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77　※企業家與佛光山

在台灣，蔣中正和蔣經國兩位領導人，讓人尊敬的特色之一，就是政商不掛勾。這確有其重要性，因為政商不掛勾，才不致於造成利用金錢收買權力的弊端。說起來，似乎我也有這樣的性格，只不過應該稱為宗教和企業不掛勾。當然，我並沒有什麼權力可以讓人和我有利益掛勾，而實際上我也不崇拜金錢主義。在我認為，即使事業輝煌的企業家，也還是要有信仰的情操，才會受人尊重，才能成為真正偉大的企業家。

說到宗教和企業不掛勾，在佛門裡，無論是誰，來到大雄寶殿佛前，就沒有誰有錢、誰沒有錢，誰有地位、誰沒有地位的分別；在佛前，大家通通平等，都是佛陀的崇拜者，都是佛陀的弟子。所以說來，我是很對不起當今一些企業家信徒，他們對佛教那麼發心護持，而我卻沒有特別地看待，真是深深感到抱歉。

其實，五十多年前，我在宜蘭成立念佛會弘法度眾時，台灣社會的貧富差距不比今日，並沒有所謂的「企業家」。所以，對於民間的一些信眾，能夠凝聚力量，共同促進佛教發展，表現「貧女一燈」的精神，至今想來，都覺得非常寶貴。

一直到了四十多年前，我來到佛光山開山，創建叢林，在各方面發展都萬分困難的情況下，陸續地，才有一些在經濟上具有實力的有緣人與我來往。其中，最初的護持者當屬吳修齊居士了。

吳修齊居士，台灣台南人，一九一三年出生。一九六七年我在佛光山啟建叢林，最初由佛學院的院舍開始建設起。一天，他上山來，見到我就問：「你興建這些教室，一間要多少錢？」忽然間，這句話真是給了我一個靈感：「何不就此對外宣布興建一間教室的費用，好讓那許多一心想要護持佛教事業的信徒能夠認捐呢？」

我當時毫不猶豫地就對他說：「五萬塊錢一間。」當時的五萬元，已經算是一筆相當大的金額了。但是實際上，一間近三十五坪的教室，造價卻要高達十八萬元。事後，替我負責財務的徒眾就對我說：「師父，你真傻，認捐一間教室只要五萬元，哪裡能建得起來呢？」

記得那時候我回答他說：「我知道五萬塊錢建不起來，但是假如我說的數字太大，沒有人肯認捐，那麼，我連五萬塊錢都沒有啊！」果真，就在吳修齊先生率先認捐了三間教室之後，第一期工程的十八間教室，很快地，也都被大家發心認領了。

那個時候，台灣人口增加，各個學校的教室不敷使用，經常都要向社會勸募建校基金，過程困難重重，以至於引起大家的批評：「只要說建寺院，大家就願意出錢，說要建學校，個個都卻步。」但是在我的感覺，我們要興辦佛教學院，信徒們並沒有退卻，反而更加虔誠護持，共襄盛舉。

尤其像吳修齊居士，他不但率先捐建三間教室，而且還對我說：「今後你建設佛光山，一定還要使用很多的建材，我再幫你一個忙。」他接著講：「我的人生觀，就是要為社會大眾的衣、食、住、行服務。衣的方面，我有太子龍紡織工廠；食，我有生產可口奶滋的可口企業；住，我有環球水泥；行，我有福特六和汽車。現在，環球水泥正好能幫得上你的忙，如果你願意，比照我們董事的福利，打個折扣就好。長期下來，可能會為你省下不少錢。」一時之間，我竟然也像是做了環球水泥公司的董事似的。因此，佛光山開山之初，所有建築都是使用環球水泥。由於吳居士的幫忙，確實省下不少的開銷。

吳修齊居士不只是一位富有的企業家，他還是一位護持佛教的信徒。他肯喜捨樂捐，儘管我沒有向他提出佛光山的建設計畫，也會主動向我表達他想要做些什麼。例如，佛光山的太子龍亭，就是由他發心興建。

他不但熱心捐建寺院，也熱心教育，台南的南台科技大學就是他所創辦的。他美麗、賢慧的夫人曾昭美女士，和四位優秀的公子，在他的接引下，成為佛光山的護法者，即使遠在美國的西來寺、西來大學，他們都滿懷熱忱給予支持。

除了建寺辦學以外，吳修齊居士還有一件令人讚佩的功德，那就是歡喜印經。他為了報答親恩，經常印行經書與人結緣，種類繁多，數量都在數萬冊以上。感於他的孝心行善，當他為印經向我索序時，我也樂於為他撰文。甚至我早期寫的《十大弟子傳》、《釋迦牟尼佛傳》、《星雲禪話》等，也都無條件地提供給他印刷贈送。

吳居士每年都在佛光山過壽，記得一九八九年，他在佛光山過八十歲壽誕時，特地把台南藥專旁的一塊農地捐贈給佛光山，表示未來可以作為度眾之用。他對我說：「希望可以活到九十歲。」在他說了這一句話之後，我深深地為他祝福，希望佛祖加佑善人，滿其所願，還做了一首打油詩祝賀，並且發表在《皇冠雜誌》上。全文如下：

人生六十稱甲子，

真正歲月七十才開始，

八十還是小弟弟，

九十壽翁多來兮，

百歲人傑不稀奇。

神秀一百零二歲，

佛圖澄大師，還可稱做老大哥；

多聞第一的阿難陀，整整活了一百二十歲；

趙州和虛雲，各自活了兩甲子；

菩提流志一百五十六。

其實人人都是無量壽，

生命馬拉松，

看誰活得久？

後來，吳修齊居士在二○○五年，以九十三歲高齡往生，也算是所願成就了。

潘孝銳

佛光山初創時期護持最力的功德主，除了吳修齊居士外，應該就是潘孝銳先生了。

潘孝銳先生，福建福州人，一九二○年生。光復後來到台灣。由於早年以拆船業起家，所以有「拆船大王」之稱。他在我開山期間即經常來山，當時正擔任南豐鋼鐵公司的董事長，最早期台北許多大樓的興建，他應該是起建者之一，例如：台企大樓、六福客棧等，都是他的作品。

潘先生每次上山，都會找我談話，但他從不提佛教，而是談對社會、人生的看法。臨走時，就會留下一張支票，表示要捐給大慈育幼院。金額從五萬、十萬到二十萬元不等，以當時的價值算，等於是現在的五十萬、一百萬到兩百萬元了。

有一次，他和我談話中提到建寺經費。我說：「建佛光山是很隨緣的，有錢就建，沒有錢就慢慢來。」他聽了以後，立刻從身上取出一顆印章給我。他說：「你把這印章交給一個可以信賴的徒眾，需要錢的時候，你就拿它到高雄的銀行領取，就算是給你作周轉之用吧。」

潘先生的發心、豪爽，以及對我的信任，令我很感動。不過，我從來沒有動用過他的這顆印章，甚至從來也沒有想要用他銀行裡的錢來作周轉的念頭，所以多年後，我又把印章還給了他。

事實上，我生平從不向銀行貸款，因為那時候銀行對佛教並不信任，認為宗教建設不可以借貸，也就養成我不歡喜和銀行往來的性格。

我個人一生既不儲蓄金錢，也不在銀行存款，佛光山的淨財都是交由相關單位處理，我也沒有過問。反倒是有時候管錢的徒眾，經常來提醒我：「師父，沒有錢了！」我總是淡然地對他說：「明天不就是星期天了嗎？你掛念什麼？」

三、四十年前，正逢台灣經濟日益成長，產業外銷前景被看好的年代，連我這個不太懂得社會經濟的人，也感受到台灣經濟如活水般蓬勃發展。那時候，佛光山已成為信徒嚮往的名勝之地，所以一到星期天，就會有很多人上山禮拜，大部分的人都會添油香。

對此，我也深深地感覺到，其實佛光山真的不是由我們在建築，而是佛祖在為我們化緣建設。

話說回來，潘孝銳先生的那一顆印章，我雖然沒有動用過，卻如同靠山一般，助長我的信心，讓我堅信佛光山的建設工程，一定不至於會中途停頓。甚至，潘先生不但自願成為佛光山的後援，還把千金潘碧珍小姐送到山上來學佛，而他的兩位公子潘思源、潘思亮，都和我們的沙彌成為要好的朋友。

潘先生對全世界真是抱持極大的關懷。有時候我人在洛杉磯西來寺，他從舊金山來看我，都會向我提出一些建議。例如有一次他對我說：「現在有不少大陸青年來到美國留學，由於經濟比較拮据，來到異地之後，多半生活困難，我們是否可以共同給予這許多青年一些獎助？」

助人之事，我當然樂於共同成就，便詢問他支助的方式。他說：「我和你各先提出二十萬美金作為獎學金，之後每年從中撥出一萬元，獎助五到十個人。」我依他的交代實施，所以早期大陸在美國的青年，也不一定只有留學生，如作家北島、阿城等，都曾經獲得這份獎助。

在給予獎勵的同時，他提出一項要求，希望這許多受獎者在畢業的時候，都能和他見上一面。然而，由於他不常在美國，我也不便對學生提出這種要求，也就始終未能做到潘先生所示，心中不免感到些許遺憾。

除了資助建寺、文教之外，潘孝銳先生也熱心急難救濟。像南投九二一震災、高雄八八水災等，聽到哪裡有災難了，他都是第一個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他願意資助一百萬元、兩百萬元，希望我們能夠率先賑濟。佛光會不斷地向世界各地提供急難救助的義舉，潘先生應該也是有很大功勞的。

說到資助建寺，一九九八年四月，佛牙舍利來到台灣供奉，可以說是他最歡喜的事情。在他認為，寺院好比人生的加油站，對人心有莫大的助益。因此曾經多次表達關心，要我找一塊好地方來興建佛陀紀念館。那時候，也正好承蒙行政院長蕭萬長先生關心，願意提供政府在某處的公有土地，作為建地之用。但是我一生為國家社會服務，最怕的，就是沾國家的光，例如補助款、土地捐獻之類的利益，也就沒有接受他的好意了。

經過幾番考察、斟酌，最後我接受潘孝銳先生的意見。當時正逢佛光山隔壁擎天神公司要下旗關廠，準備返回歐洲，我趁此因緣，盡最大的力量把那一塊五十公頃以上的土地接受下來，前後大概花費近七億元購得。

那個時候，潘先生就率先獨資捐獻了五千萬元。同時，他又號召幾位和他同樣有心的人士，也各自捐出五千萬元。可以說，當初佛光山購買擎天神公司這一塊土地，沒有感到非常吃力，主要還是承蒙佛陀的加被，和感謝信徒的奉獻。

潘先生虔誠信仰佛教，關心佛教事業發展。例如，佛光山初創南華大學、佛光大學時，他不但給予贊助，後來並且定期在每年春季時，為學校各匯上一百萬元，至今十多年來，從未間斷。這許多企業家如此熱心護教，但我從來沒有主動向他們開口化緣，這一點，恐怕是沒有多少人能做得到的。

現在，潘孝銳先生垂垂老矣，以九十二歲之齡潛居在高雄；偶爾相見，都會想起當年他興建台北麗晶飯店時，那種英氣勃發的風采。他不像商人，倒似一名學者，過去所謂「儒商」者，大概就是像潘孝銳先生這樣的人吧。

張姚宏影

說過潘孝銳先生之後，就要提到日月光集團創辦人張姚宏影女士了。

人稱「張媽媽」的張姚宏影女士，浙江溫州人，一九二二年生，我和他的因緣，要從三十年前第一次在佛光山台北別院普門寺見面說起。

記得當時五十歲左右的他，有一天晨起爬山之後，便來到道場和我見面談話。他鼓勵我到美國建寺院，並且表示要贊助三十萬美金。那個時候，美金兌換台幣大約四十多塊錢。三十萬美金，我連想都沒有想過，更別說看過了，所以一度我還在想：這會是真的嗎？不過，見他眉飛色舞，神采飛揚地訴說著在美國建寺院，以及在美國發展佛教的看法，著實也令我大為感動。

雖然在美國建寺弘法是我久遠的志願，但也得等實力具備了，才好前往。說來真要感謝當初張姚宏影女士的鼓勵，我才有勇氣早早前往美國建設西來寺。尤其，最初我們以三百萬美元作為預算，但是後來竟然追加到三千萬，工程面臨極大挑戰。好在有張女士以及美國一些信徒如：游象乾、游象卿兄弟、陳居、陳正男、邱全春、沈仁義、李錦興等人的捐助，才得以度過難關。

尤其難得的是，張姚宏影女士不但大行喜捨，也善解人意。他為了說服我接受這筆捐贈，特地對我說，這是他母親遺留下來的財產，為了紀念母親，才做此功德。同時希望邀我前往關島一訪，並且捐獻那裡的一棟花園洋房，作為布教所之用。後來，我也確實因為受他護持佛教的發心感動而到了關島。

張女士的事業遍及世界各地，我們一行抵達之後才知道，原來關島飛機場是他的建築作品。不只如此，就連中東的沙烏地阿拉伯，也有他投資的事業。乃至最初他在台灣汐止興建「伯爵山莊」時，也希望我到那裡選一塊地建個道場，以便在山莊社區裡弘法傳教。他的發心，一時之間，還真讓我應接不暇。

我雖然行事果斷快速，但基本上，我是一個沒有資本的人，所以對於一切事業的成敗，總要思前顧後。幾經考量，我接受了他在關島的房屋，後來將它變賣，再加一些費用，建設成現在的關島佛光山，作為當地弘化道場。

那時候，由於張姚宏影女士經營事業順利，經常鼓勵我做這個、做那個，像台北的墓園，他也鼓勵我，說佛教可以投資，但我建寺院都來不及了，哪裡還會去想建公墓呢？

不過，在我建設佛光山時，倒有個中心主旨：希望每一個人的生、老、病、死，都能在佛光山獲得圓滿的解決。因此，我陸續辦了育幼院、養老院、醫院、萬壽園等。這當中，萬壽園的建設，也正好和張姚宏影女士當時的理念不謀而合。

回想起當初在建設佛光精舍（養老院）的時候，正值壯年的張女士儘管只是來山一遊，剛巧從旁邊經過，他也歡喜地說：「我預訂兩間房。」所以佛光精舍至今都還留有他的房間，只是他從來也沒有住過。

除了參與佛光山的建設，有一次張姚宏影來找我，說：「師父，聽說你要辦大學，我捐你五千萬！」隨即就要把錢交給我。

我說：「不行！等到我要建的時候才跟你拿。」

過了一段時間，他又來了，他說：「我承諾要給你五千萬元辦大學，現在我要把錢交給你。」

我依然說：「不行，政府還不准我辦大學。」

他一聽，訝異地問：「真奇怪，我想捐獻，你怎麼不要呢？」

我說：「張居士，我若拿了你的錢，隔了一年，你來問我：『大學呢？』我交不出來啊！甚至你以後每年都來問我：『大學呢？』後面的責任，我負擔不了啊！」

從此，他不再同我提起這筆捐獻。一直到一九九三年佛光大學真正動土時，我才接受他的五千萬元作為建校基礎。

所以，對於信徒的淨財捐獻，我們這些為社會服務的宗教人士，也不是輕易地就能處理得來，總要各種因緣具備了，才好妥善運用。

當然，五千萬是一筆可觀的數目，但是用在辦大學上，還是顯得短絀。至今，南華和佛光大學，光是各項硬體所費，早已超過七十億元以上。但是，張媽媽的率先響應和支持，給予我們從事教育工作者的鼓勵，其力量可就不能同日而語了。

儘管我們知道大學的開銷是長遠的，需要不斷地填補大量資金。但我自己的個性一向不忍心接受大筆功德，畢竟信徒賺錢也很不容易，我總是希望布施者在不自苦、不自惱、不後悔的原則下，能有細水長流的發心。所以，我就發起「百萬人興學運動」，每個人每個月只要奉獻一百元，就可以護持大學的各項建設。

原本我以為集百萬人的發心，三年有個三十億元，應該就有能力辦一所大學；哪裡知道，佛光大學安基以後，困難才真正開始。營建署三番兩次地對山坡地的開發、土地的買賣，多所為難，手續之繁瑣和時間之拖延，就連找來時任內政部部長的吳伯雄先生幫忙，也仍無奈於法令程序，必須依法辦理。

此時，「百萬人興學運動」已經展開二、三年了，所有的信徒見到我都是問：「大學呢？」在我慶幸免於張姚宏影女士一個人捐資五千萬的詢問壓力後，現在，倒要接受每個月捐款百元的百萬人士對大學的殷切期盼，我也只有無奈苦笑了。

剛好這個時候，嘉義有一位黃天中先生，計畫要興辦大學，已經有了土地，並且也有了執照，只差沒有經費蓋房子。由於這個地方不像宜蘭山坡地必須辦理水土保持才能動工，為了對百萬的興學委員有一個交代，我們便接收土地，著手建設，以便讓信徒們都能親眼看到大學的興建。

從接手南華大學開始，到正式開學，前後只有八個月的時間。當教育部聘請的專家，在過年期間前來勘察校地時，其中一位委員還語帶懷疑地說：「你們真的是秋天要開學嗎？一所大學要開辦，至少要有一萬三千坪的樓地板面積，現在，你們連一磚一瓦都沒有，真能做得到嗎？」

感謝當時教育部張國保祕書的協助和信任，他當著大家的面說：「我們就相信佛光山可以做得出來，姑且給他們一個機會吧！」

想到有著萬千信眾，像張姚宏影女士一樣的信任和支持，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難，我們也要堅持做出來給大家看。後來，果真在那一年的秋天，南華大學正式啟教開學了。

張姚宏影女士護持大學之外，由於和我往來多年，知道信仰傳承的重要；所以當他們的宏璟建設要成為上市公司的時候，張女士特地在台北香格里拉飯店，舉辦一場公開講座，要我前去講演。我一時間竟然不知道怎麼說話，才能合乎上市公司的需要。

不過，想到信徒平常那麼真誠地護持，現在有了一點要求，我實在要去關心。尤其，他告訴我，這家公司是由他的大公子張虔生負責，如果我去講了，或許能讓他的信仰有了傳承。聽他這麼一說，我當然是更要去了。

記得那一天，我以「財富」為題和大家講說：「財富，有現前的財富，也有未來的財富；有有形的財富，也有無形的財富；有私有的財富，也有公有的財富；有一時的財富，也有永恆的財富。我想，當今的企業家們，看財富不應只看金錢，其實慈悲、智慧、忍耐、平安、健康、人緣、勤勞也都是財富。」

話一說完，台下一片掌聲響起。此後，張居士每次提到這件事情，都還津津樂道。

後來，隨著時代的進步，張姚宏影女士將事業發展的注意力，轉移到半導體，他要我替他新設立的公司取名字；我想，既然是發展電子科技相關產業，就不妨取名「日月光」，他一聽便歡喜接受了。在公司尚未建設完成時，籌備處曾在高雄佛光山普賢寺臨時掛牌，他並且在此住過一段時期。經過將近一年的時間，日月光開始發展，才搬回楠梓的工廠。

隨著時間的推移，現在，「日月光」已經是世界半導體的龍頭老大了。

張雲罔雀

除了張媽媽，還有一位與佛光山結緣的女企業家，那就是張雲罔雀女士。

張雲罔雀女士，台灣高雄人，一九二六年生。他是著名的「虹牌油漆」生產商──永記造漆公司老闆張添永的夫人。張先生是一個老實的男士，所以公司大部分的業務，都是由夫人張雲罔雀在為他料理。

張女士雖為女性，但有男子漢的氣概風采。當時，他和十幾位女士組成姊妹會，當中，他的身材最為高大壯碩，年紀卻最輕，以三十歲左右的女企業家之姿，成功經營虹牌油漆，在全台灣的機場、車站，到處都能看到他們頂尖、亮麗的形象廣告。

虹牌油漆的業務迅速發展的時候，也正是佛光山開山建寺之初，承蒙他滿腔熱心，一口答應佛光山所需的油漆，全由「永記」供應。縱使佛光山從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啟動建設，至今沒有一天停止工程；但四十多年來，他始終履行承諾，所提供油漆的價值，早已不只上億萬元了。

尤其，佛光山所需的大量油漆當中，接引大佛的金身所漆，可說非比一般，它必須經得起日晒雨淋。為此，張雲罔雀特地派專人到日本研究，採用最新技術，加以改良，讓油漆在接引大佛身上的金光色彩，至少維持數十年而不褪。

他是一位智慧型的女士，為人豪爽，重視承諾，佛光山多次把卡車開到他們的工廠搬運油漆，他從不說二話。他在佛光山的發心，逐漸傳聞在外，教界無有不知，就有寺廟去向他化緣說：「你何必只有捐給佛光山呢？我們其他的寺廟也需要護持啊！你難道不能額外地給我們一點幫助嗎？」

對於布施有見地的張女士，就對他們說：「我們做生意的人，賺錢也不是那麼容易。就像種田必須選擇良田一樣，我們也要評估一下這塊田地的優劣，再決定是否播種。收成的結果，也是我們所關心的啊！」

他接著又說：「佛光山是一塊良田，我們希望種下的這一點功德種子，將來可以成就佛教人才，光大佛法，讓世間人都能享受佛法的利益和歡喜。當然，其他的寺院，只要你們做出成績，成了良田的時候，我們必然也會知道的。」張女士的高論，一時之間人人傳頌，幾乎成為所有布施功德的人所共遵，咸認這是應該具備的正知正見。

世事無常，張添永、張雲罔雀夫婦都已相繼逝世，不過他們的子女非常爭氣，不但把事業發展得有聲有色，而且至今仍繼承他們偉大父母的遺願，給予佛光山大力護持。現在永記造漆已經改組為上市公司，他們也只是股東之一，但仍然儘量地將所持股利，用來與佛光山結緣。甚至，他們在江蘇昆山設立的工廠，也幫忙佛光山在宜興重建的祖庭大覺寺油漆，那一種特有的印度紅，漆在大雄寶殿的梁柱上，讓所有前往參觀的領導和大眾，無不印象深刻。香港鳳凰衛視總裁劉長樂先生，日前參加佛光山與各宗教界共同舉辦的「愛與和平祈福大會」時，還特別告訴我說：「宜興大覺寺的那些梁柱，明亮照人，真是讓人歎為稀有！」

現在，張雲罔雀的兒子張德盛、張德賢先生，又協助油漆佛陀紀念館禮敬大廳的門柱，連工錢都不要我們支付；甚至他的媳婦張歐淑滿女士，也特地選了多幅我寫的「一筆字」，把字留給兒女，把錢捐獻給公益基金。我想，張雲罔雀女士在天有靈，看到他信仰的傳承已經得到效應，也會感到歡喜欣慰吧。

曹仲植

在功德主群中，生命線創辦人，早期以代理「紅牛奶粉」聞名的台灣慎昌行創辦人曹仲植先生，現在已經一百多歲了。我和他，數十年來一直到現在都還經常碰面，看到他那種樂觀的性格，不禁感覺到信佛的長者，真是讓人讚歎和尊重。

曹仲植先生，一九一一年出生於江蘇常州。我和他的結緣，應該是在一九六○年代。那時候，佛光山還沒有開山，當時曹先生沒有信仰，只是由於深愛太太，也就勉強地陪他進出寺院。有一天，我到北投一所佛寺，才要進入佛堂，曹仲植先生也來了，比我們先到的曹夫人，遠遠地看到我們一前一後地走進佛殿，就提高聲量對我說：「師父，你要叫我先生拜佛啊！」

我一看曹先生是那麼樣一位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的中年紳士，心裡想：我怎麼好叫他拜佛呢？我即刻回應他的夫人說：「曹先生不一定要拜佛，他可以行佛！」其時，我也不知道我怎麼會說出這一句話。但曹先生一聽大喜，對著他深愛的妻子說：「你聽！師父叫我『行佛』，以後我行佛就好了！」

「行佛」這個名詞，那時候在佛教界裡還沒有流行，大家只是信佛、求佛、拜佛、念佛、學佛，並不知道什麼叫做「行佛」。但是曹先生卻能懂得「行佛」的意思。自從我說那一句話後，數十年來，據我所知，曹先生在全世界布施的輪椅，已經不只一百萬輛以上了。

為了引領社會大眾共同行善，他還發起一個「相對捐贈」的辦法，全世界人等，都可以向他提出捐獻輪椅給相關團體的意願，提出者只要捐出一半的錢，他就支付另外一半，來補足缺額。總之，他以喜捨為樂，對於每個月捐出去幾萬台輪椅，感到樂此不疲，經常歡喜地告訴我，他又捐出多少萬台了。

一直到現在，世界各地也都還有人不斷向他索取輪椅。雖然，他早就年老退休，事業也交給兒孫去管理了，不過，他依然歡喜行佛，從不推託。

曹先生除了自己行佛，他也熱心護持佛教的弘化事業。我辦「人間衛視」，他就捐助「人間衛視」；我辦《人間福報》，他就捐助《人間福報》；我建美國西來寺，他就捐助美國西來寺。總之我做什麼，他都發心響應。但是現在我做什麼，不敢再告訴他，怕他這麼老了，又要大老遠地跑來參與，實在太辛苦了。

但他曾對我說：「行善可以讓人長壽。所謂『樂捐』，也就是快樂歡喜地捐獻，歡喜的人，怎麼會不長壽呢？」所以，他現在已經百歲以上，依然健步如飛，我年歲差他多年，也自嘆不如他呢。

由於曹仲植先生對社會的熱心捐助，我們同時在一九九九年獲得總統府頒發的「國家公益獎」。儘管獲得國家最高的榮譽，不知為什麼，看到他在台上領獎時，沒有一點喜悅的表情，反而感覺些許沉重。不過，話說回來，當時我自己也是如此。大概像「勝不驕、敗不餒」的心情，總覺得這也沒有什麼，為國家社會服務，本來就是我們應該做的，不需要由誰來肯定吧！

因為曹先生的因緣，每次在電視上聽到紅牛奶粉的廣告詞說：「我是紅牛，不是黃牛！」就讓我想到，佛光山的僧信四眾，有很多的「紅牛」，沒有「黃牛」（不兌現）。

數十年來，由於有吳修齊先生的水泥、潘孝銳先生的鋼鐵、張雲罔雀女士的油漆、張姚宏影和曹仲植居士的堅持發心，以及萬千信徒們的護持，才能有今日成為世界佛教名勝的佛光山。所以，在我心中，真是有說不盡的感謝了。

辜振甫、趙廷箴

說過上述幾位企業家後，要特別一提的，就是辜振甫和趙廷箴先生二府家族與佛光山的因緣了。

我和辜振甫、趙廷箴二位，不但有過多次見面往來，我和他們的家庭眷屬，也多有來往。只是我生性簡要，長居寺院，不常到信眾家裡訪問，但是辜家、趙家二位府上，我確實都有數次想要前往談話的記憶。還記得，在一九九七年辜老先生過八十歲壽誕時，全家相聚在台北道場，我們一同在佛前為他們全家祝福。

辜振甫先生在台灣是世家，提到「台灣水泥」，哪一個人不知道辜振甫先生呢？自從辜先生受政府委任到上海參加「辜汪會晤」之後，在海峽兩岸就更加名聞遐邇，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了。

辜振甫先生，鹿港人，一九一七年出生，大我十歲。他擔任過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的理事長，時間長達三十三年，並且以他的德望，獲選為永久名譽理事長。在台灣，「和信集團」是辜家的家族事業之一，所謂「和信」，寓含「謙沖致和，開誠立信」之義，這八字訣，正是辜振甫先生創業的基本精神。

一九八七年，辜先生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的負責人，當時我也擔任會中的常務理事，曾在圓山飯店等地和辜先生有過數次圓桌會議。辜先生是恂恂儒者，講話聲音不大，但都是要言不繁。記得我在會議中有數次發言，認為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應該不難；因為孫中山先生過去曾主張「容共」，和共產黨也都是很友好的往來，共產主義在世界上已經經過檢覈，假如不必太強調黨性，強調人民的福祉，以「均富思想」來作為，我想兩岸都能接受。

我也曾在會中主張要讓兩岸的文化、教育先來往。尤其要開放「探親」，過去為了國共之爭，多少死傷，多少人離鄉背井、夫妻離散，兩岸的政黨，應該對人民要有一些同理心，讓兩岸探親來往。

後來，兩岸確實由蔣經國先生，於一九八七年七月解除戒嚴令，同年十月並開放探親，讓兩岸的人民自由來往，那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好事。

辜振甫先生後來成為兩岸的特使，一九九三年他和大陸的汪道涵先生，先在新加坡進行第一次的「辜汪會談」；五年之後，一九九八年在上海舉行「辜汪會晤」，促進兩岸的和諧關係。

可惜由於台灣的政黨輪替，李登輝先生強調台灣意識，後來到了民進黨，就將「九二共識」推翻，使得兩岸往來的時間又延長了多年。不過，在經濟方面，台商紛紛往大陸投資，彼此互惠，也可謂是海峽兩岸發展中的盛事了。

辜先生的夫人辜嚴倬雲女士，一九二五年出生，福建福州人，是民初擔任「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嚴復先生的孫女。他相夫教子，可以說是台灣的「模範母親」。此外，他也參與「婦聯會」，蔣宋美齡夫人離開台灣之後，婦聯會的主要工作就落在他身上，成為「婦聯總會」的主任委員。

辜嚴倬雲老夫人，熱心參與政治服務，如國民黨的選舉總統，他總是率先表態支持。近年來，大陸有些婦女團體在台北訪問的時候，辜老夫人總是介紹他們前來佛光山一遊。二○一一年二月，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先生訪問佛光山時，辜老夫人也前來歡迎接待，彌補前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先生無法來台的遺憾，也算是完成辜老未竟的心願。

辜振甫先生育有二子三女，二個兒子都在他的「中信」和「台泥」分任要職。三位女兒中，大小姐辜懷群女士留學美國，愛好文化藝術，剛好和辜老的興趣相投。辜老於一九八八年成立「辜公亮文教基金會」，推動藝術及文化教育，一九九一年則由辜懷群接任執行長。

一九九七年，中國信託公司在台北最精華地區建了一座「新舞台」藝術表演廳，因為辜老先生愛好京劇，有時在新舞台粉墨登場，一齣諸葛孔明的空城計，自娛娛人，其樂也融融。而佛光山舉辦的各類活動，舉凡佛光山梵唄讚頌團、人間音緣、公益基金各種獎項頒獎等，也會跟他們商借「新舞台」，以專業的經驗與我們多所接觸。

二女兒辜懷箴女士，留學美國，許配給趙廷箴的大公子趙元修。這當中的因緣，據懷箴告訴我，他和趙元修認識的時候，他們的家人就對他的名字產生趣味。因為趙元修父親的名字「趙廷箴」，母親的名字「朱懷芳」，兩夫妻的名字各取一字，正是他的名字，所以他們認為其中必定有因緣，因此就促成趙元修和辜懷箴的姻緣了。

辜振甫先生的親家趙廷箴先生，一九二一年出生，蘇州人。佛光山開山之初，承蒙他捐了四百萬新台幣，成為護法功德主。據說，王永慶先生最初經營事業的時候，就是與趙廷箴先生一起創業，後來王先生成為台灣第一號的企業家。

一九八五年時，趙廷箴先生創建美國「華美化學公司」（Westlake Chemical Corporation）。之後，又投資馬來西亞石化工業，創建「大騰化學股份有限公司」（Titan Chemicals Corp. BHD），成為馬來西亞第一個也是最大的石化集團，並且成為上市公司，得到政府的獎勵，甚至馬來西亞最高元首，在一九九八年頒贈拿督紳士（Datuk P.J.N.）榮銜給趙廷箴先生。而二○○五年美國化學傳承基金會暨創辦人俱樂部（Chemical Heritage Foundation/Founders Club），也頒贈趙廷箴先生「石化傳承獎」（Petrochemical Heritage Award），表彰他對全球石化業發展的貢獻。

趙廷箴先生在新加坡的時候，我也曾經和他相見暢談，論及如何克盡社會的責任。他有一次跟我說：「感謝你們法師，專業做慈悲事業，像我們在家人士，會賺錢但不會做善事，由你們代我們做一些樂善好施、救苦救難的慈善事業，真是我們最盼望的事了！」

趙廷箴先生的夫人朱懷芳女士，從五十年前就是台北華嚴蓮社的信徒，對佛事法會非常熟練，對於素食料理也非常的有考究。後來雖旅居美國，但全家長年茹素。

我在美國弘法時，辜懷箴女士率領家族子女於德州休士頓皈依三寶，成為佛光會休士頓協會的創會會長，也是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的信徒總代表。其夫婿趙元修先生也鑽研佛學，曾在美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多次公開的舉行佛學講座，和父親趙廷箴先生兩人樂於慈善，他們對於社會的服務，都有口碑。

至於懷箴的一子二女，公子趙宗弘，大小姐趙宗儀學習建築，曾在南美洲巴西佛光山如來寺，對「如來之子」參與教學發展，貢獻良多；二小姐趙宗慧是柏克萊護理的碩士，專致於對老病之人的服務，聽說十餘年來樂在其中，都沒有換過職業。

辜老的三女兒辜懷如女士，與嘉新水泥創辦人張敏鈺先生之子張安平共結連理，夫妻倆愛好文學、音樂，安平曾將他的詩作送給我，我便以一筆字「平安如意」回贈給他。二○○九年，懷如的公公，嘉新水泥創辦人張敏鈺老居士九十九歲冥誕時，於佛光山台北道場舉辦一場佛事，諷誦《金剛經》一部，當天有親人家眷和同事一百多人參與。

辜、趙兩家對佛光山的弘法事業，幫助甚多。尤其數年前，二公子辜成允先生告訴我們，「劍潭古寺」的董事會議中提到，希望將古寺轉為一座正信的佛教道場，後來董事一致通過，決定交由佛光山管理。每年還補貼數百萬元作為裝修、發展費用，供給佛光山在那裡弘法度眾，服務社會。

又如一九九七年，佛光山在台北成立「佛光衛視」（現改名「人間衛視」），翌年元旦正式開播。辜家經營的「和信」，正是那時候台北無線系統業者重要的龍頭老大，和「東森」各執牛耳，分庭抗禮。我們衛視的節目可以在全台各地從衛星下線，讓各地民眾得以收看得到，都要感謝「和信」系統給予我們的協助。

我也曾一度想聘請懷箴擔任「人間衛視台」的台長，後來實在因為他長居美國，交通多所不便，因此改由他的哥哥辜啟允協助，然而啟允以盛年之時，與世長辭，令人不勝悼念。

辜家在台灣護持我們的道場，趙家在美國休士頓也護持佛光山的分院中美寺。從購地開始到現階段的建築，中美寺今日的發展規模，大部分的經費都來自趙家的支援。而繼「揚州講壇」於大陸造成熱潮後，二○○九年，在辜懷箴女士大力奔走下，「中美文化講壇」也於中美寺開講。先後邀請到白先勇、于丹、葉篤行、龍應台、胡乃元、林朝亮、心定和尚、依空法師等，分別就文化、藝術、佛學及醫學等題為當地華人和西方人士講說。

值得一提的是，同年十一月，佛光山宗務委員會禮請南京棲霞山住持隆相和尚，晉山陞座為中美寺住持，還是我親往主持的典禮。我一生不怕給人，對我來說，這是「得人」，是大陸佛教走出去的契機，也是我和大陸佛教法緣的延伸。為此，趙元修先生發心捐贈一千萬美元，繼續護持中美寺的工程，引起熱烈回響，一時，帶動了當地的佛教。

二○○五年，辜振甫先生以八十九歲高齡逝世，安葬前一天，暫厝於佛光山萬壽園圓滿廳。對於辜老一生對國家、對社會、對佛教、對大眾的貢獻，佛光山上千名僧眾及佛光會員迎靈，諷誦《阿彌陀經》，送他最後一程。辜老先生安葬於屏東高樹，距離佛光山路程十餘分鐘，所以他們雖長居台北，但每次家族來祭拜辜老時，都會到佛光山參禮，促成諸多的來往。

而趙廷箴先生於二○○八年，以八十八歲壽齡逝世。我最感念的是，由於趙廷箴先生廣修功德，成為美國明尼蘇達州的梅約醫療中心（Mayo‭ ‬Clinic）的捐助者。因此，二○○七年正當我在美國弘法時，因身體微恙，元修和懷箴就邀約我到梅約醫院長住十天，作全身的健康檢查。

據說梅約醫院擁有四萬名員工，儼然成為一個小鎮。我感佩於他們服務的精神，曾經撰寫〈梅約醫院檢查記〉一文，於二○○七年八月的《講義》發表。後來聞說院方表示感謝，因為自從此文發表後，求診的華裔患者不斷增加，而他們也非常願意為求診者服務。

辜、趙二家，三個世代的好因好緣，可以說是「諸上善人聚會一處」，我期待佛教的發揚，能像他們這樣世代傳承，繼續綿延，普利社會上每個家庭。

賴維正

當初因為「一書之緣」而認識的企業家賴維正先生，想來也已相識二十餘年，這二十餘年來，他和夫人李美秀始終一師一道，護持佛光山，令人感念良多。

賴維正先生，一九五○年生，台灣員林人，高大莊嚴，自有一股王者的氣勢。長年經商旅居加拿大的他，早年閱讀過我的著作《心甘情願》後，就發心購買了數百本贈與他的員工，還特地舉行《心甘情願》讀後考試，成績優異者，獎勵他們到日本觀光，藉以激起員工的閱讀熱誠。

除了鼓勵員工外，他本身也非常精進用功，工作之餘，就是閱讀我的著作並抄錄筆記，將閱讀內容當作教材，為孩子們上課講解。我對於賴先生的認真，不只印象深刻，認為佛光山有這樣解行並重的信徒，讓我感到無比欣慰。

此外，賴維正先生的夫人李美秀，多年來夫唱婦隨，參與推動各種佛教文化教育事業，只要是佛光山所舉辦的大小活動，皆可看見他們兩人忙碌的身影穿梭，進而也帶動了妹妹李美惠、妹夫葉逢源護持佛教。由於賴居士他們兩夫妻長年發心，在二○○七年成為佛光祖庭大覺寺第一任的信徒總代表。

二○○九年三月，佛光山成立「三好體育協會」，推廣全民體育活動，並以「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的三好運動為主旨，冀以淨化社會風氣，經由各項運動競技來接引青年學佛。賴維正先生成為最合適的會長人選，曾經是球員的他也當仁不讓，當下應允承擔會長之職。

有了賴維正擔任會長，「三好體育協會」會務逐漸開展，多次舉辦國際籃球比賽，像是二○一○年及二○一二年的佛光盃國際大學女子籃球邀請賽，參賽隊伍跨越國際，計有加拿大、日本、馬來西亞等國家代表隊，以及北京、南京航空、航天、南昌、大連理工、台灣師範、佛光等海峽兩岸大學一同參與，切磋球技。

對於出任會長一職，賴維正總是十分謙虛，他不只一次向記者表示，自己擔任會長是以「無所求」的心態面對，並常常強調佛光盃是屬於大家的，比賽有聲有色，是所有參與者集體創作的成果。他總是客氣不敢居功，但他對球員的照顧備至，卻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因而球員們總習慣暱稱他「賴爸」，可見球員們對他的親近及依賴。

除了參與弘化利生的活動外，賴維正更是事業有成，他的貿易公司今年（二○一二）喜逢三十週年慶，我以「有品名牌」一筆字聊表我的祝賀之意。他歡喜表示，這是我對他最好的鼓勵，並說：「家師星雲大師倡導的『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以及『四給』──『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依循此道，無論經商、待人處事必然成功。」可見得，賴維正不只跟隨我多年，學佛多年，更是真正實踐行佛的最佳佛光人代表，我也足以寬慰了。

除了和我因緣深厚的企業家外，也有一些社會的企業家來到佛光山。例如，大約一九八一年左右，有一次，台塑企業王永慶先生上山拜訪。我和他兩個人就坐在一間小客廳裡，整整談了四個鐘點。過程中，他沒有提一句台塑，我也沒有說一句佛光山，就只海闊天空地談對各種社會問題的看法，主題還圍繞在捐獻眼角膜這件事情上。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他想要創辦長庚醫院。

儘管王永慶先生有「台灣經營之神」的稱號，我和他也有過這麼一面之緣，但是數十年來，我們從來也沒有想過要向他開口化緣，讓他幫助我開山建寺或創辦學校。

又例如：震旦行的陳永泰先生，承蒙他有心要在佛陀紀念館捐獻「地宮還原」展覽廳，雖然幾次辭謝，想到他的夫人陳白玉葉女士，生前捐贈許多佛教珍寶文物的發心，即使我不貪心，最後也只有不拂逆他的好意了。廣達企業的林百里先生，多次上山來問道，在台北也會談過，但我們的話題只涉及禪坐和美術，我也從來沒有向他勸募過。其實，企業家們到佛光山來，他們不怕我化緣，我已經感激不盡了，哪裡還能真的和他們化緣呢？

其實，佛光山的功德主，何只區區數人？正如佛陀紀念館功德碑牆上記載的「千家寺院、百萬人士」，如：巴西的斯子林、張勝凱，澳洲的劉招明、陳秋琴夫婦，菲律賓的陳永年，泰國的余聲清，香港的陳捷中、蔡蝴蝶夫婦，首泰建設的羅李阿昭，寶成集團的蔡其瑞，以及白清棟、陳林雲嬌、游勝文、戰淑芬等企業家；我不但要把他們的名字刻在牆上，而且還要把他們的發心，刻在所有佛光山徒眾的心上，讓大家永遠記得這許多護持佛教的功德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