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24　青年的生涯規劃

國際佛光青年會議

時間：二○○二年十二月廿九日

地點：美國洛杉磯佛光山西來寺

各位青年朋友們，大家晚安，阿彌陀佛！

在青年階段裡，什麼是人生最重要的問題？你們會想到讀書、愛情最重要，但是讀書也好，愛情也好，都還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對整個人生而言，最大的問題是生涯規劃。

在中國，孔子十五歲立志向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這就是他生涯的規劃。印度一般的修道者，以二十年為一期，二十歲以前是學習的時期，二十歲到四十歲是事業的時期，四十歲到六十歲是傳承的時期，六十歲以後就是雲遊行腳參訪的時期。

所謂「人身難得今已得」，我們既然已得到寶貴的人身，數十年的歲月，要怎麼利用才是最有價值？要做生涯規劃。各位青年朋友們！你們來自不同的地點、不同的家庭，做不同的學習，當然會有不同的想法。不過，不管怎樣不同的想法，總之計畫人生是必要的。

我在身分證上的年齡，應該是八十一歲。回顧八十年的人生，是怎麼樣子走過來的，現在我把自己的人生，規劃為八個時期。我講我的一生，也不是絕對好或不好，只是說出來給大家參考。

第一個十年：一歲到十歲，成長的人生

我出生在中國江蘇省揚州一個貧窮的鄉村，從小沒有受教育的機會，當時不懂事，只是身體、年齡隨著歲月成長。我記得，家人外出工作的時候，我就在家裡打掃，甚至，我把廚房爐灶裡的灰，小心地耙乾淨，常常因為年紀太小不會做事，弄得滿地、滿灶台都是灰，我就慢慢地再把它清理乾淨，為的就是讓大人回來一看，「哦！好乾淨喔！家裡好像忽然開光了一樣，變得這麼乾淨、整齊！」雖然那時候我只有七、八歲，但我很樂於這樣做，希望得到父母的歡喜。因為這樣，也就養成了我勤勞的習慣。

另外，童年的時候，我很愛護小動物。記得有一次，有一隻小雞被雨水淋濕了羽毛，很可憐，怎麼辦呢？天氣又冷。當時我還是小孩子，不懂事，就把牠擺到爐灶旁邊烤火，希望幫牠趕快把羽毛烤乾。哪裡曉得，牠看我動手動腳，一緊張就跑到火裡面去了。我趕緊伸手把牠從火裡搶救出來，我的手當然也因此燙傷了，而牠的羽毛也統統都燒掉了，尤其嘴巴下喙都燒了，只剩下上面的一半，從此牠就再也無法啄米了，雖然牠殘缺了，但是我很細心地照顧牠，後來還是把牠養到可以生雞蛋。我很慶幸從小就養成對小動物、對人的愛心與慈悲心。慈悲所到之處，沒有敵人。

所以，我回憶自己的一生，從小就有這樣良好的習慣，這種勤勞、感恩、慈悲的性格，對我往後的人生，助益很大。

第二個十年：十歲到二十歲，學習的人生

這個時候，我慢慢懂得應該要學習什麼了，於是就把這個階段叫做學習的時期。當時，我沒有學校念書，依家庭的環境、經濟，也不知道能送我到哪裡去念書，我沒有看過學校，所能知道的就是養牛、種田，不過我知道人應該要上進，應該要爭取前途。但是我的前途，根本就看不到，因為只是在鄉村種田、做工而已。我心裡頭很不甘願，那怎麼辦呢？在十二歲的時候，有一個機緣出家了，出家以後，有佛教學院、有圖書館，就這樣二十歲之前有了機會念書。

學習時期，由於自己沒有基礎，也不很聰明，沒有遇到過什麼高明的老師，指導我的學習基礎，只有靠自己去求。佛學院「有理無理都接受」的打罵教育，養成了我認錯的性格；一封信從今年放到明年，連買郵票的錢都沒有，貧窮的生活養成了我「不買」的習慣，襪子破了就用紙糊，鞋子破了就用厚紙板墊，因為沒有錢，反而激發內在的智慧。

那時候佛經、論典都看不懂，也聽不懂，但是在寺廟有很多時間，可以給我沉浸在讀書裡。很自然的喜歡讀中國歷史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七俠五義》、《封神榜》……幾乎無有不看。那時候正是中國和日本八年抗戰的時期，因為戰爭的關係，南京當地一所師範學校撤退到四川重慶，有很多書都沒有人要，我就把它們搬回到寺廟。裡頭有好多西洋的文學作品，讓我有機會接觸到西洋的文學、哲學。

二十歲的時候遇到幾位名教授，確實是不同凡響，但是那時候戰爭結束，社會狀況改變，我就離開了學習的階段，自己走出去，開始了參學的時期。

第三個十年：二十歲到三十歲，參學的人生

我雲遊過好多的名山叢林，在佛教的律下、教下、宗下，接受了完整的佛門教育，也曾擔任過鄉村國民學校的校長。中日戰爭的時候，我經常看到死亡的人倒在路邊、死在水裡，甚至一場戰爭以後，兒童沒有什麼遊戲可玩，就到戰場上去數死人，以數死人為樂。中日戰爭死亡的人固然很多，但是到了國共內戰的時候，死亡的人數更是在百千萬以上。

當時因為國民黨和共產黨戰爭，我幾乎每天都是把心捧在手上在教書。白天，國民黨的軍隊來了，他說我是匪諜，被冠上「匪諜」罪名是要殺頭的；晚上共產黨來了，他又說我是國民黨的國特，這也是隨時可以給你一槍的。很幸運地，我在共產黨的牢獄裡，只坐了十天，雖然很恐怖，還是被放出來了；在國民黨的牢獄裡，也坐了二十三天，後來還是有人把我給救出來了。

當時從南京到上海的京滬鐵路，兩旁死的人都沒有人收屍，都沒有人過問。我忽然動了一個念頭，像我這樣年輕的出家人，也不能為佛教做什麼大事情，不如去做僧侶救護隊，為死屍埋葬，帶傷患去治療。於是號召同輩出家的青年六百人組成一支隊伍，哪裡有戰爭，就去那兒救濟傷患。又想，這樣的一個組織應該要先受訓，有人說要到台灣，於是在我二十三歲的那一年，就隨救護隊來到了台灣。本來計畫是六百人一團，但是到了要出發的時候，有的人不上車，有的人不上船，有的人臨時改變，所以到了台灣大概只剩五十個人左右。

我們五十個人到了台灣，沒有教會支持，也沒有政府重視，事實上是沒有辦法生存的，五十個人就像烏合之眾一樣，後來就各自分散了。我們走到這個寺院，沒有人願意接受我們的掛單，走到那一個寺院，寺院也婉然拒絕。所以，在台灣不要說沒有辦法生存，想吃一碗飯，都很艱難。感謝台灣佛學院的院長慈航法師喊出「搶救僧寶」的口號，搶救沒有人收留的年輕出家人。

後來，我很幸運地在中壢圓光寺遇到妙果老和尚。他跟我很投緣，他是客家人，聽不懂中國話，而我從大陸剛到台灣，也聽不懂客家話，但是我們兩個人見面談話，卻可以交流互通。我在寺廟裡幫他拉車、擔水，幫他掃地、打掃廁所，甚至怕竹子遭人盜去，我看守山林幾個月。老和尚看到我很勤奮，就更加地肯定我，在這其中，我發覺到勤勞、為大眾服務，才能獲得人家的欣賞。這一位七、八十歲的妙果老和尚，因為欣賞我，還親自帶我遊走台灣很多寺院，讓我認識了台灣的環境。

我除了參學、教書、編雜誌、做工以外，後來有一個機會到台灣東北部宜蘭縣的一個偏僻小鎮主持念佛會。從一九五三年到宜蘭展開弘法之行，直至今天，已經整整五十年了。最初在宜蘭這個小鄉城，只有幾百個信徒念佛共修，我們雖有青年會、弘法隊、歌詠隊、學生會，但基本上還是很簡單的組織。

第四個十年：三十歲到四十歲，文學的人生

我把這段時間規劃為文學的人生，用心去寫文章。出家人過去都是在寺院裡面，所謂「青磬紅魚，燒香拜佛」，我感覺到佛教應該不止於此，佛教跟人生是有密切關係的，我應該要光大佛教！因此，我就開始寫文章、投稿。那時候台灣好幾個廣播電台廣播我的稿子，好幾家報紙也刊登我的文章，而我自己也編了好幾種雜誌發行。

五十年前，寫文章不值錢，沒有稿費，也沒有人要刊登，完全是靠自己的興趣、靠自己的理念，鍥而不捨。初學寫作時，我寫了《玉琳國師》小說，後來改編成電影、話劇，也在電台廣播，許多人見到我，都好像受到我很大恩惠似的，其實我應該要好好謝謝他們。

《釋迦牟尼佛傳》的撰寫是在一台裁縫機上；甚至看守山林的時候伏在地上寫作完成《無聲息的歌唱︾，因為我沒有一張桌子可以使用。我沒有看過電燈，一直到二十六歲那一年才有電燈的；我沒有一個箱子，我的東西沒有箱子裝，偶爾要搬家了，才用個布把它包一包。為什麼？買不起啊！有五百個人訂閱《釋迦牟尼佛傳》，要把書寄給人家看的時候，也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包裝，我就把它帶到郵政局，在郵政局客人坐的椅子上，慢慢地糊、慢慢地貼、慢慢地套裝，忙了一天，終於把這五百本書寄出去。

我義務為《人生雜誌》編輯六年，也幫忙寫文章，這段期間，既沒有用過他們一張稿紙，也沒有用過他們一張郵票。記得那位負責發行的老師對我說，你要感謝我們《人生雜誌》，你才有機會發表文章，不然你要到哪裡去發表呢？我無一語。

講這許多，只是要告訴各位青年朋友們，不要急功好利，不一定要有多少的報酬，只要你有興趣，你有歡喜，只要能為人服務，心甘情願地去做，耕耘了以後，必定會有收成的。

從小出家，對於外人批評佛教的文章，我都要去跟他抗議，甚至於我和台灣大學的學生，乃至台灣一個很有名氣的唱戲的，叫做顧正秋，他演出傷害佛教的戲劇，我也不管他是什麼人，就去跟他抗爭。我覺得那時候好像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覺民，以國家、大眾為生命，個人沒什麼了不起，我想學習佛教的富樓那、目犍連殉道的精神，生死不計較。

為了喜愛文學，也有好多的心酸。比方印出來的書，送到書店去賣，店主不肯接受。像《釋迦牟尼佛傳》印出來了，拿到書店，我說：「給你賣啦，賣的錢就是你的，我志在弘揚佛法，不要你的錢。」他說：「沒有地方放，拿走啦！」雖然這樣，但是《釋迦牟尼佛傳》印到現在已經超過五十版了。常常有人問：佛光山怎麼有辦法建起來？我就說：「玉琳國師替我買土地，釋迦牟尼佛替我建佛殿，觀音菩薩替我建大悲殿。」

光是寫文章還不能解決問題，應該要建寺院。當時有很多年輕人要跟我學佛，甚至要跟我出家，但是想到我要養育他們、教育他們，而我自己都沒有住的地方、吃的地方了，也實在是沒有辦法。後來想到我既然要弘法，必得要建寺院，要跨出這一步，到各個地方弘揚佛教，為佛教寫下歷史。

第五個十年：四十歲到五十歲，歷史的人生

這段時間，我想到應該在歷史上留下什麼東西？中國人有所謂「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因此，我應該為佛教留下貢獻，為人間留下功德，為佛教留下歷史。

我第一個建的寺院是高雄壽山寺。一九六三年那年，越南正發生越戰，越南的總統對佛教不滿，而發生了鬥爭行動。猶記得當時壽山寺剛要建好，國防部就要來拆除寺廟，說是這個廟建得太高，五層樓會妨礙軍事目標。信徒們很緊張，怎麼辦呢？那時候政府要拆寺廟是很容易的事情，我想：唉！真沒有福氣，已經三十多歲了，好不容易建了一個寺廟，又要被拆了。

後來，我親自前往司令部，和那一位將軍說明：「我是為了壽山寺要拆除的事來跟你們見面講話。」對方說：「在軍事要求之下，人民什麼都應該犧牲，這必然是要拆的。」我就說：「我今天來不是要你們不拆除，我知道你們要拆，但是為了你們著想，有兩件事情不能不告訴你們。你們把寺院拆了，對我一個出家人沒有什麼關係，這裡沒有寺院住，我還可以到別處去。只是──

第一，你們拆了寺院，新聞記者照了相片到世界各個國家發表，說『台灣的政府也在拆寺廟，沒有宗教信仰自由！』這個你要考慮啊！

第二，你看越南佛教為了一個佛教旗的准掛、不准掛，鬧成大事，總統都被殺了。你拆壽山寺，就好像拆到高雄信徒的家一樣，因為這是他們出錢建的，後果如何，我可料想不到啊！」那位將軍聽了以後好緊張，問我：「那怎麼辦呢？」我說：「你只要不拆，不就沒有事了嗎？」他即刻就說：「我照做、照做，不拆、不拆。」

不單是這樣，我到哪裡去講經、布教，警察都跟隨著我。記得有一次在龍潭，已經站在台上開始講了，警察就在下面喊：「下來、下來！」那時候的警察是很有權威的，我心想：怎麼辦呢？下去的話，他一定不准我再講。那個時候，還沒有出家的慈惠法師、慈容法師，都已經參加了我的弘法團、歌詠隊，我就跟慈容法師說：「你現在代我唱歌給大家聽，我下去跟他交涉。」我下去以後，警察就質問我：「你怎麼可以在這裡集眾傳教？趕快解散！」我說：「警察先生，我是叫他們來聽我布教，他們才開始聽，我怎麼能叫他們解散？你要他們解散，請你上去宣布解散吧！」他當然不敢上台說解散。「你怎麼叫我去宣布？」「那這樣好了，我們就不宣布解散，你讓我上去講，講完了以後，自然解散。」我跟警察來往應對，有很多不曉得是對或不對，卻很有趣。

有一次到花蓮去布教，我記得那時候出去布教，沒有登廣告、刊報紙，大家不知道有這個消息，都是臨時到外面去敲鑼，「噹噹噹……各位父老兄弟姊妹，今天下午七點半，在某某地方講經。」都是這樣子的。

在廣播宣傳的詞句當中，有一句台灣話讓我難以忘記，「咱的佛教來了！」鄉村的民眾，在基督教、天主教，蔣夫人的壓制之下，沒有人敢講佛教，沒有人敢承認是信佛教的。當他們聽到「咱的佛教來了、咱的佛教來了」，大家心裡都非常感動，我聽到了也很感動。這時候，警察來了，「哪一個今天要在我們花蓮傳教的？到警察局來！」「當然是我啦，我來！」「好！到警察局去，誰叫你在我們花蓮傳教！」我說：「我是從台北來的，我在台北到處都在傳教，我不知道花蓮是中華民國的化外之區，不可以傳教啊！」他聽到我是從台北來的，台北是首都，他就考慮了，「這個和尚從台北來的，不曉得是什麼底牌？不曉得有什麼關係？」對我就不敢再採取行動，反而說：「這個程序很重要，你趕快補辦手續吧！」

那時候好多人都告我的狀，有人告我收聽大陸的廣播，好在到今天我連一個收音機都不曾擁有過。有人告我，說我歡迎章嘉大師，稱呼他為我們的領袖，是要造反了。又說我專門和青年朋友們在一起，青年裡面有很多的匪諜、有問題的人。後來有一位司令官跟我做了朋友，他告訴我：「告你狀的資料有好幾層疊啊！我們都還沒有辦理。」甚至建佛光山的時候，還有人告我在佛光山裡面收藏了長槍兩百支。事實上，佛光山很窮，連兩百根棍子都買不起，哪裡會有兩百支槍啊？

從壽山寺到建佛光山，我心裡就想，我要走向佛教的歷史，我要創辦佛教學院，我要辦學校，我要成立教團，我要到世界去弘法。要想做歷史的人生，就要建設道場，成立教團，制定章程、辦法。各位假如到過佛光山就會知道，佛光山是一個很有制度、很有內涵的佛教道場。

我三十歲到四十歲的期間，就想到要弘揚人間佛教，佛教不能不走向社會，不能不走到家庭，不能不走到生活裡面去，不能失去了青年、兒童、婦女。但這樣子一來，也有一些佛教界的長老們就批評我，搞的是世俗的佛教，都是很膚淺的。甚至於更多其他的批評隨之而來，如有時候台灣要選舉，其實我並沒有參加選舉，只是去投一張票，別人都能投票了，我當然也要去投，卻有「這個是政治和尚」的聲音出來。有的人到佛光山來玩，吃一碗麵、喝一瓶汽水，當然要付費，他卻說：「哎喲！不得了！佛光山現在在做生意。」

我出家以後有一個志願：「我佛祖都不要做，來生還是要做和尚。」有這樣的志願，連佛祖都不做了，還會想要做總統嗎？做立法委員嗎？做什麼代表嗎？ 當然不會。所以，在我的觀念裡，完全是一個宗教的思想，沒有一點政治的概念。但是政治人物來了，像建佛光山的時候，蔣經國先生四次上佛光山，他是國王將相，我們當然要以適合身分的規格來接待他，這是禮貌，很正常。為什麼一定要把我們和政治講在一起呢？

「自由民主」這個制度很好、很理想。大家都可以去投票，我卻不能去，這是除非公權被剝奪的人，才不准行使投票權，而我又沒有犯罪，為什麼不可以投票呢？男生當兵的時間到了，政府就會點名要去當兵；繳稅金的時間到了，也會提醒什麼時候要繳稅，我們都要當兵、繳稅，難道投票權就沒有嗎？台灣是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官要民眾來選出，所以提升佛教的地位，這是關係重大的；這許多官員不能獲得我們佛教徒的支持，也是不能當選的。因為這樣的關係，政治人物對佛教也不得不尊重。

當初佛陀有一個弟子叫富樓那，他要到輸盧那國去傳教。佛陀就說：「那裡不能去啊，那個地方的民族性很強悍的啊！」富樓那充滿了信心說：「佛陀，你放心，我不怕那個地方人民的強悍。」佛陀說：「你一去，他們就會罵你的啊！」富樓那說：「罵我不要緊，只要不打我就好了。」「他們會打你喔！」「打我也不要緊，只要不殺掉我就好了！」「他們真的會殺掉你喔！」富樓那說：「那很好，我有機會把這一條命奉獻給佛教，奉獻給佛陀，正是我的願望啊！」佛陀聽了，說：「很好，你有這樣的志願，我們替你送行，我嘉許你到輸盧那國去弘法布教。」

我想，從事一個宗教運動，光是信佛、拜佛、求佛、學佛是不夠的，我們要行佛，行佛之所行，我們應該學習佛陀的精神，慈悲、無畏，將佛法普遍於世界各地。

我三十歲到四十歲弘揚人間佛教，創立道場，做一些通俗的講演，人家批評我很世俗，當然我知道自己不是，不過我想，我必須要改變風格。因此，就想要過一個哲學的人生。

第六個十年：五十歲到六十歲，哲學的人生

這段時間，我覺得應該要在學術、思想上努力創作。比方，佛光會不是制定了很多章程、辦法？在人間佛教的體系上，我從佛教的三藏十二部經典裡發揚人間佛教的理念。想起過去多少年來的弘法，最大的一個困難，就是要把佛法講給人聽得懂。但老式的佛教，傳統的佛教，不許我們把佛法講給人家聽得懂，甚至信徒也不希求聽得懂。

舉一個例子，今天聽了一個大法師講經，走在路上，人家問：「你到哪裡去啊？」他說：「我去聽講經的。」「那個法師講得好不好？」「講得好極了！」「怎麼好法？」「聽不懂啊！」所以，他的好就是聽不懂。反而你講給他聽懂了，再問他講得好不好？他就會說：「普通啦！都聽得懂。」

所以，我想，弘法的方式若只是想要給人懂，不見得很對機，因此我就想到著書立說，寫一些佛學論文。佛光山成立不久時，每一年都會有一本學術論文出刊，已經有好幾十集了。可是到了現在，一堆一堆地堆在那裡，心裡真是難過。

不過，我們現在還是要做哲學的論文，像我編的《普門學報》，現在大部分都流通於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對《普門學報》，如獲至寶。原本大陸很難接受我們的一本書、一篇文章，是我們想盡各種方法，才把這許多書帶到大陸去的。反而這許多書，在我們自由的社會沒有人要看啊！我到五十歲的時候，才知道要傳教，普通的人間佛教，容易奉行，容易懂，但那是不夠的，應該還要有一種學術性、研究性的，就像《普門學報》。

這段時間，我一直在學術上揣摹、努力；當然，哲學的人生是還不夠的，好在我是一個出家人，在世界弘法，一面旅行、一面寫作，盡我自己最大的力量為佛光會、為人間佛教，在佛學思想上做一些建樹。

各位青年朋友們，雖然人生進步是逐漸逐漸的，我現在把我的經驗講出來，是希望能夠加速你們的進步，加速你們的成長。

第七個十年：六十歲到七十歲，倫理的人生

到了六十歲，我忽然感覺到這個世間不是我一個人的，應該要有一個倫理的人生。中國的儒家，過去發展君臣、父子、夫妻、朋友，認為天地君親師就是倫理，叫做「五倫」。所謂「倫理」，不只是講究天地君親師，或者夫妻、父母、兄弟姊妹而已。它是一種人間的次序，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規律，我提倡人間佛教，應該要有人間的性格，從人做起。甚至這個倫理，需要有佛法裡面的業力、緣起、因緣果報，各種關係總合的。主宰我們生死輪迴的是業力，把我們人和人的關係融和、調和，建立關係的，則是因緣、緣起。

因此，我自己以身作則，六十歲那年，我邀請了一千三百位六十歲的信徒一起回山祝壽；我為信徒成立「功德主會」，把信徒定位為「老闆」，替佛教報恩；我多次勸我九十幾歲的老母親到外國同住，或者家人喜歡到哪裡，我就替他們辦理手續到哪裡。像今天中午，我就把在美國的家人，一、二十個統統集合起來聚餐。除了家族的倫理，還是不夠的，我規劃佛光山所有徒眾的父母，兩年一次到佛光山參加親屬會，我說：「你們的兒女到佛光山來，就等於嫁來了，所以我們有親家的關係啊！你們一定要有時間來看看你們的兒女在這裡做什麼。」我的意思是什麼呢？出家不是不要父母，而是在仁義上再多加強。

第八個十年：七十歲以後，佛學的人生

到了七十歲以後，我想，若要世界和平、沒有種族的隔閡，我們一定要提倡尊重、包容，實踐倫理的思想。家族的倫理還只是一部分，現在我們也把倫理推動到佛光會，由佛光會再推動到青年、兒童，慢慢地我們成立了一個大家庭，思想是一個，精神是一致，心靈彼此相惜、共鳴，有著同樣的目標。接著，再將人生道路上，促成我們和諧的、歡喜的、美麗的事推向這個世界，讓佛光普照全世界的人類，讓大家也享受佛法的歡喜、佛法的和諧；讓這個世間成為佛化世界，大家注重倫理，彼此包容、尊重，如兄如弟互相幫助，成為一家人。儘管是回教、基督教、天主教都沒關係，等於你喜歡文學，他喜歡哲學，他喜歡理學，儘管不同，但「不同」的裡面有一個「同」，「同」的是我們都是人類。我們要建立人類的秩序，人的相互相依、慈悲、和樂，只要大家盡力闡揚，一代一代地傳下去，總有一天這個世界，會成為理想中的佛化世界。

我為佛光會在全世界的傳播，發起「同體共生」的觀念。在這個世界上，有國家的不同，有種族的不同，有性別的不同，有貧富貴賤的不同，有好多的不同；不同就是差別，差別就有爭執，差別就有比較。假如我們能同體共生，一切都只有一，「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所有人類的生命和諧，生活一致，心靈相依，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我認為這種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際關係所建立的世界倫理，才會慢慢地促進世界和平。

聽說各位青年朋友們來到西來寺，因為天氣很冷，不少人感冒了。或許你們會想，早知道這麼冷，我們就不來了。禪門有兩句話：「冷，要到冷的地方去；熱，要到熱的地方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高處不勝寒」，我們人生要往上爬，雖然高處會比較冷一點，但是我覺得人生必須經過寒、熱，沒有經過這種所謂大冶洪爐，怎麼能成為鋼鐵呢？等會議完成後，到了大峽谷，到了迪士尼樂園，再回到各自住的地方，可能你們會比較習慣一點。

《禪林寶訓》上有兩句話：「姁之嫗之，春夏所以成長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這個意思就是說，春天和風徐徐，夏天細雨霏霏，花開了，樹木也成長了；秋冬一到，霏霜冰雪，萬物因此成熟，五穀豐收。所以各位青年朋友們，禁得起春風夏雨，也要禁得起秋冬的霜雪，冷的、熱的都要接受，無論什麼樣的生活環境都是讓我們成長、讓我們成熟。我們現在到佛門來，要禁得起寒霜的磨鍊，禁得起冷熱的煎熬，將來才能在社會上做一個坦蕩蕩、有為的人。大家辛苦了，祝福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