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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7 ◎我的翻譯人員

地球上有一百多個國家,但是世界上的語言,卻不止一百多種,總加起來,何止千萬種以上,實在很難做得到像「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所以,只要我們換了一個國家,甚至一個地區,就要一個翻譯人員。

我最早的翻譯人員,應該就算是妙果老和尚了。但最早的因緣,是從我為他翻譯開始。我當初掛單的中壢圓光寺,是在一個客家人的地區,他也是一位客家的長老。一九四九年,戰鼓咚咚聲中,戎馬倥傯,許多從大陸到台灣的省長、將軍,不少投奔到妙果老和尚的座下。當然,這許多人物的南腔北調,妙果老和尚也聽不懂,我也不會客家話,只是我的揚州話慢慢的講,他聽得懂,於是我就成為他的翻譯人員。

由於這樣的感情,後來他就邀約我跟隨他到竹東、峨嵋、楊梅、苗栗、新竹等地,這時候,就由他替我翻譯了。我們經常到了一個村莊、一個家族群居的地方,他就用他的客家話說:「你們來啊、來啊!你們聽『太』法師(大法師)跟你們講法啊!」

其實,我講的話,廣東客家人也聽不懂,妙果老和尚就說由他權充翻譯。我想他的意思是,你看,我們的圓光寺有很多人才,包括外省的佛教青年。他很有心要提拔我們,讓我們在台灣可以生存。

其實,妙果老和尚替我翻譯的客家話,我能聽得出完全不是我講的內容。這樣下來也就變成我們各講各的,我講我的,他翻譯他的,橫豎他也很會講。因此,就容我把這位長老列為我的第一位翻譯人員吧。翻譯是小事,可是他想提拔外省青年法師的用心,這是一個老和尚大慈大悲的胸懷啊!

我的第二位翻譯人員,就是比丘尼智道法師。智道法師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標準的福建話,標準的日本話,標準的客家話,他真是有語言天才。智道法師是苗栗人,居住在客家地區,我當初能在中壢圓光寺安單住下來,也是靠他向妙果老和尚推薦。我住下來之後,報戶口、領新的身分證,也都是靠他幫助替我完成。所以我很感念他,他是我在台灣最初的助緣。

後來在一九五一年時,我在新竹青草湖的「台灣佛教講習會」做教務主任,智道法師也是其中的學生之一。是學生,也是善知識,我對他非常尊重。他雖是女性,但有豪放的性格,一點都不拘泥,不虛情假意,所以有的時候我對外要講演、講話,就不客氣的請他擔任客家話的翻譯員了。

智道法師佛學很有基礎,記憶力又好,語言腔調又正,有他這位善說法要的人才來翻譯,我那帶有揚州腔不標準的國語,原本不容易讓人聽得懂,也慢慢地給人接受了。總之一句,由於這樣,我在客家人的圈子生存了三、四年之久。漸漸的,一些生活上的客家話,我也能說上幾句,只是腔調不是很正。不過,因緣難料,我與客家的緣分就到此為止,後來就到了宜蘭閩南人的區域了。

台語、日語翻譯——慈惠

宜蘭人講的話是台語,也就是閩南話。我初到宜蘭時也是一樣,彼此語言不通,不得已,就有了第三位翻譯──李決和居士。那個時候李居士應該六十歲左右了,能在那樣的年齡,聽得懂中國語言,當時在台灣是很少的。不過,一位老人家忽然要翻譯佛法上的語言,也是強他所難。

那時候,我也知道,要在宜蘭弘法,不能不解決語言上的問題。於是,我就從十多個有過翻譯經驗的老少蓮友中,挑出四個來擔任,二位男士,二位女士,一位叫李決和,一位是蘇燦輝,一位張優理,再有一位就是張慈蓮。試驗之後,張優理小姐富有語言天才,可以把不知道的、不懂的佛法,照原意翻譯出來,這就很難得了。所以後來一直就由張優理小姐包辦我的台語翻譯,到現在已經六十年以上了。他就是後來的慈惠法師。

因為有了台語翻譯,解決了語言隔閡,所以我就發起到鄉村布教,甚至於環島布教,再增加歌唱的人員,如:吳慈容、謝慈範、張慈蓮等主持歌唱,張優理小姐就為我翻譯,都是一時的人選。此後,各地嘉言美譽不斷湧來,我就經常帶著這些弘法隊的青年,在台灣各地展開了布教。

由於當時我也沒有錢買火車票,一行人騎著腳踏車,從宜蘭出發,到員山、壯圍、冬山、三星、蘇澳,甚至到南方澳去弘法。我們沒有集合的殿堂,媽祖宮、天帝廟、晒穀場、大樹下等,都是我們布教的場所。

由於布教前一定需要廣播宣傳,通知大家來聽。那個時候,吳慈容的台語廣播詞:「各位父老兄弟姐妹們,咱們的佛教來了,咱們的佛教來了!」在我那個時候聽起來,真的是熱淚盈眶,感動不已,終於,佛教敢大聲的喊出去了。

慈惠法師在當時,素有「佛教界才女」的美譽,他的台語與驚人的記憶力,給大家譽為「錄音機」,你怎麼講,他就怎麼譯。他曾替印順、演培、道安、東初、南亭、煮雲、曉雲等法師口譯過,很多法師都因為他的翻譯好,而紛紛特別向我借人,我認為是好事,便欣然應允。

這許多法師們對於稀有難得的翻譯人才,格外的愛惜。有一次,南亭法師連續講了四十天的《維摩詰經》,每天特別包車接送,將慈惠載往道場翻譯,講座前後還準備補品給他。這樣的待遇,有如曹操待關雲長,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相當的隆重。許多法師都要慈惠拜他們為師父,而我也從未阻止過慈惠和這些長老來往,但他終究不為所動,還是跟著我到台灣各地翻譯、弘法至今。

一九六五年,慈惠正式披剃出家,在苗栗法雲寺受三壇具足大戒,尊證長老看上他的才華,特別將身為戒子的他調出來擔任翻譯,甚至允許他不用做早晚課,才能保持充足的體力與腦力。燃戒疤時,擔任引禮的智道法師擔心燒得太深,會把他這麼好的記憶力燒壞,在香珠點燃沒有多久,就草草吹熄了。慈惠後來說,到現在他的戒疤已經看不出來,就是因為當時引禮師父「對他太好了」。

慈惠有如我的「台語代言人」,若不是他,我沒有辦法在台灣弘法。他的翻譯,不只是翻譯我的語言、意義,而且把我的想法、韻味、精神上的微妙傳達出來,讓人分享。常常要上台了,他連題目、講演內容都不知道,甚至是臨時才通知,我告訴他,這是一種考驗,要他爭氣。而他總是能掌握我的精髓,忠於原味,不增不減,每次幫我翻譯,都不需要記錄,也不用稿子,卻能將我的意思發揮得淋漓盡致,真是不容易。

後來佛光山的子弟如:慈莊、慈惠、慈容、慈怡、慈嘉等,都到日本留學,也以慈惠的日文最為流暢優雅,所以後來他也擔任我的日語翻譯。我記得有一次在東京一個學術會議上講演,從京都來了四、五位教授,我很不好意思的對他們說:「啊!你們不要這麼辛苦,大老遠跑來聽我講演。」

他們回答:「我們不是來聽你講的,而是來聽慈惠法師的翻譯,因為我們感到很好奇,一位台灣人為什麼可以把日文講得比日本人還要好。」由此可想,慈惠法師已經深入語言三昧了。

六十多年來,由於慈惠的翻譯說法,可以說,他為台灣社會的和諧與溝通,做了最大的貢獻。說來,這樣一個年輕人,肯得替人家做翻譯,一做就是六十年,這是相當不容易的。不但如此,慈惠也替很多的佛教人士,解決他們在語言上傳教的困難,他都熱忱的一一替人服務幫助,這是更難得的修養。

特別是在時間上,橫跨了六十多年;在空間上,從宜蘭到台北、高雄,從鄉村到都市,從國內到國外,從寺院道場到國家會堂;而在場數上,大大小小就更數不清而難以計算,可以說,我的弘法講經,他是無役不與了。

英文翻譯——妙光

除了台語和日文,英文算是我弘法的第三語言了。我在世界弘法奔走,有二十多位徒眾都做過我的英文翻譯,其中一位是來自澳洲的妙光。妙光是個小留學生,台灣人,十二歲跟父母移民到澳洲雪梨。初次在南天寺見到他的時候,還在就讀新南威爾斯大學。也不曉得聽不聽得懂我的口音,聽住持滿謙說是專門學翻譯的,在大學只要放假,都在南天寺做義工,也受到當地澳洲人的認可,說他的英文講得比英語人士還要好,特別推薦可以為我翻譯。當時因為行程匆忙,我們並沒有太多的交流。但是隔了數月再回到南天寺,聽說有六個人要隨我出家,其中一位便是這位不多話,個性內向的青年──妙光。

二○○○年受完三壇大戒後,妙光便開始跟著我四處弘法,為我做英文口譯。在台上,翻譯的人,往往會成為主講人的負擔與包袱,奇怪的是,我也不用擔心他聽不懂我的揚州腔,英文佛學也不知怎麼學得那麼好。我不會英文,但凡是聽過他翻譯的人,都讚不絕口,表示我說話的內容,經過他翻譯的英文,非常清楚易懂,措辭準確,聲音優美,說話抑揚頓挫,就像唱歌一樣,具備翻譯該有的信、達、雅。我常叫他「妙光佛」,妙光則喊我「佛師」。我說他是跟著我「跑江湖」,就這樣,妙光便以隨侍英文翻譯的角色,隨著我「跑江湖」了十餘年。

我常對人說,我這一生有三個缺點,其中一個就是語言不好。而長年行腳於數十個國家弘法,有了慈惠、妙光等人的翻譯,也讓各地人士免去了語言隔閡的問題,對我一生積極弘揚的人間佛教,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讓我和官員、學者,信徒的溝通更加順暢。

例如,澳洲移民部部長菲力浦羅達克問我:「世界上的宗教領袖,哪一個最好?」我說:「你歡喜的那個,就是最好的!」部長一聽,拍手叫好。

當我在講演時提到禪門公案裡一位禪師半夜忽然大喊:「我開悟了!我悟到師姑是女人做的!」正擔心英文不知道有沒有「師姑」這個名詞的時候,全場英語人士聽了,一樣哈哈大笑。

後來我問妙光怎麼翻譯的?他說用「aunty」(阿姨)一字來代替,一樣很巧妙的達到了相同的效果。當我和觀眾說「Thank you very much」的時候,妙光也會很盡職的再翻譯回「謝謝」。這許多類似的情況,都透過適當的翻譯,將我的語言和幽默準確的傳達給了觀眾。

曾經有美國的大學教授聽了妙光的翻譯,允諾只需要有譯作,就願意頒發博士學位給他。妙光更多次在佛光山的國際活動,引起總統馬英九的注意,特別讚歎佛光山比丘尼的高水準。我更曾開玩笑地告訴妙光:「兩百萬美元,買你的英文,我就可以在世界弘法了。」妙光則笑著回答:「師父,如果您會英文,我可就失業了,沒有機會隨著您到世界各地翻譯。而且,我的英文就是您的,請師父儘量使用。」

我曾推薦妙光去當美國西來大學的校長助理,甚至數次建議妙光去讀博士,但他都推辭了,告訴我,當星雲大師的翻譯,學到的比博士更多、更光榮。後來我也期許妙光要訓練自己從事英文講說、寫作、教學、司儀等工作,現在他除了為我翻譯,自己也同時在世界各地舉辦英文佛學講座,甚至在人間衛視擔任英文主播、錄製英文電視佛學院等。

二○○一年,九一一事件發生,我帶領梵唄讚頌團前往紐約世貿大樓現場灑淨,並為罹難者超度祈福。在祈願文的開頭,我特別說到:「慈悲偉大的佛陀,慈悲偉大的上帝,慈悲偉大的阿拉真主,請您保佑您的子民,讓他們都能在您的淨土和天堂得到安息……」透過翻譯,站在一旁的警察及清理現場的工作人員都流下了眼淚,彷彿心裡得到了安慰。縱然有語言的隔閡,但透過信仰所得到的慰藉與希望,是超越種族之分的。

除此之外,我也應洛克菲勒基金會亞洲協會及鹿野苑基金會聯合邀請,前往紐約洛克菲勒中心講演,入場券銷售一空,許多美國人無懼九一一事件的影響,特別前來聆聽。我呼籲大家,在這非常時刻,要保持秩序,不要亂了方寸,被謠言打敗;面對暴力的威脅,不應以暴制暴,而是應該用慈悲的力量來降伏敵人。在這次十六天的美加之行,總計作了一場「宗教領袖的對談」、四場大學與國會會議中心舉辦的「佛學講座」,每一場都提供英文、法文以及廣東話的同步翻譯。在沒有語言障礙之下,上下交流,反應熱烈。

二○○五年,我在洛杉磯西來大學以遠距方式,同步線上教學,透過英文翻譯,探討「佛教與當代社會問題」。有來自十個地區,如美國、加拿大、台灣等數百名中外學生上線聆聽及提問。隔年再以「心經」為題,進行五天的遠距教學課程,也得到熱烈的回響。

二○○六年,我應邀前往梵蒂岡和教宗本篤十六世會晤,特別向教宗表示:「我帶著台灣所有佛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心意前來向您致意,並邀請您到台灣來。」教宗除了表示歡迎,也對佛教的包容性感到非常歡喜。數日後,我也應邀前往日內瓦聯合國國際會議中心,就「融和與和平」做專題演講,有八百位國際人士與會聆聽,現場同步以英語、瑞士德語、廣東話直譯。

我不僅曾和若望保祿二世及本篤十六世兩任教宗交流及交換意見,也和教內及教界人士等保持友好關係。二○○三年,我在巴西聖保羅‭ ‬SE‭ ‬大教堂與天主教胡枚斯樞機主教(Cardinal Dom Claudio Hummes),針對宗教對本世紀應該提供什麼樣的貢獻進行「宗教對話」,當時便由任職如來寺住持的覺誠擔任葡萄牙語翻譯。那一次,覺誠也展現了他語言的天才。

同年,我前往韓國訪問,分別與松廣寺、海印寺、通度寺、曹溪宗等代表會談,由徒眾依恩及韓國籍的慧豪擔任翻譯。之後,也前往中南半島和馬來西亞、新加坡南傳首座達摩難陀長老(K. Sri. Dhammananda)、舍利弗比丘大學校長強帝瑪法師(Ven. Dr. Bodagama Chandima Thero)、斯里蘭卡法王寺第七代法王、緬甸比丘等法師交流過。我會見過教廷天主教傳信部部長塞佩樞機主教(Cardinal Crescenzio Sepe)、帕利亞主教(Vinceno Paglia)及諾托祕書(Giuseppe Noto)等,都是透過英文翻譯與他們交流溝通。

說來慚愧,我是一介僧侶,憑著一襲袈裟,在全世界弘法都能受到當地國家元首、重要官員,以及文教界的學者教授給予協助。從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泰皇蒲美蓬(King Bhumibol Adulyadej)、菲律賓總統馬嘉柏皋(Diosdado Pangan Macapagal)、三任馬來西亞首相拿督斯里馬哈地(Dato' Seri Mahathir bin Mohamad)、阿都拉‭ '‬巴達威(Dato' Seri Abdullah bin Haji Ahmad Badawi),以及納吉(Dato' Seri Mohammad Najib bin Tun Haji Abdul Razak‭)‬、厄瓜多爾前總統馬華德(Jamil Mahuad)、多明尼克總統塞紐瑞(Sir Clarence Seignoret)、尼加拉瓜總統博拉紐(Enrique Bolanos Geyer)、瓜地馬拉總統波狄優(Alfonso Portillo)、到中南半島各國家的政府領袖等,都和我有過交流。二○一二年,弟子覺誠為了紀念我在馬來西亞弘法五十週年,發起全國佛教界,共同在莎亞南體育場舉辦八萬人的弘法大會。總理納吉不但特別撥空和我見面,更祝福大會成功,我們對於世界和平的共同理念,跨越了宗教、種族、文化、語言的藩籬。

至於和學者教授的交流,在過去弘法六十年中,我曾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加州大學、康乃爾大學、耶魯大學、柏克萊大學、澳洲邦德大學、滿地可麥吉爾大學、多倫多大學、印度德里大學、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義安理工學院、台灣大學、成功大學等校演講,主題包括「什麼是宇宙人生的真理」、「佛教的真義是什麼」、「禪與悟」、「自在人生」、「佛教的科學觀」等,透過翻譯,場場皆引起西方學子的熱烈討論與回響。

我雖然不會講英文,但是我很會聽英文。到了國外,常常有徒眾在話語中夾雜英文單字,經過翻譯的解說,我也慢慢找到理解的方式,並清楚記得這些字彙的意思。例如,在美國過海關時,他會問我:「你預計在美停留多久?」「One Month」講起來就像「我忙死」,因為一個月的行程很緊湊忙碌。所以每次我總是能記得回答他:「我忙死」,然後就順利過關了。美國有五十一州,要全部記起來並不容易,但是像加州政府所在地的沙加緬度州(Sacramento),我就能記得是「三顆饅頭」。

二○○三年,尼加拉瓜與瓜地馬拉總統,分別來山訪問會見,由於他們的名字不容易記,我便取諧音「潑地油」和「不拉牛」,這樣一來,也很容易記得了。其他像是「How are you」、「Please sit down」,「Ok」和「Thank you very much」等句子就更容易記了,所以有時候我也不需要翻譯,就能直接用幾句簡單的英文和外國人士交流。

我甚至只需要透過肢體語言和真情流露,就能讓他們理解我所要表達的是什麼。一九九四年,國際佛光會在東京舉行會議,阿那努達法師是國立斯里蘭卡大學的副校長,他對我說︰「其實不必要英文翻譯,因為看到您講話,大家都在笑,我也跟著笑就好。但是當您請英語翻譯,我聽了以後,別人都在笑,我倒反而不覺得好笑,所以還是用看的就好了。」一句話,經過轉譯後,神情韻調就改變了。緊接著他又說︰「為什麼你每次說話大家都喜歡拍手?我正在研究這個問題。」由此可見,語言縱然重要,真心的交流,更能讓人心領神會。

泰文翻譯——妙慎

一九六三年,我與白聖長老等人組成「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訪問東南亞各國,第一次到了泰國,並會見了泰皇蒲美蓬。我更在一場中泰佛教辯論會上,闡述了自己對南北傳佛教發展的看法:「今日的佛教要團結、統一、動員」。當時擔任翻譯的是三十五歲的泰華居士陳明德,但三年之後,陳居士逝世了,那個年代,泰國懂中文的居士極少,不容易找到翻譯,因語言的障礙,南北傳佛教交流也相對受到了影響。

一九九八年,恭迎佛牙舍利赴台,當時佛牙在泰國停留兩天,弟子滿度在曼谷文教中心介紹了一位青年擔任我的泰文翻譯,那就是後來跟隨我出家的妙慎法師,他是泰國人,畢業於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中心碩士班。自從陳明德居士往生後,一直未能找到適合中泰文翻譯的人選,所以我見到他時便說:「我等你四十年了。」當時,他恐怕也不懂我的意思。後來他讀了我寫的《海天遊褅》,才了解南北傳佛教交流的歷史。

妙慎在佛光山出家後,投入南北傳佛教的交流工作,並擔任我的中泰語翻譯。妙慎聰明靈巧,也具有語言天分,中、泰、英文都會說。在比丘尼地位不受到重視的泰國,他的語言才能,成為南傳比丘與世界接軌的重要橋梁,不僅讓他在泰國佛教界格外的活躍,這樣的表現,更提升了比丘尼在南傳佛教的地位。

二○○二年,泰國朱拉隆功佛教大學校長‭ ‬Phra Tepsopon‭ ‬帶領十九位大學一級主管和南華大學簽署學術交流時,曾經問到未來弘法的重點。我回答說:「青年是佛教之希望」,並且鼓勵校長要共同培養佛教人才,讓他們到全世界各大學就讀,甚至在大學裡當教授,這樣才能提高佛教的地位。十年後的今天,泰國朱拉隆功佛教大學與佛光山創辦的大學,已經培養無數佛教僧才,遍布世界各地。

二○○三年,我榮獲泰國代僧王頌德帕布達勤那旺上座比丘(Phrabuddha─‭ ‬Chinavong)頒發「教育管理學」榮譽博士學位;隔年,並獲泰國法宗派副僧王帕亞那瓦若東(Somdej Phra Yannawarodom)頒發「佛學」榮譽博士學位。副僧王告訴我,中泰佛教之間如同兄弟,亦如鳥之雙翼,缺一不可,我們要共同努力為教,為眾生帶來希望和幸福,並以泰國僧王之意,塑造一尊金佛贈送給佛光山,做為南北傳佛教交流的紀念。現在,大乘佛教的課程,已經被當地兩所南傳佛教高等學府設為必修課,肯定了人間佛教的理念。

不僅是與佛光山的交流,泰國佛教界組團到大陸訪問時,也邀請妙慎擔任隨團翻譯,可見,今日世界雖然以英文為主要交流語言,中文也愈來愈重要。因此,我常常鼓勵泰國的徒眾要將中文學好,甚至還有英文,將來才能協助南傳佛教「走出去」,和世界接軌。

妙慎雖然很少和我在一起,但是透過翻譯我寫的《心甘情願》等,也奠定了我們師徒之間的因緣。我期許他能讓人間佛教的理念,在泰國這個佛教國家生根發展。他曾問我,該如何處理南北傳佛教文化差異的問題,我不回答,只伸出雙手平放在一起,意思是說,要用尊重與包容來化解差異。

我告訴他:「你要化為橋梁,雖然人們在上面踏過,甚至忘記了你,這樣才能修鍊無我的三昧。」可惜妙慎的身體不好,除了體重的負擔,特殊的罕見疾病,也使得他必須與疾病作長期的賽跑,我也只有鼓勵他要勇敢為法珍重了。

除了妙慎為我翻譯泰語,現在還有一位年輕的比丘尼有方,也是泰國人,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到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取得以英文為教學語言的碩士學位。有方發願要成為南北傳佛教的橋梁,比丘尼將來在泰國的發展,也期待他能夠走出一條光明的道路。

韓文翻譯——李仁玉、慧豪

接下來要提到的,就是我的韓文翻譯人員了。

第一位是來自韓國的李仁玉小姐,他最初是來台學習中國話,在成功大學就讀中文系,並且在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任韓文老師。每年寒暑假期,他總會回到山上來,春節期間就在廚房幫忙炒麵。

有一天下午,他特地拿成績單給我看,我問他將來計畫如何?回韓國?在社會上工作?或者需要我幫忙嗎?他回答說︰「我明年畢業後,要回來佛光山服務。尤其是文教方面的工作,這也是我選擇讀中文系的原因。」

李仁玉畢業之後,曾在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擔任副祕書長,也曾經入道當師姑。後來他回到韓國,除了把我的書翻譯成韓文出版,他常常擔任韓國佛教國際交流的口譯人員,有團體不惜以一日數百元美金,甚至也有三百美元一小時的價碼聘請他翻譯。李仁玉小姐的翻譯唯妙唯肖,忠於講者,不會走漏一字一句。在中韓佛教交流史上,可說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位是慧豪,同樣是韓國人,十四歲時選擇在佛光山出家才開始學中文,我安排他在沙彌學園上佛學課程,其他時間,則在叢林學院的外籍班學中文。當時,山上並沒有懂韓文的人,可是因為佛光山與韓國佛教的友好關係,常常有韓國三大寺通度寺、海印寺、松廣寺等佛教團體來訪,沒有翻譯經驗的慧豪,便經常被派去擔任翻譯。

二○○○年,為了紀念佛教東傳兩千年,佛光山舉辦為期五十三天的「國際三壇羅漢戒會」,特別邀請松廣寺的方丈和尚菩成長老前來擔任尊證,剛好由慧豪擔任侍者,也為同期受戒的韓國法師翻譯。

當時他還是沙彌,我看他還在學中文,要聽懂這些佛門用語都很辛苦了,更別說是翻譯。但是慧豪很有承擔力,並沒有以自己的中文不好為由推辭,我便將所有戒會的翻譯人員召集到法堂,親自將當晚要跟戒子開示的重點寫在白板上,一一說明,希望藉此增長他們的信心,對我所講的內容有進一步的了解。幾年後,慧豪告訴我,經過那一次短暫的教學,我的口音對他來說不僅不再是困擾,翻譯起來也更加順暢了。

每個翻譯的人才,都需要時間養成,在那之前,給予他們因緣和信心非常重要。不僅我這麼想,教授和尚印海長老也如此提拔後學。在戒場裡,按照規矩,未滿二十歲的沙彌在登完初壇,受了沙彌戒之後便應該出堂。但是到了二壇,講比丘戒時,為了韓國的戒子,特別破例讓慧豪這位沙彌來翻譯比丘戒。只是還在學習中文的他,僅能將教授和尚的幾句話翻譯出來,還好印海長老慈悲,只對他說:「不要放在心上,盡力就好。」

二○○三年,我到韓國弘法,那次佛光山與海印寺簽訂「文化交流協定」並結為兄弟寺,在釜山也舉行了國際佛光會釜山協會的成立大會。我特別帶了還在佛學院讀書的慧豪一同前往,不僅是讓他為我翻譯,也藉此機會讓他增長見聞,參與國際佛教交流活動。

後來,慧豪回到韓國當兵,二○○七年退伍後,回到佛光山繼續養成。雖然人在禪堂,仍然發心支援常住的各項國際事務。從協助學術研討會的口譯、美術圖典韓文稿件的校對、韓國來訪團體的接待,甚至到大陸參加外語人才的交流會。

有一天我從國外返回本山,聽到這位韓國籍的徒眾發心幫忙翻譯工作,特地將他找來,鼓勵他:「結緣很重要,這都是你未來弘法的資糧。」後來他告訴我,他聽我這句話,原本心中因為事務繁忙而無法專心禪修的煩惱,瞬間化為發心的動力。此後,凡是要跟韓國團會面,我必定找慧豪來為我翻譯,並對這些訪客說:「慧豪是韓國人,更是佛光山的寶貝,他對我們太重要了!」

現在,慧豪不僅接待韓國來的團體,也能翻譯、代表常住交流,是佛光山不可或缺的弘法人才,更是台灣與韓國交流的象徵。相信未來慧豪一定能不負我所望,成為中韓佛教發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粵語翻譯——覺梵

佛光山在世界各地設立二百多間別分院,也成為移居海外華人的信仰中心。在這個廣大的華人族群當中,多數是說粵語的廣東人。有別於一般華人移居到一個新的城市,首先詢問的都是「哪裡可以吃飯?」、「哪裡可以賺錢?」廣東人總是先問:「哪裡可以拜佛?」此外,廣東人勤於和親友聯絡,常常我今晚在這個地方舉辦一場講座,第二天早上,全世界都知道了。說來,人間佛教能夠在五大洲快速傳播,也要感謝廣東人口耳相傳的習慣。因此,除了當地的語言,「粵語」也相對成為海外弘法的重要工具之一。

我在香港弘法三十餘年,從香港油麻地梁顯利中心、沙田大會堂,到紅磡體育館,都需要仰賴粵語翻譯的協助。說到粵語人才,覺梵算是很有天分的一位。他是出生在香港的閩南人,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畢業,持有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文憑。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永惺長老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萬人禪修」,我應邀為大眾作禪修開示。

活動前一晚,我在佛香精舍與徒眾們接心,聽說剛到香港任職的覺梵是本地人,便問他:「你聽得懂我說的話嗎?」

他吞吞吐吐地回答:「還好 ……」

我說:「什麼叫還好?聽得懂還是聽不懂?」

他回答:「大部分懂 ……」

我又說:「那好,我說一句,你翻翻看,『人間佛教在香港弘揚』 ……」

覺梵用粵語複述了一遍,我聽了之後就告訴他:「明天你跟我上台,替我翻譯。」他有些猶豫,不敢承擔,怕人多怯場。於是我再告訴他:「在台上不要去想有多少人,專心聽我講什麼,再說一遍就行了。」

隔天,為了不讓覺梵上台不知所措,我讓侍者遞了一張開示大綱給他──「毗盧七支坐法」。當晚,他的表現不錯,發音標準、音聲平穩、說話不急不緩,偶爾遇到我講的一些詩詞偈語,經過我的補充,也算能將我的話完整的翻譯出來。

隨後的幾年,每當我到香港弘講,就由覺梵為我翻譯粵語。從大型的佛學講座、信徒接心,到隨緣開示等,他總會在一旁待命,有需要時會立即拿起麥克風翻譯,沒有需要的時候,他依然會在一旁聆聽。我想,他一次比一次進步的表現,應該是平時勤於閱讀我的書,以及養成專注聆聽的習慣成就的。當然,我對他的粵語翻譯,也就愈來愈放心了。

除了上述的幾位,其他曾經為我翻譯過的徒眾或信徒,算一算,也有近五十位,語言多達十四種,例如:擔任過我的日文翻譯的有京都佛教大學畢業的慈怡、日本愛知大學文學博士依昱、現任本栖寺住持的滿潤、佛光會東京協會創會會長西原佑一、目前在阿根廷弘法的妙眾等。韓文翻譯則有韓國東國大學研究所畢業的依恩;翻譯印尼語的有滿盛、覺燈、及靈應寺的宏慧法師等。

另外,為我做過英文翻譯的還有台灣大學外語系畢業的滿和、曾任西來寺當家的妙西;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藝術系畢業的滿光;紐西蘭籍,香港大學佛學博士的慧峰;曾留學美國的妙覺;回教國家汶萊出生,移民加拿大後選擇學佛出家,現任菲律賓總住持的妙淨;擔任佛光山與斯里蘭卡、柬埔寨、印度等非漢語系國家等教界人士往來橋梁的覺門;新加坡籍,就讀北京大學教育博士的覺舫;西來大學校長室助理的妙弘等。

為我翻譯葡萄牙語的有聖保羅大學畢業,帶動巴西佛教的覺誠;西文則有阿根廷布宜諾大學建築系畢業,前任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祕書長的覺培。記得一九九六年我到歐洲西班牙時,覺誠特別推薦這一位來自阿根廷的青年為我翻譯,就這樣,覺培從歐洲起就跟著我,一路跟回到佛光山。他原本是個小乘性格,不肯發心的人,但在佛光山出家到現在,能夠有今日的成就,也是一步一腳印,發心做事做出來的。

曾經為我翻譯過德文的有大學主修德文,在德國帶領義工翻譯的妙祥、柏林佛光會協會督導丁政國、柏林佛光會副會長車慧文博士等;法文有在歐洲任職二十餘年的滿容、妙希,以及在聯合國擔任中、英、法文口譯的汪曉茹,另外還有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及英文都很流利的如海,目前也在歐洲弘法。

在這麼多為我翻譯的徒眾當中,最出色的還是屬於慈惠,有別於其他語言,只需將意思翻譯出來即可。翻譯台語,不但一個字都不能漏掉,再加上聽眾裡有許多資深的信眾,任何疏漏都立即聽得出來,下了台必定被叫到一旁教導一番,不是那麼的簡單。事實上,慈惠不僅僅有台語和日文的天分,甚至連英文、梵文、巴利文他都會。早期我在佛光山收到的英文書信,都是他為我翻譯及回信的。

在台上,能讓我不掛念,才屬最出色的翻譯。常常我因為講得太投入,一時忘了翻譯的存在,滔滔不絕,講了一大段,才想起旁邊還有翻譯的時候,糟糕了!不知道他能否翻譯得出來。

這種情況下最能夠讓我放心,不掛念的就是慈惠和妙光,他們不但文字、語言、記憶力非常好,更難得是,能把我韻味和精神完整的表達。我雖不善於語言,但有這許多擁有語言天才的徒眾,讓我能夠走遍五大洲,對全世界各個種族的人士說法,與其說我的法緣好,不如說是我的翻譯好。

我這一生中,曾經學了四次日文、三次英文,但都沒有成功。這麼多的語言,窮我一生也學不了,例如英文,即使我學個十年,恐怕也學得不像樣,沒有用。所以,感謝佛法的因緣,讓這些人才出現,解決了需要。

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雖說我在全世界弘揚人間佛教,須仰賴這些徒眾的語言才能;他們也藉此因緣,伴隨我雲遊世界的步伐,在國際舞台上,讓生命發光發熱。希望他們能夠放眼世界,心繫眾生,讓世界一家的局面,早日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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