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90　關於中國佛教會

後來，感於佛教會太過官僚，障礙佛教發展，我只想到，佛教實在很可憐，好比鐵路擁塞，再加建一條高速公路也很好，為什麼要彼此排斥呢？因為這樣的關係，在佛光山開山三十年左右，我就創辦了國際佛光會。

我是一個以佛教為命的人，佛教裡面，有個中國佛教會，就是我們佛教徒的家園，就是我們信仰的依賴。我們佛教生命的生存，需要有一個中國佛教會；但實際上，中國佛教會要得人，所有的佛教徒才有一個幸福的家園。

但假如是一個很濫的中國佛教會，它就只有吃信徒的、吃會員的，可以說無所作為；等於一個敗家子弟、末代王孫，讓我們的生命生存困難了。

我為了愛護我慧命的家園「中國佛教會」，所以很用心思惟：如何為佛教會發展？記得在一九六三年，台灣的國民政府派我們出去訪問，當時，白聖法師是中國佛教會的理事長，當然擔任團長，政府就指示我做發言人兼秘書。其實，理事長連我們訪問的國家、東南亞在哪裡？他都不知道。什麼叫馬來西亞？什麼是新加坡？他好像也茫無頭緒。我自己也不是很懂得，不過，因為我年輕、好學，也因為曾經寫書出版的關係，早就和馬來西亞、新加坡一些我的讀者往來，我就做了一些訪問前的準備。經過一、二個月的籌備，辦簽證、備辦禮品、規劃行程等等，終於啟程。

記得有一天，在訪問途中，白聖法師感覺到泰國的佛教非常有是組織、條理，他就很慨嘆說：「中國佛教沒有力量。」我趁這個機會就發言：「老法師，其實我們中國佛教會是有辦法的，只要老法師發心，一定能做得到。」

他聽我這麼一說，很專注凝神聽我講述。我就說：「我們回去，可以把台北臨濟寺（當時由白聖法師掛名住持）改為佛教的信徒服務中心，讓南來北往的佛教徒，都可以到那裡去掛單、辦事，讓他們在台北有個聯絡中心。我們也可以把善導寺改為中國佛教學院，培養二百個至三百個會務人才、弘法人才、行政人才等等。」

為了自己這樣的建議，我接著說：「我願意把在高雄新建的壽山寺奉獻出來，那個五層樓的建築，可以送給中國佛教會做為高雄市佛教支會。我在宜蘭，也有新建的宜蘭念佛會，也把它奉獻出來做宜蘭佛教會所在地會址。以此做個示範，讓寺廟表現愛教，讓教會有個辦公、專職的地區。

「此外，我在三重埔也有個佛教文化服務處，雖然不大，不過也有三層樓，可以奉獻給中國佛教會，讓佛教會在那裡成立一個佛教文化供應站。如此，中國佛教會就可以一新耳目，以這樣開始，其他的寺院、佛教徒，對中國佛教會必定有向心力。」

我以為我這一段話說了以後，他會很感動，也會很贊成。因為對他沒有損失，對佛教是很大的增長；在我，不敢說犧牲，因為本來佛教就是我們大家的，我的也是佛教的。

但是，他聽了我的話以後，毫不思索的回我一句：「你回去，叫悟一法師把善導寺先奉獻出來。」我一聽，完了，無論做什麼事情，我們要以身作則，都叫人家先奉獻，你身為理事長，你的臨濟寺為什麼不能做佛教的服務中心呢？我知道勢不可為，也就算了。

之後，我們的訪問行程到了印度，中央社的記者在國內的《中央日報》上發表了一則新聞，說我和印度總理尼赫魯見面、講了什麼話，文中並沒有提到白聖法師。因此，我知道他心有不滿，本來他就非常不喜歡我，不准我跟他一起出國，還是中央黨部說，如果不讓星雲某人參加，那大家就不要組團出國訪問。因為中央黨部總想到，應該讓外國人士看到中國佛教的青年有一些不同的內容。原本他就是不得已讓我參加，這一次事件之後，從此更加留下心結了。

其實，這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新聞記者發新聞，我們也沒有辦法說要他怎麼做。訪問結束回國以後，蔣介石總統要召見我們一行人，他就把我剔除在名單之外，也沒有通知我去，後來我也不去管他了。

不過，佛光山開山以後，我心裡想，我應該還是要向中國佛教會示好。因為當時的我，也沒有什麼力量在佛光山這一片土地上有所發展，我就有意把這塊土地奉獻給中國佛教會，讓佛教會到這裡來辦一個什麼事業，但是他一口就回絕。想想，我們也很自作多情，人家又不接受，不得已，我們就自己來吧！因此，我就開始建設佛光山，首先想到的是要辦佛學院，就是後來的「東方佛教學院」。

在這期中，很快的，東方佛教學院不用二年就完成了。一招生，就有三百多人，可以說，轟轟烈烈的展開了為佛教作育人才的一個基地。學生之多，四眾弟子都有，尤其師資，居士裡有唐一玄、方倫，有成功大學的教授王淮、唐亦男，教務長閻路，台灣大學的陳鼓應、楊國樞、韋政通、李亦園教授等等。再有，佛教的會性法師、慈靄法師、慧峰法師、煮雲法師……可謂濟濟多士。我也感覺到，招生這麼容易，看起來佛教前途有望。

「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廿一屆會員大會」合影。會中，泰國國務院總理乃川頒發「佛教最佳貢獻獎」予大師。                                                                   

但是，這個時候有一位山西朋友叫馮永禎，他是中國佛教會的秘書長，一向對我很友好。他告訴我，在佛教會會議的時候，白聖法師叫他怎麼樣打倒東方佛教學院。馮秘書長對白聖法師說：「師父，我們對天主教的神學院、基督教的聖經書院，我們都沒有打倒它，為什麼要打倒佛教辦的東方佛教學院呢？」白聖法師才沒有開口。因為這樣子，我也很感謝馮永禎秘書長的功德，讓我們佛光山一條小命可以苟延殘喘的存活。

我也在想，我們既然有心於教育，就要培養人才；於是和日本大谷大學、同志社大學、佛教大學等聯繫，派遣一批年輕人到日本留學。如：慈莊、慈惠、慈容、慈嘉、慈怡等法師。日本的入學證都寄給我們了，我和中央黨部也有過聯絡，他說，你只要名單來，我們就為你轉教育部，讓他們來批核。但是，依程序這個名單要由中國佛教會轉呈。

於是，我就把名單資料統統送到中國佛教會去。隔了半年都沒有訊息，我就到佛教會查問，他們只說：「現在還要了解。」就是不肯為我們轉辦。

我想到，做為佛教會，應該要幫助佛教保送人才到外國留學、提拔人才，為什麼要阻礙這許多年輕的人出國進修呢？你對這許多年輕人有這麼嚴重的成見嗎？最後，還是由中央黨部出面，要佛教會他們把文轉去，中國佛教會不得已才送去資料。不久，教育部就批准了這許多人陸續到日本求學。

此外，在海外弘法的一些徒眾，他們回國以後，再想要出國，要佛教會轉呈中央的文件，他都不肯幫助。例如，慈莊法師的父親過世，回國奔喪後，就不能再出國了。又如，依空法師家裡長輩過世，回國奔喪後，要再出國，也不能了。甚至，依照法師在美國西來寺服務，他回台一次之後，也不能再出國了。可以想見當初要出國，在台灣是多麼重大困難的事情，我心裡想，所謂城門失火，不必殃及池魚，佛教會你不喜歡我，對這許多年輕人，也不必遷怒於他們，讓他們的前途受到這麼大的障礙。

說起來，每次中央黨部，一定要叫中國佛教會留常務理事的位置給我，我也為了示好，每次佛教會開會我也都表示善意。但是很可憐的是，我的善意都變成了惡意，好緣都變成了惡緣。

例如，我建議我們佛教會要獎賞有功人員，讓在家信徒覺得他們為佛教的貢獻都有回報。我說，現在我也沒有什麼大的貢獻，只在南部建了佛光精舍，我願意提供十個房間給佛教的有功人士，給他們做養老之用。如趙茂林在監獄布教數十年；如張劍芬為佛教做對聯、楹聯，對佛教文化留下許多貢獻；又如劉國香、陳慧劍著書立作，辦佛教的雜誌等等。但他們聽了都不開口，不置可否，沒有人說好、說不好，也沒有什麼反應，就用別的問題岔開，不提此事了。

我也很納悶，這麼一件好事，以為他們會很歡喜，讚美我為公、為佛教設想。但是事後，悟一法師就警告我：「你每次來開會，都讓人討厭。」我說：「為什麼？我對佛教會這麼好，這麼想為佛教奉獻。」

他說：「你以為很好嗎？但大家都討厭你。」我就問：「什麼原因呢？」他回答：「你看，你說提供多少房間給佛教會，你知道，這傷了別人的心，大家都覺得他們沒有面子，好像佛教會只有你才有辦法。」我一聽，真是出乎意料之外：「這樣啊！原來對佛教會不要有貢獻才是保身之道。」

這些也不去談了。一九七七年，逢佛光山開山十年，我早就已經向中國佛教會、內政部登記要傳戒，算起來也應該輪到佛光山了；但是中國佛教會百般阻撓我，讓我幾乎傳戒不成。傳戒大事，我久有準備，最後決定還是按照時間開壇傳戒了，一共有六百名戒子，行禮如儀，獲得「模範戒期」之稱。

在我心裡想，戒期完成，就可以把戒牒分發給戒子。當時，每一個戒子要向中國佛教會繳納五百元或一千元，我的錢也付了，他就是不肯給我戒牒，讓我在戒期結束的時候，感到失信於戒子。因為我跟他們說，一個月的戒期圓滿，我會有戒牒給你們。但幾經交涉，佛教會理事長白聖法師的法子淨良法師就是不肯給我。

我甚至於為了跟中國佛教會妥協，請了理事長白聖法師最愛護的大弟子淨心法師來做我們戒期的總開堂，表示我們合作、和好。以這樣的關係，他還是不肯給我戒牒，說來好像比官僚、衙門還要嚴厲。

經過了這類的事件多次，我也不要一一去敘述了。總之，如社會諺語所說「兒不嫌母醜」，我們作為佛教的人士，對教會尊重、愛護，也不必去嫌棄。但是佛教界的怨言，不能忽視。我們問一句：「佛光山五十年為佛教做了什麼？」我們也再問：「中國佛教會五十年為佛教做了什麼？」除了打擊佛教、阻礙佛教，給佛教困難，又為佛教做了些什麼具體內容呢？歷屆做佛教會理監事會的那許多人士們，請你們把中國佛教會的功勳來表揚一下吧！

講到這裡，讓我不得不感慨，佛教是一個宗教，我們進入佛教，就要奉獻、犧牲，光榮歸於佛陀，成就、一切都歸佛教才對；為什麼一掌握住佛教會的職權以後，就作威作福，以佛教來打擊同道信者，阻礙佛教的發展？我百思不能理解。

想起過去太虛大師在世的時候，也有慨嘆，所有的佛教徒，幾乎和太虛大師倡導的新佛教運動都不予合作；但是一遇到「廟產興學」的迫害，佛教受到政府刁難的時候，大家又去找太虛大師來奔跑、呼籲，請他出面來護持佛教的權益。為什麼平時都不知道、都沒有憂患意識，對於佛教的力量，都不去培養、不尊重、不保護，到了利用的時候，才要找有力人士呢？

其實我與中國佛教會之間，也曾經有過幾次轉機。我曾請慈惠法師去做秘書長，但慈惠法師不願意；後來，中央黨部想用張培耕做佛教會的秘書長，但是也因為他和我比較親近，曾經為我編過《普門雜誌》，因此，佛教會就想辦法阻止，不讓他擔任秘書長。

後來請了中法師出任，了中法師怕我對他杯葛，記得我正在彰化福山寺開山工程的時候，了中法師還由悟一法師親自帶領，在彰化向我來拜託，讓他做秘書長。

我本來就與人為善，張培耕也不是我一定要他做的，了中法師也是青年才俊，我也樂於成就，你歡喜做，我也簽字同意。

但是，了中法師做了秘書長以後，也成了白聖法師的幫手，用中國佛教會的名義辦了玄奘大學。其實，今天全佛教界捐獻的人，你們去想，玄奘大學是中國佛教會的嗎？

另外，也曾經有一段時期，佛教界一些良心人士，想要推選我做佛教會的理事長。但佛教會竟然疏通社工會主任蕭天讚，讓他到佛光山叫我不可以擔任中國佛教會的理事長。蕭先生告訴我，要我擔任中日佛教促進會的會長，等到下一任的時候，他保證讓我做中國佛教會的理事長。

我很納悶，本來我也沒有什麼要到中國佛教會做理事長的念頭，為什麼要這樣前來叫我退讓？我原本就沒有進取，還有什麼退讓的呢？

不過，說起佛教會的風雲，實在也很奇妙。例如，我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講演了三十年，樹林海明寺的悟明長老，與白聖法師也算同一個派系，不過，悟明老對我也還滿友好的。因為大家友好，都要彼此往來，所以有一次，我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講演，他也在座，我便邀請他在我演講之前上台致詞。就因為他這一次替我致詞，想不到，沒有幾天，白聖法師就把他在佛教會「常務理事」的職務拿下來。有這麼嚴重嗎？

所以，後來我就跟一些同道朋友，例如現在還在台北的今能法師、過去的祥雲法師說，你們要想進入中國佛教會當理、監事嗎？我告訴你一個辦法，你們只要反對我星雲，我保證你們就有理、監事的位置。

因為那個時候，在台北的中國佛教會，每一個人到了理監事會選舉，大家就熱烈競選；選過了之後，名片上就多了一個「中國佛教會理事」頭銜，就好像做了官一樣。

中國佛教會由白聖法師做了四十多年的理事長，可惜，四十多年，哪一件事是對佛教有貢獻的？說來，關於中國佛教會的事，要是慢慢的講來，也實在是讓人哭笑不得的。

例如，我們訪問過東南亞之後，中國佛教會就說為了團結海內外佛教，就想召開一次世界華僧大會。照講，因為我跟著他們出國，緣分最多，我也應該要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佛教會就是不讓我參加。

當時，台灣每個縣支會的理事長，只要出資五千元，可以做華僧大會的當然代表。我是宜蘭縣佛教會的理事長，當然我也有一份；但是，全台灣的縣市都已經做了代表，只有宜蘭縣佛教會是由常務理事真華法師代表參加。

後來又說，不管誰，只要捐款五萬元以上的，可以做代表。我還記得華宇出版社的朱蔣元先生，他跟我建議說，乾脆你就來一招，捐他個二百萬給華僧大會。

我一聽，倒也不是說要捐五萬元做代表，而是因為對國際友好的朋友到台灣來開會，我們應該給予贊助，所以就捐了二百萬元。但是，香港的覺光法師跟後就捐了二○一萬，白聖法師也捐了二○二萬，這不是很有趣嗎？

我也記得，章嘉大師要我參加在尼泊爾召開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他們也想方法阻止，連章嘉大師組團，要我參加做代表之一，都不給我機會。所以，在白聖法師的領導之下，除了中央黨部下令讓我去訪問東南亞之外，所有的大會，他從來沒有讓我跟他一起出席會議。

不過，到了一九七八年，第十二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在日本召開會議，聽說大會已經刪除在台灣的中國佛教會代表的資格，由主辦單位邀請大陸的中國佛教協會代表參加。白聖法師他們這才感到著急，覺得要派人到日本去交涉，台灣不能放棄。本來應該是由白聖法師前去，這時候，他倒滿謙讓的，就讓我做團長組團前往，團員有淨心、聖印法師、翁茄苳，以及慈惠法師翻譯。

我們到了日本以後，主辦的日本佛教會組織部長岩本昭典先生，跟我差不多的年齡，可以說是多年相交，惺惺相惜，結為兄弟一樣的至交。我找到他，他說：「哎呀，報名已經截止，會議都已經定案。你們現在才來，又要恢復報名參加……」他面露難色，心中似乎感到為難。

不過，由於看在我們過去的關係，他特地調出檔案，把日期修正一下，讓中國佛教會終於可以做為代表，出席在日本舉行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問題解決了，但是當我們回到台灣的時候，中國佛教會派遣前往到日本參與會議的代表名單已經排定了，如：白聖法師、道源法師等等。

聖印法師知道了，還打電話給我，說：「怎麼我們在日本前方作戰，他們在後方分贓？」我本來就無意於參加這個會議，因為我一生很怕開會，坐在那裡，尤其語言又不通，很無聊啊！一聽到沒有我們參加，我反而很歡喜。只是，這種作風就是讓人覺得很不以為然。

法國的禪定法師知道中國佛教會這樣的不友善，他就出面，特地專函邀約我到越南參加「世界佛教社會服務會議」。我心裡想：「佛教不可以這麼搞分裂，我應該隨著團體活動，所謂『我在眾中』，我要和他們在一起。」

那個時代的社會環境，要想出國參加會議，必須都經過中央黨部黨團會議的決定，黨團要派人來佛教會指定人數、時間多久等，也通知我一起來參加。我特地從高雄坐夜車趕到台北善導寺出席會議，白聖法師是理事長，也是會議的主席，我到的時候，他已經坐在中間，等時間到，會議就開始。

他一看我進入會場就問：「你來做什麼？」我說：「老法師，不是說要到越南參加社會服務的國際會議嗎？」他說：「我們裡面都不歡喜你參加，你不必去了！」

當時我一聽愣住了，心裡想，我們總是年輕晚輩，於是我就說：「那老法師，我就告辭了！」

我出來了以後，在佛教會擔任常務理事的立法委員莫淡雲代表也跑出來，很遺憾的樣子，問我說：「你就這樣回去高雄嗎？」我說：「我不回去做什麼呢？我沒有事啊！」他也無可奈何。我又再坐上火車，當天晚上回到了高雄。

尤其有趣的，一九七六年逢美國開國二百週年紀念慶典，全台灣各個團體，藉著這個機會，為了鞏固台灣和美國的友誼，紛紛組團表示祝賀。但那時候，佛教界都沒有人敢組團到美國去，因為路遠，語言又不通，在美國接應的單位也很困難。中央黨部社工會的總幹事汪崇仁先生，他來中國佛教會開會，私下跟我說，希望我組團，代表佛教會前去美國。他致詞表示希望佛教會組團，提到：「你們像星雲法師都很有能量的，他也可以組個團前去。」

白聖法師立刻很老練的說：「總幹事，不勞你煩心，我來組團。」不過，汪總幹事也很高明的說：「老法師，你組織第一團，星雲法師組織第二團，你們多組幾個團到美國去也很好啊！」他們好像在鬥智一樣。但是這是我不歡喜的，何必佛教這樣分裂呢？團結還是很重要的。

所以，過了一段時期，我想，還是去拜訪白聖法師。我說：「白老，關於中央黨部上次指示我們組團到美國，我有個意見，你做團長，我做你的副手好了；第二，如果你說你做名譽團長，那我來效勞帶團服務。」

我以為這樣的話，他會很歡喜；但是他說：「我們這裡面的人都不喜歡你，我們都不要跟你參加，你去做你的吧！」

當時，雖然我面上沒有跟他抗爭，但心裡下定決心：「好。」所以，我後來就自己組團前去美國了，可以說，這是一個很成功的訪問。但佛教會他們遲遲沒有動身，等到我們回來以後，人家的慶典也都過去了，他們才成行。

後來是信徒回來轉述，在途中，他們團裡的紛爭，甚至路上發生打架、吵架事件，那也不是我所能評論的事情了。

不過，據聞中國佛教會到了夏威夷，行程安排訪問總領事柳鶴圖先生。當他們抵達的時候，總領事從樓上下來就喊道：「星雲法師！」他以為是我帶的這個團，不知道是由白聖法師領隊的另外一個團。那許多團員也感到很愕然，我們的團裡沒有星雲法師啊！當那許多團員回來告訴我這許多趣談，我只覺得丟人獻醜，並沒有感到有什麼可取之處。

後來，感於佛教會太過官僚，障礙佛教發展，我只想到，佛教實在很可憐，好比鐵路擁塞，再加建一條高速公路也很好，為什麼要彼此排斥呢？因為這樣的關係，在佛光山開山三十年左右，我就創辦了國際佛光會。

有佛光山在各地的分別院做基礎，一下子，國際佛光會就蒙政府批准，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成立大會。中國佛教會在台灣幾十年，每次開大會，要找上級的官員來代表，連內政部的一個科長都不肯來，只派一個科員應付；但是我們佛光會在台北國父紀念館成立大會，除了時任行政院長的郝柏村蒞臨以外，歷任的內政部長如：邱創煥、林洋港、吳伯雄、許水德等全部到齊。由於這樣好的開始，在台灣的發展就非常順利。我們只是為信徒服務，一下子四百多個分會紛紛成立，海內外信徒會員達到百萬以上。

由於一些保守的寺廟、出家人都很單純，他們並不知道佛教會裡面的風雲，也不知道佛教會的這麼多紛爭，我們也不願意佛教有所謂的家醜外揚，所以過去以來，我也沒有提過這許多事件。只因為佛光山開山五十週年，經過很多的信徒回來「話說佛光山」，就把五十年來佛光山受佛教會壓抑的情況，也聊說幾句，表示讓歷史有一點記載而已吧。

如果擁護白聖法師做了四十年理事長這種濫權、因循、官僚風格的人，你們想要出來說話，也是不要緊，我還有更多的話可以告訴你們。

如同這文章一開頭提到，中國佛教會可以說是我們佛教徒的家園，信仰的依賴，但幾十年來，這個家園處於偏遠的山區、海邊，已經窮苦不堪，不但不能保護我們，還讓我們飽嘗飢寒受凍。現在，我們只有在山區、海邊呼號，亟待救援，大概用這樣的比喻才能說明吧。

我也幾度想，乾脆發出聲明佛光山脫離中國佛教會，因為以佛光山在高雄這樣弘法利生的能力，卻是連想取得一名高雄縣佛教支會的理事，都不能做到。所以說，他們對於佛光山的排擠，完全不顧一點佛教的大局，只是自私自利，實在是過分。只是，我們想到身為佛教徒，還是忍耐吧！因為忍辱波羅蜜就是我們的修行，也就算了。

現在，成立了國際佛光會，在全世界五大洲有幾千個分會，有幾百萬的信徒；可是，我們的中國佛教會對國際佛光會還是要給予一些貶壓。例如，不時會收到訃聞，每一次他們都做治喪讚頌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硬是掛我做副主任委員，我也不知道我和那個往生者的關係，怎麼忽然就做了副主任委員，而且竟然也做了好多次。

正主任也好，副主任也好，正主任就增加一點什麼嗎？副主任就減少一點什麼嗎？都不會的。只是，為什麼要這樣做人處事呢？為什麼大家的心量這樣狹窄，如此，怎麼能為佛教、為信徒來謀取福利呢？怎麼能以佛陀的慈悲、包容、尊重來弘揚佛法呢？

所以，在話說佛光山五十年的這個時候，另外還有佛光山受打壓的事蹟，我也就不再去一一述說了。因為，中國佛教會到底還是我敬愛的團體，只是，出於「愛之深、責之切」的心情，把這一段說出來，我的內心在滴血，實在痛苦；但也讓台灣的大家知道，佛教的法運如此，真是時也、命也。

可憐的佛教，原本在台灣可以更有力量、更有發展，爭取在社會上服務的地位，可惜，在中國佛教會這樣的行事態度之下，讓我們佛教界的生存，受到了限制，甚至受到人家輕視。

敘述至此，不得不擲筆一嘆。慈悲偉大的佛陀啊！您說，奈何呢？

覺華園是佛光山的信徒服務中心，來山者可在此休息、喝茶、看簡報、聆聽佛法，諮詢參觀、用餐、休息等服務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