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59　※我和華人學者們的互動

近代以來，舉世之間由於各項發展迅速，教育普及，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不斷湧現。說到學者，自古以來中國人向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這種思想姑且不論是對是錯，文人學者向來備受尊崇、禮遇，享有極高的社會地位，也發揮一定的影響力，這都是不爭的事實。

甚至古代做皇帝、宰相的人，不一定留名於後，文人學者卻能名垂千古。例如，漢武帝的功業彪炳，但是被他施予刑罰的司馬遷，由於他撰寫《史記》對後世影響至鉅，成就早已超越漢武帝。又如唐詩泰斗：王維、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他們的作品，至今仍為人所稱頌。唐宋八大家歐陽修、蘇東坡等，在歷史上也受到萬人推崇。

而宋、明之間的王陽明、朱熹、程頤、程顥、周敦頤、張載、陸九淵、顧炎武、黃宗羲等，都是一代名士大儒。就是到了清朝末年、民國初期，像曾國藩、康有為、章太炎、譚嗣同、楊文會、梁漱溟、蔡元培、梁啟超、胡適等人，都是一代的學者大家、人中俊傑，與佛教也有一些因緣。

對於古代的先賢學者，我們無緣親近，但當代文史哲的學者，卻可以視為今日之孔孟，值得我們敬重。在我認識的學者中，第一位當屬錢穆博士了。

錢穆

錢穆先生，出生於一八九五年，江蘇無錫人。他淵博的思想學識，令人讚賞不已。我記得一九六九年，台北善導寺舉行文化講座，邀請他講演「六祖壇經大意」。講演後，讓不少聽眾心儀，尤其那個時候，台灣正倡導復興中華文化，他推崇《六祖壇經》，將之列為必讀的典籍之一。

錢博士在講演授課時，擅長引用一些小故事，將生活中的佛法告訴普羅大眾。例如，他講到「禪心」時，問大家要如何才能證悟呢？他說，這件事別人不能代勞，非得要靠自己才行。他舉例：

有一個老偷，想把技術傳給徒弟。一天夜裡，他把小偷帶到一戶人家下手，由他自己把風。

正當小偷要得手的時候，老偷忽然大叫：「有人偷東西！」

這一家的男女主人趕快起身要抓小偷，小偷不得辦法，倉皇之中，就藏身在衣櫥裡。夫妻兩人看不到小偷，準備再回去床上睡覺。小偷在櫥子裡想著如何開脫，靈機一動，便學老鼠吱吱叫了起來。這夫妻一聽，就說：「哦，是老鼠啦。」

正在這對夫婦心情放鬆的時候，小偷趕快打開櫥子，越窗而逃。夫妻兩人一驚，從後面追趕。黑夜中，只聽到腳步的聲音。

小偷知道難以擺脫追趕的人，看到旁邊有一口井，拿起大石頭，便朝井裡一丟，「砰」的一聲，夫妻兩人追上來：「哎呀，糟糕，小偷掉到井裡去了。」因為怕惹上麻煩，兩人就趕緊回家了。

小偷脫身回到家裡，氣沖沖的問老偷：「你為什麼出賣我？你不是說要傳授我技術的嗎？」

老偷問：「你怎麼跑回來的呢？」小偷如此這般陳述了一番。

老偷微笑地說：「這不就是已經傳授給你了嗎？」

錢穆博士的講學，就是這樣深入淺出，讓人明白易懂。

一九四九年，錢博士在香港籌辦「新亞書院」，我也有熟悉的同道、朋友，如悟一法師等，都曾在他的門下學習。

後來我在佛光山開山，他也曾到山上來，可惜沒有事先通知我，等到他要下山時，我偶然經過客堂，知客師告訴我，剛才有一個小老頭，他說他叫錢穆，想要見你，才剛離開不久。

我一聽大驚，錢博士駕到了。我追趕上去，他已經到了山下，準備乘車離開。由於當時上山、下山交通不易，早期佛光山的住宿設備也不周全，我也不便留他，只有隨他而去。

我一向儒佛不分，對於錢穆先生諸多的思想學術著作，像《國史大綱》等，雖然是站在儒家的立場陳述，卻也同樣地尊重。失去和他親近請教的因緣，感到有一些遺憾和惋惜。

不過，後來我在無錫宜興重建祖庭大覺寺，那裡正是錢穆博士的故鄉。他的侄孫錢文忠先生，成了我在大陸的忘年之交。

錢文忠

錢文忠教授，一九六六年出生，是季羨林教授的關門弟子，他曾赴德國留學，現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二○○五年，我作客在北京釣魚台賓館的時候，他特地從上海飛到北京，我非常樂意與之相見。因為錢教授是宜興人，我正要到宜興恢復祖庭，當然要獲得宜興人士的支持，何況他又是一位教授呢！

錢文忠教授和他的叔祖錢穆先生同具才華，不但年輕有為，對佛教更是熱忱。北京見面的因緣之後，他就常到上海的普門經舍，與我探討佛法；在宜興大覺寺未竟工程的簡陋工寮裡，他也曾數度光臨，和我暢談古今。

記得二○○八年七月，大陸和台灣相隔六十年後，首度直航，東方航空公司從南京起飛到台北的首航班機，就是邀約我和錢文忠教授坐在第一排一號和二號的位子。那天，他的心情激動不已，後來特別撰寫〈首航台灣札記──為什麼我們的眼裡充滿淚水〉一文，發表在《人間福報》上。

他還告訴我，要把這張和我同座的登機證保存下來，因為這是珍貴無比的史料，可以做為歷史的見證。

那一次，他在佛光山盤桓數日，當他要返回大陸的時候，其他台灣的特產都沒有購買，就只攜帶了《佛光大藏經》、《佛光大辭典》等出版品，以及多箱的書籍回去，可以看得出，他真是一個愛書如命的讀書人。

錢文忠教授的文才一等，口才也很相當。二○○七年，他在北京中央電視台的《百家講壇》中講說「玄奘西行記」，當時創下兩個紀錄：一是開播以來收視率最高的節目，有超過上億的人口收看；二是以四十一歲的年齡登上《百家講壇》，成為當時最年輕的講主。他後來出版的《玄奘西行記》，聽說暢銷數百萬冊，影音光碟就更不計其數，在相關佛教題材的出版品裡，可說是數一數二。

二○○五年開始，承蒙揚州市政府讓我們在市中心一○三○畝的土地，興建一座「鑑真圖書館」，由慈惠法師負責督工。除了圖書館外，也設有一個可以容納千人以上的大會堂。在二○○八年元旦落成後，舉辦「揚州講壇」，每個月兩次，邀請兩位專家、學者在週末公開講演，錢文忠、余秋雨、易中天、于丹、余光中等，都是我邀請的對象。

錢教授的講演不但叫座，並且還承諾做講壇的護持者，幫助我邀約大江南北的知名學者人士前來開講。一時之間，「北有百家，南有揚州」的稱號，就此傳揚開來，揚州文化也好像起飛了一樣。

後來，宜興大覺寺要申請寺院登記，我邀請錢文忠教授做大覺寺的信徒代表，但地方宗教長官以「教授不可以擔任代表」為由，未蒙批准，甚為可惜。不過，錢文忠教授已經和佛教結了不解之緣，當然也就不在意是否成為信徒代表了，甚至有什麼事情，他也都自願護持。例如，上海的知名演藝人員周立波先生舉行佛化婚禮，邀約我去為他們福證，就是由錢文忠教授所促成的。

想來，錢穆博士雖然沒有和我多所交往，應該也會為他這位古道熱腸、與佛有緣的侄孫而感到歡喜吧！

而與錢穆教授有關的大儒，同樣以新儒家思想學說聞名，共創新亞書院的唐君毅、牟宗三等，也都是佛光山要好的朋友。

唐君毅

唐君毅先生，一九○九年出生，四川宜賓人；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受邀來台參加活動後，就經常來往台、港之間；後來在一九七四年應台灣大學哲學系邀請，從香港來台擔任客座教授。在我開山兩、三年後，大概就是一九七○年代左右，他曾經特地來佛光山訪問，在山上盤桓半日。他是國際哲學界公認為「當代新儒家」的一位代表人物，也是香港新亞書院的創辦人之一。唐君毅先生在任教新亞書院期間，廣邀學界名宿來校主講文化講座，使得香港成為研究中華文化的重鎮。

我除了為他介紹佛光山開山、辦學的理念，並且向他請益有關辦學的理念想法，彼此相談甚歡。後來，他又邀約我到澄清湖附近他的住所拜訪、長談。和他講話，可以感受他溫文儒雅的風範，絲毫沒有一點疾言厲色，實在是一位泱泱大儒。

他曾說，世間上，沒有比自由民主更好的東西。確實，自由民主，是社會大眾共有的財富。但我認為，除了自由和民主，還要有平等、歡喜、幸福、安樂，這才是人間最可貴的。

記得一九五六年他在「人文友會」演講時，談到「人學」之道。他說，做學問完全是個人的事，任何人幫不了忙。就像我餓了，除非自己去吃飯，不然任何人都不能幫忙。這樣的說法，和禪宗的思想是一致的，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自古以來，參禪悟道的大德，任誰不都是自己親證真理的嗎？

唐君毅先生滿腹經綸，為人氣勢宏大；但生於亂世的他，一身的才情與抱負卻無處可施展，所謂「英雄無用武之地」，實在令人慨嘆。

牟宗三

除了唐君毅先生之外，我後來和牟宗三先生就有了較多的接觸。

牟宗三先生，祖籍湖北，一九○九年出生於山東省棲霞縣，融通儒釋道。此外，他匯通中西哲學，並藉《大乘起信論》「一心開二門」作為中西雙方共同的哲學間架。

他是一位國學大師，我曾邀請他在台北松江路的佛光山台北別院做過講座，以及為台北女子佛學院的學生授課，他也回送我他的著作《佛性與般若》等。

他說過，他不是佛教徒，但平視各大宗教，縱觀異同，覺得佛教是人類最高的智慧，足以決定生命的方向。由於牟教授對天台法華、般若空性，都深有研究，我特地安排他到台灣大學講演。

繼牟宗三教授之後，我又安排日本東京大學講座教授水野弘元先生，前往台大講課。在那個年代，大學裡不准弘揚佛法，更不准出家人在校園裡講演，但他們卻能接受這許多具有名氣的教授講學論道，因此，我特意邀約當代的大儒前來講說。

尤其，水野弘元教授是以日本出家人的身分站上講台，我對於能突破學校不准出家人上台授課的限制感到欣慰；但同時，我也對於台大認為遠來的和尚才會念經，卻不接受中國的出家人在學校講演的差別待遇，大感不解。欣慰的是，這許多學者教授，都與我們共同寫下一些令人懷念的紀錄。

數十年後，我受台大張亞中教授和校方的邀約，分別在該校做過兩次的講演。其中一次，還是由校長李嗣涔博士親自主持。我感到時空因緣在變化，總算學界對出家人的看法有些進步了。

閻路

說到邀請教授講學授課，我在一九六五年創辦壽山佛學院，一九六七年在佛光山創辦東方佛教學院，各界的教授都是我網羅的對象，例如：台灣大學的楊國樞、李亦園、胡佛、陳鼓應，以及中興大學的王淮、成功大學的唐亦男教授等，都是我們佛學院的師資。

其中，成功大學的總務長閻路教授，他甚至在佛學院教書之後就跟隨我出家，法名為慧源。他是一位研究自然科學的專家，上課時，深獲學生的喜愛。雖然是佛教學院，對於自然科學，我覺得，這也是現代佛教徒所應具備的知識。

他在數年的教學中，每堂課的教材筆記都是一張表解。從上課鐘一響，他就開始在黑板上畫圖表解，一直到下課鐘響，剛好一個講題結束，真是堪稱一絕。

他告訴我，這是因為他二十六歲時就做了工礦公司的正工程師，那個時候，教育部的法規認定，正工程師與學校的正教授是同等資歷。有一次，大學請他去講課，他花了好幾個小時準備的教材，沒想到，上台二十分鐘就講完了。他急得滿身大汗，不知如何是好。後來發憤用功，利用表解分層，從開頭到最後，以五十分鐘為一課。之後，他講習慣了，一堂課就是一張表解，包括：力學、電池學、專科化學等等，內容非常充實。

大師帶領弟子至高雄澄清湖畔拜訪唐君毅教授（右三），前排左起：慈容、慈惠、慈怡（右一）等。1969年

出家後的慧源法師，對於佛學研究相當用功，我也希望他對佛教與科學的比較能有所深入。相信以他的聰慧，以及學術上的成就，必定能超越王小徐（著有《佛法與科學之比較》）、尢智表（著有《一個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等這許多科學家。可惜，沒有數年，他就溘然長逝，哲人其萎，實在令人嘆息。

鄭金德

再有就是西藏佛學專家鄭金德博士。

鄭金德博士，一九四二年出生台灣嘉義，曾經在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的資助下，前往大陸自助旅行，參訪、考察兩百多座寺廟。據他表示，每到一個地方，都深深地感受到大陸人民對佛法的渴求，許多寺廟都收有《普門雜誌》，卻不願示人，藏之如祕寶。那時，鄭教授對於我在大陸的弘法，也給了幾點建議：一、贈送寺院佛書及錄音帶。二、在當地設立道場。三、要有資訊聯絡辦法。四、成立永久基金會。現在想來，這許多意見，有的已經實現了。

因為和他有過這樣的因緣，我也邀請他在考察空檔，為佛光山叢林學院授課。鄭博士欣然應允，並且歡喜地計畫要開設「英文佛學選讀」、「藏傳佛教」、「中國佛教現狀」、「印度佛教史」、「佛教社會學」等課程。之後，他還將多年收集的數十本佛教書籍，致贈給佛光山。很感謝他，以得來不易的法寶與佛光山徒眾結緣。

張澄基

在我的學人朋友當中，通達中、英文，以及漢傳、藏傳佛教的張澄基教授，應該算是第一人，他同樣也在佛光山佛教學院上過課。

張澄基教授，湖北人，出生於一九二○年，是前湖北省主席張篤倫將軍的公子。他與中華民國開國元老于右任先生的第四女公子──于念慈小姐結為夫婦，在一九四九年遷往印度，輾轉又赴美國僑居。之後，就在美國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等擔任教授，講說佛學，和紐約商業鉅子沈家楨先生成為要好的朋友。說來，早期以華人學者居士身在美東地區弘法的，張澄基先生算是少數的了。

沈家楨先生的虔誠學佛，與張澄基教授有很大的關係。沈家楨先生對台灣的佛教也很有貢獻。例如，他支持李炳南居士在台中成立的「明倫學社」。這個社團主要在培養傳統文化人才，推動中華文化倫理，他希望李炳南居士能多成就一些青年人才。另外，一九七○年左右，沈家楨先生在美國成立「譯經院」，將佛教經典翻譯成英文，當時張澄基教授也參與編輯工作。接著，又在新竹成立在台分院，起初是沈居士自己兼任院長，一九七三年就由回台講學的張澄基教授繼任。

張澄基教授寫過《佛學今詮》上、下二冊，又譯有《密勒日巴尊者傳》等著作。尤其《密勒日巴尊者傳》這一本書，到現在仍然流行在台灣學佛的大專青年學生當中，影響可謂至鉅，也讓密勒日巴尊者在台灣比宗喀巴大師、班禪、達賴還要有名。

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左右，張澄基先生曾在佛光山小住，夫人于念慈女士也陪同上山，在佛教學院講授佛學課程。他精通中華文化，尤其精於佛學，所以，以他曾經在西藏苦修苦學的願力，加上受美國西方新思潮的薰陶，他的教學很受學生歡迎。也曾有一段時期，受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的邀請，在文化大學授課，後來才又回到美國。

可惜，張澄基教授在一九八八年，以六十八歲之齡逝世，令人不禁為佛教痛失英才，感嘆不已。

謝冰瑩

而在這許多的名學者當中，有一位深為大家所熟知的文學教授，那就是謝冰瑩女士。

謝冰瑩教授，也是出生於一九○六年，湖南新化人，他以一本《女兵日記》名聞遐邇。當時，他在師範大學任教，皈依慈航法師後，經常在佛教的刊物上發表文章，因此我和他也結了一些因緣。

那個時候，在台北佛教界的圈子裡，一些官員像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等，都有人學佛。有些學者，就是自己學佛，也很少參加寺院的活動。但是，像謝冰瑩、李恆鉞等人，他們卻沒有什麼顧忌，打起招牌，表明自己就是佛教徒。尤其，謝冰瑩教授還是一位非常虔誠參與法會的學者。

這是因為在一九六○年代左右，由於蔣宋美齡夫人重視耶穌教的關係，大家都不敢表態自己是佛教徒。因為一說出自己信仰佛教，就沒有職業了；資料上一填寫佛教徒，就不能出國留學、出國旅行。那個時候，佛教很可憐，受到種種的壓抑，佛教徒好像是三、四等的公民一樣。所以，對於一些名學者，他們肯得在手上掛著念珠，口中宣揚佛法，毫不顧忌外緣勢力，總是令人欽佩。

我和謝冰瑩教授，常在一些法會中碰面，談論佛法。他對我這樣一個年輕的出家人，能談經說道，卻沒有學歷，感到可惜，因此也想幫助我在師範大學裡，取得一個大學的學歷。但是，我既沒有高中的畢業證書，也沒有初中的文憑，怎麼忽然就可以去念大學了呢？因而婉拒了他的好意。不過，我有一位同道浩霖法師，後來倒真的做了謝冰瑩教授的學生。

我雖然沒有大學畢業，但後來文化大學、東海大學都請我去擔任客座教授，感到自己以一個沒有進過學校的人，能站上大學的講台，也覺得稍堪自我告慰了。

高希均

我和學者教授往來，相談最為熱絡的，就是高希均先生了。

高希均教授，南京人，一九三六年出生，中興大學畢業後，先在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獲得博士學位，後來在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任教，成為終身榮譽教授。他專精經濟，是世界著名的經濟學者。

我們最早結緣在一九八九年，當時我應《遠見雜誌》之邀，講述「我的大陸行」，探討兩岸文化、宗教、教育等交流事宜。那次之後，我們就經常往來，交換意見。

一九九三年時，高教授想為我出一本傳記，對於他的盛情，我實在卻之不恭，勉強應他所望。一九九五年，由符芝瑛小姐撰寫的《傳燈──星雲大師傳》，就這樣出版了。承蒙高教授的大力推薦，多次在全台的書店如金石堂等，進入暢銷書的十大排行榜。

後來，繼《傳燈》之後，他又再請符小姐為佛光山的一些比丘、比丘尼，如心平、慈莊、慈惠、慈容、心定、依空法師等人，撰寫成《薪火》一書。尤其數年前，天下文化出版了滿義法師所寫的《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不但一時洛陽紙貴，而且為我們所提倡的人間佛教定下規章、打下基礎，後來甚至被山東省的一所大學指定做為教科書。

高教授一心想為社會的文化教育盡一份力量，成立了「遠見 '天下文化事業群」，二十多年來，不惜成本、擇善固執出版許多膾炙人口的書籍，帶給社會大眾許多重要觀念的影響。比方，一九七七年他以「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一文影響台灣朝野，勉勵大家要「讀一流書、做一流人」，要台灣推動「執行力」，發揮「軟實力」等等。我敬佩他這分對社會公益的堅持，後來，每年天下文化寄來為我出書的版稅，我都叫書記們寄還給他，表達一點對他在推動文化事業方面的支持。

前幾年，天下文化出版了《藍海策略》一書，其中提出的理論，一時在企業組織之間蔚為流行風氣。承蒙高教授說，數十年來，我提倡的「人間佛教」改變人們的生活，改變了大眾的思想觀念，進而改變遍及了這個世界，像一場寧靜革命，在海內外和平崛起；「人間佛教」的推廣，佛光山早已默默地在運用。承他說我一句：「是『藍海策略』的先行者。」其實，我們和高教授一樣，也是一本初衷想為國家社會服務，奉獻一點心力。

高教授為人坦率熱忱，擁有政經各界許多好友；過去以來，他經常邀約一些知己友人，如沈君山、張作錦、王力行等，或在台北，或到高雄，一、兩個月總要聚談一次。在佛光山參觀時，我們總是各述見聞，彼此毫無拘束，暢快淋漓。這幾年農曆春節期間，他也多次陪同夫人劉麗安女士，邀約好友夫婦，一起上山度假過節。

記得有一次過年，我們就在言談之間，高教授忽然問我：「什麼是人間佛教？」被他這一提問，倒讓我在剎那之間想到，我講了一生的人間佛教，竟然還是第一次被問到這個問題。不過，我也很快地就回答了高教授。我說：「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之增進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我看到高教授聽聞之後，高興得撫掌說好的樣子，自己也不禁跟著歡喜起來。

二十餘年來，我與高希均教授的往來，每一次見面，彼此就是這樣交心歡喜。我從來沒有問他信仰什麼？或者要他信仰佛教。聽說，他一個兒子是牧師，夫人劉麗安女士是耶穌教徒，但始終也沒有聽說高教授加入任何信仰。但是，在他幾次表達對「人間佛教」高度的肯定中，想來，應該可以算是「佛教之友」吧！

柴松林

除了高教授和我成為摯友之外，與我關係密切的，應該就是《人間福報》的總主筆柴松林教授了。

柴松林教授，一九三四年出生於遼北。他是統計學的專家，做過多所大學教授，提倡終生學習。後來創辦「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為消費者主持公道，對保護消費者的權益貢獻很大，其後，更是環境保護、殘障教育、公共利益組織的開創者，我稱他為「社會的良心」。

一九八五年，我從佛光山住持退位的時候，他在報紙上發表評論表示肯定，甚至表達說：「 ……見其退位之智慧與退位後之修持，益增心中崇敬之情，而萌生終生師法之念。」後來，他真的成為我們的護持者。

二○○○年四月，我創辦了《人間福報》。一份初創的報紙，在台灣現有的《聯合報》、《中國時報》二大報的夾縫中，實在說，生存的空間有限。那時候，心定和尚擔任發行人，由永芸法師擔任總編輯，邀請柴松林教授擔任總主筆，他的社論鏗鏘有力，對社會現象提出針砭，對《人間福報》有相當的助益。而我，也隨其從創刊開始，每天為「迷悟之間」專欄撰寫文章，整整三年，一共一○九五篇。接著「星雲法語」，到後來「人間萬事」、「星雲禪話」，也都以三年為期，各寫了一千多篇。到現在，已經寫到第五個「三年」，「星雲說偈」，至今從未間斷。

《人間福報》撐持了十幾年，柴教授辭去總統府國策顧問的職務，也辭掉很多大學的教職，但一直與《人間福報》同在。他從創刊擔任總主筆至今，一直給予《人間福報》最大的支持。期間，也曾擔任數年的社長，給予我在《人間福報》服務的徒眾們各種的指導和提攜。此外，他也參與由人間衛視與《人間福報》共同提倡的「媒體環保日」；為了培養學生閱讀風氣，推動校園讀報教育；擔任我們「公益信託教育基金」舉辦的「卓越教師獎」執行長；或出席相關讀書會、文化講座等；我對他這種種的盛情，真是感激不已。

二○一一年九月下旬，我應徐州市政府曹新平市委書記之邀，在斜風細雨中，為當地有一千多年歷史的「茱萸寺」重建落成說法。其實，在此之前，對方單位多次聯繫，弟子們擔心我年邁的雙腿沉重不便，幾番推辭。後來，得知柴教授希望促成這個因緣，感於他過去的情義相挺，我也就義不容辭的奔赴前往。

其他的教授，如唐一玄、方倫、鍾錦德、鄭石岩、王邦維、杜維明、沈海燕、翁思再、閻崇年、康震、黃夏年、葛兆光、張新鷹等，還有許多外國的學者、教授們助我推展佛教，於佛學院授課，有的用文字宣揚，有的以口說傳述，還有許多的人，無法一一詳記，總之，我心中對他們真是充滿無限感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