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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 淨土宗初祖廬山慧遠大師

淨土思想源自釋迦牟尼佛於耆闍崛山宣講《無量壽經》,經過龍樹、世親、馬鳴諸菩薩的造論宣揚,再由支婁迦讖譯出《般舟三昧經》,中國才漸漸有淨土方面的經典,然而真正確立中國淨土思想並成立宗派的,則是東晉慧遠大師。

慧遠棲止廬山三十餘載,學風圓融,莊嚴宏遠,為禪淨並弘、空有兼施的創始者,更上表力爭沙門超然地位,使佛法得以流布江南而不墜,慧遠於佛教的建樹,實具有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貢獻。廬山能成為南方一大佛教中心,慧遠居功甚偉,堪稱為我國南方釋教的開山大師。

儒門才子 力破邪說

東晉成帝咸和九年(三三四),慧遠生於雁門樓煩(山西崞縣)一戶賈姓人家,祖先世代為官,承襲儒風,自幼好學深思。十三歲時,跟隨舅父令狐氏前往文人宿儒雲集的洛陽、許昌遊學,結交不少耆宿大德;又因通達六經、老莊,深受當時學者推崇。二十一歲時,慧遠原欲拜師於江東名儒范宣子門下,無奈時局混亂,交通不便,慧遠行至中途即因寇亂而受阻。正感前途茫茫之際,聽說太行恆山道安大師立寺說法,聲名遠播,便與弟慧持二人歡喜前往聽法。

此時正逢道安大師宣講《般若經》,原本沉浸於老莊的慧遠,未曾聽過如此縝密、智慧超絕的道理,豁然契理印心,不覺歎道:「儒道九流皆糠秕也!」兄弟二人遂披剃於道安大師座下。

慧遠出家後,精勤修道,不敢稍有懈怠,即使生逢亂世,生活清苦拮据,亦無損於求道的心志。三年後,慧遠已可代道安大師陞座宣講《涅槃經》。由於義理深奧,在座聽眾無法領會聖心妙諦,頻頻問難,此時慧遠靈光一現,將過去所學老莊思想順手拈來,輔助解說,即刻令迷者曉悟。然而,他的方式與當時一般藉老莊之名,揣度般若空義之格義佛教大有不同。後經道安大師認可,自此特准慧遠不廢俗書。

晉穆帝升平三年(三五九),慧遠二十六歲。是年,旱災蝗禍,寇賊縱橫,慧遠等五百多人隨道安開始七、八年困頓流離的生活。師徒一行人逐步向南遷移,最後到達襄陽檀溪寺,總計停留襄陽十五年。此時北方適值秦、燕交兵,無暇南圖,荊、襄一帶得以少安。於是道安大師開始著手釐訂經典,製作目錄,註疏般若諸經,慧遠朝夕承受教誨,佛學日益精進,著名的《晉襄陽丈六金像頌》便於此時撰成。

一回,道安派遣慧遠前往荊州探望同學竺法汰病情,適逢竺法汰以長老身分召集各地高僧,破斥比丘道恆「心無義」的論調。然而雙方論辯一直難分勝負,於是第二天,竺法汰請前來探病的道安得意門生慧遠上陣一試。慧遠提出「本無義」以對之,慧遠邏輯周密,談吐沉穩有力,辯才無礙,使得道恆漸居弱勢,甘拜下風。

領眾南下 創建蓮社

慧遠四十五歲時,追隨道安已有二十四年,佛學亦臻圓熟境地。晉孝武帝太元三年(三七八),苻堅攻陷襄陽,道安遭到拘禁,為使佛法繼續弘傳,道安不得已遣散弟子。而慧遠與弟慧持、同學曇徽,則偕同弟子數十人南去荊州,住上明寺。後因想起曾與同學慧永相約結屋羅浮山,於是依約前去。行至潯陽,遠看廬山閒曠清靜,足以息心養性,遂決定改居廬山龍泉精舍。不料,精舍一帶水源缺乏,慧遠便以杖叩地,表示如果該山可以棲止,願該朽壤即時流出清泉。立時清水泉湧,乃至後來潯陽亢旱,慧遠也親臨池邊,諷誦《海龍王經》,一時大雨滂沱,龍泉精舍亦因此改名龍泉寺。

由於精舍褊狹,慧永請刺史桓伊發心在廬山東方離精舍十五里處為慧遠建造佛寺,此即歷史上著名的「東林寺」。從此慧遠定居廬山,三十餘年不出山門一步,偶爾送客亦以虎溪為界。傳說慧遠送客倘若超過虎溪,山中老虎往往發出吼叫聲。一回,陶淵明與陸修靜來訪,離去時因相談契心,不覺超過虎溪,直至吼聲傳來,慧遠才恍然警覺,三人相視,不禁大笑,「虎溪三笑」的逸事因而流傳後世。

駐錫東林寺期間,慧遠不負師命,自武昌奉迎阿育王像,營築龕室立圖寫佛影,率眾行道晨昏不絕。當代世俗白衣有清修之意者皆紛紛雲集,如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雁門周續之、南陽張萊民及張季碩等,一一拋棄世俗的虛榮,甘願追隨慧遠。

安帝元興元年(四〇二),慧遠在廬山之北的般若雲台精舍,於阿彌陀佛像前依佛陀所開示的念佛法,與緇素一二三人共同結社,立誓往生西方,由劉遺民撰文以表眾志。因寺前植有白蓮,又願求往生蓮邦,故取名「蓮社」。此為中國結社念佛之始,開創我國淨土宗的法門。

慧遠的念佛法門,係屬觀想念佛與觀像念佛並重,以《般舟三昧經》為宗,口唱佛名,心觀佛像佛德,以求想寂思專,心智凝一,得入念佛三昧的境界。此種念佛法式注重觀念,正與禪觀同趣。慧遠藉由禪、淨、律三者的修持,形成圓融無礙、莊嚴宏遠的風格,而此亦正是廬山學風的最大特色。

不厲而威 王權自屈

影不出山,跡不入俗的慧遠,雖然隱遯廬山三十餘載,但並非自求解脫的小乘行者。他內通佛理,外善群書,同時十分關懷社會國家,無怪乎當時文人高僧群起皈依,王侯士宦肅然敬仰。由於慧遠通達無生實相的玄義,徹悟般若中道的妙諦,因此能不執不滯、無礙無著,從而妙智中生,悲情滿懷,發度人覺世之悲願。而堅持不出虎溪的自我約束,則係與朝廷之間保持超然立場的方便法門。

義熙元年(四〇五)晉安帝自江陵返京途中,路過廬山,下詔慧遠迎見,慧遠託病不出,皇帝非但不怪罪,甚且派遣使者殷殷慰問。又有一回,江州刺史桓玄率軍經過廬山,聞慧遠稱病婉拒出迎,桓玄竟然親自上山一睹真容,順便讓慧遠見識軍威浩蕩。不意一見慧遠卻不自覺地禮敬,但畢竟心中傲氣未除,不免出言挑釁,質問慧遠:「古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你何以反而剃髮為僧?」慧遠正色答道:「君未聞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乎?」桓玄聞言,深為慧遠的智德所折服,並向下屬表示,法師如此高德,實乃前所未見。

淘汰沙門 廬山獨免

東晉佛教雖盛,仍不免良莠參雜,一般人對佛門逐漸失去往日的崇敬。元興元年(四〇二),太尉桓玄掌握大權,針對上述現象,首先篩選僧尼,計畫管制僧團。然而,桓玄卻特別交代,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列。足見慧遠德風遠播,備受朝野敬重。

遠自晉成帝時,即曾為沙門是否應禮敬王者而有過激烈的辯論,及至桓玄,又欲重新提出整頓,因此上表以沙門應禮敬王者,然為表尊重,仍先致書慧遠。慧遠回以《答桓太尉書》,申明僧眾對國家社會無形的貢獻:「夫稱沙門者何耶?謂能發矇俗之幽昏,啟化表之玄路……又袈裟非朝宗之服,缽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其後,桓玄於江東自立為王,慧遠又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將出家人乃方外之屬,不宜禮敬王者的觀點,深入列點分析。此後,出家人與朝廷之間的關係得到明確的界定,僧眾在寺院中的清修也獲得保障,慧遠著實厥功至偉。

延請高僧 翻譯經典

儘管慧遠跡不入俗,不屈於官場的威赫,然而對於西域高僧大德的來到,卻禮遇有加。太元十六年(三九一),罽賓僧伽提婆來到潯陽,慧遠請他重譯《阿毘曇心論》與《三法度論》;義熙年間,覺賢自北方來,慧遠也延請他譯《達摩多羅禪經》;元興三年,弗若多羅到了長安,僅譯出《十誦律》全文的三分之二,便倏忽辭世。後來曇摩流支律師來到姚秦,慧遠趕緊命弟子曇邕修書禮請,將另外三分之一譯出,使得《十誦律》得以在江南流傳。除此以外,慧遠亦感於律典及禪法的不足,遣弟子法淨、法領於太元十七年遠赴印度求取經典。

東晉隆安五年(四〇一),慧遠聞鳩摩羅什來到長安,心中喜不自勝,特致書表達仰慕之意。當時佛教界以老莊思想附說佛學,尤其般若空學的格義風氣大盛,往往違背佛理而不覺,各家所詮釋的佛法更是千差萬別,慧遠心中早已對此耿耿難抒,因此,專擅大乘的鳩摩羅什一入關,慧遠便迫不及待向他請教般若奧義。

兩位大師雖然一直未曾謀面,但經由書信往來,卻促進南、北佛教的交流。慧遠對新傳入的大乘教義提出許多問題,鳩摩羅什則詳盡回覆,二人往來的書信集錄成《大乘大義章》。羅什譯出《大智度論》時,秦主姚興特別送請慧遠作序,慧遠因見《大智度論》文字繁複,初學者不易閱讀,於是抄錄要論二十卷。而慧遠的般若學研究,以文字記錄成《法性論》,在當時般若經典缺乏的時期,是一部探討空性的鉅著,鳩摩羅什閱後,讚歎其論契合義理。

由於慧遠鼓勵僧眾向鳩摩羅什學習,以致打開參學的風氣。《高僧傳》云:「蔥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土者,遠之力也。」

金石戒行 一代完人

晚年時,慧遠對於儒、釋、道三教次第又有不同體會,以為老莊頓悟名教只是應變的虛談,沉冥的志趣應以佛理為先。慧遠以佛理為「宗」的思想體系,至此圓融。

慧遠從來不因深居廬山而棄塵世於不顧,也未因弘法及譯經事業而荒廢修行,終生以念佛為務,持律嚴謹。義熙十二年(四一六)八月初,慧遠患疾,病況漸趨沉痾,徒眾為他準備藥用的豉酒,慧遠以持戒為重,堅持不用。徒眾又準備米汁、蜜水等,慧遠都拒絕飲用。大眾著急,跪在床前苦勸,慧遠虛弱地要求徒眾翻查律典,以確定是否可以飲用,然查閱未畢,慧遠已溘然辭世,世壽八十三歲。慧遠視戒律重於生命的精神,照耀後世的僧團。

慧遠遺誡云:「死後露骸松林下,視同土木。」門徒將其靈塔築於西山,由當代文豪謝靈運撰寫碑文。唐宣宗時敕諡「辨覺大師」,南唐昇元年間諡「正覺大師」,宋太宗再諡「圓悟大師」,南宋孝宗加諡為「等遍正覺圓悟大師」。

慧遠一生極力推動譯經事業,並派遣徒眾至印度西域各國尋求佛經,六十卷的《華嚴經》便是在于闐求得,此為當時第一部比較完整的《華嚴經》,由於此經的譯出,而開展中國思想的意境,並成立了「華嚴宗」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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