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82　東京佛光山寺

日本佛教與中國佛教自唐朝以來就有著頻繁的交流，尤其十九世紀日本明治維新後，開始以實事求是的精神研究佛學，帶動了佛教學術研究的新風氣。經典的整理、佛學辭典、佛教大藏經的編纂工作，更豐富扎實了現代日本佛學的內容。尤其信仰方面，新興宗教在民間蓬勃發展，許多宗派都著重入世的社會教化工作，如創價學會、靈友會、立正佼成會等，都是深具人間佛教精神的教派。乃至日本傳統的佛教，如淨土真宗、臨濟宗、曹洞宗、高野山的真言宗等，也都讓人感覺潛力無窮。

大約一九六三年，我代表中國佛教會到日本訪問，當時拜訪佛教各宗派的大本山，和日本佛教界有了好的開始。這次活動，承蒙中日佛教協會會長清度法師的熱心協助，幫忙聯絡安排所有的行程，才能讓訪問順利進行。

令我難忘的是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同時也是京都千年古剎清涼寺住持的塚本善隆先生，他是研究中國佛教的權威，對中國佛教有深厚的情感。可能是因為這個緣故，當他知道我是從大陸到台灣的出家人，特地請我吃飯，並請旅居日本數十年的仁光法師陪同翻譯；巧合的是，仁光法師是我在編《人生雜誌》、《覺世旬刊》時的長期讀者。就這樣我們三個人在京都一個大飯店裡，吃了一桌日本人做的中國料理，印象深刻。

後來仁光法師知道我創辦佛學院，積極培養僧眾，還特地把世界珍貴的《鐵眼版大藏經》贈送給佛光山叢林大學典藏；而慈惠與依空赴日留學時，也曾經親近塚本善隆教授學習，這些都是珍貴的因緣。

我始終覺得中日應該友好交流，如我曾擔任「中日佛教關係促進會」的會長；日本方面則由曹洞宗管長丹羽廉芳老和尚擔任「日華佛教關係促進會」會長，我們相約每年組團相互訪問。

過去我也曾在日文學習上下過功夫，雖然始終沒有真正學會；但是憑著一點基礎，我能翻譯森下大圓著作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能看懂幾本日文著作，對於《釋迦牟尼佛傳》、《十大弟子傳》的撰寫有所幫助。

佛光山開山後，我就將弟子陸續派往日本留學，第一批的留學生有慈惠（大谷大學文學碩士），慈怡（佛教大學文學碩士）、慈嘉（佛教大學社會福祉系）；後來又有慈莊、慈容（佛教大學社會福祉系）陸續前往進修。之後，依空到東京大學，取得印度哲學研究所文學碩士。他們畢業歸國之後，幫我辦理各種文教事業，佛光山因此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此後在山上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多得力於這些留學日本的弟子，而許多日本學者也都來到佛光山與我們成為好友，如水谷幸正、中村元、平川彰、水野弘元、鎌田茂雄、牧田諦亮、前田惠學、柳田聖山、木村清孝、瑽山雄一等人都曾到台灣講演、上課。

其中，佛教大學校長水谷幸正教授與我們有特別深刻的友誼。我們在東京、大阪成立佛光會時，他都前來共襄盛舉，後來還擔任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的副總會長，之後他更把佛教大學在台灣的函授學校業務委託我辦理。二○一二年佛教大學建校一百週年時，我請慈惠、慈怡代表我前往祝賀，並送「百年吉慶」一筆字，略表我與水谷校長以及佛教大學長久以來友好的勝緣。

另外，水野弘元教授是東京大學和駒澤大學的名譽教授，但他自稱是曹洞宗門下的僧侶。早期台灣的學校不允許出家人去講說佛法，所以當水野弘元教授來台時，我就特意邀請他到台灣大學進行一場講演。當時，他就以僧侶的身分進入學校講演，因為是國際知名學者，校方也沒有辦法拒絕。幾十年後，我也多次應邀到台大講演，校長、教授都是我的座上賓。所以有時要等待因緣，不必急於一時的成就。

三十年來，我們不斷與各界學者往來友好，主要是我個人也很有心結交學界的朋友。對於研究佛教的學者、學問僧，我都非常敬重與支持，總希望透過學術界的力量，共同發揚佛教文化，為人間留下智慧的法財。

多少的努力，佛光山與日本的因緣漸漸具足，一九九一年十月，因《朝日新聞》記者吉田實先生的因緣，我前往日本作三場講演，一場是在「朝日新聞紀念會館」講「人心、金錢、命運」，另一場是以「國會」名義邀請，在日本國會大廈的憲政會館講演，講題是「二十一世紀的未來」。當時我正好腿傷，必須坐輪椅，當我到達國會演講廳時，卻發現他們竟然沒有無障礙空間設施。人都已經到會場了，卻沒有辦法上舞台。最後，是由好幾位議員一起幫忙把我和輪椅抬上講台。想到我一介中國和尚，竟能受到日本人這樣尊重，內心有無比的感嘆。

十月二十七日，我們在日本「杉並公會堂」成立東京佛光協會，並選出西原佑一為創會會長。當時現場不但有上千名日本信眾及華僑，還有時任亞東關係協會駐日機構的代表許水德先生、佛教大學校長水谷幸正都出席致詞，真是海會雲來集。

這當中要感謝西原佑一先生，當年我在美國白塔寺講演，圓福寺信徒林慈超居士的兒子西原佑一也在座聽講。那次講演完他前來向我表示，日本華人對宗教非常渴求，請求我是否能到日本設立道場，他願意提供自宅作共修場地。就這樣，我們有了在東京弘法的因緣。

後來這裡的信徒日益增加，我到東京佛學講座時，信徒劉秀忍、陳逸民、謝文政夫婦、林家添等信眾紛紛來請求我，希望佛光山能在當地設立道場，他們說︰「大師！我們會發心籌建佛堂，您要派法師來這裡領導我們啊！」由於長久以來，我就有心在日本建設道場，如今看到信徒們的熱忱，實在令人難以拒絕。

我交代慈莊一定要在日本找到一個地方，作為佛光山別分院，後來就在東京都板橋區熊野町找到百多坪土地的工廠。一九九三年五月三十日，我前往舉行佛像安座、開光法會，並定名為東京別院（後更名為臨濟宗東京佛光山寺）。典禮上我說：「今天我們來到日本佛光山東京別院，看到了中國的寺院與傳統的出家人，真正將中日文化結合在一起。一千三百多年前有鑑真大師東渡日本，希望今後在座的各位也都能效法鑑真大師的精神，傳揚佛陀的真理！」

日本的民族性很強，不容易接受外來文化，為了能夠融入當地宗教與社會，我們積極舉辦各項弘法活動。我曾經在東京大倉飯店主持「日華宗教者學術會議」、澬川紀念館講《般若心經》及三皈五戒。也在大正大學舉辦東京協會創會七週年會員大會暨三皈五戒，乃至一九九八年，帶領佛光山梵唄讚頌團和日本讚禱歌詠合唱團合作，在東京世界知名 Suntory Hall 音樂廳共同演出。

由於這些人間佛教的弘法活動，使日本政府對我們有了肯定，一九九九年我們正式取得東京都廳宗教法人許可認證，並於二○○三年九月，升格為全國性宗教法人。我記得當時慈惠還親自前往東京都廳去面試，因為當時對於在日本擔任住持者也要審查。由於他日文一流，對日本文化風俗也熟悉，最終順利完成。我們在日本終於有一個被認可的身分，對於往後日本的弘法有著重要性的影響。

多年下來，東京別院已經成為旅日華僑的皈依處，我們當時所設立的場地已經不敷使用，所以二○○五年決定原地重建，二○○七年六月十日落成啟用。當天承蒙日本國會參議員秋元司、前眾議員米田建三、立正佼成會外務部次長神谷昌道、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副代表陳鴻基等各界人士千餘人，紛紛前來祝賀。我除了希望藉此增加台日兩方的友好關係與文化的交流，也告訴大家：「日本寸土寸金，重建後的東京佛光山寺雖小，但就如三克拉的鑽石，希望前來的人都能如入寶山，每個人皆大歡喜」。

對於我們在當地發展的關鍵性影響，就要說到二○一一年三一一東北大地震的救災行動。當時九級的大地震引發海嘯，造成日本重大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我們在萬難中透過與 NPO 組織的合作，把中華救援隊人員和物資送進災區。災後，我們主動提供南華大學三年的獎學金，給日本東北三縣五十名學生，讓他們的學業不受影響。

這次的救援行動，日本民眾對佛光山有了深刻認識，許多政府單位也有了密切往來；所以在二年後，東京別院獲得政府認可申請成立 NPO 法人國際 BLIA，之後對外活動則都能以 NPO 法人為前導，突破了政教分離的限制，可以說對我們在日本的弘法，有了重大性的突破。

日本地區的佛光人還有一件令我很感動的事，那就是他們將我的著作翻譯成日文，如陣一普睿、陣一普智翻譯《星雲禪話》、西原千雅翻譯《星雲法語》小叢書，還有瀨川淑子、益田絹子、關根春蓮、鷹觜英、森田陽子等，不定期翻譯我的各種著作，讓閱讀日文的人也能透過文字般若，認識人間佛教。

東京佛光山寺從歷任的住持慈惠、慈莊、慈容（日本地區總長）、現任住持覺用及東京協會的會長西原佑一、林寧峰、曾文宏、瀨川淑子；關東協會的毛利友次、太田愛子；大和協會的菊地安通；會員幹部福原信玄、陳逸民夫婦、謝文政夫婦、林佳添夫婦等人，上下一心的合作下，多年來積極走入日本社會，弘傳人間佛教的精神。

之後又有大阪道場、名古屋禪淨中心、福岡佛光緣、本栖寺以及法水寺等，都是以東京別院為起點。目前在東京的「精進分會」及群馬的「大和協會」會員，全都是日本人，這都是本土化很重要的成果。未來我希望東京佛光山寺要能強化日華文化交流平台的功能，成為日人心靈寄託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