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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 點燃晚清法燈的譚嗣同

晚清之際,中國近代文化思想面臨中西文化、傳統與現代的衝擊,在此急遽變遷的轉型過程中,譚嗣同是極重要的啟蒙思想家,也是當時篤信佛法、暢演大乘佛教的學者。他秉持佛教慈悲濟世情操,全力投身變法維新運動,保國護種,最後雖然橫刀笑天,慷慨赴死,但所撰《仁學》一書,對當代思想界造成莫大的震憾。梁啟超曾推崇他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顆彗星」,並且說:「《仁學》一書,以公於天下,為法之燈,為眾生眼。」

譚嗣同一生雖僅短短三十四載,活躍於中國政治舞台也不過三、四年時間,但是他的乍現,猶如黑黝蒼穹迸裂的煙花,短暫而璀燦,在瞬息閃逝的生命中,他留下了感人的身世、光彩的事蹟和深遠的影響。

少年多苦 任俠成性

譚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字復生,又名佛生,自號壯飛,署名華相眾生,湖南瀏陽人。出身於傳統官宦世家,父親譚繼洵是進士,曾經任官京師、北通州、甘肅、湖北等地。十二歲時,北京發生大瘟疫,他的母親及堂兄嗣貽、仲姐嗣淑,先後五天死於瘟疫,自己也昏迷三日,死而復生,因此,父親為他取名「復生」。親人永別,以及與死神搏鬥的特殊經驗,使他的心靈深處常籠罩死亡的陰影。

失去母親的譚嗣同,受到庶母百般折磨,由於缺乏關懷和家庭溫暖,他比一般小孩獨立、勇敢而倔強,對生命也沒有太大的眷戀。他曾敘述成長的心路歷程:「吾自少壯,遍遭綱倫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任受,瀕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輕其命,以為塊然軀殼,除利人之外,復何足惜!」

譚嗣同資質聰穎,五歲啟蒙,十歲隨歐陽中鵠學習自然科學,也研讀易經、禮記等中國傳統思想。十二歲時已博覽群書,詩詞造詣頗深,逐漸顯露其文學稟賦。此外,自小喜好技藝,結交不少江湖好漢,曾師刀法精湛的江湖俠盜「大刀王五」王正誼,勤習劍術刀藝,薰習出俠義精神,因而造就他日後一派「俠客」作風。

十四歲以後,譚嗣同因父調職甘肅,而得以暢遊大江南北。北國河山壯麗,塞外風貌豪健,更塑造他的任俠性格。二十歲時,譚嗣同已遊遍全國名山大川。在旅途中,他對不平或悲慘的事件,都因深有所感,而寫下〈兒纜船並敘〉及〈六盤山轉饟謠〉等詩,這些小詩,道盡他對廣大百姓的同情和體恤,並對朝廷腐敗昏庸,任西歐列強宰割的情況,發出強烈的悲憤。這一年,中法戰爭爆發,中國投降,譚嗣同憤慨,又作〈治言〉一篇,怒斥西歐列強入侵中國。譚嗣同性情俠氣縱橫,但對人民、國家的關懷,卻流露其柔情的一面。

由於四處參學拜訪,譚嗣同突破世家子弟傳統、保守的觀念,能以更開放的心胸,虛心學習西方學術,積極吸收新知,知識日進。

甲午風雲 提倡變法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節節失利,於是簽定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割地賠款以求和。戰敗的教訓,深深刺激譚嗣同,直斥朝廷「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與此同時,西方帝國主義者虎視眈眈,伺機瓜分中國土地。目睹祖國河山遭受外敵侵犯踐踏,出於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他感到亡國滅種的危機,於是對過去浪漫的江湖俠客行,以及士大夫浸淫移情之作的生活作了總結,將三十歲以前的著作集為《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將詩輯為《莽蒼蒼齋詩》,其他如史作、心得、札記則輯成《石菊影廬筆識》,並且自名「壯飛」,以示思想的轉變和對未來展翅高飛的期望。

譚嗣同以實際行動,在湖南率先提倡變法維新,成立第一所學術團體「算學館」,倡導新學,培養人才。爾後書院、學堂、學社紛紛成立,乃至戊戌變法均受此影響。期間,他北遊訪學,結識梁啟超和「強學會」成員,了解康有為的學說和變法思想後,大為感動,深表贊同,進而自稱為其私淑弟子。在上海,他開始涉獵佛學,也與佛教人士夏曾佑、汪康年、吳雁舟等相互往來。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他在南京等待候補知府職位時,結識當時有名的佛學家楊仁山。楊仁山淵博的佛學修養和虔敬的信仰攝受了譚嗣同,從此,他潛心佛學,精進研習佛理,尤其鑽研唯識和華嚴思想。梁啟超敘述譚嗣同學佛的梗概:「治佛教之唯識宗、華嚴宗,用以為思想之基礎,而通之以科學。」

譚嗣同不斷探索宇宙人生的真理,從而化解生命的苦處和不安。接觸佛法後,多年來思想上的追求和精神上的掙扎,終於有所依止,也對佛教所強調的「心」法有所體會,於是以「心」為三十歲以後的中心思想。

譚嗣同從自己的宗教體驗中,認識到中國的禍亂,乃至人間的痛苦,都可以「心」來解救。因此,救度眾生之法,就是發揮慈悲心(慈悲是仁的本體),因為「慈悲則我視人平等,而我以無畏;人視我平等,而人亦以我無畏。無畏則無所機矣」。於是,譚嗣同認為:「嗣同既得心源,便欲以心度一切苦惱眾生,以心挽劫者,不惟發願救本國,並彼極強盛之西國,與夫含生之類,一切皆度之。」由這段話可知,譚嗣同顯然受到大乘佛教的影響,希望以佛法拯救社稷和全人類。

弘揚佛法 仁學救世

大乘佛教的濟世精神貫穿譚嗣同的思想。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七月,譚嗣同受吳雁舟所囑,以五個月的時間,在楊仁山的寓所裡撰寫《仁學》一書,目的在「暢演佛教宗風,敷陳變法之義」,可見,具有淑世情懷的譚嗣同,書寫《仁學》的目的,旨於以佛學作為維新運動的理論根據。

在《仁學》中,譚嗣同說:「佛法之大,固無所不包涵也。教能包括專門之學,而各專門之學不能包括教。……蓋教能包政學,而政學不能包教。教能包無教,而無教不能包教。……佛能統孔、耶。六經未有不與佛教合,西學皆源於佛教。」《仁學》反映譚嗣同的佛學思想體系,所表現的精神是以「心」為基本信念。他認為「人心」可以轉化,乃至提昇。當人的心靈淨化臻至最高境界時,個人的生命即涵融於宇宙之中,這是《仁學》的最高企求。

在《仁學》裡,譚嗣同依唯識學「轉識成智」——業識與智慧的學說,來詮釋「心力」,認為「斷意識」、「通人我」、「直見心之本源」,發揮心之不可思議的力量,才能貫徹「仁」的意義,使人積極行持大乘佛教「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菩薩精神。譚嗣同從唯識所主張的「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中體悟諸法無我,一切唯心造的真理,提出唯有不惜「殺身破家」,衝破種種名利、知識、權力、情愛等等外在形式和現象界的障礙,才能圓滿體現「仁」。

譚嗣同也發揚華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多相容」、「三世一時」的學說。他以華嚴圓融無礙的思想,主張人世間的一切差別對待不應存在,強調眾生平等,並且認為時空關係也是一種虛幻的概念,故應以更超越的立場去看待世間諸現象。譚嗣同將華嚴思想融會在《仁學》中,強調宇宙萬物相互關聯、感應,因此,人類社會理應情感交融、心意相通,從而諦造一個和樂的大同世界。

《仁學》一書長達五萬字,此書融通佛學、西學、國學、政治,目的在拯救中國,度化眾生。梁啟超推崇譚嗣同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顆彗星」,並說:「僅留此《仁學》區區一卷,吐萬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掃蕩廓清之力莫與京焉。」

殺身成仁 為法之燈

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湖南巡撫陳寶箴倡導辦「時務學堂」,熊希齡任校長,梁啟超任總教習,這是一個帶有維新色彩的學堂。十月,譚嗣同亦加入,任教習。

十二月,譚嗣同與熊希齡、唐才常等人創辦《湘報》,譚嗣同與唐才常任主筆,積極宣揚變法維新。次年二月,譚嗣同等人,又在長沙辦「南學會」,每七日大集眾而講學,聽眾千餘人,譚嗣同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皆動容,湖南風氣因此大開。

光緒皇帝聽聞譚嗣同的新學運動,大為讚賞。次年六月八日,頒布變法後,九月五日即召見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授權他們籌畫新政,擔任軍機處章京,時號為「軍機四卿」。

譚嗣同為了爭取掌握兵權的袁世凱支持,九月十六日,會見袁世凱,要求出兵保護光緒皇帝。袁佯裝應允,暗中向慈禧太后告密。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囚禁光緒皇帝,大肆通緝維新運動人士。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先後逃亡,譚嗣同儘管有充份的時間離開,卻拒絕逃亡,冷靜地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九月二十五日,譚嗣同被捕,清朝廷扣以「大逆不道」罪名,判刑斬首。譚嗣同題一詩於獄壁上:「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二十八日下午,年僅三十四歲的譚嗣同與楊銳、劉光第、林旭、康廣仁和楊深秀六人在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成仁,史稱「戊戌六君子」。

譚嗣同的政治改革雖然失敗,卻造成極大的震盪,對中國日後的政治思潮具有深遠的影響。他以佛法建構的《仁學》,以及殉身變法的義舉,更在在表現大乘佛教普濟眾生的悲心以及捨身就義的菩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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