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度:
字級大小:
A-
A
A+
p018 星雲大師其人:寫於譜前
——關於大師的「出生家世•法脈師承•法號筆名•剃度祖庭•學行弘修•佛光山與人間佛教」
「木有本,水有源」,佛教的本源始於印度釋迦牟尼佛。自從西元前五世紀佛陀成道後,於靈山會上「拈花微笑」,將佛法心要付囑摩訶迦葉,是為初祖。之後,大迦葉傳給二祖阿難尊者,阿難傳商那和修……直到西天二十八代祖師達摩東渡,傳法給中土的慧可,再經僧璨、道信、弘忍,而到六祖惠能大師,所謂「一花開五葉」,禪法在中國大放異彩,「禪宗」勝出大乘各宗而獨步於當代。
六祖惠能以下,有臨濟義玄禪師光大宗風,締造「臨濟兒孫滿天下」的輝煌局面。臨濟法脈歷經祖祖相傳,直到佛法東傳一千多年後,四十八代傳人星雲大師,於一九四九年從大陸渡海到台灣,先在宜蘭弘法,後於一九六七年到高雄縣大樹鄉創建佛光山,致力於「人間佛教」的弘揚,帶動整個台灣佛教發展出前所未有的蓬勃盛況;繼而又從台灣弘化到全球,實現其「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願心,寫下了佛教史上璀璨的一章。
出生家世
星雲大師,俗名李國深,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國曆八月十九日)生於江蘇省江都縣仙女鎮的一個務農之家。父親李公成保,忠厚老成,早年開設香燭鋪,後因出外經商,遭逢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殺,從此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母親劉氏玉英,精明睿智,唯體弱多病,常年臥床;大師自小常於榻前讀誦揚州民間流傳的「七字段」,以解母親病中之苦,此為大師讀書識字之始。
大師在家中排行第三,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弟。從小跟隨信佛虔誠的外婆劉王氏長大,耳濡目染下,對正信佛教雖然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卻因此植下了日後學佛出家的善根因緣。
法脈師承
大師髫齡出家,當時十二歲的他,隨母親往南京尋找失蹤的父親。途中行經棲霞山時偶遇因緣,就在時任棲霞山監院、後任住持的志開上人座下披剃出家,法名「今覺」,內號「悟徹」。後來到台灣開創佛光山,受月基法師傳法,法號「鏡慈」,是為禪門臨濟宗第四十八代、棲霞中興第五代弟子。
剃度恩師志開上人,江蘇保安(東台)人,生於一九一一年農曆九月三十日。十一歲時在宜興大覺寺禮上覺下力長老出家,法名志開,內號了然。一九二八年於寶華山受具足戒。畢業於焦山佛學院,並曾參學金山江天寺。抗日期間,在棲霞山救護傷患數十萬人,寺方感念其功,於一九三六年在棲霞山受卓塵老和尚傳法,授記為第三法子(大法子大本法師、二法子覺民法師),法名月燈。後來先後擔任棲霞山監院與方丈。
受法之師月基法師,江蘇江都人,一九一四年生。俗姓王,別號大本,一九二二年在江蘇東台慶隆菴依松彩和尚出家,一九三一年於鎮江焦山定慧寺受具足戒。歷任焦山定慧寺知客、吳興白雀佛學院教師、南京攝山棲霞寺及鍾山香林寺住持、南京市佛教分會常務理事、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後於高雄創建棲霞精舍。
月基法師與志開上人同為卓塵老和尚授法的法兄弟。一九四一年春,大師在棲霞山乞受三壇大戒,三師和尚為:得戒和尚若舜長老、羯摩和尚青權長老、教授和尚仁山長老;當時男女眾戒壇的開堂和尚,分別是卓塵退居與月基法師。後來戒期圓滿,大師回到棲霞律學院繼續求學,這時的院長也是月基法師。
大師接受月基法師傳法,有法卷與印章為證,所以佛光山是有法脈傳承的正信道場。佛光山雖然一向倡導「八宗兼弘」,不過其法脈源流確實是承自中國禪門「臨濟宗」,禪門有五家七派之分,其中以有「臨濟兒孫滿天下」之譽的臨濟宗最為悠久。
佛光山創建於一九六七年,大師擔任十六年住持,一九八五年自佛光山退位時,傳法給心平法師為臨濟宗第四十九代傳人,並成為佛光山第二代第四任住持。當天同時受法的還有慈莊、慈惠、慈容、慈嘉、慈怡、心定、慧龍、慧開、依嚴、依敏、依融、紹覺、依恆、依空、依諦法師等人。
之後,大師又於台灣、大陸多次傳法,法子遍及全球,包括:台灣、大陸、韓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美國、南非、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歐洲等。隨著佛光法子遍天下,未來「佛光宗」法脈相續,「人間佛教」必將光照大千,燈傳無盡。
法號筆名
「星雲大師」開創「佛光山」,佛光山弘揚「人間佛教」,這是普世熟知的事實,但鮮為人知的是,「星雲」二字是大師所自取。大師當初出家,師父志開上人特別請來德高望重的融齋法師,依〈臨濟宗法脈偈語〉:「湛然法界,方廣嚴宏,彌滿本覺,了悟心宗,惟靈廓徹,體用周隆,聞思修學,止觀常融,傳持妙理,繼古賢公,信解行證,月朗天中」,為大師提取法名「今覺」,內號「悟徹」,即「了悟心宗」的「悟」,意謂著「今天覺悟」,而且要「覺悟透徹」之意。
後來大師進入叢林學院求學,有一陣子正在學查《王雲五大辭典》的四角號碼檢字法,有一次查到「星雲團」,上面的解釋是:「宇宙未形成之前,無數雲霧狀的星體結合,又大、又古老、又無際。」大師非常欣賞這種寬廣、浩大又無邊的境界,因此在抗戰勝利後,為了領取身分證,就把自己的法號取為「星雲」,一者期許自己能像星星在黑暗中給人光明,同時也有學習雲在天空飄然不受拘束之意。
除了自取「法名」之外,大師還為自己取了不少「筆名」。大師初到台灣時,立意要「以文弘法」,因此經常在台灣的報紙、雜誌、電台撰文投稿。當時除了用「星雲」之法名以外,用了最多的筆名是「摩迦」。如一九五三年在宜蘭撰寫《釋迦牟尼佛傳》,乃至一九四九年在苗栗法雲寺看守山林期間所寫的《無聲息的歌唱》,都是用「摩迦」為筆名發表在《人生雜誌》上。
「摩迦」即摩訶迦葉,是佛陀的大弟子,苦行第一。大師自許像大迦葉一樣行頭陀行,所以他把寫文章、為佛教做事,都當成是苦行的一種。
此外,大師寫《玉琳國師》時以「腳夫」為筆名,意謂著願意替眾生作馬牛,就像搬運工的腳夫一樣為人服務;寫《懷古慨今集》時用「初參」,表示自己在佛教只是一個初學而已;在《覺世旬刊》寫雜感時,都叫「雲水樓主」,後來這些雜感、時論結集出書,就是現在的《覺世論叢》。
其實,大師為文不喜歡用筆名,因為他覺得寫文章要負「言責」,不可以躲在後面掩掩藏藏,所以後來他的筆名都公開讓人知道,甚至即使不具名,也要令人知曉來處。因此他的文章有時送給別人發表,有時雖然不具名,例如〈迷悟之間〉在《人間福報》發表一千多篇,三年期間不曾掛名,但大家都知道,這是大師所撰寫的專欄。
剃度祖庭
大師當初出家,雖然是在棲霞山剃度,但依規矩,棲霞山乃十方叢林,不能收徒納眾,因而只得掛名在師父志開上人剃度的江都宜興白塔山大覺寺為依止常住,所以大覺寺是大師的剃度祖庭,棲霞山則是大師的參學母院。
大覺寺舊址位於今江蘇省宜興西渚鎮七五里許的白塔山麓,南宋咸淳年間(一二六五~一二七四)由志寧禪師創建。寺宇高昂,氣勢雄偉,後面建有一座七層高的白塔。出張渚走上虯山嶺,就可遙觀金碧輝煌的大覺寺和銀光閃爍的白塔雄姿,所以後人稱此為「白塔山」,稱大覺寺為「白塔寺」,山麓的村莊也稱為「白塔村」,一直沿襲至今。
根據目前所發現的文物石碑得知,清乾隆年間(一七三五~一七九六),寺名為「集賢山大覺院」,清道光年間更名為「白塔山大覺禪院」。近代《宜興縣志》也記載著寺名為「元上鄉白塔山大覺寺」。清道光之後,太平天國的戰火四起,大覺禪院因為飽受戰亂摧殘而嚴重毀損。
民國初年,由臨濟宗第四十七代弟子志開上人擔任住持,一九三八年星雲大師依止志開上人座下出家,一九四七年受師命回大覺寺主持寺務,兼任白塔國小校長,一九四九年春赴台,後來大覺寺在文革期間被毀。
經過四十年後,一九八九年大師返回宜興禮祖,並且立志要復興祖庭。後來到了二○○四年五月十日,終於獲得宜興市政府批文同意,在西渚鎮雲湖之濱易址重建。
大覺寺占地二千畝,依山傍水,翠竹環繞,環境幽美。二○○五年十月十四日正式奠基開工,二○○七年三月二十日,獲得宜興市宗教局發放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證,二○○九年三月廿六日,再度取得類別註明為「寺」的登記證,正式成為寺廟道場,同時獲得全世界佛光人群策群力的協助,共同認定為佛光祖庭。
學行弘修
大師在離開大陸半個世紀後,不但實現他回大陸復興祖庭,重建大覺寺之願。甚至在此之前,他於一九九八年首度跨越宗教與種族的藩籬,到印度菩提伽耶傳授三壇大戒,恢復失傳已久的南傳比丘尼戒法,使得正法重輝於佛陀的故鄉。尤其大師一生秉持佛陀的本懷,矢志實踐「人間佛教」,讓佛教歷經二千多年的流傳,雖然屢遭法難,猶能淵遠流長的落實在人間,興隆於當代,所以被譽為「中興佛教第一人」。
大師從十二歲時因為一句不經意的承諾「我願意出家」,於是「一諾千金上棲霞」。當時一名小小沙彌,在歷經十二年遍參金山、焦山、棲霞、天寧、寶華等諸大叢林後,於二十三歲渡海到台灣,繼而走上國際,陸續在世界各地創建二百餘所道場,如西來、南天、南華等寺,分別被譽為北美、澳洲、非洲第一大佛寺。一九九二年更創辦國際佛光會,於全球成立一百七十多個協會,會員達百餘萬人。
大師由棲霞攝山渡海到台灣,接著從台灣分燈五大洲,讓人間佛教走上國際,弘化全球。大師畢生以「弘揚人間佛教」為職志,他的「人間佛教」思想到底萌發於何時?是什麼樣的因緣讓他一生念茲在茲都是為了弘揚「人間佛教」,甚至因為念念都是「為了佛教」,從而造就出大師不同凡響的一生?
關於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孕育與養成,以及如何推動與落實的過程,從大師的人生生涯規劃可以看出端倪。大師在蒞台弘法五十週年時,曾出版《雲水三千•星雲大師弘法五十年紀念影像專輯》。書中大師把他一生「學行弘修」的過程,劃分出「八個時期」,從中不但可以看出大師早在出家之前,人間佛教其實已經在他的心中萌芽,甚至後來大師何以能成功的落實人間佛教,其背後的關鍵,乃至發展歷程與思想脈絡,都是有跡可尋的。
以下就是大師為自己規劃的「人生八個時期」:
一、第一個十年:成長的人生(一~十歲)
根據大師自述,從小生長在農村,由於家貧,加上外祖母的影響,養成他勤勞、慈悲的性格。
關於「勤勞」,大師回憶,小時候白天家人都外出工作,只留自己在家。他為了讓父母回家有一個驚喜:「哇!家中這麼乾淨。」於是主動耙灰、打掃、整理環境,甚至燒水、煮飯、劈柴、牧牛、犁田、插秧等,這些他從小都一一做過。因為大師自小就從生活的工作經驗裡,學會了重視實際,而非只有理論,因此後來他推動人間佛教,強調理論與實踐並重,可謂其來有自。
另外,大師從小常隨外婆同住,一生受外婆的影響很大。外婆信佛虔誠,個性慈悲,大師在耳濡目染下,從小不敢打死一隻蚊蟻、蒼蠅,甚至對小動物極具愛心。他曾把一隻受傷缺喙的小雞養大並能下蛋。創建佛光山後,開山寮經常有受傷的鴿子、松鼠,他細心照顧,為牠們取名「滿天」、「滿地」,三十多年來不知凡幾。佛光山從開山時的鳥不生蛋,到現在經常有近百種鳥兒鳴叫。
大師對動物如此,對人更是樂於「與人為善、從善如流、為人著想、給人歡喜」,他不但「合群樂群、助人為樂」,而且懂得「歡喜融和」,更有「同體共生」的性格。大師認為自己的性格,早就註定要成為一個人間佛教的行者,因為在他的性格觀念裡,總是希望別人好,希望大眾好,希望佛教的發展能夠蓬勃興隆,希望盡自己的力量給人利益,希望在眾緣所成之下人間淨土的理想能夠實現。因此,他認為自己的人間佛教思想,並不是受哪個人的影響,或是承襲哪個人的理念,「人間佛教」本來就是他與生俱來的性格。
二、第二個十年:學習的人生(十一~二十歲)
大師自十二歲出家便開始學習出家人的律儀生活,並且接受佛學院「有理無理都接受」的打罵教育;這不但養成他認錯的性格,尤其學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忍」字。
大師「以忍為力」,他一生忍打忍罵、忍苦忍難、忍飢忍寒、忍嘲忍謗、忍有忍無;因為大師能「忍」,所以在推動人間佛教的過程中,雖然歷經重重的艱難困苦,但他「有難不覺難,有苦不覺苦」,所以能突破困境,走出今日「人間佛教」的光明大道。
此外,大師的人生觀是「以無為有,以空為樂,以眾為我,以教為命」,為了佛教他「什麼苦都能吃」,三餐經常以茶泡飯,一飯一菜一湯,一生一以貫之。他的一生沒有假期,經常路上辦公,分秒必爭,所以提倡「人生三百歲」,這些都是這個時期養成的觀念。
大師說:「觀念就像播種,播了什麼種,就結什麼果,所以學佛修行,建立正確的觀念最重要。」因為大師在「學習階段」就建立了正確而且正向的觀念,所以決定他的一生必然是成功的。
三、第三個十年:參學的人生(二十一~三十歲)
大師常說,他一生沒有受過正式的學校教育,但其實大師在佛教的律下(律學院、寶華山傳戒)、教下(天台、賢首、唯識、三論)、宗下(金山、天寧、高旻),卻接受了一連串完整的佛門教育。
此外,大師一生奉行「做中學」,他在二十歲離開焦山佛學院回宜興祖庭時,便應邀擔任白塔國民小學校長,從而學習行政與人事工作的協調。他一生親近過許多的大德善知識,例如在大陸聆聽過太虛大師講演,親近過金山住持太滄老和尚。到了台灣,受妙果老和尚知遇,替他翻譯;也曾與慈航法師討論未來佛教發展的方向;與大醒法師研議佛教如何現代化與制度化;與東初法師論議「利眾與自利」、「傳統與現代」等問題。
由於大師一生接受過完整的叢林教育,扎下厚實的佛學根基,加上遍參各名山大德,養成其通達開闊的胸襟。尤其大師於廿三歲到台灣,直到三十歲之間,他走遍台灣每個大小寺院;後來更雲遊世界,走遍五大洲。他為了弘法,騎乘過各種交通工具,光是幾次接受國防部邀請為陸海空各軍種開示,軍方便特別以專機、戰艦等各種交通工具接送。
大師一生見聞廣博,閱歷豐富;正因為大師有豐富的人生歷練,加上深刻的佛法體驗,使得大師弘揚人間佛教,既「通俗」易懂,能為世人所接受,又不至於「流俗」而失去佛法原味,所以符合佛陀本懷。大師這種功力的養成,都跟參學時期植下的深厚基石有關。
四、第四個十年:文學的人生(三十一~四十歲)
六十多年前,大師初到台灣,不久之後就應邀到宜蘭,從此開始走上弘法之路。當時因為自覺沒有專長,難以立足社會,因此從事寫作弘法。包括編輯雜誌,以及替報紙副刊寫文章、為廣播電台寫廣播稿,尤其寫評論性的文章弘法護教等。
他曾與《菩提樹雜誌》朱斐居士論辯,也曾撰文抗議顧正秋演出「火燒紅蓮寺」有損佛教形象。大師覺得衛教護法是每個佛子應負的責任,做人就要有道德勇氣,要讓佛教有聲音,因此他發願做個佛教的輿論家,矢志以文字弘法護教。
大師認為,文字是生生不息的循環,是弘法的資糧,人不在,文字還在。所謂「化當代莫若口,傳來世無如書」,有的人因為一句話而受用,這輩子,乃至下輩子,都會對佛教有好感;尤其透過文字媒介,不只這個時代、這個區域的人可以接觸到佛陀偉大的思想,甚至幾千、幾萬年以後,此星球、他星球的眾生,也可以從文字般若中體會實相般若的妙義。
因此,大師一向重視文教弘化,他不但自己一生寫作不輟;為了帶動佛教文化,也經常「以文會友」。當時的文學家,如郭嗣汾、公孫嬿、朱橋、何凡、高陽、司馬中原、陸震廷、劉枋等,都成為很好的文友。因為大師廣為攝受社會上的文人作家,為佛教撰文發聲,這些對人間佛教的推動,也都發揮了相當的作用。
五、第五個十年:哲學的人生(四十一~五十歲)
大師早年因為經常撰文寫作,被稱為「佛教的文藝明星」。但大師深知這個讚譽並不能獲得佛教界的認可,如同胡適先生曾稱曼殊大師是「二十世紀上半的文學代表」,但在佛教界沒有人稱他「曼殊大師」,只稱「蘇曼殊」,因此大師認為,文學之外,還要有哲學的人生。
為此,他在一九六四年創辦佛學院後,就陸續邀請楊國樞、韋政通、陳鼓應、王涯、唐亦男老師等人教授《老子》、《莊子》,啟發同學的哲學思想。他於一九九三年建立禪堂,鼓勵人從參禪打坐中去思惟宇宙、人生、生死等問題;他每年舉辦學術會議,希望從佛法義理的論述,得以開拓、發展、昇華思想。這些,大師不但自己努力在做,也鼓勵弟子、信徒們一起參與。
大師從年輕時代就提倡「佛教藝文化」,他重視佛教文學,但是大師也強調,一篇好的文章,要有文學的外衣,還要有哲學的內涵。如前面所說,早期很多文人學者被大師攝受,願意為佛教撰文宣揚,一者是因為大師對文人的禮遇尊重,更重要的是,大師本身具備文化人的氣質,大師的文章,既有文學的美,又有佛法的哲思內涵,這是大師超越一般文學作品,讓文人作家心悅誠服的地方。
誠如當代散文作家王鼎鈞在為大師的著作《迷悟之間》寫序時說:「星雲大師重視文學,我在五○年代就知道他的努力和成果,他創立佛光山以後,『文學為佛法之翼,佛法為文學之核』,自己身體力行,多人聞風景從,在社會上、國際間既遍布佛緣,也振興文風。他致力使佛教『國際化、人間化、生活化、藝文化』,給中國文學留下很多文化財,對中國文學產生長遠的影響。」
另外,名教育家陳之藩教授更說:「大師的文章充滿人文思想,具有很高的文學性。」他建議佛光山的弟子,應該把大師的文章翻譯成英文或法文,當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文學」與「哲學」並重,正如「世法」與「佛法」互用,都是大師推動人間佛教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
六、第六個十年:歷史的人生(五十一~六十歲)
大師說:「歷史」是人類行為的軌跡,人的一生,就是一頁「歷史」!大師於一九六五年開辦壽山佛學院,一九六七年創建佛光山,之後更陸續送弟子出國留學,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從發展佛光山,繼而為佛教開創歷史,為人間留下功德事業。
大師一生都在寫歷史,尤其這個時期,更是不斷在為佛教改寫歷史。例如,一九七七年成立「藏經編修委員會」,陸續把藏經加以標點、分段、注解,重新編印成《佛光大藏經》,並將藏經翻譯成白話文,出版《白話經典寶藏》;乃至一九八○年應聘擔任文化大學印度文化研究所所長,隔年受邀為基督教所辦的東海大學教學六年,更是改寫過去出家人不准進入校園弘法的歷史。
早期台灣大學邀請大師講演,但臨時校方又以「出家人不准進入校園」為由,取消活動。然而時至今日,台灣各大學中,幾乎沒有一所不曾請大師前往上課或講演過。甚至他現在是五所大學、十六所佛學院的創辦人,並且榮獲全世界十七所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以及有十九所大學、研究院所聘為院(所)長暨客座、名譽教授。
只不過大師一生所作,並非為了個人的榮耀,他最大的願望,仍是弘揚人間佛教,他希望佛教能興隆,眾生能得度,所以一九九二年成立「國際佛光會」,並且創新歷史,設立「檀講師」制度,一者體現「僧信平等」,同時團結僧信力量,以期早日實現「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目標。
大師曾說:「弘揚人間佛教的行者,要有因緣觀。」有歷史觀的人,才會懂得重視因緣。大師深知因緣法,所以懂得報恩回饋;報恩思想是人間佛教重要的精神內涵。大師一生所做,都是為了代替佛教報恩,希望信徒在現世就能得生「人間淨土」,當下就能現證法喜安樂,並且行佛利人,自他得度,這就是人間佛教。
七、第七個十年:倫理的人生(六十一~七十歲)
大師說:「人間佛教」要有人間的性格、人間的倫理、人間的秩序;而這一切,需要從「人」做起,甚至要從「自己」做起,凡事不要求別人。
因此,大師成立「功德主會」,把信徒定位為「佛教的老闆」;他訂定各種功德主福利辦法,一方面替佛教報恩,同時也讓信徒在有生之年都能「往生」佛光淨土。
另外,他為徒眾父母舉辦「佛光親屬會」,把自己和徒眾父母的關係定名為「親家」。他認為徒眾父母將兒女交給佛教,為佛教服務,他自己則以天下人的父母為父母。所以在大師六十歲這一年,特別邀請一千三百位六十歲的信徒與他一起過生日。他覺得世界不是他一個人的,是大家的,人與人之間應該有「同體共生」的觀念,大家要做「地球人」;「同體共生」、「歡喜融和」、「尊重包容」、「平等和平」等理念,就此成為佛光山與佛光會推動「人間佛教」的重要精神指標。
八、第八個十年:佛學的人生(七十一歲以後)
佛法是苦難人生的慈航;有佛法,人生才會圓滿。現在世界最大的問題,就是「戰爭」,尤其「恐怖分子」猖獗,擾得人心惶惶。大師認為,「有佛法就有辦法」,世間上不管再多、再大的問題,佛法都有辦法解決,問題在於你能不能得遇佛法,肯不肯依止佛法。
什麼是「佛法」?大師說:「人間佛教」就是佛法。佛法是救世的明燈,世界要和平,就要發揮人性的慈悲、無私,要講究緣起中道、六度四攝、因果報應等,這些都是促進世界和平的無形力量。
尤其,大師堅信,人間佛教是未來世界的一道光明。為了提倡人間佛教,發展現代化佛教,大師於二○○一年發行《普門學報》,作為學者發表人間佛教學術論文的園地,希望藉此提升佛教義理研究,建立更縝密嚴謹的人間佛教思想體系。
大師強調,人間佛教是佛教的真理,人間佛教是般若的智慧;在人間佛教的般若智慧裡,會看到事理的圓融、人我的尊重、法界的融和、生命的平等,會看到無量無邊、無窮無盡的法界,看到你和我不是兩個,你和我是一體的。
為了弘揚人間佛教,大師發願來生還是要當和尚,他說生命是不死的,此生不能完成的事,還有來生。在佛經有謂「虛空有盡,願力無盡」,為了人間佛教,大師的願力真是無窮無盡。
佛光山與人間佛教
大師一生最大的心願,就是「弘揚人間佛教,建設人間淨土」。所謂「人間佛教」,大師說:「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之增進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
因此,人間佛教就是本諸「佛說的」,並且順應「人要的」,把佛陀的教法落實在生活中,使佛法成為指導人生的智慧,透過佛法來開創一個「淨化的」、「善美的」人間淨土,這就是人間佛教。
大師一生志在弘揚人間佛教,為了人間佛教,本來無意建寺當住持的他,於一九六七年創建佛光山,以此做為推展人間佛教的基地。
五十多年來,佛光山在大師披荊斬棘、擘劃開創下,不但是個有法脈傳承的叢林寺院,也是一個有制度、有教化的道場。尤其開山之初,大師即發願要把佛光山建設成為可以全面照顧人的一生,讓人生之「生、老、病、死」都能在此完成的「佛光淨土」。因此在成立佛光山僧團之外,又組織佛光會在家教團,同時建立各種制度。他主張「男女平等」、「四眾共有」,並且倡導「八宗兼弘」,使佛光山成為一個實踐人間佛教的菩薩道場。
多年來,佛光山在「制度領導,集體創作,非佛不作,唯法所依」的運作原則下,僧信四眾秉持「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的四大宗旨,展開各項弘化,具體發揮佛教對社會的教化功能,並且帶動台灣佛教走出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新局面,包括:
從傳統的佛教到現代的佛教;從獨居的佛教到大眾的佛教;
從梵唄的佛教到歌詠的佛教;從經懺的佛教到事業的佛教;
從地區的佛教到國際的佛教;從散漫的佛教到制度的佛教;
從靜態的佛教到動態的佛教;從山林的佛教到社會的佛教;
從遁世的佛教到救世的佛教;從唯僧的佛教到和信的佛教;
從弟子的佛教到講師的佛教;從寺院的佛教到會堂的佛教;
從宗派的佛教到尊重的佛教;從行善的佛教到傳教的佛教;
從法會的佛教到活動的佛教;從老年的佛教到青年的佛教。
由於大師數十年來孜孜矻矻於「人間佛教」的弘揚與實踐,使得今日人間佛教已經成為佛教的主流思想,並且受到普世大眾的肯定與重視。以下茲就佛光山多年來在「文化、教育、慈善、共修」等四大領域所作的種種弘化與創新,擇要記錄一二,以為當代人間佛教的弘傳留下歷史的見證。
一、以文化弘揚佛法
文化是佛教的核心與命脈之所繫,在佛光山,文化與教育一向都是同為弘法的重心所在。多年來大師為了推動文化弘法,自己寫作不輟,目前已出版的各種著作多達三千餘萬言,並先後翻譯成英、日、韓、法、德等二十餘種語言在世界各地流通。
此外,數十年來佛光山更成立佛光出版社、香海文化公司、視聽中心、如是我聞公司、美國佛光出版社、佛光文教中心、佛教經典叢書翻譯中心、佛光書局等,職司各種佛書的編輯、翻譯、流通,以及佛教音樂、佛學講座等視聽音樂、影帶的製作、發行。尤其,一九七七年成立「佛光山大藏經編修委員會」,將大藏經加以標點、分段、註解、排版,重新付印,目前已完成《阿含藏》、《禪藏》、《淨土藏》、《般若藏》、《法華藏》、《圖像藏》(世界佛教美術館圖說大辭典)、《唯識藏》、《本緣藏》、《聲聞藏》等。
一九九五年,大師為把佛教做有系統而完整的介紹,著手編撰十冊的《佛教叢書》;隨後十二冊的《佛光教科書》相繼出版。除此,一九七六年《佛光學報》創刊,一九九七年出版《中國佛教白話經典寶藏》,同時發行《佛光大辭典》光碟版。一九九八年設立佛光衛視(現更名為人間衛視),二○○○年創辦佛教第一份日報《人間福報》;二○○一年將發行二十餘年的《普門雜誌》轉型為《普門學報》論文雙月刊,同時成立「法藏文庫」,收錄海峽兩岸有關佛學的碩、博士論文及世界各地漢文論文,輯成《中國佛教學術論典》與《中國佛教文化論叢》各一百冊。
佛光山的文化事業,不但從文言到標點、從經典到白話、從生澀到易解,而且從平面到有聲,出版的種類包括報紙、雜誌、辭典、藏經、電影、卡通、音樂、歌曲、小說、繪本、漫畫、電子書等。
經籍叢書的出版之外,佛光山在世界各地經常舉辦國際性的佛教學術會議,並於世界各地廣設二十六所圖書館、二十二所佛光緣美術館,同時成立「梵唄讚頌團」,把佛教梵唄帶上國際舞台,傳揚至西方等國家,寫下東西文化交流史上最生動的一章。
二、以教育培養人才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教的弘傳胥賴人才的培育。因為有感於此,大師於一九六五年創辦「壽山佛學院」;二年後遷校佛光山,更名「東方佛教學院」。之後又創辦「中國佛教研究院」,並依序設有「研究部」、「專修部」、「東方佛教學院高級班及初級班」,以及「英、日文佛學院」等,希望藉由更完善的學制,提升學生素質,奠定深厚的佛學基礎。
五十多年來,佛光山的佛學院已經寫下辦學歷史最悠久的紀錄,而且由台灣發展到全球五大洲,於世界各地設立十六所佛學院,所培養出來的一千多位僧伽人才,目前都分布在世界各地,實際負起弘法、文化、宗教交流等重要工作。
佛學院的僧伽教育之外,並為信眾創辦都市佛學院、人間大學、社區大學、勝鬘書院、維摩書院,以及《人間福報》紙上佛學院、「人間衛視」電視佛學院、網際網路的天眼佛學院及遠距教學,乃至各種遊學團、易地教學、培訓班等,都讓佛光山的教育不再侷限於一時一地,而能無遠弗屆的走向國際。
「社會教育」與「僧伽教育」同為佛光山兩大教育體系。目前除遍布五大洲近五十所中華學校外,在「佛光山幼教發展中心」下,設有慈愛、慧慈、慈航、小天星等十幾所幼稚園、托兒所。另有均頭中小學、均一中小學、普門高級中學,以及美國的西來大學、台灣的佛光大學與南華大學、澳洲的南天大學、菲律賓的光明大學等五所社會大學。
此中,南華大學一九九六年首度招生,是第一所學雜費全免的綜合大學;佛光大學歷經八年籌建,於二○○○年開校啟教,享有「全世界校區最美的大學」之譽。另外,二○○七年啟建、二○一五年二月正式落成啟用的澳洲南天大學,以及一九九○年創辦、二○○六年通過「美國西區大學聯盟」的西來大學,都寫下了佛教跨國創辦大學之先例。
尤其,以上四所大學已於二○一一年聯合簽署,共同建立「佛光山聯合大學系統」,成為國內第一個國際性的聯合大學系統。而佛光山第五所大學「光明大學」,也在二○一三年底通過菲律賓高等教育委員會(CHED)審核,並且隨即加入「佛光山聯合大學系統」,成為「五校合一」。如此一來,學生除原有的「一校註冊,四校選課」之外,又有多一層的選擇,此對開拓學生的國際視野,乃至提供多元文化的學習,都有實質的幫助與功能。
佛光山多元化的教育事業,不但「從僧眾到信眾、從幼教到大學、從台灣到海外、從教室到空中」,尤其海外的一百多所道場,秉持「寺院即學校」的理念,一肩負起教育、照顧新移民的責任,在世界各地成為移民者的信仰中心。
三、以慈善福利社會
佛光山的弘法以文教為主,但同時也設置「慈善院」,全面推動養老育幼、賑災救急等社會福利工作。包括:創辦大慈育幼院,設立佛光精舍、宜蘭仁愛之家,以及管理第一所公辦民營的崧鶴樓老人公寓,讓老有所安,幼有所長。另外,並成立佛光診所、雲水醫院,深入偏遠地區作醫療義診、疾病防疫以及健康衛教等;甚至建設萬壽園與萬壽堂,讓人生的最後得有所歸。
再者,成立急難救助會、冬令救濟會、友愛服務隊、觀音護生會、器官捐贈會、慈悲基金會等單位,各依眾生需求而展開各項慈善救濟。尤其每遇海內外發生重大災害時,更本著「救急重於救貧」的原則,及時投入賑災活動。例如:
一九九九年台灣九二一大地震、二○○四年南亞海嘯、二○○八年中國四川汶川縣發生空前大地震、二○○九年菲律賓遭受強颱侵襲、台灣莫拉克颱風造成之「八八水災」等,以及二○一一年日本發生九級大地震引發海嘯等,佛光山與佛光會均在第一時間捐款,同時深入災區救援,並於災後協助家園及心靈的重建。
二○○一年,美國紐約世貿大樓遭受恐怖分子以自殺式飛機攻擊,國際佛光會除了捐款濟助外,大師更親率數十名僧眾弟子,深入廢墟為警消及挖掘的工程人員誦經、說法,藉此安定人心。
佛光山的慈善事業一向與文教結合,不僅施以金錢、物資救濟,尤其重視佛法開示與教化。多年來在大陸內地設立四十餘所佛光希望學校、二十餘所佛光醫院,並且幫助非洲塞內加爾興建「地球村中學」,以及在巴西成立「如來之子」、南非成立「天龍隊」、印度成立「育幼院」、菲律賓成立「兒童班」,幫助當地貧窮小孩,施以技能、生活等教育,乃至為台灣山地學校捐建圖書館、資助原住民出國表演等。透過文教,期能從「心」獲得根本的救度,因此廣受各國政府重視。
此外,二○○九年更成立「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目的是希望透過Power教師獎、真善美新聞貢獻獎及三好校園獎等公益活動的舉辦,能對淨化社會風氣、提升人性道德有所助益。
尤其大師一向「立足台灣,心懷大陸,放眼全球」,他本著「台灣心、中國情」,希望也能在大陸多做一些公益,把好事擴大,讓大家統統都能參與。在此心願下,二○一三年正式獲准在大陸宜興大覺寺成立「星雲文化教育公益基金會」,並於北京、上海設立辦事處,希望先從「好苗子」獎勵做起,進而推展各種文教公益事業,以期能利益更多的眾生。
四、以共修淨化人心
佛光山的弘化是多元化的,此中為了透過「共修」來淨化社會人心,不但成立「佛光山修持中心」,下設禪淨法堂、淨業林、抄經堂,常年舉辦修持活動供大眾參修,同時成立「福慧家園」,每週定期活動,提供社會大眾培福修慧的機會。
此外,佛光山海內外各別分院,每天在全世界展開各種活動與共修,包括:佛學講座、座談會、讀書會、八關齋戒、在家五戒菩薩戒會、抄經、禮懺、朝山,以及插花、烹飪、書法、繪畫、梵唄,乃至愛心媽媽、友愛服務、急難救助、植樹、掃街、淨灘、環保資源回收等社會服務,讓信徒大眾透過行佛當義工,落實生活修行。
歷年來,國際佛光會每年舉辦多場大型的「禪淨共修獻燈祈福法會」,以及「慈悲愛心人」、「七誡運動」、「三好運動」、「把心找回來」等淨化人心活動,無非是希望把佛法的光明、希望、歡喜散布在世界每一個角落。
佛光山與佛光會的共修活動,不但內容多樣化,而且很多都是佛教界首創,如:佛教歌詠隊、佛化婚禮、菩提眷屬祝福禮,佛光山朝山團、春節平安燈法會、信徒香會、印度朝聖、回歸佛陀時代弘法大會、婦女法座會、金剛禪坐會、信徒講習會、短期出家修道會、假日修道會、人間佛教讀書會、佛光親屬會、功德主會、傑出婦女會議、人間音緣、雲水書車、神明朝山聯誼等,這一切都是出自大師的悲心與智慧所創辦。
大師為了普及佛法,首開於電視、電台、學校、軍中布教之先例,甚至到監獄舉辦皈依三寶、短期出家修道會。並且針對社會不同對象,成立兒童班、青年會以及大專、老人、媽媽、兒童、教師等各種佛學夏令營。此外,舉辦「世界佛學會考」,鼓勵全民讀書,打造書香社會;設立「佛光緣美術館」及「佛光緣滴水坊」,乃至首創「素齋談禪」、「以粥代茶」,藉著餐會、茶點談法論道,度化社會各階層人士學佛。
大師的「創意與第一」
大師一生成就很多的「創意與第一」,為佛教寫下許多的弘法新頁。諸如:一九八九年應邀至北京大學公開講演,成為第一位在社會主義國家講學的比丘;一九九二年到印尼弘法,是首位能在回教國家印尼公開講演的出家僧侶。
大師創辦「國際佛光會」,為全球最大的華人社團組織,橫跨世界五大洲,會員已逾百萬人;「人間佛教讀書會」則為全球最大的華人讀書會組織,二千餘個讀書會遍布全球;「佛光山梵唄讚頌團」是全球第一支走過三十多個國家,在各重要劇院表演梵唄音樂的佛教團體;「中華佛光童軍團」為全球最大的佛教童軍團組織,承辦過第二屆世界童軍宗教會議,廣受各國肯定。
佛光山於一九九六年在巴布新幾內亞設立道場,是第一個在該國傳教的佛教團體;佛光山巴西如來寺為第一個走入巴西國會的佛教團體,定期為議員指導禪修。
此外,大師建立「檀講師」制度,讓正信的在家信眾也能宣揚佛法,此乃佛教的一大改革與創新。大師建請政府明訂佛誕節為國定假日,並於總統府前廣場舉辦「國定佛誕節暨母親節慶祝大會」,這些均為佛教弘傳史寫下新的里程碑。
一九八八年美國西來寺落成,大師主辦「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十六屆大會」,首度把世佛會帶出亞洲,走上國際。會中並寫下海峽兩岸代表同時參加會議之先例,也為兩岸佛教首開平等交流之創舉。
翌年,大師應邀回大陸弘法探親,從此一心力促兩岸和平往來。他曾在國民黨十三全大會中,建議當局要「包容」、「開放」;他透過宗教、文化、教育之交流,努力為兩岸的和平搭橋,包括:二○○二年聯合台灣佛教界共同恭迎法門寺佛指真身舍利蒞台供奉,寫下港龍航空從台北經香港飛西安的兩岸直航首例;二○○三年佛光山梵唄讚頌團首度應邀到北京、上海表演,開創台灣佛教團體正式與大陸進行音樂藝術交流的先例,並且成就了隔年兩岸同組「中華佛教音樂展演團」,至台、港、澳、美、加等地巡迴弘法的盛事。
二○○三年四月,全球發生嚴重 SARS 疫情,大師應邀至廈門南普陀寺參加「海峽兩岸暨港澳佛教界為降伏『非典』國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大法會」。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指稱:祈福法會、佛指蒞台、兩岸聯合展演,是近年來對大陸最具影響力的三件事。
二○○六年大師應邀到享有「千年學府」之譽的湖南長沙嶽麓書院,講說〈中國文化與五乘佛法〉,創下史上第一位出家人到此講學的紀錄。同年四月,應邀出席於杭州舉行之首屆「世界佛教論壇」,並發表主題演說〈如何建設和諧社會〉;二○○九年三月,中國佛教協會、中華文化交流協會、國際佛光會、香港佛教聯合會主辦「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於無錫開幕、台北閉幕,寫下宗教對等交流的新頁。
二○一二年,一場對引領世界經濟潮流具有舉足輕重影響力的「夏季達沃斯經濟論壇」在大陸舉行,他們史無前例的邀請大師出席參加,同時做了一場主題演說,主講〈信仰的價值〉。隔年起,連續兩年的博鰲論壇,大師也相繼應邀與會,並且發表演說。
二○一三年二月,大師更應邀和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先生率領的「台灣訪問團」前往北京訪問,在人民大會堂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先生見面會上,被推為民間三位發言人之首;隔天,訪問團也拜會了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同年五月,大師又於揚州與原國家主席江澤民先生第三度會面,成為第一個與先後三任國家領導人見面的出家人。
近年大師於宜興復興祖庭大覺寺,捐建揚州鑑真圖書館、成立「揚州講壇」,接受蘇州寒山寺贈送和平鐘,贊助南京大學興建「佛光樓」等,期能促進兩岸和諧,帶動世界和平。
大師的「貢獻與成就」
和平是人類共同努力的目標,大師為結合宗教力量,共同促進世界和平,曾與南傳及藏傳佛教領袖交換意見,並與天主教羅光主教、丁松筠神父、單國璽樞機主教等人對話。尤其一九九七年應邀前往梵蒂岡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會面,共同祈求世界和平,此事被譽為「世紀性的宗教對談」。大師先後更應邀與信奉回教的馬國總理馬哈迪、阿都拉•巴達威會面,為我國佛教及馬來西亞回教史上留下新頁。
大師本著宗教家「淑世救人」的情懷,一心弘揚佛法,宣導「尊重與包容」、「歡喜與融和」、「同體與共生」、「平等與和平」等理念,不但獲得宗教界的共識,也在國際間造成極大的回響。例如聯合國贈送土地,讓佛光山於日內瓦成立第一座佛教會議中心;國際佛光會於二○○三年通過聯合國審查肯定,正式成為聯合國NGO的會員。乃至澳洲、荷蘭、南非等國政府也相繼贈地,邀請佛光山建寺等。
隨著佛光山及佛光會的組織全球性擴大,以及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普受重視,二○○五年五月,美國國會圖書館特將「人間佛教」及「佛光山」正式編入國會圖書館主體標目之中;同年二月,香港中文大學更與佛光山合作,共同成立「人間佛教研究中心」,希望透過雙方合作,使佛教研究更上一層樓。二○一八年十二月,大師創辦的澳洲南天大學,也獲得澳洲教育部核准,開立人間佛教研究課程,「人間佛教」由此正式納入澳洲的教育體系,首開人間佛教研究正式跨入高等學府的先河,同時也再次寫下佛教史上嶄新的一頁。
大師弘揚人間佛教,受到舉世推崇,二○○六年五月與十二月,大師分別榮獲澳洲格里菲斯大學(Griffith University),及台北天主教輔仁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在此之前,已有美國東方大學(一九七八)、西來大學(一九九八)、智利聖多瑪斯大學(二○○三)、泰國朱拉隆功大學(二○○三)、韓國東國大學(二○○四)、泰國瑪古德大學(二○○四)等頒發榮譽博士給大師。之後又有美國惠提爾大學(二○○八)、高雄中山大學(二○○九)、香港大學(二○一○)、韓國金剛大學(二○一○)、澳門大學(二○一三)、台灣中正大學(二○一三)及韓國威德大學(二○一四)、國立屏東大學(二○一六)、香港中文大學(二○一六)等,先後總計有十七所大學頒給大師哲學、文學、法學、宗教、人文、教育行政、社會科學、博愛和平等八種類別的榮譽博士學位,並有海內外十九所大學、研究院所,聘請大師擔任院(所)長及客座、榮譽教授。
大師一生雲水三千,到處弘化,每年往來國際間弘法的里程至少繞地球兩圈半,所作的大小開示、弘講、授課、演說近五千場;主持過的會議、座談、皈依、傳戒等法會活動超過一千場。尤其連續三十年,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的「星雲大師佛學講座」,聽講人數超過五十萬人次;而在紅磡香港體育館弘講二十年中,有六十萬人次以上聞法、皈依。
另外,二○一一年落成的佛陀紀念館,儼然就是一部「佛法概論」,每一項硬體建築都有佛法的意涵在裡面。例如:菩提廣場兩旁的「十八羅漢」,當中有兩尊女羅漢,代表的不只是「男女平等」,更是「眾生平等、佛性平等」的佛教核心思想;而本館上方的「四諦塔」供奉「觀音、文殊、地藏、普賢」等四大菩薩,代表的是「從原始佛教『苦集滅道』的教理,到大乘佛教『悲智願行』的實踐」。可以說,整座佛陀紀念館的硬體本身,都是在做無言的說法,更把人間佛教的弘傳推向另一個新的里程碑。
而大師個人在弘講之外,其著作等身,撰有《釋迦牟尼佛傳》、《人間佛教系列》、《佛教叢書》、《佛光教科書》、《往事百語》、《佛光祈願文》、《迷悟之間》、《當代人心思潮》、《人間佛教叢書》、《人間萬事》、《人間佛教語錄》等,總計三千多萬言,並翻譯成英、日、韓、法、泰、西、葡、德、俄等近二十種語言流通世界各地,寫下著作譯文最多的記錄,此對人間佛教的弘化全球,更是提供極大助力。
由於大師全方位的弘化,人間佛教已經獲得普世的肯定,成為當代社會的思想主流,此對「自心和悅、家庭和順、人我和敬、社會和諧、世界和平」的促進,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九年是大師到台灣一甲子的紀念,宜蘭縣、市特別同時頒發榮譽縣、市民證書給大師,表彰他在台灣弘法六十年的貢獻。
其實,大師對國家、社會乃至世界的貢獻,都是有目共睹,因此多年來國內外紛紛頒給大師無數的獎項,包括一九九五年榮獲「美國傳記學會」選為「二十世紀年度世界傑出人物獎」;一九九七年同時獲得內政部、外交部壹等獎;二○○○年獲頒「國家公益獎」,二○○二年榮獲「十大傑出教育事業家獎」;二○○六年獲香港鳳凰衛視頒贈「安定身心獎」,以及世界華文作家協會頒發「終身成就獎」、美國共和黨亞裔總部代表布希總統頒贈「傑出成就獎」;二○○七年獲西澳Bayswater 市政府頒贈「貢獻獎」;二○一○年獲得中華文化促進會、南京市政府頒予「中華文化人物終身成就獎」;二○一三年分別榮獲聯合國文明聯盟生態委員會頒授「世界生態安全獎」及鳳凰衛視頒發「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遠見》雜誌頒贈「華人企業領袖終身成就獎」;二○一四年先後獲頒「全球傑出華人終生成就獎」,以及澳洲臥龍崗市長GordonBradbery頒授榮譽市民獎;二○一六年榮獲「全球華人國學傳播獎」之「年度海外影響力大獎」;二○一七年榮獲「中國國學終身成就獎」;二○二○年榮獲「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發起的「第十五屆•2020『愛心獎』」,以及大師的自傳電影《佛教靠我──人間佛教紀錄片》(The Future of Buddhism is in My Hands),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支持的「葡萄牙國際文化傳承影展」之「二○二○最佳紀錄長片」等。
此外,佛教界頒給大師的獎項,也是無以計數,舉其大者,如一九九五年全印度佛教大會頒發「佛寶獎」;二○○○年在第二十一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上,泰國總理乃川頒贈「佛教最佳貢獻獎」;以及二○○四年世界佛教徒友誼會與泰國佛統府共同頒給「第一屆世界佛教傑出領袖獎」等,此皆無非為了表彰大師對世界佛教的成就,以及對促進世界和平所作的貢獻。
大師一生所作,正如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教授所說:「大師不但改革了佛教,改善了人心,而且改變了世界。」而這一切都是源於大師有一顆「報恩」的心。大師為報師恩而復興祖庭,為報佛恩而建立佛陀紀念館,為報眾生恩而弘揚人間佛教。大師以報恩的心情來弘法度眾,回饋社會,他也期許佛光弟子都能「以教為命」,要有「佛教第一,自己第二;常住第一,自己第二;大眾第一,自己第二;信徒第一,自己第二」的精神;以及「光榮歸於佛陀,成就歸於大眾,利益歸於常住,功德歸於檀那」的理念,大家功成不居的共同肩負起弘法利生的神聖使命,為全球佛教的發展,注入更多元的活力與生機。
在大師報恩思想期許下,未來佛光弟子必將繼續推動「人間佛教」,負起弘揚佛陀正法之責,以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塗苦」,永為眾生得度的慈航;而這也正是未來「佛光宗」開宗立派的宗旨與目標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