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93　二、作為佛教之「理想型」的「人間佛教」

我們以上的考察說明：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體系是二十世紀一個廣大包容而深刻持續的佛教思想理論體系，這表現在他不僅鮮明地提出人間佛教的基本思想理念，而且基於人間佛教思想之視域，嘗試著建構一個完整、系統的人間佛教史觀。這一人間佛教史觀一方面將包括創教者佛陀的言教以及在歷史縱向、空間橫向當中展開的歷史時空的佛教，解讀為人間佛教，一方面又指出具體歷史時空的佛教存在著「人間性」不足的事實，尤其是漢傳佛教二千年發展進程中始終「在寶藏四邊的周圍探索」、歸元無路的窘境。因此說來，佛教既是人間佛教，又不是人間佛教；佛教的精神實質以人間佛教的價值理想為鵠的，而佛教的歷史文化實在則又時時地、處處地背棄或至少不相應於人間佛教的價值。星雲大師這種人間佛教史觀的思路，讓我們想起馬克斯．韋伯有關「理想型」（Ideal Type）（或譯「理念型」、「理想型式」等）的著名思想。

馬克斯．韋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1864-1920）與卡爾．馬克思和埃米爾．塗爾幹被並列為現代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這三位社會學思想家中，韋伯尤其以其宗教社會學及宗教文化傳統的研究著稱。韋伯對文化科學、社會學、宗教學的貢獻林林總總，包羅萬象，他所闡發的關於理想型的思想方法尤其影響深遠。韋伯曾以抽象的經濟理論為例，探討了旨在反映人類經濟生產、生活規律的各種經濟形式的「理想型」的問題：

在抽象的經濟理論中，我們面對著那種人們通常稱作為歷史現象「理念」的那種綜合的例子。這類理念為我們提供了在交換經濟的社會組織、自由競爭和嚴格合理行動情況下商品市場過程的理想圖像。這種思想圖像將歷史活動的某些關係和事件連接到一個自身無矛盾的世界之上面這個世界是由設想出來的各種聯繫組成的，這種構想在內容上包含著烏托邦的特徵，這種烏托邦是通過在思想中強化實在中的某些因素而獲得的。它與經驗地給定的生活事實的關係僅僅在於：凡在由這種抽象的結構所描述的那種關係、也就是依賴於「市場」的各種事件被發現或被推測到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發揮作用的地方，我們就能夠根據理想類型、根據實際情況來說明這種關係的特徵，使它易於理解。這樣做法的可能性對於啟示和描述價值都是不可或缺的。理想類型的概念將訓練研究中的歸源判斷：它不是「假設」，但它將指出假設構成的方向。它不是現實的一種描述，但它將給描述提供明確的表達手段。因此，它也是歷史地給定的現代社會交換經濟組織的「觀念」。我們建立這個觀念所依的邏輯原則，與人們構造作為「發生學」概念的中世紀城市經濟學的觀念所依的邏輯原則完全相同。如果人們這樣做了，那麼他們所構造的「城市經濟概念」不是事實上存在於所觀察到的整個城市之中的經濟原則的平均值，而是一種理想類型。獲取這種理想類型的方式或者是片面地強化一種或幾種觀點，或者是把從屬於這些片面地突出了的觀點的一種充滿混亂和分散的、此處多彼處少而有些地方根本不存在的個別現象聯合在一個自身一致的思想圖像之中。這種思想圖像因其概念的純粹性不可能經驗地存在於任何實在之中，它是一個烏托邦，而對歷史學來說就產生了這樣的任務：在每一個別的情況下確定實在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或遠離這種思想圖像，這也就是說某一城市關係中的經濟特點在多大程度上應該被歸類為「城市經濟」的特點。但是如果運用得當，這個概念就特別有助於達到研究和闡述的目的。為了分析更進一步的例子，人們可以用完全同樣的手法把「手工業」的觀念描繪成一個「烏托邦」，而所用的方式就是把混雜地存在於各個不同的時代和國家的手工業者那裡的，其結果得到片面地強化的某些特點，結合在一個自身無矛盾的理想圖像之中，並且把它們與人們在理想圖像中表達出來的思想觀念聯繫起來。爾後，人們就可以進一步嘗試描述一個其中所有經濟活動的部門，乃至精神活動的部門都由一些準則支配的社會，而這些準則在我們看來也就是賦予提高為理想類型的「手工業」以特徵的同一原則的運用。人們可以繼續嘗試在手工業的理想類型的旁邊設置一個從現代大工業的某些特徵抽象出來的、與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相應的理想類型作為對照物，在此基礎上嘗試描畫「資本主義」文化、亦即只受私人資本投資利潤支配的文明的烏托邦。它可以將現代物質和精神文化生活中一些模糊地存在的個別的特徵及其強化了的特有性質綜合在按我們看來無矛盾的理想圖像之中。這因而便是描繪「資本主義文明」理念的嘗試。*11

上面這段話出自馬克斯．韋伯討論文化科學方法的著名論文：〈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韋伯在這段話中先後討論到「交換經濟」、「城市經濟」、「手工業」、「現代大工業」等概念的理想型。如「交換經濟」之理想型，即是在交換經濟的社會組織、自由競爭和嚴格合理行動情況下商品市場過程的「理想圖像」，這種「理想圖像」是一種「思想圖像」，它通過強化實在中的某些具體因素而得，它與經驗地給定的存在事實並不一致，因而具有烏托邦的性質；另一方面它雖然具有烏托邦的性質，但是卻使得交換經濟的具體現實變得易於理解，且於啟示或描述價值不可或缺。再如「城市經濟」之理想型，韋伯說它並不是在現實中所觀察到的整個的城市經濟原則的「平均值」，而是通過強化一種或幾種觀點、把各種片面的混亂的矛盾的因素整合在一個自身一致的邏輯思路中的「思想圖像」，這種「思想圖像」作為純粹的概念不可能存在於任何現實的城市當中，因而是一個烏托邦，然而它的作用是：通過把具體現實的城市的經濟與這一思想圖像相比較，有助於說明某一城市的經濟關係是否應當屬於所謂的「城市經濟」，或者在何種程度上應當屬於所謂的「城市經濟」。關於「手工業」和「現代大工業」的理想型，可以依此類推。尤其是，韋伯這裡提到，關於「現代大工業」的理想型是與「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相應的理想型，通過這一理想型可以嘗試說明「資本主義文化」或「資本主義文明」的特徵。韋伯此處的說明解釋了他《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的基本思想方法。

在《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一書中，馬克斯．韋伯試圖論證，社會學乃是建立類型概念的科學，從而是一種以「理想型」的思想方法作為重要方法論工具的科學。正如韋伯所說：

社會學──正如我們時常理所當然地預設著──乃是建立類型概念，並追求經驗事實的普遍規律的一門學科。相對的，歷史學則致力於那些個別的、具有文化顯著性的行動、結構和人格進行因果分析與解釋。社會學在建構概念時所需引用的資料，尤其是充作典範性的資料，和由歷史學觀點看來有其相關性的行動的實際過程經常是相一致的，雖然這絕非其資料的唯一來源。事實上，社會學的概念建構與尋求通則，主要也是基於下列的考慮：即它（社會學）是否能因此對於有文化顯著性的現象的因果歸責問題有所貢獻。就像所有追求通則的科學一樣，社會學概念的抽象特質和具體的歷史現實相比較下，必然是相對地缺乏實質內容，並以此作為其成立的條件。而它的長處則是得以提供更為明確的概念工具，這種明確性的提高，有賴於社會學的概念建構盡可能地追求最適程度的意義妥當性。我們曾不斷地強調，此一嘗試在涉及理性的概念（價值理性和目的理性）和規則時特別有希望取得成功。但是社會學同時也尋求將非理性的（如神祕的、預言的、捉摸不定的和情感性的）的現象借著理論性的而且是意義妥當的概念加以把握。

在所有事例中，不論是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對象，社會學和現實之間都保持著距離，並以下列的形式獲取對現實的認識：它可以顯示出某個歷史現象和一個或多個社會學概念間的近似程度究竟如何，再據以安置這一現象。譬如說，同樣的歷史現象可能有某一部分接近於「封建的」制度，在另一部分是「家產制」，然後又有「官僚制」和「卡理斯瑪」的成分。為了讓這些字眼起碼有其明確的涵義，社會學必須勾勒出每一種結構形態的「純粹」型（理念型），而使它們成為一個個盡可能展現完備之意義妥當性的概念單位。正因為如此，這些理念型的絕對純粹形式，就像那基於絕對真空的前提所計算出來的物理反應一般，不太可能會在現實中存在。社會學的決疑論，惟有在純粹類型或理念型的基礎上方有可能做到。至於社會學除此之外不時會用上具有經驗統計性質的「平均」類型，這種方式的應用不太需要方法論上的特別討論，自不待言。但是當提及社會學上的典型事例時，通常是指理念型；無論理念型是關涉到理性的或非理性的現象（如在國民經濟學中它們全都是理性的），重要的是它們始終在意義的層次上是依循妥當性觀點而被建構出來的。*12

上面引用的幾段話是韋伯這部講述社會學的基本概念的著作中正題地討論理想型方法思想的重要段落。韋伯在這裡闡述：社會學的基本方法即是建立類型概念的方法；而社會學的目標則是通過其概念建構和尋求通則，能夠對於「有文化顯著性的現象」的因果歸責問題予以研判。與「具體的歷史現實」相比，這些社會學的類型概念具有形式性，缺乏實質內容，且以此作為其成立之條件，不過其長處則是得以提供明確的概念工具，或者說，使得概念之明確性得以提高。這種明確性得以提高的概念，正是「一個個盡可能展現完備之意義妥當性的概念單位」，也就是理想型。韋伯在這裡再次指出：理想型，作為絕對純粹形式的概念，就像「基於絕對真空的前提所計算出來的物理反應一般」，不太可能在現實中存在，但是社會學的決疑論──即判斷事件的因果歸責問題的推論方法*13──則只有立基於這種純粹類型或理想型才有可能。所以韋伯接著強調指出：「理念型愈是尖銳、明確地被建構出來，意味著它愈遠離真實的世界，但在這層意義下反而愈能夠善盡其責，達成它在型塑專門概念、進行分類和啟發上的功能。」*14也就是說，儘管理想型可能遠離真實的世界，但其則為認識活動之不可或缺，因為「理想型之建構」在「型塑專門概念」、「進行分類和啟發上」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功能」。

韋伯不僅指出社會學的基本方法是理想型建構的思想方法，而且還指出：歷史學的方法與社會學的方法在本質上並無二致。他說：

在對於個別事件具體地從事因果歸責的工作時，歷史學家們採取的方法本質上和前面所說的並無本質的不同。譬如為了解釋1866年普奧戰爭的經過，史學家必須首先──正如他們一直在做的工作一般──（在腦海中）推估：無論是對普魯士的毛奇將軍（Moltke）或是對奧國的貝納德克將軍（Benedek）而言，雙方如果各能夠完全獲悉己方和敵軍的情報，那麼在最理想的目的理性情況下，交戰的雙方將應該如何地進行部署。接下來才得以比較：這場戰役實際的部署又是如何，而因果地來解釋所觀察到的（理想和實際之間的）差距──不管這是通過何種原因，如不正確的資訊、確實發生過的錯誤、思慮上的疏失、領導者的個性、或戰爭策略以外的考量等所致。就在這裡，歷史學也（隱然地）應用了目的理性行動的理念型建構。*15

這裡所謂的「目的理性行動」，是韋伯在本書所提出且區分的四種「社會行動」類型之一，*16是一種通過對周圍環境及他人客體行為的「期待」所產生的行動。韋伯舉普奧戰爭為例，說明一個歷史學家為了解釋這一戰爭的經過，必定隱然地應用了「目的理性行動」的理想型建構：歷史學家必定要在腦子裡評估，在最理想的目的理性情況下，雙方將如何部署及交戰，然後根據這一評估，把實際發生的戰況與之相比較，才能研判交戰雙方的舉措得失，對戰爭的真實進程及最後的結果提供合理的解釋。韋伯這裡的舉例及論證，似乎強烈地暗示對於一切重大社會行動的歷史學研究，也必然「隱然」地使用了建構理想型的社會學方法，所以社會學方法與歷史學方法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理想型（理念型）思想方法，被公認為是偉大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最卓越的方法論貢獻之一。正如人們所理解：理想型乃是一種概念工具，它基於特定的觀點，由雜多的現實裡抽離出某些特徵，整理成邏輯一致的思想秩序，反過來可以作為衡量現實的尺度。理想型作為概念的明確化，與一般的概念具有了質的區別：它在型塑研究對象與設想其可能的解釋方面，有著「導引」我們想像力的功能，而一般的概念則不具備這樣的功能。*17或如另一位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理想類型從形式上來看是一種抽象理論的概念結構。毫無疑問，它的基本成分是一般的概念。但是根據韋伯的觀點，由於它體現了價值關聯的原則和理解的方式，從而便與任何其他的概念結構區別了開來，成為文化科學認識經驗實在的特有方法」。*18

有些學者更是清楚地總結馬克斯．韋伯的理想型概念的以下幾個特徵：

理想型式有以下幾個特點：1、它不是指道德上的理想，而只是一種概念工具；2、它不是指統計學上的平均數，而是強調了典型的行為方向；3、它主要指集合體，而不是個人的社會行為；4、它絕非和現實相一致，而總是同現實保持著一段距離。*19

總之我們看到：韋伯所謂的「理想型」，乃是一種概念建構的活動，它的基本成分因此當然是概念，不過由於理想型之概念建構，總是關涉價值取向及理解的形式，因此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概念，而是概念之明確化，是純粹的概念，是作為形式的概念，並且因此它是一個理想的「烏托邦」，與具體的現實保持著距離；其次，理想型的建構活動因總是與特定的價值關涉及理解形式相聯，所以它不僅是一種普通的概念建構，更是為針對任何歷史文化事件的認識提供了原初的可能條件，使得我們對於紛繁複雜的歷史實在的認識具有了一種可能性；再者，文化科學的任何理解活動總是在歷史實在的複雜、多元及認識主體的特定價值關懷這一矛盾情境中展開，因此任何理想型之建構者，絕不宣稱它所達成的認識是關於文化實在的唯一可能的客觀認識，相反它總是與一種多元的、開放的文化視角及詮釋之可能性連袂而行，而同時他的詮釋的客觀性、有效性及妥當性有著充足的保障。

正是基於上述意義，我們認為：星雲大師在六十多年弘法生涯中所不斷探索和發展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其相應的人間佛教史觀，與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提出的以「理想型」建構著稱的社會科學、文化科學方法思想有異曲同工之處。讓我們稍微詳細地解釋一下其中的關節：

（1）佛教既是佛陀之教，也是佛陀之後作為歷史文化實在的佛教。而作為歷史文化實在的佛教，則一向以其經典的龐大複雜、宗派學派傳承的多種多樣、善巧方便的詮釋技巧引起的思想上的豐富與歧異以及對於在地化的寬容甚至鼓勵導致的儀制上的多元與差異等等而著稱。面對如此一個巨大的複雜的歷史文化實在，任何人，即便是資深的佛教學者，要想對所謂「佛教」形成一個系統的看法，也是一個幾乎無以解決的難題。*20所以我們要想對於「佛教」之歷史文化實在獲得明晰的了解，不致於停留在表面現象的羅列，或某些片段的知識，就需要對這一概念予以提升及重新建構，而這就是理想型思想方法的工作原理及其目的。由此而言，星雲大師提出的「人間佛教」概念，從本質上說，就是「佛教」概念之明確化、形式化、純粹化，因而就是「佛教」概念之理想型，「人間佛教」即「佛教」之理想型。

（2）正如任何其他概念的「理想型」，作為一種「理想圖像」或「思想圖像」，必定是通過對於實在中的某些因素予以強化所得，我們看到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視野下的人間佛教史觀中，無論是佛陀之教、或印度佛教、或中國佛教、或國際佛教，都有人間佛教因素（人間性格）之展現。佛光系統的《教史》著作，就是嘗試以人間佛教史觀建構整個的佛教史的著作，這部著作深入發掘了歷史時空中的佛教之人間教化、人間性格，從佛教史的角度有力地證成佛教是人間佛教的根本理念。而其中的核心一章，即《中國篇》之第十三章，則是佛光系統教史著作中詳細演繹如斯這般的詮釋理念及思想方法的一個典範文本。

（3）同樣，也正如任何其他一般的「理想型」，作為概念之理想化、抽象化，必然「總是同現實保持著一段距離」，不可能在現實中完全絕對地存在，因而一定程度上具有「烏托邦」的性質那樣，我們看到在大師的人間佛教史觀的視野下，無論是在歷史的縱向中，還是在地理的橫向中，人間佛教的「人間性格」在二十世紀以前都未得到充分地展現，所以大師一方面肯定作為巨大的歷史文化實在的佛教的人間佛教精神指向及其相應的思想價值，一方面則不斷批評在歷史、現實中的佛教的不足和缺陷，而這種不足和缺陷歸根結底乃是「人間性」之缺失。

（4）最後，正如憑藉理想型之建構，將會深化吾人對於社會歷史現實的認識──「一種理想型式的建立，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是對社會認識的一種深化」──，將會溝通理論與實際之間的連繫──「由於理想型式是在一定理論指導下，對客觀實際的一種抽象，因而，它能夠溝通理論和實際之間的關係，通過這種溝通，了解現象與現象之間的關係，弄清事物的本質特徵」──，將會幫助人們預測事物的發展趨向──「一個好的理想型式不僅能夠幫助人們解釋、發現現象和問題，而且還能夠幫助人們預測事物的發展趨向」*21──，同樣，星雲大師所提出的人間佛教思想理念，及其所開展的人間佛教史觀，作為一種佛教之理想型建構的方式與過程，也必將大大深化我們對於佛教這一歷史文化實在的認識，檢驗並錘煉人間佛教思想與現實社會的相關度，它不僅將幫助我們富有前瞻性地預測未來漢傳佛教的發展方向及世界佛教的發展方向，也將幫助人們更加自覺、更加積極地實踐佛教這一偉大宗教傳統的現代弘化的救贖使命！

【附注】

*11【德】馬克斯．韋伯著，韓水法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頁40。

*12【德】馬克斯．韋伯著，顧忠華譯：《韋伯作品集Ⅵ．社會學的基本概念》，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頁25-26。

*13同註12，頁26的註解。

*14同註12，頁27。

*15【德】馬克斯．韋伯著，顧忠華譯：《韋伯作品集Ⅵ．社會學的基本概念》，頁28。

*16這四種社會行動類型分別是：目的理性式，價值理性式，情感式，傳統式。韋伯解釋說：「如同所有行動一般，社會行動也可以以下列的方式分類：（1）目的理性式，是通過對周圍環境和他人客體行為的期待所決定的行動，這種期待被當著達到行動者本人所追求的和經過理性計算的目的「條件」或「手段」；（2）價值理性式，是通過有意識地堅信某些特定行為的──倫理的、審美的、宗教的或其他任何形式──自身價值，無關于能否成功，純由其信仰所決定的行動；（3）情感式，尤其是情緒式，是通過當下的情感和感覺狀態所決定的行動；（4）傳統式，是通過根深蒂固的習慣所決定的社會行動。參見【德】馬克斯．韋伯：《韋伯作品集》Ⅵ《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中譯本頁32。

*17以上參考顧忠華先生的解釋。參看其〈導言：韋伯的社會行動理論〉，馬克斯．韋伯著，顧忠華譯：《韋伯作品集Ⅵ．社會學的基本概念》，頁17-18。

*18此為韓水法先生之語，參看其〈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概論〉（漢譯本序），載於《社會科學方法論》一書，頁16。

*19此為美國學者科塞爾的分析，轉引自鄭晨的論文：〈韋伯的理想型式及其方法論意義〉，《社會》1987年第4期，上海：上海大學，註解4。

*20我們看到，這個問題正是佛光系統在規劃《佛教》叢書時所面對和處置的問題。正如大師在序言中所說：「幾年來，我雲遊於世界各地，常常遇到一個問題：『大師！我們想信仰佛教，但是佛教書籍那麼多，不知道要看哪一本書，才能全盤地了解佛教？』面對如此簡單的問題，我竟然不知道如何去回答。佛教典籍如汗牛充棟，大藏經就有九千餘卷，梵巴漢藏版本不下數十種，現代佛學著作也有數千種，皓首窮經也未必能探究其中堂奧。在如此龐博的經典中，要找出一本代表性的佛學書籍，讓一般的人能夠完整性地了解佛教的思想體系，真是談何容易？」星雲大師：〈《佛教》序〉，《佛教叢書5．教史》，頁1。

*21鄭晨：〈韋伯的理想型式及其方法論意義〉，《社會》1987年第4期，頁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