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56　社會篇 我為社會排難解紛

前言

我在台灣待了六十多年，也大約在六十多年前，抗戰勝利的那一年，有一位國民黨省黨部的負責人，到焦山為我們講授「公民」課程，他實在講得太好了，讓我們的思想擴大，眼界放遠，因而對這位老師崇拜不已，可惜他的名字我已經忘記了。

十八歲的那一年，有一天他叫我們全部參加國民黨做黨員，基於崇拜老師，也不管它是什麼黨，就聽他的話做了國民黨員，到今年九十歲，算來，我已經是七十二年的國民黨齡了，目前，在台灣有七十二年黨齡的國民黨黨員，應該是沒有幾個。

但是我自己不願意、也從來沒有參加過國民黨的活動，只有一次，蔣經國先生在陽明山召開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任命我為國民黨評議委員，這在國民黨裡是一個很崇高的地位了，是和蔣夫人、蔣緯國將軍同列名一起。因為想到國民黨元老李子寬曾對我說：「法師啊！你們要參加國民黨，弘法才能方便。」為了弘揚佛法，也就不計參加什麼黨不黨了。

那時候在台灣，我到處弘法講演，遇到了治安機關，只要說出國民黨的背景，還是能得到很多的方便，所以三中全會我就去參加了。在大會裡面，郝柏村、馬樹禮，一個代表軍方，一個代表黨方，都有發言，蔣經國先生也指示我在大會裡發表一些意見。記得那一天下午，郝柏村將軍就講：「今天的大會，是我們三個揚州人的表現。」因為馬樹禮、郝柏村、我三人，都與揚州有關係。

當時我就建議，國民黨要開放，尤其要開放大陸探親，兩岸要往來；因為四、五十年來，人民受到兩岸對峙，有家難回，有親難投，覺得人生在世，實在讓人於心不忍。另外，我還建議，對民主黨派的人士要包容，他們也有很多優秀的人才，例如：高玉樹、邱連輝等人，也都是台灣的將才，國民黨應該要重用，大家都是為了國家，不必有人我計較、分別。

其後果會如何，我也不知道，不過聽說，中央黨部有把我的建言記錄下來；後來蔣經國先生的開放政策，解除台灣的戒嚴，好像與我的談話有關。有人說，以蔣經國的個性，不喜歡聽部下的意見，可是我是一個和尚，不是他的下屬，他想一個和尚都想到要開放、要民主，因而就有很多的問題獲得解決。

所以有很多人稱我為政治和尚，我是不敢當的，我在政治上並沒有什麼力量，我不懂政治，也不了解政治，只是說在佛光山有一些政治人物來了，吃杯茶，吃碗飯，來時歡迎，去時相送，這是有的。

另外，我除了在總統府做過講演，接受過蔣經國先生的召見以外，我沒有跑過省政府，也沒有到過縣政府；我所有在台灣的建設弘法，縱然有一些困難，我也都是依法解決，不會用紅包來解決問題，我也不會向官員低聲下氣的拜託。不過由於佛法的因緣，總有那許多好心人士給我一些助緣，可能這樣，大家就稱我為政治和尚吧，我也很無奈。

其實，我也做了很多的救濟事業，應該也是慈悲和尚；我興辦了多少的教育，應該也是教育和尚；我也辦了文化出版，應該也可稱文化和尚，但是人家都不以這些稱呼我，而是稱我為「政治和尚」。

我沒有參加過政治活動，甚至建設佛光山，也沒有要政府補助我一磚一瓦，也從來沒有申請過一塊錢的補助，「政治」一詞實在不敢當。不過，名導演劉維斌安慰我說：「人家說你是政治和尚，表示你很有力量。」很慚愧的，我哪裡有什麼政治的力量呢？但是後來想想，那些名位都是虛假的，也就不去計較了。

現在回想起來，在這幾十年當中，這許多政要人物，尤其他們之間的紛爭，我也幫助過他們排難解紛，言歸於好，因此，我覺得倒有一些貢獻，現在不妨把它略記如下：

一、宜蘭余簡玉嬋當選與退選

自從台灣施行憲政以來，人民可以選舉地方行政首長、議員，像宜蘭地區民間的力量超過國民黨的想像，一般的民眾都希望支持國民黨黨外的人士。如：當時黨外運動人士郭雨新，以及後來的林義雄、游錫堃聲望很高，在宜蘭沒有一次不是高票當選，可說是民主意識的領袖人物。

其次，看起來民風敦厚的宜蘭，每逢到了選舉，候選人之間的激烈競爭，民眾也都很熱衷參與；基本上，這是熱心選舉的人，喜歡替人家抬轎子的現象，甚至父母也會帶著兒女挨家挨戶為候選人助選，幫忙說情，磕頭作揖，也是多不勝舉。

在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左右，宜蘭縣縣議員選舉，國民黨規劃了一位有魄力、有強能的張學亞先生擔任議長，但是選舉的結果，因為少了四十幾票而落選，不但議長做不成，連議員都沒有當選，國民黨就覺得未來的議會難以控制。

當時宜蘭主持選務的國民黨主任委員黎元譽先生，忽然在開票的當天晚上求教於我，請我叫已經當選的縣議員余簡玉嬋女士退出；他說，只要他退出，那麼張學亞先生就能補位上來，就可以做議長了。

在我想，這太困難了，余簡玉嬋女士也是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辛勞拜訪、一一拜託，花了多少體力、金錢才當選縣議員，叫他辭職，這也不公不平，實在非常的為難。但是，我為了愛護國民黨，也想到主委黎元譽平常待我也不錯，像過去颱風之後，要到鄉間救濟，他認為佛教也應該出來一起救苦救難，都會約我同行，他自己居於第二位。

為了感念黎元譽先生對佛教的友好，我想應該幫這個忙，就應允勸退余簡玉嬋女士，但也不能叫人平白無故的犧牲，我只有說：「你如果辭去縣議員，我接辦的蘭陽救濟院，就請你來擔任院長，也有高薪待遇。」

其實，蘭陽救濟院的院長，哪能有縣議員那麼的風光？不過余簡玉嬋女士基於信仰，我又是師父，他就賣給我面子，百般為難地辭去了縣議員一職，讓張學亞遞補上去。

後來，余簡玉嬋女士就做了蘭陽救濟院的院長，他的先生是宜蘭縣警察局消防大隊的隊長，都是宜蘭念佛會的信徒，也是很虔誠的佛弟子，跟我非常友好。我對於余簡玉嬋女士是感到虧待的，所以在他擔任院長期中，我也經常給他鼓勵、獎賞。

雖然身為黨員要愛黨，黨意要我們犧牲這也是必然的，余簡玉嬋也聽取了我的話，願意犧牲成就。但是我認為在排難解紛中，要人家平白犧牲、受委屈，你不能強人所難，應該要讓對方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之感。

余簡玉嬋女士雖然沒有做縣議員，而是做了救濟院的院長，我也請黎元譽先生對他多般的關照，多般的表揚……但是，國民黨要你的時候，萬分拜託；不要你的時候，忘得一乾二淨，不知道給予另外的補償、獎勵，所以讓很多對國民黨有貢獻的人，有如冬天吃冰棒，嚴寒在心裡。因此，黨務的工作在宜蘭怎麼能獲得民心，讓人心悅誠服，爭取勝利呢？後來我眼見國民黨在台灣，幾次選情節節敗退，不得民心，這許多黨務的領導人，都應該要好好的思考。

總之，蘭陽救濟院院長一職，我也要讓余簡玉嬋女士，可以很風光地在宜蘭的社會裡往來交流；他原本的職業是助產士，年輕貌美，可以說，也是一位活躍的女強人，肯得為黨國犧牲，誠屬不易。

這件事，在我排難解紛當中，看似簡單，實際上是非常困難的。我覺得與人相處，談到人我關係，讓人家犧牲利益，應該要有對等的補償，甚至超過，這樣才能讓人心平氣和。所以管理學不是叫你來管理別人，叫人家來犧牲，而是要給予人因緣，才是管理當中的關鍵；要把管理學學好，先要給當事者歡喜、利益，讓他樂於接受，至少是雙贏。

二、王玉雲和趙綉娃的爭執

一九七○年代，高雄市國民黨和民社黨都相當有力量，國民黨的王玉雲當選了高雄市長，民社黨的趙綉娃當選了省議員。一個是意氣風發的中年紳士，在高雄做了多任的議長，當了市長更是風光，讓人崇拜；一位是美麗大方，市議員趙善標的千金小姐，當選了省議員，可以說是議會之花。

本來市長歸市長，省議員歸省議員，但不知道如何，有一次王玉雲在招待記者會裡，有一些語言傷害了趙綉娃，這讓趙綉娃不能忍耐，一紙告上法庭，期間高雄市多少人出面調停，趙綉娃始終不肯讓步，一定堅持告到底。當然，這件事告到底對王玉雲市長是有不利的影響，才當上市長就鬧出這種政壇風波，高雄市黨部主任委員季履科先生就要我出面，我也是奉黨的指示，協助他們調解。

好在趙綉娃還是學生的時候，就在壽山寺皈依三寶，成為我們的信徒，所以我只有請趙綉娃退讓一步，並分析最終的結果，議員和市長爭執最後必定吃虧，大家和解、和諧、和好、和平，以和為貴，多為社會、民眾在議會裡，公忠體國，為人民謀福利，必得好名聲。

他聽了我的勸解，就說：「師父出來這樣說，我也不敢違背，您說的，我都悉遵照辦。」大家也非常的意外，兩虎相爭，互不相讓的局面，怎麼忽然都願意息事寧人，不必對簿公堂了，把高雄政壇上的一場烏雲掃除。

實際上，我想還是仗佛的因緣，所以佛法在人我之間做一些貢獻，做一些建議，做一些管理，還是很有用的。

後來我邀請王玉雲先生和趙綉娃女士上佛光山來，記得那是在某一天的黃昏之後，雙方簽了一張和解書；一場政治上的鬧劇，就寫下了句點。解決這樣的問題，我也沒有吃過他們一杯茶，也沒有得到他們一點謝意，最後問題解決，也就這麼不了了之了。

我不喜歡政治，我不跑政治的衙門，也不和政治人物有所請託；在台灣我不曾送給什麼人一個紅包，就是建築上有很多的困難，我只有設法，也不會拜託，不會用紅包解決，我還是用佛法力量。

太虛大師「問政不干治」的主張，真是一句福音，我覺得社會人民的福利應該去關心，對於政治的治理，就不是我們所要求過問的事了。所以季履科主委，也曾要我競選高雄市立法委員，我敬謝不敏，我不願拋頭露面，讓我的祖先八代給人毀謗也罷了，還讓我信仰的佛陀給人侮辱，我實在是不願意沾染這種政治的領域。所以我本著太虛大師的理念，對於台灣政治人物經常到佛光山來參觀、談論佛法，當然都有一些佛法因緣，我想這許多政治人物也應該了解，有佛法，他們都會有辦法的。

從管理學來看，這種紛爭，大家都是意氣用事，你如果去幫助這一邊，不幫助那一邊，就是有偏袒，必定雙方不討好；或是讓當事人覺得有某一方面吃虧，這也不能和平、和好。我想讓雙方能有面子，能有台階下，就能達到息事寧人的情況。其實，他們的內心也希望這樣做就好了，所以調解的管理，要適合民心，要對機、要合理，不能偏袒、不公，不要有成見，這在管理學上，是應該注意到的問題。

三、關於台灣第一次民選總統

一九九六年，台灣實行第一次民選總統，各方群雄逐鹿，李登輝和連戰由國民黨提名；負有聲望的台灣省主席林洋港、郝柏村參謀總長二人，由於氣憤李登輝的無情無義，心生義憤也要出來競選；另外黨外人士彭明敏也要回來競選，他和副手謝長廷志在必得；還有陳辭修的公子陳履安，過去被喻為台灣四大公子之一，從經濟部長做到監察院長，他認為自己青年才俊，台灣應該要清流化，因此有意要出來參選，並且選了非常正直、清廉的王清峰律師一起搭擋。

台灣一個總統，這麼多高等人士出來競選，當然我們也看得出來國民黨提名的人，絕對會占有優勢，因為那時候台灣人民善良，他們對於國民黨還是非常的擁護；尤其李登輝是台灣人又是國民黨員，再加之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先生去世時，他就是代理總統，以代理總統的身分參與競選，比較容易得到方便，當然大家都看好李登輝可以當選。

但其他各組，如：陳履安也是佛光山的信徒，他要佛光山支持他，佛光山不能不顧情義，只有全力以赴。而林洋港、郝柏村也都是我的好朋友，他們也希望我協助，我當然勸他們能可以互相合作更好，不要有兩組人馬出來分散力量，只要推出一組人來跟李登輝宣戰，還有勝選的可能，但是林洋港和陳履安都互不相讓，認為自己才有勝利的可能。

對於選舉，我心中感到很奇怪，每個人在選舉前都認為自己有勝算的把握，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在林洋港、陳履安之間雖有勸說，但也沒有得到他們雙方的認同。

後來郝柏村將軍找我，我們在台北道場一個小房間裡邊用午餐，邊談選舉，我覺得他實在是一個有情有義人；他說他也無意於選總統、副總統，基於愛黨愛國，朋友的情義，明知不可為而為，希望我能勸陳履安和林洋港合作，讓我也有一次特地上陽明山，在林洋港的公館裡面談了兩個小時，還是為了正副的問題沒有成功。

當然，林洋港先生也是一個正直無私的人，陳履安也是一個青年有為的人士，可惜因為蔣經國先生當初用了李登輝做代理總統，已占有絕大的優勢，各組參選人也只有功虧一簣，所以台灣還是由李登輝當選了總統，並兼任中國國民黨黨主席。

由於李登輝在位期間，有很多不公、不平、不義的事件，後來雖然黨員罷免了他的主席，但是他在政治上的影響力，造成台灣的傷害，可以說已經無法彌補了。直到二○○○年，政黨輪替，國民黨失去了五十年的政權，數萬名群眾聚集在中央黨部前抗議，要求他下台。李登輝雖然被迫下台了，但是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了總統，讓台灣的處境在國際上更加困難，真是時也、運也、命也，我想將來的歷史都會有公平的交代。

我參與其中的周旋，雖然明知不能得到任何結果，但還是願意盡朋友之誼，這也是人我關係的一種護持，一個管理的規格吧！

四、吳伯雄的大將之風

一九九四年台灣實行地方自治，台灣省省長改為民選。當時國民黨提名宋楚瑜出來參選；時任內政部長吳伯雄也表態自行參選，而在野黨候選人陳定南聲勢也不弱，三方出征，引起各界關切。

國民黨也知道，二虎相爭，必有損失；黨內人士也有人勸解，既然黨提名是宋楚瑜，吳伯雄就不必意氣用事，為黨做一點犧牲，但是吳伯雄誓在必得，發願說，台灣就是剩下了阿里山，他也要競選省長到底，兩雄尖銳相對，互不相讓。

當時，省黨部的主任委員鍾榮吉，請我到省黨部對一些員工做講演。講演過後，他也跟我談到這次選舉兩難之處；這時我忽然想到「老二哲學」，也是蠻有意義的，於是憑著一時的靈感，見到吳伯雄時，就勸他還是放棄競選，「老二哲學」不會吃虧的，並說明選舉的得失。

他聽了我的話，沉思良久，後來對外表明，是受我的影響；其實他的父親吳鴻麟先生要他退讓，那才是主要的力量；所以那一次國民黨沒有二虎紛爭，沒有造成分裂，讓宋楚瑜順利的戰勝陳定南，這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一段政治風雲，就這樣簡單輕易的雲消霧散了。後來，輿論一直說，吳伯雄是我要他退選的，這句話，我不敢當，因為我讓他退選，我怎樣補償他的損失呢？我也不敢居此功勞。

我覺得國民黨只要不紛爭，團結合作，必能勝算，可惜大家在名利的前面，互不相讓，為了權力一直互相殘殺，所以削弱了好多的力量，國民黨在台灣每下愈況也不是沒有原因了。

二○○七年，原國民黨黨主席因特別費被起訴，於是辭去黨主席之職，國民黨群龍無首，那時候吳伯雄對於政治已經看得很淡泊了，但為了黨國，我還是鼓勵他去競選；就在截止四點鐘報名前，他在台北道場佛光會處理完會務，下午三點鐘前往，趕在最後一秒鐘登記參選，最後當選了國民黨黨主席。

吳伯雄任黨主席的期間，為國民黨選立法委員，黨員席位有三分之二以上，在立法院過半；後來他又替馬英九先生助選，順利高票當選總統，這實在是他做黨主席一件很成功榮耀的事了。

可惜，不知什麼原因，馬英九擔任總統後，又要吳伯雄把黨主席之位讓給他，認為黨政合一，才好有作為；我想吳伯雄也是很無奈的讓出來，自此以後，國民黨情況就更加的衰微了。

儘管如此，我還是請吳伯雄來擔任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的總會長，給他在社會群眾裡，還是有很多的表現，這也算是我勸他退讓省長的一種補償吧；所以他也常在公開場合說，他們家裡四代和我的交誼，都是佛教的護持者，這也是我在台灣得到最好的善緣了。

我請吳伯雄退讓省主席之爭時，他懂得「回頭是岸」，其風度雅量，贏得眾人讚賞；當黨危難時，他放下自我，出來競選黨主席，當仁不讓，其顧全大局的氣量，一樣獲得眾人擁護。所以當退的時候要退，當進的時候要進，我為他做了一點小小的建議、助緣，承蒙他都有接受我的意見，也算是我和吳伯雄交誼往來的互相信賴吧。

所謂管理學，總之讓對方不要吃虧，縱有損失，也要給予補償，這才是管理學的重要之道。

五、凌峰和夏玉順之間

一九八九年起，由台灣電視公司播出的《八千里路雲和月》節目，是台灣首部介紹大陸的紀錄片，每天轉播，創下收視率最高的紀錄。該節目製作人凌峰先生和我特別的有緣分，他曾經在香港跟我說，要把節目裡播出過的蒙古包送給我，這個蒙古包，就像傘蓋一樣的建築物，裡面可以容納數十人談話。

那時候，他願意把蒙古包贈送給我，讓我帶回來給民眾認識蒙古包的樣子，一方面也可以增加佛光山的景點，他是一番好意，但是我在台灣也不方便接受，佛光山是一個佛教道場，蒙古包放哪裡適合呢？況且，當時兩岸才剛交通不久，我不能太過分的讓台灣民眾感覺到，我們貪圖大陸的物資，所以就婉謝了這個好意。

另外，在台北有一位演藝界的經紀人夏玉順先生，他培養了好多位歌唱明星，也曾經應慈惠法師之邀，為佛光大學以「老歌義唱」的方式籌款，對佛光山而言，也是一位有幫助的信徒。那次，他邀請好多位歌星來義唱，自己卻不收費用，還將所有收入悉數捐給佛光大學，這些都讓我感念於心。

但是不曉得什麼原因，忽然夏玉順和凌峰兩個人起了糾紛，尤其凌峰還打了夏玉順。這個舉動讓夏玉順一狀告到法院，兩位演藝圈的名人對簿公堂，最後結果，絕對一方勝訴，一方敗訴，雙方都是名人，敗訴的這一方將情何以堪，但不論判決如何，兩人的名氣也必定都會受到影響。

這當中，可能會吃虧的是凌峰，因為他先動手打人，夏玉順已向他提出了告訴，所以凌峰就要我來調停這件事情；當然，我也不能叫夏玉順步步吃虧，被人打了、受了氣，他也是一個名人，哪肯甘休呢。

這種事情叫我出面處理，在我，是一個出家人，總希望和諧解決。好在夏玉順他們姐弟、家人都跟我有一些緣分，我只有說：「你就撤回告訴吧！」但是打官司的律師費十幾萬元都已經繳交了，他也不甘願就此罷了。

我跟他講：「所有律師費都由我負擔，另外我會叫凌峰向你道歉。」最後凌峰也接受了我的意見，雙方在台北道場握手和解；我總想到讓雙方都能有面子，都能心平氣和，可是我在那個時候，為他們調解以外，白白犧牲，也花了十幾萬元的和解費。但我想，管理學不是說管理別人都是討便宜的，有時候要廣結善緣，吃虧也可以得益。

後來，凌峰到歐洲訪問，看到佛光山的比丘尼在歐洲發展，他在電視報導說：「為歐洲華人寫下輝煌『歷史』的，是佛光山的比丘尼。因為在歐洲各道場的出家女眾，一人身兼數職，凝聚了華人的信心、力量，復興中華文化並不是政治上的力量，原來是佛光山的比丘尼們，他們在歐洲發揚中華文化，肩負起了東西文化橋梁的重任。」也可以說，這是凌峰對我的回報。

夏玉順後來也替佛光大學「老歌義唱」籌款過多次，也不斷的支持佛光山各項弘法事業，他的姊姊夏玉珠，在美國三藩市也擔任過國際佛光會三藩市的會長，對佛光會有諸多貢獻。

後來凌峰、夏玉順都幫助佛光大學，為佛教的傳播，有許多的貢獻，這也是結緣管理學的因果關係。

六、海軍用水問題

高雄是南部軍隊的營區，如空軍在岡山、陸軍在鳳山，其中海軍在左營建立基地，四十多年來，海軍軍艦上及軍區每個月都需要三萬噸的淡水食用，但淡水從哪裡來呢？那時候大樹鄉就挖了八口井，供應軍方使用。早期軍方是有權威的，所以也沒有人敢異議。

一九九四年，民意抬頭，大樹鄉民在鄉長黃登勇帶領下，反對再把大樹鄉的井水供應給軍區使用，他們要撤除這八口地下水井，保護大樹鄉的地層。軍區裡有數萬人，忽然沒有水用，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當然海軍也不能強制對民間施壓，也不知怎麼和他們溝通，說服鄉民，看起來雙方嚴正架勢，都不肯退讓。

海軍司令高法鵬中將為了停水問題，急得連夜上山請我想法子，希望我出面來調停；這件事情讓我想到《雜阿含經‧執杖經》記載，佛陀為鄉人調解爭水的糾紛：當時釋迦族、拘利族為了用水問題，手執木杖對峙，佛陀碰巧經過，就勸說雙方要和平相處，平均用水，共度旱災難關。

我雖是一個出家人，有這個機會替社會排紛解難，當然也不能放棄對社會的責任，因此當即允諾幫忙，我想此事應該不難解決，就請縣長余陳月瑛一起居中協調，擇日邀請當事人一起來山研商。

雙方坐定後，我就說：「海軍在大樹鄉用了這麼多年的水，大樹地方也算對海軍有了貢獻，現在大樹鄉提出，不願再把地下水供應給軍方，這也能原諒。我建議，假如海軍要想用水，能可以有一點津貼補助，幫助他們建設其發展，這一點水費在海軍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

軍方一口答應，不過由於事關國防編列預算的問題，需要時間呈報，因此高司令也希望鄉民，給予他們一點緩衝的時間，黃登勇鄉長十分明理，雙方達成協議，回去後就把這件喜訊告訴鄉民，鄉民也認為他們意外發了一筆小財，所以大家都樂意接受；而這一場紛爭，也就沒有再繼續下去。

我覺得，在人事管理上，大家不要堅持己見，執著自己的利益，要能公平、合理，讓對方接受，凡事都要雙贏，才能算是管理學上的重點。

七、與柯Ｐ說法

柯Ｐ（柯文哲）在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任台北市長不久，勘察市府承包之工程，發現遠雄公司所興建三百億以上的台北大巨蛋體育館不按圖施工，認為其中必有弊端，所以即刻下令工程停工；此決策讓遠雄公司不服，到法院提出告訴，全台北市民也很訝異，為什麼市長做出這樣的決議？讓民調一路下滑。

加之，二○一七年世界大學運動會，將要在台北新建的巨蛋體育館舉行，假如不快一點趕工，會貽笑國際，但是柯文哲市長是一位有理念、理想的人，公正無私，他認為必須徹查裡面的弊端，所以將近一年的時間，雙方各堅持立場，問題不得解決。

二○一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柯市長專程上山來跟我談說，我一向有個原則，問政而不干治，對於政治、社會民生的問題，我只是關心，其治理的行為我則不過問。承蒙柯市長的好意，專程南下來聽我講說《金剛經》。我知道他每天都有讀誦《金剛經》的習慣，於是問他：「你在《金剛經》裡，得到的心得是什麼？」

他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我告訴他：「你那是有為法，既然是如夢如電，應該看得更透澈，『要會無為理，先從有相看』，有一些事情要放鬆一點；《金剛經》主要講『無住生心、無相布施、無我度生、無證而證』。有一些出世的思想，要超越妄心。」

談了一些《金剛經》的道理之後，忽然又聊到台北大巨蛋停工問題，我認為一個政治的領導人老是僵持在問題裡，也不是好事，應該顧全大局，既然讀《金剛經》，就要運用《金剛經》的智慧，不住在色、聲、香、味、觸、法裡，應該住於另外一個高超的境界吧。

過了一、二個禮拜，聽說他終於在巨蛋興建工程上讓步，決定讓遠雄公司續建。他說是受了我的影響，這我就不敢當了；因為我幾句佛法，假如真的能影響他這麼重大的決策，這也是佛法造就台北市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