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75　第四章 帝王與佛教

佛教在東漢明帝傳入中國之後，經三國到東晉，逐漸受到普遍的歡迎與接納。隋、唐之世，展開了中國佛教史上最興盛、最輝煌的一頁，而宋、元、明、清等時代，佛教仍有著長足的發展。佛教能在中國根幹穩立，枝葉繁茂，因素極多，除了高僧的弘傳、譯經的展開、大藏經的刊行、宗派的開立、教義信仰的普及化，乃至僧團制度的不斷革新等諸多原因外，歷代多位帝王對佛法的鼎力護持，也是一大助緣。他們之中，有的與當代的高僧有殊勝的往來因緣；有的則禮請高僧輔弼朝政，或尊為國師；有的帝王還曾一度出家為僧，再以佛法治國；更有的完全捨棄帝王之位而剃度出家，弘法利生。這些帝王所表現出崇法敬僧的熱忱，是為佛教史上千古不滅的佳話。

北方民族君王的信仰

五胡亂華時期，北方胡族入主中原，胡族君王大多想藉宗教來輔助政治，冀佛教的因果報應、六道輪迴等說法能深植人心，帶來太平的日子。胡族君主大半生性殘暴好殺，親見骨肉殘殺的悲劇，往往恐懼而生懺悔之心，於是向講求因果報應、布施得福的僧侶尋求皈依，以求趨吉避凶之道，崇信佛法的風氣因而隨之大盛。

五胡十六國時期，佛教昌盛於中國北方，當時以佛圖澄、道安、鳩摩羅什三位高僧的弘法布教貢獻最大。他們受到胡人君王的護持與崇奉，使佛教得以普及發展。

一、石勒、石虎與佛圖澄

佛圖澄是西域高僧，善持神咒，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得到後趙石勒、石虎的崇信，被尊稱為「大和尚」。除了傳戒、說法之外，他還示現神通，參與軍政，預言吉凶，以「佛法不殺」的慈悲教義，感化了石勒、石虎。據說，佛圖澄因為救活石虎已暴斃二日的愛子石斌，被石勒、石虎視為神人，從此把宮中幼童送到佛寺學佛。每年四月八日的佛誕節，石勒等人還親臨寺院參加浴佛，為諸子發願祈福。石虎更正式核准全民得信奉佛教，並明令漢人可以出家為僧。

佛圖澄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令佛教獲得國家君王支持的高僧，他使佛教急速的在社會大眾之間流傳。

二、苻堅與道安大師

佛圖澄的諸大高足中，以道安大師最為傑出，一生率徒奔波傳教。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三七九），前秦苻堅攻陷襄陽後，把道安大師與當代的名士習鑿齒一同擄到長安。在這之前，苻堅早已久仰道安大師之名，常說：「襄陽的道安是天下神器，朕將得而輔之。」及道安抵達長安時，苻堅對僕射權翼說：「朕以十萬大軍攻下了襄陽，卻只得到一人半而已。」一人是指道安大師，半人則指習鑿齒，一時傳為佳話。一日，苻堅出遊東苑，敕命道安大師同車而行。權翼馬上向苻堅勸諫說：「天子的車乘，侍中可乘，道安只是個剃髮毀形的出家人，不應與大王同乘車馬。」苻堅怒斥道：「安公道高德重，朕雖貴為天下之尊，也不足以跟他相比。所以，安公並無與我同乘車馬的光榮，倒是朕沾光了。」說完就命令權翼扶持道安登上馬車。

道安大師受到苻堅的護持，使長安成為北方佛教的譯經中心。他的門下弟子甚多，他們各自承受道安的風範，分散於各地努力從事於教化的活動，對佛教的傳播貢獻極大。此外，道安大師還致力於經典的翻譯、注疏及僧團儀式的制訂等，影響中國佛教發展極為深遠。

三、姚興與鳩摩羅什

羅什大師是龜茲人，精通大小乘教義，當道安大師在長安時，早已久仰羅什大師之名，多次勸請苻堅召迎他來中國。符堅在派遣大將呂光率兵西征時，曾交代說：「朕聽說西域有一位鳩摩羅什，深解法相，是一代大師，但願朕能獲得這位賢哲來輔弼國政。」

後來呂光打敗龜茲，虜獲羅什大師，於凱旋歸國途中，聽說苻堅已兵敗被殺，就在涼州自立為王。羅什大師因而在涼州滯留十七年。

東晉太元九年（三八四），姚萇即位，建立後秦。他早就聽說羅什大師的名聲，曾虛心召請，唯後涼呂光父子認為羅什大師足智多謀，如為姚萇所用，恐怕對自己不利，因此拒絕放行。姚萇的兒子姚興即位後，又再度遣使邀請，仍然未獲放行。直到弘始三年（四○一），姚興大敗後涼，羅什大師才被迎請到長安。

姚興待羅什以國師之禮，並大力提倡佛教。他與羅什大師言談極為投機，經常日夜不停地研討佛法。弘始四年，姚興為羅什大師設立逍遙園，請他譯經說法，並親自參與譯經行列，當時有僧略、僧遷、道標、僧叡、道恒、僧肇、曇順等八百多人協助譯經。姚興銳志於佛道，公卿貴族莫不欽附，可說盛況一時。姚興除了參與譯經以外，還研讀佛經，精勤禪修，著有《通三世論》、《後秦主姚興與安成侯書述佛義》等。安成侯姚嵩受姚興的影響，也篤信佛教。

姚興還為僧團設立僧官，敕命羅什大師的弟子僧䂮擔任僧正，僧遷擔任悅眾，法欽、慧斌司掌僧錄，以規範僧團，是中國佛教史上僧官制度的濫觴。

梁武帝的菩薩道

南朝自宋明帝開始奉佛，當時的君主大都是佛門弟子，至齊、梁、陳三代更迭遞嬗，佛教也逐代興隆，尤其梁武帝信佛之深，曠世罕有，他在位期間，南朝佛教的興隆達於極點。

在南齊末年天下大亂時，蕭衍原本鎮守湖北襄陽，後來入京稱帝，為梁武帝。早年博讀經書，通達儒道之學，才華過人，下筆成章，出口成詩。稱帝之後，每日公暇之餘，開講經史儒學，史書上記載他的生活是：「飲食只吃豆類的湯和糙米飯，身穿樸素的布衣，宮廷中也不設音樂。」可見他簡約清廉的形象，確實是千古以來所少有。由於武帝篤信佛教，為政寬厚，因此，史書稱讚梁武帝是南朝中唯一的賢君。

在中國佛教史上，談到護持佛法的帝王時，雖然有所謂的「十帝」之稱，但其中真正信仰佛教、通達佛教教理、斷絕酒肉、重視戒律、舉行法會、建造寺塔、親疏經義、講說佛經、實行捨身，並且以菩薩道之心實行「佛化治國」的帝王，只有梁武帝一人而已。

武帝最初研究儒學，既而信奉道教。稱帝不久，漸被佛教高妙的教理所攝服，因此在天監三年（五○四）四月八日佛陀聖誕，率領二萬餘人，宣布捨道奉佛；天監十一年（五一二），制定〈斷酒肉文〉；天監十六年（五一七），敕令廢除宰殺牲畜以行祭祀的慣例，宗廟的供奉品，一概以蔬果代替；同年十月，廢除天下道觀，敕令道士還俗。

武帝屢次開設無遮大會、平等大會、盂蘭盆會，尤其在大通元年（五二七）、中大通元年（五二九）、中大同元年（五四六）、太清元年（五四七），前後四次捨身同泰寺，升法座，為四眾講經。群臣奏表上書，稱武帝為「皇帝菩薩」，並且以一億萬錢奉贖，迎請武帝回宮料理朝政。天監十八年（五一九），武帝從惠約禪師受菩薩戒，當時，自皇太子以下受戒者，多達四萬八千人，參加觀禮的緇素大德則有十幾萬人。

據《釋氏稽古略》卷二記載，梁武帝夫人郗氏生性酷妒，死後化為巨蟒，通夢於武帝。武帝於是制定《慈悲道場懺法》十卷，禮請高僧舉行懺禮，夫人化為天人，在空中謝帝而去。其懺法流行於世，稱為《梁皇懺》。武帝也親自披閱經藏，撰成儀文，依之而修設水陸大齋，恩及所有水陸眾生，流傳至今，仍為佛教徒所遵行。

武帝多方禮遇僧尼，極力獎勵佛教義學，創建愛敬、光宅、開善、同泰等寺，盛造佛像，熱心佛教教理的研究，敕賜國內外僧侶譯編佛教典藉，親注《涅槃經》、《大品經》、《淨名經》、《三慧經》等義疏數百卷，不僅延請高僧講學，還時常親自升座說法，聽講者有太子及文武百官約萬餘人。

天監十一年（五一二），武帝下詔宗廟祭祀，蔬食斷肉，並造〈斷酒肉文〉，提倡素食。梁武帝在位近五十年間，從齊代佛教至梁代佛教，寺院增加了八百多所，僧尼增加了五萬多人，內政清明，文教繁榮，是南朝佛教最鼎盛的時期。在世界佛教史上，中國的梁武帝與印度的阿育王，一東一西，一前一後，遙相輝照，相互媲美。

隋文帝興佛治國

由於北周武帝毀佛，百萬的僧尼被迫還俗，無數的經像寺院遭受毀損，繼北魏太武帝的法難之後，佛教再次遭受到空前的浩劫，直到了隋文帝與煬帝的積極奉佛，佛教才獲得中興與發展。

完成統一天下霸業的隋文帝楊堅，在位二十年中，「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人物殷阜，朝野歡娛。」可說十足表現了天子之德，而在佛教史上，隋文帝大力護法的作為，更是可歌可頌。

隋代佛教隆盛的發展，要從隋文帝復興佛教的事業談起，自開皇元年（五八一）到仁壽四年（六○四）的二十餘年間，他不遺餘力地從事護法工作，讓佛教在遭受嚴重破壞之後，得以迅速興隆。

文帝出生在馮翊（陝西大荔）的般若寺，由智仙神尼養育長大。七歲時，神尼告訴他：「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直到十三歲，文帝才離寺回到父母家。文帝登基以後，經常憶起神尼，在群臣面前頻頻口稱阿闍梨之名。文帝說：「我一生致力於復興佛法，而平居之時也只是喜歡吃一些豆類食物，可能我的前世是一個修道人吧。由於小時候住在寺院，到了今天，每次聽到鐘聲，還是感到無比歡喜。」文帝登位時，神尼早已圓寂，因此文帝特別為他作傳紀念。

由於文帝與佛教的因緣深遠，自然影響到他登基以後，一心以復興佛教為己任的願力。他的重大貢獻如下：

1.度僧、修經、建塔：開皇元年，沙門曇延入宮謁見文帝，勸諫文帝復興佛教。文帝於是下詔修復北周毀廢的寺院，允許人民自由出家，重整僧團。依據《辯正論》卷三記載，總結隋文帝從開皇初年到仁壽末年（五八一～六○四），關於度僧、建寺、修經、造像等方面的具體功績如下表：

度僧尼：230000人

建  寺：3792所

寫 經 論：132816卷

修治故經：3853部

造    像：106580尊

修治故像：1508940尊

仁壽元年（六○一），文帝誕辰日，為感懷母恩，詔令全國三十所寺院建塔供養舍利，派遣三十位深解佛法的沙門分送舍利到三十州。其中，南京棲霞寺的舍利塔，塔上有文帝所繪智仙神尼的圖像，以表報恩之意。所有營建舍利塔的費用，任由百姓布施，但限制每人布施的金額不得超過十文，用以提昇普遍供養的風氣，讓全國士庶同修福德，下令地方官員停止辦公七日。這種積極護法的行為，乃古今帝王所罕見。其後，文帝在仁壽二年（六○二）及四年（六○四）的佛誕日，先後敕令全國五十三州及三十州建塔，並請大德奉送舍利供養。

2.延請高僧入京：開皇三年（五八三），文帝下詔在每年一月、五月、九月的八日到十五日，京城及諸州官立寺院的行道日，一律嚴禁殺生。開皇五年（五八五），文帝從法經律師受菩薩戒，並延請高僧大德到宮中講經說法。

開皇初年（五八一），文帝在長安東南方興建大興善寺，堂塔雄壯，寺領宏大，是隋唐以來長安附近最大的佛寺，也是隋代唯一的國策寺院，當時負責教團統制寺務的昭玄寺僧官，多數由大興善寺的住僧擔任。據史料記載，隋文帝時，奉詔入住大興善寺的高僧多達五十幾位。其中，重要代表有：開皇元年，文帝敕令僧猛住大興善寺，並封他為「隋國大統三藏法師」。開皇七年（五八七），詔請曇遷為「昭玄大沙門統」。曇遷是攝論學派的創始者，同年秋天，應召入住大興善寺。後來文帝又建禪定寺，禮請曇遷住持。

開皇十一年（五九一），文帝召請相州靈裕法師入京為國統，但他三次上表辭謝，於是厚賜還山。開皇十六年（五九六），又敕請洪遵律師為「講律眾主」。

3.設立五眾、二十五眾：由於長安是隋代佛教的中心，因而天下名僧齊聚此地，打破了昔日南北朝時期佛教分裂的局面，逐漸歸於統一。文帝又以長安為中心，建立佛教的組織系統，先後在開皇十二年（五九二）及十七年（五九七），敕令遴選行解專精的高僧，分別司掌教化，設立「二十五眾」及「五眾」。

眾的設立，可說是隋代佛教特創的教化機構，是文帝以佛教作為國策的重要一環。所謂眾，又稱眾主，是指學有專精，每日入殿內讀誦或講說法要的高僧。二十五眾，就是由二十五位通達佛教義理的高僧組成，專門弘揚佛法的組織。當時，僧粲擔任二十五眾中第一的摩訶衍論主，著有《十種大乘論》；僧琨擔任讀經法主，著有《論場》；慧影任二十五眾主，著有《傷學論》。五眾，則指五位熟諳諸經論的代表，包括涅槃眾，法總為涅槃眾主；地論眾，專研《華嚴經》，慧遷任地論眾主；大論眾，專研《大智度論》，法彥為大論眾主；講律眾，洪遵為講律眾主；禪門眾，法應為禪門眾主。從這兩種組織的成立，可以看出文帝對弘法事業的積極與熱忱。

隋煬帝設道場迎高僧

隋煬帝楊廣是文帝的次子，原被封為晉王。開皇八年（五八八），楊廣奉令攻伐南朝的陳國時，表現出英明過人的才幹。陳高祖殺三司官吏僧辯，僧辯之子趁陳國將亡時，掘了高祖的陵墓，焚燒屍骨，把骨灰投在水中喝掉，以洩其恨，後又大罵楊廣。楊廣不但不殺僧辯之子，認為他報殺父之仇是理所當然的，另一方面下令保護陳國的皇陵。陳亡國後，楊廣對於陳國有志節的大臣不但加以禮遇，且賦予重任。他說：「這些人既然能懷念他們的舊君，日後就會是我的忠臣。」

他在位十二年，繼文帝之功，開通了連接黃河與長江的大運河，把揚州經營成水陸四通八達的花都。他還修築了軍運馳道，貫穿河北、山西。這些國家建設，都有其歷史意義，功過褒貶歷來各有不同的評價。

在佛教信仰方面，煬帝的確有他不可磨滅的功績。即位之前，楊廣從天台大師智顗受菩薩戒，得「總持菩薩」的法號，大師也受楊廣敕封「智者」的尊號。開皇十五年（五九五），大師五十八歲，獲准返回天台山，六十歲圓寂，大師的弟子為楊廣行灌頂禮，並呈上大師的遺書與遺作。楊廣撰〈答遺書文〉一篇敬覆，並在天台山設千僧齋供養。

楊廣曾在揚州創建四個道場，即慧日、法雲二佛寺與二道觀，其中慧日道場聚集了江南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又迎請三論宗嘉祥寺吉藏大師入寺。開皇二十年（六○○），楊廣被封為皇太子，在長安興建日嚴寺，廣集全國碩學高僧，並將江南蒐集的經藏與江南大德僧眾移住於此。

煬帝即位後，大業初年（六○五）更在全國廣建寺宇，為文帝造西禪寺，又造降聖寺、弘善寺。大業九年（六一三），下詔將寺院改稱道場。此外，曾經在洛陽設無遮大會，為文帝造金銅釋迦坐像一尊，感應祥光。在揚州修治故經，書寫新本，合計有兩萬多部六百餘藏，九十萬卷；修治故像十萬尊，鑄刻新像三千餘尊；所度僧尼，共有一萬六千多人。

開皇二十年（六○○），就是日本推古天皇八年之時，日本第二次派遣使節入隋。大業三年（六○七），推古天皇的攝政聖德太子派遣大批學者、沙門來中國學習佛法，煬帝特別啟用洛陽的鴻臚寺四方館，敕任學有專精的高僧負責教育留學僧；在四方館內經常舉辦講座、法會，進行佛經的刊定或校正等工作。

文帝復興佛教之後，北印度的那連提耶舍、闍那崛多，南印度的達摩笈多等高僧，先後應請入住長安大興善寺，從事譯經工作。到煬帝時，更在洛陽上林園設立翻經館，網羅譯經人才，達摩笈多應詔移住譯經館，譯有《大集念佛三昧經》、《攝大乘論釋》等九部四十六卷。達摩笈多生性柔和，威容祥正，端居寡欲，居止三十年，學者風從。沙門彥琮也參與譯經工作，他將達摩笈多遊歷西域諸國的見聞，著成《大隋西國傳》。

隋代立國只有短短三十七年，綜觀文帝與煬帝對佛教的貢獻，實已展開隋唐佛教的新機運。一方面在政治上兼併南北兩朝，形成大一統的局面，給予宗教、經濟、文化等帶來穩定發展的機會；另一方面使佛教承繼南朝佛教講經的遺風，兼弘北朝的禪風，綜合南北兩大思想體系，開創了新的宗派。

唐太宗是護教仁君

太宗在位二十三年，天性寬厚，英明過人，廣納諫言，知人善任。有一回，太宗正在逗弄他最喜愛的一隻鷂鳥，忽然聽說魏徵前來進奏，連忙將鷂鳥藏在袍中。不料魏徵奏事太久，鳥竟悶死懷中，等到魏徵離去後，太宗十分惱怒，長孫皇后反而向太宗道賀說：「臣妾聽說，有英明的君主，才有耿直的忠臣。今天魏徵能這樣竭誠直諫，就是由於陛下您的英明，臣妾豈敢不向陛下道賀？」太宗一聽，馬上轉怒為笑。貞觀十七年（六四三），魏徵逝世，太宗哀痛異常，嘆說：「以銅為鏡，可以端正衣冠儀容；以古為鏡，可以知道政治的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察處世的得失。朕一生保有這三面鏡子來防止自己的過失，而今魏徵逝世，朕已經失去一面鏡子了。」

在中國歷史上，知人善任，銳意圖治的唐太宗締造了「貞觀之治」的輝煌盛世，名聲威震四海，享有「天可汗」的尊號。同時，由於他積極的護持佛教，禮遇高僧，形成大唐盛世寺院林立，諸宗並弘，譯經事業也空前興盛，開展了中國佛教最燦爛的黃金時代。

《廣弘明集》卷二十八收錄的〈唐太宗為戰亡人設齋行道詔〉、〈唐太宗度僧於天下詔〉、〈唐太宗於行陣所立七寺詔〉等三篇詔文中，記載唐太宗登基不久後，以佛教治世的事蹟。

太宗信仰佛教，篤信因果道理，自登基之後，為撫慰戰亂的將士亡靈和無辜百姓，特請高僧入宮設齋行道，禮懺超度。同時詔令天下度僧三千人，懺悔開國當年大肆殺戮的罪業，並頒布詔令，規定長安的僧眾需每月誦念十四天的《仁王經》和《大雲經》，以祈求國泰民安。貞觀三年（六二九），太宗下詔，在當年作戰的七處戰場，建立七所佛寺：

1.破薛舉於豳州，立昭仁寺。

2.破宋老生於呂州，立普濟寺。

3.破宋金剛於晉州，立慈雲寺。

4.破劉武周於汾州，立弘濟寺。

5.破王世充於邙山，立昭覺寺。

6.破竇建德於鄭州，立等慈寺。

7.破劉黑泰於洺州，立昭福寺。

為表示這些道場的國家地位，太宗下令高僧和學者，不分宗派，為道場撰寫碑文。貞觀二十年（六四六），太宗遠征高麗歸來，下詔為陣亡軍民超度，在幽州創建憫忠寺。

太宗的母后慕太后，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在太宗十五歲時就去世了。太宗為了報答親恩，在貞觀三年（六二九），敕令以皇家通義宮為尼寺，創建興聖寺；五年（六三一），在宮內設慈德寺，在昭陵建瑤台寺；八年（六三四），又建弘福寺；十六年（六四二），親自撰寫追福的願文，充分流露出太宗至情至孝的懿德美行。

道教追尊老子為開祖，老子姓李名耳，與唐代宗室同姓。當時的道教徒於是附會老子是唐代的祖先。這種說法愈傳愈盛，影響社會一般人，乃至帝王之家，因此在唐朝歷代中，常有以道教在先，佛教在後的敕令，即使以英明著稱的太宗，也難免例外。他曾經自稱是老子的後代，而有「先道後佛」、「道士女冠尊於僧尼」等的詔令，引發京城法師忿忿不平，上表勸諫。當時的智實法師，率先領眾上表陳情，抗議未果，遭到貶黜，發配到邊地。貞觀十三年（六三九），法琳法師也著論反對太宗，後遭道士檢舉。法琳法師臨危不懼，直接前往領罪，與太宗一場機智辯答，一句「不念觀音，唯念陛下」，讚揚太宗御德與觀音齊等，感動太宗，終免一死。

貞觀十五年（六四一），太宗親臨弘福寺，召見道懿等五位法師，表明追思慕太后之情，在親撰疏文中，自稱是「菩薩戒弟子」。太宗並說：「尊祖重親，是人生最根本的大事，因此朕優先尊奉老子，只是表示親疏之別，並非不留心佛教。自從朕統一天下以來，從來沒有創立過任何一所道觀，凡有功德，都歸於佛寺。」道懿法師等人聽聞之後，感動不已。

太宗除建寺度僧外，對高僧大德更是景仰，經常禮請華嚴宗一代祖師杜順和尚入宮，暢談佛法，賜號「帝心」。貞觀十九年（六四五），玄奘大師自印度取經歸國，與太宗在儀鸞殿上初次見面，大師陳述西行壯舉，令太宗感動而興致勃勃，兩人深談到半夜。太宗促請玄奘大師將西行十七年，經歷百餘國的所見所聞，撰述成書。日後，玄奘大師寫下了《大唐西域記》十二卷，此舉對太宗經略西域提供了有力的藍圖，大師也成為國家開疆拓土的一大功臣。太宗因愛才若渴，屢次勸請大師還俗輔政，後經再三婉拒，太宗仍不改其禮遇之情，進而成就大師的翻譯大業。

太宗晚年對玄奘大師更加信任，每日召請入宮討論佛法，全心全意以大師為精神導師，在他指導之下，太宗潛心研讀《菩薩藏經》，致力菩薩道的實踐。當玄奘大師翻譯完一百卷的《瑜伽師地論》時，太宗親自為大師作序，並刻在石碑上，這就是至今聞名的〈大唐三藏聖教序〉碑文。

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春天，太宗由長安移住玉華宮，召令玄奘大師由譯場的弘福寺到他的臨時行宮會面。他向大師詢問：「什麼是最大的功德？」大師便勸導皇帝度僧弘揚佛法。九月，太宗下令全國三千七百多所寺院，每一寺度僧五人，弘福寺度僧五十人。十月，設立弘法院，敕命大師在此從事翻譯工作，以便就近與他研討佛理。翌年四月，太宗駕崩前，由太子與玄奘大師陪同前往翠微宮，太宗更加專注於佛法研討，經常被佛理的奧妙所感動，甚至懊悔與大師相見太晚，未能善加弘傳佛法。

太宗駕崩時，正值五十二歲的壯盛之年，以他一生過人的才幹器識來說，不能不說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損失；特別是對於中國佛教的發展而言，他的崇法護教，禮遇高僧，是歷代雄才大略的帝王中最為大力者。

唐高宗促成譯經大業

繼太宗之後即位的高宗，與佛教之間也有深厚的淵源和貢獻。他在太子時期，為感念母恩，在長安創建大慈恩寺，在寺中設有譯經院。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十二月，大慈恩寺舉行落成典禮，當時有皇帝、太子、玄奘大師和文武百官蒞臨，儀式極為隆重。太宗崩殂後，玄奘大師駐錫大慈恩寺八年，全心從事譯經工作，譯場的一切經費全部由高宗供給。

顯慶元年（六五六），高宗為慶祝太子李顯（後來的唐中宗，從小皈依玄奘大師，法號佛光王）出生，在長安興建西明寺，於大慈恩寺設齋供養五千僧眾。兩年後，西明寺落成，玄奘大師受命住持，不到半年，玄奘又回到大慈恩寺繼續譯經工作。

顯慶元年（六五六），高宗以金銀供養法門寺僧眾，並下令供奉阿育王塑像。翌年，遣使迎請法門寺的佛骨，供奉於洛陽宮廷禮拜，武后還特製金銀棺奉安佛骨。同年，高宗移住洛陽積翠宮，玄奘大師應邀前往，但仍從事譯經工作。這時，高宗不但關心譯經情況，與大師更為親近。後來，因為大師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譯完《般若經》，而請求離開長安，前往太宗過去的行宮玉華宮（後改為玉華寺），避開都市的干擾。顯慶四年（六五九）十月玄奘大師遷移玉華寺，在短短四年多的時間，翻譯出唯識宗的根本經典《成唯識論》、《唯識二十論》，以及六百卷的《大般若經》等，麟德元年（六六四）圓寂。高宗如喪國寶，暫罷朝政，為大師舉行國葬。

總章元年（六六八），高宗為消弭佛教與道教間的衝突，在皇宮的一場佛道代表辯論之後，下令焚毀《老子化胡經》，引起道士上京抗議，經過高宗懷柔安撫，才暫時平息。到武后之時，更加強禁令此書的流傳，佛教地位更為提昇。

武則天寫經造序

武則天原是一木材商的女兒，唐貞觀十一年（六三七），十四歲時，因貌美被太宗選入宮中為才人。太宗駕崩後，依照慣例，被安排到感業寺為尼。再度入宮時，得高宗寵愛，封為昭儀，不久又冊封為皇后。高宗在位二十三年駕崩，中宗即位，他以皇母而稱皇太后，乃至專決政事，帝崩，先後廢中宗、睿宗。天授元年（六九○）自登帝位，改國號為周，自稱為則天金輪皇帝、神聖皇帝，成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女皇帝。

歷史上對武后的評價毀譽參半。在政治方面，富於權略，知人善任；在佛教方面，度僧造寺，塑像寫經，虔誠信佛，精通佛理。曾寫〈開經偈〉一首：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這首讚頌佛法的四句偈，歷千百年不衰，至今仍傳誦不絕。

唐朝歷經太宗、高宗的奉佛護法，佛教的地位已經如日中天，到了武后，更是積極護教，他自稱是佛陀的虔誠弟子。今敘述其護持佛教的事蹟如下：

一、頒《大雲經》

天授元年（六九○），有東魏國寺十僧呈獻《大雲經》四卷給武后，經中預言他就是未來佛彌勒佛下生，並聲稱他將取代唐室，繼承皇位。武則天獲得這部經之後，下令頒行全國，並敕建大雲寺，度僧千人。

武后長壽二年（六九三），南天竺沙門菩提流志來到長安，譯出《寶雨經》十卷，經上記載：「世尊告訴月光天子說：『我涅槃後，到第四個五百年，佛法將滅的時候，你便到東北方摩訶支那國去，現女身，為自在王，令修十善，建立寺塔，又以飲食、衣服、臥具，供養沙門……』」當武則天獲得《寶雨經》之後，龍心大悅，相信自己就是自在王，因此自號「金輪聖神皇帝」。

二、僧尼列首位

唐代從高祖、太宗以來，都是尊奉老子為祖先，將道教置於佛教之上；但武則天即位不久，下詔僧道齊行並集，將僧尼列於道士、女冠之上。以佛教五戒教育世人，以佛法輔助治國。

三、參與譯經、發揚華嚴

東晉佛馱跋陀羅曾譯出六十卷《華嚴經》，武后認為該經所譯不夠詳備，因此派遣使者到于闐請回梵本《八十華嚴》，敦請實叉難陀來華主譯，菩提流志、義淨助譯，武后也親臨譯場，並供養法師。當《華嚴經》譯成，武后親製御序。《華嚴經》促成了華嚴宗的興起，也影響了中國佛教的發展。

武后不僅崇信佛法，更敬重高僧。華嚴宗三祖法藏受武后皈依，後依旨在太原寺宣講新譯《華嚴經》經旨，口中放光，深得武后賞識，敕賜「賢首大師」尊號。他一生講述《華嚴經》三十餘遍，著有《探玄記》、《五教章》、《華嚴經傳記》等三十餘部六十多卷，大揚華嚴宗風，在武后的護持下，華嚴宗更加興盛普及。

長安元年（七○一），武后召請法藏法師在洛陽佛授記寺開講《華嚴經》，講到天帝網義、十重玄門、海印三昧、六相和合的時候，武后茫然不解其旨，法藏於是以鎮殿的金獅子為譬喻，解說華嚴法界緣起的妙理。武后聽聞之後，豁然開解，敦請法藏把這些奧妙的佛理撰述成文，這就是華嚴教理中備受推崇的《金師子章》。自此，武后對法藏更加服膺，特尊他為「康藏國師」。武后之後，法藏法師繼續受到中宗、睿宗的尊崇。

四、禮敬國師

天冊元年（六九五），義淨三藏自天竺取得梵本經論約四百部，共有五十萬夾，佛陀舍利三百粒，回到中國，武后親自到上東門外京郊跪迎佛經。武后曾詔請嵩嶽慧安禪師與北宗神秀禪師入宮，親自行跪拜禮，朝夕問道，並尊慧安禪師為「國師」。慧安國師後來辭歸衡嶽，入滅後，武后將他的五顆大舍利迎到宮中供養。神秀以九十高齡入宮，博得武后的尊崇，受賜「兩京法主三帝國師」的尊號，但禪師過不慣宮廷生活，履次上表請退，武后不得已，為他在當陽山興建度門寺。神秀禪師圓寂時，武后為他輟朝五日，親自送葬。

唐中宗是模範佛教帝王

從小就受玄奘大師佛法教育的中宗，有「佛光王」的法號，曾發願出家修道。弘道元年（六八三），高宗駕崩後，中宗即位，但不久就被武后廢掉。長安四年（七○四），武后病重，宰相張柬之等人乘機擁立中宗。翌年，中宗再度登基，立誓要中興唐朝，下令在各州興建一所佛寺與一所道觀，分別命名為「中興寺」與「中興觀」，後來改稱為「龍興寺」與「龍興觀」。

中宗登位之後，全心全意護持佛教，在位五年間，做了不少護法崇僧的事蹟，例如：禁止《老子化胡經》的流通；禮遇禪宗六祖惠能，賜予磨納袈裟、水晶缽；延請高僧道亮等人入宮夏安居，為帝傳授菩薩戒；為義淨法師所譯的經典親撰御序；協助菩提流志抄經；授予神秀諡號；頒賜紫袈裟與慧安禪師；禮請數名律師到宮中傳戒；當實叉難陀自于闐再度前來長安時，中宗親自到郊外迎接；迎請佛骨舍利在宮中供奉禮拜；景龍二年（七○八），中宗請畫工把參與譯經的高僧大德法相繪在林光殿的壁上，並親自撰寫讚辭。中宗信樂佛法，禮遇高僧的行誼，使他在佛教史上獲得極高的評價。

唐宣宗與黃檗禪師

中國歷史上，唐宣宗頗得盛譽好評，在位雖僅十三年，但他精勤治道，惠民愛物的精神，堪稱明君，尤其從諫如流的精神，足以媲美唐太宗，所以贏得「小太宗」的美名。但曾經一度出家多年的事蹟，則較不為人熟知。

唐宣宗名忱，封為光王，憲宗的第十三個兒子，是繼唐武宗之後即位的帝王。武宗一生信奉道教，反對佛教，會昌年間大肆廢佛、毀寺、迫僧，造成佛教史上最為慘痛的大浩劫。宣宗原本是武宗的叔叔，為了躲避武宗的殺害，隱遁在寺院為僧。

有一天，他和志閑禪師一同遊山玩水，禪師看到氣勢磅礡的瀑布，不禁讚歎：「穿雲透石不辭勞，地遠方知出處高。」

宣宗聽了，也藉詩來抒發情懷：「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他慨嘆自己的遭遇，如同蛟龍受困淺灘，但終有一天，必會回歸大海，而有一番大作為。後來，他果然回朝主持國政。

當他還是沙彌時，有一回，見到黃檗希運禪師在拜佛，於是對禪師說：「禪師！你常開示大眾說：『不作佛求，不作法求，不作僧求。』請問禪師，你現在拜佛，到底在求什麼？」

黃檗禪師聽了，賞他一個耳光，說：「不作佛求，不作法求，不作僧求，當作如是求。」

「你直接說當如何求，又何必動手打人？太粗氣了！」宣宗申辯說。

「這是什麼地方，容你在此說粗說細！」宣宗言下大悟。

這一則宣宗與黃檗禪師之間的論道，流傳很廣，成為禪宗著名的公案。後來黃檗希運禪師在大中四年（八五○）圓寂，宣宗賜予「斷際禪師」的諡號。

宣宗即位以後，立刻下令恢復會昌法難期間被毀的寺院，又在全國各州設立方等戒壇，使當年被迫還俗的僧尼重新受戒；大中元年（八四七）及八年（八五四），先後任命知玄為「三教首座」，辯章為「左街僧錄」，僧徹為「右街僧錄」，統理全國寺院及僧尼事務。宣宗大力的復興佛教，使佛教歷經劫難後，再度展開蓬勃的氣象。

朱元璋沙彌出身

歷代皇帝中，與佛教寺院生活關係密切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太祖是安徽濠州人，十七歲那年，因饑荒和疫病的肆虐，父母兄長不幸相繼亡故，於是入皇覺寺出家為沙彌，歷時七載。

有一次，因夜歸被鎖在山門外，便露宿一夜，即興吟詩一首：

天為羅帳地為氈，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間不敢長伸足，惟恐踏破海底天。

口氣豪邁，氣宇非凡，大有佛印禪師「大千世界一禪床」的氣度。他從小就有帝王將相的氣派，民間盛傳他的靈異事蹟頗多。傳說，有一回，他負責打掃佛殿，殿中供奉許多的羅漢像，需要一尊尊搬下來清掃，非常麻煩，因此，便對著羅漢像大聲說：「羅漢們！你們下來，讓我掃掃地。」說也奇怪，那些異相百態的羅漢好像聽懂似的一個個從佛龕上走下來，等他掃完地，又一個個站回自己的位置。由於朱元璋早年的佛門因緣，使他即位後極力建寺度僧，刊印經書，對佛教護持有加。此外，太祖亦針對佛教教團制定下列幾項重要的政策：

一、確立嚴密的僧官制度

僧官制度的設立，從魏晉南北朝就粗具規模，經過歷代的改制，愈加周全，到了明代，更趨嚴密。太祖對於佛教的態度，以洪武十四年為界，前後有明顯的差異。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以前繼承元代佛教制度，如洪武元年（一三六八），仿效元朝宣政院的制度，於金陵天界寺設立善世院，作為統領全國教團的機構。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改善世院為僧錄司，設置僧官，分為中央與地方兩大系統：中央有善世、闡教、講經、覺義等職稱；在地方，府設僧綱司，州設僧正司，縣設僧會司。確立了中央到地方層次分明，秩序井然的佛教僧官制度。

這些組織嚴密的機構，統領的事務極多，其中一項重要的職責就是頒發「度牒」。度牒，是僧尼出家得度的證明書，從北魏就有頒發度牒的作法，代代相沿之下，逐漸浮濫，弊端叢生，甚至有偽造、濫售的狀況。虔誠奉佛的太祖，一心想要改善這些弊病，於是在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下命各司，每三年舉行考試，能通經典者，才授予度牒。後來又敕命僧錄司設上中下三科，考核天下沙門，用以選拔優秀的僧材。在洪武二十五年（一三九二）造立《周知板冊》，編錄天下僧籍，名字、年籍、度僧年月和度牒的號碼，而付於板，頒布全國寺院，以取締偽僧。洪武二十七年（一三九四），發布更為嚴格的管制令，禁止俗人進入寺院，同時也禁止僧侶與世俗生活接觸。大致來說，太祖採取嚴格制度的態度，是明代佛教的一種特色。

二、劃分禪講教僧三種類別

明朝對於僧格的措施，起初是很寬大的。洪武十年（一三七七），有所謂「晝講夜禪」之說，意思是白天不論城市山林，都可以集眾講經說法，夜裡則可以在閒靜處坐禪，不論是僧侶，或在家居士，都不予限制。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太祖將元代佛寺所分的禪、講、律三種，改為禪、講、教三種，以便各司其職。禪者，以見性為宗，指禪宗的僧侶；講者，以闡揚經藏旨義為主，指華嚴、天台、法相、淨土等宗的僧侶；教者，包括瑜伽教修行及執行法事儀式等。依照這種分類，制定不同顏色、式樣的僧服，加以區別。

由於明太祖曾經在寺院作過沙彌，後來還俗投戎，於起兵抗元時，又與民間祕密宗教（白蓮教）有密切的關係。因此，綜觀明太祖對佛教所採取的嚴格政策，固然有矯枉過正的缺失，但他確立嚴密僧官、考試等制度，為選拔僧材而進行汰劣擇優，對當時的佛教而言，還是具有正面的意義。

建文帝一度為僧

明太祖的嫡孫建文帝，是懿文太子的次子，名朱允炆。自幼聰慧好學，性至孝，深得太祖歡心。建文帝才十歲時，父親患了毒瘡，他每天含淚服侍，用口吸吮癰瘡，等到父親病逝後，建文帝竟一連五天滴水不入。太祖病重時，性情非常暴怒，甚至殃及大臣，建文帝便入宮侍奉，事必躬親，日夜不眠不休。

洪武三十一年（一三九八），太祖預知建文不能善終，就賜給他一個小盒子，交代他非等到急難時，不能打開。建文二十二歲登基，在位四年，四皇叔燕王篡奪帝位，宮中火起，馬皇后不幸被火燒死。建文帝在燃眉之急，無計可施的情形下，打開太祖交付的小盒子，盒內放有度牒、剃刀、袈裟、僧服等出家人的衣單，度牒也填好法號，名「楊應能」，另有十錠的白金。建文帝於是剃髮換上袈裟，從地道潛逃。當時有兩位大臣跟隨建文帝一起出家，雲遊四海。

順治皇帝之讚僧

清世祖順治皇帝，愛新覺羅人，六歲登基，十四歲親理朝政，二十四歲駕崩（一說出家），是清朝入關後第一位君主，也是清初較有作為的四大帝王（順治、康熙、雍正、乾隆）之一。

他喜歡詩詞書畫，對中國歷史和文學有很高的造詣。一生律身節儉，猶如老衲，常萌生出世思想，嚮往出家，從他所撰寫的〈讚僧詩〉，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心志：

天下叢林飯似山，缽盂到處任君餐，黃金白玉非為貴，唯有袈裟披肩難。

朕為大地山河主，憂國憂民事轉煩，百年三萬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閒。

來時糊塗去時迷，空在人間走這回，未曾生我我是誰？生我之時誰是我？

長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朧又是誰？不如不來又不去，來時歡喜去時悲。

悲歡離合多勞慮，何日清閒誰得知？若能了達僧家事，從此回頭不算遲。

世間難比出家人，無憂無慮得安宜，口中吃得清和味，身上常穿百衲衣。

五湖四海為上客，皆因夙世種菩提，個個都是真羅漢，披搭如來三等衣。

金烏玉兔東復西，為人切莫用心機，百年世事三更夢，萬里乾坤一局棋。

禹開九州湯放桀，秦吞六國漢登基，古來多少英雄漢，南北山頭臥土泥。

黃袍換得紫袈裟，只因當年一念差，我本西方一衲子，為何生在帝王家？

十八年來不自由，南征北討幾時休？我今撒手西方去，不管千秋與萬秋。

全詩淺白易曉，懇切感人，在教界、民間引起廣泛的感化作用。這首〈讚僧詩〉出自清朝開國皇帝手中，無形之中也庇蔭了以後二百多年的清朝僧尼。

清初的佛教以禪宗最為鼎盛，禪宗又以臨濟宗最受青睞，順治皇帝所敬重、親近的高僧有天童道忞、憨璞性聰、玉琳通琇等三位禪師。

道忞禪師在天童圓悟禪師門下參學十四年，是同門中最優秀的一位。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冬，禪師奉召入京，在萬善殿覲見順治皇帝，順治皇帝多次親臨方丈室問法。十七年（一六六○），禪師還山，帝親自送出北門，賜號「宏覺禪師」。

性聰禪師與道忞禪師是同門兄弟，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詔請憨璞性聰禪師入宮，在萬善殿宣講佛法，並賜紫袈裟與「明覺禪師」之號。由於禪師曾經指導順治皇帝參禪，因而知名於世。

通琇禪師，十九歲從磬山圓修禪師出家，二十三歲住持浙江報恩寺。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下諭遣使迎請禪師入京，在萬善殿昇座說法，後迎入西苑。順治皇帝在日理萬機之餘，經常致力於宗門的參究，並時時向通琇禪師問法，當時禪師法筵的興隆，無人可以比擬。順治十七年（一六六○），皇帝特地在宮中設立戒壇，揀選一千五百位僧眾受菩薩戒。之後，禪師即請辭還山，先後受賜有「大覺禪師」、「大覺普濟禪師」、「大覺普濟能仁國師」等尊號。

據《宗統編年》記載，順治皇帝對禪師們十分敬重，不但不要禪師稱臣致拜，更經常從容諮訪，握手溫顏，情逾師友。帝曾自書「莫道老來方學道，孤墳盡是少年人」的警語，至今仍傳誦於世。

有一天，順治皇帝特召玉琳國師入宮請示佛法，順治皇帝問及所謂「七處徵心」、「本來面目如何」等問題，國師與帝應對酬答，令皇帝一生難忘，逢人便說：「與玉琳國師一席話，真是相見恨晚！」

順治九年時（一六五二） ，達賴喇嘛五世阿旺羅桑嘉措前來覲見，順治皇帝以隆重儀式歡迎，在太和殿設宴款待。翌年，達賴五世回到西藏，被尊封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達賴喇嘛」，這是清世祖在位十八年中的一件盛事。

順治皇帝之祚終，究竟是崩逝或是出家，至今仍是歷史上的一大懸疑，而在小說家筆下，順治皇帝的出家，更傳為一段感人的故事。清朝以一異族入主中國，還深受佛教薰陶，令清朝十代帝王無一信奉外教，可說是順治皇帝與清初諸帝奉佛的功勞。

【習題】

1.請舉例說明五胡十六國時代君王信仰佛教的因緣。

2.南朝梁武帝對佛教的貢獻為何？

3.試述唐代帝王的護教事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