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07　※黃金不動道人心——談我不為金錢誘惑的想法

我出身貧窮，小時候雖然家裡有幾畝薄田，但是經常是吃了今天，沒有明天，就這樣度過幼童時期。到了七、八歲的時候，看到父母的辛苦，就感覺到賺錢很重要。我曾經撿破爛，甚至做過童工，就是要幫忙補貼家用，因此也獲得大人的讚許，我感到雖是清寒之家，如果沒有吃喝嫖賭等不良的嗜好，儘管家徒四壁，家庭也會其樂融融。

雖然我從小知道金錢的重要，但並不羨慕有錢的人家。只是看到鄰居的兒童，興高采烈背著書包得意洋洋上學去，我卻因為家境清貧，沒有辦法跟別人一樣上書坊，或者上學堂。不過，我並不氣餒，覺得不讀書也不要緊，我想我可以做工，我在做小工裡也能學習，不一樣也是讀書嗎？

有時候，父母也會送我們到書坊裡去拜師學習。那時候，在私塾裡教書的人，都稱「先生」，不稱老師。先生他也不太講究來者是誰，只要你每天交一定的學費，他就讓你入學。我記得最初母親帶我進入一間私塾，每天要繳交四個銅板。在那時候，四個銅板可以買兩個燒餅了，我覺得花這個錢讀書很可惜，如果買兩個燒餅，就可以吃飽一頓早餐。

在我幼小的心靈中，雖然知道有這樣的想法不妥，左右鄰居的大人常常也講說讀書的重要，甚至，偶爾自己心中也會生起應該要讀書的想法，但是現實的環境，就是逼迫你只想到賺錢更要緊。因為在當時，有錢才有飯吃，有錢才能有衣穿，有錢才能上學，錢財是不會白白的從天上掉下來，是需要每個人刻苦勤勞地去賺取才行的。

為了賺錢，我學會幫父母做許多別人認為卑賤的事情。例如：早晨撿狗屎，傍晚拾牛糞，偶爾也去撿洋釘，我覺得或許這稱不上是一份工作，但只要不偷竊、不詐騙，正當的勞動換取錢財，應該都是很正當的。所以，就這樣，我度過了我的幼年生活。

十二歲的時候出家，不知道更窮苦的日子才要開始。那個年代，正是中日抗戰不久，難民潮不斷地四處流竄；中日兩軍，經常在我們的家鄉左近展開拉鋸戰。你來我往，我往你來，老百姓的日子真是過得民不聊生。就是在寺院裡，也經常斷炊。即使在有「六朝聖地」讚譽的南京棲霞古寺，往往也會遇到鍋裡的水已經煮開了，卻沒有米下鍋的窘境，一直要等到從米行裡賒一點米、麵回來，才有辦法煮來供應大眾食用。

當時，寺院常住也想從事生產來幫助大家的生活，於是就叫我們學僧上山採摘無花果。那是一種可以入藥的植物，一天採下來，論斤計兩，其實也賣不到幾個銅板來補貼。幾乎三餐吃的都是糝籽粥，大家常常彼此自我解嘲說，每天喝糝籽粥，喝得嘴皮上都可以掛豬肉，因為把嘴都喝尖了。所謂「糝籽粥」，就像漿糊一樣，有辦法的人家，在糝籽粥裡還放有幾粒米，喝起來比較有咬嚼的感覺；至於貧窮的人家，每天吃的糝籽粥，真是比現在豬狗所吃的都還不如。

在那樣的苦難歲月裡，就不覺得生命有多麼的寶貴。生有何樂？死又何悲？回想起來，在一個青少年蒼白的生命裡，有這種感受，也適合做修道的人了。

及至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我轉學到鎮江焦山定慧寺就讀焦山佛學院，在那裡，生活稍有改善，每日三餐也才有正常的生活。不過，在我前後十年叢林生活的記憶裡，幾乎很少吃到一塊豆腐，也很少吃到一碗蔬菜。豆腐是留起來給客人吃的，我們學生大部分吃的是豆腐渣、蘿蔔乾。那些豆腐渣，都是經過太陽晒乾後儲存起來的，裡面夾雜了麻雀的糞便；而蘿蔔乾裡則有爬動的蛆蟲。中午喝的菜湯，菜葉子沒有幾根，可是浮在菜湯上的微生物、小蟲倒是不少，我經常是閉起眼睛，屏住呼吸，呼嚕呼嚕的一口吞下。我們就是用這許多東西填飽肚皮。

二十一歲，我回到了祖庭宜興大覺寺，擔任宜興白塔小學校長，有了一些薪水待遇。但是因為沒有用錢的習慣，忽然有了錢，也不知道怎麼用法。

回想起在棲霞山讀書時，因為沒有郵票，一封信從今年放到明年，都寄不出去。在這樣的年代裡，師父志開上人曾經跟我說：「給你兩個錢，也不是太困難，但是就是不給你。你現在不懂，將來你會懂的。」說來慚愧，師父的話，說得我心裡不服氣，我想：「您的意思就是不給錢，不給就好了，何必講這麼漂亮的話？」現在回想起來，真是感謝恩師的苦心，他養成我淡泊的性格，養成我不買、不用的習慣。我覺得一個人能可以不用錢、不要買，那就是富有了。

在白塔小學服務一年多的期間，所賺的薪水，都交給了師兄。而國共對立的情況漸漸激烈，每天雙方都派人到處搜捕可疑的分子。有一天，我無緣無故地被強行帶走，關了十日之後，終於被架往刑場。一路上，天色灰濛濛的，想起中日抗戰時，出門經商，就再也沒能回家的父親，還有師父、外婆、母親……他們一定還不知情，覺得人命真是如朝露一般，許多理想都還沒有實現，一下子就沒有了，真是可惜啊！

想著、想著，忽然有個人走過來，接著就帶我走出了刑場。回到寺裡，據師兄告訴我，他就是用我做校長時交給他的薪水替我贖身，才撿回一條性命的。

宜興的形勢日趨嚴峻，不得已，我又回到南京，和智勇法師計畫參加僧侶救護隊到台灣來。感謝師父，給了我二十塊袁大頭，那時候的袁大頭價值很高，二十塊的袁大頭，就等於現在二十萬台幣一樣了。我得了這二十塊袁大頭，就這樣，飄洋過海到了台灣。

記得大約是初到台灣那年的五、六月，從台北十普寺想要到善導寺討單，經過上海路，正遇上傾盆大雨。路面的淹水，讓我辨別不出路在哪裡，我不慎滑落到漭公圳裡。還好我自小水性不錯，隨著滔滔的流水載沉載浮，但是跟著我掉到水裡的隨身小布包，卻漂走了，裡面有我的二十塊袁大頭啊！

我一時情急大叫：「我的錢！」身無長物的我，那二十塊銀洋，可是我未來的保命錢啊！我努力追回那二十塊袁大頭，並且奮力的游到圳邊，爬上了岸。一般人說「落水要命，上岸要錢」，而我卻是落水要錢，因為我知道在水裡我不會沒有命，但那二十塊袁大頭對我而言，卻是非常重要的。

所幸，洪水沒有淹沒我，上天無絕人之路，雖然我經過了一些困難，總算跟貧窮、艱辛搏鬥過來。慢慢地，我在台灣能有身分證、報了戶口，漸漸有了一席安定之地。雖然在這麼樣貧窮無有的情況，但生性不愛金錢，不想賺錢，見錢也沒有貪心的性格。這也感謝東初法師的開示，他常常在我們這些青年僧跟他親近的時候，告訴我們說：「有錢是福報，用錢是智慧。」又說：「錢用了是自己的，錢不用都是別人的。」我非常相信他的話，一生都奉行這個理論，並且受益無窮。想來，東初法師說的不錯，而我確實有做到。

說到錢財，有私有的財富，也有公有的財富。我縱然沒有私有的財富，不過，公有的財富，我也享受不盡。寒冷了，我可以晒晒太陽；太炎熱，我可以到樹下吹一下涼風。我在公園裡面漫步，公園不是像我們的嗎？我可以在公共的道路上散步，公路不是像我們的嗎？所以我就想到，在世間上應該沒有窮人。

所謂財富，有個人的財富，有別人的財富。別人可以怎麼擁有，而我可以享有。別人的財富，他建了大樓，大樓不是我的，我可以在大樓的「亭仔腳」（國語：騎樓），躲個風雨；別人有錢，買了電視機，他坐著看，我站在旁邊也可以欣賞一下。所以，不必擁有，享有也是富貴。

所謂錢財，有「有形」的財富，也有「無形」的財富。有形的財富，如金銀、鈔票、有價證券等；無形的財富，就好比我們有理想、有道德、有真心、有樂觀等等。儘管別人擁有許多有形的財富，我們自己個人可以擁有無限量的無形財富。

感謝父母生養了我的身體，感謝揚子江孕育我人生的觀念，感謝棲霞師長們教導的恩惠苦心，讓我擁有許多無形無相很好的觀念財富。

話說回來，到了台灣，歷經一番短暫的苦難後，我就一直非常地順利了。沒有拿過單銀，也沒有收過薪水，不過，靠著寫文章，也能多少有點補貼。記得在一九四九年時，有一次，台北《自由青年》文藝創作徵文，我的投稿得了獎。記不清楚是第二名，還是第三名，獲得一百元獎金。用它買了一部《辭海》，因為有感於過去自己讀書不多，這一本《辭海》對我的幫助很大，我在首頁寫上：「這是一本無言的老師。」非常感謝社會的公義，舉辦這樣的活動，能夠有這位無言的老師伴隨著我，讓我感到很幸福。確實，那一本《辭海》幫我認字，幫我認識很多名詞的定義。我不只在不懂的時候查閱，甚至沒有書讀的時候，我就拿起《辭海》來讀。

好運氣不斷地來到，台北三重埔大同南路的一信堂，是一個在家修道的地方，擁有土地四百坪。一信堂的主人阿隨姑，看到我會寫文章，聽到我還會講經，就自願要把它交給我。感謝諸佛菩薩的加被，真是「黃金不動道人心」，細細思量，我不能因為些許的利益，就廉價地出賣我的人生。我謝謝阿隨姑他們一家人的好意，但我寧願守著貧窮，以貧窮為樂，我也不能接受。之後，也有不少人像這樣，說要我跟他們結緣，他們哪裡有一棟樓房給我，或者哪裡的一棟住宅給我，「我」不是物質，我不能用自己來交換這許多財富啊！

那個時候在台北，生活條件還是很艱難，一不小心就很容易為金錢、名利所誘惑，而會陷身於不拔之中。加之，要應付的外緣太多了，我便放棄希望無窮、熱鬧繁華的台北，在一九五三年春節左右，我來到台灣東北部的小城──宜蘭。

就在準備去宜蘭之前，慈航法師有意介紹我到嘉義接受天龍寺。他說，能元法師（陳登元）會把天龍寺交給我做住持。我想，我可以獻身給佛教，但我不賣身給寺廟。又一次，我婉謝了這許多長者的好意。

當時的宜蘭，也是一個窮困的地方。可能是因為剛結束日治時代的統治，或是光復未久，社會上一般的經濟都很蕭條。我去掛單的雷音寺，一百多坪土地上所建的寺廟，就有三家的軍眷住在其中。只有一位老太太和一位老尼師相伴住在裡面。

我是應當地的居士之邀，借用這二、三十坪的佛殿作為講經的場所，實在說，沒有條件居住下去。為什麼？飲食倒是其次，沒有大小便的廁所才是嚴重。我第一天到達的時候，為了上淨房，要走二十分鐘到火車站才能解決問題。不過，這也是弘法的緣分，或者是那個時候，我看到有幾位年輕人肯得來參加念佛會的活動，覺得未來會有無比的希望，就這樣我在宜蘭住了下來。

在宜蘭，地方雖小，可是需要人念經消災、解冤釋結的佛事卻很多。每次念一點經文，都會獲得一些供養。當時，我是抱定了不做佛事、不做經懺的決心，只做講經弘法的工作。

記得我已經擔任宜蘭縣佛教會理事長的時候，我想要在宜蘭北門口興建一座講堂。正在籌備時，宜蘭縣政府一位張科長來到雷音寺找我，他告訴我，員山有一位企業家林先生，是一家水泥公司的常務董事，他說，假如我能代表宜蘭佛教會，前去為他往生的母親拈香三支，所有講堂的水泥，他都願意捐獻。

我那時候也是年輕氣盛，一聽，很沒有禮貌地對張科長說：「張科長，你以為水泥是了不起嗎？用黃金來替我建講堂，我都不會去做經懺的。」這對出家人而言，可以說是斷絕了其中的一種財務來源，但我有不做經懺佛事的願心，我也就豁出去，不計較這許多了。

類似的情況，也曾經發生在高雄。一位居士家裡有了喪葬的事情，要找我去誦經。言明說假如我去誦經，要捐助佛光山五百萬。我回答他說：「很抱歉，你花了五百萬，買一個佛光山的人替你去念經，這功德很少，只有五百萬。其實，你不必花錢，只要你有心，恭敬佛教，心意虔誠，比金錢重要。」

回想初到台灣時，我的同參他們一出去為人誦經做佛事，常常回來時，手上提的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供養，或是買了什麼東西回來。大家彼此觀看、歡喜、笑鬧一番，我在隔壁房間聞聲，一點都不動心。

甚至後來，因為我人在宜蘭，經常有事要到台北接洽。我坐在善導寺的客堂裡，坐在沙發上等待，看到他們的當家師因為少一眾念經，東打電話、西打電話，左右找不到人，他也不敢來跟我開口，要我權充幫助一下。他也知道，什麼忙我都願意幫助，只有念經，我不能幫助，因為那是我的人格。就好像一名女子愛惜自己的羽毛，不願意下海一樣，我要保持我弘法利生的志願。

我很高興我這樣的想法，早期的弟子如心平、心定都能理解。因為我自知五音不全，我就想到他們要補我的不足，就叫他們到台北學放燄口。我說，我們不一定要去為人做經懺佛事，但是我們不能不會。因為佛光山這樣一個道場，將來總會需要跟信徒結緣的。

心平、心定兩人到了台北，不到半個月就回來了。我說：「你們學會了嗎？」他們說：「燄口沒有學會。」我問：「那你們怎麼可以回來呢？」師兄弟兩人告訴我：「師父，台北的誘惑力太大了，放一台燄口兩千塊、三千塊，你叫我們住半年，半年以後，我們不會再回來了。」我很感動，心想：你們不愧是星雲某人的徒弟，有其師必有其徒。對的，我們不能為黃金隨便動了道人心。

其實，做經懺佛事也是度眾的法門之一，不是不好，只是不能把它做成是職業性的。記得有一次，幾位男眾在台北普門寺跟隨我出家，第二天，就有一位信徒要我們到殯儀館，替他的家屬舉行告別式。我就跟那幾位初出家的男眾說：「你們出家了，我們去跟信徒結個緣吧！」他們個個面有難色，認為怎麼才剃度就去做經懺？似乎心有不甘。

這種心情，我非常能夠了解。於是，我就同他們說：「我們出家，要是為了金錢、為了什麼其他目的去做經懺佛事，都不可以。不過，為了『了生脫死』，這是非常要緊的。我們不是去做經懺，我們去，是讓死者得到往生，讓生者得到安慰，這是一件『了生脫死』的好事！」他們聽我這麼一說，再說我也是師父，就說：「我們願意去，去完成一件功德。」對的，功德是非常可貴的。

把經懺做成買賣的佛事，讓佛教裡多少的寺廟失去了清規，讓多少年輕的出家人，為了經懺而墮落，這不是社會一般大眾所能了解的！我現在講到這裡，讀者們就是不能了解，我也只有保留一些教內的內容想法，不再多說此中的道理了。

當然，後來在佛光山海內外個別分院，除了每週定期的共修以外，也會舉行一些拜懺的法會，像「大悲懺」、「三昧水懺」或「梁皇寶懺」等；甚至，逢到佛教節慶的時候，也會施放燄口，這是信徒最樂於參加的。但是，我總會告誡弟子們，要把佛法當功德做，可不能做成商業行為的買賣！

記得《聯合報》的發行人，王惕吾先生過世的時候，家屬決定在台北道場做功德佛事。像王老先生這樣的人，我們能為他服務，這也是榮幸不已的事情，我們非常樂意與他結緣。佛事結束之後，王先生的令公子王必成先生來找我，一見到我就說明，感謝我們為他的父親做的佛事，無以為謝，左思右想，只有開了一張支票給我。

我沒有看，也不知道多少，就即刻阻止他。我說：「王先生，人和人之間，有時候可以說是看個交情，幫忙做個事；有時候是我有多少錢，請你來幫我做個事；或者是在道義上，請你給我一些幫助。但是，難道交情、金錢、道義之外，人和人都沒有別的東西了嗎？我看了幾十年的《聯合報》，我覺得尊翁對社會大眾的貢獻，我們也是難以感謝得了！不過請你在這之外，就作為未來的友誼吧！」他立刻把支票收起來，並且說：「我懂了，謝謝，謝謝。」

後來，在二○○○年四月，《人間福報》創刊，至今十幾年來，因為我們沒有印刷廠，都是靠《聯合報》幫我們承印。我想，人與人之間，不一定要靠金錢建立關係，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彼此相互來往的。

我在一九六七年就開始建設佛光山。雖然當時買建材、施工等，金錢來往的情況比較多，但是在佛光山，我從來不管錢。

記得公路局第三工程處的處長倪思曾先生，在開山初期曾到山上旅遊，當時我們用簡單的便餐招待他們。他吃過以後表示要添油香，我就說：「處長，你假如要添油香，不如添多一點。」他聽到我這句話，非常緊張，不知道我說的是什麼意思。

我就趕快說：「處長，從鳳屏公路的磚仔窯，到我們佛光山這裡，都是泥土路；假如你能比照一般公路，把它鋪個柏油，讓來到這裡的交通、行人更為方便，那就是你最大的功德、最多的油香了。」

他一聽，馬上說：「做得到，做得到。因為這條路是縣有的，但歸我們公路局管理。我們第三工程處的業務，正要為這許多地方服務。你早一點提醒我，我依教奉行，依教奉行。」後來，這一條路多次發生才做好就給山上的洪水沖毀的情況。到現在，從磚仔窯到旗山的這一條柏油路，恐怕是跟隨佛光山的年代，不知道已是第三次，還是第四次進行路面的翻修工程了。

開山最初，由一位楊慈滿師姑負責財務，後來又由蕭慧華師姑負責。他們都是秉持「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萬人施，萬人捨，同結萬人緣」的理念在管理。儘管財務上非常的艱困，佛光山還是很順利，雖然日日難過，還是日日過了。從佛光山開山到現在的佛陀紀念館，一般人常說：「這是有品牌的。」也不錯，我們也敢講我們是有品牌的。

記得旅美船王沈家楨先生，得知我要創建佛光山、開辦佛學院，便託人表示說要捐獻五千萬元給我。那時候的五千萬元，應該已經超過現在五億元之上的價值。我心裡想，他給我這麼多的錢建設佛光山，佛光山就變成是他建的了，以後在歷史上，我會對不起台灣。台灣的信徒，他們十塊錢、二十塊錢，點點滴滴積聚起來，這是萬人的心血共成的佛光山，我能抹煞他們，讓歷史上說，佛光山是船王沈家楨居士發心建造的嗎？寧可以吃萬家的飯，我也不吃一家的飯。

後來，我婉謝沈家楨先生的好意，在萬般困難中，慢慢地、一步一腳印的奮鬥、發展。經過了四十多年，佛光山創辦大學、中學、電台、報紙，還有建了這麼多房屋，發展全球幾百個別分院，這不就是眾人共成共有嗎？所以，這也必須要領導人能了解到，我們修道者是不可以給黃金打動的。

前幾年，香港一位楊先生有一尊兩噸多重黃金鑄造的觀世音聖像，說要送給我。兩噸多重的黃金，我不知道價值多少，他要我親自到他的公司把觀音像請回台灣，但我終究謝謝了他。

事隔兩年，我坦白地跟他說，那尊菩薩的聖像還是留著他自己供養。在我心中，有比黃金更貴重的觀世音，那是千千萬萬信徒護持的觀世音，不在兩噸重的觀世音。慚愧如我，沒有什麼值得信徒這樣護持，但我也驕傲的說，「黃金不動道人心」，確實我是能做到的。

幾十年來，在佛光山建造的過程中，要感謝許多人的成就與護持。像潘孝銳先生給我一顆印章，並且說他可以擔保，如果需要錢的時候，帶這顆印章到銀行就能拿到錢。但是那顆印章，在我這裡存了好多年，從來沒用過。曾經，人稱「張媽媽」的日月光集團創辦人張姚宏影女士，發心要出一筆很大的款項讓我辦大學。我說：「等到我要辦大學再說。」他問我：「等到你辦大學的時候，我沒有錢了怎麼辦？」我回答說：「現在還是不能要。萬一，我接受了你的錢，你見到我就問我：『大學呢？大學呢？』我受不了啊！感謝你！我們慢慢地等待時間、等待因緣吧。」

在一生歲月中，我遇到許多發心的大施主，像吳修齊、曹仲植等人，我也為他們的發心刻石，表揚其功德。但是有一些施主，比如像嘉義的丁瑞霞，幾十年來，每個月都給我一千塊，一直到上個月，我都還收到他寄來的一張千元大鈔。我也沒有特別謝謝，也不知道究竟他要寄到什麼時候。

宜蘭大學的教授林清志、林秀美夫婦，每個月寄給我三千元，我也沒有回函謝謝，就替他們把錢轉存常住去，但就是他們的恆心非常難得。佛門裡有謂「菩提心易發，恆常心難持」，他們的這分恆常心，是很可貴的。

所以，我在發起百萬人興建大學運動的時候，主要就是希望每人每個月出一百元，以三年為期，三年繳完，就是大學委員了。有人說，一個月一百塊，三年才三千六百塊，我一次交給你就好了。我認為不妥，一次交三千六百塊，有錢不難，但是你能夠每個月一百塊、一百塊這樣的繳交，你要三十六次才會繳完，這分恆心就已超越一時的菩提心了。

我一生中，比較不喜歡的事情就是收紅包，可是，紅包卻是幾千年來的中國文化之一。尤其是佛教裡，法師和信徒之間的往來，在信徒的想法中，他們對佛祖可以上香、獻花，對一個師父，他只有送個紅包表示心意。可是，像佛光山有一千多個出家人，假如信徒要送紅包，真是送不了。因此我鼓勵大家，你只要送一個紅包就好了。常住會把它聚集起來，過年過節了，再分給大家。

可是信徒們不知道各自為了什麼，總是喜好要送紅包，我就不來這一套。比方我在台北普門寺，有的信徒要給我的紅包，幾年都送不到我手上。偶爾給他遇到了，放在皮包裡的紅包拿出來，都已經爛了。這分心意實在是給人感動。

不過，信徒們也不必要給紅包，在佛門裡，布施供養，是初品的功德；假如出一點力氣，那是二品的功德；如果能可以說好話，那就是三品的功德。其實，不一定用錢，也不一定出力、說好話，只要肯得隨喜歡喜，看到人家做好事，我們隨著歡喜，那是上等上品的功德啊！

五十年前，我所以從繁華的台北，來到比較鄉村的南部高雄，我心裡就感覺到，平安比金錢重要，無求比金錢富貴。錢不用，只是自己積聚很多；能施捨，就能廣結善緣。因為錢財如水，流來流去，所以中國古代的記帳叫做流水帳，既是流水，流動、廣結善緣，就是金錢的價值。

當初佛陀建立僧團依「六和敬」共住，當中有一條是「利和同均」，也就是說大家的經濟要均衡。而我建設僧團後，也一直希望要做到這一點。曾經，在籌建佛光山時，我設計了一個制度，每個月集合徒眾一次，在我座位屏風的後面放一筆錢，每個人輪流經過一次。我告訴徒眾們，要多少錢都可以拿，不要拿的就不拿。不過，拿錢的人並不是很多，可見得出家人的性格還是不貪。

之所以會這樣做，是因為我看到僧團裡，雖然同是出家人，有的人，因為用具皆全，有錢，對他而言也沒有用，你給他單銀一百元，他也用不上。但是對有些徒眾來說，他就是得到一百元，想買一雙鞋子，一百元也買不到啊！我感到僧團裡的貧富還是不均的，所以，我就實踐「用者所需」這個制度，我覺得這才是公平。其實，這也可以說是真正地做到一種「共產主義」了。

我一生沒有存款，也沒有走過銀行，為什麼？因為我的口袋裡經常是囊空如洗。當年舞文弄墨，有了幾個稿費後，就不知道如何處理了。後來，積聚到一點數量，就在高雄市五福二路買了一塊地，辦起幼稚園來。哪裡知道，不到一年，這塊地就漲了十倍的價錢。後來由於要興建佛光山，於是決定把土地賣了，也把幼稚園讓給信徒承辦。

也曾經在建西來寺的時候，在台灣籌募美金帶到美國，從美國回來，口袋裡面裝的是各種常用的衛生紙。平常的衛生紙，我捨不得一張把它用完，把它撕成兩半，半張半張地用。信徒們見過我的母親，他們說我的母親也是這樣，我想，節儉可能是我家的遺傳吧。

世間上的人，或許認為擁有金錢才是富有的，但是，金錢有時候也會帶來煩惱，所以佛教說，錢財為「五家共有」，甚至說黃金是毒蛇。我不擁有金錢，但我擁有歡喜，我擁有滿足，我擁有書城，我擁有人緣，其實都比黃金貴重！

有人說星雲大師很有錢，我也很難說。最近，一些拙作在大陸發行，去年大陸傳出，我列入了大陸作家版稅富豪排行榜。慚愧，我從來都沒有拿過一塊錢，也不知道版稅長什麼樣子，因為當初我都交代相關的徒眾，那許多錢，要用來捐助大陸祖庭的興建，和兩岸學生交流往來的獎學金之用。

在台灣，我寫一筆字，曾經有人出過六百萬的高價買一張字，一幅喊到一、兩百萬的也經常有，二十萬的更是千張以上了。但是，有一位小朋友為佛光大學建校基金，出一百塊買了一張，我很歡喜賣給他，又再送他一張。

對於這許多錢財，我從來沒有看過，因為每一筆錢都匯歸到由徒眾成立的「公益信託教育基金」，成為社會共有；說我富，確實，我富有大千世界；說我窮，我也確實是身無分文，確實是一介貧僧。

也有人說星雲大師恰巧是出家人，假如不出家，他就跟王永慶先生一樣。王永慶先生是台灣的經營之神，他的財富台灣無人能比，我哪能跟他並論？的確，世間的財富，我們不能和王先生比，但是出世的財富，虛空所有都在我們的心中，我想，這樣的觀念思想信仰，我們就和王先生不一樣了。

六十年前，行政院長閻錫山先生在台北做過一次講演，詳細內容我記不得。不過裡面有幾句話說：「一個人不要給金錢買動，不要給愛情誘惑得動，不要給威勢嚇唬得動。如果不能，金錢來買你，你的生命就在金錢裡；愛情能誘惑你，你的生命就在愛情裡；威勢能嚇得動你，你的生命就在威勢裡。」我認為，誠哉斯言！

像我們修道的人，應該以貧窮為驕傲，以無有為安住，以「黃金不動道人心」為其龜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