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78　傳燈大法師最澄上人

最澄上人所開日本天台宗，其最大特色在於捨小乘戒而建立大乘戒壇。最澄在〈依憑天台宗序〉中有云：「我們日本國的圓機已熟，圓教已興。」他認為日本是能與大乘相應的國土，因此畢生努力弘揚大乘天台宗密法及戒法。最澄因見奈良朝社會的腐化，故於比叡山潛修十二年，努力研修天台教觀，依釋尊遺教的精神，在日本弘宣法華妙義，希望實現一個大乘佛教的國家。

最澄在遺誡中對弟子訓示：「不是為自己成佛，不是為自己寫經，現在說出我的志向吧！每日說教，慇懃精進，是為了正法久住，為了國家利益，為了廣度群生，努力吧！四種三昧要勤行，兼行灌頂、禪、律，要紹隆佛種，報答國恩……」該文充份表達最澄一生向道的精神，可謂真佛子、菩薩僧、佛法的傳燈者。

天賜佛子　勤學不懈

最澄（七六七～八二二），俗姓三津首，幼名廣野，近江國滋賀郡人。祖先是東漢獻帝的後裔，於應神天皇時代來到日本，賜滋賀地為采邑。據《叡山大師傳》記載，父親百枝是虔誠的佛教徒，學富內外，咸得里閭的尊敬，但多年愁無子嗣，遂於叡山山麓下的神祠祈子，築草庵預定七日至心懺悔，至第四日夢得吉兆，其妻乃妊娠，於神護景雲元年生澄。

最澄七歲受學，聰明絕倫，十二歲隨近江國分寺行表法師學習，十四歲披剃出家，修學《唯識》、《華嚴》、《起信論》等疏，後於東大寺受具足戒。涉學漸深的最澄，常遺憾不見台教，適遊學南都（奈良），得《玄義》、《文句》、《止觀》、《四教儀》等典籍，常為人講演，然自恨無師承，因此萌生踰海求法之志。

比叡潛修　提倡寫經

這時期的奈良佛教，受到國家保護，在僧尼激增且日趨腐化之下，只重出身高低，而不重信仰和修行的風氣，促使最澄立志入比叡山結庵修行，精進用功，開始了他十二年不下山的叡山修業。

延曆七年（七八八），他開始在山上建築佛堂，名比叡山寺，號「一乘止觀院」，又稱「根本中堂」，並親自雕刻藥師佛像供奉。之後，藏經閣、八部院、文殊堂等建設工程相繼完成。

延曆十七年（七九八），最澄在比叡山開始講說法華，三年後招請南都諸大德列席參加法華大會，翌年又在高雄山寺講學，並啟建法華大會，因之獲得僧俗大眾一致肯定。後得敕許入唐求法，並允許與翻譯僧義真同行。

當時比叡山雖然有了藏經閣，卻只有少數的經論，因此，最澄立願要備齊一切經藏，但限於人力、財力，還是不容易滿願，終於他寫信請求南都七大寺協助。南都諸師感於他的願心，或送米供養寫經生的食費；或送來經書作抄寫的原本；或書寫好送來，使佛教界當時興起了一股寫經風潮。

鑑真有弟子號稱東國化主道忠，遣弟子送來書寫好的經典二千餘卷，南都諸僧則協力書寫送來五千餘卷。經過十年的長期努力，終於完成了近萬卷經書，此時比叡山的圖書可以說是當時藏書最豐富，最完備的。最澄為此敬設三天的萬佛齋，禮謝佛教界的大力支援。

在這股寫經風潮中，最澄根據《法華經‧法師品》描述法華行者「受持經典讀誦書寫」五種行持方法，撰《經師觀行》一書，介紹如何入寫經三昧及寫經功德。直至現在，在日本各寺院依舊盛行寫經活動，應是起源於此時。

最澄在叡山的活動，已受到桓武天皇的注意。天皇一直有心以佛教的真精神重整國風，加上最澄亦有「國師國用」──以佛教鎮護國家的觀念，於是在他三十一歲時，應聘為「內供奉十禪師」之一。

求法中國　傳燈海東

延曆二十二年（八○三），最澄與遣唐使由難波向九州出發，擬赴中國求法，卻在瀨戶內海遇上暴風，被迫折返。翌年七月，最澄再度搭乘遣唐副使石川道益的船隻起程入唐，九月一日抵達明州（寧波）後，立即前往越州龍興寺拜謁六祖荊溪門下弟子道邃和尚，學習天台法門。道邃和尚見其器宇軒昂，遂授予「一心三觀」之旨及菩薩大戒（圓頓戒），說道：「弘道在人，人能持道，吾道化行，今其時哉！」

最澄親承此密法，為使後人有所憑藉，寫下《天台教門疏記》一書，共二四○卷。其所受之梵網菩薩大戒，成為他日後積極建立大乘戒壇的基礎。

之後，轉赴天台山，到達佛隴寺參謁行滿座主，學習天台深義。行滿座主讚譽道：「昔智者大師告知門人：『我滅後兩百餘歲，我法傳東國。』今終見祖師之言不虛。」於是將荊溪大師諸典籍傾囊相授。行滿又說道：「汝持此法，當為海東傳燈之始祖。」最後並贈與智顗所著之《法華疏》、《涅槃疏》等八十二卷。

最澄又到各處參學，曾依止翛然禪師習牛頭禪，由於機語投契，得達摩一派牛頭山法。又於龍興寺受曉順阿闍黎的真言密教灌頂，得陀羅尼經書、印契圖樣、灌頂器物等，並成為善無畏、義林、順曉等次第傳法的第四代祖師。

天台宗立　傳法灌頂

最澄入唐求法僅滯留八個月，即得到天台、禪、密、大乘戒四種傳法。翌年（八○五）返國，於高雄山寺設灌頂臺傳密教灌頂，又於宮中修毗盧遮那法，此為日本首度傳授秘密灌頂之始。大同元年（八○六）獲准設天台宗年分度者（按年限定諸宗派、諸大寺的出家人數），於南都六宗之外，即華嚴、律、三論、成實、法相、俱舍，新增天台法華宗二人，正式獨立為日本天台宗。同年十二月，圓澄等百餘人受圓頓戒。

天台法華宗可謂是日本佛教史上第一個以教團成立的教派。在此之前，奈良朝六宗屬學問上的學派，而非教團的宗派。天台法華宗理論上以《法華經》為中心，並配合禪、密，以及大乘戒的四宗融和，強調實踐修行的重要。此時最澄所弘揚的天台法門，亦有別於中國的天台，而獨創台密的綜合體系。

由於本宗具有多種的融和性，加上後來弟子們的努力，不斷引進新思潮，比叡山不但成為鎌倉佛教的根本，在平安朝之後，日本的文化藝術也以此為中心。

弘揚天台　傳教大師

延曆二十五年（八○六）三月，桓武天皇駕崩，最澄喪失了最大的支持者。其後十六年間，他致力於天台宗實質的確立，主要重點在於大乘戒壇的建立，以及與法相宗德一論辯有關「三一權實」的內涵。

最澄所以主張大乘戒壇的原因有兩點：一是自己辛苦培育的弟子，必須到東大寺戒壇受具足戒，而弟子們到了南都，環境舒適，接近權貴，名利可得，喪失道心。二是最澄主張一乘思想，認為比丘具足戒是小乘戒，只是自覺自利，而大乘戒是自覺覺他，自利利他。所以主張弘揚大乘的天台宗、密法及戒法，希望實現一個具有活潑朝氣而又和諧的大乘理想國家。

西元八一八年，最澄宣言捨棄東大寺戒壇所受的小乘戒，並上呈「山家學生式」，說明天台大乘僧的養成辦法，規定凡受大乘戒之後十二年不能出山門，必須專修止觀業（天台）與遮那業（真言），直到成為國寶、國師、國用為止，惜未獲准。

翌年，最澄撰《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一卷，說明其內證為佛陀所悟之法，是由師徒展轉相承下來的血脈系譜。由於最澄上表請廢小乘戒儀，別設大乘戒壇，因此引起南都諸宗的多方論難，八二○年，最澄乃針對此類論難撰述《顯戒論》三卷，闡明大乘戒為經論中所明示的事實。此實為開展日本山家學生式及成立天台宗的根本理論，也是純大乘戒創立的根本聖典。又經一年，最澄編集《顯戒論緣起》等論著，雖極力向天皇奏請，卻依舊未獲許可。

弘仁十三年（八二二）二月，最澄受敕為傳燈大法師，其後四個月，仍一心渴望實現大乘戒的認可，惜宿願未滿，即於六月在比叡山中道院示寂，世壽五十六。遺言：「勿為我著喪服，但弘我志。」後經弟子光定等人努力爭取，終於得到敕許大乘戒，天台僧養成制度由之確立。

弘仁十四年（八二三），為紀念桓武天皇敕許創建天台法華宗，遂取其年號「延曆」，將比叡山寺改為延曆寺。門下弟子有義真、圓澄、光定、圓仁等多人，均為佛門龍象。

最澄一生撰述甚豐，有《法華輔照》、《付法緣起》、《長講願文》各三卷、《灌頂儀式》二卷、《法華秀句》三卷、《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一卷、《六千部法華銘》各一卷等，計一百六十餘卷，均收錄於《傳教大師全集》。

貞觀八年（八六六），清和天皇追贈「傳教大師」諡號，世稱叡山大師、山家大師、根本大師、最澄上人。至今最澄的親手筆跡法寶、入唐牒、越州餘等遺物仍被珍視保存，其精神歷萬古而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