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　一、1949年的台灣佛教現象

1949年大師抵達台灣後，對台灣佛教的初步印象是：「神廟道觀充斥街頭，迷信邪教到處漫流，佛教寺院既缺乏大陸叢林恢宏壯麗的氣派，也沒有利生濟民的事業。」大師感慨之餘，於佛前長跪，立下宏願：「願以身心血肉耕耘這塊佛法沙漠。」*7

當時，其他大陸赴台僧信，如東初法師、朱鏡宙、李子寬居士等，也對台灣佛教的問題深有同感。如東初法師曾發表〈了解臺灣佛教的線索〉一文，文中指出：

臺灣佛教有個基本的缺點，就是佛教徒生活制度沒有嚴格合乎佛制的規定。在家與出家也沒有顯明的界線。出家不需要削髮受戒──指一般齋姑而言，甚至龍華派齋堂允許娶妻吃葷。因為出家的條件很寬，一般生活無著的齋姑都混進了佛門，甚至利用佛教的招牌添設齋堂來爭取信徒添香添油。這雖說是佛門廣大，但給予社會群眾一個腐化的影響。日本統治了五十年，並沒有能夠提高僧侶的生活或予以改善，只有少數的日本留學生受到日本佛教徒生活的影響，其餘都是過着貧苦清淡的生活！

臺灣離開了祖國五十年，祖國的文化教育便停止了五十年沒有進步。所以一般國民對於佛教雖有一片真誠的信仰，但對佛陀偉大的人格很少能夠了解。就整個佛教寺院當中，不少的寺院裡釋迦牟尼佛旁邊坐的，不是藥師佛，或阿彌陀佛，乃是呂祖、玉皇、三官、女后，迷信神化形狀宛然。釋迦牟尼佛弟子為人念玉皇真經，為人拜斗，成為慣常的事。*8

中國佛教會理事朱鏡宙觀察到「本省出家二眾多用俗姓，並多數結婚，常以比丘自居，有違佛制」；*9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李子寬、台省佛教分會理事長宋修振等人，1950年年底查訪各縣市支會會務報告也提到：「各寺廟依佛制住持之僧尼固多，而嚴持戒律者甚少，其戒學具足，品德兼優之長老大德，幾如鳳毛麟角，其青年有學而抱有弘法興教之大願者，亦如晨星，寥寥無幾。」*10

回溯日據時代，日本僧侶以從軍布教師的身分來台，曾對台灣佛教進行調查紀錄，已顯示台灣佛教問題重重。根據佐佐木珍龍表示：「台灣這地方雖有少數的耶穌教，領有樞要之地，至於一般人民的思想，悉皆佛教的信徒而處於土僧教化。」*11另外，淨土宗僧白石堯海、岩井智海指出：

僧侶：不是淨土門專修之僧，而皆禪僧兼修念佛者也，然而有剃髮之僧和有髮之僧。有髮之僧者，即優婆塞而披著法衣，說住寺廟者有之，別居者有之，有肉食帶妻者⋯⋯。平常的功課，晨朝觀音經，日中金剛經，日沒讀誦阿彌陀經。*12

還有淨土僧神原貞祥在〈台灣人の特質及將來の布教策〉中，對當時的台灣佛教僧侶介紹如下：

台灣全島無城鄉之別，任何的寒村僻地，都有宏壯美麗的寺廟，祭祀者觀世音及釋尊，或是其他的神（如內地的氏神。「氏神」指居住於同一聚落、地域的居民共同祭祀的神祇），所以雖是三歲小孩，也都會念南無阿彌陀佛。⋯⋯徒存經論，可是都無佛教研究者、修行者。所以雖知崇拜佛祖，但不知經典教理為何者？今多少有土僧，但皆是無學無識而從事勞動生活者，所以被視為比一般土人等。*13

對此觀點，慧嚴法師指出，如此的信仰型態，並非台灣佛教專有。常盤大定到鼓山（湧泉寺），一進該寺山門，就發現有一關帝廟，其第三層樓上，是安置關帝，祭祀媽祖、順風耳、千里眼。由此可知，台灣佛教的確繼承了曹洞宗僧永覺元賢、為霖道霈以來的閩南佛教。*14中國佛教會台灣省分會理事長李添春觀察：台灣佛教不僅是佛教各宗派，就是佛教以外的儒教道教，也是致力於和佛教打成一片，組成團體。*15也就是說，台灣佛教不僅融入民間信仰神祇，還與儒釋道三教合一。

又，1929年李添春居士曾發表〈對臺灣佛教未來的私見〉，提到當時台灣佛教的問題：

本島民心被炫惑於雜多的宗教，遂不僅無法歸趣於正確的信仰，⋯⋯像這樣的思想中含有許多迷信的要素。⋯⋯如斯異端邪說假如借用濫用佛教的名目，與佛教本來的精神無關。*16

對於佛教管理制度，李添春居士在1934年也發表〈寺廟管理人制度批判〉一文，提出由「俗家人掌管」的質疑，他說：

本島的寺廟，是由完全的俗家人（非出家人）掌管有關寺廟的一切。⋯⋯從寺廟的宗教性使命而言，當然需要有廟宇、僧侶、信徒的三要素始能達成該使命，這是不容置疑的。可是縱有這三要素，如果由俗家人的信徒站在有宗教性造詣的僧侶上予以領導時，將會如何？又如信徒不將宗教性活動基礎的寺廟經濟交給僧侶，只要求僧侶工作時，又會如何？寺廟的目的、宗教的使命只經由俗家人之手是能夠達成嗎？*17

李添春居士提到當時「本島的寺廟，是由完全的俗家人掌管有關寺廟的一切」。在家眾掌握寺院經濟，領導僧侶從事誦經法會的宗教儀式，針對這些時弊，他認為，佛教內涵應該要提升，佛教寺院管理制度的陋習更應該革新。他表示：

從宗教目的論來看，這制度是非常矛盾的制度。又如持續延用本制度時，破壞寺產不用說，也會極端地阻礙本島僧侶在教養和學識方面的活動，更會對本島人的精神界和文化方面引起遲滯。吾人祈望能夠早日將之改善。*18

顯然日據時代以前，台灣佛教早已存在「神佛混合」、「僧伽缺乏教育」、「在家人管理寺廟」等問題。所以，大師感慨，日人在台五十年間，並未令台灣佛教進步，反而是倒退，他指出：

日據時代，台灣文化、教育、農業、工業、交通、建設，都有驚人的進步。唯有佛教只有退步，輕視戒律！忽視教育！而台灣佛教徒根本沒有學到日本佛教的好處，只是學上不好的習慣──輕視戒律──至台灣佛教，在保守方面不及中國佛教；在維新方面又不及日本佛教，只是陷於停頓的狀態。*19

所幸1948年後，台灣佛教已開始進步，而進步原因除了台灣被定為復興中國的基地，隨同政治上進步所致外；主要與大陸來台的僧信二眾積極投入弘法有關。江南大學宗教社會學研究所教授鄧子美教授指出：

1949年前後，二十世紀前期大陸高僧如太虛、圓瑛、虛雲、印光等人門下的菁英來到台灣，給台灣佛教輸入了新鮮血液，他們與台灣本土菁英聯合起來，應是推動台灣佛教轉型的領軍人物，星雲是其中最為傑出的代表之一。*20

綜上所述，這些觀察並非批評，而是對台灣佛教當時現狀的真實反映。而這些歷史問題的長期積累，使得懷抱著對佛教充滿熱情的高僧大德們深感改革的迫切性，成為推動台灣佛教轉型改革的重要動力。

【附注】

*7 星雲大師：〈《跨世紀的悲欣歲月──走過台灣佛教五十年寫真》序〉，《星雲大師全集228．人間佛教序文選2》（增訂版），高雄：佛光出版社，2022年，頁104。

*8  東初法師：〈了解臺灣佛教的線索〉，《人生月刊》，復刊第1卷第1期，台北：人生雜誌社，1951年2月15日，頁4。

*9  〈中國佛教會第二屆第五次理事會議紀錄〉（民國44年2月10日），朱鏡宙理事發言部分，《中國佛教會第二屆會議紀錄（民國41年8月至民國44年8月）》，台北：中國佛教會，2009年，頁343。轉引自侯坤宏：〈轉折年代：1945-1949年前後的臺灣佛教〉，頁131。

*10 同註9。

*11 曹洞宗《宗報》第1號、明治30年1月1日。轉引自釋慧嚴：〈從來台日本佛教的傳布看宗教本土化〉，《玄奘人文學報》第6期，2006年，頁129。土僧，指台灣本地的僧侶，此稱呼顯示日籍僧侶對台灣本地僧侶的區別意涵。

*12 《淨土教報》明治31年3月5日。轉引自釋慧嚴：〈從來台日本佛教的傳布看宗教本土化〉，《玄奘人文學報》第6期，頁132。

*13 《淨土教報》明治32年5月5日。轉引自釋慧嚴：〈從來台日本佛教的傳布看宗教本土化〉，《玄奘人文學報》第6期，頁132。

*14 參見釋慧嚴：〈從來台日本佛教的傳布看宗教本土化〉，《玄奘人文學報》第6期，頁145-146。

*15 參見釋慧嚴：〈明末清初閩台佛教的互動〉，《中華佛學學報》第9期，1996年，頁233-238。

*16 李添春：〈對臺灣佛教未來的私見〉，《南瀛佛教》第9卷第2期，台北：南瀛佛教會，1931年，頁33。

*17 李添春：〈寺廟管理人制度批判〉，《南瀛佛教》第12卷第1期，1934年，頁6。

*18 同註17，頁5。

*19 星雲大師：〈六年來台灣佛教的趨勢〉，《星雲大師全集231．雲水樓拾語1》（增訂版），頁345。原載於《人生》雜誌，第6卷第11-12期，1954年11-12月。

*20 鄧子美：〈星雲模式之歷史性成就〉，《星雲大師全集387．專家學者看佛光山7》（增訂版），頁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