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05　※我與蔣家的因緣

現仍保存在舊金山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館及檔案館的《蔣介石日記》，已成為研究近代史最熱門的珍貴史料，據說每年都有上千人前往借閱。

蔣中正先生是一代偉人，其一生的功過是非，在歷史上自有公論，我不是研究史實的專家，對於其早期的奮鬥過程，也只能從歷史的片段記載得知。他於一九○八年負笈日本學習軍事，曾擔任黃埔軍校校長，奠定了他在軍事上的地位；後來依止孫中山先生，受其信賴與倚重，我覺得他真是跟對人了。

根據我的母親告訴我，我是在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北伐時期，正當他與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在我的家鄉江蘇會戰時，母親說：外面正在殺人，你就在這個時候哇哇墜地來到了人間！

隨著北伐成功，蔣先生幾次上台、幾次下野，以及他的人生行誼就不是我所能了解的了。不過他「侍母至孝」，在他懷念慈母王太夫人的文章中，提到他的母親會背誦《金剛經》、《楞嚴經》，他曾經和母親同住在雪竇寺，受佛教的影響至深。後來佛教有多次教難，如一九三○年南京中央大學教授邰爽秋倡導「廟產興學」，以及基督將軍馮玉祥在河南拆毀寺廟等，都是靠蔣中正先生從中主持正義，佛教才能免除災難。

蔣介石先生與太虛大師同鄉且友好，彼此相契甚深，曾敦聘太虛大師為雪竇寺住持，並禮請他到國民政府講《般若心經》，後來又資助三千銀元，讓太虛大師到世界各地弘揚佛法及籌組「世界佛學院」。此事太虛大師編有《寰宇弘法記》誌之。

為了感念蔣介石的知遇，在抗戰期中，太虛大師曾經組織僧侶訪問團到印度等地訪問，宣揚抗日的意義；一九四五年抗戰成功，舉國歡騰，這是蔣介石一生最輝煌的成就。

到了一九五○年，蔣介石到台灣復行視事，他懷抱崇高的建國理念，想把台灣建設成三民主義的模範省。此舉對於安定人心，使中華民國一直延續到現在而有百年的歷史，這是他對台灣的貢獻。

蔣介石一生崇敬三寶，從小即隨母親讀經，深究佛法，他的童年可以說是在雪竇寺長大的，而且一直喜好理光頭，並且喜歡素食，尤其喜好煮得熟爛之素菜。

晚年時，記得是一九七二年佛光山開山第六年，蔣介石行至高雄西子灣行館，他多次派隨扈到佛光山表示想小住數日。當時，剛開山不久，房舍又少，山上正舉辦信徒講習會，於是請他延後幾日，我特地把自己所住的慧明堂重新裝修，連盥洗室都做了一番改造，準備歡迎他上山。就在這個時候，原本上山日期都已定好，卻忽然得到中日斷交的消息，於是他匆匆返回台北。後來在陽明山出車禍，之後一病不起，三年後就逝世了。

蔣介石往生後，秦孝儀先生為他筆錄的遺囑，內容繁瑣冗長，且強調以耶穌基督的信徒自居，我深不以為然。我認為總統乃全民的，不是只屬於某宗教的！尤其他的逝世，我們全宗教都至感哀痛，為他誦經悼念，但他的喪葬典禮卻宣布要以基督教儀式進行。對此，我想起過去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大元帥府，有一個祕書常在府裡宣揚基督教，孫中山先生喝令禁止。祕書抗議說：「你要知道，你也是基督教徒呀！」孫中山先生說：「孫文是基督教徒，大元帥不是！」

老蔣先生的一生，我們不夠資格來議論，但對於蔣先生雖然領導全國軍民，延續中華民國的民族命脈，他的失敗，在此我不得不批評一句，這一切都是由於他的心量不夠寬宏所致，他把黃埔軍校出身的，都視為嫡系的子弟兵，是親信部隊，其他的為雜牌軍，造成部下分化、軍心渙散，如汪精衛、胡漢民、李宗仁等，他們相處都勢如水火，派系之間彼此互相鬥爭，而他從中操縱、利用，這實在是有失一個偉大軍事家的寬容風範。如果他的心量能夠大一點，對各軍隊能一體同仁的看待不分親疏，對政治犯能包容一些，他會有不同的結果。

老蔣先生之後，我與蔣經國、蔣緯國，甚至蔣孝武、蔣蔡惠媚等蔣家後代，也有很多的因緣關係，都有值得記憶的意義。

蔣經國先生繼老蔣之後擔任總統，在他就任後的第八天，就到佛光山參拜。那時山上設備簡陋，只有東方佛教學院一角，他到了之後便巡視每間教室，並與學生聊天，讓人見識到他平民化的作風。

經國先生在總統任內，有四次上佛光山的紀錄，對本山的大慈育幼院也曾捐款贊助，對大悲殿的萬尊觀音更是讚歎有加。過去老蔣喜歡參拜佛寺，經國先生也是，我想最主要的是他們對中華文化的保留，真的用心想要維護。

承蒙他曾在總統府召見我，我也利用機會提出建言：讓佛教徒辦社會的大學，因為當時天主教與基督教，分別在台灣設有輔仁大學、東吳大學、東海大學等，唯獨佛教沒有大學。

那個時候台灣教育部明令不准辦大學，我建議說，佛教人口居世界之冠，尤其移民世界各地的華僑那麼多，他們大部分都是信仰佛教，而台灣都沒有一所佛教所辦的大學，有被冷落的感覺，希望總統能開個方便門。他連說：我記得！我記得！

後來台灣開放設立大學，使得原本只有三十多所大專院校，到如今增至一百多所。甚至不知什麼原因，竟然讓我也有機會辦了南華大學與佛光大學，我想這還是得感謝經國先生的開明與德政。

另外，一九八六年四月，國民黨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午用餐時，有人遞了一張字條給我，說經國先生要我在會中作一個報告。當時俞國華任主席，蔣經國之外，郝柏村、李登輝等人也在座，我當眾提出建議，希望國民黨對於黨外人士要包容，因為黨外也有很多的優秀人才。

事後，《中央副刊》還記載了我講的話。記得當天一共提出四點建議，其中包括開放大陸探親。不久之後，黨部月刊說：「經國先生開放的腳步加速了。」經國先生的政治改革，當然也不是因為我的建議，是時代的需要。

經國先生一向自負、自信，平時不容易聽進部下的建言，但我不是他的部下，我沒有職務在身，也不做官，雖然曾被選為中央評議委員，坦白說，我也不知道這個頭銜是因何而來，我對國是提出建言，只是盡一介平民的本分，提供一點意見，他的改革開放，應該是很多因緣助成的。

說到經國先生，他親民愛民，這是眾所周知的，他一生與民間的往來，有很多小故事我都耳熟能詳。我非常敬重他民主而獨特的行事作風，過去他任政治部主任、國防部長、行政院長時，我們有一些法會或社團活動，他到場時都是默默從旁經過，並沒有大陣仗的有許多隨扈跟從，可以說是行事很低調的人。

經國先生對台灣貢獻很大，這也是全民公認的。例如他培養本省人才，選拔很多本省優秀青年如許信良、張俊宏等人到國外留學，希望台灣能慢慢「本土化」。

他創辦救國團，把青年的活動納入到暑期、寒假的戰鬥營之中，讓青年們在戰鬥營中成長，解決了青年的問題。後來也解除戒嚴，並開放人民到大陸探親，使台灣真正步上自由民主之路。

早期他所主導的「十大建設」，帶動台灣的社會發展，加上尹仲容、王昭明、李國鼎、俞國華、孫運璿等財經首長推動經建政策，更讓台灣的經濟起飛，繼而締造了台灣的經濟奇蹟。他們對台灣社會的轉型，以及台灣經濟的發展，都是居功厥偉，這也是經國先生在歷史上不容抹滅的貢獻。

經國先生的弟弟緯國，說我和他是「老友」，應該不為過，因為他也經常到佛光山，與我促膝長談；另外在台北普門寺，當時是慈容法師住持，只要我到台北，他也時常專程前往敘談。

緯國先生為人風趣，語多幽默，完全不像高官厚爵，也沒有官宦子弟的架式，他經常自我調侃，自我取笑。記得他跟我的談話中，有一次最嚴肅，他表情凝重的說：台灣沒有獨立的條件。

我初聽其言，也覺得台灣哪有可能獨立！接著他又從經濟、地理等因素，分析台灣與大陸的情勢，並說台灣所以能有現在的發展，完全是靠大陸上一些優秀人才隨國民黨到台灣，與台灣當地民眾結合，共同發展，台灣才有今日小康的局面！

我和他飯後聊天，天南地北，他很健談，我也好聽，彼此相得。後來他主持的「戰略學會」找我去講演。我不是研究軍事的專家，也不懂得戰略，不過由於他善意殷殷，我也就不揣愚拙，到學會主講「佛教的戰鬥觀」。當天講些什麼內容，今日已完全不復記憶了。

我與蔣家人士，除和緯國引為朋友之外，他們的下一代往來較為密切的，就是蔣孝武先生了。孝武先生也多次上佛光山，甚至他曾對我說：我們蔣家召開會議，談到我們的祖先都是信仰佛教，現在大家都偏向基督教，因此決議，至少要有一個人信仰佛教，繼承祖先的傳統，那就選我蔣孝武做代表了！

記得那時是一九九○年左右，每次孝武一來，都是攜家帶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行多人，如今我已不復記得他們的名字。後來他的夫人蔡惠媚女士成為佛光山的信徒、弟子，對佛光山也有許多貢獻，這不是沒有緣由的了。

孝武先生不幸逝世後，惠媚女士在佛光山台北道場當義工多時，也加入國際佛光會行列，曾擔任佛光會青年會第一任會長。有一次與我見面，談及佛法上的問題，我也順便向他求證︰在孝武先生當駐日代表期間，曾經託人向我要佛光山佛教文物陳列館內「華藏世界」的設計圖，我請彭伯平先生繪製給他，只是不知道他是要做什麼用途？

蔡女士回答說，是因為新加坡的房子，想要設個佛堂，他想採用「華藏世界」為樣本。另外，對於孝武先生曾說蔣家公推他信仰佛教一事，也經蔡女士證實，說孝武先生生前確實經常作如此表示。

或許由於孝武先生在世時，曾一再表明自己是佛教徒，希望百年之後採用佛教儀式。因此，在他往生後，儘管有人反對，不肯滿其所願，但他的子女友松、友蘭堅持要用佛教儀式，他們說前人對佛教有對不起的地方，後代子孫將會給予補償。

現在蔣家的後代，與我們有來往的，就是蔣孝嚴委員了。蔣委員本來跟隨母姓叫章孝嚴，後來在二○○五年三月認祖歸宗，正式改為蔣姓。

孝嚴與孝慈兩兄弟，我也曾多次與他們聚餐、聊天。尤其一九九四年台北道場落成時，孝嚴與孝慈兄弟兩人曾聯袂參加「素齋談禪」，只是孝嚴現在也信仰基督教了，不過孝慈先生溫文敦厚，未曾談及信仰，只記得當時他擔任東吳大學校長，後來不幸逝世於北京，英才早逝，深為可惜。

二○○八年吳伯雄先生擔任中國國民黨主席，他想在江丙坤、林豐正、詹春柏等三位副主席之外，再多選拔一些人擔任副主席。當時我從旁建議：時逢兩岸正熱烈交流往來之際，應該有一些副主席能對兩岸之間的互動有所助力。後來蔣孝嚴先生被任命為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我想對兩岸關係的促進，當有實質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