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30　教育篇 佛教要進入校園

在我青少年的時候，住在南京棲霞山寺，在當時寺院是非常關閉的，少有與信徒外人接觸。而我在二十歲前由於生活動盪，加上幼年便進入寺院生活，因此並沒有看過學校，學校是什麼樣子，我也並不曉得，但是在那個時候，我的心中就有一個志願，將來我要辦一所大學。

記得當時我們的生活沒有報紙看，事實上也不准我們看報，偶然在路邊撿到一份舊報紙，知道報紙的傳播力是無遠弗屆的，於是就想到我將來也要辦一份報紙。在那樣關閉不與外人接觸的叢林寺院裡，怎麼會升起辦一所大學、一份報紙的念頭？想想，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因緣？可見強制關閉的人生是沒有用的，因緣會在精神、在心理、在虛空裡運轉，它還是和整個大自然有著息息相關的關係。

辦學

在二十一歲時，我領了我人生的第一份職務，那是在我的祖庭江蘇宜興大覺寺附近，有一所國民小學叫做「白塔國小」，承蒙宜興教育局一位姓任的局長，看我來自南京，便要我擔任這所國民小學的校長。我當然不懂得怎麼辦學，但機不可失，我想，我還是可以做中學、學中做。於是我也就承擔下來，這一做，也就做了將近兩年的時間。

後來隨著僧侶救護隊到了台灣，在台灣，知道教育正在發展，心裡很羨慕這些青年學子能受完整的教育體制，從小學、中學、乃至於大學、研究所。我們這些沒有受過正規教育，只是在山中寺院裡面讀經、禮佛、參禪、思惟的僧青年，在那個戰火紛擾的時代，聽著那許多不懂教育的長老們，天南地北的講說著關於他們人事物的故事或叢林奇譚。在這樣的教育成長下，讓我對社會正規的學校教育非常的羨慕和嚮往。

記得十八歲的時候，中日戰爭結束，國民政府在南京復員，許多教授從重慶隨著政府來到南京，大多住在棲霞山等候派令。其中，有一些教授跟我談起，並且認真的對我說：「你可以來讀教育學院。」

我也很如實的對教授說明，我是一個沒有學歷、沒有文憑、沒有讀過高中、初中、小學，甚至是一個沒有看過或接觸過學校的人，我的全部生活就是在這棲霞山寺裡面，怎麼去讀教育學院呢？

教授說：「沒有關係，我們可以集合幾位教授一起推薦，你就可以正式進入大學讀書了。」於是，我把這位教授的意見向師父志開上人報告。聽完我的敘述，師父當下給了我一頓呵斥，怪我還想讀什麼大學，我也聽從師父的話，被教訓以後，就斷了讀大學的念頭。

直到來台灣以後，我在宜蘭與年輕人、教師們往來、學習，甚至在寺院裡辦起文藝班及文理補習班，這樣的生活，讓我又再次萌生辦學的想法。因為我知道，若要弘揚佛法，佛教內必須要教育人才。尤其那時候，我已經在文化領域裡有所參與，例如擔任《人生雜誌》的主編、《覺世旬刊》的總編輯，但是我也知道，文化雖然有力量，文化能可以傳教，但是文化也需要教育人才的培養，才能發揮力量。特別是在那個戒嚴的時代，文教弘法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因此我希望能和社會上的學校建立起一些往來的關係。

突破困難

當時有一位宜蘭的青年學生鄭秀雄，在台北師範學院（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讀書，他發動社團，邀請我到學校裡做一場講演，並且約定好講題，海報也張貼出去了。我心裡想，能可以到大學校園內講說佛法，是我生平的志願，因此非常的歡喜接受邀請。在講演當天，我從宜蘭乘火車到台北，預備到學校講演。但是，一到了台北車站，迎接我的鄭秀雄卻對我說：「師父！學校不准出家人到學校講演。」

我一聽，好像一盆冷水突然往自己身上一潑，澆熄了我的雄心士氣，我很在意的說：「為什麼不准出家人進入學校講演呢？」當然，那個時候問這個問題，是沒有答案的。不過，後來我得知，還是佛教的人士到國民黨的黨部去說：「不可以讓星雲法師進去校園裡面講演。」

這事件發生後，我與前往大學校園內講演似乎有著緣薄情深的感受，好像沒有了這個因緣。不過，我並不死心，努力想辦法突破困境。不久，我邀請日本東京大學知名的水野弘元教授到台灣講學，他是一名日本出家人，也是國際著名佛教學者，我問台灣大學：「水野弘元先生這一位日本教授，你們要請他來講演嗎？」台灣大學一聽說可以邀請到這位國際知名的學者，當然表示非常歡迎，於是，我就帶著水野弘元教授前去台大做了一場講演。在日本，他雖是一位和尚，但穿著都是現在家居士身的樣子；不過，我心裡想，我終於突破困境，把和尚帶進台灣大學講學。這麼重要的一件事情，讓我在心中也暗自歡喜許多。

當然，在台灣大學講演的志願一直沒有忘記，一直到二○○四年，台灣大學政治系的張亞中教授邀請我前往台大法學院講了一場「禪門的自覺教育」；二○一○年，時任台大校長李嗣涔博士，親自邀請我為學校的師生講「我的學思歷程」，他並且在現場從頭聽到最後。記得當時我說了一段話：「能在七十多歲的老年生涯裡，到台灣大學與教授及學生們見面講話，心裡感到非常的榮幸。」我也說到，自己一生的學思過程，受的是寺廟的教育，可以說是一種心靈的提升。但是近八十歲的人生，很難用幾句話帶過，因此我以十年做一個時期，把它歸納為：

第一個十年，一到十歲是「成長時期」；第二個十年，十到二十歲是「學習時期」；第三個十年，二十到三十歲是「參學時期」；第四個十年，三十到四十歲是「文學時期」；第五個十年，四十到五十歲是「歷史時期」；第六個十年，五十到六十歲是「哲學時期」；第七個十年，六十到七十歲是「倫理時期」；第八個十年，七十到八十歲以上是「佛學時期」等八階段……每個時期，都讓我有所體悟、獲益良多，而我的學思歷程，確實也循著這樣的狀態慢慢地發展。

除了我在台大有了這樣的講演，前前後後各大學也邀請我做一些講座。此外，我還受聘於文化大學擔任印度文化研究所所長，台中東海大學邀請我在人文科系裡擔任客座教授，我感覺到佛法就要進入校園了。但是，佛教對教育的管理，並沒有一定的計劃與方針，也從來沒有注意到教育這一環，只重視寺廟行事。其實在過去，寺廟就是叢林，叢林本來就是學校，我們知道，古代的文人學士從寺院讀書出來的也是很多，如劉勰、昭明太子、劉禹錫、范仲淹、呂蒙正、曾鞏、王安石、王陽明等。此外，近代的梁漱溟、趙樸初等人都是佼佼者，他們借重寺院的藏經樓讀書，並沒有倚重出家僧侶做老師。雖然在寺院裡讀書，考取功名後，做了官、發展起來，但和佛教來往，也僅止與出家人做方外之交。由於也有很多教授跟我做了方外之交，這樣的因緣，讓我又興起辦大學的念頭，對於辦學初步的管理型態，我心中也就有了規劃。

我曾經向政府遞出准許我辦學的申請書，甚至我都跟蔣經國總統當面要求說，讓我為佛教辦一所大學。因為基督教或天主教都辦有大學，如輔仁大學、東海大學、中原大學、東吳大學、靜宜大學等，但佛教信仰人口最多的台灣，卻沒有一所佛教辦的大學，這對世界華人的歸心，有了一個缺漏。如果讓佛教辦一所大學，華人子弟從海外回來時可以修學，這對國家有很大的利益並且加分。

但是，蔣經國先生聽過我的話也沒有任何回覆，可見得，佛教要辦教育確實困難。不過，那時候，政府教育廳經常到佛光山舉辦各類的教育活動，或是召開校長會議等，我都樂於把山上的殿堂或者適合的空間提供給他們使用，並且提供朝山會舘給他們吃住，他們一致認為這裡是一個學術會議的場所。因為這樣的關係，我和教育廳長陳倬民先生相識，並且跟他提出讓我們為佛教辦一所大學的想法，他聽了以後也沒有說什麼就離開回去了。過了多年之後，他又有一次上山，我再次跟他提到要辦大學一事。他回答說：「我不是已經批准你辦大學了嗎？」我說：「沒有啊！從來沒有接到你的一紙同意我辦大學的公文函。」他馬上回答我：「不是有一個華梵大學？我批准了啊！」我說：「喔！那是曉雲法師。」他說：「哎呦！我把曉雲法師當成是你了，抱歉，抱歉！」這也是一樁趣談。

開墾校地

有一段期間，教育部限制私立大學的設立，讓我要成立大學的願望，又無法進行。雖然在開山後第九年，也就是一九七七年，佛光山辦了普門高中，但我還是感到不能滿足，我一定要為佛教辦一所大學。直到政府再度開放民間辦大學，我認為這是一個機會，教育部也同意讓我先定名，於是我就取名「佛光大學」。本來我要把大學設在高雄，當時也承蒙前高雄縣長余陳月瑛女士積極地為我們尋覓校地。他很熱心，連春節都不放過，一有時間，就來陪我在高雄四處尋找適合的校地；甚至，他幫忙我把高雄縣議會議長及議員都邀約來佛光山，讓我來請他們協助，同意我在高雄能有一塊地來辦學。

當時的議長吳珠惠對我說：「現在辦學校找校地，沒有政府來協助或補助的，這些都是需要自己購買的。」我說：「購買可以，不知道哪裡有校地可以讓我們購買？」他回答我說：「在仁武，現在的老人仁愛之家附近（現在國立高雄第一科大校區附近）。」不過，他說土地要三萬塊一坪。我一聽這山坡地要三萬元一坪，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聽錯，辦個大學是需要三十公頃土地才可以辦學的。不過我估計，即使我傾家蕩產，把佛光山都給賣了，也買不了大學一半的土地，我覺得辦大學又沒有希望了。

又過了不久，宜蘭礁溪鄉鄉長陳德治先生對我說：「礁溪有一塊校地，你如果要來辦學很歡迎，這裡有六十公頃，只要兩億元就可以，可以讓你購買辦學。」我一聽，這是很好的機會，想想，北有佛光大學，南有佛光山，這樣也是很好。我如期前往探勘陳鄉長說的那塊土地，那是一片山坡地，都是樹叢森林雜草，從哪裡到哪裡，我哪看得出來呢？我也不管它好不好，就胡亂地先把它買下來再說了。所以，我就用兩億元接收了這片六十公頃的山林，也就是現在佛光大學的所在地。

可是，當時台灣對於山坡地的管理、水土保持等條例都有許多嚴謹規範，我整整用了十年的時間，而且也花了十多億元，進行水土保持及大地工程，設涵洞、建橋梁等等；政府一直還不能讓我通過可以進行地上物開始興建的審核，因此，地面上的一磚一瓦都還看不到。然而，辦大學風聲一出去，不斷有人問我：「大學呢？大學呢？」我實在無力回應，也很難回答。好比過去日月光集團的創辦人張姚宏影女士，曾經拿了五千萬元要讓我辦大學，我說：「不成，等我要辦的時候才可以接受。」他說：「不能，到了你要辦的時候，萬一我沒有錢，就拿不出來了。」我說：「不行，你捐了錢給我，我大學還沒辦好，你要問我大學在哪裡，我交不出來。所以，等到我要辦的時候，我才可以接受你的心意。」

永不退票

一九九六年，剛好有一位黃中天先生，向教育部申請在嘉義辦了一所南華工學院，已經有了建設許可登記證明，他說，他要讓渡給我，只要我去建校就能開學。我聽了也很興奮，心裡想，這樣也好，北部的佛光大學，就先讓它慢慢的跑行政流程做環境保護的申請；南華的這塊校地，也有五十餘公頃的土地，而且已經有了執照，我就先接收下來。校地旁邊還有一些農地，於是我們就用佛光山的名義先把它買下來，等到將來大學要用了，我們再捐給大學使用。於是，我們簽約接辦了南華大學。

由於接辦的時間點，剛好在春節左右，我們就再向教育部申請進行大學招生，希望在同年秋天啟教開學。就這樣子，我一下子開辦兩所大學，在那個時候，真是備感吃力。當時，教育部收到我們要在秋天開學進行招生的申請，馬上派了次長前來視察。他說：「你這裡，一個教室都沒有看到，要想在九月開學，你在做夢啊？」我說：「次長，只要你肯得成全我們，對於校舍的建築，以及九月開學的招生，你儘管放心。」他回答我說：「我還是不能相信你。」

儘管如此，校地有了，校舍也開始動工建設了，但當時我們並沒有校長的適合人選。後來，聽人介紹，時任大陸委員會文教處處長的龔鵬程先生，是一位優秀的人才。我一聽，也不認識，就在高速公路上，打了一通電話給他，跟他說：「你能來當南華大學的校長嗎？」他聽到我這樣子的邀約，也非常歡喜爽快的答應，我們就這樣，在電話裡面敲定了校長人選。另一方面，我心裡也想，雖然教授師資難求，但即使來了很多教授，對於我辦學的理念，大家也不盡然認同與了解。所以，我就對龔鵬程教授說，我們先從研究所辦起吧。

是年九月，南華的校舍、教室、圖書館等，一個大學所需的基礎規模完成了。於是，我邀請當時副總統連戰先生的夫人連方瑀女士前來剪綵啟教。南華大學終於先行開學了，這讓我對萬千盼望並且幫助我辦大學的信徒、功德主，所謂的「百萬人興學委員會」，有了些許的交代。說實在的，那時候我還真的有些迫不及待的心情，尤其想到我一心要為佛教辦大學，佛光大學的建設卻遙遙無期，一直為了水土保持在行政程序上糾纏不清；現在，有了這個機會，我想先把南華大學辦起來，也可以對社會、對信徒、對有心於教育辦學的功德主，有了承諾上的交代。因為我一生講信用、不退票的性格，我覺得要給社會、要給一同努力的工作人員信賴，我想「信用」在管理上是很重要的。

辦大學開始運作了，招生、財務、管理等等如所謂的「開門七件事」，也就隨之而來。南華大學，位在嘉義縣大林鎮，因為地處偏遠，彎彎曲曲的道路，在對外交通上，不是很方便。當時，為了能夠招生，我就宣布：「凡是來讀南華大學的學生，四年不收學雜費。」我想，用這種優待方式，來讓我的學校能夠開張、成長，但是，好友高希均教授卻持不同的看法。他說，大學不是救濟機構，它應該還是要講究品質，學雜費應該要收。不過，話既然講出來了，我就要有信用。

其實，我最初的意思是，啟教第一年來讀的這一班的學生，可以給他在這裡四年免費讀書；不意，大家把我的話解釋為，啟教前四年來南華大學可以免費讀書。我一聽，雖然知道我力不能擔，但是我還是勉強接受了。所以在那初期四年中，我都沒有收學費。後來，學校又跟我說：「你講四年不收學費，我們第二、三、四年招生，每一年都會有千人以上的新生入學，四年大概有六、七千人，每年要免收學費。」這一下子我可慘了，實在說，幾乎這一個大學的擔子，我挑不起來、也沒有力量來承辦。

辦大學，就像無底深坑一樣的支出，就是有「百萬人興學」，每個人每個月一百元、一百元的幫助我，我也幾乎不能負擔這將近數十億的財務；即使我把佛光山的所有淨財結餘，統統用來填補這個深坑，甚至讓佛光山貧窮也不夠使用。

沒有多久，佛光大學也開學了，就這樣，這兩所大學，除了要花幾億元為他們建校舍、宿舍、運動場等等之外，每年這兩所學校的經常費預算，都要幾億元以上。可以說，這二十多年來，我為了這兩所大學一直很努力，而佛光山也跟著我苦不堪言。只是說，我們真的為佛教辦起大學來了，這樣的歡喜，也就讓我們不去計較什麼了。

所謂有志者事竟成，我想，管理就是不能畏懼，遇到困難要想出方法；教育要發展，要有政策，教育要長遠，要有計劃。所以，我大學設立之初，就提出興辦教育就是要讓佛光山「窮」。窮，對佛光山弟子們在修道上會有所幫助，因為窮，大家就會奮發向上、辛勤努力、精進不懈、力爭上游，發心光大常住。不窮，這些力量從何而生？再者，我提出「百萬人興學運動」，承蒙數十萬的信徒響應我的號召，每一個月捐贈給我一百元來補貼，這樣大學才平安的度過困境。我也跟學校的老師們說，我們百萬人興學的艱難困苦，大家包涵諒解；對於學生，我們也不斷的告訴他們，要感恩、要苦學，大家要樹立南華的性格──「慧道中流」（校訓）、佛光的性格──「義正道慈」（校訓），做一個有道德的君子、聖賢、士大夫。

除此之外，我這個殘障老人還有「一筆字」可以跟大家結緣，大家也因為這一筆字為我成立「公益信託教育基金」。這些總總，對大學的發展都是很重要的大事，而這些也是靠管理的靈感而來。所以我感覺到，無論什麼團體，無論對人、處世，管理上都要有既定的方針，大家彼此建立共識、互相了解，所謂「共生共榮」，才能事半功倍，才能有所成就。

到現在，我在校長人才的遴選上也很用心，像過去，我們邀請辦學經驗豐富的成功大學前校長翁政義先生，在他退休以後，再出來擔任佛光大學校長；也把富有愛心、樂觀積極、對教育有理念、有前瞻力的前教育部長楊朝祥先生，請來佛光大學擔任校長；之後，也力邀做過教育部次長的林聰明先生，請他來南華大學擔任校長。在這許多有為、有思想的校長、教授們協助之下，這個少子化的社會裡，我終於聽到這兩所大學每學期跟我報喜說「招生滿額」。雖然辦學過程辛苦，但我在精神上、心靈上，因為他們的認真辦學而感到無比的欣慰，並且為佛教感到榮耀。

海外辦學

在台灣，我辦了佛光大學、南華大學，在海外，我第一所辦的分別院是在美國的西來寺，建寺之初，我們就準備了很多的教室，希望為海外的青年、兒童辦一個可以了解中華文化的地方，所以取名叫做「中華學校」。當時有一位在加州大學讀到博士學位的佛教女青年，叫做張幼珠，一再鼓勵我可以設立「西來大學」。我想，有這麼一位人才，還這麼肯在佛教裡發心，於是就吩咐慈莊法師、慈惠法師去籌設西來大學，最初設址在西來寺。後來，他們得到天主教教會的同意，把他們在洛杉磯柔似蜜市（Rosemead）遠眺可看到聖蓋博山脈處的這一個聖經書院，讓渡給我們，讓我們把西來大學遷到這一個正式的校區，一九九○年正名為「西來大學」。

為什麼我想要在海外設立大學？在我的意思，過去有天主教、基督教來到我們東方設立了很多教會學校，如輔仁大學、聖約翰大學、金陵大學等，那麼為什麼我們中國人不能在美國設立一個大學呢？有來無往，非禮也。我就立志要為中國人爭一口氣。

當然，有心在美國辦大學的中國人也有很多，但是許多人都沒有成功。在我，我是不能半途而廢，不能退票的，這是我管理上最根本的觀念。所以，後來西來大學費了好幾年時間，終於通過美國政府的認可，取得‭ ‬I-20‭ ‬的申請，可以招收國際學生；之後，又通過‭ ‬WASC（美國西區大學聯盟）的認證成為會員之一，對學生有了很大的保障。可以說這二十多年來，雖然花了一些時間跟政府來往應對，但今日，西來大學終於成為我們中國人在美國設立的唯一一間，也是世界都承認的一所大學。

西來大學從一開始，由我做董事長甚至兼任過校長，到現在，完全由美籍人士來擔任校長，執掌管理學校，並且也有很多美籍相關辦學的專業人士來參加董事會一同努力。現在我也老了，教育是百年大計，是需要選賢與能的，因此，我推薦辜振甫先生的二小姐辜懷箴女士來承擔董事長，獲得大家一致的同意。辜小姐是趙廷箴先生的媳婦、趙元修先生的妻子，本身也專研教育領域，現在擔任西來大學董事長，實在實至名歸。我想，西來大學的未來前途，是可以為國爭光的。

說到西方的教育管理，由於西方崇尚自由，社會開放而多元，很多的東方學生嚮往西方社會，因此進到我們西來大學，也只是把它當成一個跳板，先就讀一兩年後，再轉校到其他的名校。儘管如此，我們也甘願。為什麼？總之，我們是初創辦，不能跟常春藤大學，或是其他美國名校如耶魯、哈佛這種百年大學相提相比，但是我相信，只要有恆心毅力，加上我們正當的管理，公正、公開、公平，未來或許會成為是一所中國人在美國辦的常春藤大學，這又未嘗不可能呢？

現在我們西來大學的校長由美籍人士 Dr. Stephen Morgan 擔任，學生來自二十多個國家，尤其，目前加強招收當地美籍的年輕人。當然，在西方國家辦學，一樣要投資、要經費，沒有錢，大學是辦不成的。管理是需要方法、方向，而實力是：要有金錢、要有胸量、要有能力，這一切都需要眾緣和合。

佛光山的教育

雖然目前在社會的教育上，我辦了南華、佛光、西來、澳洲南天、菲律賓光明大學等五所大學，但是在我們的教團裡，還是以僧眾的教育為主。所以，在佛光山內部有個教育單位叫「叢林學院」，四眾弟子皆有，也有來自數十個國家地區的學生在這裡研修。

談到我對於學生的管理，例如有一次，有一名成績比較好的學生，聽說美國的白雪溜冰團到高雄演出，他來跟我講：「院長，我要跟您請假，去高雄看白雪溜冰團表演，不看這個表演，我一生遺憾。」

在四、五十年前的佛教學院，要讓學生出外去看表演，一般人都認為是很荒唐不當的事，但我想，如果我拒絕他，他可能就會不要念書了，寧可去看白雪溜冰團也不要叢林學院。記得後來我就跟他說：「你不必這樣講，現在你替我到高雄買一點文具，這個錢給你做路費，但是你要在晚上九點以前回來。同時，你跟各位老師說，你替我到高雄買文具。」就這樣，學生外出跟院規之間的問題，在不驚動學院的情況下，無聲無息地解決了，也讓這名學生稱心滿願。所謂給人歡喜、給他滿足，我想，在管理學上，可能要給人這樣一點方便。

另外，有時候學生要準備考試開夜車了，大多會躲在佛龕下用功，管理的老師不放過，都要抓這許多學生趕快回去就寢。原本，開夜車這個事也無可厚非，我也想到，難道我們當初年幼的時候，面對明天要考試，今天晚上會不想開夜車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以給他一點方便，何況這也不是犯罪的事情。因此，這許多學生在佛龕下讀書，我就站在門口，巡寮的老師來了，我就把老師們支開去，讓開夜車的人安心看書，也不必有什麼壓力給他，這不就相安無事了嗎？

沒有問題的，不要製造問題；有問題的，你應該要把它化成無形，我覺得，這才是管理。

又例如，有些年輕的女孩，剛剛初中畢業，就來讀我們學院的初級班、高級班，有的才十幾歲，一些年長的學長都會鼓勵他們發心出家。但是，這許多年輕女孩就說，我連牛仔褲都沒有穿過，連玻璃絲襪都沒有穿過，甚至連口紅都沒有擦過，就叫我們出家，實在不甘願。

我聽到這些話，也深受感動，這麼坦誠直接，在他那個年齡，也是很合理的。所以，後來我到日本或美國弘法回來，總會帶一些玻璃絲襪、化妝品給這許多學生，滿他們的心願。但是，海關人員他們不能了解，尤其那個時代，海關檢查得很嚴格，他們查到這許多東西，都會用嘲弄的口氣說：「大法師，買口紅做何用？」我知道他在諷刺我，我心裡想，你懂什麼？我的慈心悲願你能了解嗎？但這個也不值得跟他計較、辯論，在不了解的人面前不必辯說，哈哈一笑就過去了。儘管受到嘲諷，能讓我的學生因為穿了玻璃絲襪、穿了牛仔褲、用了化妝品，他的人生能獲得滿足那就好了。

我想，就是要發心出家修道，也要在心滿意足的情況下、在歡喜禪悅下修學佛法，甚至修學苦行作務、禪淨共修、誦經禮拜等，才能讓他的信仰增上，心量慢慢擴大，才能讓他超越現實的人生，人格昇華；不然，沒有這些先前的方便、通融，一下子就拒絕他，可能佛教就沒有人才進來了。再有，佛學院裡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地幾十國家地區，不但年紀、生活背景不同，語言條件不一樣，甚至從高中到大學、碩士、博士都有，資質各有不同，他們在佛教學院裡同堂共學，因材施教就很是重要了。

比如小沙彌好玩，經常有老師來告狀，說沙彌上課搗蛋，甚至一整堂課都在打瞌睡。我就跟老師們說：「沙彌雖然睡著了，但心念至少還是沉浸在佛法的夢鄉裡，醒睡之間聽到一字一句，也許對他們一生受用無窮，這不是比他們在外面嬉戲遊蕩，淪為壞孩子還好嗎？」老師們一聽，莞爾一笑，覺得有理。

對於資質條件好的學生，我們就栽培他們，從「做中學」裡成就更快更廣。比如佛陀紀念館落成的時候，除了一個館長，還設有五個副館長，將年輕的一輩，一起提拔上來。他們也不負使命，做得有聲有色。例如，第七屆佛光山宗務委員會選舉宗委的時候，廣納年輕一代的弟子，一起參與佛光山重大發展方針的決策。也有人因為擔心輪替太過迅速，提出不同建言，實際上，在我的心裡，始終都想著自幼外婆教我的那一句：「破銅爛鐵也能成鋼。」只要大家具有「銅」、「鐵」一般的意志決心，在教育的歷程中，不也都能淬煉成「鋼」一樣的棟梁之材嗎，又何必阻礙年輕人的學習成長呢？

現在有很多人讚歎佛光山的各種人才發展，其實，除了讓大家在專業的領域發展弘法事業，比如學師範的，就到教育單位工作；學會計的，就掌理財務。之外，我還鼓勵弟子們要發心，直下承擔。所以，像過去學護理的弟子覺念，我讓他負責電視台，他現在擔任人間衛視的總經理，將佛法傳播得更快更好。過去學體育的慧知，讓他負責工程，他也不負使命，將代表「法寶」的藏經樓建設，一步一腳印的規劃、實踐，與代表「佛寶」的佛陀紀念館，以及代表「僧寶」的佛光山，一起成為「三寶山」，三寶圓滿具足。佛法講究自覺，因為只要你「肯」，你就「能」，肯能、肯能，也就拓展了教育的實踐。

全世界是我們的教室

常常有人問我，辦大學有什麼教育理念？我說確實是有的。對於當今的教育理想，我覺得教育必須重視：

1.生活教育

一個人的行住坐臥、衣食住行，如果沒有規範，這個人就會沒有規矩，就不能成方圓，就不能成為正人君子。禪門講搬柴運水都是佛法，因此，除了會讀書以外，掃地、煮飯、倒水、端茶，如何好好生活，這些都是學生未來會遇到的，也都要學習。

我覺得生活管理是很重要的學習。此中，除了「生」，也要能「活」，比方說，和人互動，眼神要交流，做個有反應的「活」人；逢人見面要能微笑、問好，讓嘴角的肌肉「活」起來，讓人際之間充滿溫情，一個人能夠用活的眼睛、活的耳朵去親近宇宙萬物，懂得運用善巧的語言與人溝通、用靈敏的心意善解人意，活用六根，生活必然是會更加圓滿。

2.知識教育

人不能死讀書，不能只埋首於教科書本上，俗話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過去，我們都知道這講的是報紙，但現在的年輕人會再跟我多說一個答案，那就是「上網」。可見，現在的教育，不再只是書本上的了。在佛教裡有「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出家人處處無家處處家，所以，到處參訪者又叫「雲水僧」。

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因此我常跟大學校長們說，我們的學生到了二、三年級之後，就會慢慢面臨到升學或留學、或選擇未來志向，所以只要成績好的，我們可以公費給他，讓他們走出去，接觸這個世界，甚至走向國際。比如佛光山在世界各地都有道場，感謝這許多校長們，都懂得運用這許多資源，到了寒暑假，為學生安排擔任國際義工、語言學習，從日本本栖寺、澳洲南天寺、紐西蘭佛光山、非洲南華寺、歐洲法華禪寺等，讓許多年輕的學生，都有機會走向國際的舞台，拓展胸襟視野。

甚至，美國西來大學由於通過 WASC 認證，現在就讀南華或佛光大學，也有機會同時到西來大學交流念書。過去的教育，十年寒窗苦讀無人知；現在的教育，知識的獲取、提升的管道多元。可以說，只要個人肯努力，都有一條寬闊的通道。

3.思想自由教育

在我們認為，佛教辦的學校，不一定只有研究佛教，如果喜歡研究其他宗教的內容也沒有關係，因為信仰是多元的。可以說，世界上有八十億人口，每一個人心目中的宗教就有不同層次，甚至有八十億種宗教，一人有一種宗教，沒有關係。這雖然是信仰上不同，但總是向真、向善、向美，是殊途同歸，所以，我覺得思想是可以自由的。

尤其現在的學術界，對於新設的科目，我們很早就給予重視。比方生命哲學、生態資源、環境保護的重視，乃至對於經濟發展，對於古代傳統的書院文化、精神，我覺得都應該重視。所以我們的僧伽教育，除了傳統佛學課程，在文史哲學、科學、社會經濟學、社會時事等，都禮請專家來授課，豐富學生學習的領域及見解。

說也奇怪，我們這些大學、學校的校長都是教育的專家，但是承蒙他們不棄嫌，都告訴我：「大師，您的教育理念很先進，現在都強調學習的科目，要能與多元領域結合，更要能實際對社會派上用場。」所以像我們的佛光大學，強調書院精神的建立，除了傳統學科，同時也成立樂活學系，結合素食系養生、產媒系文化創意等，帶領學生與時俱進。南華大學也獲得教育部生命教育中心掛牌認可，在各學校推廣生命教育，提升各級學校的心靈環保。

4.人格教育

學生在這競爭激烈的社會中，很是辛苦的，我的年輕徒弟經常在為我讀完教育版及社會版的報紙後，自言自語的嘆口氣說：「唉！畢業就是失業。」或是「明明學歷這麼好……」因此學校畢業典禮時，邀請我前往勉勵畢業生時，我總說要「給人接受」。

每個人學習告了一個段落，都想要一展自己的才華抱負，期待有個順利的人生，獲得理想的職業，只是說，有的人進入職場後，一再沒能找到正確的通道，也不能與人好好互動交流。假如未來進入社會服務，能夠實踐「四給」：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和給人方便，先肯得付出、「給」人，讓人接受、肯定，自然會有提升的機會。

希望我們的畢業生不管繼續深造或是踏入社會，都要繼續學習，還要不斷求進步。這就是我興辦大學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