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41　※孫立人與孫張清揚

在台灣的冤案很多，最不該發生的冤案，就是孫立人將軍被指「密謀犯上」一案了。

說起孫立人將軍，他是安徽廬江縣人，生於一九○○年，和家師志開上人是摯友，並且擔任棲霞山創立的「宗仰中學」的董事。回想一九四九年春，我率領僧侶救護隊要來台灣參與工作，在我臨行的時候，家師跟我說：「我替你打了電話給孫立人將軍，孫將軍在台灣擔任陸軍訓練司令，你必要的時候可以去找他，他會幫助你。」

孫立人將軍在抗戰初期，和廖耀湘將軍分任新六軍與新一軍的軍長。那時候他們都擁有美式的配備，在軍中是很有名的軍團。這兩位將軍都和棲霞山有緣分。

新六軍廖耀湘軍長，是湖南邵陽人，一九○六年出生。在抗戰初期，國軍在京滬一帶接濟失敗，後來混跡在棲霞山的難民營中。當時，家師志開上人是難民收容所主要的工作人員，所以就這樣和他們結了深厚的因緣。也由於棲霞山的出家人非常愛國，就幫助他到大後方重慶，繼續為軍旅生涯服務。抗戰勝利時，他已經升任新一軍的軍長，並且送了一塊匾額給棲霞山，匾額上題了四個字「棲霞古寺」。

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湖南人，一九一三年出生，南京匯文女中（金陵女中）畢業。美麗大方，喜愛讀書及念佛誦經，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對文字和佛學都有相當的功力。現在市面上流通的《婦女學佛應有的態度》等書，就是孫張清揚女士的作品。

在孫立人將軍軍旅生涯當中，孫張清揚女士因為信佛虔誠，經常在各個寺院燒香拜佛，並且皈依我的師祖卓塵長老，因此經常住在棲霞山。抗戰勝利後，我從焦山或祖庭大覺寺回到棲霞山探望師長時，都可以見到孫張清揚女士在棲霞山參加水陸法會。

到了台灣後，我雖然遭遇到生活上的一些困難，但我也沒有去找過孫立人將軍和孫夫人。

我記得一九四九年，聽說孫立人將軍訓練的新兵在金門古寧頭打了勝仗。他知道我在中壢圓光寺掛單，託人帶信跟我說，你們雖然出家，正當這種年輕的時候，應該報國從軍；十年之內，我可以保證你能升任到少將。那時候，台北市政府人事室的主任錢江潮教授，也要我去主編《自由青年雜誌》。我覺得我出家做了和尚，如果和尚都做不好，其他的事情也都不可能做好。眼前一時的艱難，我應該堅守出家人的崗位，把和尚做下去，所以我就一直沒有和孫將軍會面。

一九五五年八月，孫立人將軍事件發生，他的部下郭廷亮上校和第九軍第二處的劉凱英上尉，據說與孫立人「兵諫事件」有關，他們都曾經和我有過數面之緣。

所謂的「兵諫事件」，是指孫立人將軍擔任訓練司令時，被指縱容部屬向政府表示不平，後來以「密謀犯上」的罪名，遭革除參軍長的職務。他的親信部屬，也一一被查辦，調離軍職，甚至前後有三百多人受到牽連而被捕入獄。

最初他們被關在監獄中的時候，我也曾經想去探望，並且送一點佛教的書籍給他們在獄中閱讀。但連他們關在什麼地方，我都搞不清楚，終究沒有成行。

對於孫立人將軍，我非常肯定他是一個愛國的將軍，若在中國歷史上的軍人系統裡，將他列為名將，應無不當。可惜，政治、軍事的派系傾軋，終於發生了「兵諫事件」。

當時，孫立人將軍很為陸軍講話，曾多次和老蔣先生建議三軍的待遇應該要同等。他覺得同樣是從軍衛國，為什麼空軍待遇是甲等，海軍是乙等，陸軍就是丙等？他深深不解。那時候國家沒有這種財政，我認為他也太過天真，因此我曾勸他：這不能一概而論，到底陸軍編制數目眾多，一人增加一塊錢，就是幾十萬、幾百萬了。

他也對時任國防部政治作戰部主任的蔣經國先生，以政工制度參與軍事體制有所不滿，積極爭取政工系統退出軍團。我想，這可能是與蔣經國埋下衝突之因。再加之他是美國西點軍校出身，不是黃埔軍校系統，因此所遭遇的麻煩就不是沒有原因的了。

他出事後，由黨國元老陳誠、黃少谷等九人組成調查委員會來調查這件事，後來判處「長期拘禁」，不准和外界接觸，地點就在台中市向陽路十九號（現改為台中市向上路十八號）。那時候全世界的華人，尤其國際間，像英、美國家人士都很為他說話。雖然老蔣先生留他一命，但是一生的命運，和張學良將軍一樣，終身拘禁就不能免了。

台中市向陽路十九號，後來我經常在那裡進出。當時我也不懂其中的利害關係，曾在他的府上多次聚談。每一次都有一些衛兵在外守候。還好他們對我都很友善，我去探視孫將軍時，都沒有遭遇任何一點麻煩。但是後來我開創了佛光山，幾次想請孫將軍上山小住，卻都遭到國民黨指示，叫我不要多管閒事。

其實，據我的了解，孫立人將軍對領袖蔣介石是非常盡忠的，因為盡忠報國本來就是軍人的本職。我曾聽說過，美國駐日的麥克阿瑟將軍曾經密會他，要他做國家領導人，但孫立人將軍不想背叛國家領袖而加以拒絕。這應該是可以斷言的。

他做過很多的軍職，但是到了後來做總統府的參軍長，他深為不滿。他告訴我，哪怕要他做一個小兵他都願意，但是要有事可做。他竟然不知道參軍長要做些什麼事情？所以在他做陸軍總司令後，要他作參軍長，他是很難接受了。

他也告訴我，他治軍很嚴，但是他很重視恕道。他性格也很仁慈，他說戰爭是很殘忍的，但戰爭的目的最後就是和平。他也說，軍人要愛民，因為軍人就是要保家衛國，假如人民的生命財產都不能顧及，就不夠資格領導軍旅。

他也跟我談論在中南半島和美國巴頓將軍一些交遊的經過。我尤其記得他曾告訴我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滇緬與日軍作戰時，救了英軍數千人的事。

一九四二年時，由於緬甸屬英國殖民地，北部、東北部與西藏、雲南接壤，具有重要戰略地位。日軍攻占馬來亞後，隨即攻擊緬甸重鎮曼德勒，想要切斷滇緬公路。英國求助中國，蔣介石便派遣孫立人將軍率領陸軍新三十八師前往作戰。

那一次戰役，解除七千英軍的危難，並且救出被日軍俘虜的美國傳教士、各國新聞記者以及婦女五百餘人，稱為「仁安羌大捷」。這也是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在境外取得勝利。戰後，英王喬治六世還授予孫將軍大英帝國司令勳章。

然而，戰爭還是殘酷的，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為止，四十多萬名遠征軍中，就有近二十萬人埋骨異域。一直到二○一一年九月，中國迎請陣亡緬甸的國軍遺骸，歸葬在雲南騰衝國殤墓園，並且在骨灰罐上覆蓋青天白日軍旗，設立「中國遠征軍抗日將士紀念碑」以茲紀念。我想，飄零異國六十多年的遠征軍將士，至今終於魂歸故土。此時，孫將軍若於天上有知，也應該和這些國軍們一同得到慰藉了。

孫立人將軍的元配夫人孫張清揚女士，和我有法系上的關係，這個時候他在台北一個佛堂裡修持。他支持的《人生雜誌》、《覺世旬刊》，我還曾經去擔任總編輯；他鼎力相助的影印《大正新脩大藏經》，我也為他出力做環島宣傳。偶爾，我也會到他的佛堂裡探望他，他都備辦美味可口的素齋宴請，並且叫我把宜蘭的青年儘量地帶去給他認識。那時候，像慈惠、慈容等女青年都是他的座上客。

孫立人將軍的如夫人，原本是孫張清揚女士的隨從，後來為了就近照顧孫將軍，便成就他們同居一起，生下的四個兒女都很優秀。長女孫中平，是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博士；孫安平、孫天平、孫太平則分別是大學教授和高級工程師。在他們童年的時候，這許多小朋友都和我遊玩過，長大後各奔西東，我也因為法務奔忙，就少有接觸了。

一九七九年左右，經過我鍥而不捨的努力，終於請到孫立人將軍和孫夫人連袂在佛光山朝山會舘光明一號小住了半個月。雖然，我也想促成孫立人將軍和政府的高級領導相互諒解，但是那時候的我，人微言輕，也只是一些幻想而已。直到一九八八年一月，蔣經國總統過世，同年五月，李登輝先生才解除孫立人將軍長達三十三年的「監護」。

後來，孫立人將軍在一九九○年逝世時，孫張清揚女士曾有意要讓他安葬在佛光山萬壽園公墓，終因為那時候萬壽園還不具規模而作罷；並且孫立人將軍在逝世前也已獲得平反，他軍中的部下多人為他處理後事，輿論也多所讚歎。我想，孫將軍一生為國，功勞浩大，雖然個人受了委屈，但中國人所謂「蓋棺論定」，到了這時候，也應獲得些許的安慰了。

孫張清揚女士於兩年後，一九九二年七月，以八十歲之齡逝世在台北永和的佛堂裡，我特別前往主持告別式，並且為他題寫輓聯「八十年歲月心中有佛，千萬人入道爾乃因緣」。

永和的佛堂占地一百餘坪，以當時的市價算，應該值得上億元。孫夫人留有遺言，要交給我建立佛堂。後來我也沒有辜負他的委託，現在的永和學舍，就是當初孫夫人修行的地方，經常舉辦佛學講座、社教課程。

孫張清揚女士一生護持佛教這麼多，我曾經有心為他成立一個小型的紀念堂；但是，我除了擁有他們賢伉儷合影的照片以外，他的遺物我一樣都沒有。因為在他逝世後的幾天，他們的眷屬都已經把他的許多東西搬離佛堂，到現在，也不知道流落何處了。

孫夫人對佛光山也有許多的貢獻，尤其他尊敬僧寶，對佛光山年輕的出家人都禮敬有加，只要看到有成就的年輕出家人就歡喜讚歎。假如孫夫人如今還在的話，知道佛光山有幾百位的博、碩士，有數所大學、電台、報紙等，我想，他不知道要怎麼樣的歡喜了。

孫夫人比我年長近二十歲，應該只比我的師父年輕數歲。他以一個在家信徒的身分護持佛教，對佛教的事業全力以赴，由於我也有心獎助對佛法有貢獻的人，如趙茂林、張劍芬等，在他們百年之後，我都無條件的安奉在佛光山萬壽園公墓。現在他們（包括孫夫人）的後人，都不來聞問，我也只有擔任起他們的孝子賢孫，永遠為他們奉祀了。

此外，孫夫人還有幾件事情很值得我一說。在政府整治台灣的時候，蔣宋美齡女士以國母之尊，三番兩次的要孫張清揚女士改信基督教，孫張清揚也多次告訴我，他多次跟蔣夫人直言，叫他做什麼其他好事都可以，但是叫他不信佛教而改信基督教，那是萬萬做不到的。甚至於蔣夫人也以種種好處利益來誘惑，他都不為所動。

在一九五○到一九六○年代的時候，佛教受蔣夫人多所壓迫，好在有孫張清揚女士能勇敢的做護法的長城。至今想來，實在非常難得。

孫夫人的口才很好，在我還沒有到宜蘭去之前數月，應該是一九五二年左右，他就曾經到宜蘭的岳飛廟公開對外演講佛法。因為他播下了美好的種子，所以後來我到宜蘭弘法，在主持念佛會初期，他也多次說服台北的婦女朋友來參加法會共修。可以說，託他之福，有一些好的信仰上的果實也讓我來收成。

另外，早在我初到台灣還沒有和他來往之前，他曾與佛教界張少齊居士合作，在台北成都路開設一家「益華文具店」，後來改名叫「建康書局」，流通許多大陸的佛書。那時候，他知道我落難在中壢圓光寺，曾託人帶過四百元新台幣給我，這對當時一無所有的我來說，那真是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的賜與。

台北善導寺在台灣光復後，大部分的房舍為台北市政府所徵用。一九四七年，孫張清揚女士捐資舊台幣一千萬元買回，讓它重歸佛教產業，恢復道場弘法度眾的功能，並且成為早期台灣佛教的弘傳中心，中國佛教會也設址在此。

孫夫人曾試圖想將善導寺交由我來住持，但終因我年紀太輕，以及師承不同，而力薦未果。他特來向我說明致歉，我並不以此為意，但是對於他這分知遇盛情，卻是永誌難忘的。

我三十歲生日（一九五七）的時候，他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九號的「覺世旬刊社」，特地邀約幾位朋友，設宴為我祝壽。記得在一張十二人座的大圓桌上，全部都是黃金的器皿，他說他第一次用它們來請客。我一介貧僧，生活簡單，對那金光閃閃的黃金餐具，看在眼中，覺得與普通的瓷碗、木筷也沒有什麼不同。不過，孫夫人的善美好意，我還是非常感謝的。

他膝下無出，但義子張若虛、義女孫義貞都對他孝順有加，尤其孫義貞是日本女孩，抗戰勝利後他沒有返回日本，給孫將軍收留下來侍候孫張清揚女士。孫義貞也真是不負所望，不但貼心、懂事，而且燒得一手好吃的素菜，當時台北有名的法師，經常都是呼朋喚友到他住的小佛堂趕齋。孫夫人是一個很有量的人，只要是出家人，他都來者不拒，一律供養。因此我們有人就取笑說：「你的這個佛堂真是一個『地下叢林』了。」

一九五五年，孫張清揚夫人變賣首飾，打電報到日本請購一套《大正新脩大藏經》，並且託外交部葉公超部長以航空的方式運回台灣影印，台灣才有了大藏經。當時，佛教界發起影印大藏經，我也應「大藏經印行委員會」之請，隨喜擔任「影印大藏經環島宣傳團」領隊，領導信眾環島宣傳。

後來，他又發起開設新文豐佛教印刷廠，雖然他邀約我參加股東，我也出了五千元做常務董事，但是沒有數月，大概很難找到專業的經理人才，他便很有捨心的交給一位高本釗居士去經營，而我們也落得喜捨布施了。

高本釗居士，一九三三年出生，江蘇豐縣人，他熱心護持佛教，經常捐贈經典給相關單位。後來，他也把新文豐經營得相當好，曾影印《大正藏》、《高麗藏》、《卍續藏》等，在佛教、印刷界也多有貢獻。這許多，應該都是孫夫人所賜。

文末順此一提，當年孫夫人介紹黃美之（黃正）小姐擔任孫將軍的祕書，卻因此受後來的「孫立人事件」牽連，與他的姐姐黃珏小姐坐了十年的冤獄，那是正當他們青春貌美的時候，實在叫人不勝感嘆。

後來，他們曾經兩度來佛光山拜訪我，時已六十多歲之齡；我在美國西來寺時，也和他們幾次來往。他們的文藝協會偶爾會邀約我做個講座，或者他們到西來寺聚會，我也樂於出席見面。想到他們過去所受到的遭遇，我總想多一分慈悲給予支持，因此也就樂意隨喜出席結緣。但後來的人，大概已無法想及他們過去所遭受的這些苦難了。

現在，黃美之領導洛杉磯的華人文壇，也寫了好幾本書，每次出版都會簽名寄送給我，終因時空遙隔，我只有接受和默默為他祝福。

今年（二○一一），懷念孫立人將軍、孫夫人這樣百年以上的故人，不禁心生感慨，人生真是如佛所說「空花水月」，世間所有的一切，也不過就如一場夢幻而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