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23　◎我就這樣忍了一生

做一個出家人，需要具備很多美德，如：勤勞、和眾、發心、慈悲、苦行等，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忍耐的性格」。做為一個出家人，如果性情粗暴、脾氣急躁，與人相處有不能容忍的情形，在僧團裡生活，必然不會是容易的事。

說到「忍」，忍飢、忍寒、忍熱、忍苦、忍難，這些都還算平常，最難忍的，是忍委屈、忍冤枉。其實，出家人若是忍一口氣，算不了什麼事情，但是，你若遇上了十口氣、百口氣，該怎麼辦呢？除了忍，還能有別的辦法解決嗎？

一般解釋「忍」的說法，比如：「你罵我，我不開口，你打我，我不還手。」就算是忍了；但是佛教解釋「忍」，與一般人的解讀不同。成佛，要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要福慧俱全，這就是佛陀的「三祇修福慧，百劫修相好」，相好從哪裡來呢？都是從忍中修來的啊！講起來，修「忍辱波羅蜜」是最重要的修行了。

生忍法忍無生法忍

「忍」之一字，應該是智慧與力量結合的意義，如果你只是接受，而沒有力量擔當，不能算忍；你有力量對付，而缺乏和諧的風格，那也不算能忍。「忍」，是智慧中有力量，力量中有智慧。佛教學裡說明學習忍辱法門有三個層次，第一生忍，第二法忍，第三無生法忍。

所謂「生忍」者，意指我們生存在這個世間生活，要能保持和諧的生命，必須要能「忍」。「忍」是認識、接受、擔當、負責、化解、消除，更要有許多智慧與力量的美德。

例如：我們生存在世間，別人給我一句話、一個東西、一個責任，必須要能接受以後，還要能擔當；擔當了以後，要能負責；負責了以後，要能化解；最後，是要能「消除」。但是，沒有智慧，又缺乏力量，又如何能做得到呢？

儒家所說的修養「仁」，「仁」是儒家學說的核心，聖人的德行。簡單地說，努力養成好仁之氣，喜怒不形於色，也是要先忍之於口，不能輕易說話；但是，臉上會不好看，如果面上要表現得若無其事，必須忍之於心，最後，不論如何令人難堪的事情，心上也能無掛無礙，那才能算有一點「忍」的功夫。

舉一個例子來說，假如別人送一個禮品給我，其實我心裡並不喜歡，但也不能拒人於千里之外，不喜歡也要能接受；而我喜歡的東西，人家不肯給我，也一樣要能坦然接受。總之，外境的一切事相諸緣，如：稱、譏、毀、譽、利、衰、苦、樂這八風，我們統統都要能接受，還要能擔當，能負責，能化解，能消除，所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那才是忍的功夫。

「生忍」，指我們在人世間彼此相處、來往，為了和諧生存，必須凡事都要忍一忍。其實，修學「生忍」也不是那麼容易，例如，禪門有個公案，宋朝大學士蘇東坡，被皇帝貶謫在瓜州做官的時候，他作了一首偈語：「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意思是說，學佛以來佛光普照，就算八風吹動，也不會影響我了。

蘇東坡認為自己有修養，一時得意，就跟書僮說：「你乘船到江南金山寺，幫我將這首偈語，交給大和尚佛印禪師看看。」

書僮聽了之後，就遵照吩咐，乘著船搖啊搖，搖到江南，上了岸，進了金山寺，就把這首偈語，呈給佛印禪師。

佛印禪師看了，也沒有講話，只在上面批了幾個字，就說：「把這個拿回去，還給你們的學士。」

書僮離開了佛印禪師後，坐船又回到瓜州，蘇東坡看到了，就問：「你這麼快就回來了？」

書僮說：「禪師沒有講話，就叫我回來了。」

蘇東坡說：「你怎麼不等他看過我的詩偈，講幾句話，評論了之後，你再回來？」

書僮說：「他沒有評論，只在您的詩偈上寫字。」

蘇東坡：「喔，寫了字啊！拿來我看！」

蘇東坡原指望佛印禪師大大的稱讚，急忙自書僮手上取回詩文。一看，上面批了「放屁」兩字。

蘇東坡大怒：「你這個老和尚，我看得起你，寫個偈語跟你論道，你不讚歎我就算了，怎麼可以惡口罵人？快準備船！我到江南金山寺和佛印禪師理論一下。」

當蘇東坡到金山寺的時候，看見佛印禪師就站在門口，不等蘇東坡說話，佛印禪師就哈哈大笑說：「學士啊！學士！你不是八風吹不動了嗎？怎麼一屁就打過江了呢？」

蘇東坡這下子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只是紙上談兵，心地上的真功夫，還差得遠了。

所謂「八風吹不動」，就是指「稱、譏、毀、譽、利、衰、苦、樂」，不論善惡、好壞都不會動心。怎麼人家才批評一個「放屁」，就這麼不能忍受呢？蘇東坡自覺慚愧。所以說，「生忍」已經很不容易做到。

再說「法忍」，法就是所謂一切事相、一切語言、一切概念，人情冷暖、世事滄桑都是「法」。我們生存在世間上，對於周遭的環境，一定有好與不好，你每天要跟環境賭氣嗎？當然，不能和心外的諸法賭氣，那一定是划不來的，必須要接受諸法，要能擔當、負責，可以化解、消除，才是「法忍」。

所謂「無生法忍」者，那是修行最高境界，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這是沒有生死的境界。死也何嘗生，生也何嘗滅，那是一個不生不死的平衡法界。本來無一事，何處惹塵埃？世間的事情，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沒有因，就沒有結果；沒有生，就不會有死。如果說，人的境界超越到一種無形無相，無住無證，空諸一切，安住在「無生法忍」中，那就是禪悅法樂的人間淨土世界了。

貧苦養成的堅忍

我生長在一個貧苦的家庭，父親最初務農，但不慣於耕種，所以莊稼收成變賣後，他把微薄所得拿來開店經商。先後開過香鋪、醬園、成衣店，但短期經營後，最後都是賠本而失敗以終。因此家計愈加匱乏，日食三餐也就更加困難。我們兄姐四人，可以說，都是在半飢餓的狀態中，度過了童年。所幸我們並沒有因為飢餓而淪為乞丐、小偷，或是流落外地遊蕩。

對於童年，除了「苦」的印象以外，已記不起成長過程的細節了。只依稀記得，外婆偶爾會拿些食物來接濟我們；其實，本來我們的老家也薄有祖產，但是經過幾次變賣田地，雖曾風光一時，不過因為父親並沒有求生的技能與職業，一家數口終究坐吃山空，風光不久後，飢餓的苦難歲月，便又再度降臨。

我的父母辛苦生養我，給我最大的幫助，就是讓我有「忍」的性格，家庭艱苦的環境，促成我能夠忍受日後在生活上所遇到的種種苦難。就算沒有飯吃，我也不會感到苦惱，甚至在七、八歲的時候，我知道家裡貧苦，因此，在天空濛濛亮的晨曦中，就自己學會到外面撿拾狗屎，再把狗屎堆積起來做肥料，也能賣掉換幾個銅板。

黃昏的時候，一些放牛的牧童都牽著牛回家，牛也很有規矩，牠們知道要回家了，總會在路上留下不少糞便。因為牛只吃草，牛糞並不髒，我們把牛糞撿起來，如果拿不動了，就在地上拖，回家以後也學大人，把牛糞貼在牆上，就像大餅一樣，晒乾以後可以當柴燒；賣掉了也能得到幾個銅板貼補家用。父母見我有這樣的性格，非常歡喜，常常讚美我，使我感到家庭雖然貧苦，但從不以為苦，反而覺得有樂趣，而我小小年紀，能為家庭多少付出一些，自己心裡也很快樂。

有人說，貧無立錐之地，我也真的感覺到什麼叫「一貧如洗」，畢竟家裡真的什麼都沒有。幸好我養成一個「空無」的性格，也建立了我不一定要擁有的習慣，只要有天地、星辰、日月給我觀看，只要有花草樹木給我欣賞，無論身在世間的何處，都能有一碗飯吃飽，人生的美妙，不都是在當下嗎？

十二歲出家後，偶爾想寫一封家書向家中報告平安，但是，往往寫好的信，過了好幾個月，甚至一年了，都還是寄不出去，因為從來沒有錢可以買郵票；衣服破了，用紙糊一糊，鞋底破了，用硬紙板墊一墊，也能勉強走路。我就這樣子一天又一天，熬過歲月，再怎麼貧苦，依然還是能忍受。

即使生活中各方面的條件都很差，也不以為苦，因為我生來有一個樂觀的性格，總能自我發掘人生的樂趣。生活雖然窮苦，也正如孔子說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這種貧窮但又快樂的境界，佛教和儒家都有共同的體會吧！

棲霞山忍六年

我出家的寺廟，應該是在宜興大覺寺，那個時候，師父正在棲霞山作監院，因此，就在棲霞為我方便剃度；所以，也有人以為我在棲霞山出家。其實這也沒有錯，在這裡出家、在那裡出家，不都是一樣出家？

自小家庭貧苦，在棲霞山出家後，也還是過著一貧如洗的日子。原本輝煌的棲霞山，早已毀於「洪楊之亂」，失去過去的榮景。直到一九一九年，才由宗仰上人發心重建。寺廟雖有諸佛菩薩庇佑，上有屋瓦，下有地磚，就是沒有糧食，僅是一個窮寺。

記得出家初期，正逢抗戰時期，棲霞山住了幾百人，寺裡沒有香客，也沒有田產，經常好幾個月也吃不到一餐米飯，每天只有雜糧能餬口，甚至廚房鍋裡的水已滾開了，還沒有米下鍋，大寮只好傳消息告訴大眾，今天午餐要慢一點才能打板、開梆。回想起來，那段日子也真不容易忍受。不過，那個戰亂時期，也不是只有我們的處境窮苦，整個蘇北，可以說家家戶戶都貧苦。

我在棲霞山最大的苦難，不是貧窮，而是身心的磨鍊。尤其以十五歲受戒時為最，一到了戒場，戒師就先找戒子問話審核：「你有殺生過嗎？」

我答：「沒有殺過。」

戒師：「你蚊子沒有打死一隻？你說謊。」啪！啪！啪！ ……

確實是說謊，沒錯，賴不了帳的。

再換一個戒師：「你殺生過嗎？」

我答：「有。」

戒師：「哎喲！罪過！罪過。」啪！啪！啪！ ……又打。

第三位戒師問我：「是誰要你來受戒的？」

我答：「是老師要我來的。」

戒師：「難道老師不叫你來受戒，你就不來了嗎？」說罷，楊柳枝一連串又如雨點般落在頭上。

到了下一個戒師那裡，他又問同樣的問題，因為有了第一次的經驗，於是答道：「是我自己要來的。」沒想到「啪！啪！啪！ ……」腦門上又是一陣痛楚：「可惡！老師沒叫你來，你竟然膽敢自己跑來！」

第五個戒師，還是問先前的問題，這回經驗豐富，所以畢恭畢敬地答道：「是我自己發心來，師父也叫我來的。」

自以為這個答案應該很圓滿，結果，「你調皮，這麼滑頭！」當然又少不了一頓狠打。

頂著一腦子的亂冒金星，來到最後一位戒師的座位前，我沒等他問話，直接就將頭伸了過去，向戒師說：「老師慈悲，您要打，就打吧！」

是自己來的要打，是師父叫來的，沒出息，也要打。不如我們虛心合掌，請老師慈悲教誨，老師要打，就打吧！總之是要打。

類似這樣的對待，實在是不勝枚舉，那個時候的教育就是「無情對有情，無理對有理」。就是不准你有理，你在無理之前都能接受，將來有理的時候還能不接受嗎？「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你過慣無情無義的生活，人世間的慈祥溫暖，你能不感動嗎？戒場裡那種打罵是大慈悲，我認為有道理。如果換成我，我也打不下手，一般人實在不容易做到。

白塔山下的餓夫

我在棲霞山六年多的歲月，可以說，每天都在半飢餓的狀態中度過，那時候年少，又吃得多，稀飯沒有七、八碗不會飽。後來還有人嚇我，說：「你不要那麼能吃，聽說有個地方的人，什麼都吃，後來肚子就裂開了。」這當然是不會有的事，也沒有那麼多東西可吃。雖然三餐不濟，但是勞苦的出坡還是天天有，像除草、搬運、擦玻璃，到山上採無花果，回來還要自己剝開，賣給人家換一些錢，貼補常住。

除了每天的飢餓與勞動之外，我們的生活用品也是極為缺乏的。還記得，在棲霞山七、八年的生活當中，我只穿過二套衣服。其中有一套衣服的質料很堅韌耐穿，是一位老和尚留下來的。有時候會為了節省，就直接不穿裡面的衣服，只披這一件中褂了。

日子如此窮苦，其實也可以溜到外面去做工，不過那時候的我，從來都沒有動過那種念頭。只想做出家人。那時正逢抗戰時期，日軍常常轟炸，我們睡的床鋪，是從棲霞師範學院搬回來的，由雙層鐵皮製造。當時我睡在上鋪，不遠處一片紅光，「轟！」一聲，玻璃全都震碎，我從床上懸空飛起掉到地下。不過心裡倒是沒感到恐懼、害怕，也不怕軍隊、刀、槍，總認為不會打死我。為什麼不怕呢？因為這種情形就像家常便飯，早就習慣了！曾聽過有人開玩笑說：「我們是從槍林彈雨中出來的，怕什麼？」我沒有這樣說過，不過就是這個味道了。

儘管大家都生活在半飢餓狀態中，也沒有人說要離開，離開了又能到哪裡去？到處都是兵荒馬亂，一天有一餐飯吃就餓不死了，還算不錯。八年中，也不是天天都只有一餐，的確也有過一段時間，一天可吃上兩、三餐，甚至有時還會有點心，全視常住經濟狀況而定。實在不得辦法時，一餐也沒有得吃。不過，到我的師父志開上人掌管的時候，日子就有好轉了。

一九四五年，我離開棲霞山前往焦山佛學院。焦山是一個富寺，幾萬畝的田地分給好多縣市，一年的租穀收回來，就可以吃上兩、三年，不缺糧食，所以我到焦山後，就像到了天堂一樣，每天飽食終日，日子很好過。

可是，人不是有了飯吃就能滿足的，他還要有理想、有理念。當我漸漸成熟，想要實踐理想的時候，發現自己和當時焦山佛學院院長東初法師的理念已漸行漸遠，所以在徵得師父的同意後，我就離開焦山佛學院了。

離開焦山之後，在一九四七年底，我回到白塔山祖庭大覺寺一段時間。那一年我二十一歲，年紀輕輕就獲得擔任小學校長的機會，因為這是政府任命的職務，我也極願意承擔，感到為公家服務是自己的榮幸。這個時候的我也懂得如何讀書了，於是就在祖庭一面精進自修，一面就做起校長來，實在很感謝宜興教育局任志盤局長給我這個機會。

白塔山的情況，跟棲霞山一樣，也是無隔宿之糧的窮寺，沒有人要住。後來，家師沒有辦法，收留一位從其他寺院過來拜他做師父的滿成法師擔任當家，也算是我的師兄。白塔山的米糧不夠吃，主要原因是，我們田地裡的收成，只夠吃到隔年的四、五月，至於六、七月就捱不過了，一直要等到八月才會再有收成。這樣一來，這兩個月不得糧的時間，只好用借的。借一石米，過二個月，可能要還二石、三石，利息很高。

我回想起過去王安石曾提倡「青苗法」，這個法令實在重要。因為農民眼看著自己田裡的青苗長成，還不能收成，就任有錢的人摘去。一年不到，已經吃不到糧了。假如政府能夠放賑，先給大家兩個月米糧，等農民收成後再來還糧，大家就可以免去借糧的利息了。

不過，江蘇的農作物收成比安徽要好一點，安徽種的田，假如在六、七月借了糧後，到七月、八月就不得吃了，只好出去逃荒，稱之為「逃荒佬」。在我們家鄉江都經常看到，一來都是幾百人，也不能得罪他們。鄉人集合起來，給他們吃一餐飯，他們吃飽就走了。幸運一些的是，我沒有經過這樣的生活，假如窮得再不得吃，也只好出去逃荒，過的就是這種日子了。

在白塔山，早上吃過兩碗稀粥，就到小閣樓上用功，十一點不到就餓得發慌，實在等不到十二點吃飯，只好下樓跑香消磨時間，希望趕快有飯可以吃。

或者我在小學裡教完書後，下課回來不得中飯吃，也不能喊人弄飯，因為我既不是當家，也不是住持。所以我常常餓得只能用跑香來轉境，希望藉此忘記飢餓感。古人陶淵明曾經描寫飢餓的詩：「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意思是三十天才吃九餐；或者「飢者歡初飽，束帶候鳴雞」，剛剛才高興吃飽了，但是下一餐就要束著衣帶，等明天雞叫了才能吃。那時候的我，頗能體會陶淵明的處境。

還記得寺裡負責煮飯的是一個工人的太太，因為在棲霞山受的訓練，讓我很規矩，不看女眾，也不講話，因此我從沒有和他說過話。其實，如果我跟他講上話，也許他會用一點米湯給我吃，不過從來都沒有。

後來也就跟滿成師兄抗議，早上吃過之後，還不到中午，就餓得不知如何是好。窮年饑饉，飯菜裡根本沒有油水，甚至看到油就想喝它一口。現在的人，一定很難想像怎麼會想喝油的心情。

師兄說：「在你樓閣上的小罈子裡，不是有過年存下來的糖果嗎？」

我說：「有糖果嗎？我不知道有啊？我沒有吃。」

師兄說：「我知道你沒有吃。」

我反問他：「你怎麼知道我沒有吃？」

他說：「我有做記號。」好在我沒有吃，假如我吃了，不就成了偷吃了嗎？

在那個時代，我深深覺得應該自己從事生產，免得被譏為社會的寄生蟲、消費者，我們必須要消除這許多不雅的名號。

大覺寺有土地，我們就想開發農場來生產。後來聽說農場裡不只要種植，還要養豬才會有肥料，池塘裡要養魚，才能利用池塘裡的水賺錢。豬跟魚養大了，還要賣給人家吃。這不是等於殺生嗎？

本來，農場和辦學校是我的希望，但是這一聽，農場夢粉碎了。當時雖然我在小學擔任校長，但因國共內戰的關係，白天學校裡有國民黨的軍隊進出，晚上又換共產黨的游擊隊巡邏。期間，還遭共產黨逮捕，坐了十天的黑牢。生存不下去，覺得人生沒有希望了，不得辦法，又再跑到南京去討生活。

那時候，國共戰鬥已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我想再回棲霞山去當個知客。說明心意後，棲霞山的當家想，住持已經是我的師父志開和尚，如果又讓徒弟來當知客，那麼一來，師徒一裡一外合作，別人還有什麼機會？幾位當家聯合起來叫我不要做知客，可以選擇其他職務；但是我沒有其他專長，梵唄、法器也不拿手，因此意願不高，就轉到南京華藏寺去了。

初到台灣的窮困

在南京，沒有什麼好日子過，也有人叫我到延安，延安是共產黨的根據地，基本上我對共產黨的社會還不是很了解，也不曉得台灣是什麼情況。總之，看到戰爭的傷亡，想要服務救人是沒錯的，於是就參加僧侶救護隊，糊里糊塗地到了台灣。

初到台灣，正是「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這起事件造成台灣人相當排斥外省人。其實，外省人不全是壞人，本省人也不是不好，只是因為誤會引起，使得雙方都受到無謂的傷害。說起來，是政府誤解台灣人的暴動，而台灣人誤解外省人都是壞人所引發的事件。我還聽說，當時許多本省人家裡的地窖、隔間、床下，救了不少外省人。

其實，民間老百姓都很善良，實在是因為各個時代的政府，有各種不同的際遇，權力有時會使人瘋狂，而造成憾事。

我在掛單不著、尋友不遇的情況之下，睡過神廟、也睡過甘蔗田，一直想融入台灣這個社會。因此，我把所有零用的東西統統丟棄，只留下身分證和師父給的十三塊銀洋，另外買了一頂斗笠、一雙木屐，把自己裝扮成台灣人的樣子，希望能夠公然的走在路上，不受人盤查。

我不能老是在神廟、甘蔗田裡過生活，總得找一間寺院，正正當當的生存，於是在一九四九年五、六月左右到了台中寶覺寺。這是因為在大陸的時候，曾收過學長大同法師寄給我一封信，說他想辦三千人的佛教學院，邀我到台灣來教書。

由於大同學長這句話說得太大，讓我思考再三。我曉得，以當時佛教的現況，不論由哪一間寺廟來辦理，都不會有力量辦得了三千人的佛教學院，令人難以相信，也就沒有接受他的邀請了。回想起來，其實，不論什麼情形，應該都去碰碰運氣，試試看才好。

我們在半夜二點鐘到了寶覺寺，大家都睡覺了，一時找不到人問。後來，得知金山的慈靄法師，以及棲霞的同學蓮航法師等都在這裡，非常興奮，就從窗外叫他們：「喂，起來。」

他們看到我們來了，也很意外，說：「你們怎麼也到了台灣？」一聊之下，才知道，原來大同法師因有匪諜嫌疑，不久前逃到香港去了。我們投親不遇，就問這二位法師該怎麼辦？他們說：「這裡的住持是從日本大學畢業的日本和尚林錦東法師，他為人四海，明天試試看吧！」

第二天，我們帶著惶恐的心情等待，見到林錦東時，他看到我、廣慈和弘慈三個狀似彪形大漢的出家人，我想他應該有所顧慮的。等他問出緣由，他就說：「因為最近人多，沒有辦法再讓你們安單了，建議你們可以到月眉山靈泉寺找慈航法師，慈航法師正要辦佛學院，需要師資，你們去之後，也許可以解決他的問題。」我們當然知道此處不留人，只有另找留人處了。

儘管沒有安單下來，我還是很感謝林錦東派了一位宗勤法師為我們帶路，一起坐火車前往靈泉寺。

沒想到，下午到達台北車站，要轉車往成子寮觀音山的時候，天空忽然下起傾盆大雨，等到一小時後，就聽說山區崩坍，道路中斷，交通也關閉了。我心裡想：「糟糕了，慈航法師那裡去不成了。」

宗勤法師說：「在這裡的南昌街有一個十普寺，那裡面有不少像你們一樣的外省人，我帶你們到那裡去吧！」從台北車站到南昌街不算太遠，我們一行四個人走路過去，約莫半小時就走到了。請求見負責人，並且詢問掛單的機會。

最先是道源法師出來，他一看到我們，就用責備的口氣說：「你們怎麼也跑到台灣來？」當然，他的話問得很不得體，到台灣來還要什麼資格？你能來，為什麼我們不能來呢？不過，大家也不好辯論這個問題，旁邊還有好幾位大概是十普寺裡的住眾，有的關心，有的慰問，有的告訴我們在台灣居住的難處。

最後白聖法師出來了，他說，十普寺人太多，無法再接受掛單，並且建議：「你們最好到善導寺去。」我們一聽，覺得非常好，至少有人指出一條能去的明路。所以我們又從南昌路的十普寺，步行到善導寺。一路上，一直下著傾盆大雨，台北市的道路都被大雨淹沒了，我們在滂沱大雨中涉水行走。那應該是在現在的新生北路上，當時有一條漭公圳，我不小心就滑到水溝裡去。當時，水勢相當湍急，幸好我從小熟諳水性，並不害怕，只不過看著我的小布包隨著流水就要漂走了，我一急大喊：「我的錢包。」

因為水性不錯，最後我還是拿到錢包。爬上了岸，看見廣慈、弘慈兩個人大驚失色，嚇得臉色都蒼白了。人家說：「落水要命，上岸要錢。」偏偏我是落水要錢，上岸好像什麼事都沒有了。畢竟在那種艱苦的時期，幾塊錢，就等於是我們的生命啊！

終於在黃昏到達善導寺，住持達超法師出面說：「善導寺大部分的房屋都給市政府的兵役科，和警務處的交通大隊占領，實在沒有房子給你們住了。」

事實上也是這樣。但已經黃昏了，我們也就不再多言，就請求在佛殿上的大鐘底下過一宿。就這樣，我們全身裹著濕透的衣服，在大鐘下睡了一夜，第二天，我們便動身前往靈泉寺找慈航法師。因為我們聽說慈航法師是一位慈悲偉大的長者，在艱苦時刻喊出口號：「搶救僧寶！」呼籲台灣要搶救大陸來台的年輕僧伽，將來佛教才會有人才。我們殷切期盼見到他。

當日下午一點多鐘，我們終於抵達靈泉寺，慈航法師卻不在寺內；在這裡掛單的外省僧侶，多半都是以常州天寧寺為師承的法師，為首者就是佛學高深的默如法師。廣慈、弘慈法師也都是常州天寧寺出身，我也和天寧寺有過因緣，本著希望應該可以留下來，大概也是因為人滿為患，默如法師看到我們的時候，就交代說：「不可以再接待那三人了，叫他們離開。」

在靈泉寺裡有位實清法師，與我們在大陸曾是同窗，他問我們吃過飯了沒？我們三個人才回想起昨天晚飯，還有今天早飯、中飯都沒吃。這時，幾位青年朋友很講義氣，一起湊了一點錢，買一些米，煮了稀飯給我們吃。等到吃飯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三點多了，由於連著三餐沒得吃，捧碗的手還不停地在發抖，那碗稀飯吃起來，真是香甜美妙、美味無比，至今難以忘記。

這幾位道友不但湊錢給我們吃飯，還把我們留在寺裡，也沒有上報常住，只叫我們不要出來。由於我的衣物都已隨水流走，剛好利用那兩、三天的時間，把在寶覺寺收到的一塊布拿出來自己裁縫，做了兩件換洗的衣服。

等到天氣放晴，同學們建議我們可以去中壢圓光寺，因為慈航法師應該正在那裡準備辦畢業典禮。到了圓光寺，才知道原來慈航法師還沒抵達。由於那正是寺眾吃過午齋不久，承蒙一位比丘尼智道法師好意，還張羅了飯菜給我們吃。

智道法師說，他知道我的名字，看過《怒濤雜誌》上有我的文章，認為我是一個不平凡的人。他還建議妙果老和尚出來跟我們見面，沒想到老和尚見到我之後，欣然同意我留下來，要我別離開了。

那時慈航法師還沒抵達圓光寺，我心裡想：「見到慈航法師後，也不知結果如何，如果叫我們走，我們也不得地方去，現在有人願意留我們，那當然要留下來。」於是我們馬上答應留下來。

過了一天之後，慈航法師來了，許多人前呼後擁跟隨著他，他們正是要來這裡舉行畢業典禮。典禮後，再把佛學院的學生，全部帶到新竹青草湖靈隱寺去辦佛學院。

我心裡想，也不用到那邊了，此處留我，我就不要得隴望蜀了。

慈航法師走了以後，留一位自立法師協助慈航法師處理圓光寺學生善後的問題。他為我們著想，說：「我現在正在編台灣佛學院畢業特刊，你們遲來，也沒有戶口，是不是把你們三個人的名字也編在特刊裡，將來你們會有一個依據，表示是台灣佛學院的學生，在安全上對你們有利。」那時候的環境緊張，動輒得咎，我們當然很樂意。

所以，現在許多畢業的學生，看到那份特刊上有我星雲的名字，經常都喊我同學，其實我一天課都沒有上過，哪裡有資格和他們成為畢業同學。實在是因為當時的情況困難，只好藉著畢業登記的名義來得到一些方便。

爾後，我也在這裡忍受了二年的苦行生活。妙果老和尚很看得起我，偶爾叫我代他辦理一些文書，那個時候他是新竹州佛教會的理事長，新竹州包括新竹、桃園、苗栗現在的三縣市，那個時候統稱新竹州，但是，其實在這個寺廟裡有七、八十位住眾，但都是一些老弱之人，能夠做事的人只有我們幾個外省的年輕人。

我為他們收租、管理塔院、抬往生者去火葬，那個時候沒有現代化的火葬場，都是用木材堆起來就燒了。同時，打掃庭院、供應飲水，每日到街上準備七、八十人三餐食用的米菜等等。總之，那個時候的我，每天好像都是汗流浹背地在工作，好在我從小在棲霞山訓練一身的好功夫，怎麼通水溝、如何掃落葉、整理荷花池、怎麼看管納骨堂等，我都游刃有餘。為了感恩圓光寺對我的收留，只有用身心勞動來回饋。二年後，也就是一九五一年，我就轉到新竹台灣佛教講習會去教書，才結束這一段苦行生活。

在這裡的一段光陰，還有一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初到台灣時，已略為感覺到佛教對文教的忽視。在大陸，我擔任過小學的校長、老師，但是沒有人重視這種文教的經歷。

比方，有一次我在寫文章，一位常在寺中幫忙的達賢姑走來，苦口婆心地對我說：「法師！你要去工作，不然你會嘸飯呷（國語：沒有飯吃）唷！」

我才發覺，原來在這裡，一般人都不會重視文人。歇息寫些文章的時間都不得有，得要付出勞力，才算工作。雖然如此，有鑒於文字般若對弘傳佛教的重要性，我還是筆耕不懈，也就不理會他人的看法了。

感謝圓光寺對外省人的收留，後來才有在美國紐約市東禪寺的方丈浩霖法師、澎湖觀音亭的廣慈法師、在菲律賓隱秀寺住持的自立法師，宿霧普賢寺住持唯慈法師、松山寺的弘慈法師等，這些善緣都要感謝圓光寺的緣分。

一忍增加十年的修行

一九五三年元月，我到宜蘭弘法，一開始就很注重青年的集會。例如：我向教育部立案文藝補習班、青年團、弘法隊、歌詠隊、學生會、兒童班等，但這都是短期的教育，一時也不會引起他人的注意，於是我改變方向，想從幼教開始。因為辦一個幼稚園，幼稚園會有固定的老師、固定的教室、固定的人馬，我可以藉這許多固定的人馬來發揚佛法。比方，帶小朋友到各級學校、工廠表演，還可以動員幼教老師幫忙弘法。

經過了一段千辛萬苦的時期，幼稚園兩間教室終於快要成功了，當時也已經外派四位女青年到省教育廳辦的師資訓練機構裡學習，只要他們回來了，就能為我擔任幼稚園的各種工作。

不過，幼稚園還必須向政府登記，向政府登記就必須要有董事會。我雖沒有行政經驗，不過我一聽，就知道該如何籌辦董事會，我雖沒有認識的信徒可以來做董事，但知道董事裡必須有一些具備教育經驗的人士參加，這些人士在董事會裡總數要超過三分之二。因此，我邀請宜蘭高中老師程郁尊，宜蘭念佛會資深信徒甘素月、郭愛、李決和等人入會。

十幾位人士的名單送到市政府後，大家也準備好要開會選董事長。經過郭愛居士的建議，宜蘭市公所一位退休的科長張老先生也來參加，當然來者都是有緣人，我都非常歡迎。會議開始，首先由我擔任主席，那時我心裡想，董事會大概會選我來擔任董事長，因為，我得建設房子、要蓋許多教室，還要訂定許多政策、文化發展、籌募經費等，我以主席身分跟大家提到要選一位董事長，熱心的郭愛居士趕緊說：「是我邀請張科長來參加，我要推舉張科長做董事長。」當時我嚇了一跳，只剩下一個月籌備，幼稚園就要開學了，董事會不但要上呈許多報告，還需要到教育局裡辦理許多手續，這下子，幼稚園不曉得來不來得及開學？

不過，當時張科長也沒有推辭的意思；我就說：「張科長，大家選你做董事長，這個會議就請你來擔任主席吧。」於是他就上台，我就下台了。

就在這個時候，做紀錄的宜蘭高中教師程郁尊先生，立刻把筆往桌上一摜，大罵：「為什麼？這一點佛法都不懂嗎？幼稚園當然是法師做董事長，怎麼隨便找了人就來做董事長？」

那位張科長一時也搞不清楚情況，不知道大家發什麼脾氣，只有愣愣地站在台上。

程郁尊先生又說：「這個會，我不參加了！」說完就生氣離開了。

現場一團亂，大家就怪罪郭愛：「你怎麼可以叫別人做董事長，不讓師父做董事長呢？這是佛教念佛會辦的幼稚園啊！」

郭愛說：「師父可以做園長嘛。」

「師父怎麼可以做園長？幼稚園園長都是女眾擔任的，園長和董事長不同的。」

「那這樣好了，那我們再請師父做董事長好了，請張科長下台，別做董事長。」

但是那位張科長說：「我已經來了啊！」

其他人只好再勸說：「張科長，董事長還是請師父做，還是要請你下台吧。」

張科長一直站在台上。

其他人只好又說：「讓師父做董事長，你不要做，你做董事就好了嘛。」

後來張科長下來了。

大家說：「師父，請您再繼續做主席，我們大家選您做董事長。」

經過這幾番折騰，我心裡實在很困擾。心裡有許多的掙扎，雖然上到主席台只有十步路，卻感到有十萬里路的遙遠，難道我還要再回頭，去爭個董事長嗎？我也不要。為了選舉，場面要這樣難堪嗎？我也不願意。既然大家最初沒有要我做董事長，那我就不要好了，不是因為生氣不要，而是既然沒有誠意，就不要了，幼稚園也不是我獨資建設的。

其實，我那時年齡也不是很大，說來也是年輕氣盛，心裡感到很委屈，叫我下台時，已經是一個恥辱了，讓我下了台後，又要再上台，這更是一個恥辱啊！感覺就像一個皮球被踢來又踢去。

接著我又想，就短短幾步路而已，只要能一鼓作氣上台去，幼稚園就能成立，就能開學，送出去的四個青年就能回來教書，就有職業；假如我不上台，這齣戲後果怎麼個唱法我不知道，但幼稚園必定不能開學，修學回來的青年老師也必定無事可做。

我的思緒千回萬轉的激盪著：什麼叫難堪？什麼又叫榮譽呢？我上去就有幼稚園，不上去就沒有了！「我」有這麼重要嗎？幼稚園比「我」更加重要。只要我忍一下這個難堪，不就有一個幼稚園了嗎？最後，我終於又再上台。董事會開完後，幼稚園也順利的成立了。經由這一次這樣的忍耐，我覺得自己的修行，著實又增加十年。籌備幼稚園的過程中也有很多事情要忍耐。例如：幼稚園要開辦了，沒有石灰粉牆，就找負責採購的郭愛。我說：「愛姑（郭愛），要開學了，牆趕快要粉刷一下。」他就跟我說：「我家松年（郭愛侄兒）講，念佛會經費不足，沒有錢不能粉刷。」我一聽也很自在，喔！沒有錢，不能粉刷。

過了幾天，工人在粉刷，我說：「不能啊，不能啊！我們沒有錢，不能粉刷。」

剛巧，愛姑從旁經過說：「我們家松年講，不粉刷難看，還是要粉刷。」

總之，不要做，也是松年講的；要做，又是松年講的。那我們在這裡究竟算什麼呢？當時聽了這個話，有地洞都想躲下去，實在令人難堪，也感到很難為情。我何人也？為何在這裡受恥辱，一點尊嚴都沒有嗎？我哪裡是個傳教師、是個師父？我算什麼呢？真是感嘆不已。想想還是算了，做了就好，即使是屈辱，既然來了，也要忍氣吞聲。

所以，為了辦這個幼稚園，我真的增加了十年的修行。日後我也明白，為了成功，必須多方忍耐！能忍，你的功行就會增加，就能成功。

「忍」是解決萬事爭端的良方

我和林松年居士在佛教裡共事，將近有二十年的時間。他是一個有為的青壯年紳士，思想敏捷、做事快速，當時我曾想，假如宜蘭縣的縣長由他來擔任，縣政發展一定是一日千里。可惜，他只是開一家「生美旺」工廠，做個老闆。

林松年有著日式的思想，耶穌教的個性，是一位熱忱的佛教徒，在宜蘭念佛會皈依法名叫「覺尊」，全家都非常熱心護持佛法。尤其，林居士的阿姨郭愛是一位助產士，我的年紀足以做他的兒子，郭愛卻把我當作父親一般的孝敬。

林居士非常聰明，性格孤傲，對人具有影響力、說服力，卻經常得理不饒人。我之所以能到宜蘭，是他在幕後促成有關，但他不肯直接邀約我，怕負擔責任，他便叫空軍軍官馬騰居士，和天理堂香鋪店的李決和居士，一再邀約我去宜蘭。但實際上，到宜蘭後，跟我接觸最多的就是林松年居士。

林松年能力很強，我就邀請他擔任宜蘭念佛會的總幹事。他確實很有指導能力，常常來對我說，希望念佛會要這樣做、或要那樣做；今天一個主張，明天又換另一個主張，甚至，我都來不及跟在他後面變化。

但實際上，我對於人間佛教的看法以及一些新風格，他的確提供我不少意見。例如：唱歌、遊行、敲鑼打鼓、提燈布教等，這許多新意的弘法方式，讓原本初來乍到還有所顧忌的我，經過他的支持後，我也樂得隨順成就了。

他的性格粗枝大葉，可以說是粗魯。我在念佛會小房間的門，經常都只是虛掩著，每一次他來，都不用彈指敲門，也不講話，就像日本軍閥一樣，用腳一踹，「啪！」就把門踢開，接著「砰！」一聲，看到我：「哦，你在啊！」我一看到他：「喔，林居士您來啦。」他一來，繁言贅語都沒有，直接了當說想要做什麼。

他也有幾次的作為，確實讓我感到非常的不歡喜，甚至難以忍耐。例如，我支持慈惠、慈容他們到台中學習幼教師資訓練班。他就問：「你有幫助他們費用嗎？」我說：「有一點。」他立刻朝桌子大力一拍：「你要死喔？你為什麼要幫助他們？」

我聽了這個話，除了覺得林松年太粗魯之外，其實更叫人憂心的是佛教的前途，我們佛教送青年人去讀書，培養人才，這有什麼不好？現在天主教、耶穌教舉辦道德重生委員會，早就送了幾百個人到外國留學去了，我們只送兩個年輕人去學幼教，難道都不能支持他們嗎？

後來想想，他也是愛護我，捨不得我花錢，因為他知道我沒有錢，一時有這樣的激動，我就原諒了他。

有時候客人來了，大家一起吃早飯，桌上放有三、四盤菜，這也很正常，可是他當場就說：「你們吃得這麼好！還算出家人嗎？」我覺得他對客人實在很無理，對僧寶也有侮辱，這樣出言不遜，實在欠缺禮貌。

有一年，雷音寺舉辦念佛法會時，大佛張開眼睛了！佛像怎麼會開眼呢？我想，信徒的話或許有差錯，於是就在繞佛之後把林松年從大殿裡叫出來，問他佛像有沒有開眼呢？

沒想到，他就在大殿外對我大吼起來：「怎麼會沒有開眼啊！你不相信嗎？」可見他性情極為激烈。我知道他的信仰很積極，他的意思是說，佛像真的開眼，你能不相信嗎？對於他這種大吼大叫的行為，解釋起來就是這樣，我能了解也就不計較了。儘管那個時候的我，也相當年輕氣盛，只有一忍再忍，平安無事就好。

還有一次，他激動的說：「你看！現在念佛都是一些老人，年輕人都不來念佛，都去唱歌，唱歌、唱歌，唱什麼歌啊！」

我想，度青年需要循序漸進，我沒有辦法一下子就叫他們來念佛啊！只有讓他們先唱歌，再慢慢讓他們認識佛教，這其中必定會有一個過程。

但是，他向我這樣吼叫，好似我是他的部下，連職員都不如，甚至像他的兒子、孫子一樣，哪裡有個法師的尊嚴呢？但是我總想到，畢竟他也護教愛教，雖然常常意氣用事，我應該要冷靜地對待他，所以也就不氣他了。我們在幕後常常這樣吵吵鬧鬧，雙方持不同看法長達一、二十年，但他不是跟我處不好，彼此也沒有私人的過節。

有時候他出言不遜：「法師！你們都叫僧寶，把佛教都寶得沒有了，你看，人家耶穌教都叫牧師，要牧羊啊！要度眾啊！名字要更改啦！」我就順應他的話回答說：「對的，對的！應該要度眾！」我們也就爭執不起來了。這就是這麼多年，我們之所以能相安無事的主要原因。

例如有一次，他問：「為什麼都要法師來講經，難道在家人不可以講嗎？」我說：「可以，可以，你可以來講。」於是他定了某天某時要在寺裡講《阿彌陀經》。到了那一天，所有信徒都沒在寺院出現，他很不高興，看到慈惠和慈容的時候，對他們大喊：「你們為什麼不來聽我講經？」大家從他旁邊走過去，邊走邊應付他說：「等一下！等一下！待會兒就來。」從此以後，他也就不再提要講經的事了，因為大家都不來聽他講話。

雖然他熱心佛教，但對佛教的信心還是不足，因此，他常常會受到新的見解及新的意見影響，或者經常看一些日本的書籍，就跑來跟我說日本的佛教這樣那樣，要跟我敘述討論起來。他對中國佛教雖然尊重，有時不免視野狹隘，這算是他在信仰上的缺點了。

林松年對我極度不禮貌，大家頂多也只是覺得林居士沒有風度，總之念佛會的大家都很畏懼他，沒有人敢說他，只有我不怕。好比他的性情火爆，但二十年中，我沒有和他發過脾氣。只有一次，在他罵信徒的時候，我跟他說：「你的脾氣一直得罪別人，從今以後，我要半年不和你講話，以示我對你的不滿。」

他對於我半年不和他講話，感到非常痛苦。其實說來，這也是我對徒眾的管理學當中，最佳的妙法了！

我記得林松年的太太李瑞娥相當賢慧，是一位賢妻良母，母親也是一位老修行，林松年倒也很合乎做一個家長，三兒一女都非常孝順也很優秀，大兒子林錫之在美國當議員，小兒子林錫勇在西來大學擔任總務長，可以說，他們一家對佛教都很有貢獻。只是說，我與林松年能和睦相處，都沒有任何一點爭執，大家相安無事，原因就是，幸好我還有一點忍耐的功力，不然如何能做得到？

密勒學人獎學金成長我的道行

沈家楨先生過去是航運公司的輪船大王，為人非常發心，對於佛教的發展相當關心。他曾在美國買下一個數十公頃的菩提園，邀請印順法師駐錫弘法，也在台灣成立駐台譯經院翻譯佛經，曾經想捐助給佛光山，但我沒有接受。之後，他又捐獻一筆錢，成立「密勒學人獎學金」。

這是因為這段時期，張澄基教授將《密勒日巴尊者傳》譯成華文，介紹西藏密勒日巴尊者的修道過程，是現世證得神通的阿羅漢。出版後，一時洛陽紙貴，在初期的台灣出版界非常受到重視。

沈家楨為了提高佛學的研究及寫作，就建立「密勒學人獎學金」，邀請劉中一、周宣德等十幾位教授參與成立董事會，由南亭法師擔任董事長，我也是其中一位董事。每次我都得從南部到台北開會，董事會贊助我六百塊的車馬費，剛好足夠坐平快的火車。

第一年，密勒學人獎學金的徵文辦法規定，五萬字的佛學論文，錄取者得三千元獎學金。我覺得五萬字的佛學論文並不容易撰寫，加上獎金太少，引不起寫作的欲望。真正的名家，寫出論文如果沒有錄取，對於盛名有損，因此他們也不肯輕易投稿。所以，第一屆徵文並沒有什麼成果。

很快的，第二屆又要開始徵文了，董事會仍然按照老舊的辦法辦理。在會議中，我就發言了。

我說：「主席，現在的一張照片，如果參與比賽得獎了，多半是五萬塊錢的新台幣，一首歌曲被錄取了，也是五萬元獎金。重賞之下才有勇夫，三千塊恐怕爭取不到什麼好文章，我們是不是提高我們的獎金為五萬元？」

我發言過以後，其他人就附和，都說這樣很好，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南亭法師說：「你們不要睬他，不要聽他的，寫一篇文章，我有三千塊錢都覺得很多了，哪裡要五萬塊？」大家聽了也不敢開口，但是我想據理力爭，我說：「老法師，現在社會的行情，獎金三千多塊並不是很多。」

就這樣子，我認為要五萬塊，他認為要三千塊，來來往往的，後來那許多教授跟我一致，他們說：「老法師，星雲法師講的沒有錯，這個我們可以考慮。」

「不要聽他的，就是不要聽他的！」平時這麼令我尊敬的一位長老法師，但是這個時候卻倚老賣老。

最終我不能忍耐了，我一拍桌：「你憑什麼這麼老氣橫秋？我是拿六百塊車馬費來開會的一分子，也有發言的權利！你怎麼可以說不要聽我的，你這種開會，這麼獨裁，這個會議你自己一個人去開就好了，不必叫我們來！」

一時之間，他愣住了，大家也愣住了，我說：「以後這個會我不再參加了。」整理一下之後準備馬上要走。

周宣德居士趕上來說：「不要走，我們馬上要吃飯了。」

我說：「華嚴蓮社的飯我不吃。」

周居士：「不是華嚴蓮社的，我們是以密勒學人獎學金的會議名義在這裡訂了一桌素齋。」

我說：「地方在華嚴蓮社我也不吃！」

後來想想我也覺得確實也給南亭老太難堪了，自己也很慚愧，不過以前的長老也有些這麼專制、獨裁。

雖沒有正式的跟他行禮懺悔，但是我還是跟他保持很多的來往。因為我想起我應該和密勒日巴一樣，要受盡很多苦行，挫折，才能增長我的道行。

長老的千錘百鍊是我的逆增上緣

在我一生的知識中，長老知識裡一直排擠我，而且是惡意排擠的人，就要算白聖長老了。我想大家雖然同樣是佛教人士，確實也很難向大眾表達，只希望長老可以多多關懷青年；但是，不關心也罷，如果長老一直壓制青年的發展，這好像就不太正常了。

如李敖先生所說：「現在的前輩都不會提攜青年，不但不交棒，而且還會給你當頭一棒！」白聖老給我的不但是當頭一棒，甚至當頭三棒、四棒，但是我不計較，畢竟他有他的立場，有他的做事方式，因為我既不得他的歡心，他要給我一些為難，也是當然的事了。

他給我諸多的阻擾與壓制不勝枚舉，比方他一再設下種種的方法障礙我，就是不讓我踏出台灣一步，我就像是被限制出境一樣，只能待在台灣，不能出國。有一次，越南的禪定法師看不下去了，就問我：「怎麼每次在國際的場合開會，都等不到你來呢？」

我說：「我從來都沒有踏出國門一步啊。」後來禪定法師的內心充滿了義憤，於是就在越南辦一個「世界社會佛教服務會議」，將邀請書直接轉給我，沒有給佛教會。

佛教會十幾年來都不准我出國，因為那個時候如果要出國，都要由黨部召開出國會議來決議。這一次越南指明要我去，我高興的從高雄搭乘夜車到台北已經是早晨，趕緊轉車到善導寺開會，抵達時，會議正要開始。

會議室裡，一張長長的橢圓桌，坐了大約有一、二十人，我想來得正好，不如向大家一一打招呼。

這時，白老開口就問：「你來幹什麼？」

我說：「我被通知來參加出國會議的啊！」

他即刻就說：「你不行！大家都不高興你，有你去他們都不要去了！」

我愣了一下，接著他又說：「你要去，我就不去！」

我說：「老法師，您是領導人，不能不去，您一定要領導大家去。」

他回答我：「那你就退席！不可以參加！」

平常我自忖是反應很快的人，但當時的我感到很驚愕，一時不知該如何應對這個局面才好，因為對方是佛教界的長老，又是佛教會的領導，也不好再說什麼。最終我還是忍耐下來，心裡雖然有火氣，但依然還是默默地退出會議室。

有一位東北籍的立法委員莫淡雲女士，他從裡面馬上追出來找我，他說：「星雲法師，現在你要到哪裡去？」

我說：「我回高雄啊。」

他說：「那你就這樣走了嗎？」

我說：「不這樣走，那怎麼辦呢？」

他也很無奈，只給我一些同情，並沒有想到什麼方法幫助我，我只好向他告辭，又去買了十點多的班車，馬上坐車再回到高雄壽山寺，到了壽山寺已是晚上六點。一路上我的心情也很平靜，因為畢竟出國是小事，有去可以為大家服務，不去也節省了一些時間，剛好能做其他的工作。

「孰可忍，孰不可忍也」，他在眾目睽睽之下就這樣驅逐我離開會場，這樣的情形都能夠容忍，我還有什麼不能容忍的？我一介青年忍受下來，自己也覺得至少增加了五年的修行。

又有一次在善導寺，也是同樣有關出國的會議，本來是中央黨部直接跟我講，要我組團要到美國慶賀兩百週年，我說此事恐怕要在佛教會提議才行，承汪總幹事好意，就在會議裡提出。

汪總幹事說：「你們佛教應該來組一個團到美國慶祝兩百週年。」

我在會議上直接報告主席白聖法師，主席即刻說：「那我來組團，我會去！」

汪總幹事很幫忙，他就說：「白聖法師你組第一團，星雲法師組第二團吧，大家統統都可以去嘛！」

有了他這句話，我就有國民黨中央的指示，可以名正言順組織第二團。但是我還是覺得不好，因為到美國慶祝兩百週年佛教會只要有一個代表就好了，何必要兩個呢？

等了一、兩個月後，佛教會都沒有動靜。因此我專程找時間直接到十普寺拜訪白聖法師，他正在和一堆人講話，這一次見到我，他說：「你請坐，有什麼貴事嗎？」

我說：「白老，上一次中央黨部在會議裡說要組團到美國慶祝兩百週年，請您組織第一個團，叫我組第二個團，我想這樣子，好像不大妥當，因為好像太重複，太浪費了喔。」接著又說：「老法師，您就做團長，我做您的副團長，幫您的忙吧。」

看看他沒說話。我繼續說：「如果您不以為然，那就我做團長，您做榮譽團長，這樣好嗎？」因為當團長的要為大家服務、要張羅辦事、要安排行程等等，要犧牲的地方很多，所以我才這樣說。

接著我說：「第三，您來組織團，那我就不要去，請白聖法師幫忙決策一下。」

他即刻說：「你組你的團！我組我的團！我們各行其事。」

本來我是無意於到美國去，但他這句話給我增加了力量，讓我心裡毅然決定要組團。我隨即向他感謝，我說：「老法師，那我們分頭辦理了。」這就是佛光山組團第一次到美國，參加慶祝兩百週年的經過。

另外，中國佛教會有一次選不出理事長，就用常務理事制度來辦理會務。佛教會有九位常務理事，三個人一組，分成三組，每一組兩位出家眾加一位居士，我剛好被分配到和白聖老一組，果真是冤家路窄。那時，佛教會辦公室所有的座位，他從來不准我坐，所有的公文，他從來不讓我看；所有佛教會的事，也從來不跟我講，視我如無人。

白聖法師順利當選理事長，不過，沒多久，因為管理方式無法讓人認同，大眾投書政府，內政部宣布選舉無效，解散中國佛教會，另成立中國佛教會重整委員會，我也被指派為整理委員之一。重整時期半年，就在限期的前一天，有心人士利用突增的四百位人頭會員操縱全局，白聖法師再度當選理事長，一做四十年。

其實，選而無選，贏而非贏，中國佛教會至此已失去公正、公平、公開的意義。我想佛教如果真的要發展，不能有萬年理事長、萬年住持，這樣只會障礙佛教進步的空間。

還有很多類似的情形，白聖法師不論是在會議上就直接給我難堪，或在其他場合裡，明顯或暗中打壓不知多少次，多年來我全都承受下來。因為我覺得這就是長老的風格，畢竟這許多可以說雞毛蒜皮的事，我不要理會就好，不必放在心上。

有一次，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來詢問我們中國佛教會要不要參加，當然應該回答要參加。但是白老說：「不參加！」可是到最後，又要我到日本去爭取參加。像這一類的事情，我們當然不能把這些事情透露給社會大眾知道之外，還能有什麼辦法呢？

今天，白聖老雖然已經歸天圓寂了，回想他對我種種許多惡意的排斥及教訓，我還是很感謝他，因為，如果不是他這樣壓制我、激勵我，我也許不會激發出弘法的雄心壯志。可以說，我在佛教裡弘法度眾的勇氣，就是他激發出來的。回想一個年輕人的成就，往往需要長老的千錘百鍊，及多方鞭策，這應該也是逆增上緣吧。

徒弟都是有緣人

在家的父母生兒育女，有喜悅，有歡樂，但是兒女多，所謂福氣、福氣，有福有氣，這也是當然的。我有一千多個比丘、比丘尼的弟子，說來我應該也是很有福氣，但是，有福就難免會有氣。

我的弟子都是年輕人，也都是有緣人，他們都是為信仰而來。這麼多徒弟中，我還沒有發現哪一個是為了閃避債務而來信佛教，或是情場失意來信佛教，大家都是對佛教的前途有使命感，或者對修持有理念，為信仰而來出家入道的。

但是人數眾多，難免有許多讓我很為難的事情。例如有一位男眾，他說要發心到海外開山，去了國外弘法沒有幾年，寺院建得非常大，負債了數億元。我身為師父，除了佛光山以外，不能不去替他還債，可以說非常辛苦，因為完全不在預算之內。只有忍氣吞聲，慢慢替他還債務，天下才能相安無事。

在紅磡香港體育館舉辦弘法布教，約二十年之久，我每年都在那裡進行三天的講說，每年都很盛況。

有一年，有一個在香港服務的徒眾對我說：「師父，你每一次到香港來，我們花了那麼大的人力籌備，可是每一次都講家庭人生瑣事，您不覺得很無聊嗎？」

香港的信徒對佛法是如此熱忱的擁護，我每次見到信徒，他們告訴我他們聽了都是法喜充滿，對這個出家弟子說我講的話很無聊，我做師父有什麼尊嚴呢？但是不忍耐，又有什麼辦法呢？

幾年前，佛光山辦的《普門學報》，每一期都有我一篇學術論文在學報上發表。現在回想也不知道是哪一篇文章了，一位曾在英國獲得博士學位的徒眾，竟然批評我說：「那許多陳腔濫調有什麼值得再說的？」

我聽了以後不能忍耐，外界的人不論怎麼說我，我都不在意，但是，你是我的徒弟，我的文章哪裡是陳腔濫調呢？你有什麼資格？怎麼可以對你的師父出言不遜呢？他們師兄弟人多，知道我生氣以後，即刻來跟我講說：「這不是他的意見，他轉述別人的言語。」

當然，有很多的徒眾都維護我，多少徒眾跟著我犧牲奉獻，毫不吝惜為佛法服務，但是，有一些像這種難堪的事情發生，我也只能忍耐下去。

有的徒弟做典座，一、二十年一點聲音都沒有，有的調到海外偏遠地區二、三十年，一句怨言也不會有。例如覺誠在南美洲，好幾次遇到土匪用槍抵住他的太陽穴，叫他交出錢來，他也一點怨言都沒有。

徒弟永光，在菲律賓遇到飛沙走石、地震山搖、槍擊，他也忍受了十四年，一句閒話也都沒有；像心平、心定、慈莊、慈惠、慈容，他們毫無怨尤一生都奉獻給佛教；還有，像依來、永富、覺培、覺居等都怕我掛礙，經常都是一肩負起重責大任。大家都「為了佛教」，真是犧牲生命都在所不惜，只為佛教爭光榮。

也有另外一類的徒眾叫人不能理解。有一位說要出去旅遊，給他錢旅遊過後，就還俗去了，理由居然是說：「我出家就是為了要旅遊，現在世界都遊過了，不離開做什麼呢？」還有一位，一心一意跟常住要求攻讀博士，讓他到美國念博士，博士班畢業了，幾次和他聯繫，從此了無音訊，不知他到哪裡去了？這種情況也有。

我曾囑咐在日本留學的慈惠、慈容法師買一些日本佛書回來，佛教的書籍很昂貴，一本書都要日幣好幾千元，我們買回來，是為了將來想成立一座世界佛教圖書館的。我每天看著書櫥，書都有在那裡，心裡很是歡喜、感動，覺得成立世界圖書館指日可待。有一天從書架上拿下來，居然只剩書殼了？後經查問，原來是有一個徒眾的朋友喜歡日本書籍，他就一本一本的拿去送給他的朋友去了。你說這個能不忍耐嗎？

有一些徒眾不明因果關係，他把信徒的香油錢捐給窮苦低收入的人士，雖是三千、五千元，可是，那是信徒拿來添油香供佛的，你個人怎麼能私自挪作他途呢？這個因果是不對的。徒眾這樣擅自行事，不忍耐又能奈何？

甚至有的徒弟，家裡的父母、兄弟事業倒閉、債務纏身，出家幾年後又要回去幫父母賺錢；有的是哥哥、弟弟出了一點問題，親情難忍，又回去幫哥哥、弟弟籌措。像這一類的事情，我不能說都要忍耐，只有說，不論好好壞壞都是我的有緣人。

總之，徒眾裡賢愚不等，一千多人裡，怎麼會都沒有出事呢？佛陀的時代，也都因為徒眾犯錯而訂定戒律。人難免會糊塗，這些都還在人情之內，哪一家的兒女不會犯錯呢？

我曾在《釋迦傳》裡寫過，「忍」是解決萬事爭端的良方。我出家的歲月也有七十四年了，出家人的事業以修行最重要，忍耐就是修行。忍耐不但是力量，也是智慧，有「忍」，就不會受外力動搖。因為忍有巧慧，在忍的耐力之下，很多難關都會過去，不會受金錢誘惑，也不會受人情轉移，更不受威權欺負。

無論什麼事，為了佛教，沒有不能忍的。

沈家楨(大師右一)訪問佛光山。他曾設立「密勒學人獎學金」，邀請大師、南亭法師等人成為董事，有心推動佛教學術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