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04　人事篇 人事管理法

前言

上文我講過經典與叢林的管理，現在下文再講到人事系列、社會系列、警察系列、軍中系列、教育系列、監獄系列……在此我也把佛教的管理學，提供給大家一些參考吧！

佛光山開山十年之後，台灣大學曾經有一位教授，邀約我到台大講說管理學。其實，我哪裡懂得管理學，可是這位教授說：「你不是把佛光山管理得井井有條嗎？所以，你能不能把佛教的管理學，跟我們講說一番呢？」我不知道佛教有什麼所謂的管理學，佛教都是和平的，與人方便的，談不上管理，都是一些制度、戒律，不過佛教的這種管理，倒也沒有什麼人事上的重大糾紛。

因此，外界一直認為我對管理有獨特的方法，希望我能講管理學，我仔細研究了整個的佛法，可以說都是管理學。可是假如你不去用心，不論什麼管理，只有讓小事擴大，大事更加嚴重，那就很麻煩了。

所謂的管理學，不是和人鬥爭，不是和人對立，更不能我執，不能一直想著自己的利益。真正的管理學，一定要顧念到別人的立場，也要讓對方能夠接受，人我之間都能雙贏，皆大歡喜，我想這才是最為圓滿的管理。

我的一位徒弟就問我：「您這一生，自覺自己的性格是什麼樣子的？」我說：「與人為善，從善如流，這大概就是我的性格吧！」下列將提出許多有關問題的解決，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解決，我如何運用佛法的經文義理，做為方便之道。

慈惠法師

年輕的人，有時候叫他們到海外，或者到另外的遠處去接洽一件事情、負責一個任務，一開始，當然這許多年輕人都是有所顧慮，不敢直下承擔。但我對這許多人，也有方法應付他們。例如，大陸揚州國家宗教局葉小文和中國佛教協會的會長趙樸初，希望我能捐獻一座鑑真圖書館，以便將來辦鑑真大學。我對教育一向願意奉獻，但是到大陸揚州創辦圖書館，可能要兩三年的時間，還要跟地方上的長官、領導等多方聯繫。

在這當中，我就看重幫我辦教育，也跟隨我六十多年，擔任叢林學院院長的慈惠法師。他擅長語言，為我翻譯日文、台語，做事也很能幹，善於分析，尤其對外長於應對。但是叫他到大陸，一個台灣比丘尼，到大陸去興建工程，他總覺得有所顧慮。最初請他去跟當地的領導們訂合約、擬定辦法，畫設計圖、籌建圖書館，他一聽就說：「師父，我哪能做得了那麼多事情？」他有為難。

當然我知道，如果再勸他，他還是說他很為難，他不敢前往，希望我另派別人。我只有告訴他：「慈惠法師，你不去，山上實在派不出這種人才；你不去，只有我來了。可是經常要跑大陸、訂合約，那我就對其他的事情一定必有耽誤，覺得也是損失，真是兩難啊！」他一聽到說他如果不去，我要來負責，當然也覺得心有不忍。因為我的事務比他更多，國內外往來事情接洽的內、外務，還有很多講演、工程，他也知道我忙得不可開交，也就二話不說：「好啦！師父，我來負責這個事情。」

所以，我不必一再的勸他、請他，用另外的方法，讓他感受到這件事情非他不可，讓他衡量狀況，比較事情輕重，讓他改變想法。後來慈惠法師花了兩年多的時間，終於把鑑真圖書館興建起來。

十年來，鑑真圖書館舉辦的揚州講壇，一再復興發揚文化，數百位的名人，都在裡面講演過，每次都是千人以上的聽眾，可以說對中華文化做出實際的貢獻。對此，慈惠法師不能不記他一筆功勞。

我想管理學就是不管怎麼樣，你要達到目的，能可以讓他了解、讓他感動，讓他自動、自願、甘心情願的接受，我想事情沒有不能辦成的。

慈容法師

最初佛教的集會活動，頂多數十人而已；就是用很大的力氣，講經布教也才二、三百個人。那個時候在台灣，除了光復節、國慶日能集合學校的師生到總統府前面舉辦活動，整個社會最大型的集會，也都是二、三百人，要辦千人以上的活動，是非常困難的。

從一九七八年開始，我到台北國父紀念館講演。我知道光是講話，有的人會聽，但有的人對聽講興趣不高；為了讓信眾能攝受佛法、與法相應，我想到假如傳教能像古代敦煌壁畫裡所呈現的說法勝景：有伎樂、唱說、舞蹈來結合講演，以動態的方式傳達佛教的精神、活力，應該就比較能引起大眾的興趣吧。

但是，台灣當時少有表演的能量，我們本身這方面的人才也很缺乏，因此我就在年輕人中，找了善於布教活動的慈容法師，請他來策劃講說結合表演的新型態活動。最初，他也覺得有些難度，為什麼？因為國父紀念館有三、五千個席位，在那麼多群眾前面表演歌舞，除了要有適當的人選，表演者也需要很大的勇氣。

我跟他說：「你的妹妹不是在台北藝術大學任教嗎？你不要找別人，就請你妹妹幫忙，讓他找學校的老師、同學一起來，讓這些學習唱歌舞蹈的人，在這麼多群眾前面表演，也是最大的成就啊！」

他聽了我這些話，認為非常有意義，就開始承擔此類的弘法活動。可以說，也由此開啟了佛教弘傳的新樣貌，創新過往傳統佛教的布教形式。後來在國父紀念館三十年的布教，每一場都是座無虛席以外，連牆壁旁、過道上都擠滿了人群。台北國父紀念館裡的人也說，自從建了國父紀念館以來，他們從來不曾看過這麼多的人來參加集會，並且秩序又好，當然，年年有不同的節目配合其內涵，融合佛教的藝能活動。

我想，這不一定是我的佛法講得好，歌舞的幫助也是很大。但是能讓慈容法師在這上面發揮，也是我鼓勵他、提攜他，讓他敢於為弘法的新型式發揮創意。因此，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及台北、高雄巨蛋的大場地講座或佛教梵唄音樂會等，不但是佛教的盛況，後來社會上大型的活動，也有歌舞等表演，多少也是受慈容法師的影響，不能說沒有關係。

對活動的管理，一定要眾緣和合，一定要結合很多的人才。管理不是獨自專權獨裁，一意執著孤行，是要讓大家參與，才是管理學的妙用。

覺培法師

覺培在佛光山出家之前，是阿根廷大學畢業的工程師。有一年，因為在巴西弘法的覺誠法師推薦因緣，他跟隨我到歐洲弘法，我跟他說，你有什麼問題嗎？可以問我。沿途，他真的不斷的問我問題，我也就我所知道的給予回答。一路下來一直到弘法行程圓滿，他問了我不只數百個問題。

所謂學問，學要問，問才能解答。他要學，就要問，我就要答，我想，問答之間，他必定有所增進。他原來是要在別的道場修行出家的，到最後，還是選擇了佛光山，我們也很歡喜。我花了兩天的時間，回答他的問題，得到這麼一位優秀的人才，來辦讀書會、佛光會等等。

我覺得，在管理學裡，有的時候，要從「知」給他增長，在法理上給他認識，讓他在法理、佛法上，因為我們講給他聽，增加了知識，有了恭敬心，在信仰上就會成長，大概修行辦道就比較容易。所以，有的人「生而知之」，有的人「學而知之」，有的人「困而學之」，無論是什麼，只要他懂了、知道了，就能夠明白了。

再說，我一直沒有叫他「你要到佛光山來」，我不能因為他問了我問題，就好像有條件招兵買馬似的要他來，不會的。在我認為，我講過了以後，你自有你的看法、選擇，讓你自由。是好的鴿子，飛得再遠，都會自己飛回來；是一匹良駒，牠必定知道道路。好比覺培，因為他的程度很高，這許多問題解決了以後，何去何從，當然他就會懂得了。

其實，所謂管理學，我常常講，我的管理是「不管」，不管的裡面有很多管理。管理學的應用，不一定是有所限制的管理，不管，有時也是很好的方法。

如常、覺元法師

我在佛光山編輯《佛光教科書》的時候，忽然有兩個徒眾來找我，一個叫如常，一個叫覺元。他們都是研究所碩士畢業，分派在佛光山的各個單位服務，我想大概是對於主管的領導方法不能契合，遇到了困難，所以他們來找我，表示自己的苦惱。

我自己自喻「我是一個垃圾桶」，所有的人有垃圾、苦惱都是來找我，他們歡喜快樂時不會來找我。不過能來找我的人，都還是很優秀的，知道我是他們的管道，可以幫他們解決問題。但有一些不是很優秀、不懂得管道的人，他不會來找我，他自己決斷，可能用情緒化的處理，那後果就非我所料了。

如常和覺元來找我的時候，他們已經在佛光山有十年以上的經歷，從叢林學院畢業接著讀到碩士，之後又分到各單位服務，覺得不很適合，不是他們沒有用，只是緣分可能不能契合。那時，我也不知道他兩個人的能力如何、性向如何，臨時來了，我也沒有辦法，我就說：「這樣好了，現在我在編《佛光教科書》，你們就來幫忙替我抄寫、打字，先在這裡安頓下來。」兩個人就非常歡喜，參與我的工作，也都做得很好。

例如《佛光教科書》上許多的插圖，都是如常替我編排的，如果沒有他來，我的《佛光教科書》，還沒有那麼漂亮。另外，那個時候，我常常提倡唱說傳教，覺元的歌聲嘹亮，假如去做演唱表演，也能勝任。所以他們在我這裡服務，我要集會，覺元就唱歌弘法；我要編輯，如常就畫圖設計，他們跟隨我得其所哉。

大家各司其職，都能相安工作，我了解以後，就分配他們，各自有專職發展。如常為我辦理文教基金會、雲水書車、領導佛陀紀念館；覺元去台南建南台別院，然後到台北道場擔任住持，都是勝任愉快，都能弘化一方，各展所能，可以說現在都成為佛光山優秀的幹部。

假如他們來找我，我就先教訓，可能他們會不服氣，認為自己受了委屈，到我這裡來又再受委屈。所以我不談誰是誰非，只讓他們在我這裡安定下來。

我覺得，對人不要一下子就太多的責怪、太多的讚美，一下子就判斷下定論，你這樣、他那樣、怪你、怪他，那樣子反而把事情弄得糟糕，不妨先去了解他們的性向，讓他們自然的展現所能、所學。

所以我對如常、覺元，就是不管而管，不論是非，不談好壞，只要踏實工作就好，把誰是誰非置之度外，誰好誰壞不必去管他，以佛法為重，以事業為重，人我不放在心上，不要對立，那有何事不能辦呢？

妙香法師

一位名叫做朱玟靜的小姑娘，我看他在佛光山進出大約有七、八年的時間，個子雖不高，但是動作很靈活，穿一套像女學生的服裝，精神飽滿、動作靈巧。

自從退位後，對於佛光山的人事我並不太去干涉，所有的人來去，我都是隨他們自由，尊重各自單位的管轄。但幾年後，有一次我看他在傳燈樓清洗地板、倒垃圾，忽然一時想起，就問他的姓名，他說他叫朱玟靜。我說：「你在這裡進出那麼多年了，你怎麼沒有出家呢？」他回答說：「因為我提出申請的審查都沒有通過，所以沒有機會出家。」

我也感到很奇怪，一位這麼聰明靈巧的人，在山上多年辛勤的服務，怎麼會不能出家？我問他：「你過去做過什麼事？」他說，他是護理大學畢業，曾經半工半讀，擺過地攤，也在飯店打工過，之後，也做過好幾年加護病房的護理工作。

我想，這個人耐煩、耐勞、能做苦工，大學畢業，又是護理人員，是我們佛光山很需要的人才。我說：「這樣好嗎，我讓你出家，你要嗎？」他馬上答應說：「好，我求之不得。」後來他出家了，法名妙香。

我想，他擺過地攤、打過工，在加護病房服務……這些都是很辛苦的工作，他都能勤勞，不怕辛苦，還怕將來不能在佛門裡修行、苦行、照顧大眾嗎？

果然他出家後，一直在傳燈會為徒眾們的僧事照顧、協調，從事很多管理的工作。一樣做護理的工作，對病人的照顧無微不至，甚至醫院和佛光山來回要兩個小時，他一天可以跑個三、四次，來為這許多病患服務，確實是很熱誠。

甚至佛陀紀念館建築期中，對水電感到困難棘手時，他挺身而出，協助處理了許多水電工程上的問題。

他出家這麼多年來，因為性格上的熱心服務，可以說大家都肯定他、感謝他，我也為自己做了這個裁決而感到安慰、歡喜。

原因何在？因為人事的管理，不是光看外在，必須要有人品，要苦學、用功、忍耐，努力向上、肯得為人、廣結善緣，才能在佛光團體裡服務。所以，成就了這一位朱玟靜小姐出家的因緣，讓我覺得自己在管理上還是有能力識人，自己雖然年齡老了，還能成就人，也是做對了一件好事。

楊慈滿師姑

楊慈滿師姑是宜蘭人，自從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我應邀到宜蘭雷音寺弘法，他就任職宜蘭念佛會的會計，每個月負責跟信徒收取一元的會費。十多年後，我到高雄開創佛光山，由於自己本身不會管錢，因此就邀請他到高雄來幫忙做會計，他也滿口答應，很快就整裝南下。雖然他只受過小學教育，不過那時候的帳目並不複雜，頂多只是加減乘除而已；他也很用心，每天都把進出的流水帳目，記得非常清楚。

楊慈滿師姑非常有責任心，但是不太懂得人情事理，他在佛光山做會計，每遇到經濟拮据的時候，就來跟我說沒有錢，我也知道好媳婦難為無米之炊。他發心來管錢，我怎能讓他承受這種壓力？當然不應該。但每次我告訴他哪裡有什麼機會、方法可以周轉，他都不採用，還跟我辯論：「那許多錢將來要做某某事的，不可以先用。」

我想將來的事可以到將來再想辦法，現在緊急的時候先把它拿來用了，緊急總有先後，但他總是執著，每次說到這裡，他都說：「我可不管了，我不做了。」我也知道他很有責任感、使命感，當他說不管的時候，我就說：「好，你不管。」我故意說了一個沒有能量的人，我說我找他來管理。他一聽就很著急說：「那怎麼能，他又不懂、他也不會。」我說：「你既然不管，你就不必問了。」他到底還是有責任良心的人，每次說不做了，回頭還是會繼續做。所謂「請將不如激將」，我懂得他的心理，針對他的想法，給予他一些對治。

所以我對於什麼人說：「我不管了！我不做了！」我不會勸他、鼓勵他，這樣反而更增加他的氣勢，我覺得你不做沒有關係，我找別人。

他有責任感、發心信仰佛教，不忍心讓事情給不當的人來做，只有自己明理，又再發心繼任。佛光山幾十年來，我們就跟他這樣子度過。

一直到了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左右，蕭碧霞師姑擔任朝山會舘的舘長職務，他是平時比較受楊慈滿師姑敬重、信任的人。這時，我眼看著楊慈滿師姑的工作，確實已經超出他的能力所能承擔的範圍，所以我就說：「你把帳目交給蕭師姑吧！」

蕭師姑是政治大學會統系畢業的高材生。雖然管帳是他的專長，但他潔身自愛，不肯碰觸金錢，他把自己和父親的退休金全部拿來捐給佛光山，可以說點滴歸公。由於他不肯接受這個職務，我只有請他先代理，我說：「不然的話，楊組長也不肯交給別人，但你不也看到，他現在已經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婆了嗎？」就這樣，獲得蕭師姑的首肯，終於把問題順利解決了。

我想世間上的各種管理當中，舉凡物品的管理，或者事情、金錢、時間、空間的管理都還算容易，因為物品既不會表達意見，也不會和你對立抗爭，你怎麼安排，它就如何發揮功用；事情的處理，也有一定的原則，如果能將事情的輕重緩急拿捏妥當，把事情的好壞、得失權衡清楚，管理起來也不覺為難。

而管理學中最難管理的是「人」，因為人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習慣、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見等等。在很多的差異之中，如何將人統攝起來，事實上是非常困難的。儘管如此，我覺得與人相處上，只要基於愛心，基於責任，基於忠誠，大家在一起都會像是好朋友，像是一家人。對於人事的管理，只要懂得「觀機」，就能適當的解決問題。

後來楊慈滿師姑就住在佛光精舍，由佛光山為他安養餘年，也算是報答他從年輕時就為宜蘭念佛會和佛光山付出的辛苦貢獻。

佛門因為沒有薪水、沒有待遇，只能憑發心，所以人才很難找。有緣、發心的青年、菩薩們，也會像觀世音，千處祈求千處應，來這裡尋聲救苦救難；這些在佛光山發心的人，都是真正在行菩薩道。

張少齊

張少齊與我師父志開上人同輩，我應該尊他為師長，說起張少老同我的緣分，也真是不可思議。

我三十歲的時候，他找我替他主編《覺世旬刊》，並且邀我做總編輯。因為我尊敬他，也覺得這個經驗是可以學習的，就答應下來了。其實，我哪裡懂得報紙的編輯？但是，承蒙他不棄，我也辦得有聲有色。後來《覺世旬刊》在他完全交給我之後，我連續辦了四十年，從未間斷。

二○○○年，《人間福報》創立了，我便把《覺世旬刊》轉由《人間福報》接續發行，《人間福報》的副刊就叫「覺世副刊」。這些時間總算起來，發行也快近六十年了。

張少老曾經辦新文豐印刷廠，他想要印行大藏經，並邀請我擔任常務董事。在那個貧困的時代，我哪裡有錢投資印刷廠來印大藏經呢？但是他好意邀請我，我就不得不在我弘法初期連基本生活皆困難的情況之下，籌備了五千元交給他。

不到兩、三個月，他又跟我說：「我們也不會辦印刷廠，把這個印刷廠，交給一位姓劉的佛教同道，讓他來經營。」我覺得很好，也就隨喜贊成。就這樣，我的第一個常務董事的名號也就沒有了。

但是，我們之間的關係，彼此你助我、我助你，仍然友好。甚至我編雜誌的時候，他並不是一個作家，但他為了幫我編《人生雜誌》，也勉強寫一些文章投稿，來表示對我的支持。

當初「中華佛教文化館」位在北投一個很好的地段，地價也很高。但是東初法師很奇妙，交代遺囑時為什麼不把「中華佛教文化館」交給他的弟子聖嚴法師來擔任董事長，而是交給一個在家的長老張少齊居士。交代遺囑時，張少老年紀已經很老，不再做社會服務了，但我想「中華佛教文化館」應該要有發展，要為佛教多做一些事。

所以有一天，我跟張少老閒聊時，無意間跟這位老人家說：「少老，你何必做這個董事長呢？這個董事長應該交給聖嚴法師，讓他來做，他年輕有志於弘揚佛法，將來必有所為。」我這樣說了以後，他突然沉默不語，思考了一陣，當然我也不知道當時他是什麼樣的想法。不過後來，聖嚴法師做了董事長，創建法鼓山。我想我對於這件事情的成就，不能說沒有貢獻。

我這一生不喜歡過生日，但是三十歲時，他竟然發動信徒，弄了一桌金碗金筷的宴席來為我祝壽，他這樣的盛情，讓我也感念於心。感念張少老，對我一向關愛、言聽計從、愛護我，所以在三十年前，我就幫助他移民到美國，我在美國的弟子也幫助他們全家安居，到了數年前他一百餘歲才過世。

這一位長者和我的緣分，就是一種彼此心心相惜吧。或許他覺得我是一個有誠信、很能負責的人，對別人、朋友也不會猜疑算計或是有所謀略，可以直來直往，我也覺得他慈祥愷悌，所以我們一生都彼此尊重、彼此友好。人與人之間誠信、互助，結緣不要結怨，這是相處的原則，也是管理的要點。

朱橋（朱家駿）

朱橋，就是朱家駿，他原本是宜蘭通訊兵學校一個中階的文職軍官，後來幫救國團在宜蘭編輯《蘭陽青年》。我知道了以後，看出他的才華，就叫他來幫我編《覺世旬刊》、《今日佛教》。他有編輯的奇異才華，以標題、插圖擴大編輯原有的範圍，呈現創新的設計，所以他編的雜誌美不勝收，他偶爾也寫一些文章，用朱橋的名義發表。

後來在台北，他告訴我，救國團辦的《幼獅文藝》，那是台灣最權威的青年文藝雜誌，邀請他去做主編。我知道這種人才，我留不住他的，他必定會為社會重要的機構所爭取，所以我也很高興，他能可以去主編文藝雜誌。因為這麼一個有才華的青年軍官跟隨我，替我添飯、倒茶、拿碗、拿筷、擦桌、抹椅，我的家務他都做。不過在此之前，是我先為他服務，他在編雜誌的時候，我泡一杯牛奶給他；他在工作苦思搔頭抓耳的時候，我送上一盤水果。偶爾，我坐下來和他聊天，解除他工作上的壓力。我們的互動，彼此尊重，彼此不居大小，因此，我能得到他一心為我工作、幫忙我。雖然我們師徒，年齡差距有些歲數，但是猶如父子，他對我很信賴。

後來他墮入情網，有些感情的糾紛，這是年輕人難免的，不過遺憾的是，他最後為情厭世輕生。如果我在台北，也許能幫他的忙，但是我那時候已到了高雄，很遺憾失去了這位有為的佛弟子。我和他的往來，我想就是互相尊重，互相沒有拘束，一切都在師友之間，一切都是平等相處、和諧相處。在工作上，都是彼此體諒，他有時候三更半夜都不休不息，我也為他泡茶、添飯，沒有把他當作是弟子，就像是好朋友一樣的相待。

除了朱橋，當時的楊錫銘、周廣猷、裘德鑑上校、郭言上校等都是我在宜蘭歌詠隊、弘法隊的成員，也是真正的護法，幫助我為人間佛教打下基礎。面對這許多的軍官，雖然他們在軍中地位很高，但是我對他們不自卑也不自大，大家互相尊重，他們也樂於與我來往，彼此推心置腹、公平相待。在軍中說帶兵要帶心，我管理待人的方式，就是無論和朋友相處，師徒相處，父子相處，和任何人相處，都能互相交心，就是不管而管的管理學。

張友良（慈蓮師姐）

在宜蘭的歌詠隊裡面，掛頭牌的張友良小姐，他是蘭陽女中畢業，在五、六十年代前，那個時候等於是天之驕子。再說他的名聲大，大家都叫他「小周璇」，他有這種才華，到處勞軍、給人家頒獎、主持節目，紅遍了整個宜蘭。他為了唱歌，來參加我們的歌詠隊。剛開始我跟他講話，他都不睬我，因為他受人尊重慣了，所以有自大、高傲的氣派，當然不把出家人看在眼裡。不過宜蘭歌詠隊是我辦的，有時候集會，我會跟大家講幾句話，他聽了以後，對佛教也漸漸有了信仰，所以偶爾會來參加念佛會。

有一天，他跟我講：「師父，我們念佛就念佛，為什麼要拜佛呢？我的頭要磕到地上拜佛，這真是不好看。」我說：「你講的不錯，你就不要磕頭也不要拜，以後人家拜，你站著就好，一樣的。」但是當所有的人都拜下去，他一個人站在那裡，他也不好意思不拜。後來，他又來跟我說：「拜佛也蠻好的，但是為什麼要繞佛呢？在那裡轉來轉去，一點意思都沒有。」我還是說：「你講的也不錯，你可以不要跟他們繞佛，他們繞佛你就站到旁邊，等他們繞好了，再回到你的位子上。」我這樣講，他也沒有辦法反駁我，我都順從他。但是大家在繞佛行進中，他怎能一個人站在旁邊，他必得在這裡面跟著大家繞。後來，他也很天真浪漫地跟我說：「拜佛真好，繞佛真好，好有意義喔。」

我覺得，這一個驕慢的小姐，他終於慢慢能有道心，會做人處事了。有一天，我心想是不是機緣成熟了，就跟他說：「張小姐，我現在又要出門了，我出門以後，這裡的青年、學生會、兒童班，你能替我多關心、愛護他們、幫助他們嗎？」他望著我，跟我說：「為什麼我要關心他們？我要愛護他們？」我聽了很失望，我以為他在慢慢的成長，有成熟做人的基礎禮貌，我好意的拜託他，他卻用這種話來回答我，讓我覺得很灰心、很失望。不過，我不會嫌棄他，我認為他還是可以慢慢進步的。

後來他皈依法名叫做慈蓮，在宜蘭念佛會，他和慈莊、慈惠，可以說是三分天下、各有所長。慈莊長於法務，慈惠長於說法翻譯，慈蓮長於歌唱。他也在兒童班服務，做班主任帶領兒童班，做學生會會長一、二十年，都沒有推辭。所以在管理學上，培養人才，不一定一次就能成功，要能循循善誘，順應包容，要時間培養，因緣具足自然會水到渠成。

謝慈範

謝慈範小姐，宜蘭的貴族出身，杭州國立音樂學院畢業，是專業的女高音，聽他一曲高歌，實在是耐聽。可惜，六十多年前還沒有電視台，不然，他在電視台裡演唱，他的歌聲、儀表一定受到歡迎。

那時候，他的家就住在我們宜蘭雷音寺的對面，母親常常到寺裡拜佛，哥哥、嫂嫂偶爾也會來，但他就是沒有到寺院來過。後來他出嫁時，父母不僅安排侍女陪嫁，還有一部《大藏經》當作嫁妝。

他雖然生於佛教家庭，但他和一般社會女性一樣，對佛教並不了解，甚至看到年輕的和尚，都會敬而遠之，不屑一看。有一次，很多信徒要去電影院看一部名叫做《觀音得道》的電影，一定要我去。我想，這也不要緊，可以了解一下現在電影中觀音是怎麼樣的演法。

當時，他看到二十多個信徒對我前呼後擁，覺得很奇怪。從戲院出來，要回道場的時候，他跟我說：「我有一些對佛教的問題，明天可以來跟您請教嗎？」我說：「當然歡迎。」第二天，他就來問我一些佛教的問題。後來他也發心皈依，法名叫作慈範。

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中華佛教文化館要影印《大藏經》，為了可以得到社會的贊助，就組成了一個環島宣傳團，由南亭長老當團長，我當領隊，宜蘭歌詠隊的一些年輕人擔任團員，浩浩蕩蕩二十餘人。

因為謝慈範的歌聲嘹亮，有時候在傳播佛教當中，高歌一曲，非常驚豔、時髦，吸引觀眾的目光，所以他也隨團參加。但是他是身為貴族的小姐，在我們這裡，能不能隨眾？我很掛念。不過後來看他和其他隊員一樣，可以吃苦耐勞，搬運弘法的器材，我也就安心了。因為團隊裡，不能互相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一定要大家都能共處，共同朝目標前進。

當我們宣傳到了嘉義，我在事前告訴大家今天晚上布教的程序，要講什麼、要唱什麼，我都做了一個規劃、宣布。但是布教之後，他卻沒有唱先前說好的歌曲，而是聽信另一位居士的意見，唱了另外一首歌。我說：「你怎麼可以未經允許，擅自改變規定呢？」我立刻下令開除他，拿出路費，讓他明天早上坐車回台北，我這個團不要你了。

結果我們團隊的年輕人都很著急，「師父怎麼忽然這麼嚴厲呢？這個小事責怪一下就好了，何必要開除他呢？」後來團裡照顧他們叫做愛姑的老太太，來跟我說情，他說：「那個謝小姐，是貴族出身，很優秀的，他來參加我們，也有很多委屈，現在你開除了他，讓他回去，實在也太過難看。」我說：「不行！就是因為他是貴族出身，在我的團隊裡面，沒有所謂的貴族，都是平等的，他既然不能遵守團隊的規矩，我沒有辦法領導他。」堅持非要他回去。

後來，他也請了多少人來跟我求情，但都無效。我這麼做，其實都是為了團隊的紀律，只好殺雞儆猴，即使是對高貴的貴族，我也不以人情來決斷我的處理，因為那是不公平的。所以，之後我們這一個宣傳團，在台灣環島布教四十天，數十人相處，一點意見、爭議都沒有，大家和諧和平，互相友好的幫助。我想是因為我的公平處理，在管理人事上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這位謝小姐，後來因為丈夫不幸車禍，長年在台北獨自支撐家庭，一直到了他七十多歲，我也八十歲左右，他到美國去探望他畢業的兒子，在西來寺見了一面。

想到四、五十年前，風華絕代的一位女士，為了家庭、為了愛情，經過歲月的洗禮，現在白髮蒼蒼，人生也不勝感慨。

不過，對於那一次我開除他、給他難堪的事件，不知道他現在還有記憶嗎？假如有記憶，我願意向他道歉，希望他能理解與釋懷。

宜蘭獎勵青年，下一個輪到你

最早在宜蘭的佛教青年有百人以上，都很優秀，每次我出國訪問，總是想從外國帶一點小禮物，回來贈送給他們。可是一、兩百人的青年會，人人一份，我實在也買不起，所以偶爾也只能有一支鋼筆，送給某人；一個筆記本，送給某人。我不會在背後送人，都是在他們大眾前面送給他，讓大家鼓掌，為他祝賀，得到這個獎勵。為什麼大家不嫉妒呢？為什麼是送給他不送給我？

一般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但是我的團隊，沒有這種情形，為什麼？因為我告訴他們，你們不可以有嫉妒心，因為有嫉妒心我就不敢送人，大家就會同歸於盡，通通都沒有。你讓我送給他，下次就會輪到你。所以每當我獎勵年輕人，大家都會為前面得到的人歡喜，因為他們知道下次就會輪到他了。讓青年們互相團結友愛，不瞋恨嫉妒，懂得道理，讓他們有對未來的希望，我想，這個「下次會輪到你」也是管理人事公平的好方法。

萬人爭看盆栽美景

佛光山在五十年前開山以後，和山下居民的往來並不順利。所謂近廟欺神，山下的鄉民們合作，土地不肯賣給我；山上的事情他們也不肯參與，好像我們在這裡，佛教和鄉民是對立的。地方上有一個公廟叫做崑崙宮，是他們拜神集會的地方，他們也用不著來佛光山。但是我總想遠親不如近鄰，一定要和他們保持友好，希望能有一半鄉民和我們親近，不要全部的鄉民都對我們不好。

因此我很誠意，每年冬天有冬令救濟，每年過年發放紅包，每年過年邀請他們來圍爐，不過他們只叫小孩子上山來參加，大人都不肯光臨駕到。我甚至請他們來開里民大會，貢獻會場、貢獻餐宴，他們也沒有反應。三十餘年，佛光山和山下的居民就是這樣的僵持，雖然我很有誠意的改善道路、建設幼稚園，甚至辦普門中學給他們的孩子讀書，幫忙搭自動電話，為鄉民做很多的建設，他們也未表示感謝。我想大概是因為我是外省人的關係，和他們在語言上、在心理上有一些不能交流吧。

有一次無意之間，我看到曾金益里長家裡有幾盆盆栽，這些盆栽非常值得觀看，一盆松樹至少都有一、二百年的樹齡，幾百年的樹木長在一個盆子裡，所發展出的奇形怪狀，甚是可觀。我就邀請他，我說：「里長先生，你這麼好的盆栽，放在你的家裡沒有人看，新年春節到了，來做個展覽，把它放到佛光山大雄寶殿前面，可以讓很多人欣賞。」他起先說：「我這幾盆盆栽算不了什麼。」我告訴他：「你應該全省都有種盆栽的朋友吧，你可以約他們一起把盆栽集中到大雄寶殿，做個盆栽展覽。」

他聽了我的話，也覺得很有意義，就邀約他們盆栽協會的朋友們共同展出。因此，二○○五年春節，就在大雄寶殿舉辦了盆栽展。那個時候，台灣很少有這樣的展覽，來山拜佛的人看到盆栽的奇景，紛紛歎為稀有。春節過後，我特地製作一份感謝狀給曾金益先生，感謝他做了好事，也邀約他明年繼續在如來殿展出更多的盆栽。

數年來，每年春節舉辦的盆栽展，除了讓盆栽能有舞台給人欣賞，也讓來山拜佛的信徒賞心悅目，覺得佛光山美不勝收。曾里長說，他們的盆栽在佛光山展出，來參觀的人，超過他們展一年的人數。一個盆栽展，讓大家都能發揮所長，也漸漸拉近和鄉里居民的距離。我也沒有想過人事管理的問題，只希望讓人家得到利益好處，沒想到幫助他人，自己無形中也得到方便，我想彼此皆大歡喜就是最好的管理吧。

兄弟寺

幾十年前，政府為了拓展外交，很多的都市跟別的都市結成姊妹市，很多的團體和外國的團體結成姊妹會。我想這也很有意義，兩個國家、兩個都市，大家好像姊妹一樣，兩個團體，你在東方，我在西方，為了增加往來，我們也結成姊妹會。好像我們中國，過去結拜異姓兄弟──劉備、關公、張飛，劉關張「桃園結義」流傳千古。岳飛和湯懷、張顯、王貴、牛皐結成兄弟，齊心著力保護大宋朝的江山。甚至民間的小說，如《七俠五義》、《水滸傳》裡，都有為了團結，結成為兄弟姊妹，以便互相照顧、增加友誼、增加往來、增加力量，這也叫做關係管理吧。

韓國的通度寺，是韓國第一大寺，因為它擁有幾千公頃的土地，尤其擁有佛陀的袈裟，所以大家稱它為佛寶寺。它已有一千五百年的歷史，住持性波法師，和他們的長老月下老人商議，願意和佛光山結為兄弟寺。那時候佛光山才開山不到三十年，哪有資格跟歷史悠久的韓國第一大寺結為兄弟寺，實在高攀不上。

但是性波法師說，他們雖然有悠長的歷史，但是已經老邁，不適合這個時代的運作了；佛光山是新興的道場，所從事的教育、文化、慈善等弘法，都走在時代的前面。能讓有歷史的道場，跟著現代的道場，共同往前邁進，也是傳統和現代的融合吧。他的話說動了我，所以我們就在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在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舉辦了結盟典禮，有五千人以上共同見證。

結盟之後，韓國的信徒，不斷來佛光山，佛光山的徒眾到韓國去，也承蒙他們諸多的接待。尤其是佛光山在漢城建了道場，也蒙他們諸多照顧，還有留學生依恩，或其他人在那裡讀大學，他們也給予許多幫忙。可見世間上肯得與人合作、肯得來往、肯得彼此認同，就會友好、就會增加力量。你看，兩個國家都能合作團結，為什麼兩岸的同胞要這樣分裂呢？是不是中國人的個性歡喜分裂？如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三國演義、五胡十六國、隋唐五代、軍閥割據……

現在兩岸不同調，有的黨派想要脫離中國，真是不可思議。我覺得人和人之間要彼此認同，民族和民族之間要認同，國家和國家也要往來認同，如此才會增加彼此的力量。分裂，必定會兩敗俱傷。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希望兩岸能兄弟一家親。

和韓國通度寺的結盟，是傳統和現代的結合；和泰國法身寺的結盟，則是南傳和北傳的結合。雖然大家在信仰上，有歷史、背景、教育的差距，但都是一個佛陀的弟子，一個佛陀的信仰。同為佛門弟子有什麼不能合作呢？能合作就能和好，能和好就是雙贏；懂得管理就會雙贏。

不管而管，自然而有序

常有人問我：「佛光山的出家弟子在千人之上，大家住在一起，為什麼沒有人我糾紛？為什麼他們都能和諧相處，您是如何管理的？」其實我也不懂得什麼管理，我只是想到問題真正的原因，都是人我分別、對立，才有紛爭。所以在佛光山入道的弟子，我不要有人我的關係，沒有大師兄、二師兄、三師兄的分別；也沒有你的徒弟、我的徒弟、他的徒弟的作法，因為如果這樣的分別，師父雖沒有紛爭，但他的徒弟會有紛爭，分別這是我師父的、那是我師父的。所以原先本來無事，就會為了名分的關係，產生了你的、我的紛爭。

因此我在收徒納眾之初，就有一個觀念：徒弟不屬於私人所有，徒弟屬於佛教所有，都是佛教徒；三分師徒，七分道友，所有的徒眾，沒有私人收徒納眾的傳統。但有年代的制度，大家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比如從第一百人至二百人是第一代的，第三百人至四百人是第二代的，第五百至六百人是第三代的。第二代的不能和第一代紛爭，第三代的不能和第二代紛爭，必定有個前後的倫理。

所謂「先進門者為師兄」，在佛光山依他們的排名，比方說慈字輩的、依字輩的、永字輩的，就是以此一代一代的管理，有秩序、有制度，沒有分你我，依法統理大眾，這在管理學上叫做不管而管，自然而有序。所以佛光山人際間互相有秩序，排隊、座位，誰在上中前，都有秩序，人我間自然尊重、和諧，因此當然都沒有紛爭。我想，這就是我對人事的不管而管吧！

八敬法

佛光山開山之初，有一位空軍郭士官來找我，他想要在某寺出家，我說：「很好啊，恭喜、祝福你，要發道心，捨俗入道，能更向上，總是好事。」但他跟我說：「我有五個孩子，大的大概十二歲了，小的才兩、三歲，不知道該怎麼辦？」我一聽，五個小孩，也很好，我正要辦育幼院，一下子就有這五個幼兒，育幼院就很熱鬧，我說：「好吧，你那五個小孩都給我來養。」所以他去出家了，五個小孩留在我們的育幼院。

雖然他出家，但父子情深，他偶爾還是會到佛光山，來探望兒女。來過幾次之後，有一次他見到我，跟我說：「佛光山的比丘尼，都沒有規矩，見到比丘都不頂禮，這個八敬法都不懂嗎？」

我心裡想，你太不知道苦惱，你自己不知慚愧，一大堆的小兒、小女，送過來我代你扶養，讓你去出家解脫，你還要比丘尼向你頂禮，你何功何德？那許多佛光山的比丘尼，雖然那時候開山不久，但他們都有二十年以上的修行年資，能向你才出家二、三年，戒疤還沒有乾的男生頂禮嗎？

所以，我想應該要給他一點教訓，我說：「現在叢林學院的院長慈惠法師，他曾去日本留學，也是我們山上的大比丘尼；慈容法師是育幼院的院長，你那五個小孩，都是他替你照顧，你來到這裡是向他們感謝呢？還是要他們向你頂禮呢？你來做個判斷，我來安排。」

他一聽，羞慚滿面地說：「對不起，我並不是要他們恭敬我，我只想到佛教裡面有八敬法。」我說：「八敬法是誰訂的？佛祖訂的，你有什麼證明嗎？以後不可以講八敬法，你必須對人間、對你有幫助、有利益的人，要有所感謝，要對人家尊重，這才是你的做人之道。而且恭敬，是要人家自動的對我們恭敬，不是我們要人家來恭敬的。」

他聽了我這一段話以後，很少再來佛光山探望他的兒女。我想，他必定自己在德行上也有了進步。

所謂管理，得給他利益的給他利益，得讓他明理的要給他懂理，甚至有時需要當頭一棒，這在管理學上也很重要。

十修歌

最近弟子們都在談論佛光山開山五十年紀念的事。過去五十年都是我的主張、我的意見，他們照做。不過我老了，我告訴他們未來五十年就交給你們了。因此大家對未來管理的問題就有諸多的商討，我也跟他們講了我過去一些管理的心得。

管理就是人我的關係、管理就是我對某一問題的處理，管理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有次序、有層次，安和樂利，大家共存共榮，這是管理的目標。談未來的管理，我想起二十年前，我母親到台灣來，跟我的女眾弟子，講了他的〈十修歌〉：「一修不受公婆氣，二修不受丈夫嫌，三修沒有廚房苦，四修沒有家事忙，五修懷中不抱子，六修沒有閨房冷，七修不愁柴米貴，八修不受妯娌嫌，九修成為丈夫相，十修善果功行圓。」意思是一個女人出家真好，在佛光山等於在天堂一樣。

母親的〈十修歌〉是說女生修道的難能可貴。其實人要修身、修心、修事，讓世界彼此共榮共有，所以，我自己也寫了一首〈十修歌〉：「一修人我不計較，二修彼此不比較，三修處事有禮貌，四修見人要微笑，五修吃虧不要緊，六修待人要厚道，七修心內無煩惱，八修口中多說好，九修所交皆君子，十修大家成佛道，若是人人能十修，佛國淨土樂逍遙。」我想此〈十修歌〉可以作為家庭、社會、團體、國家、全體民眾彼此相處、合作的準則，其中也包含了菩薩的人性、思想與生活。

假如沒有一套自我管理，沒有一套對別人尊重的雅量，這個社會很難平安、安全。我主張不要計較，人我不計較，還有什麼瞋恨？彼此不比較，有什麼事過不去呢？做人要親切，見到人要有笑容，什麼問題都會變的，一個點頭、一點禮貌，大家自然會和好無爭；學習吃一點虧，其實吃虧就是討便宜。

學習待人要厚道，過去我常說要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我們對自己要嚴，待人要寬，如此，人我之間還有什麼問題呢？不必要管，就天下無事。心裡沒有貪、瞋、痴、疑的煩惱，大家相互讚美、說好話、不要傷害別人，那所交的都是誠心的君子，這樣不就能成聖、成就佛道嗎？我覺得〈十修歌〉也是今日社會，今日團隊、領導人、幹部都要共同奉行的，因此我把〈十修歌〉應用在這裡，也可作為管理學的一點助緣。

書記室

在佛光山，大約千餘人的教團，裡面有各種性格不同的人，在各個單位人我之間，難免有些摩擦。有的時候，有些人在任職單位與主管不合，主管不要用他了，那他要到哪裡去呢？後來，我就成立了一個書記室，只要有哪個人，他與主管不合，跑來跟我訴說，不願意在那個單位服務，我就叫他先到我的書記室來工作。所以我的書記室，等於是一個收容所，凡是人家不合、不要的，都到我這裡來。

有一些長老師兄，比如慈莊法師等人，他們到底跟隨我日久，無論什麼樣的徒眾，好與不好，分配到他們的單位，他們都能接受，都能領導有方。但是一些年輕的主管，對人事上，不是那麼懂得方便、圓融，所以我只能讓這些人事，有一個緩衝地帶，叫做書記室。書記室也不知道總共多少人，有時候，少只有兩、三人，有時候多則一、二十人齊聚一堂，都看情況而定。

書記室裡沒有限定只能待多久，有的人待一、兩個月，他有專長就到別處去就任了；有的人一待就是十年、八年，他也不離開，就待在書記室幫忙找資料、管檔案、寄發書籍、做記錄等等。在書記室的徒眾，大都不想離開，都很歡喜，因為書記室在我的管理之下，我不太計較他們的能力如何，也不計較他們工作成績多少，我也不會有太多的表揚，太多的喝斥、責難，一切都是以天下無事為標準。我的管理，只要大家互相尊重、互相諒解，不要侵犯別人，所以大家都能遵守自我約束的生活。

我的小小書記室，由妙廣法師做主任，他是安分守己的人，無論什麼人來了，他也接受，什麼人走了，他也讓他去。因為他安分守己，以身作則，每一個人都效法他，不說人的是非，不論人家的好壞，把自己管好。所以數十年來，書記室發揮了調解人事的功用，無形中對僧團有很大安定的作用。

我覺得人和人之間不要有成見、不要尖銳、不要責備、不必計較，凡事多一些諒解，凡事給他自由，凡事量才為用，不要人比人氣死人。所謂各有所能，等到他有適合的因緣，適合的人我關係，就讓他自由的去發展，彼此在互相尊重包容之下，人我間自然會相安無事。我想，在管理學上，應該以無事為管理，那是最高明的了。

高雄佛教堂

高雄佛教堂是我發起興建的，但是我沒有覺得寺廟是我個人所有，它是佛教的，是公眾的。所以在主體建築完成以後，我就請月基法師擔任住持。

但是我想，旁邊還有一點邊緣小屋可以辦幼稚園。因為我在宜蘭已經有了慈愛幼稚園，我覺得可以讓高雄佛教堂的年輕人，也來辦一所慈育幼稚園。

那個時候，一些年輕人也接受我的意見，到台中參加省政府辦的幼教師資人員訓練班，也即將回到高雄。心想慈育幼稚園應該要去登記立案，要趕快招生，讓這些年輕人回來就能接任。但是我召開了大概四、五十人的會議，大部分的男士都說：「不要著急，今年時間來不及了，我們明年再說。」

最初，我不懂得他們的意思，為什麼大家都希望延後，不希望提前爭取時間？後來我發現，因為我沒有先把董事會選出來，他們誰能有名義還不知道，所以大家都不肯支持。我左說右說，他們的意見一致，好像都希望延後，終於我氣憤說：「那你們自己去處理，我不問了。」

我跟坐在旁邊的住持，我的老師月基法師說：「月公，請您諒解，以後佛教堂的事情，您不要找我做監院，我不管了。」一氣之下，我就跑回我住的房間，閉目打坐。他們也知道難看，後來看到我坐在那裡，跟我講話，我眼睛也不張開，看也不看，到了最後這個三十多人，像真好味大飯店的董事長王慈書（王俊雄）、慶芳書局創辦人李慶雲等，通通跪在門口，一一祈求我：「遵照您的意思，我們大家聽您的話。」

我心裡想，得饒人處且饒人，能罷休就罷休，不必一味的自我執著。所以我也就安慰他們、鼓勵他們，說明辦教育對未來佛教的發展至關重要。

後來大家還是團結一致，慈育幼稚園在高雄也出人頭地，有很好的成績。在周慈華和慈容法師發心之下，園務蓬勃發展，為佛教栽培了許多優秀的人才和信徒。

我想管理學的應用，就是當遇到困難的時候，不要一味的執著，可以以退為進，我不管了、我退讓、我不要；這個退讓、不要，可以讓大家都有空間思考。比如他們再來跟我講話，我眼睛都不開，我不要管這個事情了；但人就是很奇怪，愈是你不要管，他愈是希望你來管。所以要想在團隊裡、群眾裡，把團體群眾管理好，人心的微妙關係，不能不用心注意。

還有，高雄佛教堂原先叫做「苓雅區布教所」，是屬於苓雅區一些有信仰的信徒組織的。因為我去了，把它改成「高雄佛教堂」，其他新興區、鹽埕區、三民區，全高雄市的信徒就接踵而來。

但是，高雄民眾的地域觀念很重，總覺得是我們苓雅區的佛教堂，現在三民區的人來了，新興區的人也來了，好像別人來占據他們的地盤。所以表面上還和諧，但大家內心中都有分別，有個人的地域觀念。甚至那時候還有台南派、澎湖派、在地高雄派，大家都用地域在較力，比較你是哪一區域，他是哪一區域的。一個團隊裡面，有這樣的分別、對立，你我關係的計較、比較，前途還有什麼可為呢？

後來，我想了一個妙法，佛殿裡應該要供奉佛像，但我說不必。我召集信徒，告訴他們：「因為釋迦牟尼佛是印度人，我們讓他回去，我們這裡不要印度的佛祖。」

大家一聽，茫然若失，或許不知道我的意義何在。於是我說：「你們都認為這是你們的地方，那麼，讓釋迦牟尼佛回去印度，我還是回到宜蘭，我也不要在高雄，你們大家好自為之。」這時候大家才覺醒說：「唉呀！師父您說的很對，我們不應該分別這個區域、那個區域，以後我們在高雄佛教堂團結合作，彼此互相幫助。在佛陀和您的領導之下，我們共同發揚佛教，淨化我們的信仰。」

我讚美他們說：「你們這樣才是懂得佛教！不但是我們高雄的佛教，佛教是台灣的，佛教是中國的，佛教是世界的，佛教是整個虛空、宇宙人類的，你們怎麼把佛教縮小成是我這一家的、是我這一區的，那怎能和佛教相應呢？」

後來高雄佛教堂，大家能和諧相處，我想這一次的說明會影響很大。我覺得在群眾管理上，必須在要緊的關鍵、刀口上，給他當頭一棒，讓他覺醒悟道，事情就容易辦成。

佛誕節花車迎佛

因為我在宜蘭有過佛誕節遊行的經驗，所以後來到了高雄，高雄市佛教會就把慶祝佛誕節的任務交給我。過去與警察洽談的經驗，我知道不能用「遊行」的字眼，我就用「佛誕節花車迎佛」這個名稱。我請各個寺廟準備花車，在高雄市大街小巷穿梭，讓人知道佛誕的盛況。但大家都畏懼困難，為什麼呢？因為把拖拉車裝飾成花車，要花不少錢，大家都說經濟有困難。於是我就訂定一個辦法，辦一個花車比賽，表揚最漂亮的花車。

那個時候高雄的寺廟，大概有三十多家，我一家一家的跑去拜訪他們，把辦法提供給他們，寫字怎麼寫法，橫寫豎寫怎麼稱呼，怎麼裝飾花車等，都跟他們交代了。有的仍面有難色的推諉，我就說：「你不做也沒有關係，不過別的寺廟，在高雄民眾面前表現，讓信徒知道他們的寺廟；不做沒人知道，你慢慢就會落後，要參與才能有進步。」

他們對我的話似乎要聽不聽，當然我也不計結果，只是照我的辦法去鼓吹大家參與。光是壽山寺，應該在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的佛誕節，就有了十幾部花車，信徒們分工合作製作花車。後來其他的寺廟聽到，大家也爭相參與，總共有兩三百部車子，在高雄浩浩蕩蕩的進行花車迎佛。我記得在五福四路，壽山寺前面的這一條街道，從頭到尾，鞭炮從高樓上一直垂到下面，鞭炮震天價響到煙霧瀰漫，走路都很困難，但是警察好像也沒有來管我們，因為我沒有遊行，我是迎佛。

我覺得集合群眾辦活動，一來要給他有一個希望、給他一個榮譽，給他有未來成就的感受；二來我們在事先也有宣傳，經過商家、店家時，告訴他：「佛祖來了，要為你們祝福。」

最早期的迎佛活動廣受大眾歡迎，假如能一直繼續辦下去，台灣的佛教必定改觀。可惜中國佛教會阻礙這種活動，都認為不要浪費、不要花錢；不浪費、不花錢，錢財你們用到哪裡去了呢？為了佛誕、為了傳教，為什麼不肯花一點錢來奉獻？假如說有佛教會來領導，名正言順會更有效果。

我在沒有佛教會支持之下，用我個人的誠心誠意，從宜蘭到高雄辦了幾次盛大的迎佛遊行。甚至歡迎海外華僧大會遊行也是由我主辦，從高雄火車站繞鳳山一周，回到高雄車站，人潮還是繼續不斷，真是盛況非凡。可惜佛教會不肯發動，甚至勸我不要讓信徒花錢、讓寺廟花錢，意思是叫我不必多此一舉，我也只能徒嘆無奈。

但是我覺得我的方法、我的策劃、我的帶動，應該在管理學上是很能成就未來一番事業的；可惜沒有佛教會給我支持，可以說良深慨嘆。

一條路的緣分

五十年前，我到佛光山來開山、建寺，從磚仔窯到佛光山大約二十餘公里的道路，都是泥土的小路。每逢天雨，泥漿小路都不好行走，不過我沒有力量修築這一條道路。開山不久後，有一位公路局第三處的處長倪思曾先生來場勘，南部所有的道路都在他的管轄內。有一次，在他參觀之後，我留他在草創的佛光山懷恩堂用午餐，他也很隨緣，吃過以後，非常歡喜地說：「將來在這裡建設寺院供人禮拜，對改善社會風氣、淨化人心有很大的幫助。」

我趕緊說：「處長，從磚仔窯到山上這條泥土道路，平時不好走，下雨時更加行車困難，現在的交通實在不便，沒有人想來淨化身心。」他聽了以後說：「這條道路是縣有的，但由我們第三工務局代管，你說的話，我回去考慮，把它整理鋪些柏油路。」我說：「那真是處長最大的功德了。」因此不久後，就有了一條柏油路，我開山運送材料，人士往來也方便了。

後來有一次颱風來襲，風雨交加，山洪暴發，整個山區的水沖下來，把這條路沖得面目全非，人行不便。我把這條道路的情況拍下照片，說明被沖毀的原因，是因為道路沒有水溝，山洪下來沒有水溝排泄，道路才沖毀的。這個意見報告上去，倪思曾處長看到之後，他是專家，當然知道不足的地方，所以努力向公家部門做爭取經費、計劃，就把這條路修得更加寬闊，也有了水溝排水，不僅道路方便，行走也很安全。

大概開山七、八年後，這條道路慢慢車多人多了，寬度還是不夠用，而且道路的柏油路是屬於二級的，不像高速公路一樣是一級的平坦。

過去，省政府省主席邱創煥的母親去世時，我為他做了一場很莊嚴的往生佛事，他感念我沒有收他分文，所以，有一次把縣市長帶來山上參訪開會。我很熱心接待，也藉這個機會向他說明高雄縣的道路，都不及全台灣其他的縣市，其他縣市的道路都很平很直，只有高雄縣的道路彎彎曲曲，而且路線行車不便。他聽了以後用心沉思，很有心為地方建設，也算對我聊表心意。後來把這一條道路又再加寬，鋪新的一級路面，並且改道、把彎曲的地方改直，這就是邱創煥省主席的功德了。

我認為管理不能只想要別人對我們施捨，要先想我怎麼和人家結緣。這一條路是怎麼有的？就是結緣來的。和我有緣分的人，我可以跟他結緣，給他方便，讓他歡喜。所以，佛光山「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四個管理信條就這樣產生了。

在管理學方面，給人了解是非常重要的事，對方了解以後才會助你一臂之力。我們雖然沒有力量，但是我有一張口，對有力量的人，我可以說明讓他了解情況，能設身處地為民服務，事情就不為難了。

最初的僧鞋

初到台灣的時候，因為佛教非常的衰微，要穿一件僧服、換一雙鞋子，往往沒有地方可以買，也找不到人做。後來台南有一位姓葉的居士，他發心做僧鞋來賣。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他到壽山寺來推銷，我問他：「一雙羅漢鞋多少錢？」他說：「二十五元。」我說：「我跟你買兩雙，每一雙三十元，我給你六十塊。」他一聽很茫然的問我：「這為什麼呢？我跟你講二十五塊一雙，你買兩雙五十塊就好了。」

我說：「五十塊，你不能賺錢，品質不會改良，不能賺錢，以後就不做了，那我們又沒有鞋子穿了。多給你五塊錢幫忙你，如果大家都有這樣的觀念，助長你製作僧鞋、僧服，能可以發心開個大店、開個公司，那我們就得到更多方便了。所以這不是幫忙你，是幫忙我們自己。」他一聽，有這樣的好事，覺得我說的也有理，就接受我六十塊跟他買兩雙鞋子。

後來他不但經常來推銷他的鞋子，甚至把他的兒子葉鵬勝送到佛光山來出家。所以我覺得人世間的關係、管理、交流，有時候不要太為自己的利益著想，也要為他人的利益著想，其實他人有了利益，我們都能沾光沾光。

我對人間的管理，想的都是整個因緣，你助我、我助你，不必一定要跟人家討價還價，自己討便宜，讓別人吃虧，這是不行的！給人利益、給人方便，在管理上，必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打籃球

我出生在江蘇揚州，家住在揚子江旁，從小三、四歲就學會在水中游泳，所以家庭雖然貧困，但是在水裡面游泳樂趣不減。十二歲出家之後，在棲霞山連個水塘都沒有，突然像水鴨子的我變成旱鴨子？我從小養成的習慣一下子難以適應，不過想到人生未來的前途不是在游泳，還是要讀書、要有更多的技能，才能在社會生存。

忍耐、修行、讀書，就成為我出家的目標。後來，在叢林寺院裡提倡運動，保守的老師不能接受，又把我好運動的習慣革除。所以，來台灣之後，做了台灣佛教講習會的教務主任，我就提倡學生打籃球，但是學生看到球都不敢接，還一直往後退。真可憐，過去做學生的時候提倡體育，老師開除我，現在我做了老師提倡體育，學生卻不敢參加、不敢打球。

建了佛光山以後，那時台灣打籃球的盛況空前，有克難隊、大鵬隊、陸光隊、七虎隊，那許多名將的名字，如賈志軍、唐雪舫、陳祖烈、黃國揚、王毅軍等人，我至今難以忘記。我覺得打籃球，實在是佛教出家年輕人需要學習的，因為打籃球，對我們的人生教育、自我管理，乃至人我關係，都有很大的意義。

例如，打籃球雖然有敵對的一方，但他不是我的敵人，應該是我的朋友，因為沒有對方我就不能打球；雖然分為二隊，都是朋友不是敵人。

慈悲沒有敵人，籃球場上雖然比賽過程兇猛，但是其中包含仁慈，最重要的是你不可以碰人，不可打人，如果撞到人或打到人，就是犯規，每次犯規都要舉手向對方認錯。我覺得認錯，是人類最大的勇氣，養成認錯的習慣，是非常重要的。另外，養成快速的爭取時效，打球時間一分一秒消逝，稍微慢了一點就失去機會。

打籃球要有團隊，要替別人製造機會，不能單打獨鬥，要爭取時間等，都是籃球場上的教育。總之，打籃球不但要技術高超，人品、道德也非常重要，對一個年輕人的訓練，是有滿大的效用。許多人知道我喜好籃球運動，雖然現在老矣，但是對籃球教育，還是非常欣賞。該勇敢的時候要勇敢，該保守的時候要保守，進退、快慢、策略、替別人製造機會，這些不都是一種管理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