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38　圍山事件

後來居民跟我不斷的抗爭，非要我的菩提路作為他們的產業道路不可，但我知道這是千萬不能認可的。假如我一讓步，佛光山就不成佛光山了。信徒天天都得跟肥料、農民混在一起行走，因此我絕不能答應。

佛光山初建的時候，山下老百姓對於一個外省人來這裡開山建寺，就有了排外的心理，所謂「近廟欺神」，也就註定了佛光山五十年來，想跟他們好好相處，委屈、忍耐，都不能計較。

但是才一開始，就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產生歧見。農民一致認為，佛光山內現在的菩提路，是他們的產業道路，農產品、肥料等運輸，都要走這一條路，我認為不可以。菩提路是佛光山唯一從前門到後門的一條中心通道，如果跟村民的產業道路混在一起走，就像把一山剖成兩邊，世間哪有一個人家在房屋的中心，開一條公路的呢？當然，勢必我不能答應。

山下的居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不惜一切跟我糾纏，硬要以這條路作為他們的產業道路。其實，這裡本來是沒有路的，過去他們都是走深溝，勉強用牛拉車運輸，現在看到我鋪了一條平坦的路了，覺得方便，就認為可以作為他們的產業道路，硬是想要從這裡行駛。

我為了和居民和諧相處，就找一個替代方案。我說：「在佛光山的南面、北面，在寺廟的邊緣，我另外開一條路給你們作產業道路。」但他們都不肯接受，因為要多走一些路，他一定要穿過佛光山中央才感到方便。居民見我不肯妥協，就要鄉公所處理。

最初，鄉公所寫公文給我，叫佛光山必須讓出一條路，作為農民的產業道路。我就回覆鄉公所：「這是私人的土地，是我花錢買下來的，鄉公所有權利叫我開路嗎？再說，我們國民黨的政府，是保護私人的產業；如果是在大陸，共產黨為了建國，他們的理念裡，土地都是屬於公產，政府可以下達命令收回。現在我們的政府，也要跟共產黨一樣嗎？」鄉公所給我這麼一說，大概這樣的帽子，他們也戴不起，從此就沒有了聲音。

後來居民跟我不斷的抗爭，非要我的菩提路作為他們的產業道路不可，但我知道這是千萬不能認可的。假如我一讓步，佛光山就不成佛光山了。信徒天天都得跟肥料、農民混在一起行走，因此我絕不能答應。不得已，我就在麻竹園的前面，拉了一條鐵鍊子，做一個結界，意思是，車輛不可以通行，這不是產業道路。

這時居民就抗爭到高雄縣政府。當然，縣政府也給我一個公文，叫我要把鐵鍊子撤除，做居民的產業道路。我回答縣政府說：「撤除佛光山可以，撤除這條鐵鍊子，不可以。」我也很有勇氣，下定決心和不合理的政府要據理力爭。你不能假人民的私有產業，慷他人之慨，作為自己討好選民的方式。就這樣，為了一條產業道路，紛爭多年。

在這期中，我也和山下的居民示好。例如：逢年過節，山下有四百戶的人家，我家家送禮，冬天，送棉被、沙拉油、電鍋；夏天，送電風扇。甚至邀請他們上山開里民大會，可是山下的村民，從來不肯上山來開會。過年的時候，也請所有的居民到山上來圍爐，但他們除了接受我的棉被、沙拉油等一點贈品外，圍爐時都只叫自己小孩子上山來吃飯、領紅包、看煙火，大人們都不肯上山。如此，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山上、山下，可以說好比兩邊國土，彼此都不肯讓步。

我自信自己的性格一向與人為善，但還是要有一定的理則，如果我不能把萬千信徒想要建立的佛教聖地、佛教的學府完整的成為一體，反而讓道場中心地帶被一條產業道路貫穿，這是我萬萬不能忍耐，也做不到的事情。

漸漸的，山上山下彼此間的裂痕，愈來愈加深，鄉公所也慢慢地給我們施加壓力。例如：垃圾不准在山上處理，必須由鄉公所處理，並且每個月繳交三十萬元處理費；農民收成時，一定要開放菩提路方便他們運輸等等。

那時候，佛光山的都監慈惠法師，在村民開代表大會時，前去跟鄉民說明，慈惠法師善於言詞表達，是台語一流的才女，可是在那許多不講理法的鄉民代表之前，他也是鎩羽而歸。

看起來，用政府和民間的關係協調，不容易成功，只有走法律的路線。可是我自己感覺到，世間上的法律也不是公平的，再說，我一生也有志願，我不願意上法庭，我和人沒有爭執，不必要用法律來解決。如果說世間的事情，用宗教、道德都不能解決，還需要靠法律，這樣宗教也太過委屈了。

所以，佛光山五十年來，建築上，我沒有和人訂過合約；買賣土地，我也沒有訂過合約，付錢之後，把所有權狀給我過戶就好，大家也不曾有過計較、爭執。所有買賣建築材料的商業行為，我也沒有跟人訂過合約。意思是，大家以誠信解決問題，我們彼此以道德觀念來解決問題，不用循法律途徑。這是我的理念。

但是在世間法，就很難說了。例如：為了舊普門中學水溝邊上的一個地界，是一家鄭婦產科所有，普門中學在興建的時候，地界就有了牽連。這一位鄭婦產科的負責人知道以後，就來向普門中學抗爭。

當時，佛光山的依嚴法師出來面對他們，由於他還是一個學生，不懂用多少道理去降伏他們；因此，他們就向法院控告：「星雲法師侵占、毀損、盜竊。」這幾個罪名都是刑事案件，律師不能代表出席，須當事人自己出庭辯護。我心想：「唉！我們佛教徒一向自律，要保持自己一生不上法庭的紀錄，看起來還是難保，得要上法庭對簿公堂了。」

我忽然想起日本楠木正成將軍被冤屈入獄，受刑時，有人發現他背上寫了五個字：非、理、法、權、天。一般人都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後來還是有學問的人，看出其中的端倪。

意思是說：「非」，是不對、沒有理，「非」不能勝過「理」。「理」不能勝過「法」，你講道理，法官一句話：「我知道你有道理，但你不合法。」就是要你認罪。「法」不能勝過「權」，我就是在法上站得住腳，政治的權力我沒有，還是要輸的，要敗下陣來的。當然我也知道，「權」不能勝過「天」，「天」是因果、是定律，不論你做什麼事，好好壞壞，善善惡惡，你在因果的法則之下，是非絲毫不差的。

但是，在當時的社會，哪裡容得下我們講理、講因果呢？好在，佛光山高雄壽山寺有一位信徒，他是高雄地檢處的總檢察官張耀海的夫人，慈惠法師當初在壽山寺做住持時的護法，當然，透過慈惠法師，他就和先生講說這一段經過。

最初，張耀海先生派了一位檢察官上山來調查，跟我會面，他問：「你怎麼侵占呢？你怎麼竊盜呢？……」我就跟他說：「山上的土地，我也搞不清楚，我以為那個地方是在我的地界範圍之內。」這個檢察官，臉往下一沉：「什麼你以為！你以為高雄火車站都是你的，你以為港務局都是你的，『你以為』那算理由嗎？」

我一聽，不錯啊！他有道理。「我以為」是沒有道理的。我心想：「糟糕！看起來，我們真的犯了嚴重的錯誤。」後來張耀海先生聽到他的夫人述說，了解整個經過，就跟我說：「不要掛念，你旁邊有土地，跟他是越界糾紛，構不成竊盜、毀損等這許多罪名。」我問他：「檢察長，我要出庭嗎？」他說：「不要啦，哪一天你到我辦公室來，我叫檢察官做個筆錄就好了！」

後來，我到他的辦公室去，檢察官來了，在檢察長的前面，當然依法辦理。雖然我這個「越界糾紛」，也不是什麼嚴重、了不起的問題。但是，我就想到真是「朝中無人莫做官」，你沒有一點人事關係，沒有一些背景，小民不懂得法律常識，有理也變成無理。

所以，我曾有一個徒眾，在台灣大學讀法律系，我叫他法律系畢業以後去考律師執照，我們來設立一個律師事務所，不收費的，所有支出費用由佛光山來負擔，只要有冤枉的人，我為你們訴說冤情。但是，我這一位徒弟對法律沒有興趣，後來轉到其他科系就讀，我的理想也只是一場夢。

說到法律糾紛，除了與鄭婦產科的法律訴訟事件以外，另外還有一件法律糾紛，那就是佛光山的滿香園。當初，在購買這塊土地時，地主已說明那裡的土地是佛光山的。

確實，按地理來講，舊二十一線道路，都是佛光山的土地，因為原本那裡是一座山，開發後，土從山上堆下來，做成道路，就成為民間的道路。

在滿香園這塊土地的路旁，地下水的水質很好，所以也就挖了一個深井，從中抽取地下水，供應山上的大眾飲用。想到水井旁邊還有一些土地，就建了一間工寮放一些工具，大概有三百坪左右。

忽然有一天，糧食局的人來抗議，他說：「這一塊地，是我們糧食局的，不屬於你們佛光山買賣之內的土地。」

奇怪，當初代表水利局把這一個土地賣給我們的人，說明這一塊是屬於佛光山的，現在糧食局怎麼突然來插一腳？再說，糧食局也不應該，你跟水利局買賣這一塊土地，這種行為是近水樓台，官官相護，利益勾結。可以說，瓜田李下，你們彼此應該有嫌疑的。

可是，糧食局竟然要告佛光山侵用他的土地。那時候，幾經折衝多次調解，他們還是不肯讓步，一定要訴諸於法律。

我是抱著不跟人以法律來處事，等於我在《玉琳國師》那本書寫到的，玉琳國師寧可以犧牲生命，都認為佛教不要靠法律來解決問題。所以，我也抱定了不上法庭，就交由男眾部負責人心定法師處理。心定法師回來，我也沒有問他什麼結果。

幾個月之後，我看工寮裡面換了另一班人居住，就很訝異的問心定法師：「你那天去處理，結果怎麼樣？」他說：「我就把我們的房子送給糧食局了。」

「哎呀！真是阿彌陀佛，很多的人侵用人家的土地頂多還地，我們卻還要賠上多少錢。你現在不但不講道理，還要把房子送給他們。」

他很得意的說：「是呀！我們用了人家的土地也兩、三年了，房子送給他們，也是表示感謝啦。」這就是我們出家人心裡對道理的看法吧。

回到產業道路的問題，因為這件事情一直不能解決，忽然有一天，經常跟我們山上沙彌打籃球的尤宏（監察委員尤清的弟弟），由他領軍，集合山下的一、兩百位民眾圍住山門。那時候佛光山正要舉辦一年一度的香會，許多信徒要上山來去，村民一圍山，信徒就不得辦法進出了。我也覺得不得辦法，只有報警。照理，警察局應該有權處理，你不能不讓人進出，難道你要把人餓死在佛光山裡嗎？你們覺得你有理，可以到法院去抗爭，但不能把我們的山門圍起來啊！

可是，來了一百多位警察，他們也站在外圍觀望，就是不肯處理。我們就向警察抗議：「村民圍我們的山門，這樣的暴力行為，你們能不主持公道嗎？」警察竟然說：「他們又沒有動作，我們怎麼好處理呢？」「圍住山門不讓人進出，這不是暴力行為？難到要打架才算暴力嗎？」警察也不買我們的帳。

雖然警察學校、警官學校都請我去講課，甚至警政總署的署長謝銀黨，也是皈依弟子，還同我合辦過「愛心媽媽」，照顧幼小兒童。不過，這些都是後來的事了。但是，這許多早期的警察，對我們弱者的悲情正眼不視，這就很不應該啊！

圍山兩三天之後，山上的徒眾，有一些年輕的也很衝動，預備跟他們對抗。一對抗，就是要打架，就要衝突了，佛門跟居民對抗，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但我想不能，出家眾不能到山門口，免得記者照相，混淆視聽，只有忍耐。

當然，在家眾有勇氣的，可以跟他們去說理。這當中，蕭碧霞師姑很勇敢，但他也是人單勢薄，就不跟他們面對面抗爭。於是他找了一些人，用泥土、糞便、髒物等，一桶一桶的倒到停在我們門口的車輛上。在他想，佛門不能打人，但你們圍我的山門，我就趕你的汽車。

就這樣，對峙了幾次之後，高雄民進黨的縣長余陳月瑛女士終於出面，要來調解這件事情了。他倒也真是一個調解的高手，在我們互相說理之後，他就說：「你讓出山後的一條做道路，我出六十萬元來修整，讓村民可以進出。」這就是現在位於佛陀紀念館和萬壽園交界中間的那條好漢坡（登雲路）。也因為這條路，把佛光山如來殿和花園隔成兩邊，中間就給他們做了產業道路。至此，整個圍山事件才算落幕。

不過，不打不相識，余陳月瑛縣長從此做了佛光山的信徒，跟我們像家人一樣，成為我們的護法長城。例如，後來再發生第二次的圍山事件，那時候，居民大部分已經有國民黨、民進黨的分別，他也不怕事，就端出一張板凳，朝山門口一坐，護持佛光山，不准居民隨便對佛光山造成傷害。

甚至，佛光山位在山下滿香園前面的那一塊地，我們把它填平，預備做停車場，政府竟然要罰我們六十萬元，說我們損壞農業用地。余陳月瑛縣長知道後就說：「這樣的罰則也太高了吧！」我說：「算了，我已經付了錢了。」多少年來，承蒙余陳月瑛縣長，多次協助佛光山解決困難。所以，我們也不以黨派為念，國民黨也好，民進黨也好，無黨無派也好，我們總是社會的居民，也不分黨派了。

也坦白說，佛光山多年來，因為有一位余陳月瑛，所以選票都投給民進黨。像為了游錫堃的善意友好，我還特地跑回宜蘭，支持他當選縣長。以佛光山的立場，在台灣，我們不認黨，只認人，誰為民服務，誰對民眾公平、公正，誰對佛教友好，我們就支持他、擁護他。

實在說，當今台灣實踐自由民主，要有優秀的選民，才有好的民意代表，選民也應提升自己的自由民主理念；而當官的人，也要知道自由民主的意義，服務公職更應該要明白，一個民選的公僕，不是騎在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的。

最近，我在《人間福報》上，以「趙無任」為筆名，針對社會政治選舉現象，寫了七十篇文章，發表一些對官員選舉的看法。承蒙台灣大學政治學的專家張亞中教授說：「你寫這一本書，可以做政治學的博士。」

其實，我不是搞政治的人，也不懂政治，我只懂得社會要有愛心、社會要有公平、公正、公理，社會需要和諧，國家需要正常發展，這就是我的願望。

回首五十年，這許多是是非非，人與人爭、黨與黨爭、派與派爭，好像非要戰爭，人生才夠刺激似的。「和平」雖有人高喊，實際上，「世界和平」只是一句口號，是永難實現的一個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