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83　※光復初期的信眾道友

一九四九年，我在家師志開上人和同學智勇法師的鼓勵之下，領導僧侶救護隊來到台灣。原本有六百人的僧侶救護隊，到上海集聚上船的時候，只剩下七十餘人。大概是那時候台灣才剛光復不久，加上大家沒有聽說過台灣在哪裡，對於即將面對的新環境，茫然不知以對，故而紛紛退出。後來七十多人乘船抵達基隆港時，有些人來跟我講要到台北探親會友。對於台北在哪裡？我毫不知悉。他說：「就在前面不遠。」我說：「你快去快回。」就這樣，在基隆的碼頭等了一天，回來的不到四十個人，其他都各奔西東，另覓前途去了。

原本我們抱著一線希望，期待有哪一個團體可以來承辦僧侶救護隊的訓練工作。後來，聽說在台南市立二中裡面有一個訓練單位，我們就到了台南市立二中，由裡面的補充兵營房供應我們飯食。就這樣，在台南吃住了二、三個月，我們不到四十人的僧侶救護隊，又離開了二十人左右，剩下十餘人，看來不得希望成隊了，於是我宣告解散，讓大家另尋出路。

那時我才初到台灣，又曾在台南住過三個月，這樣的因緣，讓我對台南有些感情。後來好友煮雲法師從浙江普陀山落腳在台南的時候，為了助長他的發展，我們也到台南來，看看有什麼可以為他服務的。記得那個時候，煮雲法師在台南已經有不少信徒，但他也沒有力量招待我們，就把我們帶到他的信徒家裡去。

就這樣，我們在台南結識最早、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信徒有三個人：一是高維興夫婦，二是嚴炳炎夫婦，再有就是莫正熹的全家了。他們都是虔誠的佛教徒，見到我們這許多年輕的法師都高興不已，看得出那時候他們真是掏心挖肺的來招呼我們。這三戶人家好像都是空軍的眷屬，因為他們都住在台南空軍的眷村裡，距離竹溪寺不遠。不過，那個時候由於我們都是外省人，不敢前往竹溪寺打擾，就在這三位居士他們的眷村裡掛單小住。

高維興

高維興居士，浙江杭州人，一九○九年出生，為人豪爽開朗，熱忱正直，臉上經常笑咪咪的。夫婦二人虔誠護持佛教，只要是為了佛教、是關乎出家人的事情，他們無不熱心贊助，每天都為我們的吃、住做種種張羅。

有一天，我們正要乘坐公共汽車到高居士家，有一位三十多歲的男士一直盯著我們看，當時我們認為他一定是情報人員在監視我們的。但是，看他手裡又拿著一本《阿彌陀經》在讀誦，我們訝異的問：「先生，你怎麼老是跟著我們呢？」他說：「我也是佛教徒，我想要了解你們到哪裡去？」我們告訴他：「我們也住在信徒家裡，並沒有寺廟。」他又說：「我要跟你們去看看。」

這一位樓永譽先生，是澎湖公賣局的一位科長，後來就跟著我們到了高維興居士的家裡。當時，他為了感謝高家，便為大家表演一種特殊的技藝「變魔術」。第一次看到這種面對面的表演，頓時眷村裡的老少都來觀賞，好奇不已。

我因為曾經和他有過這樣的交往，後來辦大學的時候，還一度希望校長在學校裡能夠設立魔術學系，因為魔術神乎其技，可說也是一種文化、一種智慧。像樓先生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一聽聞佛法便起大信心，熱心弘化，為佛教增加了不少力量。後來受我們的鼓勵，他在澎湖成立「澎湖佛教會」，還邀請廣慈法師先去擔任理事長。

同在那個時候往來的，還有澎湖馬公鎮鎮長郭子德居士，他也是澎湖救濟院的院長，全家信仰佛教，還有一位虔信三寶的姪女名叫郭寶秀。郭居士清廉勤勞、正直無私，是一位正派的好人，與樓永譽先生一同護持廣慈法師推動佛教，成立歌詠隊、到各個島嶼弘法，使得澎湖佛教一時大盛。

後來，我在台灣各處經常和高維興夫婦碰面，甚至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講演時，那時候他們夫婦已年登高壽，還前往聆聽捧場。之後，我忙著弘法、創建道場，也無暇和信徒聯繫，只聽聞慧峰法師後來生病時，都是由他們夫婦兩人全心照料。高居士自己則活到一百歲才往生，並且有一個兒子出家，現在還在美國。對於這位當初護持三寶、推動佛教的熱心人士，一直在心中懷念不已。

嚴炳炎

第二位是嚴炳炎居士。

初來台時，我在台北善導寺邂逅嚴炳炎居士。聽聞他曾出家過，後來又給家人找回去；因為他年紀長我們二十多歲，我們就稱他為「老沙彌」。老沙彌可以說是大陸青年僧共同的朋友，他雖年長，但對我們年輕二十多歲的法師們，都一視同仁的禮敬，具有忍讓、謙虛的美德，尤其當時初到台灣，大家都不知道希望在哪裡，老沙彌經常樂觀以對。

嚴居士也是浙江杭州人，一九○三年出生，在年少時代和高維興居士就是至交好友。據聞曾在上海開了一家旅館名叫「安樂宮」，是當時上海最大的旅館，經濟財富堪稱大老，等於過去的陶朱公，現在的總裁企業家一樣。他擅於經營，但很有佛性，為人低調，也不自我宣傳，生性灑脫，隨來隨去，也不計較。

他家居在台南，但那時候他在台北善導寺中國佛教會上班，經常協助佛教會處理許多事情。由於善導寺裡舉行「仁王護國息災法會」，他在法會中與我們同在一起，彼此非常熟悉。後來，我們還曾在宜蘭同榻一張竹床，什麼因緣則已不復記憶了。

一九五○年代開始，煮雲法師長居台南，與嚴居士成為更要好的僧信道友。後來我們到台南的時候，經過煮雲法師帶路，也曾經造訪過老沙彌的家庭，並且就是在他的家中認識了高維興夫婦。

那時候大家等於落難台灣，嚴居士有子女多位，也談不上什麼排場生活，但卻非常熱忱的接待我們。我們也沒想到，現在擔任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執行長的嚴長壽先生，就是他的公子。嚴長壽先生對台灣的飯店、服務、觀光、教育、公益等發展，有很大的貢獻，成就很大，還被譽為「台灣旅館業教父」。二○○六年底，我們在台北國父紀念館有一場「管事與管人」的對談。之後他又應高希均教授的邀請，擔任我們公益信託基金舉辦的「真善美新聞傳播貢獻獎」評審人，現在接任我們創辦的均一國中小董事長。因緣真是不可思議。

印象中，嚴居士有見義勇為的性格，為人正直無私，但非常和善。後來聽聞老沙彌回去台南之後，也好幾次為了宗教界的事投書，仗義執言。只是什麼內容，我因為都在宜蘭，也就沒有去深入了解了。

莫正熹

第三位是莫正熹居士。

當時因為高維興、嚴炳炎居士的因緣，我們認識了莫正熹全家人。說起莫正熹居士，應該是對近代台灣佛教初期發展的有功人士，因為他在台南打起招牌弘揚佛法，推動佛教的信仰。他最大的特點是不做個人的崇拜，不管你哪一個寺院、哪一個法師，只要是佛教，他都護持。

莫正熹出生於一八九九年，廣東中山人，一九三六年皈依慈航法師，法名淨晞，也曾擔任慈航法師在廣東講經的翻譯。他精通國學，不但信仰佛教，還能講經說法。他發心在監獄布教，擁護煮雲法師、慧峰法師，生活上貧富不計，有著落、沒有著落也不關心，一心一意就是要宣揚佛法，真是比出家人更像出家人。他也經常撰寫論述佛教的文章，在佛教刊物上發表，甚至把在台南勝利電台講說佛教的內容整理成《驚奇集》、《驚奇雜集》、《楞嚴經淺譯》等書。

莫正熹有二位女公子，都非常有佛性，生得美麗大方，口才很好，對人主動。我記得大小姐叫莫佩嫻，二小姐叫莫麗嫻，這二位小姐都繼承父親的信仰，除一心以佛教為念之外，別的事情都不關心，全心幫助父親到處說法傳教、接引兒童、編輯佛教刊物，也撰寫文章刊登在各報紙副刊、佛教雜誌上。

尤其莫佩嫻，長於外文、寫作，著有《妙哉觀世音》，並且翻譯許多佛教書籍，如《世佛》、《佛陀的生涯》等。後來聽說他們幫忙煮雲法師翻譯、整理著作，又幫忙道安法師從事文字的工作。在五、六十年前的台灣佛教，很少有佛教青年，有這兩位姐妹花加入佛教的行列，一時增加不少佛教的聲色，真是綠蒂蓮花，難得一見的鳳凰了。

台南，是台灣的一個古城，也是佛教的發源地，有赤山巖、開元寺，都建於鄭成功的時代；另有法華寺、彌陀寺，也都有三百年以上的歷史。近代修建的竹溪寺，也展開弘法傳教的活動，再有慧峰法師住在竹溪寺，後來才建湛然精舍；煮雲法師則住在台南市開山路，後來才在鳳山創建佛教蓮社。我想，莫正熹老居士和嚴炳炎、高維興等，他們都是全力支助他們二位法師的。

後來因為我蝸居宜蘭，宜蘭的佛教青年也正在展開弘法隊的工作，偶爾和台中的佛教青年、鳳山的佛教青年、澎湖的佛教青年有一些來往，對於台南這幾位居士就很少接觸了。只有常常聽到台南的消息時，心中為他們回向祝福。

值得一提的是，那個時候外省人在台灣，語言不通，文化也不同，但大家樂天知命，相處融洽，生活有無也不太計較。尤其，他們三個都不是富商巨賈，但是藉著佛緣，彼此也等於異姓兄弟，相互扶持。對佛教的熱忱，雖然屈居眷村的一角，但在他們的家庭裡都有組織共修，念佛會、佛學座談，它的法音宣流，甚至超過寺廟的貢獻。

我吃過他們的飯，和他們建立了因緣，大家沒有金錢來往，他們沒有給過我一個紅包，我也沒有送過一個紀念品給他們，當時的我也送不起，大家只關心佛法是否興隆。

所謂「佛法弘揚本在僧」，看到這許多台南的居士，讓我想到，現在東南亞一帶的佛教，不都是當初一些居士們飄洋過海，帶了一尊佛像、一尊菩薩像，就在當地設立佛堂道場，因此才有現在的佛教發展嗎？除了上述台南這幾位人士，在台北，我也看到幾位一心想要弘揚佛教的居士，其中之一就是黃一鳴居士。

黃一鳴

黃居士本來是國大代表，記憶中應該是湖北保康縣人士，皈依過太虛大師，也曾經做過佛教會的祕書長。我們在台北見面時，他開口、閉口都是要弘揚佛法。他認為，國家的前途維繫在佛法的發展上，有佛法，才有社會的公平正義；有佛法，民間才知有因有果；有佛法，才能安定人心；有佛法，才能改善風氣。

他的年齡並不會很大，我記得那時候大概只有四十多歲，怎麼樣當到國大代表，就非我所知。不過，他經常也很老大的告訴我們弘揚佛法的技巧。例如：「你們法師們能說法給信徒聽，當然最好；不能說法，也要會懂得發心聆聽別人講說他的家世、他的故事。好比一位老太太來了，跟你說他的兒子如何如何、他的媳婦怎樣怎樣；你要很耐煩的傾聽，你要和他站在同一個立場，聽他敘說；他說完了，必然會覺得很開心。」我感到他這樣的說法，不就是佛法中「四攝法」裡的「同事攝」嗎？

他又跟我們說：「你們出家人會講經說法固然很好，不會講經說法，你有笑容，你見到人，給人一個微笑，給人一個點頭；不可以只是希望別人對你的恭敬，那種自高自大的態度，是不能度眾生的。你要能謙虛、柔和、微笑待人，能夠這樣做，你不必要有語言，也會有信徒跟隨你。」他說的這個道理，不是「四攝法」中的「布施歡喜」嗎？

甚至他也經常引用《華嚴經》的開示：「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發表許多「為人服務」、「給人方便」的意見。我在台北善導寺短暫的停留期中，就經常看到一些善男信女，都指定要來找黃一鳴居士。我覺得他實在是一位適合弘揚佛法的人。但後來我離開台北，也就不知道他做些什麼事，只記得我南下佛光山開山之後，曾有一次他和藝術家楊英風先生、林錦東居士等人來山參觀。此外就再也少有他的消息了。

還有一位賈懷謙居士，當時好像是在外交部服務。每天早晚都來善導寺打掃環境，每見到一個人來，他都會親切的跟他講話、招呼，甚至親自倒茶奉水。後來，在善導寺幫忙寄贈書刊給人。

他好像是大醒法師的皈依弟子，大醒法師中風之後，約有二年的時間，他真是日夜守護，不辭辛苦。大醒法師因為半身不遂，大小便溺也都是靠他處理，他也毫無怨言。這不就是菩薩示現的教化嗎？難怪中國佛教四大名山，有三個名山是示現在家身。例如浙江普陀山的觀世音菩薩、四川峨嵋山的普賢菩薩和山西五台山的文殊菩薩，都是現在家相，只有安徽九華山地藏菩薩現的是出家相。所以，我覺得弘揚佛法，在家眾也不能缺席。

大概我初到台灣的時候，因為時逢亂世，這些居士們都不計較錢財富貴，只為佛法能興隆，不計個人利益，我為他們的信仰虔誠感動。可以說，近代以來，就是有這許多正信而又熱忱的在家居士，慢慢播撒佛教的種子，成為台灣佛教的播種者。後來台灣佛教在家信眾愈來愈多，這應該要歸功於他們的發心護教和貢獻。因此，我後來就非常歡喜在家居士參與護法衛教，加入弘法利生的行列，他們和出家人分擔同樣的責任，好比「車之兩輪、鳥之雙翼」，這才是重要吧！

所謂「滴水之恩，湧泉以報」，對於近代台灣佛教初期這些無名的居士們，我衷心感念，故而留下了這一點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