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85　※我與國際學者的因緣

我自覺學問不足，因此非常尊重有學問的人，尤其對於一些佛教學者，我總是不惜一切地給予延攬或支助。這當中，和我往來的國內學者教授，有另文敘述，在此只略述幾位與我有因緣接觸的海外學者。

塚本善隆

當初因為佛教信仰的關係，我結識了日本的塚本善隆教授。他是一位佛教學者，我讀過他許多的作品，儘管我日文程度不好，一知半解，總覺得他的思想、見解非常新穎，佛教深奧的道理一經他講述，似乎都變得很容易了解，因此很自然地對他生起一份崇拜之情。

塚本先生，生於一八九八年，日本愛知縣人。我和他結緣是在一九六三年，我到日本訪問的時候，記不起當時是什麼樣的因緣了，他透過一位日本友人傳達，邀請我到大阪一家飯店見面。對於這麼一位我所敬仰的學者，能受到他的邀約，我覺得受寵若驚，便欣喜的依約赴宴去了。

當天，是由飯店派了一部車子來接我，抵達後，我們在一間特別的餐室中見面；會面時，只有塚本先生和一位中國和尚仁光法師。仁光法師是神戶關帝廟的住持，已旅居日本數十年，我想，塚本善隆教授找他來，必定是要請他翻譯。巧的是，仁光法師是我的讀者，我在編《人生雜誌》、《覺世旬刊》時，訂戶的名單裡，每期都有他的名字。

和塚本先生才一見面，我就感覺到他是一位可敬、可愛的老人家。當我們分別坐定之後，他便開始述說中日兩國長久以來的歷史情誼，談話中，可以感受得到，他對中國有著一份濃厚的感情。例如他說，從唐朝開始，日本就有出家人到中國求法，但從來都沒有聽說過中國的佛教要向他們收取費用，可是現在中國的青年到日本來念書，學費之昂貴，實非中國清苦的年輕僧侶所能負擔。為此，他表示深深地感到慚愧。

其實，早在和塚本善隆教授見面之前，我從他的著作及日常行誼裡，就已看出他對中國佛教的這一份深情。例如，他見到中國的出家人，一定會鞠躬。曾經他的學生問：「為什麼一定要向中國的學僧鞠躬呢？」塚本教授說：「因為昔日的恩惠不可忘啊！」學生再問：「可是時代不同了，那已經是過去的事啊！」塚本善隆教授回答說：「事情雖然是過去了，但恩情還是在呀！」所以，在當晚的宴會中，塚本先生一直都以中國佛教的人和、寬大為主題，不斷地敘述，讓我感覺到這一頓餐會，是仗著老祖宗長久以來施予的恩惠，在今天得到了回報。

塚本教授在日本佛教界的聲望很高，佛學素養深厚，望月信亨教授編纂的《佛教大辭典》，就得到他的諸多助力。只不過這位老人家絲毫不介意個人的聲譽，一點名聞利養的心都沒有，所說的每一句話，聽來都是那麼的謙虛，猶如春風冬陽，令人尊敬。

那天宴會的第一盤菜，盤子之大，是我生平僅見。不過那一餐的飯菜，實在說，是食不知味。因為我只想注意聽塚本先生講話，畢竟，能遇到這樣一位佛學前輩、知名教授，應該要好好地恭敬諦聽。

繼塚本善隆教授之後，我和日本佛教大學前校長水谷幸正先生、大谷大學前校長安藤博士，也都有過多次往來。

水谷幸正

水谷幸正先生，一九二八年生，日本三重縣人。專研大乘佛教思想，認同人間佛教的弘揚，曾任日本佛教大學總務長、校長等職。

我和水谷校長結緣得很早，他曾經為拓展佛教大學在台灣設立分校，特地到佛光山拜訪我，對我辦佛學院、學術會議，乃至佛光會的會務推動，也都以實際的行動來表示對我的支持。

在他擔任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副總會長期間，對於我組織的國際佛光會，曾感觸良深地說：「日本佛教由於宗派色彩濃厚，遲遲找不出一個能代表日本佛教的團體。但是國際佛光會不一樣，因為它超越宗派、種族、地域，所以在國際間也就能得到認同了。」後來，東京、大阪成立佛光會，他也一起共同參與。

水谷校長曾多次來台灣佛光山訪問，也在東京佛光山寺演講，他以幽默、生動的方式講述佛學，深受聽者喜愛。二○一一年初，和我認識四十多年的水谷校長，以八十四歲高齡再度來山和我見面。見他動作敏捷，中氣十足，還真是絲毫感覺不出他已是年過八旬的老人！

今年，佛教大學適逢建校一百年，我請慈惠法師、慈怡法師代表我前往祝賀，並送「百年吉慶」一筆字，略表我與水谷校長以及佛教大學長久以來友好的殊勝因緣。

安藤俊雄

安藤俊雄先生，一九○九年生，日本愛知縣人，是天台學的專家。慈惠法師就讀大谷大學研究所期間，安藤校長是慈惠在日本的生活保證人，經常勉勵他要好好讀書。慈惠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他還特地前來佛光山訪問。

慈惠法師告訴我，安藤校長曾說：「你師父心量大，房子建得也大，什麼都大，佛光山未來的發展，真是看得出來的啊！」事實上，那時候佛光山沒有現在這麼多建築，假如說安藤校長能再來佛光山一趟，想必會更為驚訝吧！

在我認為，日本這許多職掌教育的學者，都是高才博學、實至名歸之士。所以，佛光山的慈惠、慈容、慈嘉、慈怡，後來跟隨他們學習，我也覺得所謂「學人」，就應該如此探求名師。

水野弘元

在日本學者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應該是水野弘元、中村元以及平川彰三位教授了。

水野弘元教授，一九○一年生，日本佐賀縣人。開山初期，佛光山的留學僧大部分都在京都求學，後來依空要到日本深造時，我就希望他到東京大學就讀。按照依空的實力，應該可以進得去，但也總要有一個人推介。因此，我在台灣就聯絡了水野弘元教授，感謝他一口承擔下來，使得入學的事情也就更為順利了。

為了表示感謝，我便如同送子入學般，和慈惠帶著依空親自到他府上拜訪。後來承蒙水野弘元教授熱誠、親切地幫助依空入學。由於諸多的善因好緣，因此，在依空得到學位後，我就邀請水野弘元教授來到台灣。他是東京大學和駒澤大學的名譽教授，但自稱是曹洞宗門下的僧侶，由此可知他對佛教的信心。

當時，水野弘元教授除了在佛光山叢林學院做過多場講座，我也邀請他對信徒講演。像他這樣的名教授，我們不要以為他的學問高深，就不容易親近。實際上，越是有學問，就越能深入淺出，讓人接受。尤其，他撰寫的《佛教基礎知識》，我幾次要佛光山學習日文的徒眾，把它翻譯成中文，不知什麼原因，至今這本書都沒有出版，可能已有別人翻譯了吧。

猶記得當年政府明令禁止宗教進入校園，國立的台灣大學自是擺明不歡迎出家人到學校講說佛學。但我覺得佛學也是中國的文化，為什麼大學要排拒呢？所以當水野弘元教授來台時，我就特意邀請他以僧侶的身分，在台灣大學進行一場講座，那時，能獲得校方的允准，也是讓我覺得非常得意的一件事情。

中村元

在當代的日本佛教學者當中，中村元教授可以說是一位備受推崇和敬重的偉大學者。

一九一二年生於日本島根縣的中村元博士，是東京大學教授，也是《廣說佛教語大辭典》的主編。他的學識廣博，思路清晰深遠。有一次，我到日本參訪，同行者都出外參觀了，我一個人留在旅館裡，打開電視，正好看到中村元教授和另外一位學者正在談論生死問題。從八點鐘開始，連續講了三、四個小時，都沒有間斷，我靜靜地聽他們講說，雖然未能全部了然他們言談的內容，但因為所談的都是關於佛教的生死問題，所以還是聽得出一些端倪。

我只感覺到兩位老教授，是那麼樣的安然、從容，一點火氣都沒有，一點激動的言語也沒有，各自敘述著對生死的看法。只是很可惜，假如我能通達日文的話，一定更有收穫。

一九八一年，我也曾邀請中村元教授到佛光山，為叢林學院的同學上課。像中村元教授與水野弘元先生等這許多日本學者，都是以僧侶自居。尤其，他的身材不高，就和中國一般所謂的「小老頭」差不多；這麼形容他，實在說，我是有所失敬，但是，他身材雖然不高，卻是學富五車，著作等身，令人深為崇敬。

中村元教授雖是研究印度原始佛教的專家，但由於對佛教有堅固的信心，所以從不會因為是學者的身分，就隨便議論佛教的長短，總是站在一位信仰者的立場，維護佛教的尊嚴，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平川彰

另外，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平川彰先生，在日本也是偉大的佛教學者之一。他一九一五年生，日本愛知縣人，曾在佛光山參加過多次的學術會議，也為佛光山叢林學院的學生上課。

他送我一本他的著作《法與緣起》，並表示願意將全部著作及版權交給佛光山翻譯和出版，實在說，很感謝平川彰先生對我的信任。有一年，他擔任「日華佛教文化交流協會」來台訪問團的團長，一抵台灣，首站就直奔佛光山；對於他對推動日華佛教交流的熱心和友誼，我也全力陪同接待。

平川彰先生非常關心日本佛教的發展，記得一九九六年，佛光山舉辦第一屆「宗教文化國際學術會議」開幕典禮時，他致詞說︰「佛光山是以佛法實踐和教化為中心，如何將佛法弘揚出去，是很重要的一個課題。在日本，發生奧姆真理教事件，真理教信徒均自稱自己是佛教徒，日本民眾也不覺得奇怪，這是日本佛教對戒律的實踐、戒律的奉行欠缺所在，值得日本佛教徒反省。」靜觀而內省，平川彰先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大學者。

有一次平川彰先生來叢林學院授課，要返回日本時，我們的學生為他準備一包切好的木瓜作甜點，他在機場吃了一塊，覺得台灣的水果實在美味，讚不絕口。他的學生助理大概覺得手上拎著水果嫌其麻煩，就說：「那老師吃完再上飛機吧？」他說：「不行，我要沿路吃回日本。」他實在是一位性情中人。

我之所以提出這幾位日本學者，是基於他們對佛教的信心、日華的友誼以及本身的道德修養，因此特別提出一說。當然，在日本還有很多優秀的教授，如鎌田茂雄、前田惠學等，也都是很難得的學者。不過，當前這許多老教授幾乎都凋零了，希望現在日本新一代的教授們都能再加油。

話說回來，我之所以和這些日本教授有因緣，是由於早期佛光山的年輕人，大多是到日本留學。那時候，要想研究佛教，唯有到日本去才比較容易。但是後來歐美、中國等地，研究佛學日益興盛，留學的區域範圍才又再擴大。

金知見

除了上述幾位日本學者，先後與佛光山結下深厚法緣以外，韓國的金知見教授，也曾經在佛光山協助辦理「國際佛教學術會議」。他對學術會議的流程安排，非常老練，不須費力張羅，便能展現應有的水準。尤其，他把佛光山當作是自己的道場一般，對於分內之事，可以說做得完備周詳。

金知見教授，生於一九三一年，他具有足夠的條件，可以成為一位國際佛教的學者。因為他超越門派之見，超越國界之外，擁有高度的國際觀。一個韓國人，能夠這樣不分國家、不分教派，在眾多學者當中，也算是少有的人物了。

透過他的關係，佛光山和韓國也結下了不少緣分。例如，我和韓國曹溪宗的三大道場：代表佛寶的通度寺，代表法寶的海印寺，代表僧寶的松廣寺，都建立了很好的友誼。我想，學術會議的舉辦，他應該功勞很大。甚至於後來，東國大學頒給我榮譽博士學位，彼此之間的訪問不斷，這些必然也都與最初金知見教授的因緣有關係。

另外，由於金教授的介紹，來自韓國的李仁玉小姐，於台南成功大學中文系就讀期間，曾住在佛光山。大學畢業後，在國際佛光會服務過一段時期，還一度擔任副祕書長。

佛光山的徒眾依恩，也是因為中韓佛教的友好關係，特地到韓國東國大學留學，後來取得碩士學位。到現在，佛光山上每個月從韓國來的團體，仍有八團、十團之多，可見得學術會議播下的種子，只要經過時間的推移，總有一天，都會長出纍纍果實。

除了我和日本、韓國學者的因緣以外，印度的穆克基、斯里蘭卡的阿那努達、義大利的桑底那等，也都曾在本山做過短期的講學，甚或長住多年。但是，那時候因為我忙於開山，彼此也就少有交流的機會。不過，現在回憶起來，他們對本山的教育也都深有貢獻。首先，我就從穆克基教授說起。

穆克基（Biswadeb Mukherjee）

一九八○年，我應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邀請，到該校擔任印度文化研究所所長。那時，我除了讓慈惠法師在文化大學執教，並且從印度請來了幾位教授，講說「印度文化」。其中，穆克基教授，是德國哥廷根大學（Gottingen University）博士，精通梵文、巴利文，更通曉中文，是印度國際大學（Visva-Bharati University）的中文系所主任，可說是難得的師資。

之後，我又邀請他擔任英文佛學院的教席。在本山一住多年的他，曾在佛光山開山二十週年時，寫了一篇文章，表達對我們的評價，其中寫著：「佛光山在全面現代化的同時，仍成功地保持傳統的清純道德與精神價值，從樸實、誠懇和施捨中，肯定永恆的道德規範；從不求舒適、不求享受的簡樸生活中，實踐了真正的苦行；更從禮拜、服務、禪坐活動中，修習真實的智慧與無我的悲心，發揚了慈悲、和平、善美的宗教特色。」從這些話，讓我覺得，他確實已經看見佛光山的內涵。

阿那努達（Ven. Kakkapalliye Anuruddha Nayaka Thera）

再說斯里蘭卡比丘阿那努達法師，他生於一九二九年，是英國蘭卡斯達大學（Lancaster University）佛學博士，曾任斯里蘭卡克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Kelaniya）副校長。我曾邀請他來佛光山講學，在英文佛學院教授「印度佛教史」、「佛法概論」、「布教學」、「巴利文」等課程。一九九○年聘約期滿，阿那努達法師將要回國之際，一再表示任課期間受益匪淺，學生尊師重道、活潑又用功的學習態度，讓為人師者感到安慰。尤其春節時，目睹全山大眾投入對來山者的服務，那種只有常住，沒有自己的奉獻精神，讓他深受感動。

由於斯里蘭卡是南傳佛教國家，以比丘為主，並不承認比丘尼教團的成立。所以，我曾向阿那努達教授請教，佛在世時，慈悲地度化女眾，為什麼斯里蘭卡現在卻不准許比丘尼成立教團？這不僅可惜，更是佛教的損失。阿那努達教授聽後，告訴我，因為斯里蘭卡根深柢固的傳統觀念，許多長老們守舊、固執，不易說服。不過，他會朝這一方面去努力，回國後，希望能邀請三位有名的宗派領袖來佛光山參訪。當時，我非常贊成，也覺得凡事只要有心就好辦事。

當我送阿那努達教授上車時，他悄悄告訴我，佛光山的素食很好吃。英文佛學院的學生為他餞行，還特地煮了他最喜歡的羅漢菜，這分心意讓他很受感動。並表示，下次再回到佛光山，一定要跟學生好好地學中文，以後要用中文與我交談，不要再透過翻譯。我也答應阿那努達教授，下次他要回斯里蘭卡時，讓他帶二、三個學生到當地留學。

因緣不可思議，兩年後（一九九二），阿那努達教授當選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副總會長。一九九八年，佛光山在印度菩提伽耶舉行國際三壇大戒，來自二十三個國家，百餘位的女眾，前往求受比丘尼具足大戒。其中，斯里蘭卡就有四十位傑出女眾僧青年求受戒法。比丘尼戒法能在佛陀聖地順利恢復，真是願不虛發，有願必成！

外因斯坦（Stanley Weinstein）

在和眾多學者的往來中，我與美國教授比較有多方面接觸，在此，就先說外因斯坦教授。

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的外因斯坦教授，一九二九年生於紐約，猶太裔美國人。他研究日本佛教，也著作中國佛教歷史的書籍，但是，兩者之中他崇拜的是日本佛教。為什麼這樣呢？因為中國佛教歷史的書籍，多半是從公文書裡摘錄下來的，記載的盡是一些壞事，都是告狀、打官司之類的事情，就等於現在的社會新聞一樣，好事不會上官府。

但是日本不一樣，日本的歷史紀錄相當注重道德。像塚本善隆教授，他是一位佛教史學者，就不會採用這一種社會新聞式的敘述法。所以，外因斯坦教授當然是要崇拜日本佛教了。因為在他的眼裡，日本佛教比較正派厚道，歷史所載中國佛教則好像都是一些汙染的事情。其實這種情況，就好比現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台灣報導新聞之間的落差，前者報導的都是正面新聞，後者則多是負面的消息，一般人也都可以分辨得出其中的差異。

我曾鼓勵徒眾依法去跟外因斯坦教授學習，因為依法自台大畢業之後，到過日本學習佛學日文，也在夏威夷大學（University of Hawaii）學過日文。因此，由他去耶魯大學親近外因斯坦教授，我們都覺得非常適合。外因斯坦教授對中國的印象不好，在他要退休之前，我便邀請他到台灣一遊，參加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所舉辦的「東亞戒律研究學術討論會」，他和夫人率領了學生數十人前來。

當他們抵達時，我以家長身分和他見面致謝，並與他們茶敘，也才知道同行的學者，還有來自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葛魯挪教授（Paul Groner）、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的馬克雷教授（John R. McRae）、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巴帝弗教授（William Bodiford）、布雷德里大學（University of Bradley）的葛慈教授（Daniel Getz）、紐西蘭大學（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New Zealand）的徐德教授（Morten Schlutter）、耶魯大學的山部岡能教授（Nobuyoshi Yamabe）和北卡羅萊那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傑夫教授（Richard Jaffe）。

當時，我讚美外因斯坦教授就像中國的孔子，帶領學生門人周遊列國，又如佛教的釋迦牟尼佛，以及耶穌教的耶穌，帶領著弟子們到各處參學、傳教，他聽了也感到很得意。

之後，外因斯坦教授竟然對我說︰「我熱愛中國文化，尤其中國的佛教，更是令我嚮往。能到台灣佛教最興盛的佛光山，我感到非常歡喜，特別是看到佛光山大眾的朝氣蓬勃，更是非常驚訝。」並且還說：「大師說佛光山比耶魯、康乃爾大學小，但我覺得以熱誠和慈悲來說，耶魯與康乃爾大學卻是無法跟佛光山相比的。」這許多話，一反過去他對中國佛教的不良印象，讓我覺得很欣慰。

那時，我也對他提出讓依法提早畢業的想法。他說：「依法是一個用功的學生，他的博士論文已經在完稿階段，預計明年就可以取得學位了。」這一席話，讓我放心不少。可以說，外因斯坦教授為佛光山培育了一位博士弟子，那就是依法法師。

恰波（David Wellington Chappell）

這數十年中，能夠同時邀請到這麼多國家的大學教授到佛光山，無非都是靠著「緣分」。像夏威夷大學宗教系的大衛恰波教授，和佛光山就很有緣，幾乎每次本山舉行學術會議，他都會來參加。

恰波教授，一九四○年生，美國人，為人謙虛，他曾經邀請我到夏威夷大學講演「禪的生活」，也為我英文版的《星雲禪話》寫書評。佛光大學和夏威夷大學能開始交換教授，就是由於他的因緣。可以說，他是非常維護佛光山學術這一環的。

更難得的是，信奉耶穌教的恰波教授，也很幫忙佛光山在夏威夷的道場，就像是佛光山的弟子般，全心全意地效勞。他曾說，佛光山是一個具有活動力、創造力的宗教團體，可為宗教界，尤其是佛教界的典範，西方人應該向佛光山學習。後來，他在日本創價學會於美國創辦的學校教授佛學，可惜壯年早逝，令人惋惜。

約翰馬克雷（John R. McRae）

在往來的美國學者當中，還有一位約翰馬克雷教授。

約翰馬克雷，一九四七年生，美國人，日本駒澤大學博士，能說一口流暢的日文和中文，是康乃爾大學亞洲學系主任。後來娶了一位日本學者太太，夫妻雙雙在日本教書。佛光山及位於美國洛杉磯的西來寺，多次舉行學術會議，馬克雷教授都會參加，只是一直不克前來台灣做長期教學，只能在我們的大學做短暫的授課，覺得很遺憾。

馬克雷教授在康乃爾大學教書的時候，曾邀我前去講說「人間佛教如何生活」。他感慨地說：「美國人學佛只懂得禪坐，美國的佛教都要被坐沒了。台灣社團形態的佛教，行解並重的修持法門，才是美國真正需要的佛教。」所以，他每次到佛光山英文佛學院密集授課時，都不忘告訴學生，弘揚正信佛教是大家的責任。

他也一再表示，佛光山在美國設立大學，他和多位專門研究中國語文的美籍教授，將會全力支持，師資方面也會給予協助。在美國能有一位教授對佛教這麼友好，真是非常難得。只是，就在二○一一年十月，他以六十四歲之齡，於泰國曼谷去世，讓人嘆息不已。

諾貝爾獎相關學者

和佛光山往來的學者中，有好幾位諾貝爾獎得主或審查人，例如：蘇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於一九八二年訪問佛光山。同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高行健，更於二○○一年，在佛光大學開設「靈山講座」。甚至，美籍諾貝爾獎審查委員桑德士博士，我也曾邀請他到佛光山做了幾場講演，之後還請政府安排他到金門參觀。他們的到來，都給佛光山留下了不少話題。

此外，與佛光山因緣較深的，是諾貝爾文學獎審查人瑞典籍漢學家馬悅然教授（Goran Malmqvist），和他的高足羅多弼教授（Torbjorn Loden），兩位都在瑞典皇家學院（Royal Swedish Academy）漢學系任教。

一九二四年生的馬悅然教授，長我三歲，專研中國文學；羅多弼教授出生於一九四七年，則是中國歷史的專家。我每次到瑞典的時候，他們都請我吃飯，或者邀請我在他們的大學裡講演，所以我也一再邀請他們兩位來台灣。

二○○五年，他們終於來台訪問，我們在佛光山、台北道場各舉行了一場對談，當時由高希均教授擔任主持人，我和馬教授談的是「佛教與中國文學」，與羅多弼教授則是談「佛教與世界和平」。

後來，他們邀請我到瑞典的最高學府斯德哥爾摩大學講演，以「融和與和平」為題，闡述佛教倡導融和與致力和平的理念。當時，羅多弼教授還公開表示，認為佛光山將人間佛教弘揚至全球，以及對世界和平，尤其是增進佛教文化交流，力促兩岸和平，有重要的貢獻。我自認貢獻不敢說，但在服務大眾的道路上有此知音，心中也頗感安慰了。

當天講演結束後，我送給斯德哥爾摩大學《佛光大藏經》中的《禪藏》、《般若藏》、《淨土藏》，以及《白話經典寶藏》、《法藏文庫》等四百多冊本山編輯的書籍，由羅多弼教授代表接受，希望對當地的佛學研究，能夠略盡一點棉薄之力。

二○一二年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先生，我與他也曾在北京相見。莫言先生是位博學多聞的謙沖君子，即使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桂冠，仍然保持文學人的初衷致力寫作、不喜繁華，這樣樸實的平常心，實在令人欣賞。我們相談的片段已寫在〈我與藝文界的朋友〉，在此就不詳述了。

旅美學者

其實，不管我到哪裡，只要知道有人在某方面具有專才、技能，我都不忘請他們來給學生上課、講演或舉行座談。尤其幾位在佛學上深有研究的旅美學者，例如傅偉勳、吳怡教授，及義大利裔的桑底那教授等，都曾受邀為佛光山叢林學院的學生授課。

傅偉勳

傅偉勳教授，一九三三年生，新竹市人。他是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宗教系的名教授，被譽為台灣「生死學之父」，多次參加佛光山舉行的學術會議。

傅教授具有慈悲的性格，對青年學子指導有方，並且愛護有加，弟子慧開法師就讀天普大學博士班時，就是請他擔任指導教授。他的夫人華珊嘉教授（Sandra Wawrytko）也是佛學專家，任教於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曾多次獲得優良教師獎。他從一九八七年首次到佛光山英文佛學院授課以來，先後講授了《心經》、《金剛經》、《六祖壇經》、《維摩詰經》、《妙法蓮華經》、《大乘起信論》等重要佛典。

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傅偉勳教授在西來大學、佛光大學設立之初，都曾擔任課程委員，尤其為南華大學成立「生死學系」，並且為相關課程規劃奉獻心力，帶動日後其他大學要成立生死學系，都會以南華大學為標竿。尤其他一心希望把佛教大學辦好。可以說，他和我一樣，對教育都抱持著一股熱忱，這是我們的共通點。雖然傅偉勳教授英年早逝，但遍布天下的桃李，和他一生的奉獻與學術成就，都為「生與死的尊嚴」下了最佳註腳。

吳怡

另外一位和我往來的旅美學者，也就是吳怡教授。他出生於一九三九年，浙江青田人，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是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博士，也是我辦「第一屆大專青年佛學夏令營」的學生。

猶記得開山初期，我有意舉辦活動，接引大專青年學佛，但是弟子當中，也有人執意反對。認為大專學生沒有定性，只會損壞道場設備，更何況他們只是利用活動來度假而已。儘管當時正逢開山，經濟拮据，我還是盡力排除各種不同的議論，在台北借用場地，舉行大專青年學佛營。《禪學的黃金時代》譯者吳怡教授，就是在這個時候與佛教結緣的。

青年是佛教的希望，後來吳怡教授不僅擔任文化大學哲學系主任及哲學研究所所長，也是一位禪學的專家，在美國講學多年。期間，數度應邀在佛光山叢林學院開設「哲學概論」課程，嘉惠許多學子，我們的緣分就從這樣一個「小不可輕」的因緣中，一直持續到現在。

桑底那（Peter Della Santina）

在社會上，一般大學要聘請任何課程的老師不難，但要找一位懂得英文佛學的教授卻不容易。其中，桑底那教授，可說是相當特殊。

桑底那教授是義大利人，一九五○年生於美國。他雖然雙眼失明，但是並不影響他的教學，對於印度佛教深有研究，尤其長於「中觀」。曾在佛光山英文佛學院教授「中觀」、「唯識」兩門課程，而他美麗的印度籍夫人則教授梵文。當我知道他為孩子就讀美國學校的教育費用頗為費心時，為了讓他能安心教學，便允諾給予資助，一家人在佛光山安居樂業好些年。

為學生延請好教授，向來是我辦學的理念。現在，佛光山創辦的佛學院、大學裡，有來自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天普大學、賓州大學、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德國漢堡大學（University of Hamburg）、英國牛津大學、日本駒澤大學、慶應大學、大谷大學、法國第七大學（Paris Diderot University）、俄國聖彼得堡大學等等知名大學的教授。

總之，很感謝這許多先後和佛光山有緣的海外學者，他們把生命的一部分奉獻給佛教，協助佛教培育僧才，推動佛教學術研究風氣，並且開闊了佛學研究的視野，這份美意，將長存人間，散發光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