一位老師出來說：「我們在這裡自身難保，你們可不能多事。」示意這許多青年同學不可以接待我們。

然而青年人就是有他可愛的地方，他們聽到這句話，非常生氣，不顧老師反對，就自掏腰包去買米，然後煮了稀飯給我們吃。我記得那時已是下午三點多鐘。當我捧著那一碗稀飯，喝進第一口，感覺真是如瓊漿甘露一般，美味無比！

靈泉寺基本上房間很多，我們希望能借住兩天，整頓一下衣裝就離開。後來也沒有人出來答應，但也沒有反對。就在那兩、三天當中，我們把衣服換洗一下，有的在路途中散失衣單，就買個普通布料，縫製幾件換洗的衣服。

三天後，約略已經了解到台灣的地理、人事等各種情況。住在靈泉寺的這些同學，大部分以常州天寧寺天寧佛學院的為主，另外上海玉佛寺也有幾位青年在中壢圓光寺，同時也知道慈航法師正在中壢，最後當然只有往中壢圓光寺出發了。

在中壢車站下來，走在一片雨後泥濘的道路上，想到過去說，湖南石頭希遷禪師的道風是「石頭路滑」，現在我們到圓光寺的道路有十幾華里，走在那泥濘道路上，真是「黃泥路滑」。所幸到了圓光寺，雖未遇見慈航老，但是妙果老和尚已經接受我們了。此事在別章已經談過，此處就不再多所敘述了。

在中壢圓光寺，我住了一年多，大醒法師也曾來此小住。他住在圓光寺期中，我們有時間長談，對大醒法師一生的經歷，一生為了佛教的精彩故事，聽得非常入迷。後來接到大醒法師的信，要我去擔任新竹青草湖「台灣佛教講習會」的主任祕書。

為了這個職稱，我很不以為然，我想你可以聘我當教師，或是聘我做什麼職務，怎麼要我做主任祕書呢？我又沒有文書行政的經驗！但是大醒法師在回我的信上說：「這是叫做講習會，不叫佛學院，我是講習會的會長，不能用學校的名稱，只能用主任祕書。再說，也不知道講習會能辦多久，以後如果有機會，我們再改為教務主任，希望你來，雖然名義上是主任祕書，實際上是教務主任的工作。」

就這樣，後來我還是到講習會去教書。記得我曾請他在紀念冊上寫字，他的字非常莊嚴。他還叫我改名字，不要叫「星雲」，改叫「心雲」，因為「雲無心以出岫」，比較有意境。我記得他在當時是署名：「大醒‧五十一歲」。

不久後，聽說蔣經國先生要在觀音山做一場佛事，超薦他的母親毛夫人。毛夫人是蔣介石先生的原配，也就是經國先生的生母，於抗戰初期在大陸被日本人的飛機投彈炸死，據聞經國先生那時候十分悲痛，誓言要「血債血還」。

後來到了台灣，於一九五一年，應該就是他母親逝世十週年紀念，便想舉行一堂超薦佛事。由於大醒法師曾是奉化雪竇寺的住持，過去雪竇寺和蔣家一直有很深的因緣關係，知道大醒法師在台灣，蔣經國先生很高興，就邀請大醒法師主持這一場佛事。

其實，大醒法師一生最不喜歡做經懺佛事，但是在這種因緣關係之下，他也不得不歡喜接受。就把講習會裡一、二十位大陸來的青年，一起帶到觀音山做了三天法會。聽說事後經國先生還包了一個大紅包給大醒法師，因為在大陸上做經懺，一向誦經以後，都會有嚫錢（紅包）供養。大醒法師就和大家說：「這些錢我們就不必分了，把它做為講習會的基金。」我認為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有人不以為然。不過，這也難怪，那時候大家都窮，都沒有錢。

大醒法師非常氣憤，很不以為然，認為大家應該要發心，要為了佛教，所以就集合大家訓話。他站在講台上，手拿粉筆，想要在黑板上寫「三皈依」，當寫第一個「自」的時候，手就停在那裡，拿不下來，中風了。停頓了很久，大家趕快趨前去扶他時，他就倒下來了。

大醒法師曾經跟我講過，他知道自己會中風，他說：「我身上有一顆藥，假如我中風的時候，要趕快把那一顆藥給我吃下去。」大概就是可以即刻往生。為什麼呢？他也曾告訴我：「我一生英雄，我可不能中風以後做狗熊。」

但是那個時候，一群學生誰敢拿那一顆藥給他吃呢？大家忙著趕快把他送去就醫搶救。只是後來還是嚴重到不能講話，甚至癱瘓，呈現半植物人的狀態，從此以後就靠著他的在家弟子賈懷謙照顧。這一位賈居士真是菩薩，比兒女都孝順，侍候大醒法師一、二年有餘，直到往生。大醒法師圓寂時，才只有五十三歲。

在大醒法師病倒之後，台灣佛教講習會實在一時找不到適當的人，我不知道究竟是誰的主張，一定要我前往擔任教務，維持大醒法師的情意。在這種情況之下，我也不能再有所推託，所以又在講習會多待了一年多的時間，直到一九五三年初，才到宜蘭雷音寺駐錫，開始我在台灣弘化的另一個新的里程。

智光法師

在台灣的大陸長老法師中，真正為我上過幾堂課，成為老師的，恐怕就要算智光長老了。智光長老是江蘇泰州人，一八八九年出生，十三歲出家，十七歲於寶華山隆昌寺受具足戒。十九歲和太虛大師、仁山法師就讀過楊仁山居士創辦的「祇洹精舍」，後來太虛大師與仁山法師發起新佛教運動，據我的了解，智光老並沒有參與，因為他的性格比較保守。

我的學長智勇法師，和我一起編《怒濤雜誌》的時候，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批評江蘇的三個鄉愿長老，其中之一就有智光長老。但是他參學過很多的地方，且能背誦七卷的《法華經》，也曾擔任過泰縣一個小學的校長。一九二三年，他在焦山定慧寺授記，一九三三年就任住持，但不久就退位了。

一九四五年，我在焦山佛學院念書的時候，智老以退居老和尚的身分，偶爾出來為我們講幾堂戒律學的課程。不過現在回憶起來，他的性格保守，對於新佛教運動，據我了解，他既不參與，也不會寄予同情。然而在佛教裡，從小在佛門受訓的老和尚，到了年登高壽的時候，就會有一些修養；印象中的智光長老在焦山時，還真像一位老和尚。

因為我們身分差距許多，我只是一名學生，要想親近這種地位崇高的退居老和尚，在叢林裡幾乎是不可能。但一九四九年到了台灣，後來我在華嚴蓮社見到他，感覺到他實在和藹慈祥，不像南亭長老那樣的鋒芒、氣勢，所以我偶爾就到華嚴蓮社的後廳找他，請其開示。但他言多保守，講話不太涉及人我是非，只偶爾在佛法義理上表示意見。

記得那個時候，為了佛教的「卍」字左轉、右轉問題多有意見。南亭老在各種書籍裡查詢，結果反轉的「卐」字有十三票，正轉的「卍」有十二票。我認為前者是希特勒納粹黨的標幟，佛教的卍字應該是向右轉，不過他說他的是右轉，我說我的是右轉；在我和南老對卍字有不同看法的時候，我曾在印度佛陀轉法輪的塔上，照下卍字的樣子，刊登在《海天遊踪》一書裡，證明我的說法是有根據的。

但是南老執著，認為我們年輕，不可以違逆他，當然不會採信我的意見。但智光老跟我說，「你的對」。智光老這一句話，在當時我想到，雖然他是南亭老的長輩，但他寄住在華嚴蓮社，是靠南亭老供養；他用這種言論來支持我，我也掛念他得罪南亭老，所以後來我對於卍字的爭論，也就不了了之了。

那時候智光長老應該也已年近七十歲之齡，他的身體健康、硬朗，雖然行動不是很敏捷，但很穩健。如古德說：「不是為了拜佛，不會輕走一步；不是為了看經，不會點燃燈火。」這一種穩健如山的長老，在我們青年的眼目中，更加感覺到應該恭敬。

後來，福州的陳秀平居士，邀約了台電公司十多位的工程師，他們都是佛教徒，各自出資，購買永和現在智光商工的那片土地，約有五千多坪，想要籌辦一所中學，要我領導。我那時候在台灣，一點基礎也沒有，都還在四處流浪飄蕩之中；雖然人在宜蘭弘法，但也沒有財力來辦佛教的教育，我就邀約南亭長老、悟一法師等人共同參加。

那個時候，為了學校定名，大家各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的意思，可以辦一所「太虛高級中學」。悟一法師說，不好，太虛，太虛無了，太虛幻了，對辦中學不好。我認為現在科學時代，大家正在研究虛空，正要了解大自然的浩瀚。不過，我也知道，他們對於太虛大師不是那樣的信仰崇拜，所以後來就妥協，而用智光長老的名諱來做學校的名稱。就這樣，南亭長老也很接受，所以智光高商職業學校就這樣產生了。

太滄和尚

外省的長老法師在台灣的，應該有三位，一位是智光長老，第二位是太滄長老，第三位就是證蓮法師。

太滄長老，一八九五年生，江蘇東台人，二十歲出家，於江天寺受具足戒。我在焦山、棲霞念書的時候，偶爾到金山寺參訪，都是由他接待，因為他是金山寺的當家，又兼帶頭單知客。

我記得太滄長老身材魁梧，相貌莊嚴，氣質雍容華貴，慈祥愷悌，讓人覺得如沐春風。聽說他在一九四五年就任金山寺住持，一九四六年我還在焦山佛學院就讀時，他還幫助我做過一次「佛教古物展覽會」。他把宋朝蘇東坡的玉帶，以及常住的古物，毫不吝惜的借給我在焦山展覽。那時候，我也膽大妄為，在鎮江貼出海報，寫出標語：「秦磚、漢瓦出現了，蘇東坡的玉帶也展出了，您有看過嗎？還有龍蛋、歷代的皇朝龍袍」等；甚至還展出東漢著名的「伏波將軍」馬援的戰鼓，成語「馬革裹屍」就是出自他的英勇豪語。

那一次展覽會，真是人山人海，從鎮江幾十條船，不斷的載運人潮到焦山參觀。看到蜂擁而至的人潮，把我也嚇了一跳。但是一九四八年，忽聞金山大火，半個小時之內，就把金山寺幾個主要的建築都燒光了，大家都認為這是一種事件的前兆，國家必定有什麼事情要發生。那時候，我在南京，也知道好像社會的風雲一直在變化，現在回想起來，這一把火對促成我們到台灣，也不能說不無關係。

後來我在台灣，聽說太滄長老到了香港，住在我們棲霞山香港的別院鹿野苑，之後輾轉來到台灣。想到過去他那種「不輕後學」的長老風範，我也多次前往禮座、探視。後來有不少信徒，大家尊敬老和尚，便為他在舊北投購置了一棟房屋讓他居住，定名為「金山分院」。

在大陸時，太滄老曾經與「金山活佛」同住十多年；來台後，煮雲法師專程到金山分院拜謁老和尚，請他講說金山活佛的行誼、軼事，後來寫成《金山活佛》一書出版。

太滄老在台期間，也曾擔任過南投日月潭玄奘寺的住持，不過我想，他也只是掛名而已，實際負責寺務的運作，應該另有其人。

證蓮法師

上述二位長老之外，第三位就是證蓮老了。證蓮長老江蘇鎮江人，一八九三年出生，在寶華山隆昌寺受戒。一九二五年擔任天寧寺監寺，七年後任住持，將天寧寺本有的戒學堂改名為天寧佛學院，除學戒之外，尤側重於教理的研究，並且廣聘各方名師擔任教授，大力培育僧才。

天寧寺是江南四大叢林之一，中國的佛教一直是以江蘇、浙江為最具代表，浙江的天童寺、阿育王寺是每個出家人參學的聖地；江蘇的金山江天寺與常州天寧寺，也為一些青年學子所嚮往。

現在在台灣的大陸法師當中，對台灣佛教產生貢獻的，恐怕要算出身天寧寺系統的老少法師了。例如：戒德法師、默如法師、仁俊法師、印海法師、佛聲法師等，都是出自江蘇常州天寧寺。我在抗戰勝利前，也曾經在天寧寺做過短期的參學，並且還任職行堂，因此，我和江蘇的各大叢林，棲霞山、焦山、金山、常州天寧，甚至揚州高旻寺等，都有一些相當的因緣。

我對於證蓮老，雖沒有直接跟他親近過，不過，他在永和建了一間「竹林精舍」，偶爾前去向他禮座，也和他重要的得力弟子，如佛聲法師及曾任天寧寺監院的戒德法師等，相互唱和。我請過戒德法師到佛光山來舉辦天寧寺的「禪七」，也請過金山寺的慈靄法師，多次在我們叢林學院擔任教席，無非是希望大陸各名山道場的家風，能在佛光山樹立。

證蓮老在一九六七年去世，世壽七十四歲。他的弟子戒德法師倒是長壽，一九○九年出生，二○一一年五月才圓寂，活了一○四歲。

廣欽老和尚

過去廣欽老和尚在台灣的聲望很高，他是福建省惠安縣人，一八九二年出生，一九四七年來到台灣時已經是五十五歲了。

他出家得晚，直到四十二歲才受戒；受完戒後到山中苦行，迷了路，靠著山上的樹薯、野果充飢，一住就是十三年。吃習慣了以後，就一直以水果為主食。來到台灣後，最初住在豐原，仍然維持這樣的飲食習慣，漸漸的，信徒就以「水果師」稱呼他；加上有許多靈感事蹟傳出，信徒耳聞，紛紛前往護持。後來，受公路局局長林則彬等人贊助，在土城建了承天禪寺，中部建廣承巖，在南部高雄六龜則建妙通寺。

廣欽老和尚出生時，家境貧窮，沒有受過什麼教育，出家後寺院也窮，對寺院叢林教育也接觸得少，以專修苦行為主。但他為人有德，很多退伍軍人拜在他的座下出家。對於這些出家弟子，我想，佛法講求智慧，出家人還是要受教育，要有大德提升他們的智慧、見地層面，對於修行才有幫助。

廣欽老和尚一生中，並沒高建法幢，陞座講經，也沒有以文章度世，但他參禪念佛，平實的行持度化許多人，還是值得後學們學習的。他對我們也很支持，徒弟還捐贈佛光大學五千萬元。在他往生後，弟子們把他平時的訓誡，輯為《廣欽老和尚方便開示錄》傳世。

靈源老和尚

其實，諸位大陸來台僧侶中，他們所創建道場，最具規模的，佛光山以外，就要算基隆十方大覺寺了。

十方大覺寺開山者是靈源老和尚，一九○二年出生，浙江臨海縣人，是一位真正有德有修的長者。他所以能成功，是因為寺院建築在基隆；過去，很多服務於基隆港的海員，都是浙江寧波、溫州一帶的人士。緣於同鄉之情，他們成為十方大覺寺最大的護持者，所以靈源老和尚，很快的就把寺院蓋起來了，其莊嚴宏偉、金碧輝煌，可以說在基隆占領了一個山頭。

那時候，在台灣有不少的退伍軍人要想進入佛教，其他佛教界的老和尚，沒有寺廟供給人掛單安住，只有十方大覺寺有此條件。因此，不少的軍界人士，都以十方大覺寺做為進入佛門的根據地。例如：中台禪寺的惟覺法師，即是靈源老的門下高足。

靈源長老雖然不擅於講說弘法，但是他心胸開闊，禮賢下士。一九五八年，他從香港禮請一位禪門的長者惠光長老，在基隆弘揚禪法；另外，也有自軍中退役出家的知寂法師，在基隆蓮社提倡淨土。一時之間，靈源老和尚在基隆「禪淨雙弘」，有了一番作為。可以說，近代以來，靈源老對於開拓台灣的佛教，應該算是一位有力人士。

可惜的是，靈源老和尚在一九八八年圓寂，他的門徒大部分出身軍侶，有的在佛學內典上的修學，時間顯得不夠，所以後來未盡發揚光大。十方大覺寺，在台灣佛教界成為莊嚴堂皇的寺院，弘法利生，就有待後人傳承繼起了。

樂觀法師

說到門徒傳人，太虛大師的門人中，來到台灣的，除了印順法師、大醒法師、默如法師外，還有一位就是樂觀法師了。

樂觀法師，湖北漢陽人，一九○二年出生，本來法名叫「悲觀」，但是到了抗戰中期的時候，他對勝利抱有必然的信心，所以改名叫「樂觀」，意思是樂見未來的勝利。

他在抗戰期中，曾經組織僧侶救護隊，也出版過兩大冊有關僧侶參與抗戰工作的史籍，蒙太虛大師賜題書名《奮迅集》。除此之外，他的著作不少，多以佛教與當代時事有關，像《護國衛教言論集》、《中國佛教近代史論集》、《六十年行腳記》等。後來他主編十年的《海潮音月刊》，其他相關的撰文，也散見在各佛教刊物，在近代以來的出家人中，樂觀法師可以說是一位愛國的僧人。

為此，國民黨對他特別愛護有加，對他非常的重視。在大陸解放後，他也一直在緬甸替國民黨作一些聯繫的事宜。一九六三年，他似乎在緬甸居住困難，後來回到台灣，國民黨替他出資，在永和購買了一個民居。樂觀法師把它改為「常樂寺」，做為弘法道場。

樂觀法師性情剛烈，可以說，佛教裡的什麼人，他都敢直言批評。太虛大師圓寂的時候，大家選出太虛大師的「十大弟子」，他未能上榜。當時，他非常氣憤，認為太虛大師的「十大弟子」應該有他一分。

後來，他參與編輯《海潮音》，和我結上因緣。蒙他愛護，經常在文章上不斷稱讚佛光山的好事，也到山上小住過數次。有人跟我說，樂觀法師對佛教的人、事，通通都罵到了，只有沒罵過星雲法師。

記得他第一次到佛光山小住，正是一九六七年開山那一年。當時，山上還不具備現今的規模，僅僅只有佛教學院以及興建中的「萬佛殿」（即大悲殿）。之後，樂觀法師為文稱譽：佛光山具備大陸名剎天童寺的格局，名為「小天童」也不為過。他對叢林學院的整潔、學生的朝氣精神，印象極為深刻。他說，佛教學院可算是個「勞動大學」，每個學生各有所職，平等有分，符合太虛大師興辦僧伽教育的方針。

感謝樂觀法師的支持與鼓勵，我曾多次邀請他到佛光山安居，並在佛光精舍為他留有一個房間。只是，他謙稱自己是一名行腳僧，對於逍遙自在的安養日子無福消受，並且掛念永和常樂寺的未來發展，因此不得不婉拒我的好意，但仍然應允願意在台北、高雄兩地居住。

他說，初上山來，見到佛光山的規模，曾用「非常人做非常事，非常事非常人做」來形容我；十多年後，看到佛光山的發展，果然印證自己所說無誤，內心極為快慰。我心想，是不是非常人、非常事，倒是其次，慶幸的是，自己一路走來所做的事，沒有讓長老失望了。

悟明長老

除了樂觀法師，在大陸來台的長老中，經常給我鼓勵的，還有最近以一○二歲瑞齡圓寂的悟明老和南投靈巖山的妙蓮老。

悟明長老，一九一一年出生，他是河南人，但成長於湖北。年輕時在上海參學的過程，我不太了解，但他在台灣弘法六十餘年的人生，確實是轟轟烈烈。他是白聖法師的摯友，也是我的一位善知識，雖不是什麼學者、佛學專家，但他通達人情事理，處世非常圓融周到。

記得在一九五一年初，我在台中寶覺寺講課的時候，與悟明長老初次相識。他比我年長十多歲，但在佛門的倫理中，他是一位老參、前輩。他就像當初圓瑛法師愛護太虛大師一樣，對年輕後輩的我非常看重。

有一次，他約我到另外一個地方，輕聲慢語的談話，言多讚美鼓勵。記得他說：「老弟，將來你不是一個平凡的人物，你在佛教裡面，要好自為之。」

我也記得當時年輕的我，還跟他開玩笑說：「老兄的梵唄，音聲嘹亮，我五音不全，哪能和你相比呢？」他立刻沉下臉來，「我這種經懺小道，不足光大佛法，還是看你啦！」幾十年來，從悟老的言行中，印證他的為人，不是那種表面上對我恭維，背後又是另一種面貌的人。

他對我的關懷真實不虛，始終如一。例如：我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弘法三十年，他經常前來聽講。這當中，也曾發生一些插曲。例如：一九七八年，我在國父紀念館舉行三天佛學講座，為了與白聖法師他們的關係和解，第一天開場時，特地邀約悟明老在我講說之前，上台致詞，以示我對佛教會的尊重。

但是，他說了幾句讚美我的話之後，跟著，就把他自己在佛教會中「常務理事」的職務給丟掉了，也就是說不能再當選常務理事了。

我想，這應該是他對我的讚美後所受到的懲罰吧！不過，悟明老毫不介意，繼續和我往來，可見他做人的苦心。

台灣光復初期，台灣省佛教會每一年都會舉辦「會務人員訓練班」，悟明老和我，經常被聘為會務人員訓練班的講師。那個時候，大陸的出家人剛到台灣不久，外省人、本省人之間，彼此還有界線，因此，在台灣佛教界裡面活躍的人並不多。但是，我們從不分本省、外省，沒有什麼省籍的觀念。我在台灣社會裡，算是深入民間，而悟明老做人處事比我更圓融，所以在本省的活動裡，經常都有我們參與的機會。甚至，在台灣省佛教會裡，當選常務理事的外省人中，恐怕就是我任職的時間最久了。

另外，在台灣的出家人中，前往美國弘法的第一人，恐怕也是悟明老。我知道他不會英文，但竟然一個人飛往紐約，獨自在美國訪問數月之久。有一本書叫《仁恩夢存》，就是記錄他訪美的經過。我真是佩服他的勇氣，有著當初玄奘大師西行、鑑真大師東渡，那種「為聖教也，何惜生命」的精神。

後來，他在美國創建護國禪寺，我也曾經前往拜訪。當時，他並沒有很多徒眾，早在二十年前，取得赴美簽證的條件還是非常嚴苛的時候，我看他每次從美國回台，都要囑咐當地的在家信眾代為管理道場，可見他弘法的辛苦。

在台北，悟明老則以樹林海明寺做為本山，另外設有觀音禪院，收了一位了不起的比丘徒孫──明光法師。他是台灣交通大學的碩士，曾任台北市佛教會會長。一九九四年，發生台北大安公園「觀音不要走」事件。我感念悟老和明光法師平日弘法護教的熱忱，為了讓觀音能在公園裡留下來，我也積極協調處理，助他一臂之力。

那一次，多虧慈容法師有佛光會的背景，中南部的會員一聽說此事，馬上表示要發動三百部遊覽車的人，到大安公園念佛請願。當時的台北市長黃大洲一聽大驚，並說：「那還得了，三百部的遊覽車來，台北市的交通一定癱瘓。」黃市長這才感覺到事態嚴重。經過多方溝通，達成妥協，觀音聖像成為共有的藝術品，從此安住在大安公園裡，護念往來的大眾，也讓靜坐絕食的昭慧法師一行人，達到訴求「觀音不要走」的目標。

近幾年，悟明老經常到台北道場來看我，我偶爾也會到樹林海明寺去探望他；他都是一本初衷的熱忱相待，實在是一個「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的三好人。可以說，他做到了「三好人生」。

他在二○一一年七月十九日圓寂，大家忙著組織治喪委員會，為他的肉身坐缸儀式做最後的敬意。我也在為他舉行的追思讚頌會之前，趕往樹林上香禮敬。站在他的靈前，面對這位六十年的忘年之交，不禁感慨萬千，只有祝福他能夠乘願再來了。

妙蓮長老

再說到妙蓮長老。他是安徽巢縣人，一九二一年出生，比我長六歲；但討巧的是，我比他早半年受戒。按照叢林的規矩，戒臘高的人要在前面；雖然我早他受戒，但他年齡比我大，和他一起排班時，我都自願讓他走在前面；妙蓮老很謙虛，都讓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就是這樣推崇我，一路走來，我們也算是老友了。

妙蓮長老參學於蘇州靈巖山，繼承印光大師的宗風。一九四九年前往香港，起初吃了許多苦，住過大嶼山，後來在青山閉關二十餘年。其間，修行「般舟三昧」達十次，每次三個月為一期，可見他悲願弘深，修持嚴謹，讚美他是有道高僧，也不為過。

記得一九七○年代，他前來台灣時，最初掛單在佛光山位於台北民權東路的別院──普門寺。當時，我經常到普門寺講說《金剛經》，都會看到一位老和尚，坐在前排專注聆聽。有一次下座後，我跟他請教，才知道他是妙蓮長老。

他跟我也不多言語，也不和信徒應酬，每次聽完我講經就回寮休息。就這樣，長達一、二年之久。我不知道他掛單普門寺的目的為何，他也不和普門寺的信徒來往，只是白天外出，晚上回來。想來，是他做人周到知趣，覺得不方便住在普門寺，又和普門寺的信徒來往，好像在利用關係一樣。我想，他白天出去，應該都是到他自己的信徒家中訪問，做家庭普照吧！

爾後，我忙著佛光山的開山工程、從事國際佛光會世界的活動；一九八六年時，他到南投埔里開山，沒多久，靈巖山就莊嚴巍峨的樹立起來了，真是不可思議的奇蹟。我很欽佩妙蓮老，他到底是有修行的人，好像建設靈巖山比我建設佛光山還要容易一些。

妙蓮老也經常到佛光山來，有一次，特地交給我三百萬，說是他自己的捐獻，要我把大雄寶殿重建得更寬、更深。但是，當初土地的問題，不是那麼的容易解決。我記得在建大雄寶殿的時候，連一根支撐屋簷的棍子落在別人家的土地上，那位地主都不准。乃至，後來我要買這一塊地，以那時候的市價，六分地應該只是六萬元，地主卻索價二十萬。我覺得太超過了，你可以多要一點，但不能那麼多。

過一個禮拜，我心想：「算了，誰叫我有這個需要。」就準備了二十萬和他買。他竟然開口說：「這現在要四十萬才能賣。」

才過了一個禮拜，他就漲到四十萬，我很生氣，這種人真是不可理喻，不跟他談了。

再過二個禮拜，我心裡想，「算了吧，四十萬就四十萬，跟他買吧！」他又說要八十萬才賣。我二話不說，立刻交付八十萬給他，買下現在佛光山藍毘尼園那一塊鄰近大雄寶殿的土地。

佛光山鄰近的土地，就這樣從一萬塊錢一甲，到十萬塊錢一甲，逐漸又漲到一百萬塊錢一甲、三千萬塊錢一甲，到現在，已經是一、二億元才能買到一甲。這幾十年來，佛光山雖然辛苦買地，但是佛光山也沒有窮，而那許多賣地的人也沒有富貴啊！

我想到開山過程的點滴，只有親身經歷的人才會知道，妙蓮老自己也在建寺院，仍關心我的大雄寶殿建設，實在感念他的情義相挺。

由於妙蓮老和我這份深厚的情誼，到後來，他幾乎要把靈巖山寺交給我替他處理，我們也對他的事情給予最大的護持。記得一九九六年靈巖山傳授三壇大戒，全部的三師七證、引禮，都由佛光山負責。佛光山也確實傾巢而出，幾乎以全山總動員的情況，全力支援他們的戒會。而他原本有意創辦的埔里均頭國中小，因為九二一大地震的發生而停頓。後來委請佛光山籌辦，我們覺得很有意義，便應允承接建設。幸好沒有辜負妙老所託，在二○○四年正式開學了。

晚年的他，腿部一直腫脹，不良於行。我曾到南投埔里靈巖山的關房前去看他；在台中，我也曾到他修養的病榻前表示慰問，但他到最後還是先我而去。後來我聽聞在他圓寂前，曾經交代徒弟們說：「靈巖山寺的事情，要請教星雲大師做主。」二○一一年二月，靈巖山的當家兼代住持自毅法師，率領四位當家師及二位護法居士來佛光山，跪在我的前面要我前去主持開光。他說：「師父，妙蓮上人有交代，我們做什麼都要以您為主。」

我聽了也非常感動，所以在同年九月，靈巖山在台中的念佛堂落成啟用暨四大主殿聖像開光大典時，有上萬的信眾參加，我也專程從佛光山前往主持了。

妙蓮老一生，篤信淨土，以念佛為主，僅以他修行十次、每次三個月一期的「般舟三昧」來說，就已經不是一般人容易修持的。所謂「般舟三昧」，又叫做立行念佛修持，在過程中，晝夜精進念佛、繞佛，頸不落地，站立修行，是不倒下來睡覺的；不得已，想要打瞌睡了，只有扶在一條繩子上稍微瞇一下。這對普通人來說，一天都受不了，何況妙蓮老修行了十次。這種刻苦自勵的修持，所以他後來建寺順利，當然自有龍天護持了。

妙蓮老以八十六歲之齡圓寂，於今我也八十六歲，回憶如長兄一樣的妙蓮老，萬分懷想，無限依依。

大陸來台的這許多長老法師，所遺憾的，大部分都沒有重視傳承。說有傳人的，除了上述的十方大覺寺靈源老、悟明老和妙蓮老外，就是東初老法師了。

東初老收了一個高徒，就是農禪寺聖嚴法師。他非常爭氣，在日本獲得立正大學博士學位。不過，他們師徒並沒在一起相處過，當初也只是在名義上具有師徒之名而已。

另外，像證蓮老和尚的弟子戒德法師，在台灣活到一○四歲，圓寂後，也不是很清楚有哪些傳人，甚為可惜。其他，像焦山的智光老和尚等，往生之後，也如人家所說，因為不知傳人是誰，早已無人去聞問。

看起來，諸大叢林中的金、焦、天寧一系，在台灣都已沒落；現在，只有寄望大陸上的金山、焦山能夠再起了。

聖嚴法師

一九四九年我來台灣以後，因為經常在《覺群》、《覺生》、《菩提樹》發表佛教文章，東初法師就邀請我去主編他創辦的《人生雜誌》。

那時候，我經常收到一位「醒世將軍」的投稿，其文稿，可謂文、史、哲、佛理，都非常洗練暢達。因此，我向人打聽這位「醒世將軍」何人也？有人告訴我，這人出過家，隨軍來台，目前還沒有辦法退下來回到僧團。我覺得這是佛教優秀的人才，實在可惜。

後來時光日久，我們彼此有了來往，有一天終於見到面，他瘦瘦的身材，有著讀書人的氣質。

他告訴我，想回到僧團，正在找師父，他說：「我就拜你做師父吧。」我心想，我們年齡差不多，而且你這麼有學問，我哪裡有資格做你的師父呢？因此我就說：「我替你介紹東初法師。」

於是，我告訴東初法師：「有位『醒世將軍』常在我們《人生雜誌》投稿，您也知道他，他現在要出家，就拜您做師父吧！」

那時候，大陸的法師孤身在台，自己本身都食宿困難了，又如何解決弟子的吃住問題？因此要收徒納眾並不容易。

當然，東初法師就一直推辭，我就說：「他出家後，一切的生活所需都能夠自主，並不會住到您這裡來，也不會有其他要求！請您成全他吧。」就這樣，東初法師為他剃度，給了法號「慧空聖嚴」。

過後不久，聽聞聖嚴法師想要閉關，剛好美濃朝元寺要提供我一個閉關的關房，這是高雄的信徒為了擁護我能待在南部，特地為我準備的關房。那時本來我也想，自己應該勤修用功，不必那麼早出來弘揚佛法，閉關也是重要的沉潛。但是當時負責的法師對我說：「以後任何人要來拜訪你，一定都要透過我們。」

我聽了這句話，心想，我也不是犯人，必須扣押在這裡，而且還要一切聽從你們全權任憑處理，感覺到尊嚴可能受到損傷。因此，還是不要麻煩了，心中就打消了閉關的念頭。

剛巧聖嚴法師要閉關，我就向朝元寺的能淨老和尚，還有當家慧定、善定法師推薦：「有一位聖嚴法師，他想閉關，請你們成就他吧。」他們在我的介紹之下，欣然同意。就這樣，聖嚴法師在朝元寺閉關三年。

聖嚴法師閉關期間，我經常去看他，也鼓勵他寫作。像《佛教人生與宗教》、《佛教制度與生活》、《佛教文化與佛學》三本書，都是我提的名字，因此，他寫好後，就交給我們「佛教文化服務處」出版，集成《聖嚴文集》。

後來，他還寫了一本《戒律學綱要》，同樣地，也是交給我替他出版。如此，他在關房不斷有著作。三年期滿後，他希望能再延三年，於是我和慧定、善定商量，他們是我的學生，對我很恭敬，就答應我繼續護持聖嚴法師，於是聖嚴法師又閉了三年關。

之後，我想聖嚴法師的佛學基礎必然深厚，就邀請他到壽山佛學院教書，主要講授《比較宗教學》與《印度佛教史》。教了一段時期後，他大概覺得南部不是他的發展重點，就應台北善導寺悟一法師之邀，常住善導寺講經說法。

這時期，因為我專注於南部的辦學事務，北部教界的訊息漸少聞問。只知道過後不久，他在發表的自傳《歸程》一書，表達對東初法師的批評異議。我當時覺得，做為徒弟，公然對師父發出微詞，實在不應該。有幾次，悟一對我吐露怨言，他告訴我：「聖嚴將來一定會反對善導寺，因為他有強烈的反抗性格，對現實不容易滿足。」我聽了這些，倒覺得不是很要緊，因為太虛大師也是革命的，況且我們佛教也需要改革，所以就覺得這不是什麼罪過。

一陣子之後，他在文章寫到，希望能去日本留學，卻苦無援助，也對師父東初法師不提拔人才，有所意見。這時候，美國的沈家楨居士讀到這篇文章，就表示願意幫助他。這是個好因緣，他也因此到了東京留學。

當時台灣有一批僧青年都在日本讀書，慈惠、慈嘉在京都，聖嚴、淨海、張曼濤則在東京。沒幾年，他讀到了博士。我們都為他感到歡喜，問題是，台灣教育部不承認他的學位，教育部會追查你大學在哪裡畢業？高中在哪裡畢業？初中在哪裡畢業？因而終止他在立正大學的研究。我覺得他在日本已經是博士了，而且他有特殊的佛學專業，教育部應該以「同等學歷」來認定他的博士學位。

這時候，他想到美國弘法，而且沈家楨居士也支持他，但是出了一個問題，他的身分證上沒有父母的姓名。美國認為：你沒有父母，那你從哪裡來呢？堅持身分證上一定要有父母，才肯給他簽證。因此，他在內政部四處尋求關係，官員們都說：「我不能無緣無故，臨時替你增加父母，這是偽造文書啊。」

這件事因此沒人敢負責，就一直沒有著落。於是，他就找了我，我當然也沒有辦法幫他在身分證填上父母的名字，這只能怪當初大陸的戶政機關不留意細節，以為父母欄有沒有並不重要。

有一天，一位高雄縣警察局的姜振勳督察長來山勘查，他也是揚州人，跟我同鄉，我因此拜託他：「姜督察長，我有一個朋友，他要到美國去，因為出家人都不重視家世、出身，身分證上沒有父母，請你幫他在身分證上有個父母的姓名，讓他能辦手續到美國去，將來他一定是佛門的龍象、國家的棟梁啊。」

很湊巧，這位姜督察長說：「過去戶政是由鄉鎮公所辦理，這一年開始轉到警察局負責。我會注意看看的！」於是，姜督察長就召集了全縣所有的分局長、戶政人員，特地為這件事召開會議，他向眾人說明原由，並強調：「這位法師未來必定能對國家有所助益，請大家幫忙，讓他的父母欄填上姓名。」經過那許多戶政人員研究之後，終於在法條上，找到解決的方法，總算為他在父母欄填上名字。這樣聖嚴法師才拿到簽證，順利到了美國。

在美國，他建了東初禪寺，可見得他與師父東初法師，還是有往來。後來東初法師往生了，他所創設的「中華佛教文化館」因而籌組董事會，張少齊長者被推選為董事長。張居士是《覺世旬刊》的創辦人，我曾經是他的總編輯，有多年同住共事的情誼，因此有一天我就對他說：「少老，這個董事長您做了也沒什麼意思，可以讓聖嚴法師來做嗎？」

他斬釘截鐵說：「不能！東初老人跟我交代過，就是不能給聖嚴做董事長。」

我說：「東老待人的成見，您是知道的。我上回在加拿大認識的詹勵吾先生，他的『詹煜齋居士佛教文化獎學金基金會』，願意提供尼加拉瓜大瀑布附近的一七○畝土地，給我在多倫多成立『世界弘法中心』，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只可惜我還沒有能力。

不過，現在聖嚴法師在日本拿到博士學位，又在美國弘法，我願意向詹勵吾先生說明，請他把這一七○畝土地捐給聖嚴法師；您如果也能把『文化館』給他，他就能以『文化館』的基金做為基礎，到美加去弘化，就可能實現『世界弘法中心』的理想。這對佛教文化的貢獻，實在是太重要了！少老啊，您就給聖嚴法師做董事長吧！」

他聽了我的話，默言良久，沒有再開口。過後不久，董事會改組，聖嚴法師真的做了董事長，我聽說後就覺得很安慰，也為聖嚴法師感到高興。也因為這樣的因緣，我感念少老，興起要回報佛教耆老的心願，所以少老晚年時，我特地將他接到美國奉養，他活到一百多歲，可算是福壽雙全。

這之後，經過一段時間，我在美國有了一個西來寺，這是我初次到美國弘法，剛剛才買的一個基督教堂，我們取名「西來寺」。聖嚴法師可能是基於弘法需要，他要我把西來寺讓給他，他對我說：「在美國，你是沒有辦法的。」

本來，我可以讓給他，但這個西來寺是集眾人之力所成，豈能由我私自授受？我又拿什麼立場答應他呢？我曾多次幫忙他，不與他計較，但有的時候他說話不知輕重，講話不合乎人情道理，的確是有欠妥當。

例如有一次，他當著我的面，向我的弟子慈惠法師說：「慈惠啊！你必定超過你的師父，你的師父必定不如你的。」我心想：「你可以讚美慈惠，但需要這樣說話嗎？」

又有一回，我邀請他來山講學，我說：「你能到佛光山舉辦禪七嗎？」

他回答我：「你敢請我去打禪七啊？打了禪七，你的徒弟都會跟著我走，我指導他們修行，這可是思想上的血肉相連，如果我把你的徒弟帶走，你可不能怪我哦。」

為了類似這樣的情況，東初老也幾次在我面前發牢騷，他總認為聖嚴法師對他恭敬不夠。多少次，我從中調和，就是希望他們師徒能夠和合。後來慢慢地，我感到聖嚴法師也有所收斂，對於過去發表在《歸程》裡的一些不滿，也有了化解、改進。

我現在回憶起來，聖嚴法師是個優秀的人才，他創建法鼓山，我也很祝福他能夠成功。所以後來法鼓山舉辦學術會議，他幾次希望我能參加，為了增益佛門人才，提升他的聲望，我也數度到台北參加他的學術會議。之後，法鼓山快速的發展起來，我也因國際佛光會的推動，開始在世界弘法。大家也就各自肩負起如來家業，為弘法浩蕩赴前程。

總的而言，我對聖嚴法師的貢獻：

第一、我幫助他在美濃朝元寺，閉關六年。

第二、我協助他在身分證父母欄，填上了父母。

第三、我促成他做了「中華佛教文化館」的董事長。

這三件事，對他在法鼓山發展的前緣，不能說不重要。我也不是要居功，只能說聖嚴法師的成就歷史，不能說與我完全無關。

不過，對於與聖嚴法師的交往，我們之間並沒有人我、彼此的分別。我曾鼓勵一些優秀的徒弟，如果想到台北發展，就到聖嚴法師座下出家，例如我曾介紹一位如雲比丘（讀音）拜聖嚴法師為師。如今，法鼓山宏偉壯大了，聖嚴法師為教增光，收徒納眾，有了傳承。回憶這一段歷史，是他幫助我，是我幫助他，我們彼此互有關係。

寫下這篇文章，也是希望佛光弟子知道，我與聖嚴法師之間的交誼；也讓法鼓的弟子知道，他們師父與我之間的過往因緣。也以此做為我們之間，往來的一個紀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