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58　監獄篇 苦難的人更需要佛法

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初，我到台灣來以後，雖然是居無定所，但是有一個地方倒是很需要我們參與，那就是到監獄講說佛法。因為當時各處的監獄，可以說人滿為患，大家在牢獄裡身心浮躁，無所寄託，獄方的管理人就希望宗教進到監獄裡，可以撫慰人心，幫助他們對受刑人的管理。

然而，那時候政府只准許基督教在監獄宣教，後來，政府改變了想法，也讓佛教前往監獄宣講，因此就有了出家人、居士到監獄講說佛法，引導受刑人的人生觀；所以，民國四十二年起，我們雖然所學有限，也儘管當時出家人在台灣掛單不易，但由於監獄非常歡迎我們，因此到監獄去傳教，倒是非常容易。

這樣的因緣，監獄布教成為訓練我應機說法的機會，我也就毫不推辭，從宜蘭監獄開始，到台北監獄、新竹監獄、花蓮監獄、女子監獄、軍中監獄，乃至全台灣各地的看守所、收容所，可以說無所不到，甚至明德戒治班等感化的場所，我都前去參與講說。

由於在監獄裡弘法布教的因緣，我對於受刑人，總是特別給予他們信心和多一分關心。像端午節到了，我發動信徒買粽子送到監獄跟他們結緣；逢到中秋節，我也發動信徒購買月餅，去監獄裡與受刑人共度佳節。所以在早期，我應該也算是非常受監獄裡歡迎的講師之一，甚至政府聘任我為監獄教誨師。

講說多次以後，我對監獄裡的受刑人除了同情以外，也生起一種願心，希望自己能與死刑犯，或重刑犯作個別接觸，給予他們心理輔導，讓他們對人生、對生死、對未來、對生命能夠多一些了解，具備正確的人生觀，進而改造生命，發揮生命的價值。

於是我真的到土城看守所與死刑犯接觸了一段時期；香港也曾多次邀約我前往跟死刑犯交談，他們用直升機，送我到一座專門關死刑犯的赤柱監獄，為他們講說佛法。可惜，那時候我沒有想法，也不想讓受刑人受到二度傷害，因此就沒有打算把他們講述犯罪的過程記錄成書，不然，那也可以作為今日警界的參考，讓一些年輕人引以為誡，不要輕易的成為法律、法治下的犧牲品。

不過，在台北監獄的死刑犯蘇建和等三位年輕人，我倒是和他們多次的接觸，一直到二十餘年後，他們被判無罪釋放，還到佛光山來探望我，可見受刑人也有情義。

記得有一次，到花蓮監獄弘講，我一看，兩千多個十年以上的重刑犯都是年輕力壯的年輕人，我心中一時有感，就對他們說：「你們為什麼要犯案來受這樣子的重刑呢？假如你們當初跟我出家做和尚，我們的佛教一定因你們而光大。」我想，我要讓他們知道自己有希望。

在我講說多年之後，也感受到受刑人他們情義的成長。例如過年了，我偶爾會收到受刑人寄來紅包，在幾十年前，看起來只有二十元、三十元，但可以說彌足珍貴啊。

還有一次，我在火車上不得座位坐，突然有個年輕人站起來說：「師父，你坐。」我心裡正想：「怎麼這麼好？」他就說：「我在某某監獄聽你講過佛法。」所以，我對於監獄布教也就更加地熱心了。

受刑人剛從監獄出來，一般社會人士都不太能接受他們，這會讓他們的心裡受到很大的創傷，甚至有可能重新犯案。所以我跟當時的法務部長廖正豪先生表示，我願意獻出兩個寺廟做為受刑人重新走入社會的「中途之家」。

因為他們在受刑期間，都受管理員命令式的教育，這不可以、那不可以，種種不能接受的管理，讓他怨恨在心。假如，在受刑人釋放前三個月、四個月，我們佛教讓他有緩衝的時間，讓他到寺廟裡來，寺廟給他可以這樣、可以那樣，可以喝咖啡、可以唱歌，甚至於可以回家探親，給他尊重、信心，消除心中的怨恨，讓他感覺到社會的溫暖，他重返社會就會心平氣和，社會、雇主也容易接受他們。我想他們離釋放時間不久，應該不至於再逃跑，在教育上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但是廖正豪先生說，這牽涉法律上的問題太廣泛，又要通過立法，程序很多，當然，我的建議就胎死腹中了。

後來，馬英九先生擔任法務部長時，設立了吸毒者的治療所，因為熱心於這許多受刑人的苦難，我也在台南山上鄉的戒治所設立了一座佛堂，並派法師駐守，讓吸毒的朋友們，經過我們的佛法治療，幫助他們改過遷善，成效顯著。

對於監獄的管理學，我是同情的管理、安慰的管理、鼓勵的管理，讓他未來有無限的希望，我不是用打罵、刑具的管理，我要從心理上給他建設，因此就不得不研究一些法外人性的管理。而對監獄布教，我有一些倒值得一談的因緣，今敘說數段如下。

一、與受刑人同事攝

有一次，我在焦山佛學院讀書時的院長東初法師，邀我一起環島布教，觀察台灣的佛教現況；我在想，長輩老師有這種想法，所謂「有事弟子服其勞」，當然願意跟隨他同行了。

走到台東時，台東監獄找我們做了一場講演。因為我在許多監獄有布教的經驗，也就歡喜的應邀跟他們講話。通常，我不歡喜稱呼他們「受刑人」，也不喜歡稱呼他們「難友」，都是稱「各位朋友們」。

我說：「各位朋友們，大家辛苦了，其實你們有很多人是冤屈的，只是法律找到你，業力如此，也沒有辦法；而在外面街上的人，可能有人犯案，罪行超過你們很多，只是他們沒有東窗事發，業障還沒有現前，還在逍遙法外而已，但是你們受完了業報，總會還你一個清白的希望。」

這一個開場白，經常贏得一些受刑人對我的歡迎，認為我對他們的情況是有所了解的。

然後，我又告訴他們：「一時的苦難，正好借此機會修身養性，等於出家人閉關一樣，在裡面不要浮躁、不要憤恨，好好靜心養性，對你未來的人生，會有更大的幫助。所謂『既來之，則安之』，就不要天天妄想要趕快期滿、趕快出獄。只要你行好事、守規矩，緣分到了，自然會提早讓你們出去，重獲自由的。」接著，我具體的告訴他們方法，我就說懺悔、發願兩個解脫的法門。

第二天，我們到了屏東，屏東監獄請我們去做講演，當然我就請老師東初法師先講，他就說：「各位受難的朋友們，我告訴你們兩個解脫的法門，懺悔和發願……」

糟糕！他把我要說的話都講完了，那時我們因為知識有限，準備教材不是那麼容易，我下面怎麼辦呢？輪到我講了，雖然他是長老，我也跟他幽默一下，我就說：「各位朋友，我有兩個解脫的方法，要告訴你們……」我一直不把那兩個法門先講出來，長老坐在旁邊聽，我想他很焦急，心裡一定想：「我講了，你怎麼又講懺悔、發願這兩個法門。」我後來才說：「這兩個方法，一是要自我規範，二要寬恕他人。」那時，我看老法師才鬆了一口氣。

那一次，我和東初法師周遊台灣一圈，受邀在好幾個監獄裡講演，回憶起來，這也是很有趣的往事。

這些監獄弘法的經驗讓我覺得，我們對人，首先要用平等地位來增加彼此的好感，才能攝受他人、取得共識，互相能接受，就可以溝通交流了。像過去有不少的大哥，都成為我的信徒，如竹聯幫、四海幫的幫主，我也把他們當朋友，不過他們都覺得自己是弟子，我是師父；甚至在我們佛光會嘉義金剛分會的督導林宏弦，因為佛法的薰陶，浪子回頭，現在也在監獄當布教師，幫助受刑人，所以我想彼此尊重很重要。

二、監獄布教的熱情

說起在監獄布教，最熱心的人，莫過於趙茂林居士了。他在各個監獄布教數十年，說法度眾，每週風雨無阻，最令我欽佩。

每次他到我住的道場訪問，有時候，我們可以從早上聊到中午，從中午再聊到晚上，甚至整天都在講話；弟子們就很佩服我，大家都說：「師父真有修養，待客這麼有心，從早講到晚講那麼久。」

其實大家不知道，趙茂林居士對佛門相當熟悉，他信仰虔誠，對佛教的法會，像放燄口、拜懺等，比出家人還要熟悉。他對佛教的常識、老和尚們之間的行事，經驗多得不勝枚舉。我每一次聽他談說這許多人的往事、故事，都津津有味，感同身受，給我增益不少。人家的善事，我由之效法，如有不對的，就想到我應該要改之。

其實，趙茂林居士來跟我談話，就像我的家庭老師，因此我非常的尊敬他。可惜，假如那時候有人能追隨他，把他一生的監獄布教法記錄下來，也能成為一部台灣獄政的研究史。

趙茂林居士是江蘇泰州人，所謂「泰州出和尚」，他同和尚的關係最為密切。曾經做過江蘇省保安大隊的大隊長，到了台灣以後，做了羽毛工會的理事長。羽毛工會究竟做些什麼事情，我倒沒有和他談過，他和我論交，談的都是佛教，或是他在監獄布教的經驗，我從他那裡也懂了很多的觀念。

所以人和人相處，你要懂得學習，你要能提出問題；他和我談話的時候，我也都藉機會提出問題問他。

他的年齡比我年長二、三十歲以上，做我的老師應該綽綽有餘，我也真心的把他當朋友，也當作老師；但他認為我是出家人，是師父，對我非常的尊重。可以說，我們的關係是介於師友之間，彼此相互尊重、相互包容，沒有什麼另外的利害關係。

因為監獄布教的因緣，我在建設佛光山寺的時候，就向中國佛教會提議，應該獎賞一些有功於佛教的人員，我願意提供佛光精舍（養老院）十個房間，給予對佛教有功的人能夠養老。像趙茂林、馮永楨、張劍芬、孫張清揚、王鄭法蓮、孟瑤、王如璋、戈本捷居士伉儷等人，晚年都住在佛光精舍，由我們照顧。

另外，我也願意提供萬壽園的龕位，往生以後可以酬功報德，回歸佛國淨土。如素有「三湘才子」之稱的張劍芬居士，十九歲就擔任縣長，並做到台灣銀行的襄理，與我也成為好友，他寫過多少佛教的楹聯，對寺院的貢獻相當大，我最為欣賞「永念親恩，今日有緣今日度；本無地獄，此心能造此心消」。他後來洗腎，也是我照顧，每個月洗腎要五萬元，我也支助他，直到去世後，靈骨安奉在萬壽園，到今天，他的後代都不來聞問。趙茂林居士也是一樣，他雖有兒孫，卻沒人過問，後來也安奉在萬壽園。我就等於替佛教有緣人做他們的孝子賢孫，不過我也甘願。除了這許多因緣以外，對於為佛教貢獻的人士，我們都願意成就他們。

從監獄布教，到後來，我和幾任的法務部長像廖正豪、馬英九、王清峰等人，都有多次的來往。我想，救苦救難，也能得到很多有情有義的朋友。這也是我學到很多管理學的機遇、因緣。

三、思想犯的人權自由

對於受刑人釋放出獄了，一般人都會害怕他們；但我覺得，他們可能受過冤枉、受過委屈，就算真的犯罪，也已經受過刑責、處分，就不應該再受社會的歧視。所以對於釋放出獄的人，我特別喜歡和他們交往，像過去出獄的朋友當中，尤其是思想犯，我最不畏懼。

如作家柏楊先生，後來也成為我的好友。每一年我多少在經費上給他一點幫助，他也會到佛光山來，還帶了太太張香華女士來山上過年，跟我們同聚，視佛光山如自己的家。

他曾經跟我說，要成立一個「人權教育基金會」（即「國際特赦組織中華民國總會」，後來稱為「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主張廢除死刑。我雖然對他很尊重，但還是跟他說，我不能參加你這一個分會。

為什麼？在我認為，死刑不可以廢止。無論犯什麼罪，都可以免除死刑，唯有犯殺人罪不能。因為你殺人致死，怎麼能不被殺呢？這是佛教的因果，我不能違背因果，如果說殺人者可以不被殺，那我們對因果就不能信賴了，所以我不能苟同。我說過之後，他不一定能諒解我的想法，但彼此還是相互友好。後來，他們還常常商借台北道場召開會議，我也成就他們給予方便。

這當中，我非常尊敬清華大學孫漢觀先生，他被稱為「台灣原子能之父」，不畏懼困難、權勢，在柏楊先生坐牢期間，多次向最高當局反映，設法為柏楊脫困。柏楊只是翻譯《大力水手》漫畫，描述一對父子流落到小島樂不思蜀，在島上建立國家、競選總統等，當局就認為他有所影射，以此判他十幾年的徒刑。我覺得這太過嚴重了，對於政治犯、思想犯、言論犯，他們只是意見、看法不同，就要受這樣嚴厲的判刑，實在不應該。

像台北科技大學（前身為台北工專）李武忠教授，皈依法名叫「月池」，他們夫妻就為了女兒的教育觀念不同，太太居然密報他和共產黨有過來往，後來他因此也被判刑十年，關在綠島。期間，我一直和他有書信往來，他也擔心我，就說：「大師！為了你的安全，你不必和我往來。」不過，我不覺得這有什麼可畏懼的，他出獄以後，我們還是一樣照常連繫。

關於思想犯問題，我在大陸叢林念書時，就想，只是講個話，思想意見不同，包容一下就好了，為什麼就要治他的罪、要殺頭、要槍斃？這種權力實在可怕，因此應該要爭取思想自由。

我認為，要用自由、容忍、與人為善、從善如流，來化解彼此認知的不同，我想，這也算是我學習的管理學。

四、我和綠島的因緣

大概在佛光山開山二十年後，綠島有一位少將沈雪峰將軍，到山上來訪問我，希望我捐獻一尊觀音像供在綠島。我一聽，非常樂意，就花了二十萬元左右，訂製一尊觀音像，捐獻給他。這位沈將軍，原來是綠島看守所所長，後來也請我到綠島去說法。

在綠島監獄，我看到那許多受刑人腳鐐手銬的，實在心有不忍。這裡只是一座孤島，把他們放出來走動，我想也不會橫越大海逃脫，何必在手腳加上械具那麼磨人呢？

好比過去有所謂「千刀萬剮」，什麼叫做千刀萬剮？就是對你判決死刑，但不是一刀砍頭這麼乾脆，而是讓你受刑一千刀而不死，受盡折磨。像明末大將袁崇煥，他就是被施以萬剮千刀的刑犯，實在是冤屈。一位忠心耿耿的大臣，到最後竟落得如此，不禁為這許多皇朝忠臣感到不平，也為這許多是非不明的帝王冤屈了多少的好人、善人而覺得不義。

當然，犯罪受刑法是應該的，但是受冤枉是不應該的；過去，日本武將楠木正成將軍，在他受冤枉臨刑前，留下了「非理法權天」的感嘆。意思是，「非」（不對）不能勝過理（道理）；「理」不能勝過法，你說你有道理，但你不合法也不行；「法」不會勝過權，因為有權力的人，可以制裁你；但最後，「權」不能勝過天。「天」是什麼？因果。最後，因果會公平的為大家做定奪。

因此，「非理法權天」成為我在傳教的時候，經常提起的一個道理，讓我為這些受刑人、受冤枉的人，稍微提出一點申訴、提出一點聲音，來為他們呼喊，在不公不平之下，也希望有仁德之人能為他們挺身而出；因為在我們認為，中華文化應該是以仁義治天下，不是以權力、暴力來懲治人權。

今年（二○一六）是佛光山開山五十週年，沈雪峰將軍也上山來，在「話說佛光山」的時候，也提到綠島觀音像這一段因緣。我與他談起當初在綠島的情形，很多受刑人，像「孫立人案件」的少將郭廷亮，以及李敖、柏楊、余登發、陳菊、施明德等人，他們都是國家社會的菁英人才，在權力的壓制下，受到不公、不平等待遇，實在可憐。他們人生的精華歲月，也都在綠島上度過了，不禁讓人慨嘆唏噓不已。我們沒有辦法去判斷究竟，只有讓因果去處理吧！

五、給人希望

民國四十五、六年（一九五六、七）之間，國民黨政府應高雄市民的要求，把高雄要塞司令部占據的壽山，撥二十公頃出來做壽山公園，供給市民活動。公園裡面有一座忠烈祠，高雄市議會撥了七十萬做為修建壽山公園之用。當時，七十萬台幣大約等於一千兩的黃金。

因為市長陳武璋先生，和我們的信徒多人都有關係；因此，就著意要我來管理壽山公園兼管忠烈祠。他說，忠烈祠可以把它改為佛教道場。

我跟陳武璋市長說：「忠烈『祠』，可不可以改成忠烈『寺』？」他說：「這個一字之差，在議會七十萬元的預算不容易通過啊。」

我說：「但是這個一字之差，對我很重要，如果人家問我住在哪裡，我不能說我住在高雄忠烈祠；假如改個忠烈寺，我可以接受。」但他默然不置可否。

為了這一字之差，即使高雄的信徒再三要我接任管理壽山公園，我也不要。為什麼？做人要有原則。我是一個出家和尚，怎麼可以住到忠烈祠裡面做廟公呢？

由於我不肯去接管忠烈祠，陳市長就說：「好啦！壽山下有一個日本時代遺留下的西本願寺，就交由你來管理好了，大概有二千多坪的土地，價值也很高。」

我說：「西本願寺是日產，現在有婦女習藝所在裡面運用。」

他說：「我可以讓婦女習藝所搬遷。」我聽了也非常高興，這樣可以接受。

但是，那時候習藝所的所長劉保華，是一名強悍的女性，怎麼樣叫他們搬遷都不肯。

陳武璋的市長任期滿了以後，由陳啟川接任。我們和陳啟川也有因緣，就跟他說：「過去市政府有說，要把西本願寺的院址，也就是現在的婦女習藝所，讓我們來恢復做為道場。」

陳啟川一口答應，但是需要等政府撥發預算。他說：「今年、明年所有的預算都要用來建體育館，實在沒有餘力來把婦女習藝所搬遷去另外的地方重建。」

這樣又等了四年，民社黨的楊金虎當選了市長，他並不認同，當然，這個案子就更不容易談了。

壽山寺就位在婦女習藝所的門口，本來當初壽山寺占地也很小，只有百餘坪，我接受壽山寺的原因，就是想將來可以跟婦女習藝所（也就是西本願寺）連在一起，發揮更大的弘法用處。但楊金虎做市長後，希望就落空了，這個案子也就不了了之。再說，我們也不想和強悍的劉保華所長對抗，大家無諍就好。

儘管如此，劉所長平時與我們往來也都很友好，有時候，他也會找我們到婦女習藝所，為那些因為社會問題而收容的婦女上課。那許多女性大多是過去所謂的太妹，習慣於社會上的行事，或吸毒，或是在酒家、舞廳生活慣了，現在他們在婦女習藝所，也是不得已的；要叫他們信仰佛教，他們也根本不懂佛為何名、教有何義，都不了解。

不過，把這許多婦女當犯人、當刑者、關閉式的教育，我覺得這是不能改變他們的；至少要有代替的方法，來增加生活中的樂趣，讓他們感到前途有希望，站在他們的立場，讓他們對人生有一個了解。沒有這許多代替的東西，他當然還是一樣，流連在紙醉金迷的世界裡，陶醉其中。所以講到管理，拒絕要有代替的方法，比較容易成功。

無論是管理壽山公園、忠烈祠或西本願寺，我都是失敗的，不過，我也沒有少什麼，本來就不是我的，都是國家社會的；給我，我可以發揮它的作用；不給我，也是當然的事情，我一點也不掛礙。

但是，這讓我聯想起一個問題，這個時候我已經到佛光山開山，就想把壽山寺改成婦女之家，為什麼？因為一般鄉村的婦女為了要到都市求職，給報紙上刊登的小廣告引誘，實際上都沒有讓他們找到好的職業，很多人因此被騙到舞廳、酒家工作，人生從此墮落。我想要挽救社會的風氣，就想把壽山寺改做婦女之家。

我們的條件是，鄉村的婦女到高雄來求職，不必急忙找零工介紹所，也不要看分類小廣告，先住到婦女之家來，慢慢地找職業。我們給你兩個月的時間，你總應該會在高雄找到適合的職業，這樣比較安全。在這兩個月當中，吃、住都由我們供應，甚至簡單的車馬費、公共汽車的交通費，我都能幫助你。

如果你工作兩個月後，發現不適合，在半年之內可以回來，繼續住一個月；這時候你對高雄的環境、人事，都應該熟悉了，我再給你一個月的時間，去找第二份合適你的工作。

1999年，綠島人權紀念碑落成典禮。碑上銘言：「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他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柏楊一生力爭人權，亦留名碑上，他說：「人權，是一種思想的獨立，和人格的尊重。」

假如第二次的工作做了又覺得不適合，在半年之內你還可以回來，我再給你住半個月；如果你在半個月中還是不能找到適合的工作，這表示你的能量，讓社會不能接受，那我對你也沒有辦法了。

這是辦婦女之家的理想，我就想要去實踐，因為社會上的苦難太多，我希望能可以盡一點心，給予幫助。不過，這件事大家也不敢碰，都怕擔負責任；沒有辦法，我這一個理想也就告吹了，最終失敗結束。

但是，這個當中，我對於婦女習藝所那許多苦難的女性，一再想到，其實人的天性都是善良的，只是受社會誘惑、社會的環境讓他們墮入苦海；假如當時壽山寺的條件再大一點，對於他們的福利再增加一些，讓他們回頭是岸，也不是很難。只是說，今天這個苦難的社會，不但要發心，必定還需要有實力，理想才能實現。

所以，講管理不是空談，一定要講究你有多少力量、能做多少事情。我這一生雖然很膽大，什麼事都願意去做，但是我也會衡量自己有多少力量，才敢跨前一步，這就是我管理的分寸與執行。

六、大寮高雄女子監獄

在佛光山左近大寮鄉（現在稱大寮區），有一個高雄女子監獄，曾經要我去做一次講說，我欣然前往。

我一去，看到裡面有六百個青春美貌的女性，著實嚇了一跳。這許多女性怎麼會犯罪住在監獄裡面呢？一般說，女性大多非常溫柔善良，應該不至於犯什麼罪讓他們這樣受刑，受制裁。

後來，慢慢了解，這些可憐的女人，大多是因為丈夫違反票據法犯了罪，利用太太的名字立據，就由他們來坐牢；或者男人吸毒、販毒、竊盜，犯了罪都推到太太身上，婦女只有代夫去坐牢入獄，可是法律並不懂這一點；只要在問供時，指出他有什麼罪名，生性善良的女性就承認犯罪。所以，沒有犯罪的人坐牢，犯罪的人卻逍遙法外，我想，法律真的能解決問題嗎？

因此，我在寫《玉琳國師》的時候，曾經用玉琳國師的口吻說過一句話：「法律不能解決人間的問題，只有佛法才有辦法。」如國父孫中山先生說的：「佛法可以補法律之不足。」佛法是根本方法，要從心裡來改變才能解決問題。

從那一次在監獄裡面，跟六百名女性說法以後，我就很感嘆，我們在監獄裡面教化，真能幫上這些苦難人民，有助於他們獲得幸福、人生成長嗎？

因為我在監獄裡面布教多年，承蒙司法部早期給我一個名稱，最初叫「名譽教誨師」，後來又叫我做實際的「教化師」或「教誨師」；但是，我是個和尚，還是做個法師為好。

我效法《金剛經》所說，度眾生的對象，「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我敬佩地藏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的精神，但還學不到地藏菩薩專業的在地獄裡面度眾生；儘管我的願行比較廣泛，實際上說來也是一事無成。

因此，人生光靠願力，也只是一個理想；在願力之外，還要有實力、還要有行動力，甚至還要有各方面的助緣、助力，才能真正做到所謂的救苦救難。

像觀世音菩薩能可以「拔三毒」、「救七難」、「三十三應化身」……所謂「神通廣大、法力無邊」，大概在管理學裡，還是需要一點智慧妙用，才能收到功效。

七、宗教管理

幾十年前，陳水扁先生在台南縣競選縣長的時候，受到壓制而不能當選，並且他的夫人因為車禍導致傷殘，我就有一點心抱不平，覺得政治殘酷，沒有人情道義。但是，對於陳水扁先生在立法院做立法委員時，犀利的語言，對官員那樣的謾罵叫囂，我也深不以為然，因為我認為政治還是以和為貴，不是用謾罵為能事。

後來，陳水扁做了一任台北市長，我也沒有和他來往過；但是，他一當選總統，就表示要上佛光山來，並且在山上住一宿，還帶領了近百位記者、幾百位隨從人員隨行。好在，那時雲居樓剛剛完成，能提供他們居住、給予接待。

當時，陳水扁先生表示：「有機會，他願意來佛光山掃地做義工，做一個示範。」我不敢領受這樣的好意。我說：「你也不必要，這樣會讓人家覺得你好像在作秀，不需要，你還是做總統吧。」

好比當初李登輝當選總統，到馬路上代表警察做交通指揮；我說，他這不是總統的行為，總統有總統行事的準則、政策，警察一個月才兩、三萬塊錢，你一個總統領的是幾百萬塊，你能拿幾百萬塊的待遇，來做兩、三萬塊警察的指揮工作嗎？這是不當的。

後來，我也勸陳水扁要做全民的總統，不要光是做民進黨的總統。他也很坦誠跟我說：「民進黨的基本教義派，不會讓我自由。」我心裡想：「這我不太懂了，你既然做了總統，又有什麼基本教義派？」我想，大概是民進黨的那許多黨員能影響他的決策吧。

不過，由於這一層關係，後來陳水扁做了八年總統後，為了貪汙的事件，一個榮耀的總統成了階下囚，這在歷史上，實在也是很少見的現象。但我覺得，既然已有那麼高的地位，而且他一生奮鬥做到總統，也是不容易；雖然犯罪，國家還是可以對他稍微寬鬆的待遇，讓他不要與一般的受刑人一樣，能獲得一些寬容。

我曾經和當時擔任總統的馬英九先生，在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上慶祝佛誕節時，拜託他對陳水扁要網開一面，他也沒有給我回答。後來，我就在《聯合報》上寫了一篇文章，請他能可以讓陳水扁比照張學良一樣，給他一個居家限制就好，不必給他關閉受刑，讓他與家族能可以團聚。總之，他是做過一國總統的人。

順此我也提到，做過世界銀行副行長的北大經濟學者林毅夫先生，應該可以讓他回到台灣來與家人團聚。現在兩岸都已經和平往來了，所有的恩仇可以化解；但是，政府有關單位始終不讓他回國奔喪、探親。我也深不以為然，覺得國民黨的做法不當。

還記得三十年前，我多次建議國民黨政府，要向二二八事件的家屬致意，不要因為他們的家人受二二八事件的制裁，讓子孫感覺到見不得人，應該給他們平正，表示他們是清白無罪的。甚至，我們也在台北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辦過「二二八平正法會」，但是國民黨一直不肯做，所以到今天，這許多災難、因果一直在重演，常常令人不勝感慨唏噓。

說到陳水扁，現在法務部能可以給他居家養病，出入自由，我雖不敢說自己有多少貢獻，但總覺得，用宗教來治理社會、管理社會才能獲得人心，這是必定不會錯的！

八、管理，是要奉獻的

我住在宜蘭期中，宜蘭看守所可以說是我經常去的地方。可是，後來負責監獄教化課的人不信佛教，漸漸地，對佛教有所排斥，改用儒家來教化。我想，大概他們都是基督教徒居多，台灣監獄的教化工作，其內容也慢慢改變了。不過，這也不要緊，因為我們都是義務的，不是專業人士，也只能隨緣教化。

在宜蘭監獄裡面，從過去日本統治時代，就遺留下來一間佛堂，裡面供奉了一尊阿彌陀佛的金像，實在很莊嚴。我每一次到那個監獄去講演，都會親自到佛堂裡，向這一尊阿彌陀佛合掌、頂禮。

後來，看守所的總務課屠課長，他知道我喜歡這一尊阿彌陀佛像，就來找我說：「現在這一尊阿彌陀佛像，監獄裡不便供奉了，你要的話，可以賣給你。」我問他多少錢，他說兩萬元。

那時候兩萬元的價值，應該不只十兩黃金，但我想，我寧可付給他兩萬塊，也不要讓他們隨意處置這尊佛像。於是，我就把這一尊阿彌陀佛請回到雷音寺，後來還把他複製多尊。現在在台灣，有好多的地方都有供奉這一尊阿彌陀佛像，等於阿彌陀佛的分身一樣在弘法利生。

我在想，日本的國力較強，對於社會各方面的需求關照，還是比較健全；國民黨政府的領導人，由於心胸偏狹，尤其是蔣夫人不准人信仰佛教，不准人發展佛教，硬是與民情相違背，漸漸失去民心，也不是沒有緣由。像國民黨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既不肯道歉，也不肯認錯，這實在是政治的傲慢，權力的驕橫。

我在少年的時候，因為一位老師的關係，做了國民黨的黨員；後來到了台灣，國民黨黨國元老李子寬居士也鼓勵我們，一定要做國民黨的黨員，弘法傳教才能得到方便，我為了弘法，就參加國民黨。就等於一個女人，嫁到哪一家，就是那家的人，我也只得「在一家保一家，在一國保一國」。我這一生是忠於國民黨，愛護國民黨的，但誠實說，由於國民黨的這種種情況，我並不算滿意國民黨。

其實，對於台灣的政治紛擾，我並不感興趣。我不問政治，也不跑政府，並不求助於政治給予我什麼幫助或做什麼，我都沒有；甚至於我這一生，興建的寺廟這麼多，我們也從來沒有要求政府為我裝過一個路燈，建一個廁所，或是給我一點補助，我都沒有。

管理，是要奉獻的，不是想要貪圖的；而我不貪圖，並不代表沒有。我覺得佛教所說的「因緣」比較重要，緣分到了，因緣會來找你，如果沒有因緣，沒有結緣，不肯結緣，要去找因緣，你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