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　二、復興佛教與評議

大師初到台灣，才發現佛教地位更是低落，因政治的關係，宋美齡女士信奉基督教，排斥佛教，不信仰基督教不能升官、不能出國，許多政商界人士也跟著信奉耶穌教，一時之間，社會大眾皆以信奉耶教為尚。再者許多寺院被軍營軍眷所占住；基督教可公然到寺院傳教，散發傳單，但對於佛教的弘法活動卻有諸多限制；至於社會上謗佛毀僧的言行更是不勝枚舉，報紙、電台、電影、小說，甚至教科書中，都有曲解佛教的地方。當時正值戒嚴時期，佛教徒大多像驚弓之鳥，不敢承認自己是佛教徒，更遑論挺身而出，護法衛教。甚至因神佛不分，不重義理的提倡，所以信佛者多為不識字的老先生、老太太等。佛教被知識分子譏為迷信之流。*27

面對這樣的困境，大師於1951年，在《人生雜誌》發表〈復興佛教與批評〉一文，建構如何復興佛教的方法論，可說呼應了胡適新思潮的方法論；又1994年，在《往事百語》中的〈重新估定價值〉一文，可說是評判的精神，是方法論的實踐。

（一）檢討評析佛教衰敗原因

大師在〈復興佛教與批評〉一文中表示，處在新舊交替的時代，佛教遭遇空前的危難。在內，教徒不知警覺，不知團結，不知愛護佛教；在外，教侮教難，紛至沓來，佛教瀕臨滅亡的邊緣。因此佛教要復興就必須「重新估定價值」，首先檢討佛教衰敗的原因：

佛教為什麼會衰敗呢？一言以蔽之：佛教的制度不能合乎時代的潮流。一個國家的憲法常常需要修改，為什麼佛教的制度就能算為金科玉律？因此，太虛大師著了《整理僧伽制度論》，重整佛教制度。三十五年「中佛會成立」，標明整理僧伽制度為其要務。*28

佛教舊有的體制與時代脫節，讓佛教走向衰微，因此首先要重新估定舊有的制度，以建構新的佛教體制，才能因應時代的需要，此即呼應胡適的「這種制度現在還有存在的價值嗎」。而佛教制度改革，是佛教會應該負起的責任，制定各種組織章程、制度規矩等，佛教才能興隆發展，但當時中佛會不健全，不能符合眾望，大師對此也提出最多的針砭，如從不知造就僧才，沒有佛學院，出家不需要資格，課誦儀式改良，佛教經濟的建立等。*29 對於制度層面的評論，無非希望能促進佛教發展。

（二）佛教缺乏批評阻礙進步

關於批評，從佛陀開始，佛陀為社會的階級森嚴、苦難貧困不能解決，對於生死煩惱沒有方法斷除，而興起出家想要解決這許多問題的願力。*30 但「批評」這件事，在佛教一向被認為大逆不道的事，然而要做復興佛教的工作，批評是不能被忽略的。大師表示：

批評風氣的低落，批評精神的萎頓，不但阻礙著佛教的進步，佛教的健全，佛教的復興；尤其是阻礙著負有復興佛教任務的大德們和廣大的教徒意識上的共鳴作用的發揚！唯有不斷的批評，復興佛教才真正能夠成功。*31

大師認為：佛教徒大都歡喜抱一種觀望態度，甚至「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這是很可怕的現象！表示佛教徒對於佛教的興衰關切不夠，因此大家都不樂意批評。此外也特別申明，復興佛教的批評，不是惡意的攻擊，而是善意的建言，是以愛為目的，是要佛教成長、茁壯、健康。

復興佛教不是幾個人所能完成的事，但佛教如果處於沉默的現象，是可怕的事，表示大家不關心佛教，阻礙復興佛教，因此大師鼓勵批評家勇敢的出現。為了復興佛教，大家共同來商討復興佛教的計畫，改革佛教的方針，互相檢討，互相批評，以及尊重批評者的意見，讓佛教走向康莊大道。*32

（三）問政不干治為佛教發聲

大師除了對佛教批評外，對於國家社會的議題也相當關心，在關鍵時刻總會做出適當的評判，因此招來「政治和尚」之譏。在〈重新估定價值〉中，大師表示：

對於這種稱呼，我實在愧不敢當，因為我既不跑政府機構，也未曾關說攀附，我不過是關懷社會，克盡國民應有的責任而已，更何況出家不是出國，慈憫眾生本來就是出家人的天職。⋯⋯現在國家漸漸走向民主、自由的途徑，在冀望社會大眾能以開放的心胸來看待宗教之餘，更殷盼吾等佛子也應該自我肯定，走入社會為眾謀福。*33

自明清以降，因政治的壓迫，佛教被趕入山林，所以未能發揮淨化人心的效果，而當今是民主的時代，佛教對於社會的關懷、人權的維護、民眾的福祉，不能置身事外。因此大師表示，個人可以不熱衷名位權勢，但不能放棄關懷社會、服務眾生的責任，要能為民喉舌，這才是人間佛教菩薩道的實踐。佛教徒不介入政治，但關心社會，關心政治，所謂「問政不干治」，是佛教徒對政治應有的態度。*34 因此在戒嚴期間，曾大膽建言當局：寬待綠島政治犯，特赦美麗島事件參與者。

九○年代，當時執政黨要給大師「中央評議委員」的頭銜時，在「接受、不接受」之間，曾考慮了很久，大師表示：

「接受」對佛教很好，表示佛教有力量，才受政府重視；「不接受」則個人很清高，不參與政治，不會被人譏為政治和尚，但卻說明了佛教沒有人才。故菩薩發心，凡事只要對眾生有利，就不必太考慮個人利害。我很高興能代表佛教界接受「中央評議委員」的職位，讓社會大眾明了政府的英明、公平；讓政府知道佛教界有力量有人才，所以宗教對政治所持的態度非參與、非躲避，而是問政不干治。*35

東晉道安大師說：「不依國主，則佛法難立。」從歷史上看佛道之爭，依主政者的喜惡，而決定二者的興廢存亡，所以政治與宗教是息息相關的。大師重新估定價值後，代表佛教界接受「中央評議委員」的職位，雖被人譏為政治和尚，但要讓政府知道佛教界是有力量、有人才的，能夠為佛教發聲。

除了關心台灣政治，對國際相關議題，也能適時適切的發聲，如1963年，大師首次到馬來西亞訪問時，適逢馬來西亞獨立不久，政府開始給予「土著」若干經濟特權或優惠，推動「馬來人優先」的政策，馬國政府因排華，要廢除華語教育等，引起華人強烈反彈。當地記者訪問大師，對廢除華語教育的看法，大師表示︰「馬來西亞是個多元國家，就像一個花園，只開一種花是不夠漂亮的，我相信首相阿都拉是一位有智慧的人，他會將此事處理得很圓滿。」訪問內容隔天都出現在馬來西亞各大報頭版。待大師訪問結束回到台灣後，馬上接到馬來西亞華人打電話來向大師道謝，因為大師這席話保留了華語教育；也因此馬來西亞華人到現在都很敬愛大師。*36

大師對宗教與政治之間的關係，重新估定其價值，對於政治的態度是「問政不干治」，佛教徒以道德、慈悲、智慧的力量，成為社會的意見領袖，佛教的一句話、一個意見，可以影響社會大眾對佛教的信仰與尊重。

（四）評論社會時事維持正義

在評議社會公論，維持正義方面，如1964年西班牙的鬥牛要移到台北表演，最後要把牛殺死。大師覺得這太殘忍了，基於慈悲的立場，提出反對意見。於《覺世旬刊》寫了一篇評論，結論表示：「牛的本性原是馴良的，為什麼要用狡猾的聰明先來刺傷牠，再和牠鬥呢？台灣能開鬥牛的風氣嗎？這是千千萬萬不能的，難道台灣的兇殺案還不夠多，還要助長鬥的教育嗎？」*37 那時候，立法院就憑著《覺世》這一篇評論，阻止了這場血腥的表演。

對民間信仰方面，六○年代，政府要「取締拜拜」，大師在《覺世》中提出建議，認為這不是單純的宗教問題，而是民間社會問題。因為人民一年的辛苦，藉由大拜拜可以宴請親朋好友，相互聯誼、娛樂。如果剝奪他們拜拜的權利，只准許高官厚祿的人天天吃大餐、跳舞享樂，這太不公平了。於是提出：不可以「取締」拜拜，可以「改良」拜拜。所謂「改良」拜拜，就是用香花素果代替大魚大肉，以素食來祭拜，既不殺生又不造業，又能維護信仰。後來，這滿天的風雲，因為這樣的建議，政府從善如流，社會就安定了。*38

對社會關注的議題，如自殺、安樂死、男女平權等的論議，收錄於《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39 一書中。為了佛教的存亡，佛教一定要與時代結合，要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才有存在的價值，否則一定會遭到社會淘汰，這是大師一貫的理念。

大師認為，佛教要走向現代化，就不能消極避世，必須要關心眾人所關切的，不論對政治或社會議題，都是眾生的事，這即呼應胡適的「研究的論題要以研究社會人生切要的問題，最能短時間發生大效力」。讓社會大眾聽到還有佛教的音聲，了解佛教不是落伍的，佛教不是不關心及參與社會公正事業的，佛教是與時俱進的。

【附注】

*27 參閱星雲大師：〈要有向困難挑戰的勇氣〉，《星雲大師全集92．往事百語4》（增訂版），頁242-243。

*28 星雲大師：〈復興佛教與批評〉，《星雲大師全集226．星雲智慧2》（增訂版），頁29。

*29 星雲大師：〈復興佛教與批評〉，《星雲大師全集226．星雲智慧2》（增訂版），頁34-35。

*30 參閱星雲大師：〈佛教需要評論〉，《星雲大師全集42．人間系列2》（增訂版），頁270-271。

*31 同註29，頁32。

*32 同註29，頁32-34。

*33 星雲大師：〈重新估定價值〉，《星雲大師全集90．往事百語2》（增訂版），頁250。

*34 參閱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藍圖（下）〉，《星雲大師全集31．人間佛教論文集4》（增訂版），頁136。

*35 星雲大師：〈1992年9月4日〉，《星雲大師全集291．星雲日記11》（增訂版），頁102。

*36 參閱星雲大師：〈國際領袖們的交往片段〉，《星雲大師全集240．百年佛緣3》（增訂版），頁133-134。

*37 星雲大師：〈狗咬人〉，《星雲大師全集224．覺世論叢》（增訂版），頁146。

*38 參考星雲大師：〈我的文字編寫因緣〉，《星雲大師全集242．百年佛緣5》（增訂版），頁15-16。

*39 參閱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36-40．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1-5》（增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