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09　中興近代佛教的楊仁山

楊仁山為晚清的愛國佛學家，更是起佛教於衰敗之途的中興功臣。仁山一生弘法四十餘年，以流通佛經，普濟眾生為職志，捨自宅設「金陵刻經處」，流通經典百餘萬卷，印刷佛像十餘萬份；進一步創「祇洹精舍」、「佛學研究會」，親自講授佛學，戊戌六君子之一──譚嗣同，譽其為「晚清思想界一伏流」。

仁山奮起於末法蒼茫、宗風歇絕的時代，以身任道，革新佛教教育，培育佛教人才，開啟學佛和研究佛學的風氣，佛教因此而逐漸復興。仁山先生可說是民國初年佛教中興的關鍵人物。

佛子降誕　大乘起信

自佛教傳入中國，歷經兩晉南北朝的孕育滋長，迄隋、唐、五代而極盛，宋朝以後，則逐漸走向衰落，到了清朝，佛教已喪失原始精神。尤其太平天國之亂後，許多寺廟、佛像被損毀，仁山便出生在這樣一個風雨飄搖的時代。

楊仁山（一八三七～一九一一），名文會，安徽石埭人。字仁山。父親樸庵公，與曾國藩是同年進士。母親孫氏懷孕時夢見一座古剎，中庭置一巨甕，上覆竹笠，揭開即見一蓮花高出甕口；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十一月即生下仁山。仁山的性情俠義豪爽，天資聰穎，凡音韻、曆算、天文輿地及黃老莊列之說，無不領會。

仁山三歲時，父母親依俗為他與同鄉的蘇姓人家訂下了親事。數年之後，新娘罹患天花，容顏受損，女方家長自願退婚，雙親徵求其意願，不料才八、九歲的仁山堅持不毀婚約，於十六歲時迎娶，禮敬有加。

不久之後，太平天國作亂，仁山一家避難杭州。清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一日，無意間在杭州書肆發現《大乘起信論》，閱讀之後，愛不釋卷，於是一遍又一遍的反覆閱讀，因而悟得其中的奧旨；不久再得《楞嚴經》，讀到廢寢忘食，直至熟背如流為止。從此，仁山捐棄一切所學，一心學佛，親至各書肆及荒寺大廟中尋覓經典，並且前往寺院訪僧談經，或託親友於外省代覓佛書。惜太平天國亂後，佛典多數被毀，仁山慕道之情雖然殷切，卻始終未能一償夙願。

金陵刻經　曠古事業

中國佛教的學術文獻，自「三武一宗」法難之後，歷代各宗派數千種的珍貴論著幾乎湮滅殆盡，加上清末太平天國之亂，太平軍所到之處，經書佛像蕩然無存。由於時局動盪難靖，廣大的佛教徒僅有早晚功課儀軌可誦，卻無經書可讀，佛教文化傳承岌岌可危。在此緊要關頭，仁山認為如欲弘揚佛法，須有經典流通，於是發心重刻經本。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仁山約集十數位志同道合者勸募經費，於江寧雞鳴山北極閣仁山住宅內正式創辦「金陵刻經處」，從事刻經事業，由仁山親自手草章程，訂下「三不刻」原則：一者，疑偽者不刻；二者，文義淺俗者不刻；三者，乩壇之書不刻。表現他對刻經事業的嚴謹態度。刻經處首刊魏源輯注的《淨土四經》。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仁山又完全摒絕世事，專研佛教造像，敦聘畫師繪製〈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圖〉及十一面大悲觀音像，此外，亦積極蒐集古人所繪佛菩薩像，刊布流通以資供奉，同時不忘尋求亡佚經典。

光緒四年（一八七八），仁山隨曾紀澤出使英法；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再往倫敦，結識日本著名佛教學者南條文雄，得知日本流通的佛經甚多，遂商請南條相助，於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自日本購得小字藏經全部；次年，尋獲久佚的古本佛經，上自梁隋，下至唐宋等藏外經論，及部份日本之佛教著述，多達三百種，三八三部，一千餘冊，包括絕響千年的法相宗典籍；其中屬於日本寺廟「尊藏之本，不能購買者」，則托其內弟蘇君抄稿寄回；同時他也提供許多註疏及密教典籍，協助日本編輯《續藏經》。

宣統二年（一九一○），仁山因感覺《續藏經》蕪雜，於是另編《大藏輯要》的目錄，收錄三藏要典及各家著述，共四六○種，三千三百餘卷，預備陸續刻印；又擬作大藏和續藏的提要，提供讀者研究的門徑。由於各種珍貴文獻的匯流，使刻經處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漢文佛經刻印流通場所，馳名海內外。一九八五年，日本天台宗佛教代表團團長，九十一歲的山田惠諦長老訪問刻經處時，激動地說：「這不僅是你們的瑰寶，也是我們的瑰寶。」金陵刻經處的創立，不但是中國佛教盛衰的轉捩點，甚且攸關中國佛教的存亡！

革新教育　培育人才

仁山對於當時佛教的沒落痛心疾首，他認為唯有提倡佛學教育，才能整頓佛教。他撰寫〈釋氏學堂內班課程芻議〉一文，建議由各省擇名勝大剎開設釋氏學堂，依照小學、中學、大學之例各為三年，九年學成。他還要求政府立一新章，令通國僧道之有財產者，以其半開設學堂。同時為政府編寫《佛教初學課本》，仿照《三字經》的形式，囊括佛教基本教義和教史，並為之作註，供初學者學習。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仁山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共譯《大乘起信論》為英文，在英國出版流通，介紹佛教於西歐，成為日後佛法弘揚於西方之先聲。次年，錫蘭達摩波羅居士來華，經由李提摩太介紹，與仁山在上海會晤，達摩波羅提出復興印度佛教的理想後，受到仁山的鼓勵，並計畫訓練一批精通英、梵文的青年，到印度協助達摩波羅弘揚佛教；緣此，光緒三十三年（一九○七），仁山就金陵刻經處興辦佛學學堂，取名「祇洹精舍」，成為近代中國第一所新式佛教教育學堂。課程中，除佛學由仁山親自教授外，另聘李曉暾授國文，詩僧蘇曼殊授英文及梵文等世間學。仁山用心之殷切，日月可鑑！

然而不到一年，精舍卻以經費支絀而告停辦。兩年後，仁山又重新在刻經處深柳堂設立「佛學研究會」，對各宗派學說作廣泛而深入的研究，當時較著名的學員有譚嗣同、桂伯華、黎端甫、歐陽竟無、章太炎、太虛大師、孫少侯、梅擷雲、李證剛、蒯若木等，這些人各有所長，繼承並發展佛教思想學說，其中太虛大師為民初佛教改革運動的領袖人物，歐陽竟無為繼玄奘、窺基之後，復興唯識學的泰斗，此二人及其門下成為民國佛教的兩大主流，對日後的佛教發展有巨大影響。「金陵刻經處」及其所附設的「佛學研究會」與「祇洹精舍」，也因此成為清朝光緒、宣統年間國內佛學重鎮，以及佛教界人才的薈萃之地。

仁山與當代名流來往，皆以佛學為主，偶談及時局，莫不以立學校為第一要務，除極力倡辦佛教學校，尚且關心維新與興學。當時的兩江總督周玉山，為仁山昔日同儕，上任不久，仁山即勸其速辦女學，於是南京第一個女學「旅寧女學」成立。

不求聞達　科學救國

仁山一心嚮往深入佛學，微薄薪餉幾乎全數投入購買經藏，當時曾國藩、李鴻章對他極表重視，以國士目之，屢次函聘他辦理工程事宜，皆因仁山不求聞達，不願在異族底下為官，故力辭不就。然而亂世當頭，況且請購佛書所費不貲，家計日見艱窘，仁山才勉強任職於江寧籌防局。

光緒四年（一八七八），仁山隨曾紀澤奉使歐洲，考察政治，並鑽研天文、測繪、顯微等科學，他親自製作「天地球圖」及「輿圖尺」，著有《天地圖說》。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劉芝田遣人再三邀請仁山共同出使英法，先往倫敦考察英國政治、製造工業等方面，後調駐法國，探察西歐各國富強的原因。駐英四年，除公事外，仁山醉心於研究天文、地理、光學等自然科學，將所有薪俸悉數用於購置儀器，如望遠鏡、顯微鏡、照相器材等，以備回國提倡科學及測繪之用。並自製渾天儀、地球儀供學校教學使用，他還發起組織測量學會；另一方面仍然繼續研究各種宗教及梵文，並查探是否有經書流落在歐洲。

由於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禮，仁山的思想極新，對於國事的了解，自然也比一般士大夫高明。因此，民初的中國佛教之所以能在僧制、教育上都有一番新氣象，與其新穎思想有密切關係。

堅信淨土　八宗兼備

仁山的佛學思想，早年從《起信》、《楞嚴》入手，晚年則兼融唯識而歸淨土，他曾自述生平的得力處：「教宗賢首，行在彌陀。」推尊明末四大師，並曾與日人論辯淨土真宗之非，又抨擊禪宗末流之失，乃倡導唯識法相以救其弊。

仁山並非一個普通的念佛信仰者，他不偏重持名，強調以發菩提心為因，並主張淨土法門非大乘根器不能領會。仁山處處把念佛的精神，實踐在以弘法利生為願的刻經事業上，所以他的修行法門是在弘法利生上用心，以為往生淨土資糧，而不急於求現證，他致函南條文雄，說自己是：「以念佛往生為正宗，以弘法利生為助緣。」

仁山自己獨尊賢首，對於親近他的學人則因材施教，分別鼓勵深入餘宗，所以他在佛學上乃諸宗兼顧，規模廣闊。仁山一生講學刻經，遺著頗豐，有《大宗地玄文本論略註》、《佛教初學課本》並註、《十宗略說》、《陰符》、《道德》、《莊》、《列》四經發隱、《等不等觀雜錄》、《觀經略論》、《闡教編》等。

大乘菩薩道的精神，在於「留惑潤生」的悲憫裡，掌握與時代相應的前瞻智慧，仁山能夠開拓出一條近代中國佛教復興之路，畢竟不是偶然。

捨宅刻經　名傳千古

仁山自跨入浩瀚的佛教殿堂，即以行菩薩道為職志，終生奉獻於弘揚佛教，不辭辛勞遠赴西歐、東亞，訪尋久佚的經藏；當經費不敷時，又將隨使薪金全數作為刊書之用，並將購回的儀器輾轉出售，得資刻經，為教忘我的精神，表露無遺。

為使刻經事業得以流傳久遠，仁山到了晚年，甚至將房舍七十一間全數捐出，做為刻經處的永久地址，以鼓勵十方人士同發願心，協助刻經事業的發展。而遺留給三個兒子的，卻是分認三千餘兩銀子的債務；他常說：「吾在世一分時，當於佛法盡一分時之力。」他在〈楊氏分家筆錄〉中寫到：「此屋專作刻經處公業，與父親三十餘年經營所成，永遠作為流通經典之所，三房均不得認為己產。目前家眷暫住在內，以十年為限，十年之後照例起租，不得自添屋宇以杜占據，俟各房自選住宅，即當移居。」並請陳穉庵管理刻經處內務，陳宜甫主外務，歐陽竟無專管刻經校對，經版則永存刻經處內。後來他的家人都謹遵遺志，無有侵占之事。仁山公而忘私，盡所有奉獻佛教事業的精神令人欽敬，也深深地影響後代子孫。

仁山於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八月十七日入寂，世壽七十五歲。八指頭陀輓之以詩：「七十衰翁何所求？惟於梵行最清修。流通法藏遍天下，臥對半山成白頭。垂死只遺宗教恨，平生不為子孫憂。可堪法弱魔強日，又覆迷津一寶舟。」

他生前曾囑託：「經版所在，即靈柩所在。」因此佛教界及其門人，於仁山示寂後七年，建塔於深柳堂後面、經版房前，名為「楊居士塔院」。金陵刻經處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摧殘，經版散失，管理癱瘓；一九七三年，仁山孫女楊步偉偕同夫婿趙元任，向政府提出恢復刻經處的請求，復經大陸中國佛教協會大力支持，又蒙趙樸初會長的積極關懷下，終於在一九八○年起恢復運作。

仁山一生，如其所云：「我既落身世界中，則必盡我天職，雖不求奢望，亦須使家人能得溫飽。我並非落髮為僧者，只研究佛經與發願廣大流傳經典而已。」這是仁山先生一生最好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