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36　人生領悟與文學人生——與知名作家余秋雨先生對談

時間：二○○五年二月九日

地點：佛光山傳燈樓集會堂

高希均教授：星雲大師、秋雨先生、王發行人，現場的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新年好！‭ ‬

今天大家在百忙之中，一個將近兩個小時的聚會裡，有機會聽聽星雲大師和余秋雨先生的對談，是一個很難得的聚會。我想對很多很多的讀者，即使不是念文學的，即使不是念宗教的，大家都看過很多很多大師的書及秋雨先生的書。

每次我在《人間福報》看到星雲大師，尤其在國外，得到很多榮譽時，就為做一個身在台灣的中國人驕傲。大師去年獲得了榮譽的宗教博士跟榮譽的哲學博士，一個是在泰國，一個是在韓國。當然對大師來講，這些榮譽他得到了很多，可是這是對佛光山、對星雲大師這麼多年來的肯定。

余先生也得過很多的榮譽，這些幾乎都是錦上添花，但是我還是不得不說一下，當我們出版了《借我一生》之後，香港《亞洲週刊》這本華人界很重要的雜誌，每一年評選兩岸三地十本最重要的書，余先生的《借我一生》就是去年評選的十本好書之一。余先生到台灣之前，在中國大陸也得到了兩個榮譽─二○○四年「中國十大藝術精英」，以及被推為「中國文化傳播座標人物」。以下就進入我們的談論。

大師在一年半前出版《雲水三千》，獲得海內外絕大、絕大回響。可否請大師分享在出版後的這一年半之間，哪些事情您覺得是對您、人間佛教或台灣是十分重要的？

大師：高教授、王發行人、余先生、各位嘉賓，大家好！新年應該要恭賀新禧、共生吉祥、萬事如意。就如高教授所說，我每年都沒有在這裡過初一，都是到美國去，為什麼呢？佛光山開山到今天已經三十九年，二十年前我就退位，做了十八年的開山住持，退位以後又留在山上，好像丟碗不丟筷，有留戀的意思，所以一過年我就離開，讓年輕人好做事。人生實在是很有趣味，我在高雄吃過年夜飯，三個小時後到了台北，睡了一覺，第二天又到洛杉磯，還是初一，所以我在高雄過年、在台北過年，在美國也過年。

我五十七年前來台灣，先在台北、新竹這一帶，後來感到不是很順利，不但掛單沒有地方肯收留，也沒有什麼機會。在宜蘭有個很小的廟，沒有廁所，要走二十分鐘路程到火車站才有廁所，可是真有緣分，我一去就住下來了，後來也在那裡辦了青年會、學生會、兒童班、文藝營，青年學生很多，所以我覺得緣分很重要。

我從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就去宜蘭，一直到前年剛滿五十年，許多人要收集我過去的照片，出版《雲水三千─弘法五十年紀念影像專輯》。我個人年輕的時候住在叢林裡很久，受到叢林的影響很深，所以我是「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到哪一個地方都不留下一個痕跡，也不計較什麼東西，走了就走了。在大陸也參學過幾個叢林，住了一年、二年，到了要離開了，什麼東西也不帶，所謂「二斤半」，就是一個人的衣單只能有二斤半。在世間人喜愛的東西以外，找到一個安心的落腳點。

《雲水三千》出版以後，發揮了多少影響我不知道，不過我是沒有賣錢的，都是送給人，但是人家也回饋了我好幾千萬，我都送給了佛光大學，所以我是「有也未嘗有，無也未嘗無」，有無對我的人生不是很重要。不過，多少年前我讀余先生的《文化苦旅》，對你就感到尊敬，想將你這樣有智慧的人請來，與高教授、王發行人一起講話。我和高教授每一、二個月都要聚一次，海闊天空的談論，讓我好幾天都沉浸在法樂裡。一個人找不到講話的對象是很寂寞的！余教授的《文化苦旅》讀來令人蕩氣迴腸，久久不能忘懷。今天新年剛開始，很高興能請到余教授。

高希均教授：如果您跟我們一樣，很幸運的拿到《雲水三千》，這本書的內容實在是太豐富了！有五公斤重，裡面有好多好多星雲大師五十年來的弘法照片，從佛光山開山的艱困到今天受到全世界的尊重，所有的故事都在裡頭。

今天難得請到余先生，他是一個大思想家、大文化學者，如果是台灣在當前的一些大氣候之下，還能夠形成像中國大陸的「中華情」及對文化的嚮往，我想余先生的書起了絕大的功能。還不只這些，余先生還告訴了我們，除了經濟，還有文化；除了台灣，還有中國大陸。

第一個問題，我要請教余先生的是，在余先生來之前，應《聯合報》的邀請寫了一篇文章。余先生曾在書中說過這樣的話，「所有罪惡的根源都在文化」，我們請余先生從這裡先談起。

余秋雨先生：就我的觀察，我從中國大陸的災難中走出，大家也知道現在大陸快速富裕，陷入精神匱乏的情形。在這個情形下，有一個現實是肯定的，就是經濟發展確實會消除我們許多不文明的弊病，貧困有時候也會帶來無知與邪惡，但富裕又很快地帶來另外一種罪惡，帶來另一種麻煩，我們每個人都能感覺到的。

比如在中國大陸的情況是這樣的，對於財富，極大部分人在勢力沒有那麼張狂的時候，還沒有那麼令人討厭，但是快速的擁有財富以後，那種庸俗和勢力一切都發光了。財富的擁有者，他的文化感悟和精神能力都很低，覺得擁有財富可以頤指氣使的情況下，就成為社會中難以消除的一種現象。還有，富裕帶來傳播業的發展，很多時候，傳播業也在某個程度上鼓動了邪惡，這我們也都看到了。

然後，我們看到高收入的生活，很明顯的破壞了追求的文學境界；高消費的生活，也很大程度上傷害了無論是宗教或文學上所需要的安定和寧靜。高收入、高消費的社會，在無法達到個人的目標時，精神上的失落就更大，這個時候就需要宗教的幫助，或是文學的幫助。比較起來，文學的幫助還是奢侈一點，更迫切的可能還是宗教的幫助。我覺得這二個幫助大抵是如此，如果要有一個簡單劃分的話，我是這樣看的，我們一直在追求真善美，在這樣的基礎上，宗教偏重於善，文學偏重於美，但是它們的終極目標是一致的，在它們走的過程中有不同的偏重，但兩個都在精神領域裡面，填補人類在富裕或是貧窮中所失落的最重要的東西。

在大師的文章中曾經提過，辦事的時候困難不怕、威脅不怕，就怕沒有偉大的精神。就是一件事情、一個民族、一個家庭、一個地域，乃至一個個人都是如此。現在我們到處見到的就是衣食無憂、家財萬貫的精神失落者，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由經濟學家來主持這樣一個討論會特別有價值。我們要感謝經濟學家所做的努力，但是前面遇到更大的問題，而這個問題要在精神方面解決。過去中國很多領導人也都這麼認為，認為富裕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什麼都有了，其實現在發現不對，富裕的結果，其精神上負面的因素就更難解決，所以今天就有了「精神拯救」的燃眉之急。

王力行女士：面對二十一世紀，大師是宗教師，余老師是文學家，您們怎麼看宗教和文學？有辦法解決社會的亂象嗎？

余秋雨先生：我覺得宗教總是產生在災難之中，災害有戰亂、天災、人為的災難，但是往往這些災難所帶來的精神災難，產生了人類對宗教的迫切需要。

我走過世界許多文明發祥地，也不斷在研究古文明的失落，有個非常重要的原因，表面上看起來都是軍力的不足或者是經濟的危機所造成，其實更重要的是其精神的無法延續。

我為何對佛教如此崇拜？我出生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浙江老家儘管是文脈很盛，出過王陽明、黃宗羲，但當時已經是一片兵荒馬亂，貧困和災難無與倫比，如何從當時的困頓中將思惟延續下去，就是我的外婆這一輩，許多的老太太三天兩頭就去念經，對佛經雖然了解不多，但是他們知道要做好事，就這樣，不僅是我家，也成為整個中國廣大農村思惟能夠延續的命脈，這是我個人的體會。

到印度禮拜佛教聖地的時候，我對著鏡頭說：「我深深地感謝這個地方，原因是這是一切的起點，任何家鄉的文明延續都與它有關。」我當時跪下，深深地禮拜，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地方，是我祖祖輩輩延續下來的重要原因。我用我的體會來說明，民族的事件其實都是如此。

大師：剛才余教授講到，五十年前大陸上土匪害人。雖然很貧窮，還是有可能遇上土匪的。小時候，只要聽到狗吠一聲，就知道是土匪、強盜來了，於是趕快爬到屋頂上看，確定是不是要來找我們這一家。到台灣來，台灣也貧窮，有白色恐怖，是後來經濟發展，台灣才成為「亞洲四小龍」的。

剛才王小姐提到社會亂象，我在花藝展區布置了「虎豹山林」區，用以比喻社會，現在行政院謝長廷院長提出「共生和解」，很好！共生和解才能解決問題。佛教教人不要執著，我看到很多政治家、經濟學家、學者，不只是我執重，法執也重，造成了人我排擠的現象，所以要解決這些危機，只有懂得共識，人類互相包容、和解才會平安無事，尤其是佛教，它主要的功能是讓我們找到安頓身心的地方。怎樣才能安頓身心？必須學會忍耐、慈悲、智慧的功夫，才能啟發每一個人的清淨心，從心裡去改變。

像最近身穿皮草者，社會就譴責他，其實還要譴責的是殺生者，要從根本解決，不要顛倒因果，這個社會要明理、清淨身心、人人互助，把可愛的人性面表現出來，不論文學、宗教也好，大家都是善良的來往，罪惡的世界就不存在，好的世界就會產生。

高希均教授：請問大師一個問題。我一輩子是教書的，所以對大師一生的三件事情特別重視，就是您辦了三所大學。辦大學是十分艱苦的，在照片上有百萬人興學的鏡頭，「一塊錢不嫌少，十塊錢不嫌多」，很不簡單、很不容易。剛才大師也說許多人對《雲水三千》的樂捐，大師都將它捐給了大學，所以大學是您一個很大的事業。再來是七年前人間衛視的成立，現在是《人間福報》對社會產生了絕大的教育功能。請教您，這三大事業對社會產生的教育功能，您認為夠不夠呢？

大師：我做得不夠也不滿意，但我最盼望也最掛礙的，就是天下文化的書賣多少，為什麼？近年來我提倡讀書，希望每個人都能過一個書香人生，每個家庭都是書香家庭，社會都是書香社會，能有書香的氣氛，就不會成為「虎豹山林」。

我真的很關心天下文化的書賣了多少，因為台灣書太多，氾濫也不行。我有些書不敢印，因為怕信徒又要花錢買書，生活要能夠經濟平衡，不能把錢都拿去買書了。吃飯也很重要，但是吃飯之外，讀書也是不能少的，再怎麼窮都要讀書。

我沒有讀過小學，但圖書館對我有很大的幫助。許多文學小說、武俠小說，及鄉間戲劇提倡的因果報應、善良風俗也給我很大的影響，因此我覺得書本能給我們好的影響，讓我們在這個社會裡成為好人。我提倡三好運動，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因為身口意是決定人生前途如何的重要關鍵。所以要「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痴」，也就是身口意要修好。

王力行女士：閱讀對一個人非常重要，余先生的《借我一生》提到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七年苦讀的日子，請您談談苦讀與認真的程度，而苦讀對您一生的幫助又是如何？

余秋雨先生：大師談到他在圖書館的閱讀，雖然沒有文憑，但是在知識上、人格上卻能得到很大的提升。我不是非常重視按部就班的、一般教程中的閱讀方式，因為這實在是很被動。說到自己的第一次閱讀，對我影響很大，在過去的時代儘管在浙江已經很少人識字，但是出外謀生的人很多，很多人寫信回來，都是透過別人寫的，但是家裡沒有人能夠讀信，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母親在戰亂後回到鄉下，也就成了整個村莊的文化人，開始幫大家讀信、寫信，後來他覺得應該把這個責任交給我，所以我第一次苦讀就是讀鄉親寄來的信，第一次寫作就是幫鄉親寫信。人家都說我的書賣得好，我有一句話說，我的書賣得好，是因為從小寫書信開始，而且永遠都有收信人。

第二次是因緣際會，在文革災難最高潮時，冥冥之中，好像天上有什麼指揮棒，讓我生病，然後出現了這麼一位老師，他說你不要在上海了，我的家鄉在半山上，那裡有個地方很安靜，你可以到那裡住一陣，這個天下太亂。當時，我的身體很不好，我的父親就把我帶到浙江奉化的一個半山腰裡，那裡有一個清淨的房子，後來才知道那是蔣經國先生的圖書館，是老蔣總統留給他看的。這個地方最認真讀書的就是我一個。這真是一個天上掉下來的機會，怎麼有可能在文革災難最嚴重的時候，讓我躲在一個小屋子裡讀那麼多的書？人家說我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的了解程度很高，這都是和閱讀有關。

第三次是在文革結束後。自覺文化結構的程度不足，主要是在中國古典文學上的功夫下得不夠，因此又花了七、八年苦鑽世界各國文明，之後又在香港花了幾年的時間讀書，都是在圖書館裡苦讀的，雖然如此，卻比課程裡的閱讀更重要。

但是必須說明的是，這樣的閱讀，對一個文化人來說，有可能帶來更多的學術上的思惟習慣，與文學還有一段距離。我想進一步說明有關文學。很多人誤會文學是一種美麗的表達、文學是一部分人的職業，其實文學是一種素質。做為職業寫作者、專業作家是很可悲的，因為在某種意義上有一種虛假性，因為一個人不可能每天都有文學的感悟，所以一個人最好是在從事別的職業，而真的有文學感悟，有文學表達欲望的時候來從事文學，這種狀態應該是比較好。

大師：余教授講到讀書，我一時也有所感。我們一個人光是讀書也不一定有用，我覺得先要讀自己、讀心、讀人、讀社會、讀世界、讀過去的歷史、讀很多看不到的、聽不見的東西，你能讀出來，那就是讀書了！

基本上每一個人從父母把我們生出來後，假如有胎教、遺傳的話，自己就會有那種遺傳的氣質。我父親是個老實人，母親是個聰明人，兩個加起來就生養了我們子女。

我是農村貧苦家庭出生的，今天能與社會優秀人士面談，究竟是怎麼做到的？過去家裡沒有錢給我念書，七、八歲了怎麼辦呢？大人出去做工，我就留在家裡打掃，甚至農村的社會，家裡都是燒稻草，火才一點著，馬上又沒熱力了，所以我就耙灰。為的是什麼？讓家人工作回來後，見到環境乾淨整齊而很歡喜，要燒稻草，也比較好燒。家裡貧窮，看到母親出門沒錢買菜憂愁的樣子，我就會掏幾個銅錢給他。我的錢從哪裡來？天還沒有亮，我就出去撿狗屎或是牛糞，再賣給人作肥料，也可以賣個幾毛錢，所以我七、八歲的時候，就可以為母親解決一些困難，自己也感到得意。甚至左右鄰居都是貧窮的小孩，過年時，家中有點糖，罈子搬不動，我就用繩子綁在腰上，拿出去給村裡的同伴吃，當然回來的時候父母也會責備，但是現在想想，過去童年的勤勞，對現在影響很大。

家是大家的，為家人分勞，多一點愛心、慈悲，有福同享。一生讀書，書上給我的東西不是很重要，而是要讀人生、讀生活、讀人情世故。

小時候，親戚吵架很大聲，只要我一到，大家就不開口。我年紀那麼小，他們都是長輩怕什麼？但是我心想一個人正派、對別人有貢獻，就會有威嚴。所以一個人讀書要把心讀出來、把正派讀出來，把勤勞、把理讀出來，對一個人的一生很重要。

王力行女士：剛才二位都講到童年。一個美國教育家說：「一個小孩在爭吵環境下成長，鬥爭性格強；在一個鼓勵的環境下長大，比較有信心；在一個孤立的環境下長大，他知道法制是什麼東西。」所以想請教二位的是，如何讓小孩透過廣泛的閱讀，來產生我們現在很重視的教養或我們現在很缺乏的教養？

大師：講一點趣談。有一個小孩拿了十塊錢到佛殿來，看到佛殿的香燈師，說：「師父，師父！我添油香。」香燈師問：「小朋友，十塊錢哪裡來的？」「我撿來的。」「哦！你運氣這麼好，拾金不昧！你真乖。」香燈師讚美這位小孩，講了許多好話。

第二天，這個小孩又來了，「師父，我今天又撿到十塊。」香燈師說：「真好，每天都有好運氣。你的品行真好，不貪心。菩薩保佑你聰明。」

第三天，小孩又來了，「師父，師父，我又撿到十塊錢。」「嗯？哪裡能天天撿到十塊錢？我怎麼沒有撿到十塊錢？你的錢從哪裡來？」小孩子從口袋裡掏出一包錢，說：「師父，你看！我家裡很有錢，但是我不快樂，因為我的爸爸媽媽每天都吵架，一吵架就罵我，罵得好難聽，所以我不喜歡聽他們講話。我給你十塊錢，你就會講許多好話，你的話好好聽哦！我就是為了聽你的好話，才給你十塊錢。」

所以家庭教育對子女很重要，當然過分寵愛也不要，但也不要是負面的影響，因此兒歌〈哥哥爸爸真偉大〉，我認為應改成〈爸爸媽媽真可憐〉。其實小孩在憂患中成長，對未來應該會有些幫助的。

我不贊成體罰，體罰必定是老師無用，因為除了打，他就沒有別的方法了。父母反對老師打小孩也不對，因為一個人在無理中能夠低頭，真理中還能不低頭嗎？

人的一生要讀一點委屈、讀一點苦難。從小受點苦難，歷經千生萬死、千錘百鍊，人生又會是不同的境界。

余秋雨先生：大師講得非常好。在苦難和災難中，其實小孩不一定要承受鬥爭、嫉妒、邪惡，苦難中也能得到父母的關愛。在我的想法，小孩的人格還沒形成之前，能受到父母的關愛，長大之後，對於承受苦難的問題應該就不大了。據我觀察，在我周圍許多優秀的朋友，他們幼年的時候都有慈祥或聰明的父母親，也很少在小的時候被打，很少產生兄弟之間的你爭我奪。而我們也看到身邊有許多人格很難挽救的人，在他們童年的時候，因為第一個圖章蓋上去就蓋得非常不好，所以之後就很難再扭轉過來了。

剛才大師講到苦難，我想我開始的苦難沒有大師那麼多，因為我小時候的家庭其實不是很不好，是一個富有之家。我遇到的最大的苦難是文革，經歷文革的浩劫而卻能夠堅持下來，原因就是我的父母親和我的老師給了我較健全的人格，讓我產生了某種自信，讓我知道善良是什麼，讓我知道不能進入邪惡。

這個過程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不要用灌輸式的方式讓小孩知道善是什麼，要給小孩有一個真正健全、活潑的童年。我一直很感謝我的媽媽，他現在還健在，我小學的家庭作業都是母親做的，因為我四歲要上學的時候，上海的十二個親戚都反對，怕我腦子讀壞了，所以我的母親就寫了信給我父親，告訴他如果你們怕小孩子的腦子用壞，就讓我來幫他寫作業好了。這讓我有機會能夠在小時候去接觸大自然、大山，一下課就在玩，所以很感謝我的媽媽，讓我有一個完整的童年。

由於有了完整的童年，就可以去面對如大師所說的「虎豹山林」，就會去關愛整個自然。我相信我後來的文學情懷，和這個是有關的。被關愛的童年裡，雖然生活很苦，有時還吃不飽，但是因為有好的座標，所以不感覺到苦，什麼都不怕，哪裡都可以去的，這樣的人格就比較健全。

高希均教授：我也有過這個經驗，小時候在蘇州，家鄉裡來了一個老媽子，他不會寫信，我母親就叫我看信、寫信，所以我的一點點功夫和根基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但是當時的信不很多，如果信很多的話，我可能今天就有余先生的水準了。（眾笑）

請教大師一個問題。每當我有時間到山上來，看到大師在海內外的弘法事蹟，真覺得大師是創意大師，有很強的執行力，有很強的想像力，有很多的應變力，每一個問題都是一本書，我們天下之所以能夠活下來就是靠這些書。（眾笑）有一天想要幫大師寫《星雲大師的管理世界》，我想這會很受歡迎。現在先不談書，請問您怎麼有這麼多的創意？您的執行力怎麼這樣強？

大師：高教授把我說得太好了，不敢當。假如說我對人間有一點貢獻，大概是對自我的執著或框框比較少，舉心動念就是為人。有一次我講《金剛經》，講到「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我九十多歲的母親也在後面聽，聽了後卻說我不會講經，他說：「無我相可以，但不能無人相，人很重要。」我心裡也在想：「你的教誨也是對的。佛教講無我相、無人相是形而上的道理，你指導的對，我應該眼中有人，若人的眼裡能見到芸芸眾生，那世界就不一樣。」

一個禪者住在禪堂多年，後來出了禪堂，就站到大馬路上，看著人來人往，有人好奇就問：「為什麼要站在這裡？」

他就說了：「我在參禪。」

「在大路邊如何參禪？」

「一個禪者頭無頂青天，腳沒有踩到大地，眼裡無芸芸眾生，怎麼可稱為禪者？」

所以要我們的家庭好，你要看到你的家；希望社會好，要看到社會；要朋友好，不只關心他，還要幫助他。假如跟各位說我有什麼本領？冒犯說，就是我看到你們大家。

王力行女士：謝謝大師的開示。

余先生，我看過您很多文章都會談到一個問題，也是書裡面講的問題，就是您小時候在美術課堂上做模特兒，每個人畫你，有人畫您是胖子，有的人畫您是瘦子，隱喻是說公眾人物無法去干預別人怎麼看自己，別人怎麼畫自己是別人的權利。在您走過的人生路上，也碰到不論是扭曲或是攻擊，而您是怎樣走過的？也就是說，一個公眾人物被誤解、汙衊時，應如何面對這樣的現實？

余秋雨先生：由於我非常崇拜佛教，不但學習佛教的經典，也明白不要在個人的名利上花太多工夫，但是有時候事情成為文化顛倒典範的時候，對不斷製造顛倒的人，我們要不要做適當的揭露？揭露的方式是什麼？它的限度是如何？這對我來說是個困惑。

黑手要被揭露，但是往往大眾不喜歡看真相，只是喜歡看熱鬧。揭露後也很麻煩，大家還是繼續看熱鬧，而成了沒有任何被揭露的可能性。有些朋友就問為什麼你以後就不寫文章了，就和這個問題有點關係。

大師：這個世界是一半一半的世界，好的一半、壞的一半，男人一半、女人一半，白天一半、晚上一半，一半一半就不用太計較另外一半。沒有黑暗，哪裡有光明？沒有罪惡，哪裡有善美？沒有提婆達多，哪裡有佛陀？或許你把那許多事情視為魔，甚至還能降魔，那也很好，佛祖也是降魔以後才成佛的啊！但是有時候魔很難被降伏，因為魔有很大的力量，佛陀就「默擯之」，不予理會，是非止於智者。

日本的楠木正成將軍在冤屈後受死，他的背後留有五個字：「非理法權天」。「非」不能勝過「理」，「理」不能勝過「法」，「法」不能勝過「權」，「權」不能勝過「天」，「天」就是因果、真理，最後會有因果來審判的。

我過去在佛門裡也受過許多委屈，好比人家說我是政治和尚。奇怪！我沒有參與政治，甚至建寺院也沒有向公家申請一塊錢，如何來的政治？大官來，我招待他，這就是政治嗎？心裡憤憤不平，太委屈我了，其實我是要做一個慈悲的和尚、教育的和尚，怎麼是做了政治和尚？心裡很難過。後來人家對我說，他說你是政治和尚，是在稱讚你的，表示你有力量啊！我心想：「真是這樣嗎？」

後來又說我是一個會做生意的和尚。這太冤枉我了，我一個出家的和尚，從中國大陸來到台灣，幾乎是很怕錢的，我如果要錢的話，就不能建佛光山。不要錢，錢來了怎麼辦？人家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但是想想，這個社會哪有人會不喜歡有錢？人家說我有錢也是稱讚我，這不要太介意。

有人到總統府密告說佛光山藏了多少的槍、多少的炸彈，那時候佛光山窮，連個棍子都沒有，還藏槍？不過這也沒關係，不怕嘛！

除了紅帽子，還有黃帽子，「這個星雲大師像個皇帝，你看多少的女性、多少漂亮的信徒都跟著他啊！」有時候很無奈，不過後來想，這些人都在為我消災。世上沒有完美的，若一味追求完美，就很痛苦，所以後來我也提倡缺陷美，有一點缺陷給人批評，消災免難啊！我現在的主張就是不要把煩惱帶到床上，不要把憂鬱帶到明天，不要把不如意的事情傳染給別人，保持歡喜的人生，把歡喜布滿人間，這就是我的願望。

高希均教授：大師後面這句話，真可做為我們大家新年的禮物。時間很快就過去了，最後請大師為我們補充幾句。

大師：共生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