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21　護國衛教戴季陶

清末民初，局勢動盪不安，國人飽受內憂外患之苦，有識之士無不希望拯救國家出離困境。當此亂世，一位忠誠體國，悲心救世的黨國大老戴季陶先生，企圖以佛法振興民族，促進國家早日走向康莊大道。

戴季陶在黨國精英階層中，以既是理論家，更是實行家著稱。他所創立的中央通訊社，至今仍是國內首屈一指的新聞傳播機構。他任考試院院長二十年間，改變中國千餘年科舉制度的傳統，使之適應國家現代需要，並奠定選才制度的基礎，促進政治步上民主正軌。在他信仰佛教之後，對佛教亦有一番貢獻，他將佛法要義與中山先生革命建國的理想融會貫通，並行不悖；又舉行各種法會為國祈福，並對佛教界提出建言，整建寺院，刊印經書等。此外，加強中央與西藏的連繫，贈書與印度國際大學，增進中印關係等，都是將佛教與政治融和的具體例證。

神童聰穎　才氣縱橫

戴傳賢（一八九○～一九四九），又名良弼，字選堂，又字季陶，筆名天仇。法名不空、不動，晚年號孝園。祖籍浙江吳興，生於四川廣漢。

戴季陶四歲由祖父啟蒙識字，飽讀古代經史，兼習新學。從小聰明異常，讀書過目成誦，父母親友盛讚為神童。十一歲，作詩云：「神童佳號空歸我，小子高籌君來知。」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戴季陶十三歲，父親去世，他忍著失怙的悲痛，進入成都江南會館的東游預備學校開始學習日文，在課堂上，他聽到新學領袖徐子休大倡革命的言論及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慘事，激起他的愛國情操，萌生民族主義思想，這是他立志革命的開始。

翌年，他以童生資格報考入川省客籍學堂高等班，但因不滿學堂監督評定課藝成績等第偏私不公，申述力爭，終被學堂開除。十四歲的戴季陶在氣概上已儼然是個少年革命黨。年十五（一九○四），戴季陶遠離四川到日本留學，入東京日本大學法科學習。十八歲與王用賓、胡政之等人，聯合促成日本大學一千餘名中國留學生組織同學會，由於他的熱誠和才幹，被推選為會長，自此顯露其領袖才華。

天仇革命　忠誠體國

一九○九年夏天，戴季陶二十歲自日本大學畢業回到上海，任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不久去職，加入言論界，主持上海《中外日報》、《天鐸報》筆政。又任《天鐸報》總編輯，用筆名「天仇」撰寫社論，抨彈君憲時政，言論犀利，對公眾影響甚大，清政府乃經上海道向公共租界當局交涉，指名緝捕，經上海會審公堂關炯的援助而得以脫險亡走日本。旋因同盟會會員雷鐵崖的電邀，赴南洋檳榔嶼，出任革命黨報《光華報》的編輯，加入「同盟會」，鼓吹革命思想。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後，戴季陶由南洋回到上海，以實際行動表現革命的勇氣與決心，策畫東北革命。孫中山先生以臨時大總統的名義，任他為關外都督府的交通部長。不久，清帝退位，他與李懷霜、周浩，共同創辦《民權報》，亦主持《民國雜誌》、《星期評論》等。他曾在《民權報》上闢「直刀直入錄」專欄，對袁世凱及其卵翼的官僚政客議員軍閥，口誅筆伐。不久，被租界當局拘捕，遭遇第二次文字獄，所幸後來以證據不足而獲釋。

一九一二年十月，孫中山先生受任為督辦全國鐵路事宜，委派戴季陶為機要秘書，從此朝夕追隨國父十四年，直至國父逝世為止。

戴季陶一生為國犧牲奮鬥，任內各項建樹均以奠定民國基礎為標的。一九二八年，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政治委員，兼任考試院院長長達二十年，戮力於制定考試規模、考銓制度及相關規章。一九三一年七月，第一屆高等考試在南京舉行，首次將中國古代科舉考試制度改成適應現代需要，符合教育體系，又配合國家政策，甄選適任人才的考試制度，為民國樹立良好的文官制度，也促進政治步上正軌。

另外，他在宣傳部長任內創辦「中央通訊社」，至今幾十年，一直是國內執牛耳的新聞傳播機構，並與全球各大通訊社有密切聯繫。平均地權土地改革、實施三七五減租辦法的訂定與立法，也是戴季陶奉命至浙江解決平均地權、減收地租方案時所完成，此一政策對農民經濟影響至鉅。

戴季陶對邊陲政治尤其關懷，如設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以振興西北農林事業。在西藏地區，則極力調和十三世達賴與第九世班禪，請二人以佛教、國家為重。且加強中央與西藏、青、康的聯繫，因此，國家雖處動盪，卻能免於邊疆之患。

戴季陶認為教育為立國之本，致力收集日本及各國教科書，希望作為修改國中、小學及女子師範教科書的參考，並曾於某次國父紀念週中，慷慨陳詞：「希望教育當局重視國民基本知識之改進。」一九二六年，戴季陶任中山大學校長，在短短四年中，將大學建樹一新，並作多項改革，徹底整頓。另外創立中國童子軍團，由蔣中正先生任團長，戴季陶與何應欽將軍任副團長，並擬定童子軍十二守則，後來成為國民黨黨員守則及青年守則，可見其對黨國教育影響的深遠。

皈依佛教　悲心救世

戴季陶的學佛因緣，肇端於祖父母信仰佛教，母親黃太夫人奉佛尤為誠篤，因受母親薰習，季陶自幼就有佛教的信仰。一九二二年八月，戴季陶奉中山先生之命，回四川聯絡川省各將領，勸阻息兵，主張和平統一，共同發展川省實業以利益國家社會。可惜川戰已無可免，他自覺辦事不力，在悲痛失望中，頓萌厭世之心。九月二十二日，他乘輪船赴宜昌，夜裡縱身投江自盡。黑暗中，呼救無門，當時江寒風冷，於半昏迷中，只見一圜很圓的白光由水面直射而出，心中忽然感動，頓覺此道佛光是其生機復現，後果浮至下游，被一農人撈起。生死輾轉間，戴季陶始信佛力不可思議，從此發大菩提心，化悲觀為積極，發願為多苦眾生效力。

戴季陶身居中樞要職，平日信佛誠篤，認為中國有三億人口為佛教徒，佛教若不能振興，則護國救世之業難成。再者，由東北至西北二萬餘里邊疆，數十種民族雜居，自唐以來唯佛教所繫。所以戴季陶致力於以佛教來振興國家，並提出建言，希望佛教界度死更能度生，使佛法普及於各階層，不可偏頗；也提醒僧眾加強關心世間學，學菩薩願行，對救貧賑災、興學施醫等認真興辦，自然可感化世人，使佛法大興。

戴季陶平時定有常課，精進修持，更發動僧信四眾為多難國家社會祈福消災。一九三○年禮請班禪大師說法；一九三一年八月為長江流域嚴重水災啟建水陸道場；同年十一月因九一八事變，啟建仁王護國法會，作十大願文回向法界眾生；一九三三年啟建藥師七佛法會；一九三四年啟建時輪金剛法會，並為日本大阪風災死傷兒童啟建大悲懺法會，同時為追薦達賴喇嘛啟建法會；一九三八年追薦班禪喇嘛啟建法會；翌年二次大戰開始，修建護國息災法會四十九日；一九四二年全國佛教徒為連年兵災，啟建護國息災大悲道場；一九四五年因日本投降，勸請全國佛教團體虔誠修法以報佛恩等。

一九三一年，戴季陶曾請歐陽竟無編撰《在家必讀內典》一書，刻版印行，以利在家學佛者誦讀。書中選有男女必讀經書各七種，外附《四十二章經》。一九三二年，在河南佛學社講演「振興中國與振興佛教」。次年，於中央廣播電臺講「中國之宗教改革與救國事業」，針對政府對佛教的政策、對蒙藏等邊疆地區的宗教措施，提出五大根本問題的主張，對當時中央決策的考慮，頗具啟迪之功。

此外，自一九三○年起，戴季陶亦在南京五台山孝園內建屋兩間，為施醫濟藥之所。每到冬天又於首都、湖沙、廣漢、金堂、洛陽、長安、武功等地，施放米票寒衣；遇到地方水旱天災，則竭力為捐款賑濟。戴季陶又於洛陽成立中原社會教育館、行都慈幼院，並且為吳興後林木橋頭地方捐辦小學一所，置地一百四十餘畝。一九三四年，戴季陶捐贈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圖書館一所，並為青海設立西寧、郿縣二地民眾教育館，並運贈大量書籍給蒙藏學校。一九三五年為四川成都蜀華中學、金堂、廣漢、翠亨村中學等添購大批書籍。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病逝廣州，享年六十歲。

戴季陶先生曾說他認為布施是「財法無畏，普濟眾生」，觀其一生作為，真可謂解行合一，為民國以來佛教界的大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