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83　◎我的監獄弘法

今天，二○一二年十一月七日，中午十二時三十分，由中華人權協會理事長蘇友辰律師，帶領著二十一年來幾度在生死邊緣徘徊、歷經風雨，而終於宣判無罪的三位年輕人，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來拜訪我。因為在一九九六年的一月十五日，我曾經到監獄裡面去探望、並勉勵他們：「把坐牢當作閉關修行。」當時的一句話，增加了他們對未來的一點希望，如今終於獲得平反，獲得正義與自由，因此特地來山表示感謝。接待他們的時候，對於監獄布教的種種往事，不禁湧上心頭。

記得一九五三年，我在宜蘭監獄布教，一位姓凃的總務主任明白向我表示，不歡迎佛教人士去講說，因為他們的受刑人已經接受基督教的教育了。當時，蔣夫人信仰基督教，所以一些官員都有吹捧的習慣，以為接受基督教的布教，可以獲得蔣夫人的歡喜；藉著排斥佛教的弘法，也能獲得蔣夫人的歡喜，因此他阻礙我到監獄開示；但是，他倒是願意把日本時代留下來的一尊阿彌陀佛接引聖像，以兩萬塊台幣賣給我，我即刻籌措兩萬台幣，跟他買下那一尊莊嚴的聖像。現在台灣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一米多高複製的阿彌陀佛聖像，讓人看了心生歡喜，都是那尊佛像的一一化身，各處結緣。

由於當初年輕，體力旺盛，經常在台灣的監獄布教，也成為法務部第一位聘任的監獄教誨師。從台北土城、新竹、台中、雲林、屏東、高雄、花蓮、蘭嶼、綠島監獄等，幾乎全台灣的監獄都曾有過我的足跡，甚至於日後，在香港、美國等地，都與監獄受刑人有過布教的因緣；在那苦難的邊緣，看到許多正值青春的年輕生命，卻身陷囹圄之中，真是不勝感慨。

曾有一次，我受邀到花蓮監獄布教，獄方人員表示，他們都是重刑犯，因此都會帶著手銬腳鍊聽我開示。我一看到現場兩千多位年輕力壯的青年正等待著我講話，心中升起無限感觸，他們這麼健碩的身體，這麼英武的雄姿，可惜了！怎麼關在牢獄裡面？假如跟我出家做和尚，我一下子就有兩千多位的弟子可以弘法利生，他們也能得度，我想，台灣的社會治安一定會大大的改進了。

這也引發了我對受刑人的諸多想法，我曾和當時法務部廖正豪部長商量兩件事情。第一，准許我和判決死刑的人做個別交談，不是短暫的會晤，而是長談，古人曾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在他們已經面臨死亡邊緣的時候，心裡必定有一些苦水要吐露，我自信也是一位很有同情心的人，讓我跟他們交談，給死刑犯有個對自己一生檢討的機會，並對未來的生命抱持希望與信心，他們也能夠死得安心，同時將懺悔經過記錄成書，將來對社會教化必定是很好的教材。

承蒙廖正豪部長的助力，我曾在土城做過一次三個人的談話，但是獄方卻言明不可以發表。我認為，人生走到最後，能講出口的話，都是一篇懺悔錄，不會有憤世嫉俗的言語，或是想要報仇雪恨。但是，由於監獄人員的顧慮，怕一些不當的言論影響別人，因而不能應允我的請求，讓我為受刑人完成所願。

第二件事，受刑人的刑期滿了，釋放出獄，社會難以接受，因為他們是犯法的人，但是社會不接受他們，他們也不會接受社會，反而會對社會存在一種冤冤相報的心理。所以我建議部長，能否在他們刑期將滿三個月前，讓我們寺院來收容他們。我在想，他們也不會逃亡，因為逃亡以後又是罪上加罪，還有三個月的刑期，在寺院裡面生活也不會像監獄那樣的不自由。

在監獄裡面，大部分都是教訓他們，不准他們這樣、不准他們那樣，例如：不准站著、不准抽菸、不准會客、不要往外面看等等。如果給我三個月的時間，給予他們一定限度的自由，不超過範圍的事情通通都可以做，例如：他們想要會客，可以會客；要吃什麼東西也可以，甚至吃香菸也無妨；我還可以帶他們到處遊山玩水，為他們做心理建設。我想，精誠所至，玉石為開，我以誠心待人，他們不會為我帶來麻煩。

因此，希望政府可以跟我合作，給我一個機會；甚至我說，假如萬一不行，有某一、兩個人逃跑了，應該也不是那麼嚴重的問題，因為他的刑期即將滿了，本來也快要釋放他。但是廖正豪部長表示，這個太嚴重了，在法令上有一定的規定，如果能做到我這種程度，法令不知道要修改多少的條文，因此，又讓我不能訴請所願了。

一想到受刑人離開親人的那種落寞，總讓我思索能為他們做些什麼？因此曾經多次發起在過年過節的時候，有人去探監慰問，像是端午節送粽子，中秋節送月餅，過年了送紅包，讓他們感受到一些有心人的關懷，而不會對世界懷抱著不滿。

此外，剛到宜蘭時，雷音寺沒有桌椅，他們有長板凳，我也坐了幾個月，後來信徒幫忙我買桌子，又到監獄裡買了一個三十塊錢藤編的椅子，我在宜蘭都坐這個椅子打佛七，一坐就打了二十六年的佛七，椅子依舊堅固耐用，也讓我對受刑人的手藝留下深刻的印象。

佛光山經常在監獄裡面舉辦短期出家，傳授三皈五戒，我覺得成果很好。後來佛教界紛紛議論認為我不對，怎麼都度一些重罪的人受戒，那以後佛教裡面，還能太平嗎？其實，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而佛陀在世的時候，一再強調「人不怕犯過，怕的是不肯悔改」。所以對於社會上一些行為有問題的人士，他都給予機會，為什麼我們現在不但不給予機會，還帶著有色的眼光對待他們，這也是我引以為憾的地方。

我覺得，到監獄裡面弘法開示的人，心裡不能把受刑人當成犯人，在言語上，不可以總是說：「你們犯人……」可以稱呼大家為：「各位朋友！」也不必說：「你們犯過罪，是犯罪的人。」傷他們的尊嚴，因為先有了對立的關係，就不容易收到開示佛法的效果。對待他們要有同理心，像是：「你們各位，好像一時誤會或者冤屈，讓你們受刑了；其實我們在外面的人，你能說哪個人不犯罪嗎？只是說他還沒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在外面街上自由的人，也未必都是好人；現在你們各位在這裡，一時失去自由，也未必都是壞人，所以大家自己要有自尊心，人生機會還很多，你們受刑有期，出獄以後，還是有無限光明的未來……」諸如此類，要前往監獄布教的人，至少要有這樣的素養。

而除了在監獄、看守所傳授三皈五戒外，也曾舉辦過佛學會考。還記得一九九三年的世界佛學會考，在全球五大洲的各大都市開展，如澳洲雪梨、法國巴黎、英國倫敦、巴西聖保羅、馬來西亞吉隆坡、美國洛杉磯、香港等六十五個考場同時舉行。當時，在台灣的宜蘭、台南、高雄、屏東、綠島、武陵、泰源、台東及香港多所監獄、看守所中，也有六千餘名受刑人報名考試，特別設有監獄考場，造成一時的轟動。而《聯合報》、《中國時報》，也各以兩個全版，為成績優異者作了大幅報導，其中不乏有受刑人上榜，一時傳為佳話。

可惜的是，後來因為立法委員黃天福向時任教育部長的吳京先生反應，表示有基督教信仰的家長抗議舉辦佛學會考；甫上任半年的吳京先生便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以一紙公文廢止佛學會考，百萬人的考試就此作廢，慈惠法師舉辦的佛學會考就此泡湯了。

回想起早期的監獄布教，是由在台北的南亭法師、趙茂林居士和我們共同發起的，後來大家各據一方弘法。不過，所有的佛教徒對於監獄布教，都非常熱心參與，聽說我的弟子中：慈容、心定、心培、慧寬、慧定、慧法、慧昭、慧倫、慧敦、慧靜、依來、依導、依航、依日、永勝、永藏、永光、滿度、滿馨、滿益、滿昇、覺詠、覺勛等，都經常在監獄裡弘化，一個人負責好幾個監獄。甚至於法務部與佛光山慈悲基金會配合，在一九九五年開辦台南明德戒治班，即所謂的「戒毒村」，多少年來，弟子慧定、慧法長期住在戒毒村裡布教，貢獻許多的歲月時間。

而參與監獄布教的佛教居士中，國際佛光會有近百人的監獄布教師，這當中有兩個人相當特殊，分別是趙茂林、林清志居士。趙茂林居士是江蘇鹽城人，當初是台灣省羽毛公會總幹事，喉嚨好像音箱喇叭，一唱誦佛教的梵唄來，出家人都比不上他，在監獄一布教就是二十餘年，風雨無阻。

後來，他往生後，我為了感念他，無條件將他奉安在佛光山萬壽園的一個小寶塔，以感謝他對於社會公益的熱心。我覺得佛教也要倡導崇功褒德，不能老是讓大家只有為佛教盡義務，毫無所得，卻只有一句話：「將來阿彌陀佛會感謝你！」為什麼我們要請阿彌陀佛來感謝這許多為社會服務的功德主呢？報恩感德，應該要由我們自己付出。

另一位林清志居士，台灣宜蘭人，是宜蘭大學的教授，他因為我的鼓勵，從青年時期，每一週都在宜蘭監獄上課，從未間斷過，至今已經五十年了；其夫人林秀美女士，二十年來也是夫唱婦隨，做著監獄布教的義工，他們的兒女都是碩博士，可以說是一家和樂，仁慈厚道的家庭。

除此之外還有住在彰化二林的洪進國、蘇秀雲伉儷，他們是弟子道融的父母親，二人一同從事監獄布教也已二十餘年。監獄布教師中，已布教滿二十年的還有桂亞莉、陳清秀、林緝熙等人；十年以上的則有薄培琦、余淑棻、蕭麗歡、黃重義、陳寶鳳、鍾肇明、尚貞姬、周素昭、吉同寅、羅振順、梁秋華、黃秀娥、黃秀霞、石澄清、郭貴娟等數十位布教師，在這條漫長的道路上，相信已有數千人受其影響，重新開展美好的未來。

佛光山行之多年的監獄弘法布教，漸漸的也受到政府的肯定，獲得多次表揚。二○一二年，佛光山慈悲社會福利基金會以「監所教化類」有功團體，獲頒「行政院獎」，由法務部長曾勇夫頒發，佛光山慈善院院長依來法師代表受獎。此外，監獄布教師李金陵、國際佛光會檀講師楊秀梅及佛光會板橋區南雅分會顧問李雪梅，分別榮膺「推展更生保護工作有功人士」表揚。總統馬英九先生，更於十一月二十二日接見有功人士及團體代表，感謝他們對監獄布教的付出。

在監獄布教中，我有過許多的回憶，在年輕氣盛的時候，曾經和一位老法師到屏東監獄布教。每次前往布教前，老法師總會先問我要講什麼內容？幾乎每回我想要講的題目，隔天他就拿去先講，自己從不去苦思要講什麼，假如我沒有預備，怎樣面對當時的局面呢？幾次經驗下來，也讓我學習到臨場突發狀況的反應。

有一次，他問我要講什麼？我就說：「我有兩個問題要跟大家講，一是懺悔，二是發願。」第二天他又重複我講的內容，輪到我時，忽然興起開玩笑的念頭，我說：「今天我有兩個問題要跟大家講。」他一聽，還得了！必定想著：「你的問題我已經講完了，你不能又再講啊！」我就故意繼續說：「我這兩個問題必定對你們有幫助、有利益，我也希望我這兩個問題，你們要深思，你們要記住。」我就一直在那邊重複強調著「兩個問題、兩個問題……」，他嚇壞了，差點要趕我出去，拖我離開，玩笑開夠了，我才開始正式說：「第一個問題，我要講『明白因果』，第二個問題是『慚愧改過』。」這樣的事情雖然不常發生，但也成為我監獄布教很有趣的軼事。

我在各地的監獄布教，大部分看到的都是男子，縱有女子都很少數，日常生活還比男子優待一些。某一次，我到高雄看守所和女子受刑人講話，現場六百多位的女受刑人，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那許多女眾都是眉清目秀，年齡也不是很大，他們為什麼會犯法坐牢？

打聽之下才知道，實在說，在那個年代，女眾大都是因為票據法而替丈夫頂罪。丈夫為了借貸，就用太太的名字，到了還不出錢的時候，就由太太代他坐牢，這是其一；其二，一些先生從事販毒，就叫太太送貨買賣，但這很容易被治安單位發現，所以這許多可憐的女子，受到丈夫的牽連而犯罪坐牢，讓人不禁感嘆，這個世間哪裡有什麼公平？沒有犯罪的人在那邊受苦受難，真正犯罪的人反而逍遙法外。

其實，中國從古代以來，就有很多頂罪、替罪的例子，甚至於替死的這種情況發生。你說，法律能夠全面公平嗎？這就不盡然了。也使我想起了日本一位楠木正成將軍，他在遭受冤屈死亡的時候，身上留有五個字，「非理法權天」，大家都不知道什麼意思，後來，有人慢慢揣摩才懂得。「非」，指不是，不是的事情當然不能勝過理；而「理」，你有理，卻不合法，所以理不能勝過法；「法」，是法制規定，雖有規定，但不能勝過人為操控的權力；至於「權」，有權力的人他可以置法律於一邊，但是權力卻不能勝過天；「天」，就是因果法則，管你什麼樣子的人物、道理，到最後天理難容，因果是逃不掉的。所以很多冤屈的人士，在因果的道理之下，還可以找到一點安慰。

以往，我每年到香港弘法，香港有一位黃鈺輝居士，他經常在赤柱監獄對被判死刑的受刑人說法。他一知道我會到香港，便希望我去和那許多死刑犯講話，做一些鼓勵。因為被判決死刑的人，心性總有一些跟常人不一樣，或者憤恨，或者心性暴力，或者心灰意冷等，種種不一。香港的赤柱監獄，收押了近二千人，位於港島的最南端。一九九三年八月，我到赤柱監獄時，為了和每位受刑人見面，二個小時中，分為三區做三場講說、一場皈依三寶儀式。其中一場專為被判終身監禁的全體受刑人開示，應其要求舉行皈依，為其祝福。

我在香港，除了和赤柱監獄的人多次接觸，對於一般監獄的受刑人，也常和他們說法。而讓我記憶最深的，就是一些船民的苦難生活。所謂船民，就是越南吳廷琰政府垮台後，大約在一九七五年，北越的共產黨勝利，南越的人士，大家不管貧富，只能放棄家產逃離共產黨統治；此後，更影響了中南半島上的緬甸、寮國等國家，為了自由，人民自願或是被迫的離開家園，而形成大量的逃亡潮，數以百萬計的船民在無情的海上漂流，只為了尋覓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

當時，我記得有一位法師，募集金錢要買船，供應那許多船民乘坐，我也捐了五萬塊新台幣，幫助船民逃命，因為我自己也當過逃難的難民，知道災難發生時，維護性命的重要。這許多船民，命運各有不同，有幸與不幸的，有的適逢聯合國分配到不同的國家，可以接待他們，如美國、瑞士、瑞典，歐美等那許多經濟富庶國家；有的卻葬身怒海、或遭遇海盜欺凌；有的被一個個地區、國家拒絕收容庇護，成為可憐無依的人球。

在香港，有好幾個區域都關了大量的船民，香港政府不願意他們進來香港，聯合國也不容易安排、分配他們到哪裡去，他們就在動盪中忐忑不安地聽天由命，等待著他們的未來。而這些船民們多數是佛教徒，他們要我去為他們灑淨、為他們三皈依、說法，我都儘可能的允諾前往，如他們所親身感受，在那樣苦難的地方，只有靠佛祖，靠心靈的安慰才能有勇氣生存下去。

而在台灣諸多監獄中，綠島的監獄是專門關閉重大政治犯的，如我的朋友李武忠教授、郭衣洞（柏楊）也都曾被關在綠島。李武忠教授是因為和他的夫人對女兒的教育觀念看法不一樣，太太一氣之下，就向政府密告，說李武忠曾經參加過共產黨在大陸各處舉辦的讀書會，他沒有自首承認，因此被判刑十年關在綠島。而郭衣洞是因為一篇大力水手的漫畫，被人認為內容諷刺蔣家父子在島上的權力，也被判刑十二年。

我也曾經到過綠島監獄說法，看到那許多的政治犯，彼此不敢講話，拖著沉重的手銬腳鍊在地上走，面無表情，彷彿生不如死。據說，也曾經有過一、兩位寧可投向怒海奮鬥逃亡，也不願意被關在綠島的受刑人；我也曾問過別人，不知這許多逃亡的人，會不會成功？雖然沒有得到具體的回答，大概我想，人力總不比大海之力，大多遭到怒海吞沒。

當時的典獄長是一位沈雪峰少將，這位沈少將為人倒也正派，對佛教非常友好，多少次都到佛光山來拜訪請教；他曾經跟我們要求捐贈一尊觀音像給綠島監獄，由於對於受刑人的憔悴樣貌印象深刻，深刻感受到他們需要心靈上的明燈，我當即允諾，花了五萬元，請了一尊觀音像，運送到綠島監獄。

說起綠島這個地方，人人談到總不敢言說，感覺這是一個很神袐的地區。其實，在我的看法中，綠島的政治犯大部分都是冤枉的。就算是政治犯，也不至於被判刑這麼嚴重，只是政治立場彼此不同，因為政治自我為重，而將對方視為敵人，無法加以寬恕。大概在一九三○年代的大陸，曾經就有一些民主黨派的人士，要求蔣介石先生赦免政治犯，政治犯只是因為政治思想理念不同，並沒有作奸犯科，不至於有那麼嚴重的刑罰。

後來，柏楊先生終於在一九七七年從綠島釋放，一九九四年在台北成立了一個「人權教育基金會」，成為「國際特赦組織中華民國總會」（今為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創會會長。人權基金會經常需要開會，我都請當時台北道場的住持，供應他們開會場所，給予他們方便。

人權，必定是重要的課題。在這個世間上，從前講究神權，這種時代過去後，開始講究皇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這種時代也被推翻了，現在就到了民權時代。對每一個人而言，他都有生存的權力，不能因為少數人的利益，剝奪他人生存的權力，這樣的看法我非常贊成。

現在講究人權，我認為，甚至將來的時代，還要進入到一個「生權」的社會，所謂生權，就是每一個生命，所有的大地眾生都有權力生存，如牛、馬、鷄、鴨，牠們不是生來給人吃的，牠們也沒有放棄自己的生命。你說這個世界就是弱肉強食，老虎不吃斑馬、羚羊，那許多斑馬、羚羊就會繁殖過多；但是，人類並沒有吃老虎、獅子，老虎、獅子也沒有繁殖到充滿世界，因此弱肉強食固然是這個世間免不了的現象，但是人類總不能都跟老虎、獅子一樣，也成為這個世間的弱肉強食者。所以未來的世界，人權、生權必然會受到這個進步的社會和時代所重視。

對於柏楊先生創辦的人權協會，我也同意支持，但是對於他贊成廢除死刑，我就稍有不同的意見。還記得，在二○○一年，美國奧克拉荷馬市聯邦大樓的爆炸案凶手麥克維被處死案，媒體詢問我對死刑的看法。我當時表示，我贊成人的一些過失，如貪汙、侵占、欺詐，都可以用種種的刑罰代替，免除死刑；但是，對於殺人犯，不能免除死刑，因為你已經把別人殺死了，你卻逍遙法外，這個不合乎因果的道理，佛法講如是因，就有如是果，如果殺人者不償命，我覺得好像違背佛法的意思。

所以我對柏楊先生表示，對於殺人不判死刑，我不能贊成，這個社會需要靠法律來維持秩序，但是道德良知、因果觀念，對社會的安定還是很重要。

柏楊先生想說服我的看法，但是這不是說服的問題，這是我的信仰問題，我信奉佛法，我就要有佛法的因果觀念。後來，繼我的表態後，曾經擔任過警政署長的莊亨岱先生也有所回應，他也不贊成免除死刑，為什麼？因為在他的工作職責下，他見過太多殘忍的殺人情況，怎麼可以因為時間的過往而沖刷掉他殺人的事實呢？這對於受害者而言，實在有失公平，因此他贊成不能免除死刑。

多年後，在二○一○年，甚至為了一些死刑犯要執行死刑，必須要讓法務部長簽署同意書，當時的法務部長王清峰女士當場表態，寧可辭職不做部長，也不願簽署同意書讓死刑執行，隨後辭職。同年，我在三月十三日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我對死刑的看法〉，也引起了社會對死刑的論爭，對於主張廢除死刑，我認為仍然值得商榷。

一個社會要長治久安，不能只靠法律的制裁，法律的制裁雖然能恫嚇於一時，卻不能杜絕犯罪於永遠。雖然有人主張「亂世用重典」，但嚴刑重罰只能收一時治標之效，要想治本之道，應該宣揚因緣果報的觀念。總而言之，死刑是不得已的方法，一個人犯了罪，當然可以用種種的處罰來代替死刑；但是廢除死刑，確實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不過，有關單位對判決死刑一定要慎重，如果案情真相沒有辦法完全釐清之前，還是應該槍下留人。

而我自己生來有一個性格，很喜歡打抱不平，喜歡主持公理正義，所以這次蘇建和他們三人在死亡邊緣徘徊了二十多年，終於判為無罪釋放，讓我感到公理正義得以伸張外，也讓我想到佛光山的弟子，如果有好打抱不平的性格，喜歡主持公理正義，具有俠義精神，我很願意培養他，希望他能就讀法律科系，考取律師後，掛牌不收費，專為受冤屈的人伸張正義，解除他的冤屈怨恨。然而，人才難得，我今天在此記述一筆，希望來者有人能了解我的心意了。

二○一二年，因為陳水扁在獄中屢屢生病，由於前總統的身分，我呼籲政府應該給予一些寬恕，讓他居住的地方受到寬待；這也讓我想到，一九七九年，在三十多年前叛逃的上尉林毅夫，因此，五月十四日，我在報紙上投稿〈慈悲與仁愛的啟示──請寬待陳水扁、赦免林毅夫〉一文。

一九五二年出生的林毅夫，是宜蘭人，在金門軍隊服役中叛逃到大陸，現在已經在大陸成為名學者、經濟學家，並且擔任世界銀行的副總裁。幾次想申請回家奔喪，政府都不允許。讓我思起一九四九年金門古寧頭的戰事，共軍投降者有七千多人，如今都已是垂垂老兵，我想有意願者，都能回到大陸家鄉探親，共產黨也沒有計較；而韓戰結束後，一九五四年間，有一萬四千多位俘虜，不願意再回大陸，到了台灣，如今不知道有多少老兵紛紛回到家鄉。為什麼對於一個林毅夫，要那麼計較他能不能回來奔喪？

在人道的立場上，應該要一笑泯恩仇，對於兩岸現在的和平，彼此要釋出善意，不要太斤斤計較過去的仇恨，大家都是同種同源的炎黃子孫，要朝未來友誼發展。過去國民黨、共產黨兩岸對峙，互不相容，但是現在有心人，都希望見到兩岸共同發展的和諧，不可以有偏差的待遇，兩岸的關係要學會用新思想，新的包容，大陸胡錦濤總書記曾說過，擱置爭議，我覺得這樣才能真正的解決問題。

而我多年在監獄裡面講說，也常在監獄舉行皈依，徒眾們都跟我警告：「師父收了那麼多受刑人的徒弟，將來不知道會不會有一些不好的後果……」我從來都沒有遭受過不好的後果，反而每次過年的時候，偶爾收到一些過去的受刑人所寄來的賀年卡，甚至還有紅包供養，五十塊、一百塊不等，令人動容。有這樣的感恩心念，你能把受刑人都看成壞人嗎？還曾有一次，我乘火車沒有座位，站在火車上，後來，一位年輕人走到我的面前，請我去坐他的位置，我很訝異，他輕輕的跟我說，您是我的師父，我在某某監獄皈依做您的弟子。你能說受刑人一定都是壞人嗎？

我們的社會對於受刑人，應該不要有那麼多成見，在監獄裡的人失去了自由，犯了法當然理所不容。可嘆的是，有些受刑人回到社會，社會排擠他們，讓他們倍感挫折；其實，有一些從監獄出來的受刑人，可能心地善良，人格高尚，也不亞於一般的人士。既然刑法給他一個公道，已經讓他再回到社會重新做人，我們也應該要用他重新做人的角度來幫助他。所以我們的社會應該要學習寬諒受刑人，成就他，不要排斥他，就等於父母，如果你的兒女有了一點犯錯，你能從此就不要你的兒女嗎？你就認定你的兒女是一個不可救藥的人嗎？當然不會。

過去在監獄裡面布教，說法的時候我經常都講：「各位難友！」因為，說到坐牢受刑，我自己也有過兩次經驗，一次是在一九四七年，我被不知道何方的人士逮捕，關閉了兩個禮拜，我也不能會客，不准問對方是什麼理由要逮捕我，只知道在關閉我們的小屋子裡面，今天槍斃兩個人，明天槍斃三個人，或者有的人被打得渾身流血，由獄卒抬回牢獄中，我那時候真有「眼看他人死，我心急如火，不是傷他人，看看輪到我」的心情。

真有那麼一天，我記得在一個豔陽高照的下午，對方把我五花大綁，帶出被拘留的地方，我以為也是綁赴刑場，雖然大地豔陽高照，但我感覺到陰沉的氣氛，就這樣面臨與世間隔絕的這一刻，我沒有恐怖，只微微感到可惜，我才二十一歲，就要在這裡像水泡一樣，一下子幻滅，師父也不知道，父母也不知道，連一個朋友也不知道，忍不住地自嘆。

後來，他把我押解到一個房間審問，滿室都是刑具，有押棍、灌水的、吊打的等等，令人毛骨悚然。他說我替共軍販賣藥水棉花，可憐我都不知道藥水棉花的功用是什麼？後來才知道這是軍用品，是戰爭的時候，軍中如果有人傷亡，需要一些藥水棉花來治療。但是我只是一介僧侶，從佛教學院出來不久，還不懂這許多社會上的事件。審問我的人，他也諒解我是一個小學校長，算是知識分子，因此從寬處分，要我以後不可以計較，當天就把我釋放了。出了監牢的大門，一時彷彿隔世，我的師兄就在門外等待我，接我回寺，我不明不白的被關了近兩個星期，真是冤哉枉也。

另一次，是在一九四九年，我初到台灣，還來不及熟悉環境，忽然間就被人拘留了。先是關在中壢看守所裡面，後來，把我遷移到桃園的一座倉庫，裡面有好幾百人，原來我們所有從大陸過來台灣的出家人都被聚集在這裡，失去了自由，這當中有慈航法師，有陸軍中將的律航法師等等。當時，大陸不斷的廣播，表示他們派了五百個間諜，以僧侶的身分在台灣活動；台灣的治安單位聽從了這樣的文宣，就趕緊把所有從大陸來的出家人逮捕，摧殘佛教，寧可冤枉一萬，也不希望逃去一個。

在那個恐怖的時代，不知道有多少冤魂，就這麼悄悄地離開了世界。幸而那時候我們有一些正信的佛教居士，為大家奔走呼號解救，這許多人物，包括前台灣省主席吳國楨的父親吳經明老居士、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立法委員董正之、監察委員丁俊生等人，給我們很大的幫助，我只坐了二十三天的拘禁，也不問什麼理由就把我放了，可憐的慈航法師又被多關了一百三十多天，才被釋放。像這樣的錯誤，又是誰的罪過呢？是我們犯罪應該受刑？還是由於他們的無知，而有這樣的冤屈？是社會環境、人為過失所造成的嗎？誰又該受到懲罰呢？所以是非就很難定論了。

因此，世界上多少的冤獄委屈，我也曾經感同身受過，對於每位暫時失去自由的「難友」，希望他們皆能蒙受諸佛菩薩的加被，涓涓法水能流入每個人心中，增添生命的力量，勇於面對未來必定光明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