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67　◎我與香港佛教的法緣

香港位於台灣與大陸之間，在兩岸四地中，香港和大陸最為靠近，自從一八四二年割讓給英國，直到一九九七年回歸，百餘年間香港在英國管理下，發展成為今日的「東方明珠」，被譽為是「購物天堂」，曾與台灣、新加坡、韓國並列為「亞洲四小龍」。

香港和台灣相距也很近，搭飛機只要一小時的航程，總人口七百萬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中國人。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時，許多人逃難避居到香港；一九四五年國共內戰後，尤其到了一九四九年間，更有不少大陸民眾紛紛湧向香港，香港因此成為國際間一個很奇妙的地方。

我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次訪問香港，深深了解到香港這個地方與佛教的關係因緣可真不小，現在我們唱的〈僧寶讚〉，裡面有一句「浮杯渡海剎那時」，講的就是杯渡禪師乘木杯渡海到屯門山的故事，可見佛教傳播到香港的年代很早。

屯門山就是現在的青山，為了紀念杯渡禪師，後來就在這裡建了一座青山寺，這也是香港最古老的佛寺。由於青山只是一個小漁村，雖然建有寺院道場，平時大概也只能做做經懺佛事，並沒有發展什麼弘法活動或社會福利事業。不過這些都是久遠以前的事了，我們現在暫且不談，只談談近百年來的香港佛教。

香港佛教早在八十年前，也就是一九三○年之前，只有一些香花和尚，他們平時只是為人做做經懺佛事，可以說並沒有什麼佛法可言；直到一九三○年前後，棲霞山的若舜老和尚，以及泰州的靄亭長老，他們到香港弘法，從此香港的佛教便開始動了起來。

若舜長老繼宗仰上人之後，為了棲霞山寺的建設到香港募捐，得到東蓮覺苑蓮覺居士的支持，後來在香港九龍塘還建了鹿野苑道場，成為棲霞山寺的下院。靄亭法師是泰州人，他善說法要，有了他們駐錫弘法，一時香港佛教就不再只是從事經懺佛事，而是能夠真正發揮弘法利生的度眾功能了。尤其在抗戰期間，對於逃難的軍民給予救濟、幫助，功不可沒；若說香港佛教對抗日有很大的貢獻，一點也不為過。

中日戰爭之後，國共兩黨又起內戰，之後人事往來就複雜多了。先是一些國民黨的幹部借道香港奔逃到台灣，後來不能到台灣的人在香港就成了自由民主人士，一些比較普通的軍民，則投身在調景嶺的難民營裡。

我在一九四九年到了台灣，因為人生地不熟，一時沒有辦法居留，就寫信到香港棲霞山寺的下院鹿野苑求援。據說在香港的棲霞山同門接信後，也很慷慨的表示說：「我們能到香港來，不能不感謝棲霞山寺住持志開上人的成就，現在他僅有的一個弟子落難在台灣，我們照理應該出面幫助他到香港。」

於是大家共同籌措了三百元港幣，託人帶到台灣，要讓我當路費到香港去。但不幸我那時已被國民黨逮捕，關在桃園的拘留所，與一百多個出家人一起等待最後的宣判。

後來，所幸經過一些佛教護法大力奔走，總算把我們救了出來。可是這時從香港帶錢來的人，因為沒能連絡到我而回香港去了。就這樣，我在台灣盤桓了一些時日後，獲得吳伯雄先生的尊翁吳鴻麟老先生幫我報戶口，如此在台灣有了合法居住的身分，也就從此打消去香港的念頭了。

直到一九六三年，我有機會代表中國佛教會訪問香港，這時當然非常高興能夠趁此機會去看看香港這個久已聞名的地方，我除了想要了解這裡的佛教概況，尤其急於到東蓮覺苑和鹿野苑去看看，因為這裡是當初師祖、得戒和尚他們弘法的道場。

我在香港訪問七天，最是感謝覺光法師給予我的接待，他是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承他好意安排我掛單在他的正覺蓮社，雖然因為行程很緊，我們不能多所深談，但他的殷殷厚意，令我感動不已。

七天的行程裡，我們分別訪問了醫院、學校、老人院、圖書館等，我覺得香港佛教的社會事業做得非常成功，不禁想到，中國佛教如果也能照這樣發展，不是很有前途，很為社會尊重嗎？

說到香港佛教，我把它分成幾個時期，第一就是最早由廣東來了一些香花和尚，他們只從事經懺佛事的時期；第二就是江蘇長老若舜老和尚、靄亭法師、明暢和尚他們在香港弘法時期；第三個時期就是國共戰爭，大陸僧侶齊來香港的群僧聚會時期了。

國共戰爭後到香港的法師，如太滄（金山寺方丈）、證蓮（常州天寧寺的退居老和尚）、印順（佛教的論師、學者）等。其他還有年輕一代的，如演培、海仁、仁俊、月基、佛聲等，他們也在急急忙忙的找尋各自的出路，所以這下子香港的佛教可就熱鬧無比了。

不過經過了一段時日的發展，到了後來江蘇佛教因為僧信等沒有把自身的崗位站好而流入世俗，所以香港佛教一下子就由江蘇僧人領導而到東北大德來此坐鎮了。當時在香港享有很高名氣聲望的「東北三老」，即：倓虛、樂果、定西，他們的弟子如覺光、洗塵、永惺、大光、聖懷、宏量、應成、融靈等，也都紛紛到香港弘法，所以香港佛教一下子就改由東北大德來主持了。

東北的佛教其時雖然在香港掌握了主流的弘法地位，但事實上香港佛教還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如信徒的服務，如文化的推動，如經教的宣揚等。尤其當時嚴寬祜居士成立了「香港佛經流通處」，他先後刊印了一百多種的佛經，流通量超過一百萬冊以上；甚至為了佛經的流傳，他把部分佛經寄放在美國沈家楨博士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宗教系圖書館，以及莊嚴寺的圖書館裡。後來他自己也到美國興建玉佛寺，成立德州佛教會，開辦菩提學院中文學校等。

我和嚴居士一直都有密切往來，他曾擔任國際佛光會副總會長，後來也和佛光會合作，在大陸各地興建希望小學及醫院等。我覺得一位居士能夠不惜一切，把自己的資產全部投注在佛教文化的發揚，以及教育、慈善事業的推展上，真是古今少有。

另外，當時元果法師也辦了一份《香港佛教月刊》，不斷把香港佛教的訊息對外傳播，是一份相當具有影響力的刊物，也讓香港島平添一支文化生力軍。

不過這時香港的發展迅速，人口已經超過六百萬以上，尤其耶穌教也在香港積極宣揚、建設，並且凌駕於佛教之上。這時我想，自己應該到香港去盡一分心，於是就經由當時在佛光山讀書的學生文瑜和瑞姍介紹，在九龍的地方找到一個小房子，派依如法師前往，這就是佛光山在香港弘法的第一個據點──佛香精舍。

但是這時香港佛教已經成為東北法師的天下了，依如法師以一個台灣來的比丘尼身分，忽然到了這裡，坦白說也難以在他們當中立足。好在依如法師很低調的在佛香精舍的小房子裡，整整住了十年，周旋在各長老法師之中，慢慢的也獲得他們認同，後來也給他一個香港佛教協會理事的名義。

依如法師是在一九八三年到香港，直到一九八七年有一位「法住學會」的霍韜晦居士，他出版了一本《法燈月刊》，要我為他寫文章。他是香港人，一向沒有什麼往來，但他邀請我到「法住學會」去講《般若心經》，我也欣然應允。

他的地方不大，只能容納二、三百人，但是有了這次的因緣，後來就有信徒出面，邀我到油麻地梁顯利社區服務中心去講演，接著又轉往沙田大會堂，這裡的場地比較大，能容納一千多人。

我在沙田大會堂講過之後，香港的佛教人士熱心聞法，翌年，也就是一九九○年，這時有一個很好的因緣，就是李小龍的女友丁珮小姐，他是香港的名藝人，有一天他跟我說：「既然香港有那麼多人喜歡聽經聞法，大師你為何不到紅磡香港體育館去講呢？」

當時我聽了就順勢跟他說：「丁小姐，你好熱心！既然你有心，那麼何不就由你來負責策劃？如果你出面安排，我願意到紅磡香港體育館去講。不過我有一個條件，我們弘法就是要讓大家都能歡喜，如果我到紅磡去講，希望講演的第一天能請到香港佛教協會會長覺光法師以及副會長永惺法師來致詞。」

丁小姐很爽快的回答說：「這個沒問題！」事情發展到這裡，我當然也就只有隨緣，於是這樣開始了我在紅磡香港體育館的講演。這一講直到二○○六年，整整二十年不曾間斷，每年都有三天或五天的講座。每次講座方式，有時候是整場從頭到尾都由我主講，有時也會找香港的社會名士或佛教信徒來串場講說，如香港理工大學潘宗光校長、香港大學李焯芬副校長，以及何顯貴律師、翁裕雄醫師等，都曾參與法布施。

曾經我也把佛光山人間音緣及梵唄讚頌團帶去，以梵唄、歌唱弘法，甚至也邀請香港佛教的青年法師，如願炯法師就曾參加過唱頌弘法。另外還有香港的一些廣東歌手、演藝人員，如冉肖玲、鄺美雲、曾志偉、黃耀光、陳曉東等，也都曾經做過一些表演，甚至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都曾參與講座演唱佛歌。

紅磡香港體育館是香港一所綜合性室內多用途表演場，二○○九年香港主辦第五屆東亞運動會時，這裡就是賽場之一。另外，由於紅館是香港室內場地座位最多，也是少數可以開設四面看台的場地，最多可達數萬席，因此許多藝人都希望在此開演唱會，並且以此為榮。

但是香港的信徒告訴我，在我之前，不曾有法師在這裡舉辦過講座，所以他們說我是唯一在紅磡香港體育館舉辦佛經講座的出家人。其實我不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反而讓我感動的是，香港信眾信仰佛教的教性很強，聞法的態度很積極懇切。香港人通常移民到一個地方，都是先問哪裡可以拜佛，再問如何賺錢，可見他們的信仰之虔誠、懇切。

尤其當他們聽聞佛法回家後，當晚馬上把法喜分享給全世界的親朋好友，因此一年一度的紅館佛經講座才舉辦過幾年，就被香港信眾乃至一般社會大眾視為年度盛事，許多移民外地的民眾，每年必定從世界各地回到香港來聽經，甚至後來隨著大陸內地對出境到香港旅遊的開放，更有來自各地的民眾專程到香港聽經，參加皈依受戒。

由於聽講的群眾一年比一年多，已經遠遠超過紅磡香港體育館所能容納的二萬人，所以後來不得已只好賣門票，每張入場券二十元港幣，希望藉此「以價制量」。不過事實上，在紅磡香港體育館舉辦講座，每次開支浩大，確實也需要一些補助，所以後來慢慢成為慣例，每年大家也都很樂意主動的早早預約訂票，如此一來主辦單位也可以掌握人數，預估座位。

就這樣，隨著紅館講演一年接著一年舉辦，佛光山在香港道場的信徒也不斷增加，於是從一九八三年最早位於亞皆老街的「佛香精舍」，發展到一九九一年在窩打老道買了一個比較大的佛堂，定名「佛香講堂」。沒想到，相關的弘法活動，一年比一年熱絡，每天都有一、二千人以上在那小小的講堂進出；有時，信徒為了參加法會在窩打老道排隊，經常排了一、二公里之長，良好的秩序，連警察都讚歎。

一直到二○一○年，基於實際的需要，也感謝香港政府給予方便，又於九龍灣宏光道億京中心設立香港佛光道場。這一路走來，總算台灣的佛教也能在香港躋身一角，加入香港佛教的弘法行列。

目前香港佛光道場仍以弘法，以及從事文化傳播為主，並有社教、公益、慈善活動等。在這個典型的都市型弘法道場裡，設有大殿、美術館、滴水坊、會議室、圖書館、錄音室、兒童室、教室、禪堂、齋堂等，是一所兼具教育、文化、信仰、修行及聯誼、休閒等多功能的道場。我們的目的，只是希望道場的設立，可以讓身處經濟高度發展、生活步調緊湊的香港大眾，能夠找到一個身心安頓的地方。

在香港的弘法，歷任住持有慈惠、依如、永妙、滿蓮等。現任的滿蓮法師，在香港服務將近二十年，在他的領導下，從佛香講堂到佛光道場，除了例行的念佛共修及年度法會之外，在文教方面辦有都市佛學院、兒童班、青年團、婦女法座會、義工培訓等多元化佛學課程；二○○九年更成立「數位網路電台」，希望透過現代科技，擴大弘法的範圍與功能。

另外，為了走出寺院，展開社會教化，成立「人間佛教讀書會」，每個月並應香港、澳門及深圳等地信徒之請，前往舉辦「美化人生佛學講座」，前後已達二十年之久。二十年來，每逢佛誕節公共節日，更於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辦「佛誕嘉年華」，每次都吸引眾多社會人士參與浴佛淨心，據說這十年來參與的人數更超過十萬人以上。

除此，二○○五年開始舉辦的「佛光親子運動會」，每年在體育館或體育場舉辦，每次都有千餘個家庭參與，甚至香港社會福利署還特別指派屬下的綜合家庭成員參加。

近年來為了推廣環保，他們除了編印手冊，大力宣導使用環保碗筷外，還舉辦環保系列講座、環保‭ ‬DIY，並於大嶼山種植一萬棵樹，以及舉辦淨灘活動等，這些活動也獲得了社會的認同與大力響應。

尤其讓人津津樂道的是，二○○四年三月十八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舉辦「海峽兩岸佛教音樂展演」，聚集大陸及台灣兩地法師同台演出，不但轟動一時，也寫下了兩岸三地宗教交流史上的新頁。

另外，為了推展社會慈善救濟，特別成立慈善委員會，負責推行發展、贈醫施藥等社會福利工作。尤其自從一九九一年香港佛光協會成立，由慈惠法師擔任首任會長之後，在歷任會長林耀明、吳其鴻、陳漢斌、鄺美雲等人的帶動下，與道場一起合作，除了撫孤恤貧，乃至濟助越南船民等慈善救濟之外，他們也到監獄布教，像石壁監獄、芝麻灣懲教所、東頭懲教所、甚至收容重刑犯的赤柱監獄，都可以看見佛光人經常前往關心受刑人的身影。

尤其，對社會的老病貧苦，更展開全面的關懷服務，例如：每星期都有義工到醫院關懷病者，以及以電話關懷長者，甚至親自上門探訪等。遇有特殊節日，也會主動送上溫暖，如臘八送粥傳暖意、端午節送粽子、中秋節送月餅、年底為老人中心會員舉辦圍爐，以及九九重陽節敬老活動等。

由於佛香講堂與佛光會多年來除了文教弘法以外，對於社會的公益活動、慈善救濟等，一直都很積極投入、參與，因此也獲得教界及香港政府的肯定。例如：一九九五年東蓮覺苑主動交由佛光山管理，弘法精舍也提供給佛光山成立佛學院；甚至香港政府更於一九九八年與佛香講堂合作，提供百分之八十的資金，成立「羅陳楚思老人中心」，為千餘位長者提供服務；乃至香港佛光協會也曾榮獲香港政府頒發「公益金特別籌募獎」等，這一切在在證明，只要真心為大眾服務，總會得到共鳴。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一年一度的紅磡講演，多年來我幾乎每年至少要到香港一次，有一年我的證件過期，無法入境香港，香港當局居然破例讓我不必簽證就入境。所謂「一襲僧裝無價寶」，誠乃不虛之言，它使我在海內外各地雲遊弘法，經歷許多意想不到的方便。當然，我也期許自己不能辜負社會大眾給我的好因好緣，所以要以佛法來回報大眾，只要哪裡有需要佛法，我就到哪裡去弘法。

多年來我屢次到香港舉辦佛學講座，在行程的安排上，也總是少不了監獄布教，或是難民營弘法，或是大學講演。早在一九八九年，我就搭乘直升機、橡皮艇遊走在香港島嶼之間關懷船民，也先後到過亞皆老街難民營與香港最南端的赤柱監獄弘法及主持皈依三寶，我為他們開示「如何離苦得樂」，以及「如何度過獄中生活」，他們恭敬合掌的肅穆神情，我至今難忘；希望透過佛法，能夠幫助他們重新找到人生的希望與目標。

我覺得在香港這顆「東方之珠」的寶地上，真是印證了這是個「一半一半」的世界。這個世界本來就是好的一半、壞的一半；奮發的一半、沉淪的一半；善的一半、惡的一半；自由的一半、不自由的一半。因此我除了樂於與自由的社會人士講經結法緣以外，與脫離社會的一群不自由、不能聞法的受刑人結善緣，更是我最誠心的願望。

每年紅館的大型講座之後，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香港理工大學等，幾乎也都會安排我做一次講演。對象相當廣泛，尤其聽眾當中有學者、教授、醫生、律師，有政府官員、銀行家、企業家、演藝人員等，我的講題從禪學到管理學，乃至佛教的科學觀、感情觀、家庭觀、人我觀、社會觀、政治觀、世界觀等，幾乎無所不談。甚至有幾次以座談的方式進行，大家所關心、提問的，不外乎財富、健康、事業、人際、信仰，乃至個人的修行、生死等問題，這些社會人生的議題，人間佛教都能提供一些方向，帶給大家一些啟發，所以每次講座都座無虛席，也在香港造成轟動。

大概就是因為這樣多次的講座、座談之後，大家也能深刻感受到，人間佛教所宣揚的佛法，是真正能夠對社會人生提供實質的幫助；所以二○○五年四月，香港中文大學與佛光山合作，共同成立「人間佛教研究中心」，希望透過雙方合作，使人間佛教的研究更上一層樓。

香港中文大學是屬於綜合研究型的大學，在亞洲排名前五名，過去一直致力於宗教研究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如今承他們看得起，與佛光山合作，讓人間佛教推向高等學府，可以說意義非凡；而前後任校長劉遵義及沈祖堯教授，也成為我們的佛光之友。

另外，也承蒙香港大學徐立之校長在二○一○年三月頒發「社會科學」名譽博士學位給我。說起這件事，讓我聯想到一件有趣的事。我分別在二○○六、二○一一年應廣州中山大學邀請，曾到該校講演；當時，他們特別安排我在創辦人國父孫中山先生講演過的禮堂「懷士堂」演講；在此之前，我幾次到香港大學演講，他們也都是安排我在國父於該校講演過的禮堂「陸佑堂」演講，甚至後來頒發名譽博士學位給我，也在同一間禮堂進行。

說到我在廣州中山大學講演一事，記得當天我的講題是「智慧的真義」，那一次還承蒙香港鳳凰衛視劉長樂總裁，親自帶著鳳凰衛視工作人員全程錄影，事後並於該台每週一次的「世紀大講堂」節目播出。

我與劉總裁結緣是在二○○二年，台灣佛教界聯合迎請大陸西安法門寺的佛指舍利到台灣供奉，當時我們包了二架港龍飛機，從大陸經香港直飛台灣，創下了兩岸飛行史上的紀錄，當時鳳凰衛視即全程轉播恭迎過程。

劉總裁是個非常有佛性的人，我們經過那一次的因緣，彼此一拍即合，也結下了日後的深厚友誼，所以多年來我到香港弘法，也經常應邀到他的電視台接受訪問，透過現代媒體的傳播，更能把佛法跟更廣大的群眾結緣。後來承蒙他對我的友誼，我在各地講經，也都不斷給我一些因緣。

除了鳳凰衛視以外，我在香港弘法多年，也與香港的平面媒體，如《星島日報》、《東方日報》、《天天日報》、《成報》、《快報》、《大公報》、《文匯報》、《亞洲週刊》等，乃至電子媒體，如：衛視中文台、無線電視台、香港電台等，都建立了很好的關係，每次我到香港，他們不但報導我的弘法新聞，甚至找我做專訪，尤其在九七香港回歸前夕，他們更要我為港人提供安心之道。

說到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當時真是人心惶惶，大家不知道未來的政局、命運如何，因此紛紛問及前途看法。我只得從佛法的觀點告訴大家：世間的一切，其實都在「一念之間」，身體的安頓必須從內心做起，只要大家懂得對人尊重包容，懂得用平等和平的心處世，懂得建立知足的生活觀、平等的人我觀、般若的處世觀，如此就可以「馬照跑、舞照跳」，就能不為外境改變而動。

當時為了進一步給予港人一個安定未來的方向，我們還特地把第六屆國際佛光會會員代表大會選在香港國際展貿中心舉行，並以「圓滿自在」做為大會的主題演說，希望藉此讓信徒和港人得到安心。因為我們提倡人間佛教，就是希望透過佛法的傳播，能對人心的安頓，對社會的和諧，乃至對世界的和平，提供一些貢獻。

而在九七事件過後，確實有很多人感謝佛法伴隨他們走過不安定的時代，帶給他們內心的平靜與祥和。後來他們甚至把一年一度的佛學講座，譽為是「香江的一朵淨蓮」，認為佛法改變了香港人的信仰與生活。

過去香港人因為喜歡賭博賽馬，每當跑馬比賽時，大都不希望見到出家人，他們認為出家人理光頭，見到出家人就會輸光光。後來我在紅磡香港體育館講演，我就告訴大家：「人生的財富並非只有金錢、股票、有價證券，乃至黃金、鑽石等，人生有了慈悲、智慧、明理、感恩、知足等佛法，就能擁有另類的財富。因為佛法可以幫助我們建立正確的思想與觀念，有了好的理念，就能擁有財富，所以佛法才是人生最寶貴的財富；而出家人就是要把佛法、把財富帶給大家，所以見到出家人不是會輸錢，而是會發財。」

我的話引來台下一片掌聲雷動，從此以後他們不再排斥出家人，慢慢的都把出家人當成財神爺，甚至不但很喜歡出家人，尤其喜歡聽聞佛法，因為聞法會改變觀念，好的觀念就能獲得財富。因此我常說：「只要能把觀念一改，地獄就會變為天堂。」

另外，我剛到香港時，最大的困難就是坐計程車，因為計程車司機對出家人也不是很友善，有時還會拒載。後來我每次坐計程車，車資二十元，我都給他們一百元小費。雖然香港有收小費的習慣，但是二十元的車資，給一百元的小費，這也是很奇妙的事。

甚至我不但自己跟他們結緣，同時也鼓勵佛光山的徒眾照我的方式去做，雖然所費不多，但能給他們歡喜，讓他們發財。後來計程車司機也改變態度，有的不收費，有的還會主動捐錢要我們幫他布施做功德。再到後來，在香港弘法的佛光山徒眾，他們到商店買東西，有的店家不收錢，有的則減價，說要厚待來港弘法的人。可見弘揚佛法本在僧，佛教的弘法是所有出家人應該擔當的責任，大家要有「捨我其誰」的發心。

說起來，我這一生的人生際遇真是很奇妙，在我初到台灣時，本來想要轉往香港弘法，但是因緣不具，後來就留在台灣。但我在台灣弘法，最早在宜蘭講經十年，可是台北人不知道；後來我到高雄的中正紀念堂及各大學也講了十年，北部人也不知道，甚至我在台北國父紀念館開大座講經連續三十年，台灣人也不知道。但是我到紅磡香港體育館講演二十年，才剛開始講了沒幾年，感覺好像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例如一九九二年二月澳洲南天寺奠基，當時我們在當地既沒有信徒，也沒有認識的朋友，只不過是澳洲政府給了我們一塊地，讓我們在那裡建寺弘法，可是奠基當天竟來了五千多人，離我們原本預想大概只有三、五百人，頂多一千、二千人的差距實在是太大了。

這些當天來參加奠基典禮的人都說，是因為他們在香港的兒子、女兒，甚至親朋好友告訴他們這個消息，並且要他們一定要來參加，由此可見香港這個地方的傳播力之大。

其實不只是澳洲，在我走遍世界五大洲建寺弘法時，經常有無數的廣東人前往聞法，並且就近護持，因此我曾經說過：如果今天我所推動的國際化佛教能有一些成就，最要感謝的就是香港信眾給我的因緣成就。

特別近幾年來，香港信徒不斷地回到佛光山來禮佛、參加本山的戒會、各項弘法活動，對佛陀紀念館也持續的發心，甚至，連香港機場的海關人員都認得他們了。

事實上香港佛教的僧信大眾，多年來也一直跟著我們在為佛教寫歷史，例如一九九六年佛光山梵唄讚頌團到香港弘法，這是大型佛教梵唄音樂弘法首度登上紅館，成為佛教界首見。再如二○○一年九月，透過媒體連線，兩岸三地人民在香港共同見證「台灣佛教界恭迎佛指舍利」的簽約儀式；接著二○○二年二月，台灣佛教界到大陸迎請佛指舍利時，港龍航空從台北經香港直飛西安，創下了兩岸飛航的首例。當時香港鳳凰衛視全程轉播恭迎過程，與兩岸的媒體聯合團結，成為直播史上的第一次。乃至二○○四年三月，結合兩岸佛教之藏傳、南傳、北傳佛教梵唄音樂的「海峽兩岸佛教音樂展演」，不但座無虛席，且造成極大轟動，不僅是海峽兩岸佛教界同心協力發揚中國佛教音樂的第一步，也是中國佛教史上歷史性的一刻。

可以說，我這一生與香港佛教的確是結了很多的好因好緣，這一方面是因為香港人信仰虔誠，聞法的心熱誠懇切，所以多年來讓我有機會不斷到香港弘法；再者因為香港的地理環境特殊，長久以來一直是海峽兩岸的中間轉接站，所以長久以來也讓我見證了很多人生的悲歡離合。

記得在兩岸正式開放往來時，那時大陸同胞普遍經濟不是很富裕，到香港一趟，不只旅費，食宿也是一大負擔。因此我特地在香港設了一間小房子，讓大家到香港探親時居住。印象中朱斐居士就曾在這個小房子裡與家人團聚，另外還有不少家庭也在此共享天倫。我們從頭到尾都是免費提供，從來不收分文，大家也都住得皆大歡喜。

甚至我與母親闊別多年後，最初剛聯絡上時，也曾在香港見面，後來我還把大陸的親人及過去的師友，如雪煩老、卓塵老、圓湛老等人，請到香港小住，藉此報答他們過去對我的愛護之恩。

佛教所謂「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弘法與報恩都是出家人應有的發心與美德，所以我提倡人間佛教，主張要代替阿彌陀佛報恩。我覺得懂得報恩的人生才是富有，所以人間佛教不但要把歡喜布滿人間，也希望人人建立知足感恩的人生觀；唯有人人懷抱歡喜感恩的心，人人都能在心中廣植恩田，人心才能得到淨化。

因此，唯願佛法不只成為香江的一朵淨蓮，更能深植在每個人的內心裡，因為唯有人心得到淨化，這個娑婆世間才有可能轉穢地為淨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