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30　自覺的教育

兒童藝術之情緒治療運用研習

時間：二○○七年九月十九日

地點：佛光山傳燈樓梯形會議室

校長、各位老師，你們是我來到大樹之後，一直邀請不到的貴賓。套一句「朝思暮想」的成語，這四十多年來，我總是夢想著能和各位見面。在佛光山開山四十年後的今天，能一償宿願，心裡的歡喜，真是不可言說。

如常法師是我們大樹鄉之光，他在佛光山出家的資歷雖淺，但貢獻卻很多。他畢業於佛光大學藝術研究所，目前是十幾個佛光緣美術館的總館長，美術館收藏的藝術品，恐怕已不只萬件以上。他在美國、馬來西亞、中國大陸的湖南長沙、江蘇南京、四川重慶等地舉辦書法展，把大樹的佛光山和藝術帶到全世界。正在籌建的佛陀紀念館，他也是三人小組之一，負責美術相關事宜。

有一次我到蘇州，和蘇州文物局交涉事情，一提到如常法師，局長立刻就讚歎：「他頭腦很清楚。」這真是我們大樹的榮耀。有這樣的好因好緣，希望各位老師藉助他做為橋梁，和佛光山多一些往來。

佛光山不只是一個宗教團體，我們也重視教育、文化和藝術。除了美術館，我們還成立了國樂團、交響樂團、歌詠隊等，每年在全世界舉辦「人間音緣」徵曲活動，大力提倡「以音樂改善人生，以美術淨化人生」。

三十年前，我創辦了普門中學，當時並無意於要把學校辦得多好，只想到要為大樹鄉民服務，讓大樹鄉的子弟方便受教育。歷經社會的變遷，三十年後的今天，創立一所學校，不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不過，最近我們決議把普門中學遷移至大坑，為的是讓學校不再受限於純宗教的環境，讓它與社會、地方有多一些接觸的機會。雖然佛光山不是很有錢，為此，還是不惜一切地去完成。如同當初釋迦牟尼佛的「割肉餵鷹，捨身飼虎」，為了大眾，何惜身命！

八十二年前，我出生在中國江蘇揚州窮苦的家庭，沒進過學校，更沒看過學校。記得十歲那年，「七七盧溝橋事件」發生，中國掀起抗戰的熱潮，很多軍人、文宣隊，到我們家鄉來唱歌，喚起大家抗日的熱情。那時候我才知道，原來還有唱歌這回事。

由於沒有錢，我不敢進去學校，甚至連門口也不敢經過。雖然有私塾，但是在私塾讀書，每讀一天要繳四個銅錢，人去了，老師就教一段，人沒去，老師也不會怪罪；他知道大家沒有錢。

縱然我在這樣的環境裡成長，我還是很感謝父母，生養了我一個健全的身體及勤勞的性格。

由於不忍心父母每天在飢餓裡煎熬，我想盡辦法幫忙賺錢。十歲的小孩怎麼賺錢？那時候，日本人攻打家鄉，把所有房屋都摧毀了，於是我就到現場撿拾遺留下來的鐵釘，拿去賣錢。

一般鄉村人家養有牛、馬、狗等動物，我便趁著天還濛濛亮時去撿狗屎，累積一、兩個星期的量，也能賣上幾塊錢。或是利用黃昏牛群回家，一路上留下很多牛糞，我就把它撿回家。在鄉村，大人總會教我們利用稻草與牛糞，攪和之後貼在牆上，待它乾燥，可以當木柴燒，這也能賣上幾塊錢。雖然家裡沒錢供我念書，但我為家裡做事，還是做得很歡喜。

我人生的轉捩點，就在十二歲那一年。由於家父在中日戰爭中失蹤，音訊全無，為了找尋他，使得我有因緣在南京著名的棲霞山寺出家。

我二十歲離開棲霞山佛教學院之後，做了兩年國民小學校長。一個沒有見過小學的人，怎麼會當上小學校長呢？那時，中國正在提倡「鄉村教育」，就如同現在大陸提倡的「希望工程」。當時師資人才很少，當地的教育局長聽說我從首都南京回來，見過世面，一定相當了得，便很高興地說：「你回來了，很好，這個地方要辦小學，就由你來做校長好了。」那時，我心裡忽然浮現一個念頭：「出家了，能做什麼事？」其實這個問題早在我念佛學院時就曾想過：「以我這樣的出身，不願做經懺，也不是大法師、大和尚，未來的出路如何呢？」經局長的建議，便想到：「我可以辦一所國民小學、建一座農場，我不要做社會的『消費分子』，要從事生產、教育，提升佛教在社會的地位。」所以，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我，欣然接受了局長的好意。

所謂「不知天高地厚」，是因為我對學校的情況一無所知，還敢允諾擔任校長。由於距離開學的時間還有一、兩個月，我立刻寫信到上海、南京，請同學們幫忙，請他們替我寄來《怎樣做一個小學教師》、《怎樣做一個校長》，日夜在家惡補。

我熱愛這分工作，做了兩年之後，還是離開了。為什麼？抗戰勝利後，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左右，由於局勢的關係，學校生活在夾縫裡。白天是國民黨的軍隊來巡邏，晚上則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人員來活動。有時我被國民黨誤為是共產黨的「匪諜」，而揚言要殺頭；有時候被共產黨誤為是替國民黨做事的「特務」，聲稱要槍斃。其實，我不屬於國民黨，更不屬共產黨，我只是一個年輕的和尚，喜歡小學教師的工作罷了。

眼看局勢緊張，實在很難再待下去。有時在教室裡上課，突然間聽到外面「砰」的一聲，心裡明白，又有一個人被槍殺了。下了課，果真就有人來告知：「某某路上，有一個人被打死了。」萬不得已，我又回到了南京。後因「徐蚌會戰」，南京岌岌可危，我隨著「僧侶救護隊」來到台灣，至今已近一甲子。

那時候的台灣，不像現在豐衣足食，經濟成長，人民生活穩定。初到台灣，連鞋襪都沒有，身上穿的也只是一件單薄的衣服，就這樣在北部過了兩個寒冬。不過那時年紀輕，咬緊牙關，日子就過去了。

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來到宜蘭之後，才開始和群眾接觸。當時，經由教育部立案，成立了一所文理補習班，目前有名的鄭石岩教授，就是那時補習班的學生。另外，我利用小小的房子，創辦了慈愛幼稚園，也成立歌詠隊、弘法團、青年會，藉此接引優秀的佛教青年。

四十年前，我到大樹麻竹園開創佛光山，這段期間，最感謝的就是這群宜蘭青年，他們對佛光山的開山給予很大助力，一直到現在，佛光山的一級主管，大部分都是這些出身宜蘭的青年。

選擇「麻竹園」這個地方，不是因為這裡地理好，而是因為這塊地不值錢，沒有人要。當時的土地一甲是一萬元，現在已不只幾千萬了。由於沒有錢，不能一下子買下所有土地，所以幾十年來，我雖然有心替大樹鄉建一個不只是台灣最大，而且在國際上也能做第一流的寺院，卻受限於土地，而發展困難。

這一生，在美國，我辦了一所西來大學，那是中國人唯一在美國，獲得當地政府承認的大學，學生畢業後的學歷在全世界都會獲得承認。在台灣嘉義，我們辦了一所南華大學，創立十年來，已有七千多位學生。在宜蘭，我們有佛光大學，創辦至今還不到十年，如常法師就是四、五年前從佛光大學畢業的。另外，佛光山設有叢林學院，主要學習佛教專科，總部設在佛光山，分部分散在印度、馬來西亞、歐洲、非洲等十幾個地區。

與其說我是一個佛教的和尚，不如說我像「武訓」，效法過去「武訓興學」的精神在辦學。我雖然沒有受過教育，但熱心於教育，因為我知道教育可以救社會、救國家、救自己。中國人想要在世界上揚眉吐氣，除了人人要受教育，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過去中國人美其名說是到國外留學，實際上很可憐，念書之餘，還要到餐館洗碗、洗盤子，畢業以後，頂多也只是開家中國料理店、洗衣店或照相館。但是現在中國大陸教育普及了，中國人在世界上，不再只是做這許多勞動階層的工作，有的還當上大學教授了。

過去美國洛杉磯的西來大學，都是由美國人擔任校長，他們對中國文化並不太了解。近來邀請到一位中國人，曾經在美國州立大學做過三十年校長的黃茂樹先生擔任校長。我想，他在中西文化、教育交流上的貢獻，對西來大學的發展，必定能有一番作為。我也很希望將來在各位老師的推薦之下，能有幾個大樹子弟到美國西來大學念書。

長久以來，佛光山受到教育界和青年們的關愛。記得三十八年前，佛光山開山兩年後，我們在這裡舉辦「大專佛學夏令營」。那時，台灣政府並不允許地方舉辦青年學佛的相關活動。我拜託一位救國團的總幹事，請他做活動的合辦人，給我幾面救國團的旗子。我把旗子掛在山門口的彌勒佛像附近，警察來巡視，一看是救國團的旗子，等於「姜太公在此」，也不計較，不追查了。就這樣，往後又辦了好幾期的「大專佛學夏令營」。慢慢地，各個學校的教師、校長，也來到佛光山參加研習活動，讓我得以和教育界結緣。

可惜的是，由於興田村民不了解我們，以致雙方有很長一段時間相處不甚友好。雖然如此，我還是視他們如家人，一再努力改善關係。時至今日，承蒙他們漸漸地回心轉意，增進了彼此的友誼。目前佛光山積極促進與世界各個種族、國家的友好關係，同是大樹人，又有什麼不能和諧的呢？‭ ‬

我覺得現在台灣的教育是有漏洞的，但是這個問題，並不是哪個人想要改革就能改革。事實上，台灣的教育是老師努力念書，而學生不一定用功，即使老師做了充分的準備，來到教室上課，學生也不一定會聽。

記得普門中學初創時，我自告奮勇要為觀光科學生上課。照理說，我經常在世界各地弘法，所見所聞應足以引起學生的興趣。可是萬萬沒想到，一進教室，班長喊「起立、敬禮、坐下」之後，一班二十幾個學生，不是開抽屜、削鉛筆、繫鞋帶、傳紙條，就是看天花板，沒有人聽我上課。

有些學生之所以考試成績不理想，是因為上課沒有用心聽，沒有全聽，沒有諦聽。《金剛經》說「諦聽、諦聽」，「諦聽」就是「注意聽」，沒有注意聽，腦子裡當然就沒有內容可以作答了。不專心聽課，如同水沒有注入茶杯中，法水不能流入心田，吃虧的還是自己。

有位幼稚園老師，是我幾十年來所見幼教工作者中，最成功的一位。每當舉行遊藝會，有表演節目，他只要利用兩個星期，就可以教上十幾、二十個節目，而有的老師，花了一、兩個月的時間，只指導一個節目，大家還學不會呢。難道他有特異功能嗎？原來是他的教學法和一般人不同。例如教跳舞，學生動作錯誤，他會說：「張德勝，向前一步！」「不行，還要再向前一點、再一點……」學生不照指示做，他絕對不罷休，非得要他們達到要求，才允許進行下一個動作。但是有的老師，面對小孩子的錯誤動作，老是伸手拉學生一把，每天就這樣拉來拉去，教了好久，學生依然學不會。

所以「自覺教育」很重要，要讓學生感覺到「我在受教」、「我要改變自己」。當然，家庭教育也會影響學校教育。比方，有的父母當著兒女面前對別人說：「張媽媽，你們家的小寶真乖、真聰明。我家的小三子，調皮、不用功、不乖、好壞！」小兒女在旁一聽，心想：「媽媽，我是這樣子的嗎？既然你認為我這樣，我就搗蛋給你看。」潛在的反抗意識，造成他在家裡調皮搗蛋，到了學校當然就不乖了。

過去台灣流行一首歌，名為「哥哥爸爸真偉大」，我覺得歌名若能改為「爸爸媽媽真辛苦」會更貼切，更能激發孩子的良知，讓他們懂得孝順父母。畢竟為了孩子的學業，爸爸勞碌奔波，籌措學費，媽媽忙著製作便當，實在很辛苦。所以，孩子應當要感恩圖報。

總體說來，體罰也是一種教育。我受的教育是專制教育，可比「非人」的教育。回想起那段苦難的日子，真不知是如何度過的。很慶幸的是，我能承受得起。為什麼我能在叢林裡，熬過這十年的苦行生活？因為那是「當然的」，那是師長慈悲的「教育」。每天在被打、被罵的生活中度過，到最後，只要見老師臉色一沉，我的頭立刻會伸過去：「老師，你要打就打吧，不要生氣。」為什麼？因為不管我橫說或豎說，老師都會認為我不對。

教育部規定不能體罰學生，但是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不體罰確實也令為人師者感到為難。不過，老師會使出「體罰」這招，絕對是因為沒有辦法，沒有能力處理了，最後只好這麼做。其實，不必打、不必罵，用鼓勵、讚美、愛的教育，讓學生自動、自發、自覺的教育，對學生也會有所幫助的。

有一群小沙彌跟隨良寬禪師受教育，由於寺院生活枯燥無味，沒有自由，小沙彌便利用夜晚，偷偷從後院翻牆到街上遊玩。有一天，他們再次翻牆夜遊，良寬禪師發現了，便整晚站在牆邊等沙彌們回來。到了三更半夜，小沙彌們終於回來了，翻牆的那一刻，才發現牆邊擺的腳踏凳子不見了，可是一腳已踏在老師的肩膀上。大家一片驚慌，叫道：「糟糕，是老師！」

此時此刻，換作一般老師，對學生這樣的行徑，反應必定是：「抓住了！」但是，良寬禪師並沒有這樣做，反而安慰沙彌們：「孩子，外面天涼，趕快回去加件衣服。」從此不再提這件事，小孩子也沒再出去夜遊了。

這當中的意義是什麼？主要是說明維護兒童尊嚴的重要。維護尊嚴之所以重要，好比已成家立業的年輕人，一方感情出軌了，另一方絕不能吵鬧，否則撕破了臉，讓對方失去面子，後果將是不堪設想。所以，學習禪門的「不說破」，保護對方的尊嚴，令其自省、自覺，是最好的教育妙法。

有個小孩上學途中，會經過一間寺廟。有一天，他走進大雄寶殿，從身上掏出十塊錢交給香燈師，說道：「師父，我要添油香！」香燈師回應他：「小朋友，你肯發心添油香，真好！」小孩說：「錢是我在路上撿到的。」香燈師便稱讚他：「這麼好！拾金不昧。」小孩聽了非常高興。

第二天，小孩又來了，同樣說：「師父，我今天又撿到十塊錢。」香燈師回應：「你真是好運氣。」第三天、第四天……天天如此，香燈師不禁感到疑惑：「為什麼都是你撿到錢，我卻撿不到呢？」於是問他：「這些錢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時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把錢，告訴香燈師：「我家裡很有錢，但是我過得並不快樂，我爸媽每天吵架，一吵架就罵我，而且罵得好難聽！你說的話好好聽，為了聽好話，我寧願每天帶十塊錢來這裡添油香。」

對大多數的人來說，讚美及鼓勵的「愛的教育」，還是較能被接受的教育方式，如我耐得住專制教育的人畢竟很少。其實，專制教育好比植物的生長，經過春風夏雨、秋霜冬雪的熬煉，反而會成熟得更快。

各位老師從事的是國民基礎教育，對於國家未來的主人翁，能從小養成他們良好的品性、道德，激發他們的潛能，必會影響他們未來的人生。我們大樹不一定要出多少的村長、里長、鄉長，也不一定各個都要擔任立法委員、縣議員，能出幾個大學教授，或是幾個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的學者，就能提升我們大樹的文化地位了。大樹雖然不大，只是一個小鄉鎮，卻是一個人文薈萃的地方。好比我出家的祖庭，雖早已毀於戰火，但我知道那裡是一個人文薈萃的地方，因此，我發心要把它建得很美好，發揚過去師祖、師父遺留的文化傳統。

大樹國小蘇廣德校長：大師說自己沒有讀過多少書，為什麼能寫出那麼多好文章？

大師：剛才說，我不願意做一個念經的和尚，但是又沒有其他特殊技能，如何在佛門裡生活呢？於是就想，做一個寫作人吧。在大陸時，一面念佛教學院，一面替報紙編副刊，學習寫作。來到台灣後，我一度走投無路，也想過寫本武俠小說，混口飯吃。甚至往後，又編了佛教報紙、雜誌，例如《人間福報》，創辦至今已將近十年，我從沒有拖過一天稿，實在可以得到金氏世界紀錄了。

每次寫稿，都會寫上八十篇、一百篇，那麼，空出來的幾個月，就可以外出弘法，回來之後再繼續寫。一千字左右的文章，一天可以寫二十篇，也就是一天可以完成兩萬字。總計幾十年來寫過的文章，應該已經不只兩千萬字。我想，這可能又是一項紀錄。為什麼能寫這麼多文章？因為我覺得寫文章並不困難，寫文章如同講話，話怎麼說，文章就怎麼寫。

最近由於視力減退、手抖，只好用「心」寫文章；一面口述，一面由弟子記錄。有位弟子問我：「師父，你的文章裡有幾個字說明不太清楚，是否需要修正？」但往往弟子又會為我想出一些艱澀、難寫的字詞，例如「燦爛」的「燦」字。我就說：「我不用這許多困難的字寫文章，我用的是簡易明白，大家看了立刻就能懂的字。」

今日之所以能有一點舞文弄墨的本領，主要是初到台灣弘法時，經常要傳教、編雜誌。那時，台灣正處於戒嚴時期，每次外出布教，警察總要徹底調查一番。有時人才剛上台，警察就在下面喊：「下來、下來！」人不下去不行，下去也不行，因為現場已擠滿了群眾，所以，我經常要和警察打交道。

文章要能進步，必須逼迫自己不斷地寫。如同臨時被請上台說話，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自然會產生應變能力。佛光山四十年來，不斷有文藝團、作家團、迎新團、企業團體、工商員工、青年學生來訪，來了以後總要我和他們說話。說些什麼呢？大家遠道而來，總不能三、五分鐘就把他們打發了，至少也要說上半小時、一小時。因此，總要苦思良久。

佛教有句話：「以聞思修入三摩地。」「聞」、「思」、「修」是修行的次第，亦即聽聞、思考、實踐。思考久了，理路就會通達。例如：過去我寫稿需要先打腹稿，但現在已經不用了，信手拈來，都可以成為一篇文章。雖不是寫得很好，但也承蒙大家不嫌棄，書一本一本地出版。其實，我害怕出書，為什麼？生怕增加信徒的負擔，因為信徒經常會為了護持而買書。

總之，多思考，就會寫文章。

大樹國小蘇廣德校長：我們都很關心佛陀紀念館的建設。社會上傳言那塊土地是「日月光集團」捐獻的，大師擁有十分之一的股權，認為大師很有錢。我們不了解這個情況，想透過大師說明這個傳聞是否實在？

大師：當然不實在。（眾笑）這塊地不是日月光集團捐獻的，日月光集團只是萬千信徒之一，只做其中少部分的捐獻。不過幾十年來，他們對佛光山的弘法事業確實都有贊助，這裡幫助一點，那裡幫助一點。我不希望信徒個人出太多錢，佛陀紀念館是十方的，是大家共有的，不能由個人獨資做大股東。

好比初到大樹開山時，經濟條件萬分困難，只好出售以寫文章所得的──位於高雄的「佛教文化服務處」，把賣房子的錢拿來開山。後來，有一位美國信徒發心要捐五千萬，被我拒絕了。為什麼？如果我接受了，往後逢人就要說：「佛光山是美國某某人捐獻的。」那麼，台灣萬千信徒的面子往哪裡擺呢？所以，為了要保留台灣所有信徒的尊嚴，我不願接受這五千萬。

剛才校長提到，社會上的人認為我很有錢，這是錯誤的。如果我很有錢，就不必建佛光山了（眾笑），把錢存在銀行裡，或做其他投資，不也很好？向各位報告，從過去到現在，佛光山的產權都不是登記在我的名下，甚至我連一坪地都沒有，銀行裡也沒有存款，更不經手錢財。外面對我最嚴重的毀謗、批評就是「星雲大師很有錢」。由於這句話，使得佛光山面臨到一些困難。再說，如果我真的有錢，還會有人願意幫助我們嗎？

實際上，我沒有錢，我是「以無為有」、「不要而有」、「空中生妙有」。儘管我身上經常沒有錢，但也不會向公家要錢，因為我也是信徒之一，同樣是施者。

我從小就沒有用錢的習慣。各位什麼時候看到我在大樹街上買東西？（眾笑）什麼時候聽說我在台北、高雄哪個百貨公司走動？沒有。為什麼？不買，就富有；用錢，就貧窮。

記得過去開山不久，寺院每月會發給大家兩百元的零用金。那時普門中學的老師，每到花用不夠時，總會對我們說：「你那兩百元借給我好嗎？」（眾笑）所以，不用，就「有」；用了，永遠都嫌不夠。

我生性「以無為有」。但是我真的沒有嗎？不是。有，是有限、有量；無，是無限、無量，所以無才多。

佛光山是怎麼建起來的？不是靠「有」，是靠「無」，無中生有。「有」的人多的是，但有錢的人，不一定能成事。我想，在佛光山，徒眾們對我是無可奈何的，為什麼？因為我什麼都不要。

佛光山第二任住持是本省人，那時《中國時報》、《聯合報》的記者都說：「你好不容易創建了佛光山，怎麼就這樣交給本省人？」我心想：「還有本省、外省之分？我怎麼都不知道這回事？」我沒有地域觀念，沒有尊卑觀念，只覺得人人都是平等的。感謝校長提出這個問題，讓我有說明的機會。（眾笑）

這裡有一個日本製的「三重明鏡」，送給各位。一個人，不要只看別人，要看自己；不但看自己，還要看心。若能看到自己的心，那麼，離「人成」就不遠了。而要看到自己的心，就要多讀書。我大力倡導讀書，目前已在全台成立了兩千多個讀書會。

目前全台多所學校與佛光山合作，例如，在永和各個國小，七十幾個班級裡，每天都有佛光會員前往指導生命教育課程；台北東山高中、三重格致高中的學生到道場參與禪修，效果良好。希望大樹鄉各所學校，也都能用得著佛光山的設施，用得著我們的地方，我們都樂於為大樹服務。以後有機會，歡迎各位老師來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