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80　佛光山參與的救災

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台灣中南部發生「八七水災」，以後，佛光山對於地震、風災、水患等所有的苦難，佛光人就不斷的每年參與救濟。對於慈善救助，我是主張救急比救窮重要。窮，是長久的，應該要努力改進；一時的急難，大家應該要及時給予幫助。

我和佛教接觸，說來慚愧，在十二歲出家之前，連「釋迦牟尼佛」的名字都沒聽過；只是幼年童玩的時候，在吃過的桃、李、杏的核上，都會寫「如來佛」，表示這是最大、最有力量，在小孩子的階段，就有了這麼一個概念。

另外，當時心裡尊敬的就是觀音老母，那是跟著外婆學習到的，知道觀音老母會救苦救難。就這樣做了和尚，也不知道要辦慈善的事業，也不知道復興佛教，都沒有這許多觀念。

不過，出家以後，在自我觀察裡，對自覺自學、自由想像、規劃未來等等有了一些想法；看到佛教的現實情況，也會去思考如何改進，對於佛教，就有了另外一些看法、藍圖。

尤其，經過新學派的老師們的教導，也聽過一些名家的講演，像太虛大師的三革「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非常的嚮往。但是，分析自己的個性，我是比較屬於溫和的人，不善於衝鋒陷陣，不敢說我有勇敢、毅力，不過，對自我的忍耐、吃虧、吃苦，覺得還有一點能量的。

後來，辦了「僧侶救護隊」，是第一次想要參與社會的慈善事業，也因為「僧侶救護隊」的因緣來到台灣。回憶起六十多年來在台灣參與救災、救濟的行事，我確實覺得，一個人還是要培養慈悲心，培養樂於助人、愛人的性格。

記得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左右，發生「花蓮大地震」，當時我住在台北善導寺，就睡在安奉骨灰甕的龕位下方。正在天搖地動的時候，我還對那許多骨灰罐子講：「你們可不能掉下來打我的頭喔！」

其實，在此之前，我也睡過死人堆裡；在中壢圓光寺掛單兩年，也是睡在安奉骨灰邊上的一個小房子。所以對死人、骨灰，沒有什麼畏懼的念頭，一切都很平常。

由於我們辦了《人生雜誌》，花蓮大地震後才想到，應該代表文化單位到花蓮救災。因為當時有一位作者曾普信居士，是花蓮佛教支會的會長，所以就透過他，去花蓮做一些微小的救濟。感覺到樂善好施、助人為快樂之本，是很有意義的。

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一次的颱風，造成北台灣嚴重災情。宜蘭縣黨部主委黎元譽先生，在颱風過後的隔天一早，天才矇矇亮，他就邀我說：「我們出去勘察災情，幫忙救災。」因為縣黨部的主任委員邀我同行，這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我就去參與風災的救濟。

在我，這是我到台灣後第一次遇到颱風災情，心中不禁有感，硬的磚牆容易被吹倒，茅草的房子，看似柔軟脆弱而能存在。難怪說，人的牙齒是硬的容易掉，舌頭是軟的，反而能存在比較久；因此也產生了這樣一個心得：人生「宜柔不宜剛」，最好是「剛柔並用」。說起來，我這一生都是在「做中學」體悟，我感覺到，學習要從自覺、自學中獲得，不是完全要靠別人教導的。

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台灣中南部發生「八七水災」，我人正在宜蘭太平山跟救國團學員做講演。很奇怪的，當時我並不知道有多嚴重，等到下山來，就聽說八七水災造成很大的災難。尤其，台中、彰化一帶已經是一片汪洋，連南投有名的碧山巖，山洪都把寺廟完全摧毀了，這才感覺到台中救災的重要。

從此以後，佛光山對於地震、風災、水患等所有的苦難，佛光人就不斷的每年參與救濟。

不過，對於慈善救助，我是主張救急比救窮重要。窮，是長久的，應該要努力改進；一時的急難，大家應該要及時給予幫助。所以，每逢遇到突發的災難，我自己的想法都應該當仁不讓、要去承擔，給予他人協助的因緣。

這幾十年來，在台灣各種災情，最嚴重的，恐怕就是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大地震」。死亡人數達二千餘人，八千多人受傷，近兩萬間房子倒塌。災難發生的第一時間，佛光山全體出動，即刻投入救災工作。一方面，災難現場需要的物資不斷供應，另一方面，我們也發動助念的人員，每一梯次數百人以上，輪流在災情現場不斷地巡迴助念。

除了安撫悲苦失意、失落的民心，並且捐了四百多個棺木，宗教在這個時候發揮了很大的力量。因為對於罹難的人，如果直接抬到棺材裡面，他們的兒女、親人，就會感到亡者沒有圓滿最後的人生大事，必定要有信仰宗教人士來幫忙，為他們誦經祝福，才感到有所安慰。對於協助救災的各方人員，也都需要心靈上的安慰，這時候，必須要靠宗教人士為他們灑淨祈福，安頓身心。

救災期間，許多單位善心人士都會煮飯給災民、救難人員食用，各地方也送來救急的物資。我們無法做到樣樣俱全，但慈濟功德會對於救災倒是很有經驗的。像佛光人送到現場的物資，都還來不及分送，就有慈濟會員來直接接手，並且表示：我們來替你們送出去。他們都穿著共同的服裝，目標很顯著，我想，那許多背後默默做慈善救助的人，他們送到的東西，都讓給慈濟在那裡代表做了，因為他們是專業的救濟單位，我們只是隨喜助人，從旁協助而已。在我們認為，做善事不是比賽，圖個虛名，對於身心受創的受災戶、實際協助的單位、人士，還是要給予尊重的。

第一階段急難救災完成後，在重建家園之前，災民們總需要有落腳的地方，因此，為了安頓災民，我們協助為他們簡單興建幾百間的組合屋，定名「永平佛光村」。當時，副總統連戰先生還用專機帶我們前往參與啟用儀式。同時，也成立十餘個「佛光園心靈加油站」，透過各種心靈諮商、醫療義診、共修祈福、文藝表演等活動，協助災區的民眾心理復健，長達三年之久。

對於當時百餘間學校全毀，我們協助重建了東勢中科學校、中寮鄉的爽文國小、草屯鎮平林國小，以及富功國小體育館的重建，和六間半倒的校舍、教室等等修繕，並且供應學童的營養午餐、炊具、學校設備……

重建過程，完全尊重學校的意思，由家長會、學校校長、老師自行決議，我們都不參加意見。只有推薦日本一家建築公司「象設計集團」，他們對建校很有經驗，可以幫忙建學校。

至今已經二十多年了，中科學校歷任校長都和我們友好，像當時的錢得龍校長到現任的顏福南校長，還率領全校師生及社區居民來到佛光山參訪。

其他如，平林國小歷任校長林國樑、洪碧伶；富功國小歷任校長蕭春妙、李耿勳；爽文國小校長鄭金柱、陳建志等，也都互有來往。甚至，鄭金柱校長還加入佛光會，從會員一路成為會長、督導長，至今都護持佛光山各項文教事業。

因為參與救災，回想起大陳義胞從浙江大陳等島嶼撤退，當時兩萬多人到了台灣，吃住都困難，政府覺得為難，我們也出來儘量的收留，給予助力。甚至韓戰結束，一些軍方的苦難人員，我們也不管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只要是受難人員都給予幫助，解決他們思鄉的情緒、居住的安頓、生活的零用等，盡一點微薄心力。

我們也感覺到，從事救災工作很好，不過，過程都要清楚交代帳目。例如九二一大地震，從開始救災到圓滿結束，我們就出版幾百頁的《希望與期待》一書（原名《921國際佛光會震災實錄》），記錄當時的情況，及捐助的功德芳名錄。如果現在有人要的話，我們還可以贈送給他。

大抵國家社會逢天災人禍，我們民間參與救難雖然有心，也只能盡力，主要還是要靠政府的力量。但一九九四年時，高雄發生「八一二水災」，當時國家的領導人李登輝竟說：「叫佛光山和慈濟出來，趕快救濟嘛！」講這樣的話，我覺得都失去了一個國家領導人的責任。救災你不做，那政府是幹什麼的呢？政府應該都要以身作則，領導救災，民間團體只是微小的力量，只能從旁協助。

二○○九年時，台灣再次發生嚴重的八八水災，除了平地傳出災情以外，尤其是居住在高雄桃源鄉、小林村山區的原住民，整座山倒塌崩坍，引發土石流，壓倒了民房，造成道路中斷，死難了多少人；政府把救出來的人，安置在原普門中學校區的體育館（佛光山福慧家園），也有三千四百餘人。

因為原住民的生活習慣、信仰和我們不同，為了不讓他們有寄人籬下的感覺，我們規劃了「吸菸區」、「檳榔區」；尊重他們的基督教信仰，開闢了一間「祈禱室」，讓牧師、神父、修女進來為居民祈禱；掛念他們素食不慣，我們每隔兩天就替他們付錢，讓他們到山下的飯店葷食一餐。

國際佛光會於九二一災區成立十四所「佛光園心靈加油站」為災民服務，大師前往其中之一的南投佛光園與佛光會員座談。

為了讓孩子不中斷學習，雲水書車提供各類書籍給幼童閱讀，普門中學提供辦公室、教室、宿舍，讓災區的師生安心就學。

八八風災過後，不少學校圖書館受損，我們也義不容辭，給予協助，像在高雄市，協助整建九曲國小圖書館、溪埔國小圖書館、水寮國小圖書館，重建那瑪夏鄉圖書館、桃源鄉圖書館；在屏東、台東，分別重建霧台鄉圖書館、長治鄉向日葵圖書館等。

與人為善、與人為樂，我們也不求回報；不過，佛陀紀念館落成後，這許多原住民朋友不斷派人來表演、唱歌，與我們成為朋友；甚至成立國際佛光會分會，我們也多次補助他們出國表演。

上述說來，參與國際救難的，也不知凡幾。如：菲律賓羅辛颱風、日本阪神大地震、棉蘭佬旱災、紐奧良市卡翠娜颶風、南亞海嘯、泰國水災、馬來西亞水難、汶川大地震、紐西蘭基督城大地震、加拿大亞伯達省森林大火……還有，如美國大峽谷空難事件，華航在日本名古屋及大園等空難，新航、馬航空難等，不知造成多少家庭的天倫夢斷，真是天災人禍。當所有災難發生後，全球各地的佛光人，聞訊後都在第一時間內趕往協助。

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二○○八年大陸四川省發生「汶川大地震」。那天，下午兩點二十八分左右地震了，我在兩點四十五分左右就打電話給大陸國家宗教局局長葉小文，向他表示，我們希望明天有兩架飛機運送物品前往救災。他立刻答應協助，並在蔣孝嚴立委的幫助下，經由揚子江貨運航空直航成都。可以說，這是首次台灣直航大陸的航運機。

同時，我們結合了台灣、香港、馬來西亞佛光協會，組成以搜救、醫療、物資、人道等「四合一」的救援隊，深入重災區。當時多少的救護隊在災區進行搶救，救護人員與死屍住在一起，水都髒臭了，那些救災人員也受了不少苦難。其中，我們的馬來西亞佛光救難隊，是經過國家專業培訓考核通過，領有牌照的救護隊，在災區也發生了很大的作用。

後來，大陸不希望外國太多的救難人員進入，因為大陸很大，他們自己有力量來救災。所幸，我們在黃金時間內抵達，所以能進入到災區救難，後來的很多施賑單位、救災人員只能停滯在成都，不得辦法進到災區。我們感覺到救災如同救火，動作要快。

災情穩定後，我帶領佛光人前往致意，並且協助重建十六間佛教道場、二間學校、兩所醫院，捐贈七十餘部的救護車、兩千台輪椅等等。

當然，救災期間，也感謝華航幫忙我們多次運送物資到成都；此間，像慈容、覺培、覺誠法師，佛光會員陳嘉隆、朱唐妹、李耀淳、陳漢斌、宋耀瑞等等，他們都很有愛心，全心協助；對於四川的災難，我也是抱著報恩的心前往。

總之，台灣的災情，我們也從來沒有缺席過。像二○一四年，連續發生澎湖空難、高雄氣爆事件，除了佛光人前往協助慰問關懷以外，在總統府指示，及高雄市長陳菊的協助下，我們聯合各宗教界，在高雄巨蛋為死傷者舉行追思祈福。當時，總統馬英九還率領副總統及五院院長一同參加追思法會。

今年（二○一六）除夕前夕，台南發生大地震，造成百餘人死亡，近六百人受傷，許多人無家可歸。佛光人在第一時間內也前往關懷，並且邀請居民到山上來圍爐過年，大陸各方也捐款救助，如河北省台辦主任吳曉林、北京市台辦主任汪明浩、天津市台辦主任周克麗等人，亦前去關懷，希望表達對台南災情的支援，這也算是大陸對台灣表示友好。

說到捐款救助，一般人經常在救災上做比較，卻沒有將錢財公開公布，以便讓捐贈者了解他們的善款流向。這都容易造成一些批評，想來，國家社會政府還是應該要有個規範的。

曾有記者問我：「佛光山和慈濟，救災有什麼不同嗎？」我說：「他們是專業，我們是副業，這個不要比較的。我們只是一個寺廟，盡一點心意而已。」

談到記者的報導，想起網路上流傳的一則趣談：

有記者問：「醫生，你說感冒會死人嗎？」

醫生回答：「有可能的。」接著敘述感冒可能產生的併發症。

新聞第二天見報「庸醫蓄意散布恐慌，稱：感冒只有死路一條。」

有了第一次的報導，醫生回答就比較謹慎。

結果第二天登報「無故剝奪患者知情權，醫生守口如瓶為哪般？」

幾次之後，有前車之鑒，當記者再訪問時，醫生只有閉口不言。

新聞第三天報導：「透視醫療亂象：普通感冒診斷，醫生竟然一問三不知！」

最後，醫生徹底被逼瘋了。

隔天報導，標題寫著「人在做，天在看！醫療圈內黑幕重重，醫生不堪良心譴責，精神失常」。

這看起來是一則笑話，但實際上，新聞記者錯誤認知、不真實的報導，不但造成人民恐慌，也會造成很多遺憾的。

佛光山是一個正派的道場，我們不好求名，如《金剛經》「布施要無相，度生要無我」。所以，我們就是做了一些好事，也從不標榜自己做了什麼？或是某某人受到了幫助。今天藉由五十週年的談話，我想還是有必要跟我的徒眾們，以及各位佛光有緣人，說說這許多關於佛光山曾經參與過的救災的事。

由高雄長庚醫療隊、佛光醫療隊、中華民國搜救總隊、馬來西亞佛光救難隊組合的「四合一救援總隊」，共同在尼泊爾設立醫療站，提供災民醫療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