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15　※我與大學校長們

我十二歲出家，當時因為年齡還小，並不懂得出家的意義；後來隨著年歲增長，在青少年時期還在寺院學習的時候，就對佛教的未來有了一些想法。我覺得佛教要走入人間，要讓社會大眾認同、接受，就要有事業，所以當時就對自己有一份期許：「將來有一天，我要辦一所大學，辦一份報紙。」後來又再增加一個念頭：「我要辦一家電視台。」

現在，電視台有了，報紙也辦了。原名「佛光衛視」，在一九九八年元月一日正式開播，後來更名為「人間衛視」電視台，至今已近十四個年頭，每天二十四小時播出，從來沒有間斷過。

創辦於二○○○年的《人間福報》，到現在也過了十餘年，同樣是每天出版四大張，從未間歇。尤其從當年的四月一日創刊開始，我每天在頭版撰寫一篇專欄；有人說，我十幾年來每天在報紙發表專欄，從來沒有一天缺稿，這可以申請金氏紀錄了。

開辦衛視，乃至出版報紙，在經費拮据的情況下，要持續經營確實是有些辛苦，不過一切都還算順利。只是談到辦大學，個中就有很多複雜的過程與因緣了。

回想自己初到台灣時的生活，連一張辦公桌也沒有，甚至連個睡覺的床鋪都難求，還奢談什麼辦大學呢？所以眼看著別人一個個在建校興學，自己就很著急。

說起我辦學的歷程，在一九六五年創辦了壽山佛學院，但當時感覺到只是辦佛教學院是不夠的，應該為佛教辦一所社會大學，只是這時政府已經不准許私人設校。為此，我曾當面向蔣經國先生訴請，希望能准許佛教辦一所大學。

我認為在台灣，天主教有大學，耶穌教也有大學，而為什麼與中國傳統文化相即相融，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佛教，不能創辦社會大學呢？姑且不談當時大陸有十幾億人口，光說在世界各地的佛教徒至少有一億人以上，每想到台灣沒有一所佛教所辦的大學，實在為佛教感到汗顏。

雖然我當時向蔣經國先生請願，希望准許佛教設立一所大學，但是建校土地在哪裡？興學的經費在哪裡？從事大學教育的人才在哪裡？實在說，都沒有著落。因為在國內沒有設立大學的因緣，忽然我的念頭就轉到了美國，於是在一九八八年，佛光山在美國第一所別院西來寺落成以後，我就思考著要在洛杉磯申辦一所大學。一九九○年，美國加州第一所中國佛教徒設立的國際性大學 ──西來大學，承蒙政府准許設立，一九九五年通過可核發外國留學生簽證立案，二○○二年西來大學成為美國大學西區聯盟（WASC）準會員，是美國第一所由中國人創辦並獲得該項認證榮譽的大學。這也是華人創辦的學校中，唯一讓美國政府及世界認定以中、英文共同為教學語言的一所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印度研究所

在講述創辦西來大學之前，我應該先說一說「中國文化大學印度研究所」。

一九六七年，我在佛光山開山建寺以後，致力推動弘法利生的事業。在那個時候，興辦大學的念頭，一直在我心中醞釀著。

我沒有教育背景，也談不上什麼知名度，要辦一所大學談何容易？但最早請我參與大學教育、也是第一位與我有緣的大學校長，不容諱言，就是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了。

張其昀先生，一九○一年出生，寧波人。他的學問很好，是教育家、史學家，也是地理學家。他曾擔任過教育部長、國民黨祕書長，在黨、國的體制裡，有他一定的地位；但籌辦中國文化大學，就不是那麼容易了。因為「教育部長」和「中央黨部祕書長」的職務，都有黨做背景，但中國文化大學是獨資創辦，光在經費上，就不是那麼簡單一下子就能成功的。

在一九八○年，中國文化大學創校十八週年的時候，張創辦人邀請我到文化大學擔任「印度文化研究所」的所長，並且邀請慈惠法師擔任「日文」和「原始佛教」課程的教授。他曾比喻：學術是一座五重塔，依次而上是人文、藝術和哲學，最上一層是宗教，居學術界的頂點。因此，必須為國家培養這樣的人才，於是成立了「印度文化研究所」，成為國內第一個有關宗教文化的研究所。

我敬佩於他的宏觀，但我交不出完整的學經歷來擔任所長，承蒙他對我也不計較，後來就以美國東方大學（Eastern University）頒贈給我的「榮譽博士」學位，當作是我的學歷，在文化大學擔任研究所的所長，甚至也是教育部博士學位的審查人。

還記得當我準時赴約上華岡的時候，他把校內的一級主管都安排在禮堂歡迎我，並且在致詞的時候說：「中國文化大學辦在華岡，華岡就是一所叢林寺院，我們今天歡迎叢林的方丈大和尚回來。」

後來，他又聘任我做文化大學的董事，加入董事會。說真的，那個時候，我對大學的教育事務還沒有接觸，也還不懂。所謂「董事」者，真是不懂事也。

但是，不知道是與張創辦人宿世的因緣，還是他的獨具慧眼，總是要幫助我、成就我。他曾經拿了一張他寫的紙條給我看，他說，要向教育部申請設立「宗教學院」，請我做中國文化大學第一任宗教學院的院長，並且請慈惠法師擔任佛學系的系主任。

那時，他已臥病在床，我去探望他，他把那張紙條掏出來想要交給我，意思就等於一張聘書的證明一樣。我明白他的心意，但安慰他說：「張創辦人，您的好意等到以後再說吧！」所以也就沒有接下他的那張紙條。也因為他到底年老了，在生病之後，就無力經管學校的事務，後來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那同時，他最後對我提出一個要求，希望我在文化大學能設立一個以玄奘大師之名而建的「玄奘館」，將來宗教學院就設在「玄奘館」。他說，文化大學要幫助「玄奘館」募集基金。

但我知道，當時文化大學已經負債累累。當然，創辦人有心要在大學裡成立宗教學院，我也要義不容辭盡心盡力去完成。

說來，佛教界的信徒也真熱忱可愛，在一九八一年初左右，他們知道我要在文化大學設立「玄奘館」，便籌集基金七百餘萬元，光是碧山巖的比丘尼如學法師就捐了一百萬元，那時應該是足以籌設一所「玄奘館」了。

可惜，張創辦人一病不起，後來在一九八五年八月，以八十四歲之齡過世，文化大學就由他的公子張鏡湖先生從美國回來繼任。那時，我把募集「玄奘館」的基金，全都交給文化大學，但經過一、二年，一直還不見動靜，我去函向張鏡湖先生詢問「玄奘館」的籌建事宜。他和他的夫人穆閩珠二人到台北來探望我，說明沒有辦法建設「玄奘館」，而且錢已經用掉了，也還不出這筆款項，希望我就把這筆錢捐給文化大學吧！

事情到這個程度，為了表示對教育的熱忱，也只有允認。只是，對那許多出資的功德主，實在感到無限的抱歉。

張其昀先生是一個有魄力的政治家，他和蔣中正先生同是浙江人，也是蔣先生得力的左右手、身邊的紅人。只是那時陳辭修先生擔任行政院長，彼此性格、處事風格有所不同，大開大合的張其昀先生，就不能那麼隨意施展。後來，他剛好有意辦一所中華文化的學校，就辭去教育部長的職務，轉而去辦大學了。

現在回想起來，感謝張創辦人的愛護提拔，讓我因為擔任「文化大學印度文化研究所所長」而提升了知名度，好似這是經過「教育部長張其昀」認定的，各個學術界、教育界對我就另眼相看了。

由於張其昀先生對佛教的友善，以及和我的這一番結緣，我在離開文化大學後，東海大學校長梅可望先生也請我擔任客座教授，授課了六年。這種種的因緣，讓我想要興辦大學的志願就更加堅定了。

西來大學

話說回來，西來寺自從落成啟用之後，就被譽為「西方的紫禁城」。有人說，以西來寺規模之宏偉、建設之完備，本身就可以成為一所大學！但是我不敢這樣草率，首先在西來寺向美國政府提出申請，得到准許設立大學，同時還准許我自任校長，於是開始積極著手籌辦建校事宜。

這中間當然也經過了一番相當的周折，後來在洛杉磯郡（Los Angeles County）的柔似蜜市（Rosemead City），有一所天主教的大學想要出讓，因為要價不高，只要不到二千萬元美金的費用，我就可以在美國辦大學了。

美國人非常熱情，一聽說我要辦大學，就有好多來自各行各業、各科各系的信徒、學者，自動自發來到西來寺參加建校會議，表示願意協助我們籌建大學。

那時候我有一個想法，我認為美國人在中國興辦了很多教會大學，站在文化交流的立場，我們也可以回饋美國，在美國辦一所大學以示酬謝。不過，據說當時也有華人在美國籌設大學，只是很快都夭折了，並不容易成功。因為在美國辦大學，本身是一個很龐大的投資，而且是沒有回報的付出。

此時，我對於只需少許的經費就能辦一所有規模的大學，感到滿心的歡喜。

說到辦大學的資金來源，是緣於一個巧妙因緣促成的。有一次，我在台北民權東路普門寺，寺裡正舉行梁皇寶懺法會。看到徒眾的辦公桌上有毛筆、墨水、硯台，我就順手在白紙上寫字。此時，有一位信徒走近我的身旁，悄悄地遞給我一個紅包，打開一看，赫然見到十萬塊新台幣。十幾年前十萬元是一筆很大的數目，我一向不大願意接受信徒給予紅包，便趕緊退還給他，他怎麼樣都不肯接受，並且還說：「這是給您的喔，不是給佛光山的。」我不知如何感謝他，就拿起手邊剛寫好的字，告訴他說：「好吧！這幅字就送給你，不過這是一張油印紙。」得到這一張紙的信徒，非常歡喜，拿到佛堂裡跟人炫耀，他向大家說是我剛才送給他的字。大家紛紛問他是怎麼拿到的，他說是用十萬元請到的，其他信徒也紛紛要求說：「我們也要出十萬塊錢，請大師送一張字給我們。」信徒的盛情實在不好拒絕，二天下來，一共寫了一千多張。一時之間有那麼多錢，我也不知該如何使用，那時，正好要準備籌建西來大學，於是就把錢給西來大學建校。可以說，西來大學是寫字寫出來的。

但是正當諸事具備，準備將原來天主教的大學更名為西來大學時，美國政府有意見了。他們說舊校舍使用含毒的石棉建材，美國法律已明令禁止，因此不讓我更改校名，必須先把硬體設備做好。

這件事給我當頭一棒，因為在購買洛杉磯的新校地以前，原先我們在紐約州已購買四七五英畝的土地準備來辦大學。這裡有山有水，甚至還有瀑布從山頂流下，是個極為美麗的地方。旁邊還有一條像運河般的河流，據說紐約一千多萬人口就是飲用這一條河流的水。

但是，當時感覺紐約和台灣距離很遠，必須花十二小時坐飛機到洛杉磯轉機，還要經過五個小時以上的航程，才能抵達紐約。從機場再經過二個半小時的車程，才能到達大學的校址，我認為路途遙遠。因此我心想，如果能在洛杉磯設校，對居住在台灣的人來說，往來比較方便。

後來這一個心思雖然如願，得以在洛杉磯柔似蜜市（Rosemead City）購得校舍，卻在付款以後才發現，學校的建築必須清除含毒素的石棉，甚至必須拆除重建，政府才准許我們在這個地方設立大學。

於是又花了一筆經費，總算把西來大學辦起來了。從一九八八年籌備，到一九九○年終於獲得美國政府正式立案通過，於是西來大學成為中國佛教在西方國家創辦的第一所大學。

西來大學創校之初，雖然政府准許我擔任名義上的校長，但總要有人坐鎮主持校務。這時，有一位斯里蘭卡籍的古魯格先生（Ananda W. P. Guruge），是一位佛教學者，我就請他前來擔任教務長。出生於一九二八年的古魯格先生，還曾經擔任過斯里蘭卡國家博物館館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等職務。

那個時候，依法法師也即將從耶魯大學畢業，獲得宗教博士學位，我請他的指導教授外因斯坦（Stanley Weinstein），讓他的博士論文能夠早一點通過，所以依法也頂著耶魯博士的頭銜到了西來大學。

西來大學規模不是很大，師生也不多，但人事意見很多。後來，經過再三考慮，還是必須請一位專任校長駐守校中才能解決問題，我就邀請台灣花蓮師範學院院長，同時也是佛光會的理事的陳迺臣博士，前往西來大學擔任校長。

陳迺臣博士，一九四一年生，是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的哲學博士，做過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系主任，也和夫人胡梅子女士共同在佛光山叢林學院授課過。

陳迺臣校長在西來大學三年任內，不負所望，校務蒸蒸日上，讓學校於一九九五年獲得美國政府准予核發 1–20學生簽證，可以正式招收國際學生，更於二○○二年通過「美國西區大學聯盟」（WASC）認證為準會員，成為美國首座由中國人創辦且獲得該項榮譽的大學，也寫下了中國人在美國辦學的歷史新頁。

但是三年期滿，陳迺臣校長一再向我說明，他的願望是要翻譯《大般若經》，已經接近完成階段，要我找人繼任，於是就找來認識二十餘年的加州柏克萊大學蘭卡斯特教授擔任校長。

蘭卡斯特教授（Lewis R. Lancaster），一九三二年生，美國維吉尼亞州人，白髮蒼蒼的學者模樣。他是威斯康辛大學博士，曾任柏克萊大學東方語言文化系主任，為柏克萊大學佛學博士班創辦人之一。他也曾受新加坡教育部聘請編輯佛教教科書。

他本身是藏經版本的專家，對韓國佛教尤有研究。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梵文佛典網站，是西來大學的「數位佛教經典」（Digital Sanskrit Buddhist Canon）。網站就是由蘭卡斯特校長與尼泊爾龍樹正法書院（Nagarjuna Institute of Exact Methods, Nepal）的負責人，明 '巴哈杜如 '釋迦教授（Min Bahadur Shakya）共同指導，而由米洛 '釋迦（Miroj Shakya）（美國西來大學的佛教學碩士）負責執行完成。

蘭卡斯特對西來大學雖有理想、計畫，無奈我們的經費有限，難免感到「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因此，他擔任三年的校長，並在任內協助西來大學正式成為美國西區大學聯盟（WASC）的會員，也是功在學校。

由於學校的發展，一定要有優秀的校長人才，這時有一位黃茂樹先生（Allen Huang），在北科羅拉多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ern Colorado）擔任近三十年的首席副校長。由於他的教育經驗豐富，經常往來美國、大陸、台灣三地，應邀指導各大學的行政。這樣的好因好緣，西來大學可說如魚得水，對未來的發展，充滿無限希望。可惜他的尊翁去世後，只有太太孤單一人旅居在科羅拉多州，他無法安心，只得請辭，返鄉陪伴家人去了。

這時候，我又有一個好機會，可以請到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的副會長，也是香港大學副校長的李焯芬教授前來擔任西來大學的校長。

李教授是廣東中山人，一九四五年出生於香港，曾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任教，也是地震和水利工程專家。平時熱心佛教教育，為佛香講堂擔任香港佛教學院院長指導十餘年。我請他繼任西來大學校長，他也首肯，表示正逢他在香港大學屆滿退休。只不過在他退休後，學校卻不肯放人，也就無法到洛杉磯就任校長之職了。

在美國辦大學，深感校長難求，既要了解東西方文化，也要嫻熟中英文。正感到萬分為難的時候，高雄國立中山大學的副校長吳欽杉教授，願意為佛教辦學的理念奉獻，夫婦決心辭去中山大學副校長的職務，前往西來大學就任。

吳欽杉校長，一九五六年出生，雲林人，是美國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sylvania）的財經博士。他上任之初，聽說美國西區大學聯盟的督導、委員們表示，西來大學的校長換得這麼頻繁，對學校的穩定發展不利，就問他能當多久的校長？吳欽杉校長回答說：「我現在五十六歲，應該可以做到七十歲沒有問題吧！」委員們聽了都哈哈大笑。至此我也終於可以放下一顆懸掛的心，不必再為校長繼任人選的問題而費神了。

兩年來，西來大學在吳校長帶領下，二○一○年八月正式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聘任為「國際大學校長協會（IAUP）」的會員，隨後將受邀參加該會年度聯盟會議；而駐聯合國大使亦將組成參訪團，至西來大學參訪交流。這可說是西來大學繼獲得美國西區大學聯盟（WASC）認證後的另一個里程碑。

南華大學

正當我在美國全力發展西來大學期間，台灣的教育環境與政策，也有極大的改變。九○年代左右，政府全面開放私人設校，於是我在一九九六年就順勢創辦了南華大學。

南華大學創辦之初，我決意四年不收學雜費，一共有十六個梯次的學生免收學雜費。那時我雖然沒有為校長人選而煩惱，卻為辦學經費而掛念。

說起南華大學的校長，創校之時，我本想邀請曾任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黃永武先生擔任，他是浙江人，一九三六年生。因為我希望辦一所以人文為主的大學，必須要有一位對文學、文化學養豐富的人士來主持。但是，經我再三懇請，黃永武先生終因其夫人不同意而無法應允，想到這關係著他們的家庭生活，只得打消邀請。

繼而就想轉請曾任台北工專英文教授的李武忠居士。李武忠居士是江蘇臨川人，一九一九年出生，他曾為我編印《中英對照佛學叢書》，發行〈經典之部〉、〈教理之部〉。但他為人謙虛，一再表示他曾被政府關在綠島，坐了十年的黑牢，現在雖然自由了，為避免增加我的麻煩，還是要我另請他人。

這個時候，有一天我從台北回高雄的高速公路上，聽說大陸委員會文教處處長龔鵬程先生離職了，我久聞龔鵬程先生是台灣中國文學界的才子，他是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著作甚豐。我迫不及待地查問龔先生的電話，然後即刻在高速公路上打電話給他，請他擔任南華大學的校長，他也很爽快地立刻答應。就這樣，南華大學有了校址，有了校舍，有了校長，在匆忙中，也承蒙教育部對我們的信賴，南華大學就這樣開學了。

龔鵬程先生，江西吉安人，一九五六年生於台北市。他確實是青年才俊，一時網羅許多有名的教授到南華大學授課，他為教授們提供許多優厚的條件，即使超過一般學校的標準，我都一一答應，因為新設的學校，總要禮賢下士，多一點犧牲，多一點投資，這是必須的。

龔鵬程先生擔任三年校長，正逢李遠哲先生以諾貝爾獎得主的身分，回國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大力改革教育制度，提倡「教授治校」，所有校長必須經過遴選。不得已，那時佛光大學在宜蘭也准許開學了，我請龔鵬程先生到佛光大學擔任校長，南華大學校長就請淡江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陳淼勝先生擔任。

陳淼勝先生，台北市人，一九四九年生，那年正是我到台灣來的時候。陳校長是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博士，今年六十四歲；由於出身管理學院，長於管理，從他接任第二屆校長以來，校務一直順利推展。在連任三任校長，服務長達十三年之後，去年（二○一二）七月光榮卸任。在下一任新校長還沒正式產生前，副校長慧開法師在董事會的推薦下，暫時接任代理校長。

慧開法師是美國費城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宗教研究所哲學博士，專長於宗教哲學、東西方宗教傳統與生死學等。南華大學創校以來，除了擔任生死學系及研究所的專任教授，也先後承擔生死學系系主任、人文學院院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及副校長等職務，對校務的發展很熟悉，在推動學校國際化等方面有不少的建樹。

正當我們積極尋覓繼任的校長人選時，聽聞教育部政務次長林聰明先生的任期即將圓滿，因為過去有多次友好的往來，推崇佛光山的辦學理念，我們便向他提出邀請。就在這樣的好因好緣下，林次長於二○一三年一月，正式接任南華大學的校長。

出生於一九四九年的林聰明博士，他是雲林人，曾擔任雲林科技大學校長、教育部常務次長等職務，長年推動環境教育工作，同時也是素食主義者。據他說，決定吃素的因緣很不可思議。十年前（二○○二），佛光山聯合佛教界恭迎佛指舍利來台灣，在台灣大學綜合體育館舉行恭迎法會時，他和夫人正好在附近散步，經過法會現場，忽然被法會的莊嚴殊勝和萬人虔敬禮拜的情景震懾，情不自禁的淚流滿面，久久不能自己。後來他腦海中常出現眾人虔誠禮拜的情景，而且只要吃到葷食就開始嘔吐，從此很自然地選擇吃素了。

二○一一年，佛光山在國內外創辦的四所大學成立「佛光四校一體大學系統」時，他特別到場致意，並對此給予高度肯定。以他對教育的豐富經驗與熱忱，相信能帶領南華大學的校務，更上一層樓。

南華大學位於嘉義大林鎮，地處國道一號和三號交會之處，交通堪稱方便，學生曾接近萬人。多年來，佛光山從購買土地、興建校舍到正式招生上課，花了三十億新台幣以上，雖然投資龐大，不過能辦一所好的學校，也是足可安慰的了。

從美國西來大學，到南華大學，再到佛光大學，都得感謝慈惠法師，為了籌設建校，奔波忙碌，所投注的心力最多。慈惠法師年輕時，最初幫我翻譯日文、台語，後來受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賞識，邀請他到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及東語系任教，教授原始佛教和日文。後來又在東海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一段時間，然後為大學的籌設奔忙。甚至為了大陸揚州的鑑真學院，佛光山特別協助捐建鑑真圖書館，也要感謝慈惠法師代表常住跟各方會議，耐煩應對。現在揚州鑑真圖書館每兩星期舉辦一次「揚州講壇」，每次聽眾都達千人以上，成為中國近代有名的常設講座。

佛光大學

再說到佛光大學，最初聘請龔鵬程先生當校長，但在三年任期屆滿前，因為發生校內「烤全羊」事件，引起佛教徒關切。我便商之於龔校長，他也自知失當，因此自動請辭，我們只得又開始遴選，結果趙寧先生以高票當選。

趙寧先生是浙江杭州人，一九四三年出生在西安。他為人幽默風趣，但學校初創，又逢龔先生離開，學校的教授及學生意見頗多。趙先生是個君子，處身在人事的意見之中，甚感難為，所以在即將約滿之時辭職，而於二○○六年七月接任德霖技術學院校長。

當時離遴選還有一段時間，感謝時任佛光會中華總會副總會長趙麗雲博士前來代理校長。他出生於一九五二年，新竹人，擔任過體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其行政經驗之老練，對教育工作的熱忱，不愧曾為主持國立編譯館的部長級人物，同時也給我們充分的時間，請到曾任成功大學兩任校長的翁政義博士屈就，擔任佛光大學校長。

翁政義先生是台灣台南人，一九四四年出生，曾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可以說也是入閣的閣員。他擔任佛光大學校長，真不愧是治校高手，領導有方，很快就讓學校步上軌道，正常發展，師生得以安住。

其夫人陳碧雲女士是非常虔誠的佛教徒，在佛光大學光雲館佛教圖書館擔任義工，陪伴夫君常住學校。翁校長真的是以校為家，在四年任期中，從未請假他去，每天守住學校，關心各種情況。加上前任校長趙寧博士的努力，在翁校長任內，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於二○○六年八月一日，改制升格成為佛光大學，並增設理工學院和佛教學院，讓佛光大學成為一個機制健全的大學，翁校長可以說是勞苦功高。

翁政義校長任內提出私立大學收費公立化的措施，不但減低家長負擔，也讓學生安心地在佛光大學讀書與研究，此項政策對宜蘭地區教育發展深具影響。尤其他本身曾任國科會主委，具有很高的學術素養，亦提升佛光大學教授的研究風氣。

對於翁政義校長，以我們的需要、感情及合作關係，應該要請他繼續連任。但在二○一○年他屆齡退休，希望我們遵守這個制度，於是佛光大學又面臨必須聘請新校長的課題。這個時候，經驗已經讓我們知道，必須儲備許多校長人才，以配合學校未來的發展。

翁校長屆齡退休的時候，我們又遇到一個好因好緣，曾任教育部長的楊朝祥先生，當時是考試院考選部部長，由於我們多年的相處，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因此當我們提出邀請，楊部長欣然同意，並說只要上司准許，他可以即日前往佛光大學就職。為此，我還和馬英九總統及考試院關中院長聯繫，懇請他們放人，於是楊校長順利的在二○一○年八月二日走馬上任。

楊朝祥校長，一九四七年生，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一直在教育部的體系裡服務。上任以來，貢獻良多，如增設校舍，並於二○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佛光大學佛教學院正式獲得教育部核准設立博士班，寫下國內第一所大學增設佛學研究所博士班的紀錄；使得佛教高等教育從大學部、碩士班到博士班，形成完整的教育體系，為國內佛學高等教育寫下新的一頁。尤其佛教學院研究生一概以英文授課，因此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加拿大、丹麥、澳洲等地的國際學生聚集在佛光大學。此舉，對於未來人才的培養，相信定然可期。

楊朝祥校長對於佛光山所設的大學，最大的貢獻，就是把美國西來大學、澳洲南天大學、台灣南華大學及佛光大學四校聯合組成大學系統，在二○一一年七月十七日於台大校友會館召開記者會，宣布成立「佛光四校一體，跨國大學系統」，讓佛光山四校一體發展，楊朝祥校長擔任四校的聯合主席，就等於是四校的總校長。這是台灣第一個國際性大學系統，為高等教育寫下歷史性的新頁。

南天大學

說起南天大學，這是佛光山繼西來大學、南華大學、佛光大學後興建的第四所大學。二○○○年澳洲臥龍崗市政府就捐出八十英畝土地，提供給澳洲南天寺創建大學，同時設立佛光緣美術館。

經過七年的規劃，南天大學於二○○七年十月六日舉行安基典禮，在一千多人的見證下，由駐澳大利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林松煥、臥龍崗市長代表大衛法摩爾（David Farmer）等貴賓代表動土，我也為此盛事寫下「大學命名為南天，青年在此學聖賢；中澳文化交流日，多元種族見太平」的祝詞，以茲紀念。

經過四年建設，南天大學人文學院在二○一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正式開學，現由勞斯頓教授（John Loxton）擔任院長，並且邀請原義守大學校長傅勝利博士擔任最高顧問。

佛光山多年來為社會興辦大學，如今又率先將西來、南華、佛光、南天四所大學，聯合組成跨國系統，可以說在社會大學裡已經率先邁進了一大步。不過我也希望，大學系統可以擴大影響力，讓其他有共同志願的學校也來加盟此系統，讓佛光興學的精神，更能讓現代熱心於教育的人士作進一步的了解。

另外，叢林學院是佛教的專科學院，希望將來也能夠獲得政府認同，讓我們十餘個叢林學院都能一起加入，那就真是漪歟盛哉了。

說完上述諸位校長之事，我剛從故鄉的揚州大學應邀講演回來，並且從揚州大學校長郭榮博士手中接過一紙「客座教授」的聘書。而在這之前，我受邀前去建校九十週年的江西南昌大學訪問，也承蒙有「最年輕校長」之稱的周文斌博士，頒給我「名譽教授」的聘書。

回想這幾十年來，不知到過多少大學講說，從北半球的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大學（ETH Zurich），到南半球的澳洲昆士蘭大學（Queensland University）、邦德大學；從東方的新加坡國立大學，到西方的美國康乃爾大學等，也認識了許多有緣的校長。

像香港大學的徐立之校長，曾兩度邀我到香港大學的「陸佑堂」講演，二○一○年承蒙他們的鼓勵，頒贈給我「社會科學」榮譽博士學位。香港中文大學前後任校長劉遵義和沈祖堯博士，都與我們經常往來，除了多次到中文大學講演，他們和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共同設立「人間佛教研究中心」，希望為「人間佛教」的發展，留下一些成果；偶爾他們也會到我們香港的道場素齋小聚，交換從事教育的心得。

另外，甫到佛光山訪問的北京大學周其鳳校長，送來二○一一年三月我在他們校長辦公樓大禮堂「禪與人生」演講時的照片。他說，那是俄國總理普京、美國總統柯林頓，甚至是南非總統曼德拉，受邀到訪講座的地點。記得當時我笑著告訴大家說：「這讓我感到有點壓力，還好我有一點禪的功夫。」

廣州中山大學前後任校長黃達人和許寧生先生，分別讓我兩度在學校的「懷士堂」講話。他們都告訴我，那裡就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勉勵青年學子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地方，這真是讓我受寵若驚。

我幾次受南京大學陳駿校長之邀，到南京大學講演，他也曾來佛光山小住。我們討論中華文化的重要，後來聽說校內要設立「中華文化研究院」，我也樂見其成，並且隨喜助成。

我兩度赴上海交通大學講演，校長張杰博士告訴我，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悠久的二所大學之一，尤其現在，教育方向不只是教知識、教技能，最重要的是人格的培養，因此特別要我為校友企業家和師生們講述「財富與責任」。無獨有偶的，緊接著我就受澳門大學趙偉博士邀約，去為全校師生做一場「人生與佛教」的講座了。

其他，像台灣中央大學校長曾志朗，曾與我同台講說；台灣大學校長李嗣涔博士和澳門大學趙偉博士親自為我主持講座；在廈門大學九十週年慶時，應校長朱崇實先生和傳播學院院長張銘清先生之邀，前去和學生們結緣講話。朱校長對在場四千多位師生說：「當我第一眼看到大師，就想『佛』，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在台上的我，一時之間難以說話，只有合掌以對。

輔仁大學贈給我名譽法學博士學位時，校長黎建球博士喊我「同學」，並且告訴我：「應該常常回來母校走動！」，不禁讓我莞爾一笑。

尤其，像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李焯芬博士和理工大學的潘宗光校長都皈依三寶，成為佛光人。看到佛教可以提升到進入高等學府，真是令人對佛教的未來充滿信心。

講述完與這些大學校長朋友們往來的點滴，深深感到他們令人敬重的地方實在很多，他們不但是飽學之士，還有一本教育的胸懷，如沐春風的幽默，並且時常給人尊重，給人鼓勵。六十多年來，我從校外走到校內，從台下走到台上，從小學走到大學，從故鄉走到世界，感覺自己除了有一點進步之外，更因為與海內外這許多大學校長結了很好的緣分，而感到無限歡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