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13　※新女性中的優婆夷

自古以來，佛教的事業，可以說無一不是由女眾發心成就，許多婦女全心全意護持佛教。但一般說來，女眾在佛教裡並沒有地位，尤其是在家的女信徒，也就是四眾弟子中的「優婆夷」，他們固然出錢出力，可是一說到要排班，就輪不到他們的位子了。

我一生宣揚人間佛教，遵照佛陀「四姓平等」的主張，也認為四眾弟子都應該平等。所以，除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之外，對於民國以來，優婆夷寫下的許多偉大事蹟，我也可以毫不思索地就舉出千百個人物。例如，早期周遊歐美講演佛學的呂碧城、於奉化主辦法昌學院的張聖慧、上海的羅迦陵、香港的林楞真等等。以下我就舉幾位熟悉的女居士，略為一說。

胡秀卿

首先要介紹的是胡秀卿女士，他是台東人，一九四七年生。我認識他的時候，是在一九五三年，他們全家在台東皈依三寶，禮煮雲法師為師，當時他還只是一個六歲的小妹妹。

長大之後，他在廣播電台擔任播音員，後來嫁給名中醫師黃民德先生。兩人可謂夫唱婦隨，婚後，胡秀卿認真學習，也考取中醫師資格，並且還做了「中華民國女中醫師協會」理事長。甚至兩人還曾經在台北為蔣中正總統和蔣宋美齡夫人治病，若以過去皇朝的制度來看，他們可以算是御醫了。

胡秀卿是一位率直又天真的優婆夷，六歲就禮煮雲法師為師，到了二十六歲，有心走人間佛教路線的他，坦誠地對煮雲法師說：「我不跟您學習淨土法門了，我現在要去拜星雲大師作師父，跟隨他弘揚人間佛教。」性格灑脫自在的煮雲法師，當然也是樂於成就他的心願。

我從一九六○、七○年代後，就經常應邀在台北國立藝術館、中山堂、社教館等公眾場所講說佛法。後來，聽講的人數愈來愈多，租用的場地不敷使用，許多人因此勸我改到台北國父紀念館講演，以便容納更多的信徒參加。

當時國父紀念館只是表演場所，加上一般人講演，沒有那麼多觀眾，也就很少有人租用它作為講演場地。不過，它的空間很大，擁有三千個左右的席位，大家也就紛紛要我到那裡做講演。因此，從一九七七年開始，我便移師到國父紀念館，展開了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弘講三十年的紀錄。

由於在國父紀念館舉辦佛學講座，對佛法的弘傳與大眾的接引有非常重大的影響力。那時，為了讓講座進行得更莊嚴如儀，除了有台語翻譯的專家慈惠法師為我翻譯，以及慈容法師擔任舞台表演的指導人以外，我還急於尋找一位熟於佛教儀禮的主持人，最後大家都一致推薦由胡秀卿女士擔任。

當時胡秀卿年方三十歲，風姿綽約，美麗大方，出身廣播員的他，聲音甜美，相當受大眾的肯定。為了做好這個職務，他每年都戰戰兢兢地面對。像講座開始的時候，大磬聲一響，必須念的「星雲大師佛學講座」八個字，據他告訴我，他在家裡光是練習念這八個字，就花了好幾天，如同念佛一樣，不只有上千次的重複練習，真不曉得念了幾萬遍。甚至，我還看到他在我講座開始之前，面對著牆壁，一遍又一遍用心念著「星雲大師佛學講座」，聲音之好聽，的確動人。

我在國父紀念館舉行佛學講座的三十年中，他從未間斷擔任講座主持人。其實，在這三十年裡，競爭這一個職務的人也很多，但是在他的主持之下，始終沒有人敢提出異議。只有一次，因為有人一再說：「換一次男聲吧！」加上勾峰本人也有意願，才由他擔綱一次主持人。

由於每一年主持講座的任務，胡秀卿也就有多次和我共同參與弘法的因緣。例如，一九七七年，佛光山組織「泰北弘法義診團」，上百名團員跟隨我到泰北金三角、熱水塘、美斯樂等地弘法，他就是團員之一。

說到泰北這個地方，除了過去鴉片煙的交易競爭之外，還有早年國民黨第三軍、第五軍等許多軍人及眷屬遺留在當地，遲遲不能歸國。尤其我們到泰北弘法的過程，可謂驚險萬分，有時候乘坐直升機，有時候騎馬，有時候還需要游擊隊持槍保護。當時，我隨緣隨處講經說法，而周志敏小姐領導的慶生醫院醫師們和胡秀卿女士，則到處施診醫療。

我記得，那時候許多當地民眾跪到我的面前說：「大師，我們不掛念沒有飯吃，但是沒有佛法聽聞，叫人很痛苦啊！」所謂佛法難聞、中土難生、人身難得，在這個地方真是有特別深刻的感受。後來，我不忍心這許多苦難的同胞一再受苦，回到台灣以後，就特地成立了「泰北難民建設功德會」，認養孤兒及貧童等，希望為他們的教育盡一點心力。

話說回來，因為胡秀卿具有中醫背景，對於佛學研究也有一定的深度，所以經常都能在各個報刊上見到他發表的佛學與醫學理論。除此，他還在住家裡成立佛教講堂，每週講經弘法，由此可見他對於佛法弘揚的熱忱了。

後來，中華佛光協會於一九九一年成立，他不但積極參與會務，並且還當選理事。有一回，在選舉會長的時候，九個常務理事一致都要推選我擔任會長，我就想：「那我這一票要投給誰呢？」後來我就投給了胡秀卿。從此他就一再認為能得到我這一票，是他一生的光榮。

有一段時間，他幾乎每週從台北上佛光山，為全山大眾針灸義診，且從未收過車馬費。甚至有一次，不知道什麼原因，我的左手忽然動彈不得，近半年不能舉高，胡秀卿知道了以後，就說要為我針灸一下，結果一針病除。

由於他的醫療工作，加上高明的醫療能力，在弘法利生方面，也就更加地事半功倍了。過去，他曾到我們的叢林學院授課，也在佛光會擔任檀講師，經常到世界各地弘講，可以說是一位人間菩薩行者。可惜，他以六十多歲之齡就溘然長逝。不過，在佛教淨土宗來說，他安然而去，也算是預知時至了。

楊秀鶴

除了胡秀卿居士，楊秀鶴女士和我也結緣得很早。

楊秀鶴，馬來西亞人，生於一九‭ 一一年，台灣光復後擔任空軍子弟學校的校長，曾任文化大學輔導中心主任，晚年長住在美國中部。

早期，他以一個在家優婆夷的身分，除了為公家機關服務以外，還在佛門裡布施結緣、協助翻譯。他曾擔任煮雲、南亭、道安等法師的翻譯，難得的是，當時擔任翻譯，既沒有人供養，乘車往來也要自掏腰包，完全是義工性質，一般信眾都鮮少參與，但我看他總是樂在其中，神情愉悅、精神奕奕地為佛教服務。

除此以外，他對於佛教的文化工作，也非常熱心。早年他曾經編輯《佛教聖經》（後更名《三藏精要》）等佛典。我記得，他編印的《佛教聖經》出版時，雖然內容摘錄自佛教經文，但是取名叫做「聖經」，也就掀起了佛教界保守人士一陣批評的風浪，在他們認為，佛教大可不必學習基督教搞聖經運動。

其實，這許多佛教徒批評的時候，也要憑心想想，基督教的聖經每一年都印行幾千萬本，尤其在全世界每一家旅館、飯店的每一個房間裡，都擺放有一本聖經，每一年還會有善心人士不斷地去補充聖經數量；但是佛教卻從沒有人這麼做，現在終於有人發心印行《佛教聖經》，難道還要排斥，還不去支持嗎？

再說，基督教有基督教的聖經，佛教也可以有佛教的聖經啊！或許你說「聖經」這個名詞不好，改取其他名字，比方「佛教精要」或「佛教聖典」，也不是不可以。好比日本有個「佛教傳道協會」，是企業家沼田惠範於一九六九年創辦的，他們就專門印製《佛教聖典》。不過，雖然他們也將《佛教聖典》擺放在飯店的房間裡，提供旅客閱讀，但也只限於日本地區，並沒有人把它推廣到國際社會去。

現在，楊秀鶴女士有這樣的理念，想要結集佛經的精要，讓它能在世界上普遍流傳，成為國際性的佛教聖經，這應該是值得鼓勵與推動的。遺憾的是，許多佛教徒的性格，就好像公雞，只要看到其他雞子抬頭啼叫「咕、咕、咕」，就要圍過去啄牠一下，不讓別人出頭。但是，真要叫他來為佛教發心，他又不肯。像這種「同歸於盡」，不能隨喜、樂觀其成的心態，可以說是佛教界裡一個很大的缺點，我實在很為楊女士感到不平。

佛教所謂「不捨一法」，大家應當共存共榮，不要因為一點見解上的不同，就要彼此排斥、壓制。早期佛教在印度的時候，之所以分成很多部派，就是因為意見不同，以至於各自發展；佛教傳到中國後，也有所謂的「禪淨之爭」、「大小乘之爭」、「僧信之爭」，甚至為了戒律上的一點問題，引發爭論。其實，無論沙彌戒、比丘戒或是菩薩戒，只要不違反佛教的根本大戒，又有什麼好爭辯的呢？

楊秀鶴女士是台灣佛教界第一位傑出的優婆夷，既能寫，也能講，尤其經常在電台弘法，縱橫南北傳教，在佛教裡，可以說是非常難得的人物。後來因為我忙於宜蘭弘法，加上宜蘭地處偏遠的台灣東北部一隅，漸漸地，我也就很少參與楊秀鶴和南亭、道安法師那個弘法圈子，而疏於來往了。

不過，也承蒙他對我的關心，曾經帶人到宜蘭來探望過我；偶爾在其他佛教的活動場合，也見過面，他總是一本熱情，歡喜踴躍地與我們談笑風生。

後來，據聞楊秀鶴女士在六十二歲時隨女兒移居美國，長住美國四十年間，努力推動針灸合法化，現在已經是高齡一○一歲的人瑞了。說到這裡，我也不禁要遙祝他身心健康。

葉曼

接下來要講述的優婆夷是葉曼女士。筆名「葉曼」的田劉世綸女士，是駐菲律賓大使田寶岱的夫人。在那個時代，身為一位大使夫人，經常要和一些貴夫人往來，但他卻只熱心於弘法，和一般的知識分子談佛論道，實在是一位奇特的女強人。

田劉世綸，湖南人，一九一六年生，北京大學經濟系高材生，他不喜經營賺錢事務，而歡喜到處講學。他用「葉曼」的筆名為各個報刊撰文，也用「葉曼」的名稱在國內外弘揚佛法、講經說道，有非常廣大的群眾擁護。在大陸，弘法的居士中，南懷瑾可以說是一位通達儒釋道的優婆塞，而在女性方面，通達儒釋道者，應該就屬田夫人葉曼女士了。所以，用「男有南懷瑾，女有田劉世綸」來讚譽他，也是不為過了。

一九八四年，第十四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簡稱「世佛會」）在斯里蘭卡舉行，代表台灣出席的田劉世綸被推選為副總會長。在擔任要職期間，他代表世佛會和我聯繫，表達想在美國西來寺召開一次大會的想法。因為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成立四十年來，都是在亞洲地區開會，由當地的國家政府支援，到了一九八八年，他希望能有所突破，到西方的美國召開大會，讓佛光能普照到五大洲。

我當然很樂意幫忙，不過，那時候正在建築中的西來寺，工程才即將完成，還沒取得使用執照，為了世佛會的會議要舉行，我勢必要加緊趕工，並且不斷和政府聯繫，以便如期拿到使用執照，才能讓這一次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的會議順利開幕。因此，整個過程，佛光山僧信四眾可以說是傾盡了全力。

話再說來，葉曼女士風度翩翩，待人誠懇，能言善道，真不愧是一位外交家的夫人。這一次大會的舉行，由他為我運籌帷幄，從中我也看出了他的才華和做事的幹練。

其實，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多次在世界各地召開時，原本我都有機會可以參加的，但是中國佛教會卻總是把我排除在名單外，因而讓我沒有一次能夠成功參與。甚至於第十二屆大會要在東京舉行時，台灣被主辦國日本除名在外，好不容易才讓我爭取到恢復會籍，有了參加資格，中國佛教會卻在我爭取成功的回程中，已派遣了五位代表準備出席，表明的就是不讓我與會。

雖然我懷著佛教國際化的願心，也對會務行政相當重視，但還是無奈於因緣不具。原以為我就此與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沒有緣分了，沒想到這一次大會，竟由佛光山美國西來寺承辦，還促成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走向西方。那時我想，這一次縱然有人想要再排除我，也是不可能了。而這一切，都應該感謝葉曼女士的熱心安排。

自從一九八八年，第十六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在美國西來寺召開之後，第十八屆大會是在台灣佛光山舉行。幾年後，一九九八年，第二十屆會議又到澳洲的南天寺舉辦，這回，真是讓世佛會普照五大洲了。

在美國，葉曼女士多次應當地要求，在各處大轉法輪，西來寺也都曾給予協助。尤其，在他擔任世佛會副會長時，和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建立了友好關係，彼此常相來往，在聽聞趙樸老述及北京雲居寺遭受毀壞後，便一心一意要恢復它昔日的風采。多年後，雲居寺重建完工，終於了卻他一樁心事。

由於他對佛教的諸多貢獻，以及在佛學上的深入研究。因此，在論起民國時期為數眾多的佛學人才時，田劉世綸（葉曼）也是榜上有名的人物了。

孫穗芳

另外，在佛教的優婆夷中，孫穗芳女士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孫女，也是佛光山的信徒。他於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出生，之後長居夏威夷。不過，他也經常走訪大陸、台灣，乃至於遊走世界，是孫中山先生一個非常活躍的後裔。

孫穗芳居士虔誠信佛，護持三寶，每年我幾乎都會收到他飄洋過海寄來的紅包，每次到夏威夷弘法，也都承蒙他熱心接待。甚至於，我曾一度因為接待香港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先生，而讓大陸中央對我有誤解，孫穗芳女士也一再想從中斡旋，替我化解困難。

旅居夏威夷的孫穗芳女士和他的祖父一樣，對政治相當關注，尤其對「三民主義」的推動不遺餘力。他還一度前往洛杉磯，參加由加州中華文化復興協會與西來寺合辦的「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紀念暨植樹節大會」。

雖然他對佛理的研修還不很深入，但是對於佛法的護持卻很熱心，能有這樣的信仰層次，也屬不易了。

王鄭法蓮

在台灣弘法度眾的生涯中，早期對我幫助最大、關係最重要的一些男、女居士，所謂優婆塞、優婆夷，更是應該一提。

有一位虔誠樸素的佛門弟子王鄭法蓮女士，算是最欣賞我的人，也是我最應該感激的恩人了。

王鄭法蓮女士，蘇州人，他是前內政部次長、中國佛教會祕書長王平先生的夫人。我才初到台灣，可以算是還在落難期中，他就對我相當護持。

記得最初我和心悟、心然兩位福州的法師，跼促在圓山臨濟寺的時候，他前來探望，看到我們居住處的簡陋，就花了六百元為我們裝修房間，讓原本從外面就能一覽無遺屋內情況，幾乎是破瓦頹垣的房子，煥然一新。

其時，我非常感念王鄭法蓮居士，因為那房間並不是我所有，我只是客居在那裡而已，他卻如此寬待我。不過，好在心悟、心然法師對我也不嫌惡，後來，我經常在台北弘法，就是藉助兩位法師的光采，才終於有了一榻之地。

說起王鄭法蓮女士對佛教的護持，當我的著作《無聲息的歌唱》、《玉琳國師》、《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出版時，他總是挨家挨戶地到各國大代表家中拜訪、推廣；每一次出版，都能推銷一千餘本以上。由於他是國大代表夫人的身分，大家都很熱烈捧場，不過，每本五塊錢、八塊錢的書，金額不是很大，能賣到一千本也是很不容易。因此，我很感念他在我苦難的歲月中，能這樣大力地助長我，可以說，他是有恩於我的優婆夷了。

除了推銷我的著作，猶記得我在台灣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時，主張學生應該要有體育活動，儘管我沒有對他提起這件事，但是當他輾轉得知我有這樣的想法時，立刻就買了乒乓球桌等相關運動器具，要給我們的學生練習；甚至於他還買了很多顆排球要送給我們的學生。我雖不懂得打排球的規矩，不過我想只要有球，總應該有學生會打。

沒想到，事實並非想像的那樣，多數的學生都不敢碰這些球類，看到球就很害怕。這讓我非常感慨，過去在大陸，我爭取打球，老師不肯，現在到了台灣，我做了教師，倡導打球，學生卻不敢打球。只能說，時代在改變，學生學習的情況實在大有不同了。

不過，說到王鄭法蓮女士對佛教的護持，實在不遺餘力，我在宜蘭，他就趕到宜蘭念佛會去護持；我到高雄，他就南下高雄佛教堂護持。就這樣，他以五、六十歲的高齡，經常從台北來到高雄，然後又趕往宜蘭。

說起來，早期的信徒幾乎都和他一樣，如母親一般的慈愛。尤其他為人很正派，一句閒話都沒有，只是默默地關心我的日常生活所需，真是感謝他的用心。

晚年的時候，我把他接到佛光精舍奉養，他尊敬我是師父，我則把他當成母親一般敬重；在他百年後，後事也是由我替他處理。所謂「滴水之恩，湧泉以報」，奉養為佛教發心、對佛教有貢獻的人，只不過是聊表自己一點微薄的心意而已，與他們對佛教的付出相比起來，這一點心意，實在微不足道。

其實，早期台灣佛教界，像王鄭法蓮居士這樣的優婆夷為數不少，可以說，他們是佛教的真正護法。許多佛教寺廟，因為他們的發心，而能從破舊到重新裝修，最後變成莊嚴的道場；很多的空地，因為他們的奉獻，而樹立起道場來；很多的法師，因為他們的護持，而得到供養、資源，在弘法利生的工作裡活躍起來。

例如，台北新店碧潭大佛寺的駱鵲小姐（出家後法名「能定」），幾乎所有外省籍的大德法師，沒有人未接受過他的幫助；新竹的張四妹，對於桃竹苗地區一些初來台灣的外省青年法師，也經常給予協助、照顧。

乃至於早年我在台北弘法，後來高齡一百多歲往生的吳金枝、福記的王林月等女士們，也都幫助我推動佛教文化服務處的發展。這當中，有一位黃王圓通老菩薩，則是這一群女士們的頭目，他們都像王鄭法蓮女士一樣，自願發心成為我佛教文化服務處的推銷員。

甚至我在宜蘭的時候，有一位郭愛老太太，他是一位助產士，人面很廣，在他幾十年的助產士生涯中，當地女性生產，大部份都是由他接生的。我最感動的就是，他不但幫我籌措建寺經費，每餐還煮飯菜給我吃。我這一生雖不好吃，但是卻很有口福，遇到很多擅於烹調的菩薩，他們都鼓勵我要品嚐他們烹煮的飯菜，只是我對吃，實在沒有什麼愛好，也就不那麼熱絡了。

總的說來，這些優婆夷，可以說都是早期佛教發展重要的大功德主。

陳慈如

另外要說的，就是早期幫助我在南部弘法的優婆夷。首先就說高雄的陳罔市，他的皈依法名叫做慈如，是我能居住在高雄，重要的關鍵人之一。我初到高雄時，在高雄佛教堂講經，假如說，當中有一千多個聽眾，那麼至少有三、四百人是由陳慈如女士邀請而來的。那時候，他大概是五、六十歲的中年婦女，全心全力護持我這麼一個年輕的法師，實在叫人感謝。

陳慈如女士，台南人，高雄著名的「澳洲食品行」，就是他家中所開設的；高雄市長陳武璋、市議員洪地利、洪蕊、莊萬和等地方士紳，都是他台南的鄉親，也都居住在高雄市最重要的七賢二路和五福四路一帶。

當年，我偶爾從其他地方來到高雄弘法，坐在車子上，經過這些路段時，總是鞭炮聲連天，空氣中到處彌漫著鞭炮的煙霧。尤其樂隊敲鑼打鼓迎送、車站裡幾百人大排長龍列隊接送，這都與陳慈如等許多居士的發動有關。

在一九五○年的時候，假如我有意要興辦大學，以這一群信徒的力量，是足以辦成一所大學的。只是那時候我太年輕，還不敢跨大步伐，積極地在社會上表現；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們對佛教的付出太過熱切，反而讓我顧忌得不敢經常到高雄來弘法。

例如：那個時候，我要辦普門幼稚園，他們毫不考慮地就說要承擔，願意協助籌備；我要建壽山寺，他們也毫無忌憚地說要承擔建寺工作。在高雄，他們雖然不是什麼大官、富有的企業家，但是和他們一起從事弘法工作，真是需要錢，錢就來了；需要人，人就來了，尤其都是心甘情願地全家動員，甚至於親朋好友一起來參加。

陳慈如女士可說是一位女中丈夫，他和幾位同伴組織了一個布施團隊，只要他一號召，你交一萬、他交二萬、五萬……大家都會遵照指示去做。

在這個組織中，還有一位人稱「六姊」的蘇陳秀琴，一九二五年生，他在高雄地區，是一個活動力強、很有名氣的女士，與人互動大方，笑起來甜美，也是只要有空就往壽山寺跑，對佛教的護持不遺餘力。

再說後來我要建設佛光山，那時陳慈如女士是不贊成的。他說：「師父，你只要駐錫在高雄市就好，你想要在什麼地方建寺，我們都願意幫助你籌措經費，犯不著跑到大樹鄉麻竹園（二○一○年縣市合併，改為大樹區）這麼偏遠的荒山嘛！」

甚至於當初一行人浩浩蕩蕩地來到麻竹園勘察土地，車子停在現今的山門口前時，他還不願意下車，口裡直說：「這個地方，連鬼都不會來啊！」雖然他話這麼說，但是當我真正要開山建寺的時候，他還是很熱心地幫助我，熱心到幾乎把寺院當作是他的家，如同這裡就是他的「澳洲行」，可以行使命令一般。

例如：有一次，他順手就把佛學院的含笑花採摘了一些帶回家去。只是事後據他說，那一天晚上睡夢中，韋馱菩薩拿著金剛降魔杵要來打他。從此，他也就知道常住的十方僧物不可以隨便動用。

另外，那個時候，高雄、台南、嘉義一帶，經常都有神廟的神明托夢給祂們的信徒，要他們把神明帶來佛光山拜佛。所以佛光山開山初期，經常到了半夜，都會給那些迎神的鑼鼓聲吵醒。但是每凡有神明來山拜佛，陳慈如居士等人則都是不分日夜，非常熱心地給予服務。

猶記得當時我要籌辦壽山佛學院，他也是不贊成，可是卻不敢告訴我，還輾轉派了他的大兒子陳國義來勸說。身形高大、威猛的陳先生，一來就說：「我媽媽說他不贊成辦佛學院！」

見他氣勢奪人，我就回應說：「你媽媽可以不贊成，但不要反對就好了。」

接著他又說：「我媽媽說你如果辦佛學院的話，會沒有飯吃。」

我只有說：「沒關係，如果沒有飯吃，我們弄一些雜糧來充飢就好了。」我絲毫不被他的威勢動搖，也一點都沒有生氣。

不過，他雖然不贊成我辦佛學院，但是在佛學院開辦以後，還是一樣全力護持。我想，當初他們只是體諒我年輕，做不了那麼多的事情，才這麼規勸我的。可是我一向認為，人是一個、命是一條、心是一點，為了佛教，沒有什麼好猶豫的，也不覺得這是什麼志願，只是一點使命感而已。

總之，早期那一班高雄的信徒，真是熱情地要把人溶化了，也就讓我不敢常來。往往只要我早上走出寺門，就不要想能很快地回到寺裡，他們總是說：「哎呀！師父，某個人家要你去。」「師父，某個人家念你好久了，你就慈悲去一下吧！」他們就這樣帶著我一家又一家地去拜訪，從這一家帶到那一家。

洪呂淑貞

除了陳慈如，再說洪呂淑貞女士。他的丈夫是醫師，兩人育有二個女兒，只是在風雨飄搖的年代，丈夫到大陸去之後，就再也回不來了。他是高雄最大製冰廠裕榮製冰廠的大媳婦，但是因為身為長子的丈夫身陷大陸，家裡也就由老二當家了。

失去了丈夫的婦人，獨自撫養兩個女兒，不過，家族還算明理，仍然給他很好的待遇。

就在兩個女兒逐漸長大，高中畢業，將要考大學之際，有一天，還只是一位三十多歲年輕母親的洪呂淑貞，帶著兩個十七、八歲的女兒到高雄佛教堂來找我，要我替他們補習。現在高雄好多位初中、高中校長在普賢寺做義工，當年都曾讓我替他們補習。由於那時他們的表現傑出，所以，洪呂淑貞也就說我補習很有名氣，定能讓他的女兒考取大學。

其實，我只是累積多年的閱讀經驗罷了。我閱讀的時候，往往都能知道重點在哪裡，而當那許多重點真的考出來後，學生們也就會為我到處宣傳：「這都是某某人教我們的！」名聲也就這樣不脛而走了。

與陳慈如一起為寺廟奉獻的洪呂淑貞女士，他幾乎是捨家忘命地在為佛教服務，無論什麼苦勞他都做，可謂文武雙全，真是現在許多義工所不能比的。尤其他做起事來認真負責，沒日沒夜，說明天要完成的事，就算是今天不睡覺也沒關係，明天早上一定如期完工。

後來，他在壽山寺裡負責財務。經常信徒來了，說要添油香，明明我是住持，人也在場，我說：「你錢就交給我吧！」對方卻不願意交，非要交給洪呂淑貞不可。為什麼？因為我這個閻王的關好過，他那個小鬼的關難過，洪呂淑貞會質問他：「錢到哪裡去了？怎麼不交給我？」

實在說，洪呂淑貞女士真是一位熱忱、活躍的女居士，天天騎個腳踏車南征北討，宣傳壽山寺。尤其在佛門裡任勞任怨，數十年如一日，從來沒有說他星期六、日要放假回家一趟。晚年，為了感念他為教奉獻的發心，在我的安排之下，也住進了我們的佛光精舍養老。

說到優婆夷，可以說台灣的女居士為數最多，如果要我一一介紹，豈止數千人。由於大家都是佛光山的功德主，都是佛光山的義工菩薩，而我卻沒有辦法一一地筆述，只有向他們表達我的歉意了。

林玉麗

除了台灣的優婆夷，現在世界各地也都有很多護持佛教的女信徒，雖然我沒有常和他們來往，但是對於他們熱心佛教事業的情形，則是時有所聞。

現在我就敘述一下與他們之間的因緣。首先要說的是馬來西亞的林玉麗，一九五四年生，他在當地是一位名律師。過去，他講說都是用英語，華語很不流利，說起話來總是結結巴巴，但是為了參加佛光會的會議、活動，他很用心地學習華語，現在已經是華語、英語雙聲帶了。

他曾擔任過馬來西亞佛光協會的會長，並且在佛光會裡擔任多年法制長，對於佛光會一些章程上的問題，都能適時地給予幫助解決。尤其他熱心於社會事業，像印度等一些貧窮落後的地區需要救濟，他都是義不容辭地代表佛光會前去做這許多功德善事。

林玉麗律師的同修黎良華先生對於佛教事業也是非常熱忱，可以說，夫婦兩人為了佛教，真是夫唱婦隨。特別是，他一心希望在故鄉東海岸關丹設立佛光山道場，終於在多年前如願。現在佛光山位於關丹的佛堂，就是因為他們的發心而設立的，我們還特地派了依清法師坐鎮在那裡，為大家服務。

陳瑞萊

在林玉麗女士之前，擔任馬來西亞佛光協會會長的，是拿督梁偉強的夫人拿汀陳瑞萊女士。

陳瑞萊，馬來西亞人，以他端莊的外表來說，應該是一位大美人。不過，因為信仰佛教的關係，為人很低調、謙虛，在道場裡，一般看來不起眼的瑣事，如倒茶、添飯等，他都願意為人服務。但是辦起外交來，上至首相、部長、所有的官員，都受到他那種莊嚴的身相、美麗的音聲而起信，願意與佛光山接觸。

尤其，他不但熱心於推廣佛光山出版的書籍，更樂於製作佛教舞台劇；曾領導佛光會演出《釋迦牟尼佛傳》音樂劇，也製作由大馬和大陸演員合作演出的《寶鏡》音樂劇，將觀世音菩薩的慈悲精神，呈現在大馬的觀眾面前。可以說，他是一位弘揚佛法的現代女健將。

在馬來西亞的社會裡，信眾對於佛教信仰，似乎都有捨我其誰的使命感，梁偉強和陳瑞萊夫婦不但長期地護持佛光會，也很護持佛光山。我不僅多次應邀前去參加由他籌辦的各種活動，他也多次邀約馬華公會林良實會長、交通部翁詩傑部長等人到佛光山訪問，尤其，兩次將雲頂集團領導人林國泰先生全家帶到佛光山參訪，主要的就是希望雲頂事業也能加強佛化。

佛光人就是這麼可愛，無論在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地方，大家一心一意就是為佛教打拚。

余劉素卿

在佛光會的優婆夷會長當中，被選為國際佛光會曼谷協會會長的余劉素卿女士，既出錢又出力，從沒有一句怨言，堪為信眾模範。

他的先生余聲清是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副總會長，曾擔任世界台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在泰國，他是華人的領袖，有一言九鼎的地位。

余劉素卿女士雖然身處在南傳佛教的國家，但是積極串連南北傳佛教的交流。

有一年，他還帶了泰國一品夫人，瑪希隆大學院長素茱莉女士來到佛光山參訪。尤其他有慈善的性格，不但在我到中南半島做慈善弘法之旅時，他歡喜隨團參與。

今年（二○一一）泰國南部發生嚴重水患，他更發動佛光會各分會會長投入賑災。

可以說，林玉麗、陳瑞萊、余劉素卿、倪世健（見〈佛光會的法水因緣〉）等人，就像男眾四大金剛一樣，是佛光會女性會長當中的四位女金剛。

其他在世界各地的優婆夷，如香港慈善家嚴寬祜先生的夫人崔常敏，以及蔡蝴蝶、鄺美雲等，佛光山經常都受到他們的資助。

又例如瑞典的海蒂、倫敦的陳慧珊、新加坡的洪孟珠、菲律賓的呂林珠珠，還有日本的西原千雅、邱美艷等等，也都是發心護持人間佛教的大菩薩，在當地也都是知名人士。

黃志慈

其實，說到中國佛教在東南亞的發展，最初並不是經由高僧大德到那裡傳教而展開，而是一些齋姑、齋婆們，抱著觀音像、關公像和他們的祖先牌位，從福建、廣東一帶飄洋過海，到了現在的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等地，布置起佛堂，供人禮拜，才維繫了當地華人的信仰。

至今，在東南亞國家，這一類的佛堂幾乎有成千上百個，那許多齋姑們沒有剃髮，也沒有結婚，平日以替人解籤、安太歲，甚至於算命，來維繫佛堂的傳承。尤其，每位姑姑都收養了好多的女孩，少者也有三、五個。當然，這許多的女孩，能繼承香火的，也要有相當的善根，否則紅塵萬丈，早就給社會風潮捲走了。

佛光山開山之後，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泰國這許多地方的姑姑，都紛紛將他們撫養長大的女孩送來叢林學院念書。這許多女孩，從小就在佛堂裡長大，很有善根，也都很聰明，有的也在台灣各個地方就讀大學，例如現在佛光山的南華、佛光大學，都是他們選擇就讀的學校之一。

當然，這許多年輕人能否在台灣讀書，也要看他們的姑姑是否同意，有的姑姑很開明，希望子弟增廣見聞；有的姑姑很保守，當然也沒能想到子弟的未來了。

不過，縱然這許多佛堂的教育，多半只保有自己的文化，我還是非常感念這些姑姑們將佛教帶進東南亞地區，畢竟在過去的幾百年裡，佛教少有人說為了傳教而到這許多地方，是近年來才有一些僧侶跟進。由於有他們對信仰的維護，才能讓佛教在當地生根。

中國四大名山中，普陀山的觀世音、峨嵋山的普賢王、五台山的文殊菩薩，都是現在家女相，這些姑姑們又何嘗不是菩薩的化身呢？實是不容輕視的。

與佛光山有緣，互有來往的姑姑也不少，這當中，印尼的黃志慈姑姑，實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偉大人物，我們也把他同列在傑出的優婆夷中。

黃志慈女士，廣東惠州人，一九五○年生，三十年前，他送佛堂裡的幾位小姑娘到佛光山來念書，不但勉勵他們在台灣多參學幾年，還鼓勵他們出家學道，並且希望他們都能發心學會講經說法。目前，在印尼蘇門答臘弘傳佛法的宗如法師，深具大將之風，就是黃志慈姑姑培養出來的人才。

黃志慈姑姑從小在佛堂長大，只受過初中教育，假如要形容佛門的觀音聖像有多莊嚴，他的身相大概就像一尊活觀音吧。慈悲溫和的他，雖不是能言善道，個性也很保守，從未對外交友，只在佛堂裡為信眾服務，但是卻胸懷佛教。他不僅把宗如送到台灣學習幾乎十年，在宗如回到印尼後，還放手讓他承擔法務，創辦青年會、婦女會、兒童班，並且建設佛光山別分院，度化信徒萬千，一點都不戀棧佛堂主持人的名位。後來，他的佛堂還改名叫做「普門道場」。

除了宗如，他也把徒弟覺燈送到英國留學，碩士學位完成後，才回到印尼幫助佛堂發展，助佛宣化。

關於黃志慈姑姑的事蹟，以上都還只是小事。最重要的是他和宗如合力與印尼政府周旋，散播佛教的種子。幾十年來，印尼由於「排華運動」，不准漢文進入當地，不准佛教界請印尼之外的人士到當地講說佛法，也不准佛教徒在公眾場所露面，問題是，印尼三億多的人口中，就有一億以上是華人，受到這樣的待遇，華人又怎麼不痛苦呢？

我眼看著在黃志慈和宗如等人的努力之下，今日印尼宗教界終於有了改變，尤其近幾年來，他們光是找我到蘇門答臘做公開、對外的講演，就有好多次，還創下了國外出家人首次在印尼弘法的紀錄。對於這樣的結果，我也很為他們感到榮耀，他們為教努力的辛苦，終於有成果了。

記得我第一次在印尼講演，是在棉蘭昂卡沙大飯店（Grand Angkasa Hotel）的大會堂裡。那時候，湧進了數千人聽講，連信仰回教的印尼宗教部長都蒞臨現場，與我見面談話。甚至蘇北省省長李查努丁先生，還邀約了六個宗教團體聯合宴請，宗教融和的景象，至今仍令我難忘。

近幾年，他們還舉辦了「菩提眷屬祝福禮」，推動家庭和諧，有將近兩百對夫妻連袂參加；也舉辦「人間音緣歌唱比賽」，讓許許多多愛好唱歌的年輕人齊聚一堂，並且來到台灣參加總決賽，每個青年聲音之清亮，似乎都是與生俱來的好歌喉。

他們為佛教所做出的成就，真足以作為各地佛堂姑姑效法的典範了。甚至於住持各寺院的華人出家眾，也都應該更加發心，我們不是工商界民眾，飄揚過海到了異地，既不是為了討碗飯吃，也不是為了經營生意，我們要學習的是鑑真大師「為大法也，何惜生命」的凌雲壯志。

或許佛光山在各地弘揚佛法的徒眾，都有此等為教奉獻的熱忱，讓黃志慈姑姑深受感動，所以每次他上佛光山的時候，都會帶來一些東西和青年學子結緣，或者供養全山大眾。這也就讓我覺得，佛教要能時時給人感動，佛法才容易傳播出去。

鄭佩佩

時空再從東南亞回到香港。當我要下筆寫鄭佩佩的時候，我把他歸類在〈新女性中的優婆夷〉這一篇章，可是身旁的徒眾都說：「鄭佩佩是演藝人員。」其實，在我眼中的鄭佩佩，他不只是一位演藝人員，也是護法甚力的虔誠信徒，所以還是請他做我們的優婆夷吧。

鄭佩佩從事演藝工作多年，三十年前，由他擔綱演出的武俠電影，轟動海內外，從此，他也就有了「女俠」的稱號，但那也只是鄭佩佩人生的一個起點，他真正的正道則是佛教的優婆夷。

鄭佩佩女士，上海人，一九四六年生。我和他結緣得很早，一九八八年，美國西來寺落成那一天，紅極一時的他，率領「美國亞洲電視公司」工作人員前來採訪。相隔不久，我又應他的要求，將當時在台視播出的《星雲禪話》節目錄影帶，交由他在南加州十八頻道主持的節目播出。

猶記得他在為李安先生導演的電影《臥虎藏龍》演出時，於竹林中飛行的鏡頭，就是在佛光山祖庭大覺寺所在地的宜興竹海拍攝的。螢光幕前的他，儘管深受觀眾喜愛，但實際上，他住在我們香港佛香講堂時，早晚都虔誠地在佛堂裡念佛、拜佛，絲毫不被名利動搖。

我偶爾到香港弘法，他也會向我報告修行心得。實在說，女俠鄭佩佩真是一個尊重生命、一心向道的女人，在萬丈紅塵裡，他跪於一只蒲團上，在觀音大士座前虔誠禮拜；他穿著佛衣海青，將禮懺衣披搭在身上。見聞此情此景，我又怎能說他不是優婆夷呢？

話再說來，鄭佩佩是個很有才華的女性，在美國，我也曾經見他推辭所有演藝事業，在電視裡做素菜教學。不過，女人從事演藝工作，其辛酸苦楚也不是外人所能知道的了。

從鄭佩佩的身上，讓我看出許多傑出優婆夷的特點，即使他們行走在紅塵裡，為各種事業辛苦打拚，但是他們始終沒有忘記佛子的慈心悲願，一樣為了對世間做出貢獻而付出。例如，佛光會自從一九九一年成立以後，二十年來，鄭佩佩除了熱心參與佛光會舉辦的活動，擔任檀講師的他，也在世界各地弘揚佛法。他憑著過去在電影裡訓練的口才、演技，以穩健的台風，透過幽默的語言、活潑的動作，生動地將佛法傳播出去，很受聽眾歡迎。

他曾在馬來西亞主持「擦亮心燈」講演會；也曾受菲律賓佛光協會之邀，至當地講演弘法；並於美國西來寺以「放下，自在，活在當下」為題，舉行講座；以及應汶萊佛光協會之邀，舉辦「走過二○、四○、六○」生活講座等。

只是，遺憾的是，他演一部電影可以有幾萬個觀眾欣賞，而他以檀講師身分做一場講說，卻頂多只有幾百人聆聽而已。或許佛法難弘，就是在於它的曲高和寡吧！

不過，鄭佩佩雖然身處在跌宕起落的演藝圈裡，卻有「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動」的安然性格。一度成為天王巨星、女俠皇后的他，經歷世俗浮沉，難免會有人生的空蕩期，但是他堅持自己是一位佛教信徒的立場，守道、守貞、守貧、守住他的家族，全心全意只想把人做好，把優婆夷的角色扮演好；這就是我所認識的鄭佩佩。

說到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有的人，總給你一種距離遙遠的感覺，但是鄭佩佩不然，即使初次見面，也會覺得他像是大家庭裡的一份子。會有這樣的感受，也不是偶然的。有幾次，大家一起吃自助餐，他總是隨眾地，自己拿碗拿筷，不特意做作，擺出大明星的樣子，要人為他服務；看到餐台上有空盤子，他也順手就把它挪開，維持桌面的潔淨；與人講話，更是沒有上下之分，一視同仁，極為自然。甚至於許多電影明星經常傳出緋聞，但他從來都沒有。

他就是這麼隨緣、淡然的一個人，沒有很明顯的喜怒哀樂情緒，當然也就更談不上為人捧場這回事了。

他一生演出的電影有數十部之多，代表作品有《大醉俠》、《金燕子》、《臥虎藏龍》等。在佛光出版社的協助下，他在馬來西亞《中國報》的專欄，也曾結集成《擦亮心燈》一書出版。總而言之，歷經五光十色演藝生涯的鄭佩佩，在佛法大海裡找到了自己，現在的他，已經是一位人間佛教的行者了。

過去在佛教裡，女性往往沒有地位，完全是男性獨大。但是我認為，若要讓佛教發展開來，最重要的是實踐佛陀「四姓出家，同為釋氏」的理念。因此，我在佛光山也就主張提倡男女平等，尤其重視女眾對佛教的貢獻，希望能做到真理的平等。

總說一句，在講述〈新女性中的優婆夷〉一文後，對於女眾護持佛教的熱忱，讓我不禁要再說：女眾是佛教真正的功德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