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62　第七課 佛教的政治觀

政治是社會組織的重要一環，凡行政上所施行的一切治國之事，概稱為政治。一般人談到政治，每每將之與權術、謀略、黨派、鬥爭劃上等號，因此強調和合無諍的佛教徒，往往避談政治，甚至在社會人士高唱「宗教的歸宗教，政治的歸政治」口號之下，更以遠離政治為無求。

然而實際上，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人是群居的動物，不能離群索居；既然無法離開群眾，自是不能遠離政治而生活。再說，參與政治是國民的權利，除非觸犯國家刑法，被褫奪公權的人才沒有參政的資格。佛教徒中，即使出家僧侶也要納稅、服兵役，盡國民應盡的義務，所謂出家並不意味著出國，何況佛教主張不僅要自度，還要度人。佛教與政治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彼此息息相關，相輔相成，不但政治需要佛教的輔助教化，佛教也需要政治的護持弘傳。因此歷代以來，佛教非但未曾與政治分離，而且一直保持良好的關係，例如佛陀成道後，遊化諸國，經常出入王宮說法，開示仁王的治國之道*1，許多印度大國的君王如頻婆娑羅王*2、阿闍世王*3、波斯匿王、優填王*4等，他們受到佛陀的感化而皈依佛教，進而成為佛教的護法，並且將佛法的真理應用在治國安邦上，健全社會，福利百姓。佛陀涅槃之後，仍有許多國王，如阿育王*5、迦膩色迦王*6、戒日王*7、彌蘭陀王*8等，他們遵循佛陀教法，以法治國，建立清明政治，寫下印度史上輝煌的一頁。

在中國，歷代僧侶與帝王也常有密切的合作往來，其中或有輔弼朝廷被尊為國師者，如：南陽慧忠*9、法藏賢首*10、清涼澄觀*11、悟達知玄*12、玉林通琇*13、天台智顗*14等。或有出仕朝中為宰相者，如宋文帝禮請慧琳為宰相，日理萬機，時人稱為「黑衣宰相」；唐太宗向明瞻法師請教安邦定國之道，明瞻陳述以慈救為宗，太宗大悅，尊為帝相；明朝姚廣孝本為道衍禪師，永樂皇帝愛其英才，敕令還俗輔佐朝綱，對明初的清明國祚貢獻很大。

此外，自魏晉南北朝起，朝廷並設有僧正、僧統、僧錄司、大僧正等僧官，至今仍為日本所沿用。直到今日，西藏實行「政教合一」；泰國、錫蘭、緬甸、尼泊爾則以「佛教領導政治，政治尊重佛教」；日本不但以佛教為國教，而且規定全國人民要信奉三寶，執政者要禮敬三寶，佛教備受尊重；韓國亦曾以佛教為國教，並曾雕刻大藏經以救國。凡此都說明佛教與政治關係密切，政治需要佛教的輔助教化，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佛教乃救世之仁，可補政治之不足。」

佛教不但有和諧政治的功能，並可幫助政治化導邊遠、消除怨恨、感化頑強，發揮慈悲教化的功效。例如佛教的五戒，對安邦治國的貢獻，正如慧遠大師云：「若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遍於宇內，編戶千萬，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能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百刑息於國。其為國王者，則不治而坐致太平矣！」

佛教對國家政治的影響與貢獻，歷代均有記載，諸如：幫助生產、開發交通、保護生態、利濟行旅、文化建設、安住軍民、興辦教育、醫療救濟、財務運轉、科技文學等。

佛教在烽火漫連的亂世，經常扮演攘敵安邦的角色，例如：佛陀對摩揭陀國雨勢大臣昭示健全國家的「七不退法」，巧妙的化解了一場血腥戰爭；唐朝的安祿山舉兵造反，軍需短絀，佛教徒於是發起販賣度牒以增加軍費，為平定安史之亂盡了最大的力量；南宋高宗偏安江南，禮請法道禪師入朝共謀國事，在禪師的極力奔走之下，為國家勸募了豐足的軍糧，並且參戰軍旅，貢獻計策，穩定了軍機。曾經一度為禪僧的劉秉忠，元帝入主中原，耶律楚材仰慕他的賢能，特別徵召他出仕為相，劉秉忠為了保全漢人的生命財產，免受無辜的殺戮，於是挺身而出，立朝儀，訂制度，輔佐耶律楚材推行漢化，延續了漢民族的命脈。元代至溫禪師，由於贊助王化有功，感動世祖而敕封為佛國普安大禪師。中國共產黨南區司令許世友曾為少林寺和尚等。可以說，自古以來，佛教輔佐、教化政治的史例，多不勝舉。

佛教教義與僧侶行儀可以影響帝王的政治理念，建立祥和社會；帝王的權勢則能幫助佛教普遍弘傳，淨化世道人心。晉代道安大師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佛陀在《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中，將護法之責交付國王，以收「上行下效，風行草偃」之功。此可證之於佛世時，因為有頻婆娑羅王、波斯匿王的護持，佛教才能傳遍五印度；佛陀滅度後，阿育王修建八萬四千座佛舍利塔，並派遣布教師到錫蘭等地弘法，使得佛教得以向外弘傳，廣宣流布。中國因有東漢明帝派遣郎中蔡愔西赴天竺迎請迦葉摩騰、竺法蘭等高僧來華弘法，佛教因此得以傳入中國。至於中國佛教的譯經事業，大多是由於歷朝帝王保護，設置譯經院，因而得以完成，如鳩摩羅什大師受後秦姚興的護持，在西明閣從事譯經，而有《法華經》、《中論》等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經論流傳後世；玄奘大師在唐太宗的支持下，譯出《大般若經》、《成唯識論》等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經論，使法寶聖教的光輝普照於中國。

又韓國的法興王、高麗太祖、李朝世祖；泰國的坤蘭甘亨王、立泰王、怛萊洛迦王；錫蘭的天愛帝須王、摩哂陀第四王、末羅王；緬甸的阿奴律陀王、敏東王；越南的第三主聖宗；寮國的維蘇王等，他們有的發心出家，有的廣建寺院，有的結集經典，有的注疏講經，有的建立戒壇，都是歷史上對佛法熱心護持的帝王。

現代信教自由，且政治有護持佛教的力量，佛教也有清明政治的功用。因此，佛教需要政治的護持，政治勿嫉妒佛教，勿捨本逐末，唯獎勵慈善，應該多獎勵從事淨化人心，改善社會風氣者。而佛教對於社會的關懷、人權的維護、民眾的福祉，自是不能置身事外。因此，佛教徒不能以遠離政治為清高，所謂「問政不干治」，個人可以不熱衷名位權勢，但不能放棄關懷社會、服務眾生的責任。今日佛教徒為了弘法利生，對政治不但不應抱持消極迴避的態度，相反的，應該積極關心，直下承擔，這正是人間佛教菩薩道的實踐。

【註釋】

*1佛陀對仁王政治的教化，普見於佛教的諸多經典中，例如：佛陀在《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開示，執政者應當心常憂民，如母之憶子，不離於心；在《如來示教勝軍王經》告訴身為國王者：「於諸國邑所有眾生，僮僕作使、輔臣僚佐，應以諸佛所說四攝而攝受之。」在《長阿含經》說：「君臣和順，上下相敬，若能爾者，其國久安。」在《佛說孛經抄》裡記載：「為君當明，探古達今，動靜知時，剛柔得理，惠下利民，布施平均。」在《法句譬喻經》中亦提出為王之道，當行五事：一者、領理萬民，無有枉濫；二者、養育強士，隨時稟與；三者、念修本業，福德無絕；四者、當信忠臣正直之諫，無受讒言，以傷正直；五者、節育貪樂，心不放逸。在《金光明最勝王經》則說：「於親及非親，平等觀一切，若為正法王，國內無偏黨，法王有名稱，普聞三界中。」

*2與佛陀同時之摩揭陀國王。其皇后為韋提希夫人，生一太子，即阿闍世王。頻婆娑羅王與夫人均皈依佛陀，深信佛法。在佛陀證道之前，王曾祈請佛陀於得道後先至王舍城受其供養，佛陀默許之。後來佛陀悟道後，即先至王舍城說法，王亦於迦蘭陀建竹林精舍，供佛弟子止住，供養僧伽，護持佛教，為最初之外護者。

*3為佛世時中印度摩揭陀國頻婆娑羅王之子。及長，立為太子，因聽信提婆達多之唆使，幽禁父王於地牢中，欲致其死。即位後，併吞鄰近諸小國，威震四方，奠定印度統一之基礎。後因弒父之罪而遍體生瘡，至佛前懺悔即平癒，遂皈依佛陀。佛陀滅度後，為佛教教團之大護法。摩訶迦葉於七葉窟結集經典時，阿闍世王為大檀越，供給一切之資具。

*4為佛世時憍賞彌國之王。因王后篤信佛法，遂成為佛陀之大外護。

*5為中印度摩揭陀國孔雀王朝第三世王。西元前三世紀左右出世，統一印度，為弘揚佛教最有力之統治者。

*6古印度犍陀羅國（月氏國）之國王。係貴霜王朝之第三世王，其時被認為是印度政治史上、文化史上之關鍵時代，然有關其出世年代，從佛陀入滅三百年至七百年頃，眾說紛紜。迦膩色迦王繼阿育王之後建設大帝國，統治全北印度。於印度佛教史上，與阿育王並稱為護持佛法之二王。將首都由中亞遷至古印度西北犍陀羅地區之富樓沙城（今巴基斯坦白夏瓦），其領土東至瓦拉那西，南至頻陀山脈，北及中亞細亞、伊朗等地。曾與中國、希臘、羅馬文化密切接觸，造成東西文化之融和。王初信瑣羅亞斯德教，不信罪福，輕侮佛法，據聞，因受馬鳴菩薩之感化，始皈依佛教。

*7為七世紀頃中印度羯若鞠闍國國王、劇作家、詩人，史稱戒日王第二世，以大力保護佛教、獎勵文學著名。

*8即紀元前二世紀後半葉希臘人大夏王彌蘭多羅斯，曾統治阿富汗之喀布爾地方，並入侵印度，一時勢力及於西北印度五河一帶，使印度深受希臘文化之影響。據巴利文《彌蘭王問經》載，王與那先比丘討論教義，終皈依佛教。

*9唐代僧。浙江諸暨人。自幼學佛，初習戒律，長通經論。聞六祖惠能大師之名，即踰嶺叩謁，獲其心印。既而遊諸名山，經五嶺、羅浮、四明、天目，而入南陽白崖山黨子谷（白草谷），靜坐長養，四十餘年足不出山，而學者就之，恆逾百千。開元年中，玄宗欽其道譽，迎赴京師，敕住龍興寺。未久逢安史之亂，師乃遁歸。肅宗上元二年（七六一），再召赴京，住千福寺西禪院，公卿士庶參叩求法，不捨晝夜。代宗繼位，優禮有加，遷住光宅寺。師博通詁訓，普窮經律，雖受玄宗、肅宗、代宗三朝禮遇，然天性淡泊，自樂天真。常慕南嶽慧思大師之遺風，乃奏請於衡嶽武當山建太一延昌寺，又於黨子谷創立香嚴長壽寺，各請藏經一部以鎮山。大曆八年（七七三），又奏請度天下名山之僧，取通於經律禪三者之僧。後歸南陽，於大曆十年（七七五）在黨子谷示寂，年壽當在八十以上。諡號「大證禪師」，世稱南陽慧忠、南陽國師。

*10唐代僧。為華嚴宗第三祖。字賢首，號國一法師。又稱香象大師、康藏國師。俗姓康，祖先康居國人，至其祖父，舉族遷至中土，居於長安。早年師事智儼，聽講華嚴，深入其玄旨。智儼示寂後，乃依薄塵剃度，時年二十八。初以能通西域諸國語與梵文經書，遂奉命參與義淨之譯場，先後譯出《新華嚴經》、《大乘入楞伽經》等十餘部。嘗為武后講華嚴十玄緣起之深義，而指殿隅金獅子為喻，武后遂豁然領解，後師乃因之撰成《金師子章》。師一生宣講《華嚴》三十餘遍，致力於華嚴教學之組織大成，又註釋《楞伽》、《密嚴》、《梵網》、《起信》等經論，並仿天台之例，將佛教各種思想體系分類為五教十宗，而推崇華嚴之組織乃最高者，華嚴哲學於現實世界中乃屬理想世界之實現。於玄宗先天元年（七一二）十一月，示寂於大薦福寺，世壽七十。

*11唐代僧。為中國華嚴宗第四祖。號清涼國師、華嚴菩薩、華嚴疏主。十一歲，依寶林寺霈禪師出家，十四歲得度。乾元元年（七五八）以後，依潤州棲霞寺醴律師學相部律，又依本州曇一律師學南山律，詣金陵玄璧學鳩摩羅什所譯之三論。大曆十一年（七七六），遊五台山、峨嵋山，後返居五台山大華嚴寺，專修方等懺法。嘗講華嚴宗旨於大華嚴寺、崇福寺，名震京國，聲達帝聽。貞元十二年（七九六），應德宗之召入長安，與罽賓三藏般若共譯出烏荼國王貢獻之《四十華嚴經》，進之於朝，奉敕奏對華嚴大宗，帝大悅，賜紫袍及「教授和尚」之號；又奉詔於終南山草堂寺製新經之疏十卷，是即《貞元新譯華嚴經疏》。貞元十五年（七九九，一說貞元十一年），德宗聖誕，召入內殿，闡揚華嚴宗旨，帝朗然覺悟，謂「以妙法清涼朕心」，遂賜號「清涼國師」。師曾立十願以自勵，依此賜號而稱清涼十願。順宗即位，亦禮之為國師，朝野悉慕高風。憲宗元和五年（八一○），答憲宗之問，述華嚴法界之義，以深愜帝旨，加號「僧統清涼國師」，任國師統，並敕有司鑄金印。師身歷九朝，先後為七帝講經，於開成四年示寂，世壽一○二（一說元和年中示寂，壽七十餘）。葬於終南山石室，相國裴休撰碑文。

*12唐代眉州洪雅（今四川洪雅）人。法名知玄，字後覺。幼即喜見佛像僧形。七歲至寧夷寺聽法泰講《涅槃經》，彷彿目睹前因，是夜即夢該寺殿之佛以手摩其頂。十一歲隨法泰出家，研習《涅槃經》。兩年後，於蜀地大慈寺，奉丞相之命升堂說法，聽者日計萬餘，莫不駭歎其慧，皆尊師為陳菩薩。後從辯貞律師受具足戒，復隨安國信法師學唯識，自研經籍百家之說。師嘗恨鄉音之不堪講經，因誦〈大悲咒〉，遂感神僧於夢中為其換舌，翌日，語音即變。既長，遊履帝京，武宗慕道家之成仙羽化，獨詔師與道士抗論；師直言不諱，語鋒才辯，幾至獲罪，帝雖不納其言，然亦嘉歎其識見。至宣宗立，詔師於大內講經，並賜紫袈裟，署為三教首座。師嘗於懿宗親臨法席賜沈香為座時，因生歡喜心，遂招累世冤業於其膝上生人面瘡，後以迦諾迦尊者之助始濯除。後乞歸故寺，居彭州丹景山。僖宗幸蜀時，賜號「悟達國師」。士夫多喜與之交遊，李商隱歸田後，與師共住最久。中和三年示寂，世壽七十三，僧臘五十四。

*13清代僧。江蘇江陰人，俗姓楊。字玉林，世稱玉琳國師。十九歲投磬山圓修出家受具足戒，嗣其法，傳臨濟宗。曾住浙江武康報恩寺，後奉清世祖之召入京，於萬善殿舉揚大法，受大覺禪師之封號。未久，歸山而留其弟子茆溪行森於北京弘法，此乃其法流弘通於北京之端緒。翌年受封大覺普濟禪師，受賜紫衣。順治十七年（一六六○），帝選僧受菩薩戒，特以師為本師，加封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師於內廷說法時，撰客問一篇，大學士金之俊奉敕作評註，並附序刊行之。晚年在浙江西天目山建禪源寺，並常住於此，稱師子正宗派。其後禪源寺與金山、高旻、天寧諸大叢林始趨於興盛。
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七月（一作康熙十五年八月），寂於江蘇淮安之慈雲庵，享年六十二。

*14為中國天台宗開宗祖師（一說三祖，即以慧文、慧思為初祖、二祖）。隋代荊州（湖南）華容人，俗姓陳，字德安。世稱智者大師、天台大師。七歲即好往伽藍，諸僧口授《普門品》一遍，即誦持之。年十八，投果願寺法緒出家。未久，隨慧曠學律藏，兼通方等，後入太賢山，誦《法華》、《無量義》、《普賢觀》諸經，二旬通達其義。陳天嘉元年（五六○），入光州大蘇山，參謁慧思，慧思為示普賢道場，講說四安樂行，師遂居止之。一日，誦《法華經‧藥王品》，豁然開悟。既而代慧思開講筵，更受其咐囑入金陵弘傳禪法。於瓦官寺開《法華》經題，從而樹立新宗義，判釋經教，奠定了天台宗教觀之基礎。陳太建七年（五七五），入浙江天台山，於佛隴之北建寺居之。九年，帝敕賜「修禪寺」之號。至德二年（五八四），陳後主率后妃從師受菩薩戒，三年奉敕出山，寓金陵靈曜寺，未久，於太極殿宣講《大智度論》、《仁王般若經》，又於光宅寺講《法華經》等。及隋軍攻破金陵，師西遊荊土。隋開皇十一年（五九一），晉王楊廣（煬帝）累請東返，師鑑其誠，乃至揚州為授菩薩戒，王敕賜「智者」之號。其後西行，至當陽玉泉山建寺，開皇十三年於寺講說《法華玄義》，文帝乃敕賜「玉泉寺」之額。翌年又宣講《摩訶止觀》，十五年復應晉王之請，東返金陵，撰《淨名義疏》。開皇十七年（五九七），坐化於山中大石像前，世壽六十，戒臘四十。生前造大寺三十六所，度僧無數，傳業弟子三十二，其中著名者有灌頂、智越、智璪等。師入寂後，楊廣派人依其所遺圖畫於天台山下建寺，大業元年（六○五）即位後，並親賜「國清寺」之額。後周世宗時追諡「法空寶覺尊者」。南宋寧宗慶元三年（一一九七），又加諡「靈慧大師」。

【習題】

1.試舉經證說明佛陀如何開示仁王治國之道。

2.試舉例說明政治需要佛教輔助及佛教需要政治護持。

3.試舉例說明佛教徒對政治應有的正確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