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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67 ◎我「編藏」的因緣
我童年出家的棲霞寺裡面,有一座莊嚴的藏經樓,樓上收藏佛經,樓下是法堂,平常如同聖地一般,戒備森嚴,不准人親近一步。後來好不容易有機緣進到藏經樓,見到那些經書,大都是木刻本,既沒有分段又沒有標點,有如天書,當然我是看不懂的。一段時間後,聽說南京「支那內學院」是個印經的地方,我也曾經參觀過,然而他們也大都以木刻本為主,我只能悵然而歸。
到台灣後,掛單的圓光寺有一部藏經,大概是日本版,印刷得非常精美,可是它供在櫥櫃裡,是用來禮拜,不是閱讀的,所以我仍然無法得知藏經裡究竟說些什麼。當時,自己既無法看懂藏經,也沒有人指導,但我的心裡就在想,如何讓這許多藏經可以活用起來,不要束之高閣,不要只是供人禮拜,應該要讓佛陀所說的法,走向社會、走向民間,甚至走向世界。
我也曾異想天開地想:假如每部經都像《西遊記》一樣,讓民間的老幼婦孺都能耳熟能詳,那麼,就會有更多的人霑潤到佛陀的法益。我也曾感嘆佛法衰微的原因很多,如果把藏經太過豐富,列入佛法衰微的原因之中也不為過。民間有一句諺語說:「債多不愁,蝨多不癢,書多不看。」因為大藏經裡,每藏最多也有九千餘部,真是讓人望洋興嘆,也望藏興嘆。藏海無邊,沒有人敢進入藏海裡一窺堂奧。所以說,真理為文字所障,佛法又怎能興隆呢?
回想起來,我在棲霞和焦山兩地常住近十年,但我未敢啟開藏經一頁,反而是棲霞鄉村師範學校流落在社會的「活頁文選」,幫助了我不少。活頁文選,許多的文章,一篇一張,隨意取閱,雖然花費時間心力不多,也能約略了解其意。反觀歷代編藏的大德,誰能想到讀者閱讀的方便,並不是求其多、求其大,而是求其簡易、方便而已。
後來我慢慢知道,藏經裡大概留存了哪些法要。總的而言,佛教教義的流傳,靠著「戒、定、慧」三學作為主幹,而佛教的命運,也可以說就是戒、定、慧三學。戒,流入到叢林,成為各寺院清規的依據,以及僧眾行為的紀律,假如我們翻閱戒律佛教史,就知道戒律對佛教傳播的影響。定,流入到高僧大德悟道的世界,翻閱禪宗的佛教史,就知道多少高僧大德參禪悟道,不但光大了佛教,也增加了中華文化的光輝。至於慧學,就成為歷代研究佛學者,探討追求真理的目標。自此,有心人就把佛陀的教法,用當時的文字彙編成一部部的大藏經。所以,一部藏經除了佛陀的說法、結集的經論以外,大部分都是戒、定、慧三學的記錄。
由於缺少閱藏的經驗,在我青年的生涯裡,同學們都批評我雖有文學的活用,但對佛學總是膚淺。初到台灣時,我也寫了一些文章在各種雜誌發表,承蒙當時一些人士譽我為「文藝明星」,但我不覺為榮,因為佛學膚淺,總覺愧對「出家」、「僧寶」這個名詞!
台灣當時,各地的寺廟也都沒有經書,縱使有,也只是幾本殘缺的木刻版線裝的經本,連大陸常州天寧寺發行的《朝暮課誦》都一本難求。我在新竹教書的時候,就憑藉著香港嚴寬祜先生在香港佛經流通處所供應的一些資料,又獲得印順法師主編的《太虛大師全書》,還有朱鏡宙先生在台灣印經處一些小本的經書,這樣才稍微感覺到台灣的法寶放光。
一九五三年冬末春初,我雲遊到宜蘭一間小廟──「雷音寺」,當時我很不喜歡這個名詞,因為在吳承恩的《西遊記》裡,也有一個「雷音寺」的名稱,我覺得那是神話小說才會出現的場景;我現在住在雷音寺裡,那麼,也好像一段神話一般。所以,我就改名為「宜蘭念佛會」。從那個時候,我就開始思考如何增加法寶了。
當時在台北,趙恆惕、鍾伯毅、屈映光、蔡念生、董正之等人,他們發起要重印大藏經,我對他們這許多的居士大德,佩服不已。有一次,我到台中探望國大代表蔡念生居士,當時他正打著赤膊、穿個背心,在炎熱的夏天裡,汗流浹背的在那裡編校大藏經。眼見蔡居士對藏經編印的投入、發心,真讓我同感藏經的寶貴。於是,我也興起想要擁有一部大藏經。
四方尋求之下,知道香港佛經流通處流通大陸的《頻伽藏》,聽說香港優曇法師平時為人熱心,深受同道推崇,我就捎了一封信,請他幫我購買一套《頻伽藏》。信寄出之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一百多冊的《頻伽藏》就從香港寄到了宜蘭。我不敢說這是不是台灣第一部藏經的開始,不過,我覺得台灣有了藏經,是稀有難得的事,因此特地發動數百位信徒到火車站,列隊在中山路,手捧頂戴、香花迎請,把《頻伽藏》恭迎到宜蘭念佛會。
不過,那個時候真是委屈了這套《頻伽藏》,我連供奉它的「經櫥」都沒有,只能將它平放在桌子上。《頻伽藏》是鉛字印刷,好像都是宣紙印行,美觀大方。幸虧有了這套大藏經,我能寫下一本《釋迦牟尼佛傳》,都要感謝《頻伽藏》裡的〈佛所行讚〉作為我最大的參考功用。
記得《頻伽藏》供奉在宜蘭念佛會的時候,有一些蘭陽女中的學生,因為迎請藏經的隆重,也引起他們的信心。有一位高中的美麗小姐,很高興地到了宜蘭念佛會,就說:「我要看大藏經!」我們的總務李決和居士(慈莊之父),就取笑說:「你要看藏經!牛也會看藏經了!」表示一般人要看大藏經,應該要先衡量自己的實力如何了。六十多年的歲月過去了,當年迎請大藏經的那許多人士,如:慈惠法師、慈容法師等,至今都還留在佛門裡。
那時候,我在台北見到趙恆惕居士(一八七九年生,湖南衡山人,曾任湖南省省長、湘軍總司令、議會議長)所組織的「修訂中華大藏經會」,經常召開藏經重印會議,我見他們開會,幾乎不止有二十年以上。
可能受限於經費問題,到最後,雖也影印出一套《磧砂藏》,但由於《磧砂藏》也是木刻版本,只是重新影印,未有新意,不夠美觀,當然也就引不起人閱讀的興趣。我想,他們一直開會討論重印大藏經,是因為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了日本的《大正藏》而受到刺激:我們中國人為何要印日本人編的藏經?難道我們國家不能出版一部自己的藏經嗎?
影印《大正藏》的因緣,是由孫張清揚夫人和外交部長葉公超發起的,他們當時以航空從日本運回一套《大正藏》。為了使廣大佛教信徒知道,並且支持此一神聖大事,中華佛教文化館於是發起「宣傳影印大藏經運動」,組成一支環島宣傳隊。
說起影印大藏經,那時候大家的經濟都很有限,沒有人有力量承擔,最初東初法師商之於我,要我負責到全台灣各地宣揚,邀人預約大藏經,如果能預約到三百部至五百部,那大藏經就能印成了。
但是,當時影印一部藏經的錢,就足以買一棟小房子了,我自忖能力還不夠,就商之於南亭長老,請他擔任團長,我來領隊,帶領所有宜蘭念佛會青年團的團員們一起參與。承蒙南亭老答應,於一九五五年八月,我們從宜蘭上路,途經羅東、花蓮、光復、瑞穗、玉里、關山、台東、屏東、鳳山、岡山、台南、南投、嘉義、彰化、台中、竹南、關西、竹東,然後才回到台北,總計整整四十天。足跡所至,引起熱烈回響;我的弟子慈惠法師,也寫了一篇文情並茂的〈宣傳影印大藏經弘法日記〉以誌其盛。
在這個四十天當中,我們以講演、幻燈、歌唱、座談為主,發動信徒一起來參與,聽我們講說。也承蒙當時有名的寺院共襄盛舉,如:花蓮東淨寺、玉里華山寺、台東海山寺、屏東東山寺、五溝水映泉寺、高雄龍泉寺,到了台南寺院就多起來了,不少當時有歷史的名剎,如:開元寺、竹溪寺、法華寺、彌陀寺、湛然精舍等,都紛紛參與請購大藏經。
那時候由煮雲法師負責聯絡,廣慈法師負責財務,李決和擔任總務主任,林松年擔任弘法主任,另聘請宜蘭念佛會弘法隊覺航、慈蓮、慈範、慈容等人負責宣傳;宜蘭念佛會青年團的團員就負責放映佛教幻燈影片(連環圖),以及佛曲的教唱。當時台灣還沒有電視,對我們這一團的幻燈機、錄音機大家都非常好奇,認為我們放映電影來了,爭先恐後地來參與我們的布教弘法大會。
尤其,從台東到屏東,要經過五小時石子路的顛簸,那時候我們的錄音機至少有六十公分的寬度、二十公分的深度,我捨不得它遭受路途的顛簸而受損,所以一路上都擺在我的兩條腿上。記得抵達屏東,在東山寺禮佛的時候,忽然感到兩條腿疼痛,後來沿途隱忍,回到宜蘭的時候,宜蘭醫院的醫師說是急性關節炎,必須把腿鋸斷,差點因此送命。那個時候,我們坐不起汽車,都用火車代步,其間我們坐過糖廠的輕便車,坐過牛車、三輪車、黃包車,甚至在高雄還坐了小船到一個叫「蓬萊糖廠」的地方,因為他們也要訂一部藏經,我們就坐船到蓬萊布教一天。
記得在雲林斗六,要往溪州台灣糖業公司總糖廠出發的時候,他們開來一部專用的汽油車,就等於遊覽車一樣,帶我們這一團人士,讓我們感到洋洋得意,覺得宣傳大藏經受到沿途的重視。台糖總公司那時候因為逃避空襲,人員疏散,我們在溪州糖廠做起總部辦公,有周宣德、陳興國,以及好幾位居士虔誠護持,幫我們宣傳大藏經,讓我們得到不少支助。同時,我們也獲得很多神道寺廟的資助,像台南南鯤鯓代天府、北港媽祖廟都隨喜參與,請購大藏經。
我們最熱鬧的一站,應該就要算台中的接待了。因為台中是李炳南居士早期弘化的地方,那時候信徒已有很多,又加上《菩提樹》朱斐居士幫我們宣傳,並且借用台中省立商校給我們布教。尤其團員中,慈容法師那時候還沒有出家,名叫吳素真,一場講演十五分鐘,獲得十多次的掌聲,大家的精神都很振奮。總之,我們對台中的李炳南、瑞成書局的許炎墩、《菩提樹》的朱斐等,都不勝感激。
弘法布教到了新竹,最後一站──竹東,因為師善堂也要預約一部藏經,所以我們也到那邊去弘法結緣。當時遇到一個很大的困難,因為那裡是一個客家村莊,要講客家話,我們全團的人沒有一個是客家人,我當時的意思是不必說法了,唱個歌,就算圓滿收場了。但是南亭法師堅持最後要說法結緣,沒有人翻譯,師善堂的堂主叫甘玉葉師姑,自告奮勇說:「我會國語,我替你們翻譯。」
南亭法師上去開始講話:「各位聽眾!」甘玉葉聽了,立刻回頭說:「嘛戛?」(客語:你講什麼?)後來南亭法師在黑板上寫「各位聽眾」,甘玉葉師姑一看,原來是「各位聽眾」啊!才用客家話講,當時情況之尷尬,至今我也回憶不起來當時是如何收場的。八月是台灣的颱風季節,我們一團從宜蘭出發,四十天都非常順利,經過潦水、鐵座橋,可以說天公作美,我們一滴雨都沒淋過,沿途風調雨順,雖然交通困難,但也都能克服,真是感謝三寶和護法龍天給我們的加持。也由於這次環島巡迴宣傳的因緣,台灣許多寺院因此得以把佛陀的智慧佛法帶入道場。
回到台北後,總計這次宣傳影印的活動,共預約了二百多部,東初法師、張少齊、孫張清揚等一些參與者都非常高興,熱烈歡迎我們,並且舉行慶功宴,請我們吃飯。
大藏經宣傳過後,陸續有人預約,這時候要籌備印刷,當時台灣各處的印刷廠,印這種大部的書,連存放的倉庫都沒有。後來我們商量自己來開印刷廠,自己來印。請張少齊居士策劃,到西德買了一部印刷機,花了四萬多元,就開起「新文豐印刷廠」印刷藏經;開這個印刷廠需要一些開發費用,張居士就鼓勵我也參加一份,當時,我拿了五千元台幣參加一股,也被選為常務董事。
兩、三個月後,張少齊居士邀請我們一起吃飯,他說我們不會經營,這個印刷廠就送給年輕有為的劉修橋居士,讓他來經營,條件就是希望他今後對佛教書籍要多發心印刷、出版。當然,我們的五千元常務董事也就這一餐作為結束了。我個人一生只有這麼一次跟人合股,此外,合夥、世俗圖利等,我都未曾參與。當然,我參與印藏的美夢也就停止了。
後來,劉修橋居士恢復他大陸名字──高本釗。有一次,他商榷於我,請我將韓國購得的《高麗藏》給他做藍本影印,那時候也談不上什麼版權,我樂見其成,就免費讓他印刷。所以,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高麗大藏經》四十八冊書名頁上,都印有「本書承佛光山星雲大師惠借影印,謹此致謝」的字眼,數十年來,新文豐印了不少佛教書籍,總算沒有辜負張少齊和我們的期望。
宣傳影印大藏經後幾年,我一直在思索,佛法三藏十二部浩瀚無邊,而歷朝刊行的佛經原典譯著,都沒有加以分段標點,而且古文艱澀,名相術語繁多,實在令有心學習之士,望而怯步,苦無入道之門。於是,從一九五八年起,我就開始從藏經裡,找適合大眾念誦的經文,然後將古式編排的經文予以重新標點、分段、分行,甚至有些還做科判表解,以輔助經文義理的理解,如普通小說體裁一般,整個字體、版面也都重新調整編排,最後再交由佛教文化服務處發行,使佛典能普遍為大眾所接受,倡印「每月一經」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那時候,每月印行一經,固定在每個月的第一天出版,我們只酌收成本費,每本定價台幣一塊錢,助印價五毛錢;同時,我們也訂了一個原則,每個人至少必須付印五本以上。當時採用二號正楷字排版,用上好的模造紙印刷,莊嚴美觀,供應個人讀誦或作講本之用,我在書的內頁天地格留有多餘空位,方便大家在聽講時,可作筆記之用;同時,我也把付印者的芳名刊印在經文之後,以為徵信和功德回向。
我記得「每月一經」,一共出版了三十幾本,有《十善業道經》、《勸發菩提心文》、《觀音普門品》、《普賢行願品》、《四十二章經》、《佛說遺教經》、《玉耶女經》、《銀色女經》、《佛說七女經》、《妙慧童女經》、《父母恩重難報經》、《盂蘭盆經》、《觀無量壽經》、《佛說孛經》、《金剛經》、《善生經》、《勝鬘夫人經》、《梵網經菩薩戒本》、《學佛行儀》等。一九六五年,我創設了壽山佛學院,就讓學生每天早晚諷誦一部經典,這樣下來,就可以讀到不同的經典,也是一種閱藏。
然而,我不因此而感到滿意,日夜還是不斷地思索、醞釀,認為佛學應有契合時代的方法與權巧,才能中外融和、古今貫通。隨著時空的轉變,藏經除了亟需保留原有的精粹,更應賦予新的時代意義。
一九七○年初,藍吉富(時任東海大學講師)前來找我,鼓勵我編印佛教大辭典,當時自己實在沒有條件,後來商之於蕭碧霞師姑,他在台北吳興街有一棟房子,願意提供給我們作大辭典的編輯部,就由藍吉富與慈怡分別負責,我就定名為《佛光大辭典》。後來,慈怡把編輯部搬移到彰化福山寺,並且建議我們自己來編印大藏經。雖然我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但是想起過去,不論玄奘大師西天取經,鳩摩羅什大師終身以譯經為業,乃至歷朝藏經彙編之不易,尤其元代法珍比丘尼為法寶流通,毅然揮刀斷臂募資刻藏,感動十方信士發心贊助,積三十年始成的《趙城金藏》,所謂有願必成,有志者事竟成,為什麼我們不能呢?
所以一九七七年,我在彰化福山寺成立了「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指示慈怡法師負責,由比丘尼慈莊、慈惠、慈容、慈怡、慈嘉、依空、依淳、達和等擔任編輯委員,因為那時佛光山的男眾很少,沒有力量參加;再者,當時台灣已有許多優秀的比丘尼,他們的能力、學識都不亞於男眾,其中有的人在大學任教,有的人在社會上弘法,巾幗不讓鬚眉,相當有成就。為了提升比丘尼在佛教界的地位,樹立比丘尼的新形象,因此我認為應該讓這許多女眾人才,有所發揮、表現,所以佛光山的編藏工作,就由比丘尼主導。我並呼籲教界:比丘尼要向比丘學習,比丘也要向比丘尼看齊。
之後,在我帶動下,慈怡招募大專青年十餘人,佛光山叢林學院學生也由老師帶領參與編輯的工作,許多義工也都積極參加講習,投入《佛光大藏經》的校對行列。我們並邀集海內外僧俗學者,採歷代各版藏經,重新整理、校勘考訂、分段標點、名相釋義,並且有經題解說、索引,以及諸家專文等,我希望能編纂一部「人人能讀,讀而易解,解而能信,信而易行」的《佛光大藏經》。甚至,我們也不定期邀請許多的專家學者協助,加強學生編輯及義工校對的能力。尤其我最重視分段標點,很多佛經不懂之處,你只要看標點是驚歎號、是問號或是句點,大概就能揣摩到意義是什麼了。
我將《佛光大藏經》分為十六大類,分別為:《阿含藏》、《般若藏》、《禪藏》、《淨土藏》、《法華藏》、《華嚴藏》、《唯識藏》、《祕密藏》、《聲聞藏》、《律藏》、《本緣藏》、《史傳藏》、《圖像藏》、《儀誌藏》、《藝文藏》、《雜藏》。上述十六大類中,《圖像藏》、《藝文藏》是歷代各版藏經中未曾收納的,主要是我深感佛經本身即深具文學、藝術意涵。佛教東傳,豐富了中國的文學、戲曲、建築、雕刻、繪畫,使得佛教文學、藝術留下大量輝煌瑰麗的文化遺產。因此,我期許《佛光大藏經》可以突破傳統,將佛教文學、藝術收編入藏,作為佛教傳播和弘揚的方便法門。
這之後,編藏的工作與出版的情形,我大概分幾項說明:
一、《佛光大藏經》的陸續出版
一九八七年三月,首先出版了第一套《佛光大藏經‧阿含藏》,總共十七冊。《阿含藏》出版後,流傳很快,有韓國曹溪宗專研《阿含經》的布教師,為此特地到台灣佛光山表達感謝,因為重編印行的《阿含藏》,使得他們原本不易了解的經文,變得容易閱讀。人人能讀,正是我重編大藏經的心願。
後來慈怡到日本佛教大學修學博士,編輯藏經的事務就由比丘尼當中的依淳、永明、永進接任。如此又經過十多年,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出版了《禪藏》五十一冊。分為四大類、一千三百餘萬字的《禪藏》出版後,也引起諸多回響,例如韓國高麗大學宋寅聖教授就說:「過去研究禪學的重鎮,是日本花園大學禪學中心,但並沒出版完整的《禪藏》。佛光山已成為世界禪學重鎮。」還有美國長春藤名校史丹福大學的邵東方教授等,他們一致讚許《禪藏》的索引是他們使用過的索引中,最方便檢索的索引。
在永明、永進不斷的努力下,一九九七年五月,出版《般若藏》四十二冊;一九九九年五月,出版《淨土藏》三十三冊;以及在二○○九年四月,完成《法華藏》五十五冊。三十年中,出版的五部藏經,感謝海內外諸多學者、教授的支持肯定,給我們許多鼓勵。
例如:北京大學朱慶之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方立天教授等認同《佛光大藏經》的編輯工序縝密,稱讚它是「華人之光」。學者葛兆光教授稱許《佛光大藏經》的題解比《佛書解說大辭典》更加詳盡。日本大谷大學木村校長說:「《佛光大藏經》的尺寸、厚度,給讀者很大的方便。對佛教的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葉朗教授認為《佛光大藏經》標點、校對等嚴謹,品質非常高。還有,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經濟學教授高希均先生與知名作家余秋雨先生,共同推薦《佛光大藏經》為「鎮宅之寶」。以及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孔子學院院長羅多弼教授,肯定《佛光大藏經》是劃時代的巨獻,有助於東西文化的交流。
我記得,在一九八三年,日本國寶級佛教學者中村元博士,曾參觀設於彰化福山寺的編藏處;一九九八年,副總統連戰伉儷來佛光山參觀編藏處。二○○一年,台灣一些學者以及中國人民大學方立天、四川大學陳兵、蘭州大學鄭炳林、南京大學賴永海及北京大學樓宇烈等教授聯袂來訪,在親自了解《佛光大藏經》整個編纂流程後,對我們藏經編校需經過百餘個工序的嚴謹,表達十分的心服敬佩;他們認為歷代「大藏經」的編排都是由王朝在支持,至明代以後,民間再也沒有人編印過,《佛光大藏經》的編印可謂是創舉了。
編藏實在是一個艱鉅的事情,由於藏海無涯,以我們少數人即使窮畢生之力,也難完成。多少次,我們在報紙徵求同好,希望廣邀有志之士,一起參與編藏的工作。但時代變遷,古典文學已少人問津,何況編務工作繁瑣,勘校的時間久長,一部藏不經五年、十年編校,何能完成出版?文字工作,寂天寞地,付出的心力,不易被看見,而且沒有掌聲,而永明、永進一直鍥而不捨,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無怨無悔投入編藏的工作,還帶領許多義工,不計名利地,以無比的熱情為完成編藏而努力,非常不容易。
而且編藏處的義工,多是發長遠心的信眾,像是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林慶勳教授,長年擔任我們的編藏諮詢;印刷指導部分,則是城邦集團印書館總經理陳美玲與中茂印刷公司董事長廖鴻輝;再有功德主潘孝銳居士的女兒潘碧珍,以及王文華、溫思傳、陳椿榮、吳玉如、鄭秀珠、陳貞妙、陳順章、陳絢銘、李典榮、李明雄、陳慧美、蘇美華、周秀香、陳巧芳、施中和、陳貞秀、廖采如、廖采蓉等義工,他們對編務中的校對、打字、輸入標點、造字,甚至排版,都能投入而勝任,對藏經的熱愛可以說是到了全心全意的程度。其中,也有不少參與編校工作後,就讀佛學院而出家的,如:覺明、覺多、覺寰、覺承、妙中、妙悅、妙楷、如介、慧安等,都因藏經的薰習,而發起菩提心,加入僧團。
可以說一部藏的完成,必得集百千人力,集體創作,否則實在不易成就。然而,想到編藏如此耗時費力,為了想加速完成,也因為佛光緣美術館編印的《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即《圖像藏》)即將完成,這套圖典共二十大冊,以中英文對照方式出版,一樣集數百人之力,歷經十餘年彙編。
為了要百花齊放,雙喜臨門,我希望各藏也能同時出版,所以就將藏經分別辦理,目前由依恆負責《聲聞藏》,依空負責《藝文藏》,永本、妙書負責《本緣藏》,滿紀負責《唯識藏》,他們也各自帶領無以計數的有緣人,同步進行編纂藏經的工作。
從一九七七年開始,已經過了三十餘年,相信再有三、五年時間,《佛光大藏經》必定能全藏落成,屆時這十六部大藏,總計應該有五百餘冊。回想起來,自從宋開寶年間始刻的《開寶藏》到清代的《龍藏》,三百餘年來,大部分都是皇家所刻,如今我們也可以憑藉自己的力量,重新出版經過校勘、分段、標點、註解的現代化大藏經,也算對續佛慧命、保存中華文化,盡了一分心力。
二、出版《佛光大辭典》
藏經編印的同時,由我負責監修、慈怡法師擔任主編的《佛光大辭典》也同步進行,這套大辭典斥資千餘萬元,邀集佛、文、史、哲各家學者,以及梵、巴、韓、日各國語文專家三十多人,歷時十年編纂完成。一共收錄二萬二千六百零八條目,七百萬字,分二十五開本八冊,以及十六開本上、中、下及索引四冊,兩種版本印製裝訂,便於檢讀,易於識解。內容、編排的系統條例,被譽為是現代人的「佛教百科全書」。出版後,在一九八九年榮獲行政院新聞局頒發國家優良圖書「金鼎獎」。
《佛光大辭典》的特點有:曉暢易解、蒐集廣博、現代佛教名詞、旁徵博引、文獻資料,參閱條例、引而有證、無徵不信、圖文並茂、索引完備。這是世界的佛教學者所公認最周全,也最精密的辭典,不只受到學術界,也受到一般佛弟子在閱讀及研究佛經上的方便與重視。
舉例來說,《佛光大辭典》在類別上,收錄:佛教術語、人名、地名、書名、寺院、宗派、器物、儀軌、古德公案、文學、藝術、歷史變革等;於地域上,收錄印度、中國大陸、西藏、蒙古、韓國、日本,以及斯里蘭卡、緬甸、東南亞、歐美等各國家地區有關佛教研究或活動資料,乃至其他各大宗派發展、社會現象等,凡具有與佛教文化對照研究價值者,都在本書蒐集編纂之列。
此外,也大量蒐集近百年以來佛教重要事件、海內外知名佛學學者,具有代表性之論著、學說,以及教界重要人物、寺院道場等。一者表示佛教一切活動並未停留在百年以前,再者也可以彰顯當代佛教、佛學具有薪盡火傳、承先啟後的積極意義。
因此,出版後引起的回響可謂盛況空前,許多學者專家一致評論,辭典中不論歷史學、文獻學、語言學等基礎工夫,都達到極致,這部辭典的實用性、通俗性與學術性都照顧到了。南華大學蔡瑞霖教授說:「目前漢語佛教辭典,體例最完備、卷帙最龐大、解說最豐富的,以《佛光大辭典》為代表。」
由於《佛光大辭典》出版後風評很好,一九八九年我到大陸訪問,時任中國佛教協會的會長趙樸老要求我,希望也能讓大陸出版。有感趙樸初對佛教的貢獻,他提出這個願望,我也希望大陸佛教重光,就把八冊的《佛光大辭典》交由中國佛教協會在大陸發行,不收版權費。但我說明只限大陸出版,後來在韓國、日本也有版本印行,就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了。
三、出版《佛教史年表》
我當時也想到,研究佛學,除了參考原始經典、專門論著及各類佛學辭典之外,「年表」亦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書,其中尤以「佛教史年表」更能綜觀整個佛教發展之大勢,掌握各國教史之脈絡。因此,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乃鳩集人力,編纂《佛教史年表》。此書於一九八七年完成出版,被喻為國人首著最完整的史年表。
《佛教史年表》收錄內容以佛教記事為中心,並收集各國與佛教發展演變具有影響作用的大事,其他宗教、哲學之形成、發表等事例也有收入。所載的記事,在時間上,自西元前三○○○年至一九八六年止;在空間上,包括南北傳之佛教系統,以及歐美各佛教發展地區。此表的特點有:內容廣泛,超越時空;廣徵博引,資料豐富;中外並舉,系統明晰;編纂周密,考訂精嚴;索引詳備,查閱方便;排印精緻,版式美觀。在二○○五年增訂再版時,我將它更名為《世界佛教史年表》。
四、出版一三二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在等待編藏的過程中,我想到中國佛教典籍汗牛充棟,一套《大藏經》就有九千餘卷,一般人可能盡其一生,也研讀不完。如果能有一套收集重要經典的白話寶藏,即使只是一滴法水,只要不失大藏經的法味,那麼何不捨棄龐雜枝節,直接取用呢?於是繼《佛光大藏經》之後,又策劃一三二冊的《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這一套多層次、多角度、全面反映傳統佛教文化的白話精華大藏經,也是我弘法傳教以來的心願之一。從開始構想、擘劃,一九九一年在廣州會議的定名、落實、確定風格,以及邀稿到編輯出版,我都熱心參與、協助。我們將該書歸納出四個要點:(一)啟發思想,(二)通順易懂,(三)文簡意賅,(四)雅俗共賞。另總結出四個成就:(一)佛教史上的創舉,(二)學者的集體創作,(三)兩岸佛學交流互動,(四)白話佛典的精華集萃。我期許這套《白話經典寶藏》,取其精華,捨其艱澀,既能將大藏經深睿的奧義妙法再現今世,也能為現代人提供學佛求法的方便途徑。
過程中,由慈惠、依空等人指導編修;吉廣輿等人奔走兩岸,穿針引線;王志遠、賴永海等大陸教授的辛勤撰述;劉國香、陳慧劍等台灣學者周詳審核;永芸、滿濟、永應等「寶藏小組」彙編印行。由於他們的努力,這套書在一九九七年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時完成出版。
在《寶藏》五年的編輯過程中,我們希望在時代動盪過後,中國佛教的命脈能夠再次復甦、興盛起來,相信這些近百位護持佛教法脈的學者,都能讓先賢的生命智慧普應於世,濟助一切眾生。
五、成立「佛光山電子大藏經」
隨著電腦資訊和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為提高佛教弘法效率,我們開始運用現代科技,將弘法走向資訊化。其實,早在一九八九年,慧開就曾跟我報告,《大藏經》已進入雷射光碟系統階段,不久的將來,只要攜帶一小塊《大藏經》的光碟片,就可遍行天下。
後來,任教於加州柏克萊大學東方語言學系研究所的路易斯‧蘭卡斯特(Lewis R. Lancaster)教授希望將藏經電腦化,並且翻譯成巴利文、藏文、梵文和漢文等版本,希望佛光山能與柏克萊大學合作,漢文的部分就由佛光山負責,我們就展開藏經、辭典數位化的作業了。
一九九六年四月,我曾在台北道場海會堂,和五十多個前來參加「國際電子大藏經研討會」的各國家地區代表們見面,主要目的是想藉由共同研究,把浩瀚的佛教經典電腦化,負責人就是當年柏克萊加州大學教授蘭卡斯特及日本京都花園大學艾普教授(Urs App)。
以目前社會的需要,佛經在流通、修改、保存等因素下,必須要電腦化。但對於不同文字的經典,尤其是漢文,電腦化都遇到「造字」的困擾,在「電子佛典推進協議會」(簡稱 EBTI)還沒有成立時,許多國家佛經電腦化的研究都因缺乏聯繫,往往耗費很多時間在相同問題上,加上各行其事,結果使佛經在電腦上無法流通。唯有建立共同造字規則,才能讓佛經在網路上流通。我很歡迎來自各國的資訊及佛學經典專家們,到台北道場開會,為不同文字的經典尋找流通的技術。
其實,科技的發明,將經典用在電腦、光碟上,以現在的眼光看起來很稀奇,但從佛法上看,還是很平常,所謂「須彌納芥子,芥子藏須彌」就是最好的解說。
在那次會面後,印度內觀研究學院(Vipassana Research Institute)雷凡陀羅‧潘屈院長(Ravindra Panth)贈送一片光碟,內容為「巴利三藏計畫」;韓國宗林法師贈送的是海印寺的「高麗藏經計畫」光碟及一片木刻版藏經;美國齊爾頓先生(Robert Chilton)贈送的是「亞洲經典輸入計畫」光碟。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於一九九○年開始,進行辭典、藏經的數位化,一九九五年時正式成立「佛光山電子大藏經」,由慈惠法師擔任總策劃,永本法師總執行,投入佛教書籍資料及佛典電子化的工作。當時,有一位美國柏克萊大學統計學博士陳履碚先生,放棄了在美國優厚的待遇,到佛光山來做大藏經及佛光大辭典的電腦輸入工作,聽說還自掏腰包,為基金會增添十五部電腦,他這種為法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後來,光碟的程式設計,由美國西來寺的丁治安先生全心投入參與,至今仍繼續數位化的工作。
二○○四年,我們成立電子大藏經網站,希望藉著網際網路無遠弗屆的傳輸力量,讓廣大的學佛大眾,能更普及、方便地閱讀經藏及查閱佛學工具書,便利從事佛學的研究與推廣。
同年,佛光山電子大藏經也於全台巡迴舉辦使用說明會,讓大眾了解如何運用科技來深入經藏。佛光山電子大藏經研發迄今,已完成《佛光大辭典》、《中英文佛學辭典》、《阿含藏》、《禪藏》、《淨土藏》、《般若藏》、《法華藏》PC 版,也可以在 PDA(個人數位助理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搜尋佛學名相。二○一二年八月,光碟版的數位化又進步到 USB 隨身碟;目前仍由二十幾年前就開始參與投入的永本法師,帶領一行人繼續這項工作。
你可能會問,為什麼每個時代都要重編藏經呢?這是由於要適應每個時代眾生根機需求的不同,同時,隨著時代改變,印刷的品質也不一,就有必要做編輯上的調整。因此,除了整理藏經,我們也希望把過去藏經還沒有收錄的典籍,乃至於這個時代優秀高僧大德的論述和著作,以及當代對佛學研究、論述有貢獻者的著作,都收錄在藏經中,並且希望擴及到南傳、藏傳(過去只收漢傳),甚至於將這個時代人間佛教、弘法的方法、事蹟,收存到藏經裡面。
過去佛陀悟道後,第一句發出的宣言就是「大地眾生皆有佛性」,在印度解放被壓迫的首陀羅,提倡四姓平等;而我在六十年前初到台灣時,就倡導佛陀這種平等的精神,致力提升女性的地位,參與各種弘法事業。如今,已有了一些成果,像《佛光大藏經》、《佛光大辭典》、《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佛光山電子大藏經」等,都是由女眾比丘尼承擔編纂;此外,還有一些比丘尼在大學裡擔任教職,在電視台擔任總經理,在出版社擔任總編輯、發行等等,讓人感到無比欣慰。相信未來的佛教,必能靈山再現,法寶重光!
附錄
在編印藏經之外,我為了把藏經簡易化,也編印了《讀藏指導》,如:《四十二章經》、《普賢行願品》、《般若心經》、《金剛經》等,現在就選擇《四十二章經》刊出,以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