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99　二、關於〈六年來台灣佛教的趨勢〉一文的背景和內容輪廓

我們知道，《人生》月刊，是東初長老（1908-1977）在台灣創辦的雜誌，這是台灣五○年代及六○年代最有影響的佛教雜誌之一，也是宣傳發揚太虛大師佛教革新思想及人生佛教思想的一份重要雜誌。東初長老與另一位南亭長老（1900-1982）合作，南亭擔任雜誌社社長，東初擔任發行人，一起經營這個雜誌。東初長老是二十世紀五○、六○年代在台灣宣傳太虛大師佛教革新思想的一位有影響力的教內大德，也是這個雜誌的精神領袖。

年輕的星雲剛入台不久，就參加了這個雜誌的編輯工作。自第3卷（1951）起，他受邀長期擔任這個雜誌的編輯，且在第3卷（1951）及第4卷（1952）中，曾一度擔任雜誌的主編；此後，他還擔任了第6卷（1954）的主編工作。*7

1954年是《人生》雜誌在台舉辦的第六年，同時是台灣結束日本殖民統治、回到祖國懷抱的第八個年頭。作為主編的星雲大師在這一年的年終，策劃了《人生》雜誌的第三個專號──六周年佛教專號──，〈六年來台灣佛教的趨勢〉一文，就是大師為這個專號所寫的一篇專題文章。

在這篇文章的一開頭，大師寫到：

在這裡，我願意利用本刊六周年紀念專號，向海內外讀者概括的介紹自由中國復興基地台灣佛教文化和教育，各方面進步的情形。台灣佛教之所以有今日的進步，是由台灣被定為復興中國的基地，隨同政治上進步所致。

談到台灣，我們首先應了解的，這是一個日本帝國統治五十年的地區。從一九四五年，日本無條件的投降，台灣才回到祖國的懷抱，這是台灣同胞五十年以來心理上最愉快，最歡樂的一年，也是新生開始的一年。

台灣佛教的歷史，差不多有二百多年了。台灣同胞多半是信仰佛教的，只是他們對佛教缺少正確的認識，所以把一般神教，仙姑，牛神，蛇神也視同佛菩薩一樣的尊敬，以致給人誤解佛教為神話迷信的宗教。從一九四八年起，台灣佛教正式走上新生的大道。為了使海內外讀者了解台灣佛教的各種進步，實有介紹的必要。*8

從這幾段話，我們可以看出大師對於台灣佛教的歷史與現狀的基本估價：第一，台灣佛教已經有二百年的歷史，台灣民眾有濃厚的佛教信仰，他們「多半都信仰佛教」；第二，台灣佛教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因為受到歷史發展的影響，使得台灣佛教信徒對於佛教「缺少正確的認識」，因而歷史上的台灣佛教表現出強烈的迷信和神化的色彩；第三，日本占領台灣五十年，如今是台灣回歸祖國的時期，是台灣同胞心理上最愉快的時期，當然也是台灣佛教獲得新生的時期；第四，1949年以後，由於國內情況的巨大變化，台灣的政治地位獲得顯著的提升，因而此後台灣佛教文化的進步，與本島這種政治地位的顯著提升當然存在著密切的關係；第五，從1948年起，台灣佛教「正式走上新生的大道」，各方面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正是為了海內外了解台灣佛教的各種進步，所以《人生》月刊才舉辦這個專號，要向海內外讀者介紹「台灣佛教文化和教育各方面進步的情形」。

在同一專號中，我們一共可以讀到十二篇為本期專號撰寫的文章。現在我們把十二篇文章的題目、作者及主要內容一並列在下面的表格中，以方便讀者了解這期專號的基本背景及相關論題的基本輪廓：

1序／作者／題目

／主要內容

1／南亭／序言

／此文雖只是本專號的序言，不過作者一則指出「佛陀是為著救濟眾生苦而出現在人世間的，其教說雖有大小乘的不同，卻沒有兩樣，只是發心以後的趨向，各有不同」，以「救濟眾生苦」為佛教的基本精神；一邊指出「廣大的佛教，多局於山林、寺廟；不然，就流入於士大夫之手，成為學術的研究」，因而提出「宣傳佛教，使佛教普及，這是我們每一個在家出家佛教徒的責任」，這是提出反對山林化、反對學術化的現代佛教的弘法主張。作者文中還有「通俗佛學」的說法，使佛教普及社會，即是「通俗佛學」。

2／東初／六年來本刊奮鬥的生命

／此文首先闡釋《人生》雜誌的辦刊宗旨，即「淨化現代人心，建設人生佛教」，認為近百以來，中國受到西方物質文化的影響，特別是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文化的發展「偏重於物質文化」，因而打到孔家店，認為宗教是迷信、鴉片，其結果導致天下大亂。因而今日應當提倡宗教，尤其是應當提倡佛教來對治。其次，作者認為，今日應當提倡的佛教，是如太虛大師所言，適應「現代的人生化、群眾化、科學化」的時代的「以人生為中心的」「大乘佛教」─人生佛教，所以人生佛教是大乘佛教在現代社會「適應人生社會需要」的「具體化」。此即揭示了「人生佛教」與「大乘佛教」的本質一致性。本文還對本刊的組織結構、發行地區等問題，做了歷史的回顧。

3／東初／六年來世界佛教的動態

／介紹六年來世界佛教的動態，包括世界佛教會議的誕生，亞洲佛教的厄運，歐洲佛教的展望，美洲佛教的新生等具體方面的內容。其中在介紹亞洲佛教的部分，認為「大陸撤退後，佛教許多大德來台，中國佛教會又在台恢復辦公。所以六年來佛教在台灣，隨著自由中國佛教政治文化教育的進步，其進步的成績遠超二十年來的進步。」高度肯定台灣佛教六年來的進步，同時作者基本上是從「中國佛教會」這一官方視角出發來觀察和評判當時佛教的這種進步。

4／南亭／六年來中國佛教會之成就

／此文專題評述六年來中國佛教會之成就，計包括：在台辦公的先聲，護教與衛國，宣教與救濟，國際友誼的爭取等方面。作者指出：「六年來中國佛教會的成就，要以個人或團體會員而論，實屬可觀。要以代表整個自由中國佛教會而論，筆者亦為中佛會的一份子，當然不能對當局者求全責備，認為缺乏顯著的成就。」對佛教會的「成就」有一定委婉和客觀的批評。作者且指出，造成佛教會之不足的原因包括：政府對於佛教有助於爭取世界和平及安定社會人心的「功效」存在「忽視」；佛教界對於「團結」之必要性認識不足；寺廟與個人未加入佛教會者尚多；佛教會管理人員之素質有待改進等等。

5／摩迦／六年來台灣佛教的趨勢

／是作為《人生》雜誌主編的星雲大師總體闡述台灣佛教的「各種進步」。大師在文中分別從十個方面闡述了台灣佛教各種進步的「趨向」。

6／念生／從過去佛教說到未來佛教

／此文認為歷史上佛教由印度向中國的轉移，是「向外國移植佛教」的一個重要典範，此舉挽救了佛教的生存危機。根據這一歷史經驗，認為今日中國佛教，也必須「向外國移植佛教」，尤其是必須向歐美移植佛教，才能避免在中國徹底消亡的命運。作者在篇末號召說：「我國歷代向日本弘法的僧人，如唐代的鑑真，宋代的道隆，元代的一寧，乃至清代的隱元，全是蜚聲異域，普利含識。我希現代的大德，繼續前徽，轉東為西，不但挽救了中國佛法的淪亡，而且樹立了世界文化的標準。」

7／唐湘清／六年來的佛教文化工作檢討

／此文專題檢討台灣佛教六年來文化方面的工作，包括「佛教雜誌的得失」，「功德無量的印經事業」，「維持艱難的佛教書局」，「寥寥無幾而無精打采的佛教圖書室」，「曇花一現的報紙佛學副刊」，「吃力不討好的佛教作家」，「異軍突起的佛教女作家」，「街頭壁報的用處也很大」，「佛教文化應滲透到各種普通書報刊物中去」，「歐美佛教文化的介紹」，「佛教的音樂美術及戲劇」等等內容。

8／山人／《人生》在菲律賓

／此文介紹《人生》雜誌在菲律賓的流行的情況。

9／煮雲／六年來的佛教出版界

／此文詳細介紹了六年來台灣佛教出版界出版的雜誌，出版的作品，宣傳的小冊子，台灣印經處及瑞成書局兩家翻印的佛書等。

10／廣慈／六年來的佛教弘法事業

／此文專題介紹台灣佛教六年來的弘法事業，包括六年來的出家弘法者及在家弘法者，講經法會，監獄布教，通俗講演、空中布教，佛學講座，弘法道場，弘法技術等內容。

11／張廷榮／六年來佛教的作家

／此文專題介紹六年來台灣佛教的「作家」，作者把「作家」分為「佛教理論作家」及「佛教文藝作家」兩個種類來分別介紹。

12／心然／六年來的佛教風風雨雨

／此文綜合介紹和評論了台灣佛教六年來經歷的各種重大事件、有關爭議等。

綜合而言，可以看出：專號所收十二篇文章，各自的角度和側重點有所不同：如南亭、東初的文章，似乎主要是站在中國佛教會的立場發聲，他們從這個角度出發維護及闡發《人生》雜誌的宗旨，並觀察國際、國內佛教的動態；念生老居士的文章，是對既往的佛教史的一個別開生面的宏觀研究，他從這一宏觀研究的角度，概括當代中國佛教應走的方向，乃是向域外弘法，尤其是必須向美國弘法，認為只有以此種向域外「移植佛教」的方式，才可以挽救佛教衰亡的命運，並樹立世界文化的新標準；序號為八的文章，是對《人生》雜誌在菲律賓流行情況的介紹；第七及第九至十二共五篇文章，分別是對台灣佛教六年來某一個側面問題的觀察和評介。

可以看出，除了少數一些文章，例如念生居士的那篇文章，比較側重歷史比較和分析之外，專號的大部分文章都集中聚焦於對於當代台灣佛教現實成就與經驗的觀察和評估。由此，我們可以體會星雲大師此文的以下一些思想特色及價值：

其一，大師所寫的這篇〈六年來台灣佛教的趨勢〉，是站在台灣佛教總體的角度和高度，來觀察、評估台灣佛教六年來的成就與經驗，而不是像其他作者那樣，從某個側面來評估當代台灣的佛教。這樣一個評估的角度和高度，可能是因為他是本刊的主編和專號的策劃人的身分決定的，不過這樣一個特殊的契機，卻使得他有機會能夠對台灣佛教的既往歷史、現實狀況及未來趨勢，做出全面的調研，並在研判後發表整體性及系統性的意見；

其二，需要特別提請注意的是，大師這篇文章的標題中引人矚目的使用了「趨勢」一詞，這一詞彙提示讀者：這不是一篇簡單肯定當代台灣佛教成就的文章，而是一篇旨在過去、現在、未來的三個時間維度中把脈台灣佛教發展趨勢、從而為台灣佛教今後的進展指示方向的文章。正因如此，大師這篇從整體性角度檢討台灣佛教現實狀況的文字，同時也就成為一篇從歷史性維度研判台灣佛教發展方向的稀有文字。

其三，我們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這一階段的台灣佛教，是處在台灣從長期相對與祖國大陸隔絕的狀態，及日本占領的殖民地狀態回歸祖國的整體背景之下，因此這一階段台灣佛教面臨的課題十分複雜，這些課題主要有：台灣佛教與大陸佛教的融合問題，台灣佛教「本土化」與「大陸化」的衝突及張力的問題，台灣佛教自身神化因素及民間信仰因素的對待與革除的問題，台灣佛教如何對待及消除日本佛教、日本文化影響的問題，台灣佛教如何重歸祖國佛教傳統的問題，台灣佛教如何在中國佛教的思想及體制下改造與重建的問題，台灣佛教面臨現代化的革新問題，台灣佛教如何整合、吸取中國佛教及日本佛教中良性因素的問題，台灣佛教與處在不同政體下的中國大陸佛教的政治博弈問題，台灣佛教如何及怎樣代表中國佛教正宗的問題，以及由此台灣佛教承擔探索中國佛教的現代化革新之路的問題。此外，在所有上述這些問題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線索，那就是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及其在台灣佛教中的探索、實驗及發展的問題。星雲大師的這篇文章，因為是從「整體性」及「歷史性」的角度研判台灣佛教的過去、現在及未來，因而必然不同程度地接觸到、涉及到台灣佛教以上所有方方面面的議題，因而大師這篇文章的一個重要價值是，首先，他系統地為我們揭示了二十世紀五○年代前期台灣佛教面臨的所有的問題和困惑，他為我們今日了解該時段的台灣佛教原生態的狀況與實質提供了最好的依據。*9

最後，大師這篇文章對於上述台灣佛教議題的側重及其處理的方式，反映了他思考、解決上述複雜的台灣佛教相關議題的基本立場及思想方向。大師這篇思考台灣佛教過去、現在及未來的文字，代表了當時台灣佛教界一批思進取、思改革的人士對於台灣佛教歷史與現狀的認識，以及對於台灣佛教前途及未來的研判，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台灣佛教的自我確定、自我認識、自我定位。還有，星雲大師這篇文章的基本的思想方向是其人間佛教的思想方向，因而大師基於人間佛教思想立場對於台灣佛教發展趨勢的這場研判，也就是二十世紀五○年代前期現代人間佛教在理論層面上進行的一次系統的自我反省，以及在實踐層面上進行的一次重要的自我規劃。

【附注】

*7參見東初：〈六年來本刊奮鬥的生命〉，《人生》雜誌第6卷第11-12期，頁299，有關《人生》雜誌組織結構的部分。關於星雲大師參與編輯《人生》雜誌的情況，可參看大師晚年的記述：「我離開焦山後，隔了二、三年，就在民國三十八年春天到了台灣，最初掛單在中壢圓光寺，親近妙果老和尚。妙果老和尚當時創辦了一所台灣佛學院，我到的時候正逢佛學院即將畢業，學生要出畢業專刊，妙果老和尚是創辦人，當然要有他的一篇文章。妙果老和尚因此叫我代他執筆，我便以妙果老和尚的口吻，寫了〈回顧與前瞻〉一文。文章寫好後，老和尚不放心，因為他是台灣人，對漢學不是有很深的研究，就把文章拿給教務主任圓明法師看，問他：『你看這篇文章是誰寫的？』圓明法師看了以後，坦白跟他說：『應該是出於東初法師之手。』妙果老和尚聽了以後，就益加對我重視，因為我幫他寫的文章，能夠跟有德有望的東初法師相比，所以我在圓光寺更加獲得重視了。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我也能夠沾到東初長老的光。總之，到了台灣以後，我想他終究曾經當過我的院長，對於過去的往事，也就不再介意了。尤其當時我也知道，他擔任中國佛教會的常務理事，在大陸軍政撤退時，他把中國佛教會的招牌攜來台灣。我覺得凡是維護佛教利益的人，我都很尊敬，因此在他籌辦《人生》雜誌時，也試著投稿。他錄用以後就到處找我，邀約我做《人生》雜誌的主編。那時候我自覺自己的實力，偶而舞文弄墨，投個一、兩篇稿子還可以，叫我擔任主編，則力猶未逮。但是那時候舞文弄墨寫文章的人不多，我也因為顧及出入安全問題，為了避免嫌疑，剛剛辭去由太虛大師創辦、在台中發行的《覺群》雜誌編輯。這時承東初老好意，我不得不就此擔任《人生》雜誌的主編，從民國三十九年開始，前前後後有六年之久。」參見星雲大師：《百年佛緣》，高雄：佛光出版社，2013年6月，頁198-199。

*8摩迦：〈六年來台灣佛教的趨勢〉，《人生》六周年佛教專號，第6卷第11、12期，頁311。

*9關於台灣佛教在二十世紀五○年代的這些議題，不同的佛教學人當然也會有不同的概括。如道安法師在1953年5月13日的日記中記載，當時台灣佛教界流行的話題有：（1）「畢竟空」與「勝義有」的問題，（2）佛教與耶穌教徒互相攻擊的表面化，（3）佛教與儒家互不相容的問題，（4）比丘與居士地位見解之爭裂痕問題，（5）僧團派系不能調和問題，（6）台灣僧與大陸僧的隔膜問題。江燦騰先生在其大著《台灣佛教百年史研究》中引用了道安法師的上述日記，並非常正確地指出，二十世紀五○年代台灣佛教的發展問題，遠遠不僅是通過由白聖長老長期主導的「傳戒」活動，消除日本佛教「娶妻食肉」陋習的問題。他說：「在日據時期發展的台灣佛教，於日本統治的後期，因要配合日本軍部在中國大陸、乃至在整個東亞發動戰爭的需要，曾被高度的組織動員和急速地朝向日本化。雖然這是在殖民地軍政體制下的強制發展，是被迫的不得已之舉。但是要說在此期間的一切作為皆無可取，在戰後重歸祖國懷抱時，可以完全拋棄日本化的影響而即刻恢復大陸佛教的原貌，也是罔顧事實的說法。因為日本化的台灣佛教，在戰後被長期批評著，主要是關於日本化的台僧中有人娶妻食肉和一些齋堂中宗教人員素質低落，神佛不分。所以強調傳戒，以戒規革除『娶妻食肉』的陋習，即成了消除日本佛教的不良影響，重建大陸佛教的重要工作。可是戰後五十年來的台灣佛教的發展，並非以傳戒禁絕僧尼婚嫁一事，可以充分概括的。我們不否認：出家僧尼清淨形象的樹立，和戰後由白聖長老長期主導下的傳戒活動有關，並且影響也的確巨大而深遠；但，除此之外，應該還有許多新的發展值得注意，卻不一定和『傳戒』的努力有關。所以我們再回過頭來，重新檢討後初期的發展經驗，以了解其他方面的發展課題。」江燦騰：《台灣佛教百年史研究》，台北：南天書局，1966年，頁469-470。江先生書中以佛耶爭執為例，說明基督教對於佛教的排斥，一方面固然可以打壓佛教的發展，另一方面卻也可以刺激佛教吸取耶教的經驗，以新的方式傳教弘法，他並以星雲大師五、六○年代在宜蘭等地的弘法為例來說明此點：「雖然如此，後來佛教界為了擴大影響力，也仿效基督教或天主教，在校園發展佛教組織，以國語演講輔以流利的台語翻譯，巡迴各地布教，以擴張教勢。同時也創辦各種佛教刊物，進行跨地域宣傳，以及利用電台節目播音，以影響民眾對佛教皈依，這些都產生了巨大的效果。例如佛光山日後龐大的佛教事業，是從宜蘭發端，經過多年的南北奔馳，才在高屏溪中上游的麻竹園一帶，建立起台灣佛教史上空前偉大的綜合性佛教基地。因此，我們可以說，在佛教界的憂患意識刺激之下，少壯派的佛教精英，藉著吸取外教的經驗，以及善用大眾傳播工具的巨大影響力，嘗試新的發展途徑，才能使佛光山這一遠離大都會區的鄉下寺院，不仰賴當地資源（雖有，但比重甚小），即開創受人矚目的佛教綜合事業。」江燦騰：《台灣佛教百年史研究》，頁473。江先生這裡客觀地認同佛光道場是「台灣佛教史上空前偉大的綜合性佛教基地」，不過他未能把大師五、六○年代的佛教事業與大師同階段人間佛教理論的建構工作連繫起來考慮，因而也就比較狹義地在佛耶爭執的意義上理解佛光系統的初期工作，而未能深入展示大師五、六○年代的弘法事業之於現代人間佛教，尤其是台灣五○年代後現代人間佛教的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