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44　點燃晚清法燈的譚嗣同

晚清之際，中國近代文化思想面臨中西文化、傳統與現代的衝擊，在此急遽變遷的轉型過程中，譚嗣同是極重要的啟蒙思想家，也是當時篤信佛法、暢演大乘佛教的學者。他秉持佛教慈悲濟世情操，全力投身變法維新運動，保國護種，最後雖然橫刀笑天，慷慨赴死，但所撰《仁學》一書，對當代思想界造成莫大的震憾。梁啟超曾推崇他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顆彗星」，並且說：「《仁學》一書，以公於天下，為法之燈，為眾生眼。」

譚嗣同一生雖僅短短三十四載，活躍於中國政治舞台也不過三、四年時間，但是他的乍現，猶如黑黝蒼穹迸裂的煙花，短暫而璀燦，在瞬息閃逝的生命中，他留下了感人的身世、光彩的事蹟和深遠的影響。

少年多苦　任俠成性

譚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字復生，又名佛生，自號壯飛，署名華相眾生，湖南瀏陽人。出身於傳統官宦世家，父親譚繼洵是進士，曾經任官京師、北通州、甘肅、湖北等地。十二歲時，北京發生大瘟疫，他的母親及堂兄嗣貽、仲姐嗣淑，先後五天死於瘟疫，自己也昏迷三日，死而復生，因此，父親為他取名「復生」。親人永別，以及與死神搏鬥的特殊經驗，使他的心靈深處常籠罩死亡的陰影。

失去母親的譚嗣同，受到庶母百般折磨，由於缺乏關懷和家庭溫暖，他比一般小孩獨立、勇敢而倔強，對生命也沒有太大的眷戀。他曾敘述成長的心路歷程：「吾自少壯，遍遭綱倫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任受，瀕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輕其命，以為塊然軀殼，除利人之外，復何足惜！」

譚嗣同資質聰穎，五歲啟蒙，十歲隨歐陽中鵠學習自然科學，也研讀易經、禮記等中國傳統思想。十二歲時已博覽群書，詩詞造詣頗深，逐漸顯露其文學稟賦。此外，自小喜好技藝，結交不少江湖好漢，曾師刀法精湛的江湖俠盜「大刀王五」王正誼，勤習劍術刀藝，薰習出俠義精神，因而造就他日後一派「俠客」作風。

十四歲以後，譚嗣同因父調職甘肅，而得以暢遊大江南北。北國河山壯麗，塞外風貌豪健，更塑造他的任俠性格。二十歲時，譚嗣同已遊遍全國名山大川。在旅途中，他對不平或悲慘的事件，都因深有所感，而寫下〈兒纜船並敘〉及〈六盤山轉饟謠〉等詩，這些小詩，道盡他對廣大百姓的同情和體恤，並對朝廷腐敗昏庸，任西歐列強宰割的情況，發出強烈的悲憤。這一年，中法戰爭爆發，中國投降，譚嗣同憤慨，又作〈治言〉一篇，怒斥西歐列強入侵中國。譚嗣同性情俠氣縱橫，但對人民、國家的關懷，卻流露其柔情的一面。

由於四處參學拜訪，譚嗣同突破世家子弟傳統、保守的觀念，能以更開放的心胸，虛心學習西方學術，積極吸收新知，知識日進。

甲午風雲　提倡變法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節節失利，於是簽定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割地賠款以求和。戰敗的教訓，深深刺激譚嗣同，直斥朝廷「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與此同時，西方帝國主義者虎視眈眈，伺機瓜分中國土地。目睹祖國河山遭受外敵侵犯踐踏，出於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他感到亡國滅種的危機，於是對過去浪漫的江湖俠客行，以及士大夫浸淫移情之作的生活作了總結，將三十歲以前的著作集為《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將詩輯為《莽蒼蒼齋詩》，其他如史作、心得、札記則輯成《石菊影廬筆識》，並且自名「壯飛」，以示思想的轉變和對未來展翅高飛的期望。

譚嗣同以實際行動，在湖南率先提倡變法維新，成立第一所學術團體「算學館」，倡導新學，培養人才。爾後書院、學堂、學社紛紛成立，乃至戊戌變法均受此影響。期間，他北遊訪學，結識梁啟超和「強學會」成員，了解康有為的學說和變法思想後，大為感動，深表贊同，進而自稱為其私淑弟子。在上海，他開始涉獵佛學，也與佛教人士夏曾佑、汪康年、吳雁舟等相互往來。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他在南京等待候補知府職位時，結識當時有名的佛學家楊仁山。楊仁山淵博的佛學修養和虔敬的信仰攝受了譚嗣同，從此，他潛心佛學，精進研習佛理，尤其鑽研唯識和華嚴思想。梁啟超敘述譚嗣同學佛的梗概：「治佛教之唯識宗、華嚴宗，用以為思想之基礎，而通之以科學。」

譚嗣同不斷探索宇宙人生的真理，從而化解生命的苦處和不安。接觸佛法後，多年來思想上的追求和精神上的掙扎，終於有所依止，也對佛教所強調的「心」法有所體會，於是以「心」為三十歲以後的中心思想。

譚嗣同從自己的宗教體驗中，認識到中國的禍亂，乃至人間的痛苦，都可以「心」來解救。因此，救度眾生之法，就是發揮慈悲心（慈悲是仁的本體），因為「慈悲則我視人平等，而我以無畏；人視我平等，而人亦以我無畏。無畏則無所機矣」。於是，譚嗣同認為：「嗣同既得心源，便欲以心度一切苦惱眾生，以心挽劫者，不惟發願救本國，並彼極強盛之西國，與夫含生之類，一切皆度之。」由這段話可知，譚嗣同顯然受到大乘佛教的影響，希望以佛法拯救社稷和全人類。

弘揚佛法　仁學救世

大乘佛教的濟世精神貫穿譚嗣同的思想。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七月，譚嗣同受吳雁舟所囑，以五個月的時間，在楊仁山的寓所裡撰寫《仁學》一書，目的在「暢演佛教宗風，敷陳變法之義」，可見，具有淑世情懷的譚嗣同，書寫《仁學》的目的，旨於以佛學作為維新運動的理論根據。

在《仁學》中，譚嗣同說：「佛法之大，固無所不包涵也。教能包括專門之學，而各專門之學不能包括教。……蓋教能包政學，而政學不能包教。教能包無教，而無教不能包教。……佛能統孔、耶。六經未有不與佛教合，西學皆源於佛教。」《仁學》反映譚嗣同的佛學思想體系，所表現的精神是以「心」為基本信念。他認為「人心」可以轉化，乃至提昇。當人的心靈淨化臻至最高境界時，個人的生命即涵融於宇宙之中，這是《仁學》的最高企求。

在《仁學》裡，譚嗣同依唯識學「轉識成智」──業識與智慧的學說，來詮釋「心力」，認為「斷意識」、「通人我」、「直見心之本源」，發揮心之不可思議的力量，才能貫徹「仁」的意義，使人積極行持大乘佛教「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菩薩精神。譚嗣同從唯識所主張的「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中體悟諸法無我，一切唯心造的真理，提出唯有不惜「殺身破家」，衝破種種名利、知識、權力、情愛等等外在形式和現象界的障礙，才能圓滿體現「仁」。

譚嗣同也發揚華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多相容」、「三世一時」的學說。他以華嚴圓融無礙的思想，主張人世間的一切差別對待不應存在，強調眾生平等，並且認為時空關係也是一種虛幻的概念，故應以更超越的立場去看待世間諸現象。譚嗣同將華嚴思想融會在《仁學》中，強調宇宙萬物相互關聯、感應，因此，人類社會理應情感交融、心意相通，從而諦造一個和樂的大同世界。

《仁學》一書長達五萬字，此書融通佛學、西學、國學、政治，目的在拯救中國，度化眾生。梁啟超推崇譚嗣同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顆彗星」，並說：「僅留此《仁學》區區一卷，吐萬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掃蕩廓清之力莫與京焉。」

殺身成仁　為法之燈

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湖南巡撫陳寶箴倡導辦「時務學堂」，熊希齡任校長，梁啟超任總教習，這是一個帶有維新色彩的學堂。十月，譚嗣同亦加入，任教習。

十二月，譚嗣同與熊希齡、唐才常等人創辦《湘報》，譚嗣同與唐才常任主筆，積極宣揚變法維新。次年二月，譚嗣同等人，又在長沙辦「南學會」，每七日大集眾而講學，聽眾千餘人，譚嗣同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皆動容，湖南風氣因此大開。

光緒皇帝聽聞譚嗣同的新學運動，大為讚賞。次年六月八日，頒布變法後，九月五日即召見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授權他們籌畫新政，擔任軍機處章京，時號為「軍機四卿」。

譚嗣同為了爭取掌握兵權的袁世凱支持，九月十六日，會見袁世凱，要求出兵保護光緒皇帝。袁佯裝應允，暗中向慈禧太后告密。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囚禁光緒皇帝，大肆通緝維新運動人士。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先後逃亡，譚嗣同儘管有充份的時間離開，卻拒絕逃亡，冷靜地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九月二十五日，譚嗣同被捕，清朝廷扣以「大逆不道」罪名，判刑斬首。譚嗣同題一詩於獄壁上：「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二十八日下午，年僅三十四歲的譚嗣同與楊銳、劉光第、林旭、康廣仁和楊深秀六人在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成仁，史稱「戊戌六君子」。

譚嗣同的政治改革雖然失敗，卻造成極大的震盪，對中國日後的政治思潮具有深遠的影響。他以佛法建構的《仁學》，以及殉身變法的義舉，更在在表現大乘佛教普濟眾生的悲心以及捨身就義的菩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