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28　弘法點滴

海內外住持主管會議

時間：二○○二年九月七日

地點：台北三峽佛光山金光明寺

〈弘法者之歌〉要是在四十幾年前的情景下唱，感受會不一樣。一群青年到鄉村去弘法布教，所有的人加起來，將近一百位左右，大家分工合作，有的擺凳子，有的唱歌，結束之後一起收拾凳子。在回來的途中，騎上一小時或半小時路程的腳踏車，真的感到「銀河掛高空，明月照心靈，四野蟲唧唧，眾生心朦朧……」我們不只是唱歌，也唱出例證，當初佛陀弘法布教，像富樓那、須菩提、目犍連，他們的勇敢、犧牲、殉教都是我們的榜樣。但在幾十年前，沒有人敢講出來。一般人都是說：「我們是來信佛教，求長壽、求平安，怎麼是來為佛教殉教？」

其實，佛教和天主教、基督教的不同就在這裡，不要說教士，連他們的信徒也會為了信仰而殉教，前仆後繼地，才有今天的天主教。不像現在，有的人來，只是抱著工作的心態。

弘法遇到困難的情況都會有，這個世間沒有不困難的，不困難就不要我們去做了。做事情遇到困難要克服，要用時間、用金錢、用生命去解決，甚至拚了命地去解決。

當時，最大的困難就是「傳教不自由」。我對於民進黨在威權時代講的一句話，打從心裡由衷地佩服，他們說：「有我們的努力、辛苦、犧牲，會換來以後大家的幸福、安樂。」我覺得這樣的情操，令人敬佩。

早期的民進黨人士，可以說都是社會上的菁英，等於是國民黨革命時期的「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像六君子中的譚嗣同，是一個佛教徒，他擺明地說：「應該要有人犧牲，革命不流血能成功嗎？」其實，譚嗣同大可以逃跑不致受害的，但他有預備要犧牲。所以，真正的仁人君子，才有這樣的願心、毅力。

早期在台灣，嚴重一點的，半夜裡用麻布袋把人一包，再加一塊石頭，往海裡面一拋，一個人就沒了，最後連這個人到哪裡去也不知道。不過，宗教受到的壓制、打擊，基本上比政治要好一點。早期傳教時，台灣曾發生「西來庵事件」，犧牲了一位開元寺的出家人，但他不是為了傳教，是為了反對政治。

這位開元寺的出家人，三十幾歲時曾在日本留學，他和日本人爭鬥，也知道不會成功，後來因為他的犧牲，台灣的宗教爭取到一些自由，但也因他的殉教，受到一些壓制。

另外有一位證光法師，是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的嫌疑犯。但我認為事實不是這樣，他是受災戶，因為共產黨分子躲藏在他的寺院裡面被搜查出來。所以，寺院在信徒人士往來的掛單上，要謹慎處理。人多了，像來了幾千個香客，哪裡能負起這個責任，只要其中一個人有問題、出差錯，就會受到處分了。後來他的學生，台東海山寺的住持修和法師，是一位很優秀的青年，為了余登發的事件，在監獄裡憂憤而死。總之，政治苦難來臨的時候，是真、是假都不一定的。

當時，弘法遇到的困難實在不少，像跟我們一起創辦智光商工學校的陳秀平，他在日月潭的電力公司服務，皈依後，一心一意地學佛。後來，調派到宜蘭，卻因為過去有共產黨的嫌疑而被看管，不能自由。每天到哪裡都得向警局報告。他告訴我遇到的情況，我當仁不讓地保護他，我去找刑警隊，公開地告訴他們，這個人要參加念佛會。我說：「如果你們不給他參加，他就要去革命了，如果你給他在這裡參加念佛會，我會看住他。」他們一聽，也覺得這個主意不錯。

我想，做為一個宗教的人士，有時也要有這樣的勇敢，你不站到前方，光害怕也不行。

本來並不是要當時還沒出家的慈惠、慈容到台中去接受幼教訓練。當年，我第一個想到的是慈莊，但是臨時他不得辦法去，就找到慈惠，告訴他說：「你把工作辭了，由你來替補吧。台中那邊已經講好了，總要有一個人去啊！」大家在一起都是同甘共苦，慈惠想：「這邊需要我，那我就辭職。」慈惠辭職，慈容、慈菘知道了，他們說：「我們也要去。」我說：「現在人忽然多出來不好，我們跟人家講好只有一個人，而且是插班進去的。」我們也要替人家著想。

後來，我告訴對方說：「我們有三個人要來學習。」對方說：「我們已經開學兩個月了。」當然，也有人來幫我說情。我說：「這樣好了，這幾個月就讓他們來旁聽，念到最後，參加畢業考試，能通過，就給他們畢業，不能，就算了。」對方才答應：「這個可行！」畢業的時候，三個人是前三名。他們都知道，一定要為常住爭光。你看，現在他們彈風琴，彈得真是好。當時也沒有琴練，人家怕吵，都是偷偷地爭取時間練琴。

慈莊失去了那個機會，但還是被允准到雷音寺來參加念佛會。不過，每次都有刑警監視。後來我找了刑警組的組長，講佛法開導，他覺得我對他很器重，如此因緣關係，往後他對慈莊的幫忙也很多。最後，這個人皈依三寶，太太也跟著皈依，我到佛光山，他太太也跟我出家。

在早期，無論布教也好，度人也好，都是用生命在玩遊戲。根據一個警備總部的司令告訴我，我在警備總部的檔案，至少有二尺高以上。最初，每半個月查戶口一次，每次都是半夜來把人叫起，一個個地排班，慢慢地對照，什麼人叫什麼名字。你們現在會想：「不可思議！怎麼會這樣呢？」當時就是這樣。

那許多青年們感到生命的危弱、生命安全的可貴，到了今天，就不覺得苦了。等於過去在叢林裡，受了那麼多的苦，東初法師有一句話說：「我們都是從槍林彈雨中出來的，誰怕什麼東西呀！」真的，我們都是從槍林彈雨中出來的。你們也要布教、也要弘法，但你們沒有這種遭遇，現在講這些已經沒有用了，你們不會想：「假如是我，要怎麼辦？」

那時候，台灣沒有人布教，我也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想法：「到外面去布教。」這還是在大陸讀書時就有的想法。當時的青年學生講：「我們上街頭布教，我們辦雜誌、辦報紙，要是辦不起來就貼壁報。」他也不講究效果，就說：「我們貼標語，到街頭去講演！」那個時候狂熱，不知道利害，都是情不自禁，所謂「熱血洶湧沸騰」，覺得就是要這樣子做。也不只是一個人，而是有好多同學一同參與，這當中要有風氣，也要有人帶動。

那時候，煮雲法師也被抓過、被打過，另外有兩個同學沒有來台灣，如果來了，對台灣的佛教會很好。他們被抓到，那時候根本是逃不了的，幾乎要被槍斃；但說也奇怪，剛好遇到一個從重慶回來的叔父，在軍政單位工作，還有一些力量，就把這兩個人救了。我們不知道害怕，沒有想過「要小心啊！不能啊！」也不會退縮，此路不通，再用別的辦法。

到了台灣以後，我每個禮拜六都要到新竹城隍廟前面講演，我非常感謝壹同寺的住持玄深比丘尼，他是日本留學生，很熱情，講起話來義正詞嚴：「佛教要怎麼樣……」我記得從青草湖走路到城隍廟，得花二個小時。他是正派人家的大家閨秀，是有錢人家子弟來出家的，那時候他四十歲左右，我才二十多歲，他也不避嫌疑，就對我說：「我來載你。」他騎腳踏車來，我就坐在腳踏車後面，他是女眾，遇到上坡，我就跟他講：「我下來推！我下來推！」

差不多有兩年的時間，我每次出門，都要去派出所告假：「我要到新竹街上去！」因為派出所要登記。後來派出所的講習會辦不起來，沒有學生，老師把十幾個學生交給我教，沒有幾天，就教出了幾百個學生。他們覺得很奇怪，也很奇妙。我覺得為公家賣力也有好處，不像佛教，在佛教裡賣力，還是有人批評，但你為政府社會賣力，他是不會干涉的，當時警察是很感謝我的。從那時候起，隨時要到街頭、要到新竹，我都不需要請假了。

有時候，你們要出國、要到哪裡，只是登記，你以為你很偉大？那是因為你沒有經歷過這許多的困難，所以不知道自由的寶貴。

從新竹的城隍廟到宜蘭羅東的媽祖宮，偶爾在廣場布教，就用個汽油桶組合起來，木板朝上面一擺，就是舞台了。都是有辦法的。你們知道羅東的城隍廟和宜蘭的蘭陽別院相隔多遠嗎？車程二十分鐘，火車大概要十幾分鐘，騎腳踏車去，也要花半個多鐘頭以上。這都沒有什麼，主要是跟警察捉迷藏。看到警察來了，就要對他好一點，說明我們是要幫助社會，是要勸導人心向善。

那個時候我們也不懂，警察說：「勸導人心向善？怎麼會是到街頭上來講演？那要到監獄裡布教講演啊！」其實，到監獄布教，准許的是基督教，不是佛教。雖然當時他們不歡迎佛教，不過雷音寺那尊西方接引阿彌陀佛，倒是我從宜蘭監獄買下來的，花了二萬塊錢台幣。那時候的二萬塊，是很多錢的啊！威權時代，寸步難行。

有一次，我在宜蘭龍潭布教，警察走到我後面，喊道：「下來！下來！」他是警察，我當然不能讓他感覺到我在布教。他叫我下台，我心裡就盤算著：「我不能下去，否則這一下去，以後就不能布教了；一布教，他就會叫我下去。」記得那時候慈容法師還沒有出家，我告訴他說：「吳小姐！你上來代我唱個歌。」轉頭我告訴大家：「來，現在我們來唱個歌。」所以，我是隨時都可以應變的。當時慈容法師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忽然要叫他唱歌，但他也從善如流的，立即唱起歌來。

我這時理直氣壯地問警察：「你叫我下來做什麼？」講這話也要有氣勢，（眾笑）表示我不怕他。他說：「你沒有申請，怎麼可以弘法布教？」

我說：「弘法布教也要申請？我到處都在弘法布教，從來沒有申請過啊！」他聽到我說「到處弘法都沒有申請」，這話也不能不重視。又說：「你集眾沒有申請！」

我說：「我集眾講佛法啊！」他不得辦法，便強硬起來命令道：「立即解散！」我想：解散了，他們就不能聽法；不行，我不能出爾反爾！我說：「要解散，你自己到台前叫他們解散。」警察說：「我怎麼行啊？」我說：「那你讓我講完，自然就解散了。」

這是很有道理的話，你不要管我，我講完，就自然解散了。

大家要有應變的一句話，像這種弘法傳教的例子好多，經過這麼多年，現在講起來不精采，因為現在沒有當時那種恐怖的氛圍。跟你們講：「那個時候不論槍啊、刀啊！架在你頭上……」我講得口沫橫飛，你會覺得有什麼了不起嗎？不會，頭還在嘛！（眾笑）

所以，幾十年來大家聽話並沒有感同身受，無論講什麼，你講你的，我聽我的；你講得「天花亂墜」，我「聽者藐藐」，不切實際，也不落實，講的那些內容都過去了。就像這次講習會，你們都記得嗎？每次開過會，要住眾做一個報告，能嗎？報告不出來啊！也沒有做筆記，聽的時候懶惰，聽過後也想不起來。聽了二個禮拜，你就是有做筆記，又做了多少？

現在有一點感慨萬千的地方，就是弘法的熱情漸漸不一樣了。以前我們從弘法的途中回來，大家都不願意解散，就唱〈弘法者之歌〉：「銀河掛高空，明月照心靈……」即使已經十一、十二點，也沒有人趕著要回去睡覺，大家還是興奮、快樂地唱著，亢奮的精神難以克制，前後有一個小時，慢慢地冷卻後再解散。那時候的弘法隊、歌詠隊，還有一點值得向大家講的，就是沒有人談戀愛！那時候的年輕人，沒有哪一個和哪一個戀愛，為什麼？他有快樂、有法樂，就不會去找情愛。

後來，每年到台北國父紀念館講演，比起過去在城隍廟的廣場又不一樣，群眾的擁擠、沒得坐只得坐地上，外面的人擠進不來，更是不可同日而語了，這個也很令人興奮。早期的人都知道，普門寺會準備很多的點心，等講演結束大家回來吃，彼此談談看法再解散休息。雖然如此，還是感覺到有一點冷淡，不復當初弘法的熱情。

後來再到台北道場的時候，都沒有人了。活動結束，他要在那裡收拾，不回來談談看法再解散休息。我想收拾的那個地方也有金剛、師姐，有我們的法師帶頭領導。但是我們等了很久，都等不到人回來，先回來的人覺得很無奈，沒有辦法，只有算了，就這樣解散，想要談談今天弘法的情況也談不得。他就是沒有想到要收拾快一點，快點回來，好聽聽別人講說今天的成果如何。因為他覺得這個成果又不是我的，沒有感同身受，什麼熱情、偉大，都與我無關。

佛光山發展到現在，每一個人都可以很自豪，並不是傲慢，我們雖然只是佛光山的一個無名小卒，但是我們內心很富有，用台灣話說就是：「咱們的佛光山！」假如能說這一句「咱們的佛光山」，有的時候比念佛更好，不比念佛差。

我曾經說過一句話，做住持的人，要做校長。這不是指「住持」這個名稱要改成「校長」，理念上，住持要照做，但是另外有一層意義解釋，這個「住持」的意義就是「校長」。這並不是要你們對外宣稱「我是校長」，而是「住持」的意義含有「校長」的味道。

為什麼要做校長？因為山上的政策要合乎時代的需求，走「文教的路線」、「本土的路線」、「在家信徒的路線」、「人間佛教的路線」，這樣我們訂下的路線才有目標。會訂下這個路線，就是因為過去的路不夠廣、不夠寬、不夠平坦。

像我這樣的人，今天能可以和你們在一起，不被你們捨棄，是因為我不斷地在進步；像共修，自古以來佛教哪有什麼共修？哪一個寺廟有共修？甚至到現在也還沒有很普遍地共修。「共修」，雖不是我提倡，但是我一再強調，有道場就要共修。

當時我想，基督教每一間教堂，每個星期天都要做禮拜，這是他們的共修。那麼，我們的念佛會也可以和基督教的禮拜天一樣，星期六也來共修。那個時候，一個星期工作六天，工作完了，到寺廟來拜拜，洗滌一個星期的身心，隔天是星期天，可以在家裡休息、做家務、出外旅行，或者在家精進讀經等。

一個道場每週六共修，將來全世界有五十個寺院，就有五十個寺院同時念佛。這也很了不起，值得了。但是到現在，共修已經不能達到我的理想，因為過去有五十個地方共修，已經很了不起，但是現在不能啊！即使有五百個地方共修，一個地方一百人，也不過是五萬人，沒有什麼了不起了！所以，現在要改變。

那個時候的共修，雖然有一定的模式，念佛、唱讚子，可是最後的回向我就改了，不唱「願生西方淨土中」，改唱〈西方〉：「苦海中一片茫茫……」很多的年輕人一聽，「啊！唱歌呢！很新潮。」他就來參加了。慢慢地，青年人就有了《佛教聖歌集》。但是對於老年人，一開始就要到西方，等於要死了一樣，心裡也有一點矛盾：「太過分了吧！我在人間活得還不夠，就要我到西方。」於是就再增加一點現世宗教的體驗─打坐。

念佛下來，靜坐十分鐘，大家都感覺到不一樣，因為平常沒有感受到精神上的紓解，現在他感受到了，覺得：「真好啊！妙啊！」所以，我又再提出「禪淨共修」。禪淨共修也是有條件的，不只是打坐，也不是整天都一樣，還要有氣氛。像過去晚上要多唱一首〈西方〉，下午的時候，我就想辦法先到很遠的慈愛幼稚園把風琴抬過來，在唱頌一開始，能夠藉由彈風琴，營造另外一個情境，也會增加歌曲的力量。

為了這個禪坐，我又再想出：經過一個小時的念佛、繞佛後，在問訊坐下來之際，讓所有的燈光瞬間關掉，還要給人感覺不出燈光是什麼時候熄滅的，好像忽然地這個世界就變了。如果這個燈光此起彼落地開，這一排亮了，那一排才亮，也不行，因為他的心就會跟著波動，等會兒就收不回來，沒有達到收攝身心的效果了。所以，關燈的人要和我配合好，如果問訊起身，燈還沒有關，我是非常不歡喜的。你可以不做，但是要做就要做得如法。

有時候統統都沒有燈光，也會給人家笑話，等於跳舞一樣，全把燈給關起來了，人家會以為：他們出家、學佛的人是不是也在跳舞？不然為什麼要把燈關起來，像夜總會一樣？如果只留佛前一盞燈，亮得刺眼也不行，要有一點亮光，是柔和的，不強烈的。甚至，要把門關上，想去淨房都不可以，這閒事應該在念佛共修會開始之前就處理好；坐下來，衣服弄出一點聲音也不可以；有人感冒要咳嗽也不可以，因為那個時間寶貴啊！你這一咳嗽破壞氣氛，別人會動念。所以往往等到開靜，木魚聲一響，「咳、咳……」聲音就全部解放出來了。

你看，光是一個念佛共修會，對於四周環境的照顧，就有這許多細節。就是維那起板，結束落板，他也一定要懂得掌握時間，多少的時間要繞幾個圈子念佛，都要控制好。尤其念佛，上千人同一個聲音，那個時候，維那師不可以停止，要唱下去、念下去，很難得的機會，怎麼可以輕易地就給它過去？

大眾念佛念得很順的時候，就好像浪潮一樣，此起彼落，不只是有音感的人有感覺，就是一般信徒，也感覺到美妙！念得全身發熱，念得觸及他的本性，就是年輕人念佛，也要讓他念到這個程度，讓他覺得我不是迷信，不能讓他口中念佛，心卻很散亂。

你們在各地方共修，能不能把氣氛營造出來？一個木魚、一支引磬，木魚速度的快慢、引磬聲音的大小，要控制得恰到好處，這不是簡單的呀！當然這也要有天分。那時候，好在有慈嘉法師、慈容法師，他們兩個的木魚敲得最好，慈莊法師、慈惠法師敲的引磬最好，他們是班底，能掌握法器，運用妙絕，當時他們還沒有出家，所以推動念佛就很容易。念佛的氣氛一感染，一到打佛七，四面八方在台灣各處工作的人都回來宜蘭念佛，大家像兄弟姊妹一起過年一樣，成就了宜蘭的大事。

或許你說：「現在也可以。」只是說，現在事情很多，不要這個也要師父來，那個也要師父來，只帶個一次、二次也不行，法要一以貫之。再者，光是只有念佛，信徒念久了，或是覺得念佛沒有佛法，那就每一個星期講一次佛法，或者講一個禮拜的佛法嘛！一年總要有個二次說法。最初我在普門寺，叫他們一個星期要有二天的佛學講座，到後來的幾年，就沒有再過問了。如果沒有佛學講座，普門寺就成為經懺道場，只是在辦大悲懺、梁皇懺、放燄口。因此，「講座」很重要，有如佛寺的精神表徵。

過去宜蘭弘法時期，我天天在那個地方分配任務：哪一個人做會長、做隊長，「我給你們哪個人做會長、星期學校的校長、學生班、兒童班的班長……」甚至我把「化緣」改成「結緣」，設結緣組組長，等到要開會時，所有的組長、幹部集合，一下子就幾十個人了，大家都很有向心力。

他們會很認真做，為什麼？因為做得不好，我就不要他做了。所以那時候在宜蘭念佛會裡，連一支掃把都不容易得到，因為要掃地的人太多了，你要想得到掃把，真的還要看看條件。

弘法度眾有一個很重要的字─機，契理容易契機難。什麼「機」呢？比如慈蓮，最初來念佛會，他並不是來念佛的，而是要來聽唱歌的。記得這個青年來的時候，我搬凳子給他坐，他都不坐；送他一本雜誌，他也不要。他是這種態度，後來才慢慢好轉。

一開始，他反對拜佛，他來念佛會很久了，但是都不拜佛、不念佛。如果是你們，你們怎麼辦？我說：「可以，你可以不拜，但是你不能不准人家拜。」這個理由令他沒有辦法反對。經過一段時間，他又說：「拜佛好，繞佛很討厭，你叫他們不要繞好嗎？」我說：「我也沒有辦法，他們喜歡繞。」我再說：「可以這樣子，下次到了繞佛的時候，你可以站到邊上，讓他們繞，你不要繞。」我總是如他的願。人家在繞佛，他一個人站在邊上，不得已也跟著大家繞，繞下來了以後，他說：「哎呀！師父，繞佛好好啊！明天還有沒有繞佛？」所以，要尊重包容，如果沒有方便，不會觀機，我認為就沒有張慈蓮了。

因為我看出青年很重要，便邀約了一些青年到善導寺去開會，記得當時有吳怡、張尚德、《野鴿子的黃昏》的作者王尚義等，都是名校的學生，他們在會議上說：「青年人來接近佛教，叫他們念佛、拜佛，不可能啊！你要帶動他們玩啊！」我說：「對！我們從這個禮拜就開始，你們去邀約五十人，相約在圓通寺門口大石獅子前。」大家正說：「好！好！好！」善導寺的當家法師跑出來：「我警告你喔！下次這些人不准帶進來！」他又說：「你帶老年人來，還有油香收入，帶年輕人來，都是要花錢的啊！」

我一聽，也不得辦法和他辯論，即刻就走出去。這時候，我才想自己哪裡有辦法？當時周宣德走在後面，他也是我找來的，我對他說：「周居士，到中和圓通寺的事，就拜託你了。」他一聽，說：「星雲法師，你放心，沒有問題！」就這樣讓周宣德帶領大專青年。也因為這個因緣，一句話改變了一件事，「台大晨曦社」因此成立。

你看！他們說要玩，我一聽就說：「重要、重要！」點出問題的中心，機不可失，不一定要什麼冠冕堂皇的語言，也不需要狂熱的作為，我們就是正直地做事。

年輕人在一起，沒有組織，也沒有分班，沒有分班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為我感覺到大家都以我作中心，我一句話：「敲法器。」有哪一個會不想敲呢？過年舉辦五天的演講，有五十個人，每一天五組人，每一組就是一個講國語，一個講台語。但才來學佛的人哪有資格講演？都是我寫稿讓他們背，背好了，就一組一組上台講演。所以當時過年很熱鬧，聽的人聽得開心，講的人也講得很開心。

要寫五十篇講稿，你們能嗎？我也要拚命耶！因為有了這些年輕人，我不能不用他。當然，有些講稿也不是我寫的，是由他們自己來寫，像楊慈滿的講稿，恐怕到現在他都還會背。

我記得過去環島布教時，走到台中商校大禮堂，幾千個聽眾掌聲不絕。我就想：「佛教，凡是有太陽的地方就有佛教徒；水流到哪裡，哪裡就有跟我們同一個信仰的兄弟姊妹，我要給他們信心，不要讓佛教給人家看扁了。」

我們不要看錢，也不要想自己沒錢就沒有辦法，你要有「心」。煮菜，要把心煮給人家吃；講話，要把心講出來給人聽，現在你們所有的行為就是沒有心，像叫你們講，你們不敢講，就是沒有心。我們那個時代，就是在老師前面發抖，也不能不和老師相應，我一面發抖，一面講給老師聽。難道醜媳婦就能不見公婆嗎？我就是再難看，那是我的心，我是你的兒女，我給你看，有什麼不能？

能幹的人，再多的不好、難堪的事情，或者含笑承受、或者不計較，這樣什麼都過去了；不能幹的人，一點小事情，他就放在心上，還要跟你拚到底。

在僧團裡，意見總要統一，在做事上要聽從主管。你有你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統統收起來，只有以領導人的想法為主，這不是專制，是為了讓一個團體好，除非將來他不要做主管。每個人都各有各的個性，但要以領導人的想法做為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