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76　宗教立法之我見

一、宗教法訂定之難處

中華民國對於宗教立法是不公平的，是由外行人來訂宗教法，不讓內行人來會商，所以宗教法勢難通過。

目前，我國的宗教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回教、道教等，但實際上，過去的宗教法只有佛教首當其衝，對於道教無人過問，而基督教、天主教、回教則如化外之民，根本不受中華民國的宗教法管理，明顯違反了宗教平等與憲法保障信仰自由，及宗教自治的精神。

宗教法，是在佛教最衰微的時期訂定下來的，從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訂的「監督寺廟管理條例」，實行至今已將近百年，從未加以修訂；究其原因，是因為這許多地方的鄉鎮公所的官員，到縣政府、省政府、內政部等民政廳、社會司，幾乎沒有懂得宗教的人。可以說，讓佛教在所有宗教裡面所受的損失最大。例如，民初的廟產興學、寺廟軍隊駐兵、寺廟收容災民，乃至於寺廟也要像民間一樣，必須繳納苛捐雜稅，這對於真正在做弘法利生的工作者來說，實在是一種藐視。

甚至到了現在，政府好像很理所當然的把社會的慈善福利事業都交來給宗教，宗教做再多也是應該，政府部門也沒有什麼獎勵、補助或關心，做與不做都是一樣。尤其現今，殯葬業也摻雜到宗教裡面來，享受漁翁之利，弄得社會和宗教意見不同、紛爭不已。

目前的立法院，雖有心要訂定宗教管理法、宗教輔導法、宗教服務法、宗教條例等，但是十幾年來，雙方各有堅持，吵鬧不休，一直都沒有定案。

宗教法有這麼困難嗎？只是說我們的政府不懂宗教，我們的立法院的立法委員也沒有人研究宗教，大家在不懂、不公、不平之下，各有私見、各有執著，這都是外行的看法，所以宗教法就很難通過實施。

六十幾年前我到台灣來，那時候只有天主教、基督教能在台灣傳教自由，而佛教因為受到政治的壓迫，弘法非常困難。信佛教的人不能出國，不能做官，不能升等，所以很多的國民，在身分證信仰欄裡，都不敢填寫佛教，寧願讓它空白。

當時，只有台灣的民間宗教稍微有一些活動，但因為殺生拜拜太過奢華、次數過於頻繁，政府也認為拜拜太過浪費，言明要取締拜拜；後來佛教界出來幫忙倡導「改良拜拜」，才讓民間的怨言消失。

其實殺生拜拜，佛教也認為不合理，但是站在宗教以外的社會立場來看，一些享受高官厚祿的人，天天吃喝玩樂、跳舞聚會、聚餐，都沒有人指責是浪費，反倒民間稍有一些祭拜活動，政府就認為他們太鋪張浪費，當然民間也會不服，所以就提出抗議。

所幸，佛教有少數人士如煮雲法師等人，我們呼籲、提倡以香花素果代替殺生祭祀，台灣拜拜的奢靡風氣因而減少許多。但我們也知道，這是民間一年的娛樂，透過祭祀拜拜的機會，舉辦活動，彼此聯誼，以社會學來看，這本來也無可厚非的。

不過，世間是不公、不平、不義的，有權有勢的人任性為之，無錢無勢的人就受歧視壓迫，好在台灣一般民眾都很善良，心存宗教的善念，在提倡「改良拜拜」下，只要不殺生、不鋪張浪費，用香花素果來替代，也可以淨化人心；如果完全把它取締，可說甚為不智。

再有，由於過去民政廳官員徐錦虎，和內政部一位姓徐的部長，兩人上下攜手，佛教界受到很大的限制，除了《監督寺廟管理條例》不予修正、改良以外，他們又訂定許多單行法規。例如：修建寺廟不可以超過五萬元以上；所有的功德箱，要會同鄉公所才可以開啟；每個月的帳目要寺廟貼在大門外，供人觀看等等。

甚至，日本時代留下來的制度──寺廟除了住持之外，另設有管理人，這是由於佛教徒總覺得自己力量薄弱，就聘任鄉民代表、政黨等人士做護法，但是他們都以董事長、老闆自居，逐漸形成「外行人領導內行人」的現象。許多出家人也不懂這些法令，都自以為住持最大，孰不知政府只認定管理人；所以當管理人和住持意見不合時，管理人就把住持趕走，猶如乞丐趕廟公。六十年前，我在台灣經常看到類似的事情，佛教徒也不懂如何申訴，而吃了多少的悶虧，受了多少的委屈。

二、宗教法的管理條規

我在佛光山開山之後，台灣省議會就派過許多人來詢問我們的意見；高玉樹先生做政務委員時，也曾代表立法院，組織多少團體來到佛光山詢問我們的意見，但最後我的意見都沒有發表。說來說去，政府並不想參考我們的意見，據聞內政部和中央黨部就有一個共同的說法：讓佛教人士彼此紛爭，這樣政府才好統治。所以，鄉公所的一個科員，可以在他轄區的幾十個寺廟裡享受厚祿，猶如太上皇爺，要所有的寺廟都得聽他的，讓外行來指導內行，也就可想而知了。

實在說，在宗教立法上，與世間有關的建築、與社會有關的納稅可以訂法，但是靈修的部分應尊重宗教界，由他們自行制定儀軌進行，政府毋須干涉。例如，我做早課念〈楞嚴咒〉，你不可以規定我一定要念〈大悲咒〉；我與華嚴宗相應，你不准，難道要我改修唯識宗嗎？

再有，對於宗教很多的訂法，佛教界自己內部也是反對，他們認為，規定的條文對佛教約束過於嚴厲，有很多的不可，完全是限制的，都沒有從積極面規定可以怎麼做。可惜，佛教人士沒有看到條文裡面，其實對佛教多有保護；佛教界都不給予自己一些空間，反倒阻礙佛教的發展，當然一樣不能獲得佛教界其他人士的支持了。

對於訂定宗教法，我們提出一些提議：

第一、住持要由佛教學院畢業的人才可以擔任。

台灣神道廟的住持，都是由地方上的鄉鎮代表做管理人，一個外行人領導寺廟，就容易產生弊端，這種情勢又如何避免佛教每況愈下？

首先，政府必須承認宗教研修機構的資格，使它能夠正常發展，並可以公開招生，培育優秀的宗教師，以提升宗教教化的功能。我們知道，一個學校的校長、教授，都需要有教師的資格；一個醫生也要有合格的醫師執照，才可以開業看病；世間上，各行各業，都要有資格限定，為什麼佛教的住持不需要有資格的認可呢？沒有資格上的認定，社會就容易發生一些附佛外道假借宗教之名，行不合法之事，造成社會、宗教的亂象。

什麼人才能夠擔任住持？這很簡單，像天主教有主教、神父；基督教有牧師；佛教有出家僧侶。可是天主教、基督教他們可以保有宗教自由，其主管人員由自己的宗教指派，反觀佛教的僧侶在寺廟裡如同附庸，真正的主管是那許多鄉民代表、鎮長；因此，在三、四十年前的宗教界、佛教界，可以說受盡欺凌、受盡委屈。

當時我還年輕，在佛教界裡，雖不能做主導的工作，但我也盡心努力的寫文章、講演，到處為佛教發出不平的聲音，希望佛教受到政府的重視。因此，在最初佛教的許多護持者中，我應該稍有些許貢獻的力量；只可惜，我個人的力量還是微薄，中國佛教也不是由我領導，所以對於和政府爭取立法的權利，我也無能為力。

其中，佛教寺院沒有讓佛教學院的畢業生來管理，政府不承認佛教學院的研究機構資歷，這是最大的敗筆。除此之外，這些紛爭也讓社會上的一些神棍、要在佛教裡撈一些利益的人，都想到佛教裡面來生存，那麼清淨的教團，怎能不經常發生訴訟告狀？所以，過去在法院裡，為了爭財產與權力管理權，案件堆積如山；現在佛教四眾弟子，稍有人才出線，這方面的弊端稍微改善了一點。但是沒有立法，問題終究存在。

因此，政府應該明訂宗教團體領導人資格許可，要有宗教學院畢業證書，或是教會的證明文件，才有擔任資格，以保障合法，杜絕不法。再有，應朝向章程自治規範，宗教人士都要經過高度的道德訓練之後，給予自訂章程，並自治管理。

第二、遺產繼承的問題。

現行的法令，一個寺院在住持圓寂後，其佛教的遺產、產業，就由他未出家前的兒女來繼承；若是沒有兒女，則由兄弟姊妹甚至由叔伯眷屬等前來繼承。

但事實上，佛教的產業為十方淨財，當然是屬寺廟所有。師父要交給徒弟，徒弟要交給下一任，誰擔任住持誰管理，是很合理的，這些都是公家財產，不屬於個人，怎麼可以由眷屬來繼承？如此，會讓佛教衰敗、沒有力量，讓佛教不健全。然而這許多不合時宜的法令，不可以更改、不能修正，真不知宗教官員的用心何在？宗教法又如何訂定得起來？

政府應該明訂宗教人士的財產歸屬，宗教人士奉獻身心服務社會大眾，其身後財產已經不適用民法規定的繼承方式，應該歸屬其寺廟教會。

第三、商業的納骨塔與寺院的納骨塔問題。

在台灣，幾乎寺院的經濟來源，大多都是靠納骨塔的收入來維護寺廟的發展，可是現在一些圖利的商人，把殯葬業也摻雜到佛教裡來，所以佛教的靈骨塔慢慢地也受到影響。商人為了自身的利益，到各處建立金寶山、銀寶山、大佛山的寶塔、墓園等，並且與官僚相互勾結，強迫佛教的納骨塔、靈骨塔要繳稅。

其實，殯葬法與宗教法不同，佛教不是殯葬業，但是「佛塔」是信仰、是佛教的，可以說佛教的納骨塔、靈骨塔都是為人服務的。例如，有一些信徒，他要把他們的祖先託付到佛教，僧侶發心為他們早燒香、晚換水，誦經祭拜，也沒有講究要多少價碼，都是給予隨喜發心捐獻。可是，政府認為一個靈骨塔一定要繳多少稅金，並且強迫寺廟照辦，令其左右為難。

過去，台北市因土地不敷使用，甚至連人往生後也無葬身之地，政府就鼓勵寺廟來建設寶塔安奉。後來商人從事殯葬業，興建的寶塔多了，他們向政府登記、繳納稅金，不甘願寺院不用繳稅；因此，總在寺院的寶塔上，想找出多少問題來刁難，讓政府向寺院施壓。

舉個例子說，北投有一家寺院的寶塔，是一百年前就設置的，但是政府就要求他們要補繳過去的稅捐，寺院住持跟官員說：「這座寶塔，在國民黨政府還沒來之前就有了，也不知道它的歷史淵源，現在，你要我追查歷史，繳納稅金，我實在無能為力。」像這樣子的官員不能了解實際的情況，怎麼能有辦法訂定宗教法呢？

第四、土地、建築、稅金等問題。

再有，政府法令規定，寺廟修建不可以花費五萬塊以上。如此不合理的規定，導致佛教新的寺廟不能建設，舊的寺廟不能重修，這也太過強勢了，不是要讓佛教滅亡了嗎？又如，寺廟的經濟收入，每個月都要張貼到門口，這也讓寺廟為難，難道僧侶就沒有尊嚴嗎？還有功德箱是信徒捐獻，樂捐是寺廟所有，為何要協同鄉公所的人來開啟？

甚至，有一次在台灣省政府召開會議的時候，我提議寺廟內有糾紛，不必讓地方上的官員參與，政治不要介入，應該「僧事僧決」，讓宗教界諸山長老自己來了解，從中斡旋；但是我的提議，並沒有得到大家的通過。後來，當時擔任主席的民政廳廳長高育仁先生，在走廊上跟我說：「法師，寺廟不能讓出家人來解決問題的，等到你將來做佛教會會長時，再說吧！」

我也不懂他的意思，我想他的意思大概是宗教徒會徇私，不懂法令，不能配合政府，因此他們不放心把解決寺廟糾紛的問題交給諸山長老；但是，在大陸叢林裡，諸山長老對各個寺廟的糾紛勸導，有很大的影響力。台灣的政府不用這樣的影響力，卻讓外行來參與，讓內行旁邊站，宗教法又怎麼能修訂成功呢？

還有，政府一再要求宗教繳稅，這是不對的。關於宗教建築、宗教土地、宗教事業應該免稅，因為本來宗教團體就將收入的淨財，投入到社會教化、公益、慈善等事業當中，政府應該要多鼓勵宗教所做的這些福利社會、弘法利生的工作，不是在繳稅的問題上為難。宗教的淨財收入，都是信徒捐獻，是用來做功德、做好事的，政府不但不應該抽稅，反而應該給予免稅，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得受宗教教化的福利。

在西方國家，一個宗教師，甚至很多的商業機構，所謂的收入都是拿來補助宗教發展事業，沒有想到要收稅金，甚至還幫助宗教免稅；可是，我們的政府卻一直希望宗教繳稅。在過去，大陸寺廟擁有的田地幾千畝、幾萬畝，繳糧、繳稅是應該的；但是，現在的寺廟都是由信徒添油香，政府怎能叫寺院繳稅？這是不合理的。

我看過立法院討論的議案，關於宗教立法，就有七、八個版本草案，光是在名稱上，就各有主張，互有不同；我想，要讓宗教法能修訂成功，恐怕遙遙無期。因為各個宗教都具有其歷史傳統與獨特性，要訂定一個完全符合所有宗教的法規並不容易。不過，政府至少應該尊重各宗教的自治性，以信仰自由的原則，站在協助、輔導的立場，而不是一昧的管理、監督。

當然，若政府有明智，讓宗教人士自己來訂法，大概問題就容易簡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