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99　※國際道友的情誼

我在世界各地弘法，接觸到很多的佛教僧信，發現出家的海外人士並不多，不過早期如法國的阿難陀（Ananda）法師、美國的蘇悉諦（Susiddhi）法師等，都曾經到台灣弘法，我也一一接待過，並協助安排他們的弘法行程。那時候他們雖然年紀輕，但因生得一副洋和尚的樣貌，所以在五○年代的台灣，曾經轟動一時。

此外，早期的佛光山每年都會舉辦「國際佛教僧伽講習會」，參加講習的出家人來自數十個國家，每次也都有數十人、百餘人不等，大家共同在山上學習。不過，這許多人當中，有的是雲水僧的性格，不重發心、不重事業，只是遊走十方，因此在弘法利生事業上，都沒有重點成就，甚為可惜。其中，跟我來往，並且在事業上有成就者，首推美國的天恩法師了。

天恩（Thien-An）法師

天恩法師，原籍越南，一九二六年出生，比我大一歲，學歷比我高，英文又好，做人也很隨和。他最早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並且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後來回到越南創辦萬行大學，但值逢越南戰亂，他不得不移民到美國，在加州大學任教。

回到美國的天恩法師，在弘法方向上，主要還是以大乘佛教為主。一九七五年他在美國建立了第一所越南佛寺，成為越南難民的精神領袖。後來，他又在洛杉磯創辦東方大學，由於他的經濟條件不夠，只能購買六、七棟民房作為校區。七、八○年代，美國的房屋很便宜，一間普通的花園洋房，只要五萬美金就可以買到；因此，在當時我也購買了一棟贈送給東方大學做為校舍。這並不表示我很有錢，只是看到佛教界有人要在美國辦大學，內心非常高興，便傾盡所有來幫助他。

我們經常往來，佛光山開山之初，他也多次來訪，力邀我到東方大學訪問，並且頒贈我名譽博士學位。後來，佛光山在一九七七年首次傳授「萬佛三壇大戒」，天恩法師也率領不少美籍人士前來受戒。

不過，那許多美籍的出家人受戒後回到美國，因為沒有寺廟安住，所以並不容易生存，不得不又回社會上工作賺錢才能生活。例如，天恩法師有一位比丘尼弟子叫恩靜，每週都要換下僧衣，穿上便服，到一個地方教人騎馬，以時薪二十美元，一個禮拜五、六個小時的薪資維持生活。所以受過戒的比丘、比丘尼究竟是僧是俗？遊走其間。這也是漢傳佛教初傳到美國時，十分特殊的現象。

為此，我很早就意識到，在美國如果沒有寺院，出家人流落到社會，是不能生根的。雖說天恩法師座下也有幾位法將，如哈佛大學哲學博士普魯典，及德國人類學碩士何吉理（Ehard Herzog），都曾在佛光山住過很長的一段時期，可惜初期的佛光山還沒有條件提供教育及供養他們。

天恩法師座下有幾位美籍的比丘尼，除了前面提到的恩靜，恩慈、恩進、恩樂等都相當優秀，可惜天恩法師英年早逝，無法親自教導。那時，他已看出越南人要在美國發展佛教，人單勢孤，群眾有限，光靠美籍人士也很不容易，因此他在遺囑裡囑咐，要徒弟們以我為師，聽我的指示。但我不懂英文，事實上因文化風俗不同，我也沒有辦法知道他們心中的想法，只能保持友誼的往來。後來，佛光山在美國建西來寺，也曾獲得天恩法師的弟子們一些贊助、支持，例如：捐贈圖書及參加我們漢傳佛教的法會等等。

記得我剛到洛杉磯弘法時，最初住在卡迪那（Gardena）；那時，天恩法師就率領一批來自中南半島的南傳佛教數十位比丘來受我供養。好在，我對於廚房的燒飯煮菜小有心得，不然那一天我只能出去買一些漢堡、披薩供養他們了。

提到在美國的出家人，或許由於英語人才不夠，或者因為文化不同，或者我們來自中國北傳佛教的出家人太多，所以有一些美籍人士即使在西來寺出家，如滿仁，他是佛光山「滿」字輩的出家眾，在常住至少也二十年了，但還是存著南傳佛教的想法，出了家只受人供養，不想自己發心為大眾服務。事實上，這和佛光山的宗風並不契合，是難以適應的。想來，像天恩法師他們的越南佛教，還是有大乘佛教的基礎，比小乘佛教的比丘發心。

我是在一九七八年到美國弘法的，遺憾的是，二年後天恩法師以五十五歲的年齡往生，當時我才五十四歲。懷念起與我摯誠交往的天恩法師，他可說是一位學德俱優的比丘長者，可惜早年圓寂。假如說，天假以年，在西方社會我能和他合作，共同發展，佛教必能有相當的成就。只是法運如此，也只能徒嘆奈何了！

僧伽桑那（Sanghasena）法師

在外籍的出家人士中，持續來往最久，我也支助最多的，就屬拉達克的摩訶菩提國際禪坐中心會長僧伽桑那法師了。

僧伽桑那，一九五八年出生，身高一百八十公分以上。早期，他遠從拉達克到台灣，看到佛光山的發展以及女眾法師的成就，想到自己故鄉佛教的沒落，就很希望我能對拉達克的佛教有一些幫助。但其實在那個時候，他看到我積極籌辦「國際佛教僧伽講習會」，倒是幫了我不少忙。因為他在各處雲遊，認識的出家朋友很多，在他的號召下，一下子就有七、八十位國際比丘參加，甚至，後來他們對佛光山也有很多的協助，例如荷蘭的阿難陀法師就是一例。

僧伽桑那法化的地區拉達克，二千年前是大乘佛教最活躍的地方，那裡的神奇靈異的事蹟很多。比方：拉達克是山區，海拔都在四千公尺以上，交通不便，每年的八月到第二年的五、六月都是冰封時期，活動不易。聽說就有許多大阿羅漢們在那裡飛行自在。除了奉行大乘佛教的拉達克人以外，很多的藏傳喇嘛、上師，也聚集在拉達克各自發展藏傳的佛教。

記得一九九二年，我曾經應邀到拉達克弘法，車隊到達拉達克佛教會會址所在的一個寺院，我們依照寺院禮儀為常住大眾誦經祈福。在誦經時，我才舉腔唱了一字，就不能接第二字了。那時候我也不懂，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因為海拔四千多公尺的高山氣壓和平地不同，造成高山症，導致缺氧的狀況。可見，平時我們視為理所當然而經常被忽略的空氣，是如此的重要而不可或缺。

在拉達克訪問期間，我看到當地的人民普遍貧窮，公務人員每月的薪水相當於二百塊台幣，土地大都寸草不生，昆蟲更不容易生存。但在拉達克，我感受當地人都像家人一般親切，彼此心中沒有分別。因此，一般人認為拉達克很貧窮，我卻以為拉達克所潛存的精神文明，不是現在物質文明社會所能相比較的。

尤其讓我記憶深刻的，除了幾乎要人命的高山症以外，有一次車行在一個廣場，當我即將離去時，一位美麗的小女孩突然衝上前來，拿了一朵花要給我。我們素昧平生，但他含淚望著我的眼神，讓我為此情此景深受感動。因為拉達克靠近喜馬拉雅山，臨近冰河地帶，四季冷熱溫差甚大，一年有半年以上是雪季，在那麼貧窮的地方，這一朵鮮花實在是來之不易。我一時不知如何感謝這一位十多歲的女孩，趕緊請司機把車子停下來，就把身上掛的一○八顆念珠送給他，答謝他所賜與的純真供養。後來如是我聞公司邀請知名音樂創作人李子恆先生，把我這一段記事譜寫成〈拉達克的花香〉，曾有一段時期，成為流行的歌曲。

那一次行程中，同時也成立「國際佛光會拉達克協會」，由我親自主持。在眾人推舉下，請僧伽桑那擔任會長，他是一位優秀的佛教人才，性格溫和，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他發心興建拉達克貧困學童住宿學校，我除了捐款支持學校建設外，也協助他們修築馬路、建立僧寮，以及裝設自來水管、開鑿水源等。我回到台灣之後，仍然不斷的幫助他們建設，他也隨著國際佛光會到世界各地開會，各地的佛光會對他們也多所贊助，真可說是佛光普照了。

僧伽桑那法師的發心，使我想起在佛光山參加過「國際佛教僧伽講習會」的南傳、藏傳、印度、尼泊爾、斯里蘭卡的比丘們，他們各自行道於這許多苦難的區域。其實他們有的英語都很相當，應該可以弘法於歐美，但是他們卻發願到我們認為交通不便、經濟落後的地區弘化，而且樂天知命，這不就是修道的本色嗎？

另外，僧伽桑那每年也派十多位學生到佛光山叢林學院男、女眾學部就讀，甚至到美國西來大學留學。學成回去後，都能說上一口流利的中文。後來因為簽證問題，移民局誤以為他們是藏傳人士，而不願核發簽證，不得已，只有把他們轉學到馬來西亞佛光山東禪佛學院去讀書。

我深有所感，佛教的復興不在於寺院的多少，不在於僧眾的有無，而是需要佛教教育的普及。日本、韓國的佛教興盛，歸功於佛學研究的普遍和許多佛教大學的設立。但在佛教發源地的印度，現有的佛教學校卻是屈指可數。想起一千三百多年前，印度那爛陀（Nalanda）大學就有學生三萬多名，思及於此，心中唯願以後拉達克佛教的教育，也能像那爛陀大學一樣，再現輝煌成果。

阿難陀（Ananda）法師

荷蘭籍的阿難陀法師，是在九○年代初到佛光山參加「國際佛教僧伽講習會」的一員。他受持的是南傳佛教的戒律，穿著南傳的服裝，一直都以南傳佛教的方式維持自己的生活。雖是南傳比丘的形象，不過為人非常正直、熱忱，對佛光山幫助頗多。

例如：「國際佛教僧伽講習會」每一次招生，他都是主要的策劃者。有許多散居在中南半島各地的南傳佛教雲水僧，以及在印度、不丹、尼泊爾大吉嶺山中修行的大比丘，都是由他代我邀約。這些人的參與，對國際佛教的交流，具有很大的意義。此外，我在亞洲的印度、拉達克、香港各地弘法，他也都曾專程趕去拜訪，共襄盛舉。

一九九四年，他曾與僧伽桑那比丘成立一個十二人的委員會，想要連署推薦，為我爭取「諾貝爾和平獎」。我一直認為不可行，因為歷年獲獎者，大都是政治人物，他們為國家犧牲奮鬥，才能贏得這個榮譽。而一介僧侶如我者，只想做個平凡的和尚，盡力為社會大眾做實質的努力而已。再說，跟達賴喇嘛也不能比，我還不適合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所以對於他們的盛意，我也只能銘感於心了。

過去國際佛光會在多倫多、巴黎、洛杉磯等地開會，經常見到他出席。但是近年來幾次在亞洲開會，好像就沒有再見到他的法駕了，也不知道他現在雲遊到哪裡去，想必他的法務倥傯，法緣結得又更廣了。

禪定法師

一九五八年我在宜蘭曾接待過一位法國年輕的出家人，名字也叫阿難陀（Ananda），因他年輕任性，對於信徒要求過多，只住了二週左右，我覺得還是把他送回法國，比較適合他自己的本國文化。到了一九八○年初，我認識了越裔法籍的禪定法師，與他多次往來，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禪定法師長得一表人才，比我高大，穿起南傳的僧服就像佛陀一樣莊嚴，為人慈悲柔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他發心在法國興建道場，只是那時大家的經濟條件不足，也不是那麼容易。我自己一生不向信徒化緣，但是想到要給巴黎的佛教一些助緣，也讓台灣信徒有植福的因緣，所以就協助他募緣，為此，他對我也非常感謝。

一九八○年，第十三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會員大會在泰國清邁舉行，禪定法師建議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世界總會，邀請我以貴賓身分出席，無奈我申請出國時，中國佛教會擱置公文，沒有轉呈內政部，因此沒有去成。他曾多次寫信向中國佛教會抗議，我覺得這也不適當，一個外國的出家人，怎能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但是對於他的熱情，在我的立場，我還是很感謝他的。

禪定法師懂得一些漢文，能閱讀漢文的經典。幾千年來，越南佛教的寺廟形式、穿著、經典等，都和中國佛教相近。晚清以來受到法國統治，因此在文化、語言等，在近一百年間已受到影響。一九六三年，越南佛教受到信仰天主教的總理吳廷琰迫害，幸有廣德法師等人，勇於護教、犧牲奉獻而得以穩住。但到了一九七三年，越共統治越南，整個越南佛教即告瓦解，許多僧侶、人民，紛紛避居法國巴黎。戰爭有千百個不好，卻也讓很多人走向世界各地，而有一個機會見面、促進往來的因緣，這也算是不幸中的幸事了。

後來，我雖數次訪問法國，但由於在巴黎的行程來去匆匆，也不知道禪定法師住在哪個地區，也就失去聯繫了。

月下、菩成、世敏長老

我認識最多出家人的地方，應該算是韓國。青年少壯派的法師，如頂宇、圓明、性波、深山法師等等，我幾乎都可以說得出他們的名字。但韓國以三寶道場為主，代表佛寶的通度寺月下長老，代表法寶的海印寺世敏長老，代表僧寶的松廣寺菩成長老等三位師友，與我有特殊的緣分，就不能不提了。

在韓國，佛教寺院的面積都很大，光是曹溪宗就擁有全韓國百分之四十的土地，可見佛教在韓國的力量。在談到我與這三位長老的因緣之前，有一段趣談先此一說：

通度寺、海印寺、松廣寺各有一眾聚在一起，他們各自吹噓自己的寺院最大、最好。

首先是通度寺的僧眾說：「論韓國的佛寺，最大的就是我們通度寺。因為我們大鍋煮的飯菜，都要乘船下去才能把菜舀起來。我們的韓國泡菜有千缸以上，你說，我們通度寺大也不大？再者，通度寺有佛陀的袈裟一件，袈裟代表僧團，豈不尊貴乎！」

海印寺的僧眾聽了就很不服氣，說：「我們海印寺的土地之多，超過通度寺。不但如此，海印寺之高，所住的地方，如果有僧眾如廁時，大概要三分鐘之後才能聽到糞池『噗通』一聲。你說，海印寺大也不大？此外，法寶寺還有木刻的《高麗藏》一部，木刻版本至今俱全，可謂法海無邊！」

松廣寺的出家眾聽了更不服氣，說：「我們松廣寺在歷史上出過十六位國師，每一位國師都是悟道者，他們心包太虛，量周沙界。十六位悟道者的虛空世界，豈止三千大千世界，你說大也不大？」

這雖然是個趣談，也可見韓國佛教的三寶寺：通度寺、海印寺、松廣寺他們的威力了。

言歸正傳，第一位要說的是月下長老。他出生於一九一五年，是通度寺的退居長老，擔任過方丈之職。通度寺擁有土地五千公頃，是佛光山的一百倍。韓國佛教有很多宗派，目前以曹溪宗為領導。曹溪宗跟中國的佛教有同樣的發展，目前在韓國有二十四間叢林，這二十四間的叢林中，又有最大的寺廟，成為佛寶、法寶、僧寶三寶寺廟，代表韓國的佛教。通度寺被稱為佛寶寺，就是因為它擁有一件佛陀的金襴袈裟。

一九八二年，在性波法師住持任內，通度寺和佛光山締結為兄弟寺，兩寺美名齊揚，一時傳為佳話。那個時候一千三百年以上的通度寺代表傳統，而籌建不到二十年的佛光山代表現代，互稱兄弟寺，意味著傳統與現代融和。

月下長老他們派下的分別院也很多，尤其別院中有一個比丘尼的道場，叫做「內院寺」。韓國的比丘、比丘尼教性都很強，看他們身著灰色僧裝，背個僧袋、背包，行腳在漢城山水之間，很有中國北方人的味道，耐力很強，韌性很大。

不用說，月下長老是通度寺上下尊敬的第一長老了。一九九○年他親自率領大批徒眾到佛光山參訪，行走在迎接的隊伍中，身高雖不滿六尺，為人慈祥愷悌、雍容華貴。以我們的眼光來看，他展現菩薩、羅漢之相，但語言不多。我知道他也不斷鼓勵派下的法將和佛光山來往，希望韓國佛教透過交流，能快速的現代化。他於二○○三年圓寂，令我懷念不已，特別題寫「人天眼滅」紀念他。

之後，二○○九年，時任通度寺的住持頂宇法師，聽說我在興建佛陀紀念館，他率領僧信四眾百餘人，將供奉於通度寺的佛陀金襴袈裟，複製一件送給佛陀紀念館珍藏，讓來佛館參訪的人士，都能瞻禮這稀有難得的聖物。

第二位要說的，就是松廣寺的菩成長老了。他是一九二八年出生，小我一歲。我們的語言雖不通，但是見面時，他的熱忱、恭敬，令人感動。他處處以我如兄長，表明以我馬首是瞻，其實，他的德行、修養，我愧感不如。

他多次來佛光山小住，一九八八年我到美國西來寺傳授三壇大戒，他擔任尊證；一九九一年我在台灣舉行「萬佛三壇羅漢期戒會」，他也到佛光山來擔任尊證和尚。他對於佛光山所有的活動、法務，都遠道親來參與，並覺與有榮焉。實際上，他所主持的松廣寺，是韓國三大寺中代表「僧寶寺」的道場，曾經有過十六位禪師被封為國師。到現在，仍有不少西方人士還聚集在松廣寺參禪。

記得二○○三年我應邀到韓國弘法的時候，正逢韓國中秋節期間，遇到大颱風來襲，交通中斷，菩成長老為了見我，特地坐了四、五個小時的火車從釜山到漢城來迎接，真是讓我感動。

二○○四年，我前往訪問松廣寺，期間，他要我為寺中的大眾說法，在集眾的時候，有一位職事向菩成長老反應，禪堂裡面的禪者不希望出堂來參與集會。我雖然不懂他們的語言，但我看得出菩成長老非常生氣，大意是說：「這是我最尊敬的人，他的開示，你們怎麼可以不來參加呢！」後來，我開始說法的時候，看到一些禪堂的住眾，還是出席參與聽講。由此可知松廣寺的禪風和菩成長老對我的友誼了。

第三個要說的，當是我與海印寺的因緣了。二○○三年我應住持世敏法師之邀，前往該寺演講，並且在大光佛殿和曹溪宗宗正暨方丈法傳法師簽署「文化交流結盟儀式」。幾個月後，世敏法師親自率領職事百餘人來佛光山訪問，我除了親自到桃園中正機場接機外，佛光山僧信四眾亦於大雄寶殿接駕。

其實長期以來，佛光山與海印寺雙方早已交流往來，關係密切。他們曾贈送我一塊「八萬大藏經」的高麗大藏經版《心經》一卷，現在珍藏在佛光山宗史館。

此外，現在國際佛光會韓國釜山協會，由深山法師主其事。其實，深山法師和我早期一樣，在佛教界裡像小指頭一樣沒有力量、沒有地位，要獨自發展，可說備嘗辛苦。但他與佛光山結緣後，感動於佛光山提倡的人間佛教理念，所以他在韓國弘法，不斷實踐和推動，這讓我感到在人間佛教弘揚上並不孤單。

丹羽廉芳、水谷幸正、古川大航

說過韓國佛教的比丘道友，日本教界的長老同參，也令我一樣尊敬。

在一九七三年中旬，我和曹洞宗管長丹羽廉芳長老，分任日本和中華民國佛教促進會的會長，那時我五十歲左右，一九○五年出生的丹羽廉芳長老已近七十歲了，他為人愷悌仁慈，對年輕人非常的體諒照顧，我把他當做長老、老師一樣敬愛。我們相互尊重，彼此合作，雙方為促進台灣和日本的佛教關係，來往非常頻繁。

丹羽廉芳長老在一九七六年到佛光山訪問，接著，一九七七年我也到東京訪問。當時，他在永平寺的派下寺院「東京別院」設宴招待我們，他覺得兩地的佛教有相互來往的必要，我也贊同他的見解。

有一次，他帶我到橫濱總持寺參訪，當我看到唐朝禪宗祖師石頭希遷和尚的不壞肉身，竟然堆放在一個小倉庫裡，心中真是惆悵不已。後來又聽說，在日本一家百貨公司有一場禪的展覽會上，他們也把和尚的不壞肉身放在會場上展出。那時候，我們大不以為然，我也曾試圖設法迎請回台供奉，卻總不得其門，眼見祖師國寶流落在外，心中著急不已，但也只有慨嘆無奈了。

到了一九七○年代，深感台灣和日本的來往，勢必有重大的變化。尤其當時日本一直想要和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希望和北京建交。這是世界大勢所趨，已難以挽回，所以在參觀奈良東大寺時，我就建議他們將鑑真大和尚的聖像，送到大陸供奉，總比石頭希遷和尚被放在百貨公司展覽要好得多了。

我的意思是，希望佛教可以早於政治做友誼的聯繫，這對促進雙方人民和平往來都有好處。後來鑑真大師果真在一九八○年回娘家探親，在揚州造成轟動，計有五十多萬民眾和佛教徒前往瞻禮。但我們的報紙輿論上只提到中日打「乒乓外交」，卻鮮少報導鑑真大師回鄉一事。其實，宗教對於社會秩序的建立、人心道德的淨化、友誼往來的促進，都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其功德是不可磨滅的。

我與丹羽廉芳長老可謂忘年之交，對佛教的發展有許多共同的想法，理念一致，尤其他談話時的笑聲，至今回憶起來，充滿著佛心法義，令人想念不已。

在日本的出家人當中，我早期交往的還有塚本善隆、水野弘元、中村元等人，但是後來往來最多的，就是水谷幸正了。

水谷幸正，一九二八年出生，曾擔任日本佛教大學的校長，專研大乘佛教思想，是一位用心於佛教人才培育的教育家。佛光山早期的弟子慈惠、慈容、慈嘉、慈怡等人到日本留學，都曾經跟隨他學習。

我們的友誼深厚，可以算是幾十年的老友，給予我許多的支持和鼓勵。像他任職的日本佛教大學，承認佛光山佛學院的學歷，讓許多佛光山的弟子，得以順利前往進修。記得有一次，他在美國參觀西來寺後，說：「我有一個不解，我們日本佛教到美國來發展，已經超過一世紀了，但是我們設立一個別分院是那麼的困難，而你們在美國一下子就成立那麼多的別分院，我們淨土宗要跟你們學習。」

另外他又談到：「日本寺院的信徒覺得，只要對寺院繳納會費，就算是盡到責任了。反觀中國的信徒都會在寺院走動、做義工，把寺院當成是自己的家一樣，這是如何教育的呢？」

感謝這些往來的好因緣，讓佛光山能在日本發展佛教，此中水谷幸正給我們很重要的助力，尤其是協助佛光山東京別院立案成為「宗教法人」。後來，位於本栖湖邊的本栖寺，因距離不遠的地方，就是曾被日本政府視為邪教的奧姆真理教大本營，因此日本政府對於外來的宗教非常顧忌；水谷幸正也出面為我們講話，現在寺門口已正式掛牌「臨濟宗佛光山本栖寺」。

水谷幸正曾經擔任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的副會長，他認為國際佛光會是超越宗派、種族、地域、國籍的一個社團組織，具有融和的特點，所以能在國際間受到認同。他也肯定我創辦大學的理念，一九九三年佛光大學舉行安基典禮時，他特地前來參加，給予佛光大學很高的期許。他致詞說：「相信佛光大學將會是一所代表台灣的大學，五十年後，更是代表佛教界的大學。」對於他的讚賞，實在愧不敢當，也期許佛光大學在校長、師生的努力下，能朝水谷幸正教授的期望而努力。

所謂「臨濟兒孫滿天下」，佛光山是屬臨濟宗派下；而在日本，臨濟宗也是一個大宗派，尤其座落於京都的日本臨濟宗本山妙心寺，內分四十八院，各立門庭，聯合起來就等於一個城鎮一樣。它的派下有三千六百個別院，分布在日本全國各地，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妙心寺對台灣佛教一向很友善，所以台灣佛教界很多的留學生到日本留學，都會先掛單借住在妙心寺。一九六三年，我曾隨「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到日本訪問，妙心寺為我們舉辦一個歡迎宴會，四十八分院的住持及該寺派下各事業機構主管全部出席，大概有百人之多，可見妙心寺對台灣佛教的重視了。

那一次的參訪，我也拜訪了日本臨濟宗的宗長古川大航長老。他是一八七一年出生，當時已九十多歲高齡了，是一位有德而慈悲的長老。一九六三年高雄壽山寺落成時，他還親自前來參加，我非常感念他對我這樣一位後輩的提攜與愛護。

竺摩、金明、廣餘長老

早年，馬來西亞佛教總會曾邀請台灣的法師前往大馬去布教，也曾指名要我前去。我得知後，雖然也有意前往結緣，無奈中國佛教會卻不讓我去，後來也就不了了之。

但這並沒有斷絕我與馬來西亞之間的因緣，後來我仍經常受邀弘法，並且開創道場，尤其在當地弘法的竺摩長老、金明長老、廣餘長老等多人，與我結下深厚的因緣。

竺摩法師，一九一三年出生，長我十四歲。他是太虛大師的弟子，詩書字畫無一不精，以出家人的才藝來說，沒有人能超越他，加上佛學、文學都很周全，像《維摩經註解》、《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話》，至今讀者不減，可說是極受世人的肯定和推崇。

抗戰八年期中，他旅居澳門。我記得在一九四九年的《海潮音雜誌》上，他發表過一篇文章，敘述其旅居澳門八年的經過。尤其讓我特別注意的是，他說他曾親見地藏菩薩，並稱地藏菩薩為恩師。我到馬來西亞多次，承蒙他不棄，彼此成為好友善知識，我出版《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無聲息的歌唱》時，請他題簽，他也樂意助成。

在馬來西亞的佛教界，一向不和三江人士（指江西、江蘇、浙江）往來。原因是當地的華人大部分來自福建，福建的出家人鄉土觀念濃厚，久而成群。而竺摩法師是浙江清縣人，幼年在雁蕩山出家，自稱「雁蕩山僧」，他卻可以擔任馬來西亞佛教總會第一任會長，進而連任十餘年，可見他的聲望、才華，必定受到馬來西亞佛教界相當的推崇。

竺摩法師是太虛大師的入室弟子，他全方位的思想，涵蓋佛教、教育、弘法，關心佛教的事業前途，對大乘佛法在馬來西亞的推廣貢獻很大。他也開啟馬來西亞華人研究佛學的風氣，接引馬來西亞青年學佛，蔚為風潮，所以現在大馬弘法的人才，大部分都是竺摩法師所度的弟子。

我個人相當敬重太虛大師，認同太虛大師的理念，因此我和竺摩老，也可以說是一拍即合，彼此契合。我非常尊敬他，他也非常愛護我，每一次我到檳城，都承蒙他特別照顧。若遇到他閉關時，在關房門口，內外隔一個小洞，一談數小時，忘記了我是訪客，而他正在閉關呢！

他多次要我去馬來西亞主持法會，無論是以佛門倫理或是年齡來論，他和金明老、廣餘老的資歷、年齡都比我長；若以地方關係來看，他們也都是地方上佛教會的領袖。照理說，我是客，也是年輕後輩，但是每次他們非讓我做主法不可，總是自謙居於副座，我感受到長老的提攜和謙沖淡泊的胸懷。我想，親近一位善知識，不一定要天天跟在身旁，接受耳提面命，而是要將其風範，如道德、慈悲、智慧，深植到我們心中，就能接心、受用。

說到金明老，他出生於一九一四年，長居在麻六甲，就是過去明朝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時，曾經到訪過的勝地。金明老是一位熱心建設佛教事業的人，他重視教育，經常為馬來西亞的佛教學院籌措款項，並且建設香林學校，培養人才。他從過去傳統的佛教走出來，發心要將佛教現代化，所以和竺摩、演培、廣餘法師等，都成為大馬新佛教的一群。

每次和金明老見面，他總是和我討論「佛教的前途在哪裡？」、「我們還能為佛教做些什麼？」除了關心大馬地區的佛教外，他對於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日本、韓國等地的佛教，更是瞭若指掌，如數家珍。我想，他若不是一位熱愛佛教的人，怎能如此呢？我在台灣辦佛教學院的初期，他特地派了一位曾做過警察的出家女弟子來佛學院讀書。我與他來往多年，從來沒有因為地域、宗派，彼此分歧、計較。在大馬的道友中，可以說，金明法師和廣餘法師對我的關係最重要了。尤其，廣餘法師跟我的交往匪淺，二人稱兄道弟，已經到了「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程度了。

廣餘法師出生於一九二○年，他並沒有受過正式的佛教教育，但與生俱來就有「為了佛教」的精神，對佛教熱忱無比，對佛教事業更是關心，對佛教的前途時時掛懷。

他在檳城建立了妙香林，在吉隆坡建設了鶴鳴寺。他還曾經一度要把鶴鳴寺、龍華寺交由佛光山心定和尚主持。在他自己擔任妙香林住持期間，舉凡所有活動的開光、落成、法會，都要我去替他主持，好似我才是妙香林的住持，而他只是代理我。

記得一九五五年我的《釋迦牟尼佛傳》第一刷出版的時候，他就買了五百本，後來經常都是幾百本、幾百本在馬來西亞贈送；《玉琳國師》出版時，他也是千本、千本的購買，成為我們三重佛教文化服務處最大的功德主。因為每次都是從台灣寄送幾百本，甚至上千本，為了節省寄送的麻煩，最後他跟我講，乾脆不要到台灣請購寄發了，讓他自己印行就好了。我聽了也很高興，就隨他去印行，只要佛法能弘揚，我早就不計較版權了。

我現在想，佛教界也不一定全部都要經師、論師、律師來講經說法。假如：有的人能以慈悲度眾，有的人能以幫助服務，有的人能以熱心關懷大眾，佛教界能有更多像廣餘法師這樣的人，一心只有「為了佛教」，什麼好事都要做，佛教必定興隆。

宏船長老

談過馬來西亞，自然一定要提及新加坡佛教界最令我尊敬的宏船長老了。

宏船老出生於一九○八年，福建省晉江縣人，我在一九六三年訪問新加坡的時候，他正在擴大發展光明山普覺寺。雖然自己沒有受過基礎的佛教教育，但是「為了佛教」，興辦教育，培養人才，都是非常熱忱、真誠。

我記得那時候，他拿了一萬美金交給我們帶回台灣辦教育，當時白聖法師在台灣除了中國佛教三藏學院，多處也設有佛學院，他接受宏船長老的這筆善款之後，如何發展，後續就不得而知了。

宏船長老是新加坡佛教總會的會長，據說受到總理李光耀先生的護持推崇。在宏船長老領導，以及名醫出身的祕書長常凱法師共同支持下，新加坡慈善事業的發展順利，力量相當大。

常凱法師出生於一九一六年，也是福建省晉江縣人，十二歲出家，並跟隨著他的師父元鎮和尚學醫。在「八一三」戰事爆發時，他加入了佛教界組織的「僧侶救護隊」前往戰地協助救護。

隨著時代的發展，宏船長老漸漸感覺到，光是支持社會慈善事業是不夠的，於是和常凱法師商討，自己興辦佛教施診所和新加坡菩提學校。當時，加上一九○一年出生的廣洽法師，也創辦了彌陀學校，一時之間，新加坡佛教界的慈善、教育事業都熱烈的展開了。可惜佛教的人才還是顯得不足，那時演培法師、隆根法師先後到了新加坡，他們宣說教義，弘揚佛法，但對於佛教實務事業的推動，則還有待提升。

性願和尚

距離新加坡、馬來西亞不遠的菲律賓，在美國的支持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獨立國家，其發展非常現代化。可惜，後來因為總統馬可仕、夫人伊美黛貪汙，使得國勢一落千丈。

在佛教的護法中，菲律賓可說是世界上護持佛教最有力的國家，後來發生「菲化案」，政府剝奪全菲華僑所有獨立經營的產業，致使華人經濟節節衰退，這個影響就很大了。

菲律賓的佛教，和星馬一樣，也是福建系統，早期大多是師姑所領導的齋教為主，後來，信願寺迎請性願長老以及來自閩南的瑞今法師前來領導，舉辦各種講經、念佛共修活動，成為華僑的信仰中心。同時，他們也創辦普賢學校、能仁學校，指導許多佛教的事業，如台中蓮社、慈光圖書館、菩提醫院等。後來，國際佛光會也設立協會，使得原來只弘揚於華僑之間的佛教，漸漸地也廣及於菲律賓民眾之中了。

普淨、蘇達瑪雅那、答達吉輔法師

在泰國佛教中，影響最大的要屬泰國華僧宗長普淨上師，他是一九○三年出生，廣東人，曾住過鎮江金山江天寺，與太滄法師是舊識。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泰國弘法，提振華僧風氣，有再造華僧地位之功勞，因此泰國設立華僧事務委員會時，即是請他擔任華僧宗長，領導華人佛教及照顧華僧。

其中，值得一談的是，一九九三年和佛光山締結兄弟寺的法身寺了。

「法身寺」，從這一個名稱上看來，就已經把南傳的泰國佛教下了一個新的定義。法身，就是大乘佛教。他們這個系統的人士，應該與人間佛教的性格相應，所以和佛光山建立了兄弟寺的關係。

法身寺的開創比佛光山晚二、三年，但是他們的發展比佛光山更快。我們之間的來往，多是透過負責國際弘法部門范淑智小姐翻譯。范淑智小姐是台灣中壢人，到泰國法身寺學佛不到數年，就已能負起中泰語的翻譯工作，可以說是中泰佛教的橋梁。

我有幾次到泰國參加法身寺的活動，受到住持蘇達瑪雅那（Phra Sudhammayana）法師、副住持答達吉輔（Phra Padet Thetthachiwo）法師等人盛情接待。法身寺的占地有三百公頃，是佛光山的六倍，他們舉辦上燈法會及供僧，都是數十萬人的集會，甚至一期一期的舉辦十萬名比丘出家典禮。因此，也曾引起政治上的震動，以及媒體的攻擊、社會的批評，甚至同門的質疑。

其實，據我的了解，他們是純宗教的活動，並不涉及政治，他們重視信徒，重視社會，積極推動文化教育。只是因為人多，難免受人排擠、疵議，就像佛光山開山之初，也曾受到許多無謂的批評。為此，我還曾特別撰文〈認識法身寺的貢獻〉，發表在一九九九年第二三七期的《普門雜誌》上。

總之，世間法即是如此，想做事或者有力量的話，不免都要受到一些毀謗，或許這就是佛法所說︰「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不過，我覺得副住持答達吉輔法師與我們的交往都很低調，只是謙虛的表示要向我們學習。法身寺早期在美國洛杉磯的弘法道場，是以佛光山西來寺的前身「白塔寺」為據點。後來，他們找到更好、更大的地點便搬離了，現在我看起來，是有勝於西來寺的規模了。

總之，這許多國際的友人，大家的目標都是「為了佛教」，不計較南傳、北傳，也不計較宗派，因此，我和很多佛教出家的友人交往密切，只是現在對曾接觸的許多道友，無法一一細述，只有遙祝大家法躬康泰，法輪常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