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10　佛陀原來也是一位政治家

佛陀說：在重要的地方建塔。其實，佛陀並不需要人建塔紀念他，但是眾生要有信仰，要有中心思想，對國家民族才有安定的力量，社會才能和諧發展。佛陀關心社稷民生，但又超然於政治之外，所以你能說佛陀不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嗎？

台灣實行民主選舉多年，台灣的民主化發展，被譽為是人類走向民主的三種典範之一（另二為雅典民主與法國大革命），這是台灣人共同的驕傲。只不過台灣的民主政治至今還處在一個摸索、不成熟的階段，不說人民的民主素養不夠，就是各黨各派的從政諸公，也很難找出真正具有理想抱負、遠見宏觀、公平正義、無私包容等民主風範的政治家。

所以台灣雖有「民主」之名，卻無「民主」的實質內涵，只見政黨惡鬥、族群撕裂、省籍分歧、人民對立等社會脫序的亂象叢生。由此，不由得讓我們想起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他倡導佛性平等、打破階級制度、建立六和僧團，佛陀其實就是一位真正具有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偉大政治家；同時，他也是一位革命者，但是他不是向別人革命，他是向自己內心的貪瞋愚痴革命。

佛陀誕生在二千六百年前的印度，他本來是迦毗羅衛國的王子，名字叫喬達摩。二十九歲出家之前都是生活在王宮裡，與政治脫離不了關係，對社會的洞察也比一般人深刻。他發現自己每天雖然過著安逸優渥的日子，但是對於世間的苦空無常，以及人生的老病死生、貪瞋煩惱等，他都無法解決，甚至對人民的生活疾苦，他也無法幫忙，所以感覺到政治不究竟，政治無法徹底解決人生所有的問題，因而萌生出家之念。

佛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超越政治之外，另外尋找方法來為人民創造一個真正得以安身立命的理想世界，因此放棄王位，出家修道。但是在他的身上，還是流著宮廷皇族的血液，因此，即使後來悟道成就佛果了，也是到處「弘法度生，示教利喜」，可以說，這也是政治的另一種形式推動，是另一種政治理念的傳達。

說到政治，一般人總把政治和「權力角逐」，甚至跟「權謀鬥爭」畫上等號，因此認為政治很齷齪。其實，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政治就是一個理想，就是國泰民安。舉凡國家主權的認定，以及軍事、外交的發展政策，這些固然是政治；小至個人生活的衣食住行，包括經濟、教育、治安、環保、交通，乃至食安、社福、就業等，可以說都與政治息息相關。

我們在人間生活，既不能離群索居，也不能離開社會，自然也與政治脫離不了關係；因此，佛陀雖然希望超越政治，但是不能不關心政治，因為「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甚至佛教講「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四重恩之一就是國家恩，每個人都需要國家政府來保障生命財產的安全，所以不分出家、在家，愛國是人人都該有的責任與情操。對於當今一些人都反對佛教徒參與政治，政治是每一個人的權利，你叫出家人不參與，他不是受刑者，他不是被褫奪公權的人，你對出家人這樣的錯看，不覺得很罪過嗎？不覺得很無知嗎？

即使是成道的佛陀，當琉璃王發兵想要征伐佛陀的祖國迦毗羅衛國時，佛陀為保護祖國，他依照當時印度的風俗，每當軍隊出征時，如果遇到出家沙門，就應該停止戰爭，所以佛陀特地在琉璃王大軍經過的道路中靜坐。

琉璃王眼見佛陀靜坐路中，大軍不能前進，只得下車對佛陀說：「烈日豔陽，路中不宜久坐，何不坐到枝葉繁茂的大樹下比較清涼呢？」佛陀說：「親族之蔭勝餘蔭！」佛陀的這一句話，意思是說親族也如大樹的庇蔭，國家民族的庇蔭，比什麼蔭涼更重要啊！琉璃王聽到佛陀慈悲的聲音，也不能不深受感動，即刻下令回軍。

佛陀不但端坐路中救祖國，尤其，他感於一個國家的興衰，與君主的道德有關，所謂：「君主賢能德政，則國運必昌，人民幸福；君主失德，則國運必墮，人民痛苦。」佛陀為了度化當權的國王使其實行仁政，藉由他們的力量來制定，甚至推行、落實一些良善的政策，以此達到福國利民的目的，因此，佛陀成道後，經常出入王宮說法，為印度許多大國的君王開示仁王治國之道。也為此，從佛陀時代開始，佛教與政治就一直維持著密切的關係。像即使到了現代，佛陀講述的《仁王護國經》，還在北傳大乘佛教中流傳。

佛陀成道後不久，為了履行出家前與頻婆娑羅王的約定，特地來到摩竭陀國為頻婆娑羅王說法，不但度化國王與韋提希夫人雙雙成為佛教的護法，連帶也使得全國八千多個村里長，後來都皈依了佛教。

頻婆娑羅王的兒子阿闍世王，最初由於聽信惡人提婆達多的煽動，因此謀害父王，篡奪王位；後來心生悔悟，向佛陀祈求懺悔。佛陀為他開示：世界上有兩種人可以得到真正的快樂和幸福，一種是修善不造罪的人，另外一種是造罪而知道懺悔的人；現在大王知道悔過，所謂知過必改，就是一個好人，只要能懂得時時懺悔就好。

佛陀也告訴阿闍世王：以後要以法治民，不要行非法的事；要以德化民，不要暴戾。多行仁政，善名美德就可以遠播四方，一定會受到眾人的尊敬，即使想不服從也不能。

佛陀這樣的教化，甚至影響後來印度阿育王的統治。因為阿育王凶猛專橫，被他以武力征服的國家，人民在迎接他的時候，都面露仇恨的眼光。阿育王感到自己並沒有獲得百姓的擁戴，於是改以施行佛陀的慈悲、恩惠，人民才真正心悅誠服，轉而感謝阿育王。所以，阿育王領悟到：力的征服，不是真正的勝利，法的勝利，才是真正的勝利。

佛陀還告訴阿闍世王，過去的事已經過去，沒有計較的必要，從現在起如何自新，才是真正要緊。你行善安心，當下就能得到快樂，進一步更能在佛法裡求證無為佛果，你就可以解脫得度了。

阿闍世王聽了佛陀的開示後，對生命重新燃起希望和信心，當下改過懺悔，皈依佛陀。後來更經常乘車上靈鷲山向佛陀請法，到現在，當地還留有當時阿闍世王中途停車休息的遺蹟。

另外，憍薩彌羅國的大王波斯匿王，因為兒子祇陀太子，將林苑賣給須達長者，由長者發心為佛陀建設祇園精舍（也就是佛經裡經常提到的「祇樹給孤獨園」），波斯匿王好奇，便率領群臣到精舍拜訪佛陀。

當時佛陀告訴波斯匿王「四小不可輕」的道理，並且說明，身為一個國王，應該愛民如子，不要以為做國王是來壓制人民的，要嚴厲克制自己的惡念，要以寬大對待別人。生命是平等的，世間上沒有什麼比生命更可尊可貴的了，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他人的痛苦上，要幫助苦難的人，要安慰煩惱的人，要救濟有病的人。特別是站在王者的地位，不能聽信阿諛的言詞，要知道王者是來為人民謀取幸福，而不是要人民都來為王者服務。

佛陀同時也為波斯匿王開示宇宙人生的真理，佛陀說：世間上不論是貴為王者，或貧如乞丐，苦空無常的現象、老病死生的循環，是誰也不能免除的。當人壽命終結的時候，形體與神識分開，再恩愛的夫妻、再相知的患難知己，於死後的世界裡也不能作伴。唯有善惡的行業，如影隨形，盡未來際都在跟著我們。

一個人如果平素沒有善的行為，後世絕不能獲得幸福，現在的幸與不幸，都是過去業力的感召。為著未來的幸福，就應當不要忘記今生努力修善；自己所造善惡業的因，都要由自己承受果報，沒有別人可以代替。而修善學道並非一定要出家，學道修行是不分什麼人的，做國王的人，一樣可以修行；就是出家者，也是一樣要參與政治，愛國愛民。

波斯匿王聽了佛陀的開示後，打從內心懇切信服，從此皈依佛陀，成了護法的得力弟子。

由於佛陀善巧的為國王開示仁王之道，他們受到佛陀的感化，不但皈依佛教，成為佛教的護法，並且將佛法真理應用在治國安邦上。今日，有一些無知的民眾，一直嫉妒佛教徒參與政治，是你真的不懂得自由民主的真義？還是你踐踏宗教呢？這在將來都有因果業報的。

國家社會安定，百姓自然受惠，這就是佛陀對國家政治的關心。佛陀關心政治，但他不講權力，完全講和平，佛陀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是轉輪聖王的仁王之治。所以，後來太虛大師依佛陀的教法指出「問政不干治」，獲得全國人民的認同肯定，所謂「問政不干治」，指的是佛教徒要關懷社會、關懷國家，也就是政權是可以問的，但治權如警察局長、情報局長等則不為也。

佛陀透過真理的化導，希望從內在的精神去感化從政者實行仁政，藉此達到清明政治的目的，這就是佛陀對於政教關係重要的指示。

佛陀開示仁王治國的理念，在佛教經典裡處處可見。例如，在《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裡，佛陀開示：民心不安，是國家之危，所以領導者應常掛念百姓，如心繫自己的幼子一般。

又如，在《如來示教勝軍王經》中，佛陀告訴身為國王者：對於國內所有眾生、僮僕、大臣，都應以「四攝法」（布施、愛語、利行、同事）來看顧攝受。

在《長阿含經》裡，佛陀說君臣和順，上下相敬，能夠如此，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在《佛說孛經》裡，佛陀指出，在上位者能做到：順事師長、率民以孝、謙虛上下、仁和其性、救危赴急、恕人愛物、薄賦節用、赦恨念舊等八事，人民的生活自然安樂。

而在《法句譬喻經》中，佛陀提出，為王之道當行五事：一、統理萬民，須公正公平，不能有冤屈之事；二、儲備人才，要用心並且給予教育；三、勤政愛民，廣修福德；四、不聽信讒言，而能察納正直的諫言；五、潔身自愛，不貪圖享樂。

除了國家最高領導者應具備慈悲、能力、公正、守法等條件以外，在《增壹阿含．結禁品》裡，佛陀也舉出執行政令的官員必須具有：不貪汙、不暴怒、不諉過、不怪僻、不慳吝、不犯法、不磨人、不重稅、不嗜酒、不好色、不自私等內涵品德，才能行法不悖，利益眾生。

此外，《中阿含．雨勢經》中也記載了佛陀對政治的看法。有一次，阿闍世王要發兵攻打跋耆國，特地派遣雨勢大臣向佛陀請教戰略。佛陀早已經知道雨勢大臣的來意，故意對站在身後的阿難開示跋耆國所以富強的治國七法：一、常開會議；二、上下和合；三、尊重法治；四、以禮教化；五、孝親敬師；六、護持宗教；七、接應四方。

佛陀與阿難對話以後說，像這樣的國家，別人要征討能勝利嗎？雨勢大臣聽了後虔誠頂禮佛陀說：「我懂得了，跋耆國施行仁政，別的國家是無法攻打的。」雨勢大臣向佛陀告辭，並且把佛陀的意思回覆給阿闍世王。由於佛陀的權巧智慧，免除一場戰爭。

佛陀主張以議會制度，推行民主法治來決定全民的利益，這就如同今天的立法院、監察院等，也要經常召開會議。早在二千六百年前，佛陀已經有了先見之明，所以英國政治名著《印度的遺產》一書當中提到：「現代民主國家的會議制度，便是從佛教的思想中繼承來的。」美國柏克萊大學蘭卡斯特教授也曾發表文章提到，佛陀時代有「三番羯磨法」，這與現代民主議會立法的「三讀通過」，有共通之處。可見佛教非常注重民主精神和大眾意見。

佛教是民主思想的啟蒙者，佛陀對政府治國之道的精闢看法與理念，當今政治人物，如果都能夠謹記在心，並且依之而行，應用於治國濟民，那真是國家之幸，人民之福了。

只可惜，佛教這許多美好的治國理念，一直未能普為世人所重視，當然就更遑論傳播和應用了。這當中，主要是因為一般人總是把政治和宗教強硬的劃分界線，認為「宗教的歸宗教，政治的歸政治」，甚至很多佛教徒也存在著錯誤的觀念，他們以避談政治為清高，以遠離政治為無求。

其實，認為佛教不應與政治有所牽連，這是不懂得佛教流傳歷史的無知表現；再說，國家明文規定，參政是人民應有的權力，既然如此，除非把佛教當成化外之民，或是視為被褫奪公權的罪犯，否則為什麼不能關心政治呢？自己本身不懂得所謂自由民主政治，還要信口雌黃嗎？政治不就是關心眾人的事嗎？因此，認為佛教徒不能關心政治，說這種話的人，分明是在踐踏宗教信仰，是妨礙信仰自由，也表示自己的幼稚無知。

佛教與政治不但關係密切，彼此也有異曲同工之處，包括：

一、政治是管理眾人，維護社會秩序的團體；佛教是教化眾生，淨化社會人心的力量。

二、政治希望人人能夠安和樂利的生活；佛教要求人人能夠慈悲喜捨的做人。

三、政治是重視法紀，要人人守法；佛教是慈悲懺悔，要人人自律。

四、政治是維護治安，保衛國家；佛教是救苦救難，擁護國家。

五、政治以財力、軍力、權力，治理國家；佛教以德力、法力、心力，輔助國家。

六、政治對於功和過，重在事後的賞罰；佛教對於善與惡，重在事前的防範。

換句話說，佛教與政治是彼此相輔相成，互補互需的，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例如：佛教能影響帝王的施政理念，輔助帝王的修身、治國、平天下。諸君也都看到了，舉世歐美西方國家的領導者在就任宣誓時，哪一個不是靠基督教為他們加冕授證，你就會知道政治需要宗教了。

如前述提到，佛陀成道後，不但度化頻婆娑羅王、波斯匿王等，成為佛教的護法，甚至佛陀涅槃後，原本凶惡殘暴的阿育王，自從皈依佛教之後，一改而為仁慈愛民的君王。乃至後來的迦膩色迦王、戒日王、彌蘭陀王等，也都遵循佛陀教法，以法治國，建立清明的政治，在印度史上寫下輝煌的一頁。就是在中國歷史上，隋唐盛世，不就是佛教最興盛的時代嗎？

不僅如此，我們看到，佛教傳到中國後，從魏晉南北朝起，朝廷不但設有僧正、僧統、僧錄司、大僧正等僧官，歷代的僧侶與帝王也常有密切的合作往來，當中或有輔弼朝政被尊為國師者，或有轉而出仕朝中貴為宰相者。

像道安大師曾說：「不依國主，佛法難立。」甚至於慧遠大師說：「袈裟非朝廷之服，缽盂豈廟堂之器。」而提出「沙門不敬王者」的主張，更把佛教超越政治之上了。

又例如，隋朝的天台智顗，唐朝法藏賢首、悟達知玄，以及清朝的玉林通琇等，他們還經常被禮請到皇宮講經說法；尤其，居南陽黨子谷的慧忠，受唐玄宗、肅宗、代宗三朝禮遇，被尊為國師；而歷經七代帝王也被封為國師的澄觀大師，當他編纂的藏經完成時，皇帝還特別為他舉辦落成法會，並且頒賜紫袈裟。

至於被皇帝延請出仕朝中為宰相者，如宋文帝禮請慧琳為宰相，日理萬機，時人稱為「黑衣宰相」；唐太宗向明瞻法師請教安邦定國之道，明瞻陳述以慈救為宗，太宗聞言大悅，尊為帝相，並且下詔普禁屠殺，建齋行道。明朝姚廣孝本為道衍禪師，永樂皇帝愛其英才，敕令還俗輔佐朝綱，對明初的清明政風貢獻很大。

乃至「緇衣宰相」劉秉忠挺身而出，輔助元世祖立朝儀、定制度，勸誡帝王避免濫殺無辜，因而保住了漢人的生命，救度了多少蒼生。他們這種救世救人的胸懷，佛教應將之定位為菩薩。

此外，歷代對國家政治深具影響的出家人也非常多，譬如南北朝時代戰亂連連，當時的石虎、石勒雄據一方，嗜殺成性，遭到無辜殺戮的百姓非常的多。西域高僧佛圖澄為解救生靈免於塗炭，決定要去度化這兩位殺人如麻的魔王。於是他獨自到軍營去見石虎、石勒，並運用神異的法力，讓兇殘的石虎、石勒下跪懺悔，從此一改殘暴的本性，尊禮佛圖澄為師，凡有國事都請教於佛圖澄。你說，出家人能不關懷社會政治、救苦救難嗎？

就是七十年前中日抗戰的時候，多少的僧侶把寺廟奉獻出來，供給國家的軍民居住；樂觀法師組織僧侶救護隊，太虛大師代表國家到中南半島、印度宣揚抗日的意義，這許多僧侶愛國的行為，你能說他們不應該嗎？

值得一提的是，五胡十六國時期，前秦苻堅慕名道安大師，當他攻破襄陽，所獲財物無數，但都不以為意，獨以能得道安大師一人而欣喜若狂，曾說：「朕以十萬之師攻取襄陽，唯得一人半。」此一人指的就是道安大師，並且將他視為「國之大寶」。

後來，苻堅又派遣呂光率領七萬大軍，討伐龜茲及烏耆諸國，囑咐呂光攻下龜茲時，從速送鳩摩羅什大師入關。後來，才由信仰三寶的姚興迎接，待以國師之禮，並且把國家的逍遙園做為鳩摩羅什佛經翻譯的道場，宣揚佛法。

當時，這些高僧大德假如沒有參與政治，或是佛教如果不能在治國的政治方面有所指導，這許多帝王又怎麼會信仰佛教，又怎麼會護持佛法、減少殘殺人命呢？

又何來有唐太宗為玄奘大師翻譯佛經撰寫︿大唐三藏聖教序〉，以及武則天讚美佛教所作的〈開經偈〉，乃至清雍正皇帝敕脩《大藏經》呢？

甚至佛陀成道後如果沒有遊化諸國，出入王宮說法，頻婆娑羅王就不會在王舍城郊建竹林精舍供養僧眾，祇陀太子也不會與給孤獨長者共建祇園精舍；阿闍世王也不可能在佛入滅後，護持第一次的經典結集；佛陀十大弟子行化各地時，也不會有國王支持他們傳教、辯論了。

由此可見，政治固然需要佛教的輔助教化，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學之母，研究佛學可補科學之偏。」「人民不可無宗教之思想，蓋教有輔政之功，政有護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並行不悖。」又說：「佛法可以補法律之不足。法律防患於已然，佛法防患於未然。」可見，佛教可補政治之不足，相對的，佛教的弘揚，也要靠帝王的護持，才能普遍推廣，政治需要佛教來輔導，才能國泰民安。因此，佛陀最後把護法的責任交付王公大臣，就是希望國王不但要保護國家人民，對宗教也要尊重愛護。

佛教救苦救難並不要功勞，但是不能不關心政治；政治既是管理眾人的事，那麼談社會、談眾人的事，就是政治。

因此，佛陀救災恤貧、敬老撫孤，乃至派諸大弟子到維摩居士的丈室去探病問疾，這些都是佛陀對社會人民的愛護，是佛陀對國家前途的關心。甚至臨涅槃前，阿難問未來的事，佛陀說在重要的地方建塔。其實，佛陀並不需要人建塔紀念他，但是眾生要有信仰，要有中心思想，對國家民族才有安定的力量，社會才能和諧發展。

佛陀關心社稷民生，但又超然於政治之外，所以你能說佛陀不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嗎？但是如果我們說佛陀是一位政治家，難免又有褻瀆佛陀之嫌，因為佛陀其實是一位慈愛眾生的宗教家，也是一位充滿道德勇氣的革命家，更是一位善於傳授經驗、能幫助眾生開發潛能的教育家。

佛陀因為覺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理，因此成為大智覺者。他為了替眾生解答生死的迷惑、提供眾生自我解脫的方法，故而降誕於世，所以佛陀是真正能為眾生指點迷津、能夠指引生命方向的偉大思想家，也是人類的教世主。

《金剛經》說，佛說眾生，即非眾生，是名眾生。同樣的，我們也可以說：「佛陀是政治家，即非政治家，是名政治家。」甚至，佛教講「出家無家處處家」，因此，說佛陀是政治家、教育家、革命家、思想家等，其實，佛陀什麼家也不是，佛陀，他就是佛陀！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刊於《人間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