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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遠見雜誌》之邀專題講演

時間：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五日

地點：台北太平洋崇光百貨文化會館

《遠見雜誌》高希均社長、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我是從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二十五日，應邀率領「國際佛教促進會中國大陸弘法探親團」前往大陸弘法探親，回來後因為感冒，一直未對外發表談話。期間有記者朋友問我訪問後的觀感，到底是好或不好？這是很難講的，因為到大陸訪問一個月，不是一句好或不好能代表的，說好未必全好，說不好也未必全不好。

過去我都是說：大陸土地很大、風景很美、民眾很多，不過今天《遠見雜誌》的高社長好意要我來向各位報告，現在我就把這一個月所見所聞，盡個人所知，向大家做一個報告。

我分四點來說：一、關於宗教弘法方面的；二、關於文教藝術方面的；三、關於禮祖探親方面的；四、關於社會政治方面的。

不過在我還未開講前，我們大家都知道，最近在大陸上，從北京到各大城市，那些青年學生的學運、遊行、絕食，他們追求自由民主的意念，寫下了中華兒女們可歌可泣的歷史，甚至很多人因絕食而犧牲了，我想我們今天為他們盡一些心意，現在請求各位，不論是信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就著你們對你們教主的信仰，我們來為大陸的青年默默祈福，希望他們所願能成就，也為絕食犧牲的青年祈求冥福。（全體一千餘聽眾起立，靜默一分鐘。）

我這次在大陸弘法探親一個月，當中所舉辦的佛學講座有五次；一般講演（各團體、寺廟、佛學院）十四次；座談會十六次；即席講演，就是我每到一個地方，看到圍觀的人群充滿渴求的眼神，我不忍輕易地走過去，因此在空曠的高處一站，用手一招，告訴他們我來和你們講話，馬上就有很多人圍過來，這種講話一共有八次。另外，大陸的各省縣市政府、佛教寺廟對我們的歡迎會約有五十次，公宴有十八次，走過七個省、兩個市。現在就先來講宗教弘法方面的過程。

一、關於宗教弘法方面

去年在美國洛杉磯召開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十六屆大會，參加的國家有中國大陸跟中華民國，大陸對於名稱很計較，幾經協調、討論，最後同意用「中國北京」與「中國台北」，雙方對等，才使大會能圓滿召開。由於這個緣故，我和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先生不斷有書信來往、電話聯繫。趙樸初居士是一個敦厚的長者，他在信中幾番提起，希望我到大陸探親、弘法，並且要與我做「入不二法門」之談。

我離開故鄉已五十年，離開大陸四十年，今天我在台灣各方面的成就，都是我的師父代替我受苦受難，我也想回報，帶一些春風給他們。尤其今天大陸社會人心病態太多，佛法是人類的救星、良藥，因此我動念，除了探親、回饋，還可以佛法的東風助長他們的興隆，帶些佛法的「救心」，幫助醫療社會人心的病態。所以就向中國佛教協會提出我的願望─到大陸探親之外，希望一定能夠弘法。

大陸佛教自文化大革命遭到破壞以後，現在有一部分雖然開放了，但是宗教的限制還是很多。比方以傳教而言，牆內才可以有佛教，牆外不可以談傳教，所謂滴水之外不可有佛教活動。最後他們希望我能在寺廟裡弘法，但因過去我在美國認識不少大陸的學者、教授，他們一再希望我能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做幾場講演，甚至以電話通知上海的復旦大學、南京的南京大學都各做一次演講，可是大陸傳教的空間還不能那麼自由，後來幾番商量，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聯合在中央圖書館由我做一次講演。

初到北京，趙樸初會長和我見面時說：我們今天見面，是「一時千載」，是「千里香花結勝因」。

這次弘法探親的主團有七十二人，副團有一百三十餘人。他們邀請了學者、教授、政府的領導、基督教的牧師、天主教的主教等，在人民大會堂一同歡宴，也請我做簡短的演說，大家都認為在人民大會堂上，無神論的政府能容許有神論的出家人講說佛法，是很難能可貴的事。

趙樸初居士對大陸佛教的貢獻很大，由於當初佛教受苦受難時，他曾向中共領導提出：「佛教具有五個特性：一、群眾性：有廣大的信徒。二、長期性：佛教不會是一時一刻的，而是長遠為大家所接受的。三、國際性。四、民族性。五、複雜性，亦即具有融和性。」因他提出佛教的五個特性為中共領導所肯定，所以才促進佛教的開放、存在。

三月二十九日我在北京會見政協主席李先念先生，我和他談話時，向他表示希望中共對佛教的政策能夠更開放，更落實，讓佛教傳教的空間再寬大一點，對於已開放的寺廟中的文物、山林、旅遊等，參觀禮佛要買門票的做法，請予以停止，還給寺廟清淨、莊嚴，他也滿口答應，同時還提到：「佛教是誰也消滅不了的，關於你所提的問題，請你放心，這不但錯誤，甚至於是胡鬧。」我順著主席的發言，希望李主席今後對宗教的信仰要給予尊重，他說：「不錯，我們憲法中規定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我補充說：「過去你們不信教自由的人，妨礙了信教自由的人。」他也說今後要做些改進。

我在大陸訪問期中，一直掛念大陸的政策會不會再變，會不會對宗教再有什麼影響，不過，大陸上一些學者、教授、專家們，他們對宗教在未來的發展都很有信心，例如巫淨慧教授說：「人類只要有生老病死的存在，宗教就不會消滅。」為什麼？他說：「一個人不管如何偉大，平常他可以不要宗教，到老病死的時候，他必定會歸信宗教的。」也有一些教授肯定地說：「人類本來就是一種宗教的動物。」

所以，我在大陸訪問一個月當中，大陸各省市單位、宗教局特別重視我們這個訪問團，像是才到北京，上海的宗教局就派人到北京，一面是迎接我們，一面是觀摩北京如何接待我們，好回上海做準備。另外到上海市時，上海市市長、副市長、各個領導以及宗教局的安排也都很用心。

這當中，尤以江蘇的宗教局張局長，還特地從南京到上海去接洽接待事宜，我聽說他們當天談到夜裡一、二點多，才離開上海回南京，可見他們的重視和辛苦。到了湖北省時，我向宗教局局長提出一些願望，我說：「有二十多個比丘尼，在四十年前被迫還俗到工廠做工，四十年來他們都沒有還俗結婚，只是有頭髮，他們哭哭啼啼地希望能讓他們重新出家，准許將頭髮剃掉。」他說：「沒有問題，我會幫忙讓他們出家。」我說：「他們出家後沒地方住，據他們告訴我，武漢有個鐵佛寺，可是未開放，你可不可以開放鐵佛寺，讓這一群比丘尼住在裡面修道弘法？」他也滿口答應。

甚至於我在江蘇焦山佛學院念書時的一位老師，在文革期間受了委屈，雖然現在他已死亡，但他的子女認為父母過去的事蹟若不平反，總是家門無光。他們見到我，希望我能為這位老師說幾句話。我和宗教局局長、副省長說了以後，沒多久省長和我見面時就說：「你提出的問題我們了解後，一定會給你一個答覆。」我想這件事對他們而言不是很大的事情，我的意思是，大陸的宗教局對於我們這一團到大陸訪問，確實很禮遇、很重視。

甚至我和四川重慶市市長談到，希望他把過去太虛大師在重慶辦理，但在文革時遭破壞的縉雲山漢藏教理院恢復，我走了以後，在路上他們就打電話給我：「我們同意恢復縉雲山。」

在大足縣寶頂山的大足石刻，真是世間少見，是真正的國寶，可惜任人遊覽、照相、踐踏，我建議：「可以成立國家公園，認真保護！」在我尚未離開大陸時，聽說他們也開了會，願意接受我的建議。

關於弘法，各大學學生聽到由台灣來的出家人講說佛法，他們都很興奮，教授們聽得高興時也起立鼓掌，甚至聳動肩膀跳躍了起來，乃至回頭看看大家：你們有沒有跟我一樣？我想主要是過去他們講演很多拘束，不像我們可以隨意發言。

到寺廟訪問時，街道兩邊夾道歡迎的信徒實在太多，我不忍心不加理睬地走過去，所以有時到大雄寶殿，他們的庭院都很廣，我就對群眾說：「你們來！你們來！」像在大陸上這樣聚集群眾，在共產黨人員是有所顧慮的，他們很緊張，當時我也看出他們不知如何是好，如果阻止，他們怕得罪我，不阻止我，又怕後果不知如何收拾。群眾一哄而來，我就簡短地對他們講話，從他們眼中含著淚，口中念著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甚至跟在我們車子後，就可以看出那種盼望之深。所以我想，在這個世間上，心靈上需要的東西可能比物質上需要的東西還更重要。

我對他們說話的內容，舉一個例子給各位聽聽，有一次講五根手指的故事：有一天五根手指爭老大，大拇指說：「我第一、我頂好，我是老大，你們四根手指應該接受我的領導。」食指不服氣，就說道：「民以食為天，做菜時都是用我去嘗菜的鹹淡，所以我最重要。」中指說：「我最中，我最長，大家應該聽我的。」無名指說：「無名才是真名，你看，要結婚、要送禮，戒指都是戴在我身上，只有我珠光寶氣，大家應該要聽我的。」大家爭著搶第一，唯有小拇指不說話，「咦！你怎麼都不說話？」小拇指道：「我最小、最後，在你們前面我敢說什麼？不過，當我們向佛祖合掌時，是我和佛祖最靠近。」

我說完這段話後，跟大家說：「各位不要以為自己是小人物，平常引不起別人的注意，只要有信仰，我們和聖賢永遠是最靠近、永遠是在一起的。」

二、關於文教藝術方面

在大陸和新文學作家相見，一定要我訪問現代文學館，發起這個館的是巴金先生，他臥病在上海，打一封電報歡迎我們，冰心女士因腿子有病，親自寫一封信給我們。那天有蕭乾、吳祖光、馮牧、戴晴，還有好幾十位文學界頂尖人物，大家盡興暢談。參觀文學館時，看到館中對文學家的手札、筆記、文稿都以冷氣空調保護，也有收存他們的錄影著作，我覺得館方對作品的重視很用心。另外，也參觀了杜甫草堂，裡面是有關於杜甫的一生，詩詞很動人。

此外，中國社會科學院為我們召開座談會，一次是學者專家，另一次是教授，分兩個地方舉行，人很多，大家發言都很踴躍。我希望他們能重視佛學的研究。例如我說：文學只是美麗的外衣，一定還要有生命，這生命就是哲學、佛學，因為宗教是生活的內涵，有外表也要有內在。他們聽了也都很有同感。

有一位作家戴晴小姐發表意見：「我從小是在無神論教育下長大的，我不懂宗教，過去也覺得宗教對人沒有意義，不過兩年前到美國訪問，回來的途中，在飛機上和佛光山的比丘尼同坐一排，和他的一席談話在回到北京以後，內心仍是抹煞不了，回想過去內心一直很空洞，自從聽了他的話後，心中像有了東西。」我對他說：「那個東西就是佛性，人人有佛性，所以人類是宗教的動物，不給予宗教信仰，是很遺憾、可惜的！」

我們和中國文化書院，如湯一介教授、魯軍教授等，都有一個願望，由於他們都是研究佛學的，所以希望將來能夠召開海峽兩岸佛學會議，從佛學上交流。我也看了敦煌寶藏，洞窟裡面的雕刻、繪畫之美，現已為它成立敦煌研究所，年底要召開世界敦煌會議，承蒙他們看得起，將平常不開放的幾個洞窟都開放給我們參觀了。另外，我們也參觀一些寺廟，像四川寶光寺。寶光寺就如一座博物館，牆上掛著唐伯虎十餘尺長的繪畫，乃至歷代文人詩書字畫等寶物，在每個殿堂隨處可見，我真為他們擔心，這麼寶貴的東西怎麼不好好保護？

尤其從重慶到武漢，經長江三峽，途中景色真是美好！也看到古代的棧道，甚至在高山懸崖上的懸棺，都是二千年前的，這是古人的智慧，現在想想，怎麼把棺木運上去的？還真想不出來。山下有個酆都城，就是鬼城，路上點的燈都寫鬼燈，裡面的閻王殿就是地獄的縣城，大家到了山裡都很害怕地說：「我們到了鬼的地方！」我說不是，今天到這裡來就像上了一堂社會教育，是很富有因果報應意義的。

尤其到西安（長安），所謂「長安不是一天造成的」，和「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一樣，八大宗派的祖庭根據地都在西安，大唐三藏慈恩寺、鳩摩羅什的草堂寺都在這裡，華嚴初祖杜順和尚的兩個寶塔也在這裡，只是任它荒涼無人過問。光是一個西安就像一個寶礦，到處都是古物古蹟。

另外本團唐德剛教授，目前在紐約大學教書，也曾在西安大學教過四年書，他把西安的風俗民情介紹給我們聽，說到西安有八怪，房屋半邊蓋、燒餅當鍋蓋、麵條當褲帶、手巾頂上戴、凳子不坐蹲下來、秦腔吵架分不開、辣椒當成一桌菜、女兒高價不外賣。

三、關於弘法探親方面

這次到大陸，除了弘法之外就是探親，我有兩個親，就是佛教的師長和我俗家的母親。

我個人從小念書是不識字的母親教的，因為他常常身體不好，我為了消除他病中的寂寞，就拿揚州的七字段（等於台灣的歌仔戲）念給他聽。因為我沒讀過書，常念別字，如洛陽，念成「各」陽；紐約，念成「丑」約，母親就指正我，所以是不識字的母親教我念書的。

另外，不會教書的老師也教我知識。過去佛學院的老師，往往他在台上講，同學在下面打瞌睡，可是我都在下面研究，如果這一句話不這樣講，換個方式怎樣講會更好，甚至這個動作怎麼做較好、這種語氣有什麼用處等。當然也有教得很好的老師，但是不管教得好不好，都使我受益很大，我都很感激。

當初我和我在棲霞山做住持的師父，常常一年半載碰不到一次面。有一次我生病，病了半個月沒人知道，也沒人問，後來師父知道了，派人送半碗鹹菜來給我吃，半碗鹹菜雖然不是什麼了不起，可是那時我是含著眼淚，一面吃一面發願：偉大慈悲的師父，您對我這麼好，將來我勢必要弘揚佛法，普度眾生來感謝您！

家師過去辦學校，常和中華民國政府官員有來往（我的曾師祖宗仰上人和國父孫中山先生是很好的朋友），他在二十年當中，每年被紅衛兵、鄉幹部用繩子扣手、戴個高帽子，後面綁個牌子遊街，甚至畫地為牢，二十年是一段很長的艱辛苦難日子，後來禁不起虐待，於六年前不幸過世，很遺憾的是我沒能照顧到他。

這次有七十二位團員跟隨我到棲霞山，受到過去許多老師和同學的接待，在那裡我情不自禁地流下淚水，七十二位團員、棲霞山很多老師、政府的領導人以及很多的客人也跟著流淚了！

為什麼我和八十八歲的母親見面都沒流淚，到了棲霞山卻情不自禁地流淚呢？坦白說，過去我是個學生，那間玉佛樓不是我能到的重地，是大法師才能到的地方，現在他們在那裡迎接我，把中間的寶座讓給我坐。我焦山佛學院的老院長雪煩長老，過去我在焦山念書三年，見到他都是遠遠地合掌，站到一邊去，沒敢和他說上一句話，現在他八十多歲了，站在我邊上，還有親教師圓湛法師也站在我邊上，把我擁護在中間，過去打我、罵我的糾察老師、訓導老師，我很感謝他們打我、罵我，現在他們都自謙，遠遠地站著，不敢過來和我說話。

我想到人生在世的種種，不禁深有感觸，我算什麼？我在棲霞山只是個學僧，今天在院長、老師的面前，他們這樣待我，只是因為分別四十年，因為台灣佛教和大陸佛教發展的情況不同，真是人生榮辱得失很難定奪。

我也到過師父的俗家，師父過世後連個墳墓都沒有，後來我寫信回去，三年前他們造了塔墓，讓我這一次回去祭拜。當天人群中有好多打過我師父、欺負過我師父、羞辱過我師父的，我對他們講：「各位！這個墳墓裡面是一個很偉大的人物，他就是我的師父！他是佛教的事業家、布教家、教育家！他辦過佛學院、宗仰中學、紙廠、農場、寺廟的禪堂、念佛堂……」我說過這些話後，我想師父的墳墓今後會修得更好，師父的家人可能會有更好的待遇。

到了揚州，那是我的故鄉，揚州市政府對我很厚待，甚至於到了十一點多鐘，他們還要我到大禮堂去接受歡迎，我說不用了，全世界的人我都不怕，現在就是怕我的母親在家等得太久了，而現在到了江蘇揚州卻還不回家，我怕他生氣呀！後來他們同意我的話，讓我趕快回家。

回到揚州江都萬福新村，見到我的母親已是十一點多，據說上午十時馬路上擠滿了人，人群夾道，我的車子幾乎開不過去，真是萬人空巷。看到那麼多人，也不知說些什麼，只好說：各位鄉親，我就是李國深（在家俗名），你們知道嗎？

回家只停留一小時，即刻趕去海安縣師父的俗家，一直到當天晚上九點多，我們辦完事情繞道再回到俗家，人群仍未解散，群眾一直等著，就為了再看我一面，大家都說揚州出了個大和尚，他們很歡喜、很光榮，我自己也因見到家鄉父老，感到很光榮！

四、關於社會政治方面

有人問我：「你到大陸去，好壞看法如何？」我不能說好，因為好未必太好，但也不能說壞，在這一個月當中，受到他們很熱忱的招待，吃得好、睡得好，走路有前導車開道，對於這些，我還忍心說他們不好嗎？

目前一些大陸人士很開明，見到我都說：「你的建議批評，我們很樂意聽！」像我從美國出發時，大陸駐美的洛杉磯馬總領事來訪，就說：「你不必客氣，有什麼話儘管說，對你的批評指教，我們會很歡喜！」

在大陸我這樣講，回來這裡我也是這樣講，我認為今天的大陸可取的地方很多，如風景美好、土地廣大、民眾很多，這些都是他們的資源，但是也有些缺陷，常常為了一句話、一個字而執著不肯更改，官腔官僚太多。

在甘肅蘭州時，飛機下午四點停下來說休息半個鐘頭，四點半起飛，可是到了六點還不飛，在小候機室裡也不能出去，空氣不好，只有向領導提出詢問：怎麼六點了還不起飛？他們也很緊張地去查問，後來報告說：「司機要吃飯！」在他們來說，飛機誤時是很正常的，準時才是奇怪的事！

大陸人士各個都喜歡到台灣來，如果你對他說：「有機會，請你到台灣來。」他會很歡喜，甚至於李先念先生，我對他說落實宗教法、給宗教自由，他都欣然允諾，當時我也情不自禁地說：「歡迎你到台灣來玩玩！」

他一聽很訝異，說：「能准我到台灣去嗎？我這麼老了，等得及嗎？」

我也參觀了紫禁城，確實很大，但想到過去的皇帝很可憐，活動的範圍轉來轉去還是紫禁城，不像你們大家在自由世界，可以海闊天空地來來往往，還是你們更偉大！歷代有很多朝代在北京建立，有個文人說北京是「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尤其北京少水，我也想不通歷朝為何在北京建都？

在北京也遊覽了長城，長城是防禦用的，我想國家與國家之間有長城，人與人之間也有長城，假如今天世界上不要有這種長城，人我之間不要有心理上的障礙，大家開誠布公，溝通交流的話，人間會更美好！

我們到西山碧雲寺國父的衣冠塚前，也誦經、祈禱祝福，祈求國父在天之靈，以他的自由、民主、和平的理想，把海峽兩岸統一起來，不要再受到不民主、不自由的桎梏！我們到南京時，在國父遺像前唱〈國父紀念歌〉，到岳王墓前唱〈滿江紅〉，大陸人士很訝異我們怎麼會唱，其實在台灣唱〈國父紀念歌〉、唱〈滿江紅〉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此時，想到天安門前的學運風雲，以及這次訪問時所看到的許多情形，不禁有幾個問題想問我們中國人，中國今後究竟是：

民主好呢？獨裁好呢？

自由好呢？專制好呢？

和平好呢？戰爭好呢？

光明好呢？黑暗好呢？

幸福好呢？痛苦好呢？

富有好呢？貧窮好呢？

尊重好呢？仇恨好呢？

春天好呢？冬天好呢？

對於這些問題，我不禁無語問蒼天，留待大家與《遠見雜誌》一起來尋求答案吧。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