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78　警察篇 做人要能通過警察關卡

一、警察也能為我們做好事

佛光山開山大概七、八年後，已經有了大悲殿（萬佛殿），那時候在台灣，一個佛殿裡供奉有萬尊的佛像，這是少有的事情，當然很快就傳播開來。不僅驚動了蔣介石總統想要來參觀，大家也都希望到佛光山，前來瞻仰佛殿莊嚴的聖像及盛況，乃至蔣經國先生也曾數度來山，我想大概都是為了大悲殿萬尊佛像的設施。

有一天，我看到數十位穿著警察制服的人在山上參觀，我想可能是來調查我們，或者有什麼原因目的而來。我和他們相遇的時候，有一位警察就說了：「現在的佛光山建設很順利呀！」我一聽，這好像是揚州口音，就問他說：「警察先生，你是揚州人嗎？」他說：「是啊，我和你同鄉。」接著，他遞給我一張名片，原來是高雄縣警察局的督察長──姜振勛。

我說：「督察長！歡迎你們來山。」寒暄之後，我把對未來佛光山的建設理想及發展，也向他陳述，他在高雄做督察長，因為地緣的關係，當然也對佛光山很關心。過後，我請他們在這裡用飯，那時也確實到了用餐的時間，因此他們就留下來。我們趕緊加菜，邀請他們十多人一起用餐。當時，在這種郊區荒野，既沒有飯店，甚至連喝水也不容易，能有一餐飯菜可吃，他們都非常歡喜。

吃過了以後，督察長就說：「我們也添一點油香，貢獻佛祖吧。」我說：「督察長！你不必添油香，我倒有一件事情拜託你幫忙，如果能成功的話，比添油香重要得多了。」他問說：「什麼事？」我告訴他：「我有一位朋友，叫做聖嚴法師，他一再想到美國留學深造，弘揚佛法。此人甚為聰明，將來會是佛教裡的領導人才，但是他的身分證沒有父母的名字，所以美國的大使館不給他簽證，你是不是能夠在他的身分證上，幫他註名父母的名字。」

那個時候的戶政業務，剛剛由鄉鎮公所轉移給警察局辦理，他聽了以後，就說他來想辦法，我便把名字及資料給了他。由於大陸的身分證不注重登記父母的名字，聖嚴法師後來到台灣內政部，也經過好幾次的報名，但內政部的官員都說：「你都三十多歲了，怎麼能臨時加父母呢？只有父母為兒女報名，哪有兒女為父母報戶口的呢？」

當然，臨時在身分證上任意新增資料，這在法律上也是違法的。可是在美國移民條例裡，父母、家人是很受重視的一環，因此他們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會有人沒有父母呢？像他這樣沒有來路，就不會給他通過，更不會讓他到美國去了。

不過，這一位姜振勛督察長，他把全縣的分局長、負責人員召集到警察局開會，他說：「請大家想一想，在不違法的情況下，如何為這位法師在身分證加添父母的名字？」在眾人思考之下，法律總有一些擦邊球可以運用，用心總能夠過關的。就這樣，看似輕易的、但也是很艱難的解決了這個問題。也由於我請他們吃了一頓飯菜，再加上一段同鄉的因緣，我就讓聖嚴法師的身分證，從此有了父母的名字，也能夠辦簽證到美國了。

我所以提到這一段因緣，倒不是說我為聖嚴法師的前途，做了什麼重要的開闢，而是因為姜振勛督察長的幫忙，為他在身分證添上了父母的名字，才讓他能夠順利赴美，在美國弘法、建東初禪寺，後來又到日本讀博士，姜振勛先生對聖嚴法師的貢獻，不能說不大。

凡事多結緣，總會有成果的，也算是我對朋友盡一點心力，這在管理結緣上應該是一件重要的事吧！

二、警察為我脫困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是大陸和台灣人民災難的年月，也是他們爭取幸福的歲月。因為內戰，大陸的居民紛紛要逃來台灣，我是由於僧侶救護隊的因緣，也在怒海餘生中到了台灣。甚至我那時候，連台灣在哪裡也都不知道，無親無故，就這樣來到台灣。

到了台灣後才知道，前途無路，寺院不能掛單，因為我們青年僧侶是危險的、令人猜疑的人物。甚至我們有一些青年同道，因為知道生活艱難，就紛紛改裝易服，另求出路。可是我除了做和尚以外，從沒有想過要做別的什麼事情。

我在中壢圓光寺待了近兩年的時間，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到新竹青草湖靈隱寺，在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師。那時候的台灣治安風氣，人人都是嫌疑分子，寸步都得小心，由於我在台灣省佛教講習會教書，新竹縣佛教會就邀約我每個禮拜六，到新竹市城隍廟前做弘法講演。我心想不妨嘗試學習，本來我在大陸時就想到，佛教應該要重視宣傳，製作街頭的壁報，進行街頭的講演。

可是從青草湖到新竹，需要一個半小時的路程，我倒不怕路途遙遠，但是要上街，警察是不會准許的。因此，我必須事先到派出所，向他們報備請假，說明原因，告訴他們幾點出去、幾點回來，他們才得允許我外出。

每次從青草湖到新竹，必定會經過派出所的門口，我逃不了他們的眼線。他們好像是我的上級長官，我都得向派出所請假，他們也認為這是理所當然。但是在我總覺得，這是一個負擔，好像我是什麼犯人，一定要得到他們的允准，我才能前去弘法布教。

這樣幾個月後，有一位警察忽然跟我說：「星雲法師！我們有一個民眾國語補習班，是上級交辦的，可是我們派出所沒有場所，想借用佛教講習會的場地，就交給你來辦，好嗎？」我一聽正中下懷，那時候對於講學弘法可說充滿了熱情，我就接受了這個任務。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他們的民眾國語補習班，沒有人肯去聽警察講話；每一次都要下傳票，傳他們去上課，可是老百姓還是相應不理。我接手之後，最初第一次，只來了二十餘人，第二次來了八十多人，兩三個禮拜之後，就變成兩三百人，讓派出所大為驚訝。心想，一個年輕的和尚，到底有什麼神通法力，可以讓老百姓自動自發的來學國語、聽講學。

因為有這樣一點感動的因緣，之後他們就對我說：「你很會講學，以後你到新竹城隍廟弘法布教，就不必再跟我們告知了，你可以直接前往！」從此以後，新竹壹同寺的老師父玄深法師，他是大家閨秀出身，他就從中幫助我，用腳踏車載我到新竹，讓我不用走近兩個小時的路程。我感覺到在台灣，這是警察為我脫困的第一個最好因緣。

所謂管理，要肯得結緣，像警察交付給我的任務，雖然沒有待遇，但合乎我的興趣、合乎我的志願，我接受了以後，由於我這一點結緣的心態，那麼之後就有好因好果了。

所以說到管理，要肯擔當，要肯負責，要肯得幫助人，不是光想著要討巧、討便宜，要能奉獻服務，因果必定不會負人，對自己必然有好的收穫。因此，不論在管理上方便與否，自己都會獲得很大的利益。

三、拆除壽山寺的風波

一九五七年，因為高雄的信徒一直邀約我到南部弘法，但是我當初在南部建立的高雄佛教堂，已經交給月基法師住持了，因此沒有地方做為弘法的基地。信徒就自動自發聯合二十八個人，成立了一個信徒委員會，買下高雄壽山公園門前的一塊地。那是原本要建築旅館飯店的用地，已經在工程中了，信徒勸請他們不要建，賣給佛教來興建寺院，做為弘揚佛法的道場。

那個時候的高雄人真有信仰，當下從善如流，竟然把建了一半的飯店，半買半送的給了這二十八個人興建佛教道場。由於毗鄰壽山公園，我就把它定名為「壽山寺」。壽山寺樓高五層，最高的一層像亭蓋的樣貌，表示是宗教的建築物。沒想到建好之後，位於壽山公園上的本部──高雄要塞司令部，忽然發了公文給高雄市政府，要壽山寺拆除第四層和第五層的建築，原因是樓層超高，妨礙他們對海上目標的監視。

那時候，軍方的意見被視為第一，民間的任何陳情，在軍方的「軍事第一」之下，是沒有什麼理由可說的，只能遵照軍方的意見，毫無轉圜的餘地。所以，這一道拆除壽山寺的公文，對我們來說真是如晴天霹靂，讓信徒驚慌無措。大家就說要聯合到市政府去請願，我說：「不要緊，我來！」

我知道直接向市政府民政局請願，是沒有用的，因為這是基於國防安全的理由，只有直接向要塞司令部溝通、陳訴，才比較有用。當初我們的建設，並沒有得到要塞司令部的同意，他們要拆除也沒有跟我們商量，所以，我想先溝通彼此的意見，應該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

因此，我鼓起了勇氣，即刻拿了身分證，從壽山公園的門口登上坡台，不到十分鐘，就抵達了要塞司令部。我把身分證遞給守衛的安全人員，說：「我是山下壽山寺的住持，我要進去洽公，解決問題。」守衛登記了以後，就讓我進去。一進辦公室，我直接說明來意：「我是壽山寺的住持，請問哪一位長官承辦拆除壽山寺，我有意見要說。」

有一位上校就站起來，說：「我是承辦的人。」他帶我到一張桌子的旁邊坐定以後，他先發言：「基於軍方的需要，超高的建築對我們監視海上的目標，有不利的影響，所以不得不請你們拆除。」

當時，我對他說：「上校！壽山寺是向市政府合法登記的建築，現在要塞司令部想拆除壽山寺超高的樓層，這對於我是沒有關係，因為我是出家人，十方為家，此處不留人，我就到彼處去。不過，對於你們拆除寺廟的作法，我不能不提出我的意見。

首先，你們拆除寺廟的時候，假如有記者拍了一張照片在國際版的報紙，就會喧騰世界國際，說台灣也是毀滅宗教、拆除寺院的地方，這樣並不好。再者，你也知道上週越南的政變，就為了總統吳廷琰不准懸掛佛教教旗，遭到佛教徒的示威抗議，最後把越南政府推翻了，吳廷琰還招來殺身之禍。

此外，壽山寺是高雄萬人出資所建，你們如果一定要拆寺，我不知道後果會如何，他們這些人會有什麼行為及舉動？今天我來不是想要求你們不拆寺院，而是站在維護國家安全、維護軍方平安，我才來給上校你們提供一點意見。」結果那位上校一聽，反倒緊張萬分地問我說：「那怎麼辦呢？」

我說：「很簡單，你們再去函一紙公文，讓市政府不要拆除就好了。因為壽山寺的超高，其實並沒有太高，而且不是什麼嚴重的問題。」他聽了以後，立刻就回答說：「我照辦，我照辦！」我則說：「謝謝！」就離開了。一場驚濤駭浪、滿天的烏雲，就這樣煙消雲散，輕易解決了問題，也保全了壽山寺。後來，我在壽山寺興辦佛教學院，成為我在高雄最初的弘法道場。

事後我在想，解決問題不要站在自己的利益上來講，要站在對方的利益關係及立場，替對方來想，這樣比較容易達成目的。人與人之間一切的管理、一切的事物來往，都要為人設想，那麼結果就大不同了。我想，這在管理學上，也是很重要值得參考之處。

四、借用場地風波

我初來台灣時，感到最困難的，就是與警察機關安全機構的接觸，一來我是從外省來的，二來我年輕，所以雖然是出家人，但是一直不能獲得政府的信賴。尤其大陸也在散播派了多少僧侶，來到台灣做情報工作的消息，這讓在台灣的我們，更是雪上加霜，生活就更加困難了。

尤其台灣的治安單位，也不管大陸怎樣的廣播訴求，全都照他們的廣播行事，可以說都為大陸的傳播在工作，全力為他們來辦事。像大陸說，派了多少僧侶來從事情報，那麼台灣就把我們這些大陸來的僧侶，當成是眼中釘、危險分子，當然大陸出家人的苦難，也就沒有了時，我還曾因此受過二十三天的牢獄之災。

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我記得在宜蘭雷音寺的時候，每個星期的半夜，都會被管區警察叫起來盤問。這半夜三更查問我個人倒也罷了，但是這當中有兩位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家，一位是在家的老太太，一位是老尼師，雷音寺是他們所有的寺院，我只是在這裡掛單借住，這樣一再驚動他們，我實在是不好意思，又感到很無奈。

有一次，那位管區姓鄭的警察想來借用雷音寺念佛會新建的講堂，做為考試的場所，我回答說：「不行！寺院是供人拜佛的，不是供警察來考試的。」由於沒有得到我的同意，他只好把我的話呈報上級。不久後，他們的局長就親自來洽談商借場地考試。我看到局長來了，就改變口氣說：「局長！借場地自然沒問題，只是先前你們管區有一位警察，經常騷擾我們，在這裡不得人緣。人貴互助，由於他一直找我們麻煩，因此我們寺裡的人，就不會有善意的回應，才會說不借。但是局長你來借場地，沒有問題的。」經過了這件事情以後，好像不到一週，這位警察就被調離開了。

從此，在宜蘭雷音寺的弘法活動，比如放映日本製作的幻燈片、青年集會、唱歌班、兒童班、學生會等，都獲得安全單位的認同，能可以做為一個青年弘揚佛法的基地。其實一開始，我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沒想到之後，這位局長也信奉了佛教，還影響到好幾位的國稅局長。甚至當時宜蘭警察局局長謝銀黨，也做了我們的信徒，我和他合辦的愛心媽媽運動，遍及全省，在台灣曾經對社會做過一些貢獻。後來，謝銀黨局長還成為警政署最高的警政署長、警界的第一號人物。

早期四、五十年前的警察，大概和我都有過好多的因緣，也因為我和警察多次打交道的關係，警察大學、警察學校都曾經找我去講演。我和他們說，出家人也是警察，我是勸人不犯罪，而你們是犯了罪才處理，可以講，我在上游防患於未然，如果我不能做好，你們下游的工作就比較辛苦。所以，你們警察要與我們宗教合作，共同維護社會的安全，不需要把宗教視為是嫌疑分子，這樣對社會不利。

我想管理學裡，最重要的是知輕重、識時務。所謂「不怕官，就怕管」，當時我對那個管區警察的要求，是有理由才拒絕他的，但是對於最高階的警察長官，他的權力很大，則不應該輕易得罪。因此，我們對於事情要懂得權衡輕重，要懂得利害得失；就像我當時能了解輕重，能識時務，因此一等到機會，當然也要表達我的意見，爭取一個公道。

五、在龍潭布教的故事

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左右，我在宜蘭的時候，關於警察，我還遇到了好幾個問題。有一天，我在龍潭偏遠的鄉村布教，當時我站在一個汽油桶上講說，台下集合了一千多人聽講。我才講到一半的時候，有一位警察就站在汽油桶旁邊跟我說：「下來，下來！」我心裡想，這可麻煩了，我若不下去，他會說我妨礙公務；我如果下去，這一場講演就會半途而廢，該怎麼辦呢？

此時，我忽然看見身邊一位青年歌詠隊的隊員吳素真小姐，他的皈依法名叫慈容，我趕緊叫慈容先代替我唱歌，維持信徒聽講的氣氛，然後我就下去和警察講話。我很不客氣的、態度也不友善的質問他：「你叫我下來做什麼？」他說：「戒嚴期中，你私自集會，現在趕快宣布解散。」

我聽了就說：「警察先生，解散是不行的。因為是我邀他們來聽我講經的，我怎麼能叫他們解散呢？假如要解散，你自己上去宣布。」他一聽就說：「我怎麼能去宣布？」我說：「你不宣布，那我講完了以後，自然解散。」由於他也不敢得罪群眾，只得說：「你要維護好安全，不要出事。」我說那是當然。於是我又上台把講座講完，然後大家也就自然解散了。

當然在這件事情上，我交了一個難題讓他去做，他不能解決，當然就只得給我方便，才能了事。所以，遇人處事，這也是一種管理上的方便。

六、要有合適的鑰匙開鎖

宜蘭念佛會常有一些年輕人來參加，當時出現了兩個問題人物，其中一個就是現在的慈莊法師，那時候他還沒有出家，叫做李新桃，在蘭陽女中教務處服務，也是學校自治會的會長，因為學校裡有一位音樂老師，有匪諜的嫌疑，所以喜好音樂的優秀學生，被槍決的有十餘人之多。他是自治會的會長，難免有嫌疑，因此，每一天警察都要盤問他。一個年輕的小姐，半夜三更被許多警察審問了大概一兩年，就變得不成人形了，天天都很苦惱。

我知道了以後，就想幫助他，但是那個時候我自身都難保了，哪裡能救他呢？不過，還好在拜佛的信徒當中，有一位刑事組長周德先生，我就找他來商量。我跟他說：「你能不能幫我解救這一位李小姐，他實在是被冤枉的，這一兩年來給警方這樣的詢問，限制他的活動，甚至來念佛都不准許。你能不能跟警方說，同意讓他來拜佛，得到心靈的安慰，這樣活得也比較快活一些，你能幫忙嗎？」

他一聽就說：「我來努力。」所以，經過這位周組長的疏通之後，李新桃小姐就可以公開前來念佛會，參加念佛了。從他家裡到念佛會，大概有一公里的路，他從此可以很大方的來去，警察也不干涉了。

再後來，我也趁機跟這位組長講：「李新桃在我們這裡唱歌，是歌詠隊裡歌聲最好的一分子，這麼一個優秀的年輕人，都沒有到過台北。這次我要到台北中國廣播公司錄製佛教的音樂唱片，你能不能請治安單位方便准許他，跟隨我們的歌詠隊，也一起到台北中廣去錄音？」我說我會負責安全，不讓他到別的地方，一定會跟著我去，也跟著我回來。

這位周組長很支持幫忙，表示這個不難。他向上級陳述之後，治安單位的領導者就同意讓我把李小姐帶到台北中廣去錄音，這套唱片裡面，李新桃小姐的音聲好，唱出的女低音相當受人歡迎。也因為如此，我開始一步步地，讓他到佛教的獅頭山旅行，參與佛誕節的廣播，還到台北為我辦的佛教文化服務處工作，甚至最後還隨我出家，法名慈莊，是佛光山女眾的大師兄。

我想人和人之間產生了誤會疑忌，需要人協助的時候，如果你的要求太多、太大，給人為難，對方會不敢擔當。因此，我只要求那位周組長讓李新桃來念佛，因為他自己也念佛，當然也歡喜人家來念佛，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讓李小姐能夠參與佛教的歌詠隊，以歌唱來弘揚佛法，利益大眾，周組長自己有信仰，當然歡喜佛法興隆，所以也願意挺身而出，繼續再幫助他。

就這樣子，慢慢解除了安全單位對李新桃小姐的看管、對他的虐待、對他的騷擾，最後恢復了他的人身自由，讓他不再受冤屈。所以他的出家，還有他家中的慧龍、慧傳法師，一家好多人都出家，這個不是沒有原因的。

再有一位就是在電力公司服務的陳秀平先生，他只是為了身上有一張被警方認為是嫌疑人物的名片，所以陳秀平就跟著有了嫌疑，此後警方也給他不斷的騷擾。後來他想方法從日月潭調到宜蘭的電力公司，請求我幫助他，我也請周德先生幫忙，解除了警方的監視盤問及看管，之後還做了我在台北創辦的智光商工副校長。

當管理上出現了癥結，得先找到癥結所在，要有化解的方法，才能解決問題。好比門鎖，必須要用某一種鑰匙，才能打開某一種的鎖。因此，要針對問題對症下藥，這有時候需要一點因緣，有時候需要一點時間，有時候需要一點人事。我在解決問題的管理上，從來沒有花費過金錢，都是運用智慧解決，想辦法解決，這在管理學上應該是很重要的學問。

七、我是從台北來的

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我們宜蘭念佛會的弘法隊到了花蓮去布教，其實過去在大陸，也有出去宣傳佛教，兒童唱歌等宣傳活動。那時候初到花蓮，也不知道輕重，我看好了布教的廣場，就租了一台三輪車，拿著擴音器就出去廣播，這個廣播詞是我寫的：「各位父老兄弟姊妹們，咱們的佛教來了！咱們的佛教來了！今天晚上七點三十分，在某某廣場，有某某法師宣揚佛法，以及唱歌說故事，歡迎大家來聽講。」

哪裡知道這樣子一講以後，花蓮警察局立刻派人找到我們的團，對著我們大吼：「是哪一位到花蓮來，不報告就敢集會傳教的。」所有的團員都嚇得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即刻挺身而出，說：「先生！是我。」對方馬上說：「你跟我到警察局來！」

到了警察局，有一位警官就說：「你沒有申請，怎麼可以在戒嚴期中，到花蓮集會、宣揚佛教呢？」我說：「長官！對不起，我是從台北來的。我在台北到處宣揚佛法，也都沒有報告，習以為常。所以到了花蓮，想說花蓮也是台灣的地方，不是什麼化外之區，因此不懂得要申請，非常抱歉。」

那時候「台北」兩個字代表著首都，對於花蓮偏遠的地區來說，是不容小視的，他一聽我說是從台北來的，不知道我是不是有什麼背景，一時也摸不清我的底牌，不免有所顧忌。我看他沉思了一會兒才說：「那你們要注意交通，注意安全。下次來的時候，要記得呈報。」我說：「好的，那是當然，謝謝指教。」因此，那天的布教就安全無事了。

其實，我的本意並不是想要威嚇他，只是無意中講出「我是從台北來的」，我確實之前在台北做過多次的布教。台北是首善之區，對於布教比較寬容，而且只是在屋內集會，這比較容易。可是來到鄉下的花蓮，情況又不一樣，那是在廣場，當時還沒有開放，想集會就比較困難。不過好在有個台北做為我的背景，警察就有很多的顧慮，只有跟我妥協，讓我完成當天的弘法講演活動。

說到管理，一來對人要有尊重，二來也要誠懇說明自己的立場，那麼這當中就有不可思議的效果。尤其面對問題的時候，能夠對症下藥，消除對方的疑忌與顧慮，讓他感到安心，就可以安全行事，解決問題。我想這在管理的問題上面，也是大家要重視的。

八、把佛誕遊行改為迎佛

說到與警察的往來，可以說在台灣的初期，我的經驗是非常豐富的。我記得也是在民國四十五年（一九五六）左右，在宜蘭為了慶祝佛誕節，要舉行佛誕遊行，我希望打響佛教的名號。不過，我想遊行事關重大，還是到警察局去申報一下，因此我親自到警察局拜訪了局長。局長一聽到我要申請遊行，他回答說：「糟糕！你不來申請的話，還可以遊行；現在你一來正式申請，戒嚴期中，我哪裡敢准許你遊行呢？所以，你不能遊行，不能集眾。」

我說：「很多人死了之後，送葬的人都在遊行，那他們都可以啊！」他說：「他們沒有申請，在街上走一下就算了。」我說：「那我現在也在街上走一走，不就算了嘛。」他說：「不行，你已經給我知道、已經申請了，我不能答應。」我覺得我確實有不周全的地方，只得打消了佛誕遊行的念頭。

時光飛逝，第二年很快又到了，我還是不死心，仍然想舉行佛誕遊行，擴建佛教在社會上的地位。由於宜蘭市有四十八個里，我就以「里」設立了四十八個念佛班，有光明班、菩提班、慈悲班等等班級，我要求每一班都舉行佛誕花車化妝遊行。

大家覺得這個花錢出力還可以，但是要花車遊行的話，哪裡有花車呢？那時候還沒有計程車，我說三輪車、小拖車、拖板車都可以做花車。他們勉強接受我這樣的建議，哪知道後來，連他們家裡的人都紛紛參與，全體動員，因為想要跟別的里、別的班級爭取榮譽，所以就都出來幫忙了。

宜蘭市只有五萬多的人口，結果那天的遊行，一下子就來了三萬多人，浩浩蕩蕩，可以說震動了整個宜蘭；整條的後街都沒有行人，只有在大街的中山路，人群集中遊行。警察看到那麼多的人，也不敢取締，只有幫忙維護秩序。我依著警察局局長說的「不要報告」，我這是迎佛，不叫遊行；由於我豎起了迎佛的大旗，也就平安無事，順利進行了。

所以，我覺得在人和事的管理上，我們不要對立，有的時候和緩一點，能語氣和緩、態度和緩、行事和緩，或是善用群眾的力量，也都能取勝。與安全單位的往來，要有對策因應，和平處理，就能夠安全過關。

九、壽山公園停車問題

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我在壽山公園門內，建立了一個壽山寺，可是在這個公園裡，警察是不准許停車的。偶爾有客人來，我雖然沒有汽車，但客人一來臨時停了車，我再叫客人把車開走，這是非常難堪的事情。不過因為是公園的規矩，警察奉命行使職權，也是無可厚非的事。

不過社會慢慢在進步，我之後辦了壽山佛學院，為了全體學生外出參學，於是買了一個中型的巴士，我也要停車，而且需要經常停在壽山公園門內。因此，警察就一直來取締，我也就跟他們一直周旋抗爭。警察沒有太用強硬的手段，我也沒有用特殊的方式來對抗，可是後來，他們卻想出了一個方法來對付我。我先前為了汽車的上下及進出，把登上壽山公園的三、四階坡台，做成了斜坡，以方便汽車出入。警方就正式畫圖，向政府申請，將斜坡恢復成階梯，這樣一來，我就沒有辦法停車了。當時我們彼此都沒有溝通交流。

有一天我在佛殿裡，正在為一信徒舉行皈依典禮，忽然有人通知，警察公然把斜坡打壞，要重新修整。我一聽這還得了，如果一修整，車子就不能停了，因此趕緊叫一個信徒下去，請他們停止。可是這個信徒洪呂淑貞很害怕警察，因為那時候台灣的警察很有權威，很有日本警察的遺風，他不敢去。我覺得事不宜遲，不能猶豫，顧不及還穿著海青，就直接從樓上如飛而下，趕到工程的現場。

我看見警察正在指揮工程，他們的水泥、工具也都帶來了，我即刻說：「你想要做什麼？」他說要修整這個地方，因為車輛不能進到公園內停車，所以要做成台階。我說：「這很嚴重！你不知道前幾天，蔣夫人前來訪問壽山寺後面的婦女習藝所嗎？假如說這些長官、蔣夫人再來，你們不給他停車，他停到外面再走進來，萬一走坡台時發生危險，你們負責得了嗎？未來還有其他的長官會來，如果他們的安全你們都可以負責，你們就做這個工程吧。」

警察一聽，就說我們怎麼能負責得了蔣夫人他們的安全責任？我說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做這個工程。警察聽了以後，覺得也沒有辦法反駁我的理由，就算了。其實，蔣夫人恐怕十年、二十年後，都不會再來了，他難得一次來訪問婦女習藝所，這是偶然的事情。但是我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不得不借用蔣夫人和那許多長官的名義，讓警方知道對於重要人物的安全，還是應該要有所注意及保護的，所以警察也只能低調處理，不了了之。後來，我那部載學生參學的巴士，終於得以在公園裡面停車，而公園裡也經常停了幾十部的車子，因此我對停車的爭取，也讓附近的居民、大眾都能受益。

總之，我們對於壓力，能夠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就好了。但是為了自身的方便，也不得不與各種外境、壓力，做一些周旋；在人我關係上，不得不用智慧、方便去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