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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 傳燈大法師最澄上人

最澄上人所開日本天台宗,其最大特色在於捨小乘戒而建立大乘戒壇。最澄在〈依憑天台宗序〉中有云:「我們日本國的圓機已熟,圓教已興。」他認為日本是能與大乘相應的國土,因此畢生努力弘揚大乘天台宗密法及戒法。最澄因見奈良朝社會的腐化,故於比叡山潛修十二年,努力研修天台教觀,依釋尊遺教的精神,在日本弘宣法華妙義,希望實現一個大乘佛教的國家。

最澄在遺誡中對弟子訓示:「不是為自己成佛,不是為自己寫經,現在說出我的志向吧!每日說教,慇懃精進,是為了正法久住,為了國家利益,為了廣度群生,努力吧!四種三昧要勤行,兼行灌頂、禪、律,要紹隆佛種,報答國恩……」該文充份表達最澄一生向道的精神,可謂真佛子、菩薩僧、佛法的傳燈者。

天賜佛子 勤學不懈

最澄(七六七~八二二),俗姓三津首,幼名廣野,近江國滋賀郡人。祖先是東漢獻帝的後裔,於應神天皇時代來到日本,賜滋賀地為采邑。據《叡山大師傳》記載,父親百枝是虔誠的佛教徒,學富內外,咸得里閭的尊敬,但多年愁無子嗣,遂於叡山山麓下的神祠祈子,築草庵預定七日至心懺悔,至第四日夢得吉兆,其妻乃妊娠,於神護景雲元年生澄。

最澄七歲受學,聰明絕倫,十二歲隨近江國分寺行表法師學習,十四歲披剃出家,修學《唯識》、《華嚴》、《起信論》等疏,後於東大寺受具足戒。涉學漸深的最澄,常遺憾不見台教,適遊學南都(奈良),得《玄義》、《文句》、《止觀》、《四教儀》等典籍,常為人講演,然自恨無師承,因此萌生踰海求法之志。

比叡潛修 提倡寫經

這時期的奈良佛教,受到國家保護,在僧尼激增且日趨腐化之下,只重出身高低,而不重信仰和修行的風氣,促使最澄立志入比叡山結庵修行,精進用功,開始了他十二年不下山的叡山修業。

延曆七年(七八八),他開始在山上建築佛堂,名比叡山寺,號「一乘止觀院」,又稱「根本中堂」,並親自雕刻藥師佛像供奉。之後,藏經閣、八部院、文殊堂等建設工程相繼完成。

延曆十七年(七九八),最澄在比叡山開始講說法華,三年後招請南都諸大德列席參加法華大會,翌年又在高雄山寺講學,並啟建法華大會,因之獲得僧俗大眾一致肯定。後得敕許入唐求法,並允許與翻譯僧義真同行。

當時比叡山雖然有了藏經閣,卻只有少數的經論,因此,最澄立願要備齊一切經藏,但限於人力、財力,還是不容易滿願,終於他寫信請求南都七大寺協助。南都諸師感於他的願心,或送米供養寫經生的食費;或送來經書作抄寫的原本;或書寫好送來,使佛教界當時興起了一股寫經風潮。

鑑真有弟子號稱東國化主道忠,遣弟子送來書寫好的經典二千餘卷,南都諸僧則協力書寫送來五千餘卷。經過十年的長期努力,終於完成了近萬卷經書,此時比叡山的圖書可以說是當時藏書最豐富,最完備的。最澄為此敬設三天的萬佛齋,禮謝佛教界的大力支援。

在這股寫經風潮中,最澄根據《法華經‧法師品》描述法華行者「受持經典讀誦書寫」五種行持方法,撰《經師觀行》一書,介紹如何入寫經三昧及寫經功德。直至現在,在日本各寺院依舊盛行寫經活動,應是起源於此時。

最澄在叡山的活動,已受到桓武天皇的注意。天皇一直有心以佛教的真精神重整國風,加上最澄亦有「國師國用」——以佛教鎮護國家的觀念,於是在他三十一歲時,應聘為「內供奉十禪師」之一。

求法中國 傳燈海東

延曆二十二年(八〇三),最澄與遣唐使由難波向九州出發,擬赴中國求法,卻在瀨戶內海遇上暴風,被迫折返。翌年七月,最澄再度搭乘遣唐副使石川道益的船隻起程入唐,九月一日抵達明州(寧波)後,立即前往越州龍興寺拜謁六祖荊溪門下弟子道邃和尚,學習天台法門。道邃和尚見其器宇軒昂,遂授予「一心三觀」之旨及菩薩大戒(圓頓戒),說道:「弘道在人,人能持道,吾道化行,今其時哉!」

最澄親承此密法,為使後人有所憑藉,寫下《天台教門疏記》一書,共二四〇卷。其所受之梵網菩薩大戒,成為他日後積極建立大乘戒壇的基礎。

之後,轉赴天台山,到達佛隴寺參謁行滿座主,學習天台深義。行滿座主讚譽道:「昔智者大師告知門人:『我滅後兩百餘歲,我法傳東國。』今終見祖師之言不虛。」於是將荊溪大師諸典籍傾囊相授。行滿又說道:「汝持此法,當為海東傳燈之始祖。」最後並贈與智顗所著之《法華疏》、《涅槃疏》等八十二卷。

最澄又到各處參學,曾依止翛然禪師習牛頭禪,由於機語投契,得達摩一派牛頭山法。又於龍興寺受曉順阿闍黎的真言密教灌頂,得陀羅尼經書、印契圖樣、灌頂器物等,並成為善無畏、義林、順曉等次第傳法的第四代祖師。

天台宗立 傳法灌頂

最澄入唐求法僅滯留八個月,即得到天台、禪、密、大乘戒四種傳法。翌年(八〇五)返國,於高雄山寺設灌頂臺傳密教灌頂,又於宮中修毗盧遮那法,此為日本首度傳授秘密灌頂之始。大同元年(八〇六)獲准設天台宗年分度者(按年限定諸宗派、諸大寺的出家人數),於南都六宗之外,即華嚴、律、三論、成實、法相、俱舍,新增天台法華宗二人,正式獨立為日本天台宗。同年十二月,圓澄等百餘人受圓頓戒。

天台法華宗可謂是日本佛教史上第一個以教團成立的教派。在此之前,奈良朝六宗屬學問上的學派,而非教團的宗派。天台法華宗理論上以《法華經》為中心,並配合禪、密,以及大乘戒的四宗融和,強調實踐修行的重要。此時最澄所弘揚的天台法門,亦有別於中國的天台,而獨創台密的綜合體系。

由於本宗具有多種的融和性,加上後來弟子們的努力,不斷引進新思潮,比叡山不但成為鎌倉佛教的根本,在平安朝之後,日本的文化藝術也以此為中心。

弘揚天台 傳教大師

延曆二十五年(八〇六)三月,桓武天皇駕崩,最澄喪失了最大的支持者。其後十六年間,他致力於天台宗實質的確立,主要重點在於大乘戒壇的建立,以及與法相宗德一論辯有關「三一權實」的內涵。

最澄所以主張大乘戒壇的原因有兩點:一是自己辛苦培育的弟子,必須到東大寺戒壇受具足戒,而弟子們到了南都,環境舒適,接近權貴,名利可得,喪失道心。二是最澄主張一乘思想,認為比丘具足戒是小乘戒,只是自覺自利,而大乘戒是自覺覺他,自利利他。所以主張弘揚大乘的天台宗、密法及戒法,希望實現一個具有活潑朝氣而又和諧的大乘理想國家。

西元八一八年,最澄宣言捨棄東大寺戒壇所受的小乘戒,並上呈「山家學生式」,說明天台大乘僧的養成辦法,規定凡受大乘戒之後十二年不能出山門,必須專修止觀業(天台)與遮那業(真言),直到成為國寶、國師、國用為止,惜未獲准。

翌年,最澄撰《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一卷,說明其內證為佛陀所悟之法,是由師徒展轉相承下來的血脈系譜。由於最澄上表請廢小乘戒儀,別設大乘戒壇,因此引起南都諸宗的多方論難,八二〇年,最澄乃針對此類論難撰述《顯戒論》三卷,闡明大乘戒為經論中所明示的事實。此實為開展日本山家學生式及成立天台宗的根本理論,也是純大乘戒創立的根本聖典。又經一年,最澄編集《顯戒論緣起》等論著,雖極力向天皇奏請,卻依舊未獲許可。

弘仁十三年(八二二)二月,最澄受敕為傳燈大法師,其後四個月,仍一心渴望實現大乘戒的認可,惜宿願未滿,即於六月在比叡山中道院示寂,世壽五十六。遺言:「勿為我著喪服,但弘我志。」後經弟子光定等人努力爭取,終於得到敕許大乘戒,天台僧養成制度由之確立。

弘仁十四年,為紀念桓武天皇敕許創建天台法華宗,遂取其年號「延曆」,將比叡山寺改為延曆寺。門下弟子有義真、圓澄、光定、圓仁等多人,均為佛門龍象。

最澄一生撰述甚豐,有《法華輔照》、《付法緣起》、《長講願文》各三卷、《灌頂儀式》二卷、《法華秀句》三卷、《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一卷、《六千部法華銘》各一卷等,計一百六十餘卷,均收錄於《傳教大師全集》。

貞觀八年(八六六),清和天皇追贈「傳教大師」諡號,世稱叡山大師、山家大師、根本大師、最澄上人。至今最澄的親手筆跡法寶、入唐牒、越州餘等遺物仍被珍視保存,其精神歷萬古而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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