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37　※我與大陸各階層的領導人們

數十年來，我雲遊在世界各地弘法，經常自我介紹說：我是中國人。

我在一九二七年，出生於江蘇揚州的一個小鎮，十二歲出家，在各大叢林裡參訪，先後住了十年；後於二十二歲到了台灣，一住至今已六十多年了。

對於兩岸只有一道海峽之距，卻分隔了幾十年，坦白說，我的政治意識不強，但對於愛國愛教，希望人民幸福安樂的思想卻很濃烈。所以早在兩岸沒有互動往來的時候，我就很努力，希望自己能成為溝通的橋梁，促進兩岸和諧發展，因此，我在兩岸都有很多朋友。此中和大陸人士的因緣，從中共中央說起，來往最深的，當然就是曾任中央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的趙樸初居士了。

趙樸老，安徽太湖人，一九○七年出生。他與我的因緣，已有專章另文介紹，此次就不再敘及，只說我和大陸中央一些人士的往來。

我於一九八九年春天，在美國組織「國際佛教促進會弘法探親團」到大陸訪問。這時是三月的下旬，從美國搭機經香港抵達北京，已經是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二點三十分了。承蒙當時的北京外交部長姬鵬飛先生與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等，在機場迎接。之後，我就訪問了北京的佛教界，參觀萬里長城以及明十三陵等。

承蒙中共官方隆重的接待，本來是安排我們住在釣魚台賓館，但我那時候認為政治色彩太濃厚，所以就選擇住在北京中央飯店（現在的北京飯店）。

記得抵達北京的當天晚上，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後來在中央當了統戰部長的丁關根先生就來訪問。我想，他可能是來試探我有什麼其他的任務。其實，我純粹是如我們訪問團的主題「弘法探親」而來。當他了解我的意思以後，我感覺到他實在也是一位高來高往的人士。

對於我們的訪問，中共中央確實是隆重接待，除了進出都有前導車開道以外，並且安排我在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以及北京法源寺中國佛學院等做一些講演。

我初抵北京，中央聯合北京各界人士，由政協主席李先念先生主持，邀請我們主團七十二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晚宴。會中彼此的談話內容，談及與參加的人士，包括後來的訪問行程，本來都由依空法師記錄日記；但一個月後，在回程中，從杭州抵達香港時，這整箱的資料，不知去處何方了，所以至今我也記不得那許多的過程。下面敘述的一些內容，只能憑大概的情況略說而已。

我非常感謝李主席先念先生，他於一九○九年出生，湖北黃安人，是一個祥和的長者，跟我們照相，給予我們諸多的關心問候。尤其，記得我邀請他到台灣來訪問時，他忽然抬頭看著我反問說：「我來得及嗎？」

很慚愧，對他的這句話，當時我並不能全然了解。後來才想到，他的意思是，以那個時候兩岸的政治情況，他已經八十高齡了，等得及看到兩岸開放，讓他這樣一位高級政治地位的人士來到台灣嗎？

李先念先生見過之後，接著就有國家主席楊尚昆先生召見。我記得他要我個人單獨前往人民大會堂，但是，跟隨我到北京的團隊裡，也有記者數人，他們一直圍繞著我，追蹤我的行動，希望從我這裡獲得什麼消息。

其實，我的心胸坦蕩，也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祕密。就像我臨到大陸前，我也寫了一封信給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長李煥先生，告訴他我要辭去「中央評議委員」的職務。李祕書長回答我說：「你的信，我放在抽屜裡，等你回來再說吧！」我想，他們對於人事的往來，都有非常老道的經驗。如果我能和平安全，意思就是可以不必辭職；如果有什麼事情，他就說我已經辭職了。我實在感謝兩岸的這許多黨政領導人對我的愛護。

為了尊重楊尚昆主席的意思，我不好乘坐北京招待的車輛，只叫了一部計程車依約前往，不知繞了多少圈子，才遠離記者的跟隨。我進入人民大會堂時，楊尚昆和閻明復先生已經在那裡坐著等了。

楊尚昆先生，一九○七年出生，四川潼南人。他的身材不高，略顯微胖的身軀，臉上充滿笑容。一旁的閻明復先生，是遼寧海城人，一九三一年出生，當時擔任統戰部部長。正值壯年的閻部長，生得一表人才，是一位英氣風發的青年才俊。二○一○年五月時，閻明復先生從醫院裡知道我到了北京，他還特地來飯店探望敘談。

當時的整場發言，全由楊尚昆跟我對講。在大約一個小時的談話中，我首先向楊尚昆先生提出建議，對於佛教的寺院，不應有園林單位進駐，也不宜把寺廟歸於文物單位。現在中國佛教協會已經是正式的組織了，園林和文物單位應該退出寺廟，所有的寺院歸還中國佛教協會管理。

對於我這個問題，楊尚昆先生只是輕描淡寫的說，你講得很好。我是中共最了解佛教的人了，謝謝你提出這樣的意見。

這讓我第一次感覺到，中共這許多高級政治人物，對於你的問題，他也不置可否，就這樣雲淡風輕的帶過去了。

接著，我又和他提出第二個問題：希望中共經常講的「不排除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這句話最好不要說。因為現在舉世都希望和平，文攻武嚇會給世界人士對大陸產生不好的印象。

楊主席聽了以後說，你講的這個問題，我們不是用來對付國民黨的。這句話是應付其他黨派的，是怕將來國民黨招架不住的時候，共產黨有一個後備解決問題的規劃。我當時覺得，其他黨派在台灣還不成什麼氣候，不應該有這樣的小題大作。但是後來我也感覺到楊尚昆的遠見，可見他們對台灣還是非常有研究的。

我又再跟他提到，我生逢軍閥割據、中日抗戰，以及國共內戰，多年的戰爭，人命犧牲、財物損失無以計數，可否主席能宣布，台灣和大陸海峽兩岸今後成為和平區？

楊主席一聽我這個提問，興奮地回答說，你講得很好。不過，可否你先回到台灣，請台灣方面宣布金門、馬祖為和平區？從金馬和平區做起，逐漸擴大，應該會到達你說的目標。

那時候，台灣還是由蔣經國先生主政，我曉得蔣經國先生在晚年時，也關注台灣和大陸統一的問題，但是他的心裡究竟有些什麼想法，我則不得而知了。不過，像我們佛教徒，祈願世界和平、人民安樂，這是時時刻刻都有這樣祝願的。

那次和楊尚昆主席談論的內容，或許還有其他的問題，只是如今都已不復記憶。但在印象裡，中共領導人不似過去我們想像中的三頭六臂、荷彈武裝。那時，已經是文化大革命後，主張改革開放，發覺到他們好像也有一顆希望和平的心，也相當重視人道。

在北京待了五天，後來承蒙中國佛教協會安排我們做全國的參訪。從甘肅的敦煌、四川的大足到湖北武漢的歸元寺，尤其難以忘記的長江三峽之遊，從四川重慶到達武漢黃鶴樓，整整走了三天。

接著，在南京的中山陵時，我們唱了〈國父紀念歌〉；到杭州西湖岳王墓前，我們唱了〈滿江紅〉，陪同我們的領導們驚訝不已。他說，你們怎麼會唱這許多歌曲？你們是有備而來的嗎？其實，我們一點預備都沒有，只是那個時候〈國父紀念歌〉和〈滿江紅〉一直是台灣社會流行的歌曲。

我們在大陸訪問一個月，離開時已經四月下旬，感覺北京的氛圍相當嚴肅了。因為當時報紙刊登，在天安門前有不少的大字報出現，許多民眾自動組織，為胡耀邦的逝世舉行追悼、獻花等活動，讓人感受政治詭異的氣氛。後來「六四事件」發生，震驚海內外，真是非人始料所及；對於發生如此不幸事件，讓人為大陸和平的展望感到惋惜。

「六四事件」發生後，我們謹守分際，對於民運人士沒有什麼特別往來，少部分曾到佛光山參觀，他們只是淡淡的一行，我們也以香客的方式接待，沒有加以拒絕。在世界各地佛光山的道場，尤其美國西來寺，曾經有人要商借場地舉行祭悼法會，我們按照美國的法令──宗教場所不涉及政治，也婉言相拒了。

但是，到了第二年（一九九○）五月一日那一天，我在澳洲接到名記者陸鏗給我的電話說，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先生想借住西來寺數日。我一口答應，因為佛教傳統有著救苦救難的精神，我根本就沒有想到其他。我還打電話給在美國的慈莊、慈惠、慈容等法師，囑咐他們好好接待許先生，我會兼程趕回幫忙處理。

當時，許先生暫時住進西來寺在山外的一所別墅，我和他見面時，建議他要和中央聯繫，並且要和駐美大使朱啟禎報告。因為我覺得，做人應該光明磊落，問題不是偷偷摸摸就能解決的。許家屯先生也很快的回答我說，他只是做一個短期的休息和旅遊。關於許家屯的事情，我在另文也有撰寫，此處就不再贅述。

只是意想不到的，為了接待許家屯先生，我自以為是為中國做了一件好事，但北京還是誤會我，認為我不應該收留叛離大陸的人士。在我的想法中，好比一個人家的孩子離家出走了，別家先把他收留，應該獲得感謝，而不至於責怪才是。不幸的是，很多的誤傳，讓中共抹煞了我的心意，我因此飽受多年的委屈。

一直以來我對促進兩岸的和平，非常用心用力。尤其看到蔣家和大陸，等於世仇一樣，後來都能和解而感到欣慰不已。特別是蔣經國先生在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令，開放准許探親，讓海峽兩岸的人民可以往來，這實在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大事。因此，我也不惜以老邁之齡，希望為兩岸的和平做些什麼。

但是一九九○年之後，就因為許家屯先生的事情，多年來，我被列入大陸的黑名單之內，連要回鄉探親，都沒有那麼容易。有人要我試著向江澤民先生做個解釋，但我覺得解釋也沒有什麼用，因為中共的情報一向很周全，一切事實，也不需要我們做怎麼樣的解釋。

後來，一九九二年國際佛光會世界大會成立時，我也曾經親自致函北京給趙樸初居士，邀請他擔任國際佛光會名譽會長。可惜的是，樸老跟我有很多的聯繫，唯獨此事他沒有給我回答。我想，他應該也身不由己吧。其實，假如趙樸老能接受我的誠意，擔任國際佛光會的名譽會長，這對中國愛好和平、重視國際宗教交流，在世界人士的面前，會是一個更好、更成功的範例。

在一九八九年後的十年之內，我也曾經有兩次回鄉探親，但都是特例，這還是由趙樸初居士，透過政協主席李瑞環先生的幫助，而得以成行的。

第一次是一九九三年元月，我在美國接到北京國務院的臨時通知，告訴我們三天內就可以回鄉探親。這好似天大的喜訊，徒弟們連忙為我趕買飛機票、備辦禮品，好讓我帶回去南京探望九十二歲的老母親。這一年，我六十七歲。

母親住在南京雨花台，那是由佛光山弟子蕭碧霞師姑等人購買的一棟民房，定名為「雨花精舍」。感謝趙樸老他從北京先我們而到，已經在南京等候我們了。探親的事情，就不去一一的敘述。第二年（一九九四），趙樸老盛意殷殷又來信說，中央接受我可以回鄉探親，他老人家再一次不畏旅途跋涉，又到南京來接待。

我記得，當我們抵達南京機場的時候，中國佛教協會祕書長蕭秉權先生見到我們，第一句話就說，我們原班人馬到齊。意思是，過去在北京歡迎，現在到南京來相迎，都是佛協中的主要幹部。記得我還跟趙樸老講，路途遙遠，您就不必南來了。他很誠意的說，我來，總會比較安全。

沒想到因為趙樸老的南來，意外的促成了一件好事，這件事我原不知情，是後來在無錫靈山的吳國平居士一再感謝我，我才得知。他說，你的探親，讓趙樸老從北京南下，回程中，視察唐代的古寺祥符禪寺，同意我們在那裡建造一尊靈山大佛。那許多的領導，因為趙樸老的一言九鼎，靈山大佛就因此落實。感謝大佛慈悲，讓人看到大佛的雄姿，不由得生起中國一定強的祝福。

說到佛陀的慈悲，我想起第一次返鄉探親行程中，趙樸老特地邀我到西安法門寺瞻禮佛指舍利。親見佛身，我激動無比，深深感到因緣的殊勝不可思議。這樣的歡喜，讓我生起「如果台灣民眾也能同霑法喜，不知有多好」的念頭。我當下即向趙樸老表示，希望能恭迎佛指舍利到台灣，讓民眾得以瞻仰禮拜。當時，樸老也抱以樂見其成的態度。但十多年之間，種種因緣所致，我雖然心繫要促成這件事，卻一直無法成功。

這期中，我透過旅美企業家李玉玲女士向中央統戰部王兆國部長建議，希望佛指舍利來台供奉，促進兩岸人民來往。經王部長專程把此意報告總書記江澤民先生。後來，江主席批了十六個字：「星雲簽頭，聯合迎請，共同供奉，絕對安全。」多年來，盼望佛指舍利到台灣普照，就這樣，由江澤民主席一言定奪、拍板定案了。

恭迎佛指舍利來台供奉一事，在二○○一年的年底定案。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我們以包機的方式前往西安迎請，因為華航的飛機其時還不便前往大陸，只得商之於香港，港龍航空公司派了兩架飛機協助，佛指舍利終於在二十三日抵達台灣。

緊接著，二十四日假台灣大學體育館舉行恭迎法會；二十六日起，在三峽金光明寺供人瞻仰；三月三日，以遠東航空專機回到高雄，在佛光山接受民眾禮拜；三月十五日，應中部信眾的要求，在台中港區綜合體育館舉行恭迎法會；三月十七日，前往南投中台禪寺供奉。之後，三月二十六日再度回到佛光山，三月三十日，於高雄體育場舉行十萬人通宵念佛恭送法會；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從小港機場起飛離台，前後共三十七天，有台灣和來自世界各地的民眾八百萬人瞻仰禮拜。

由於這樣的因緣，三月三十一日恭送佛指舍利回到西安這一天，聽說江澤民先生也同時抵達了西安。據李玉玲女士後來告訴我，江主席在北京臨上飛機時，聽到別人說，我將要和達賴喇嘛共同興辦大學，江澤民當時還責怪了李玉玲女士。我想，我們的會面，可能因此就作罷了。

一直等到二○○六年，在杭州舉行第一屆「世界佛教論壇」開幕典禮後，經由國家宗教局葉小文局長、日本蔣曉松先生等人的安排，讓我和江澤民先生在上海會晤。

記得江先生跟我見面的第一句話，他說：「過去的種種，一切到此為止。」說時並用他的手作勢一畫，我想他的意思，大概就是指許家屯事件帶來的種種誤會，經過今天的會晤，這個往事就不去談了。究竟此事誰是誰非，因為江澤民先生這樣裁決，我們也願意讓它成為過去，從此就不再提了。

江澤民先生跟我會晤的前後，也有許多好事的安排。例如，二○○四年時，兩岸共同發起的梵唄讚頌團，聯合到香港、澳門、洛杉磯、舊金山、溫哥華以及台北等地展演。當然，這都要經過中共中央點頭，大家才能辦理此事。

當時，有大陸佛教界給予的幫助，以及佛光山一百多位的法師參與，由慈惠、慈容、永富法師，大陸田青教授、國家宗教局齊曉飛副局長、中國佛教協會聖輝、明生法師等率團，各處的演出，均在當地造成轟動，引起熱烈的回響，成為兩岸的盛事。所以那時候有「政治未通，宗教先通」的美談。

我第二次又應江澤民先生之邀見面，也是在上海。因為其時他已參觀過我們在揚州建設的鑑真圖書館了。他到鑑真圖書館時，佛光山派妙士法師前往接待。他看到一個莊嚴的年輕女性出家做比丘尼，好奇的問妙士法師：「你為什麼會出家呢？」

妙士法師回答說：「主席，你選擇改變中國；我出家，是選擇改變自己。」

因為當時社會正流行一本江澤民先生的傳記，書名叫「他改變了中國」，是由美國作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所撰寫。江先生一聽妙士法師的話，非常歡喜，頻頻點頭；後來在鑑真圖書館也和妙士法師談話參觀，足足逗留一小時之久。

我和江澤民先生第二次談話時，由經常在大陸出入的數位常隨眾法師陪同。江先生很高興，跟我談起佛學來。從《金剛經》到《瑜伽燄口》，他甚至能把《瑜伽燄口》裡的〈召請文〉從頭到尾背出來。

我和江主席原屬鄉親，他的家鄉和我的俗家，只是數里之遙。只是，我們從不願意攀親邀寵，只覺得揚州這個地方，出現了江先生這種人才，臨近揚州六十華里的泰州，也出生了胡錦濤總書記，他們都是國家領袖。實在說，江蘇也算是人傑地靈了。

除了我和江澤民先生見面以外，和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先生也有多次的相見。他那時候是國台辦主任，代表中共中央跟我在湖南、上海、海南島等地談過話。因為這樣的關係，所以後來他來台灣，到佛光山訪問時，基於彼此的友誼，我們給予他隆重的接待。

陳雲林先生離開國台辦之後，由駐日大使王毅先生調任國台辦主任，我和他在北京也有多次的約談，深深的感到王毅、陳雲林擔任台辦主任都是一時之選。

其他像國台辦副主任葉克冬、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孫亞夫，以及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的常務副會長鄭立中、副會長王富卿、駐澳門辦事處主任戴肖峰，乃至原外交部長，現任「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武韜及駐聯合國副祕書長沙祖康等，我和他們都有過往來的交誼。

此外，如前後任的統戰部部長劉延東女士、杜青林先生，我也曾出席他們在釣魚台的邀宴。感念中國中共領導人對於台灣來的賓客，都是給予優渥的接待。

甚至在此中，也結交了北京市前市長張百發老先生。張百發先生，生於一九三四年，河北香河人。老市長愛好京劇，為人熱情，曾經要遲小秋女士帶領北京青年京劇團，為我舉辦多次「堂會」。對於遲小秋女士與那許多名家唱的京劇，我實在不懂。不過，作為一個中國人，對於中華文化總能揣摩一些意境。尤其，堂會的演出都是素面清唱，配上二胡、板鼓的節奏，令人聽了真是歎為觀止。

二○一○年五月，我到了北京，張百發老市長在長安大戲院，再度邀約京劇各個名家演出。有京劇世家譚門代表譚孝曾，馬派再傳弟子朱強、馬小曼，言派鬚生最佳傳人任德川，奚派鬚生領軍人物張建國，以及五大旦角流派：梅派掌門人梅葆玖、程派傳人遲小秋、荀派真傳弟子劉長瑜、尚小雲大師親孫女尚慧敏等等。他們告訴我，全國的京劇菁英都齊聚在此了。

其實，我也不懂什麼叫「堂會」，但是我懂得是他的盛情難卻。像二○○八年八月的「世界奧林匹克運動會」，北京要邀我參加開幕典禮。我們一團人由慈容法師領隊，到達北京後，就住在張百發先生安排靠近「鳥巢」體育館的附近。那一天，我參加了十萬人的開幕式，體育館裡密不通風，熱得像火爐一樣，領教到參與體育競賽固然不易，觀看的人也是非常辛苦。

中共為了舉辦這次奧運會，發揮了最大的力量，北京城幾乎做了一次改頭換面的革新，可以說，這是中國人有史以來，在世人之前露面的第一次。尤其獲得的金牌數，自信可以獲得世界總冠軍。那一天，胡錦濤總書記到達現場致詞，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先生等人，也都參加了開幕典禮。

這許多好因好緣的成就，當中要感謝國家宗教局，像葉小文、王作安局長，齊曉飛、蔣堅永、張樂斌副局長，國宗局外事司局長郭偉女士等等，他們對促進兩岸文化、宗教的來往交流，都是有口皆碑的。

除了宗教局之外，文化部也給我深厚的友誼。從蔡武部長、副部長趙少華女士、王文章、周和平先生等，尤其二○一○年五月，我的一筆字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展出，和我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講演，他們的助力最多。

過去承蒙大家的愛護，一筆字曾在湖南博物館、重慶三峽博物館、南京博物館等地都做過展出；但是我知道，北京中國美術館有一定的指標意義，不是相當的因緣條件，不可能給予五個展廳，而且完全是作為館方的展出，不收費用。如果沒有文化部和宗教局的促成，我想這是無法做到的。

一筆字在北京展出的時候，除了許多中央領導人，原政協主席李瑞環先生也前往參觀了。李瑞環先生和張百發先生一樣，同是一九三四年出生，天津人。他曾經寫了二副對聯給我，一副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另外一副是「言歸文字外，意出有無間」。記得我是在湖南長沙旅行的時候，正在湖南省委書記謝康生請我的宴席上，接到他從北京打來電話，告訴我他做了這二首詩偈。我實在感謝他的好意盛情。

後來，李瑞環先生也曾在北京釣魚台接見過我，我也到過他的府上。閒談時，對於宗教問題，他說，一個人是不能沒有宗教信仰的；就如我有一次到歐洲訪問，回來的時候，我的母親就對我講，瑞環啊，你到那麼遠的地方去，你知道嗎，所以能平安歸來，都是靠母親在這裡天天念觀世音菩薩啊！他信仰佛教，初一、十五拜佛，好心待人，母親把我一切的成就都歸功於他的信仰。

李主席接著說，母親這樣講話，我能說不是嗎？所以人是離開不了宗教的。因此，我的兒子、媳婦要在香港皈依佛教，我也就只有讓他們信教自由啦！

後來我到海南島弘法，與李瑞環先生會面的時候，他又再提到，共產主義與信仰宗教並不衝突，尤其中國傳統文化與宗教文化非常密切，如果把佛教的元素抽掉，就不名為中華文化了。

可見，中共國家領導人他們對宗教也有開明的地方。

從李瑞環先生，就想到現任政協主席賈慶林先生。賈慶林主席，一九四○年出生，河北泊頭人，身材高大魁梧，完全是北方漢子的樣貌。我和他有多次的會面，第一次是在海南島。那時候，宗教局在海南島召開「海峽兩岸佛教圓桌會議」，賈主席也前往和大家見面講話。我們列隊和他握手，當他握著我的手時，停頓了很久，告訴我說：「歡迎你到大陸來。」

他跟大家致詞時表示，從佛指舍利蒞台供奉，在廈門舉行為降伏「非典」國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法會，到梵唄讚頌團的展演，對兩岸宗教的交往貢獻很大等。

後來別人告訴我，從賈慶林主席的講話、專注的握手中知道，他是為我到海南島的。為什麼？因為他講兩岸宗教往來的三件事情，都是佛光山做的事。他們說，我的問題應該都解決了。

他們竟然可以從賈慶林先生的握手動作，體會出別的涵義來。如果真是這麼說法的話，那我真要感謝中共這許多領導人的人情味了。

此外，我在北京前後也有兩次在人民大會堂承蒙他約見。二○○八年四月，在毛澤東使用的湖南廳上，承他說我愛國愛教，並且表示對我在《聯合報》發表的〈體念蒼生、感謝台灣、我拒公投〉那一篇文章，最為欣賞。

撇開他的讚譽不談，記得當時我跟他說：「兩岸的關係最重要的，就是互相來往、聯絡；連戰先生已經到大陸訪問過了，現任國民黨黨主席吳伯雄先生，應該也可以邀請他到大陸訪問啊！」他即刻說：「吳主席要來的話，我們熱烈歡迎，隆重接待。」

就為了這兩句話，我回來告訴吳伯雄主席。吳主席聽了說，正好，因為兩岸協商七月一日飛機要直航，現在需要有此一行親自簽字。不久，吳伯雄先生於五月底就赴大陸訪問，除了安排與總書記胡錦濤、賈慶林主席會面之外，他也親自專程趕到我在江蘇復興的祖庭大覺寺禮祖。當時，中共許多領導人很感驚訝，沒想到台灣政治的領導人，竟然這麼樣公開的擁護佛教。我也感謝吳伯雄主席此行，對大覺寺的建設發展，有著非常正面的幫助。

二○一三年二月初春，我應邀隨同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先生率領的「台灣各界人士代表團」，赴大陸訪問。代表團二十五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先生見面時，他對我說：「我看了您不少的書。」我說，我寫了一幅字「登高望遠」送給您。我的意思是，現在習總書記「登高」了，未來還要「望遠」。

二○○六年，習先生還在浙江擔任書記時，我前往浙江參加「第一屆世界佛教論壇」，當時與他有過一面之緣。後來他在浙江興建「彌勒大佛」，我還為此尊佛像題名「人間彌勒」。

訪問團推舉三名代表發言，承連戰主席讓我首先講話：「海峽兩岸同文同種，如兄如弟，在一個中國的號召下，希望促進兩岸和平往來，是當今的急務，兩岸人民不斷來往，除了政治、經濟之外，文化、宗教、民間、各行各業促進交流，必定對兩岸的將來有巨大貢獻。」

二十六日，我們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胡主席對我說：「您對佛教、海峽兩岸的貢獻很大。」我說：「您倡導的『和諧社會』，是中國人未來的標竿。」

隨後，我在北京威斯汀酒店接受鳳凰衛視訪問時說，因為大陸面積大，台灣比較小，大哥對小弟要愛護；並以五根手指頭的譬喻，說明小姆指靠近道德，大姆指有實力，但五根手指頭需要和諧，握成一個拳頭才健全，才會有力量。兩岸關係過去都是講政治、講經濟，但也不一定那麼硬性只講政治、經濟，而是要在文化上多來往，宗教上多來往，民間多來往。我與習近平總書記見面時也是如此建議，希望以後真能這樣做到，會加速促進兩岸和平。習總書記表示，新一屆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將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兩岸和平統一。

我和大陸中央領導人的往來，大約就如上述。其他的省級、縣市領導人的一些友誼，實在無法一一敘述，只有心香一瓣一併致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