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74　佛光山的錢財從哪裡來

說到佛光山的財務，五十年來，我從來不經手任何一塊錢，縱有金錢來往，都是這邊手來，那邊手去，我也只是個「過路財神」。因為我有一個習慣，不會積聚錢財。

這要感謝初出家的時候，恩師志開上人給予我的訓練。在大陸，十年師徒，他從來沒有給過我一塊錢，我窮得實在無法生存，連寫字都需要到字紙簍裡撿人家寫過的紙，把它反過來再寫。記得我想寫一封信向母親報告平安，信寫好了，一年都寄不出去。為什麼？我連一塊錢的郵票都沒有。

這種情況，經過了十年，養成我一個良好的習慣，不好錢、不要錢，我不買，我就富有。

到台灣來以後，偶爾舞文弄墨，寫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給報紙、雜誌刊載，也有了一點稿費收入，一下子竟然不知道怎麼運用。我一生沒有拿過薪水，在宜蘭，有時候主持皈依三寶典禮，有一些紅包供養；或者著書立說，有一些版稅，我都拿來買書、訂閱雜誌送人，或者買銀製的卍字項鍊、小佛像給青年男女掛在胸前，以表示對抗頸項掛十字架的年輕人。意思是，佛教的卍字或者佛教的佛像，比十字架還要莊嚴。

到了佛光山開山，已經不是一筆小錢可以建設完成的。最初感謝越南的華僑褚柏思賢伉儷，把佛光山現在萬壽園到不二門的這十一公頃土地送給我。但是我也把預備購地的五十萬元，給了他們應急。這塊十一公頃的土地，在當時的價碼才值十多萬，不及五十萬塊。

我剩餘的錢也很有限，只有靠著慈莊、慈惠、慈容他們把合購的佛教文物服務處變賣，所得一五○萬元，就有了近兩百萬元可以作為開山建寺的資金，應該也能應付一段時期。

開山期間，東初法師來跟我借八十萬，因為他是老師，雖然我也知道開山初期，這許多錢不能動用，但我還是把錢借給了他，他從此一借不還。像這一種情況，五十年來，也有好多類似的事件，就不去一一敘述了。

不過，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影響我一生，可以說是一個關鍵性的人生觀念。當時我在《覺世旬刊》上，發表了建寺的消息，美國船王沈家楨居士就跟我聯繫。他說：「聽說你要辦佛教學院，這太重要了，我捐你五千萬元。」五千萬元，在現在也不只五億以上，但是我想，我不能接受他的善心美意，我若收了他的五千萬元，就是把佛光山建設起來，人家都會說這是美國人來建的，我對不起台灣的同胞。透過《覺世旬刊》讀者的小額捐款，不斷匯進來，我就可以慢慢建設。我覺得，我一生很驕傲的，即使捐獻很多，也不能打動道人心，我雖貧窮，但我有貧窮的志氣、骨氣。

就這樣，在好多善因善緣的助長下，土地一天一天的購買也增加了，佛教學院的院舍也完成了，大悲殿果然是號稱萬佛殿，連蔣介石總統聞名都想前來參觀。尤其朝山會舘，在四十年前，由第一任舘長慈莊法師設計、裝修布置之下，類似現在五星級以上的旅館。

我記得一九七二年辦夏令營的時候，朝山會舘已經蓋好了，不過還沒有使用，我為了讓這許多青年學子知道現在的佛教，不只是莊嚴的殿堂，對於生活上的起居、教室，都有時代的建設意義，就請舘長慈莊法師開放，讓青年學生參觀。這許多學生參觀以後，他們是讚歎，是批評，我並沒有太多的記憶。

只記得那許多學生參觀時，有四位年輕的小姐，是從新加坡來的遊客，他們也想一起參觀，我說好。當他們進到光明一號，看到屋裡的布置設施，四位小姐笑得在那裡拍手，「哎呀！這麼好的地方，如果給我住一天，我死了都甘願。」我一聽，有這麼高的價值，一個房間住一天，就抵一個人的生命？我說：「四位小姐，你們今天可以住在這裡。」他們很訝異：「真的嗎？」我說：「當然是真的，我是這裡的負責人。」

我這樣講過以後，慈莊法師懂得我常講慈悲的重要；但是管理主任吳寶琴，他很不以為然，向慈莊法師反對，不能接受師父的意見，「我們這麼好的房間，還沒有開始使用，就讓四個女孩子住進來，不應該。」慈莊法師只有告訴他：「師父的指示，照做就好。」此事後來的結果，這四位小姐每一年從新加坡，都有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匯來贊助佛光山。

我在《覺世旬刊》刊登信徒的功德芳名，也有海外的捐款者大筆的幫助，他們都不要名，連給他一封感謝函，他也不要。這四位小姐究竟在新加坡是什麼身分，我到今天也不知道；像這樣前後每年的捐獻，維持不只十多年。說起這一類的幫助，都是靠不可思議的因緣。

再有一事，我住在東山男眾學部，有時候要過一道橋到西山女眾學部上課。有一次，經過朝山會舘門口，看見一位小腳老太太大概從大悲殿拜佛下來，預備從朝山會舘的前面，經過靈山勝境、不二門，到放生池那邊上車。我看他裹著小腳，孤獨一個人，很不方便，不假思索的向前說：「老菩薩，可以到朝山會舘裡面喝杯茶。」他好像聽不懂我的話，我心想：「大概我的台灣話不標準。」後來，他跟我說話，一聽我就知道，他是廣東人，說客家話。

我當初才到台灣時，曾經在中壢、新竹的客家村莊住過兩年，因此我就改用客家話跟他說：「這個坡台高，路不好走，你要往下走，可以走那條菩提路。」大概我說得不標準，他也聽不懂。我說：「我來帶你。」

他也知道我的善意，他看到朝山會舘前的坡台那麼陡，也知道艱難，不容易走下去。我把他帶到現在麻竹園的轉彎處，到了平地，就告訴他：「你這樣一直向前，就到了大門口，大概你的車子就停在那邊。」他也沒有說謝謝，就走了。在我們覺得，也是很平常的小事。

第二年，馬來西亞有人找我去講經，在吉隆坡新建可以容納上千人的佛教會館大會堂，我講了五天，也沒有什麼特殊的人物來找過我。最後要離開前一天，有一位老太太晚上打電話來說，我明天早上五點鐘要來拜訪你，我心裡想：「哪裡有人拜訪、會客，早上五點鐘就開始的呢？」但是想到我要離開了，也只有方便的答應他。那位老太太來了，他就給我六百萬元，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喜從天上來，真是好因、好事、好緣，我嚇了一跳，不敢接受。但是旁邊有一位男士，大概是侍候他的侍者，也很善良，就說：「老菩薩感念你在佛光山指示他道路，讓他很安全的下山，他一直念念在心，有一個願，想要回報你，你就拿去吧！」

那麼一件小事，會有這樣的結果，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當然，我也表達萬分感謝，但我身上連一個可以送給他的紀念品都沒有。

回到台灣以後，大概每一年都有一、兩次，三五百萬、三五百萬的從馬來西亞匯進來。這位老菩薩這麼有心，有情有義，要怎麼感謝他才好呢？他說：「我一個老太婆，要錢也沒有用，也不要感謝，給你就好了。」

因為這樣多次的來往，給馬來西亞在地的一些道場知道了，就覺得：「你不必把那麼多的錢都捐給台灣佛光山嘛，你分一點給馬來西亞的道場也很好。」這位名叫黎姑的老菩薩，就回答說：「你們要我捐一塊錢都不可能的，除了星雲大師以外，我沒有辦法幫忙你。」

就有人問他：「星雲大師那麼重要嗎？」他說：「我一個小腳的老太婆，人家根本沒有把我看在眼中，他很耐煩的帶我走一段路程，那種慈悲、情義，萬千無以報答。」我就這樣，在佛光山得到一些善緣幫助。

像我常提到的張姚宏影、潘孝銳、曹仲植居士等，都不是我有心有意去向他們化緣，可以說，是他們自己跑來發心的。所以我常講，有緣分，他會回來找你；沒有緣分，煮熟的鴨子，也會飛了。因此，在世間上，培養因緣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我們在取捨之間，要與不要，也有一個原則。例如，高雄有一個信徒名字叫陳品，他曾經對佛光山有過一些贊助，但他一直自我表揚：「佛光山都是我去捐獻贊助的。」我覺得他太有相布施了。

有一次，他又拿了十萬元給我，我說：「對不起，佛光山不能接受你這麼大筆的捐獻。」他說：「不是，這是我給你過年的紅包。」我說：「過年的紅包也不用十萬元那麼多。」

當然，我有想到，也不能太得罪信徒，就隨喜抽了一百塊，「最多一百塊，謝謝你。」

我覺得太要功德、要善名，我回報不起。只有接受小小的捐獻，讓我心裡能感到平安，不至於有很大的負擔。

還有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辦夏令營。當時，我們什麼都沒有，一百多個大專學生要來參加，至少要一個人一個枕頭，雖然夏天不用棉被，也要有一床毯子，一個臉盆，一個漱口鋼杯，一副吃飯的碗筷吧！但這些設施，實在也沒有辦法去籌措。

心裡盤算著，到壽山寺商借。那時候，我的一個學生叫性光，在那裡替我當家，我去跟他講說青年重要、教育重要等，因為我知道壽山寺有三、四萬的存款。他聽出我的意思，跟他要錢辦夏令營。

他即刻就說：「院長，壽山寺的帳目是有三萬多元，不過現在要做什麼、做什麼，不能給佛光山的夏令營。」我心想：「這是一個學生幫我當家，他也有他的計畫、困難。」我雖是很不高興，但是我不責怪他，就失望的回到佛光山。

眼看夏令營快要開營了，這許多東西在哪裡呢？我就把當家心平法師找來，我說：「心平，你到高雄跟我們認識的信徒家裡，借一點碗筷來做夏令營的運用。」

他也是一個臉皮很嫩的年輕人，面有難色，他說：「師父，我不敢。」我心中也很氣憤，這是為法為教，有什麼不敢？不過，我想，人各有志，也不能怪他。

好在，我跟救國團執行長宋時選說過，我這個夏令營，歸你們暑期的一項活動。經過高雄市救國團總幹事張培耕從中協助，我說：「你借一點救國團的團旗給我們掛在門口。」這幾支團旗在此，就像「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因為是救國團的關係，連警察都不來查問。

接著又請張培耕居士跟陸軍軍官學校借了兩百床毯子，那時候，陸軍軍官學校對於救國團都非常支持。他說：「沒有問題，要交通車輛，帶學生出外旅行，學生需要的用具，都可以提供給夏令營。」

雖然得到這麼大的一個支柱，可是當時的佛光山上，到處是泥土、到處都是建築材料，辦夏令營實在是太過勉強，應該再慢個兩、三年比較適當；但我很心急的就開課了，學生也不嫌棄，在好幾個教室裡面，由不同的老師分別上課。

有一天，我站在圓門前，忽然看到一個戴著斗笠赤腳的老太太。我很訝異，這是一座荒山峻嶺，沒有風景，也沒有什麼特色，那時候連大悲殿都沒有完成，這位老太太來幹什麼呢？

我就跟他講：「老太太，到我們觀照堂裡面坐吧！」他聽得懂、聽不懂，我不知道，只是應了幾聲。由於語言不通，我到觀照堂，看到慈莊法師剛剛下課，我就跟他說：「莊法師，圓門口有一個老太太，你去請到裡面來，吃我們準備的綠豆湯。」後來，這位老太太丟了一個紙包給慈莊法師，裡面是台幣五萬元，把它用來辦一期的夏令營，都還有剩餘。就有這許多不可思議的因緣，到今天，這位赤腳的老太太叫什麼名字、從哪裡來，也無從得知。

佛光山的經濟情況，我雖不經手，但是我知道，我給佛光山的緣分，應該是有幫助的。

建設期間，我也經常受到會計楊慈滿小姐的恐嚇，他雖是小學畢業，但對於帳目清楚，為人廉潔，做人規矩本分，是很有個性的人。在宜蘭念佛會，他擔任會計組組長，我就知道他的性格，所以佛光山在建築期中，我就把他請來幫忙做義工，擔任會計。

他做會計最初的十年當中，給我的痛苦，可以說是很多。例如：「師父，明天、後天支票到期了，銀行沒有存款，我告訴你了，我可不管喔。」

我心裡想：「你不管了，那我怎麼管法呢？我從哪裡去生財呢？」不過，我有頭腦。我說：「楊組長，我們不是在哪裡，還有一筆存款嗎？我們在哪裡，不是還可以籌到錢來周轉嗎？」

他就說：「那個有別的用途，不能在這個地方用啊！」像這樣類似的過程，不只百次之多。我就這樣經常受他的威脅、恐嚇。這也很難怪，他是一個義工，也籌不到金錢，而我是負責人。不過，金錢要得活用，可是他很呆板，「這個錢要買鋼筋的，不能動！」「那個錢要買磚瓦的，不能動！」他不擅於活用，那我就要辛苦了。

好在，所謂天時、地利、人和，在佛光山也仗著這樣的關係，度過一次一次的難關。例如，下禮拜一在銀行的存款已不夠應付支票，我都叫他不要掛念。因為明天是禮拜六，後天是禮拜天，週末假期，都會有人上佛光山，台灣南部也不下雨，只要有人來，必定能應付的。

可是他是一個很認真的人，覺得已經到了禮拜五，支票要到期了，還沒有款項進來，很緊急，就一直逼著我要想辦法。其實，我那時候的辦法，就是禮拜六、禮拜天，我相信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緣，就能幫助我。

一直到了十年後，我就跟他講：「感謝你，在這裡做了這麼多年，明年也六十歲了，可以退休了；佛光精舍一個房間給你在那裡靜養，感謝你這十年來為佛光山經費籌措的辛苦。」

他堅持不肯。他說：「我還年輕，怎麼可以去住養老院呢？」我說：「楊組長，你就做個示範，讓佛教界知道，佛光山這一個團體是有制度的，只要有功人員，都會由佛光山來養老，會顧念他的生活的。」

他也不肯，經過了多次勸說，甚至於把他帶到佛光精舍的房間參觀，設備健全、三餐有專人的照顧。我說：「你可以住在這裡，隨時想到佛光山哪個單位幫忙就去，不是一樣嗎？」他才肯得把經濟權交出來，住進佛光精舍。

有了這一次的教訓，我就想到，未來佛光山的建設還那麼長遠，而我不會去化緣，也沒有籌款。像潘孝銳先生交給我的印章，只要我蓋了章就可以到銀行領款；他有這樣的善意，但我有我做人的人格，不可以如此囂張跋扈，把人家的錢財不當做錢看，所以無論如何，我都不會動用這顆印章。我的工程沒有了經濟來源，寧可以暫時停工，那顆印章我也不會去碰。

之後，我就想要找一個能幹的人，能處理、能擔當、能管理的，剛好宜蘭電信局有一位即將要退休的蕭碧霞師姑，他在宜蘭也幫忙心平法師，做了六年義工，我想他對佛門應該有認識、了解，就請他來做佛光山的總司庫，財務就讓他來發心。他也很正派，就再邀了一位依璞法師，兩個人，一個人做會計，一個人做出納，從此佛光山的財務就更上軌道。

這一位蕭師姑真能幹，後來佛光山所有的經濟，他從來沒有再來跟我說哪裡多、哪裡少，哪裡不足，就自己會去調配，跟山上的當家、都監院協調。我也從此對經濟更加的脫離關係了。

不過，我是佛光山的創辦人，心裡總要有個預算，錢財大概從哪裡來，要從哪裡去，所謂「十方來，十方去」，要有個盤算。雖然我經常對佛光山的財務來源，也說不出究竟從哪裡來，不過，我也跟他們說，我們種的鳳梨園，賣了鳳梨不是就有收入了嗎？我們這裡叫麻竹園，山上到處都是麻竹，不是也可以賣錢嗎？我們《覺世旬刊》的讀者，善款不斷的匯進來；我們的殿堂，不也有信徒來拜拜添油香嗎？

我那時候就計畫，把「不二門」建設起來以後，要在上面題字「《覺世旬刊》讀者捐獻」。但是，做過湖南督軍的趙恆惕居士表示，他只肯替我題「不二門」三個字，就不寫什麼人捐獻了。所以到今天，佛光山不二門雄偉矗立，實在是《覺世旬刊》讀者的因緣功勞才能建設起來，可是大家也成了無名氏，做無相布施了。

後來，佛光山慢慢發展，我訂定了組織章程。最早期有五堂二會，各種職務，各自分層負責，他們彼此也很少有橫的聯繫，大家各自在崗位上擔當責任。所以，對於他們的經費究竟怎麼來去，我想，中間的曲折、苦難應該是很多的，但他們也都沒有跟我述說，我也只有少煩少惱，橫豎我也不管金錢，就這樣一天一天的過下來。

也常有人問：「佛光山的淨財究竟從哪裡來？」我說：「有啊，『玉琳國師』幫我買土地；『觀世音菩薩』幫我建大悲殿；『釋迦牟尼佛』幫我建大雄寶殿；『文殊菩薩』幫我建佛教學院啊。」大家一聽，以為我講的話是玩笑一樣。

實際不是。確實是真的，佛光山不靠《玉琳國師》那一本書，也買不了那麼多的土地。那本書不只出了一百版以上，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非常暢銷，說那一本書「洛陽紙貴」也不為過啊！

再有，觀世音菩薩，五百塊供養一尊，萬佛殿就有五百萬，還不能建大悲殿嗎？釋迦牟尼佛的大雄寶殿，那許多佛像供養一尊一千塊，一萬四千多尊，還不能建大雄寶殿嗎？還有我的《釋迦牟尼佛傳》暢銷世界，難道沒有很多的助緣嗎？

甚至，後來建如來殿、雲居樓，由於社會的物價也慢慢飛漲，可以說是非常不簡單的。光是如來殿，前後差不多花了十億，雲居樓在如來殿之後建設，也花了十億，那許多捐款人的名字，全都刻在陶壁上。因此，經常有人問佛光山的帳簿在哪裡？我說就掛在牆壁上啊。

佛光山建設幾十年後，在佛教界也有了一點名氣，信徒也增加了，橫豎我們不是吃教的出家人，只是把信徒集合組織起來，共同推動人間佛教。所以大學、中小學、電視台、報紙、養老院、育幼院等社會慈善、教育事業，就相繼發展了。人在做，天在看，因為誠信、發心，這個社會還是有明眼人了解的，只有一些酸葡萄心理、嫉妒心的人，他們對我們稍有批評，那我們也就不太介意了。

這個願力，在我從佛光山退居之後，內政部忽然也發了慈悲心，允許我們成立國際佛光會。我在想，內政部、中央黨部要我成立佛光會的意義，應該是想，中國佛教會以外，也可以有其他的佛教組織，好比有了一條鐵路，再建一條高速公路、再建一條高速鐵路，交通就更加方便了。

開山三十年後，我忽然有了「百萬人興學」的構想，所以南華大學、佛光大學、西來大學等，不只用了一百億以上；甚至十六所的佛學院，分布在全世界，幾十年來，都沒有收過學生的學雜費，還要給他們零用金；其他如短期出家修道會、夏令營、雲水書車……各項活動，我們也都沒有收費。

甚至我還將所有寫書的版稅、一筆字所得，悉數捐出，在銀行成立一個「公益信託教育基金」，鼓勵社會公益，現在已陸續舉辦真善美優秀媒體獎、卓越教師獎、三好校園獎、全球華文文學獎、教育獎等。

我常把自己比喻為老母雞，蛋生下來後，旁邊的人就拿走了，老母雞只能不斷的叫著：「咕咕蛋、咕咕蛋……」意思是說：「我的蛋呢？我的蛋呢？」其實，辦這麼多的佛教事業，我的目標就是要讓佛光山窮。因為窮，大家就會辦道，所以佛光山講起來，不客氣的昭告佛教界，錢是沒有，但「道」應該是在佛光山。

我自己本身也覺得，我不是一個什麼佛教的領袖、一寺之主，我也只是一個信徒。所以，佛光山每次開信徒大會時，我都宣稱：「各位老闆，你們回來，我們是服務員，應該向你們報告。」

我是存著這樣的心理，建設佛教、發展佛教，因此，所謂法傳五洲，大概也需要心量，也需要「不要而有」、「以無為有」這樣的性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