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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 中興近代佛教的楊仁山

楊仁山為晚清的愛國佛學家,更是起佛教於衰敗之途的中興功臣。仁山一生弘法四十餘年,以流通佛經,普濟眾生為職志,捨自宅設「金陵刻經處」,流通經典百餘萬卷,印刷佛像十餘萬份;進一步創「祇洹精舍」、「佛學研究會」,親自講授佛學,戊戌六君子之一——譚嗣同,譽其為「晚清思想界一伏流」。

仁山奮起於末法蒼茫、宗風歇絕的時代,以身任道,革新佛教教育,培育佛教人才,開啟學佛和研究佛學的風氣,佛教因此而逐漸復興。仁山先生可說是民國初年佛教中興的關鍵人物。

佛子降誕 大乘起信

自佛教傳入中國,歷經兩晉南北朝的孕育滋長,迄隋、唐、五代而極盛,宋朝以後,則逐漸走向衰落,到了清朝,佛教已喪失原始精神。尤其太平天國之亂後,許多寺廟、佛像被損毀,仁山便出生在這樣一個風雨飄搖的時代。

楊仁山(一八三七~一九一一),名文會,安徽石埭人。字仁山。父親樸庵公,與曾國藩是同年進士。母親孫氏懷孕時夢見一座古剎,中庭置一巨甕,上覆竹笠,揭開即見一蓮花高出甕口;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十一月即生下仁山。仁山的性情俠義豪爽,天資聰穎,凡音韻、曆算、天文輿地及黃老莊列之說,無不領會。

仁山三歲時,父母親依俗為他與同鄉的蘇姓人家訂下了親事。數年之後,新娘罹患天花,容顏受損,女方家長自願退婚,雙親徵求其意願,不料才八、九歲的仁山堅持不毀婚約,於十六歲時迎娶,禮敬有加。

不久之後,太平天國作亂,仁山一家避難杭州。清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一日,無意間在杭州書肆發現《大乘起信論》,閱讀之後,愛不釋卷,於是一遍又一遍的反覆閱讀,因而悟得其中的奧旨;不久再得《楞嚴經》,讀到廢寢忘食,直至熟背如流為止。從此,仁山捐棄一切所學,一心學佛,親至各書肆及荒寺大廟中尋覓經典,並且前往寺院訪僧談經,或託親友於外省代覓佛書。惜太平天國亂後,佛典多數被毀,仁山慕道之情雖然殷切,卻始終未能一償夙願。

金陵刻經 曠古事業

中國佛教的學術文獻,自「三武一宗」法難之後,歷代各宗派數千種的珍貴論著幾乎湮滅殆盡,加上清末太平天國之亂,太平軍所到之處,經書佛像蕩然無存。由於時局動盪難靖,廣大的佛教徒僅有早晚功課儀軌可誦,卻無經書可讀,佛教文化傳承岌岌可危。在此緊要關頭,仁山認為如欲弘揚佛法,須有經典流通,於是發心重刻經本。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仁山約集十數位志同道合者勸募經費,於江寧雞鳴山北極閣仁山住宅內正式創辦「金陵刻經處」,從事刻經事業,由仁山親自手草章程,訂下「三不刻」原則:一者,疑偽者不刻;二者,文義淺俗者不刻;三者,乩壇之書不刻。表現他對刻經事業的嚴謹態度。刻經處首刊魏源輯注的《淨土四經》。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仁山又完全摒絕世事,專研佛教造像,敦聘畫師繪製〈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圖〉及十一面大悲觀音像,此外,亦積極蒐集古人所繪佛菩薩像,刊布流通以資供奉,同時不忘尋求亡佚經典。

光緒四年(一八七八),仁山隨曾紀澤出使英法;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再往倫敦,結識日本著名佛教學者南條文雄,得知日本流通的佛經甚多,遂商請南條相助,於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自日本購得小字藏經全部;次年,尋獲久佚的古本佛經,上自梁隋,下至唐宋等藏外經論,及部份日本之佛教著述,多達三百種,三八三部,一千餘冊,包括絕響千年的法相宗典籍;其中屬於日本寺廟「尊藏之本,不能購買者」,則托其內弟蘇君抄稿寄回;同時他也提供許多註疏及密教典籍,協助日本編輯《續藏經》。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仁山因感覺《續藏經》蕪雜,於是另編《大藏輯要》的目錄,收錄三藏要典及各家著述,共四六〇種,三千三百餘卷,預備陸續刻印;又擬作大藏和續藏的提要,提供讀者研究的門徑。由於各種珍貴文獻的匯流,使刻經處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漢文佛經刻印流通場所,馳名海內外。一九八五年,日本天台宗佛教代表團團長,九十一歲的山田惠諦長老訪問刻經處時,激動地說:「這不僅是你們的瑰寶,也是我們的瑰寶。」金陵刻經處的創立,不但是中國佛教盛衰的轉捩點,甚且攸關中國佛教的存亡!

革新教育 培育人才

仁山對於當時佛教的沒落痛心疾首,他認為唯有提倡佛學教育,才能整頓佛教。他撰寫〈釋氏學堂內班課程芻議〉一文,建議由各省擇名勝大剎開設釋氏學堂,依照小學、中學、大學之例各為三年,九年學成。他還要求政府立一新章,令通國僧道之有財產者,以其半開設學堂。同時為政府編寫《佛教初學課本》,仿照《三字經》的形式,囊括佛教基本教義和教史,並為之作註,供初學者學習。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仁山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共譯《大乘起信論》為英文,在英國出版流通,介紹佛教於西歐,成為日後佛法弘揚於西方之先聲。次年,錫蘭達摩波羅居士來華,經由李提摩太介紹,與仁山在上海會晤,達摩波羅提出復興印度佛教的理想後,受到仁山的鼓勵,並計畫訓練一批精通英、梵文的青年,到印度協助達摩波羅弘揚佛教;緣此,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仁山就金陵刻經處興辦佛學學堂,取名「祇洹精舍」,成為近代中國第一所新式佛教教育學堂。課程中,除佛學由仁山親自教授外,另聘李曉暾授國文,詩僧蘇曼殊授英文及梵文等世間學。仁山用心之殷切,日月可鑑!

然而不到一年,精舍卻以經費支絀而告停辦。兩年後,仁山又重新在刻經處深柳堂設立「佛學研究會」,對各宗派學說作廣泛而深入的研究,當時較著名的學員有譚嗣同、桂伯華、黎端甫、歐陽竟無、章太炎、太虛大師、孫少侯、梅擷雲、李證剛、蒯若木等,這些人各有所長,繼承並發展佛教思想學說,其中太虛大師為民初佛教改革運動的領袖人物,歐陽竟無為繼玄奘、窺基之後,復興唯識學的泰斗,此二人及其門下成為民國佛教的兩大主流,對日後的佛教發展有巨大影響。「金陵刻經處」及其所附設的「佛學研究會」與「祇洹精舍」,也因此成為清朝光緒、宣統年間國內佛學重鎮,以及佛教界人才的薈萃之地。

仁山與當代名流來往,皆以佛學為主,偶談及時局,莫不以立學校為第一要務,除極力倡辦佛教學校,尚且關心維新與興學。當時的兩江總督周玉山,為仁山昔日同儕,上任不久,仁山即勸其速辦女學,於是南京第一個女學「旅寧女學」成立。

不求聞達 科學救國

仁山一心嚮往深入佛學,微薄薪餉幾乎全數投入購買經藏,當時曾國藩、李鴻章對他極表重視,以國士目之,屢次函聘他辦理工程事宜,皆因仁山不求聞達,不願在異族底下為官,故力辭不就。然而亂世當頭,況且請購佛書所費不貲,家計日見艱窘,仁山才勉強任職於江寧籌防局。

光緒四年(一八七八),仁山隨曾紀澤奉使歐洲,考察政治,並鑽研天文、測繪、顯微等科學,他親自製作「天地球圖」及「輿圖尺」,著有《天地圖說》。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劉芝田遣人再三邀請仁山共同出使英法,先往倫敦考察英國政治、製造工業等方面,後調駐法國,探察西歐各國富強的原因。駐英四年,除公事外,仁山醉心於研究天文、地理、光學等自然科學,將所有薪俸悉數用於購置儀器,如望遠鏡、顯微鏡、照相器材等,以備回國提倡科學及測繪之用。並自製渾天儀、地球儀供學校教學使用,他還發起組織測量學會;另一方面仍然繼續研究各種宗教及梵文,並查探是否有經書流落在歐洲。

由於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禮,仁山的思想極新,對於國事的了解,自然也比一般士大夫高明。因此,民初的中國佛教之所以能在僧制、教育上都有一番新氣象,與其新穎思想有密切關係。

堅信淨土 八宗兼備

仁山的佛學思想,早年從《起信》、《楞嚴》入手,晚年則兼融唯識而歸淨土,他曾自述生平的得力處:「教宗賢首,行在彌陀。」推尊明末四大師,並曾與日人論辯淨土真宗之非,又抨擊禪宗末流之失,乃倡導唯識法相以救其弊。

仁山並非一個普通的念佛信仰者,他不偏重持名,強調以發菩提心為因,並主張淨土法門非大乘根器不能領會。仁山處處把念佛的精神,實踐在以弘法利生為願的刻經事業上,所以他的修行法門是在弘法利生上用心,以為往生淨土資糧,而不急於求現證,他致函南條文雄,說自己是:「以念佛往生為正宗,以弘法利生為助緣。」

仁山自己獨尊賢首,對於親近他的學人則因材施教,分別鼓勵深入餘宗,所以他在佛學上乃諸宗兼顧,規模廣闊。仁山一生講學刻經,遺著頗豐,有《大宗地玄文本論略註》、《佛教初學課本》並註、《十宗略說》、《陰符》、《道德》、《莊》、《列》四經發隱、《等不等觀雜錄》、《觀經略論》、《闡教編》等。

大乘菩薩道的精神,在於「留惑潤生」的悲憫裡,掌握與時代相應的前瞻智慧,仁山能夠開拓出一條近代中國佛教復興之路,畢竟不是偶然。

捨宅刻經 名傳千古

仁山自跨入浩瀚的佛教殿堂,即以行菩薩道為職志,終生奉獻於弘揚佛教,不辭辛勞遠赴西歐、東亞,訪尋久佚的經藏;當經費不敷時,又將隨使薪金全數作為刊書之用,並將購回的儀器輾轉出售,得資刻經,為教忘我的精神,表露無遺。

為使刻經事業得以流傳久遠,仁山到了晚年,甚至將房舍七十一間全數捐出,做為刻經處的永久地址,以鼓勵十方人士同發願心,協助刻經事業的發展。而遺留給三個兒子的,卻是分認三千餘兩銀子的債務;他常說:「吾在世一分時,當於佛法盡一分時之力。」他在〈楊氏分家筆錄〉中寫到:「此屋專作刻經處公業,與父親三十餘年經營所成,永遠作為流通經典之所,三房均不得認為己產。目前家眷暫住在內,以十年為限,十年之後照例起租,不得自添屋宇以杜占據,俟各房自選住宅,即當移居。」並請陳穉庵管理刻經處內務,陳宜甫主外務,歐陽竟無專管刻經校對,經版則永存刻經處內。後來他的家人都謹遵遺志,無有侵占之事。仁山公而忘私,盡所有奉獻佛教事業的精神令人欽敬,也深深地影響後代子孫。

仁山於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八月十七日入寂,世壽七十五歲。八指頭陀輓之以詩:「七十衰翁何所求?惟於梵行最清修。流通法藏遍天下,臥對半山成白頭。垂死只遺宗教恨,平生不為子孫憂。可堪法弱魔強日,又覆迷津一寶舟。」

他生前曾囑託:「經版所在,即靈柩所在。」因此佛教界及其門人,於仁山示寂後七年,建塔於深柳堂後面、經版房前,名為「楊居士塔院」。金陵刻經處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摧殘,經版散失,管理癱瘓;一九七三年,仁山孫女楊步偉偕同夫婿趙元任,向政府提出恢復刻經處的請求,復經大陸中國佛教協會大力支持,又蒙趙樸初會長的積極關懷下,終於在一九八〇年起恢復運作。

仁山一生,如其所云:「我既落身世界中,則必盡我天職,雖不求奢望,亦須使家人能得溫飽。我並非落髮為僧者,只研究佛經與發願廣大流傳經典而已。」這是仁山先生一生最好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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