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級大小:

A-

A

A+

139 印度哲學開拓者高楠順次郎

在《雪頂‧高楠順次郎之研究》一書中,記述著高楠一生對教育與文化的不朽貢獻。其中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至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約二十年間,他傾全力於《奧義書》、《大正新修大藏經》、《南傳大藏經》等三大叢書之編纂,因而造就不少碩學人才,並帶動印度學、佛教學研究風氣,奠定日本佛教研究之基礎。歐美學者歎譽高楠為漢譯佛典權威,並對其博學與謙和十分景仰。

出類拔萃 領導天賦

高楠順次郎(一八六六~一九四五),幼名梅太郎,號篝村、雪頂、小林洵,原姓澤井,也叫澤井洵。慶應二年出生於廣島縣御調郡八幡村素封家,為澤井觀三的長男,屬淨土真宗西本願寺派。高楠十四歲小學畢業,入三原的樓南舍學習漢文,成績斐然,翌年即擔任小學教師。

當時由於受到西洋文化風潮影響,言論自由、民權思想日漸抬頭,基督教、天主教也漸漸取代傳統的佛教,一般人對西洋新文化寄予無限希望。為免佛教衰微,高楠在校期間,便與友人花井卓藏共創政治研究社團「龍山會」;十六歲時,更延攬大木箕山、沖加都麿等人,設立國學研究團「起風館」;十八歲,創立「佛教會」,並舉辦演講會,針對排佛人士予以駁斥,鞏固佛教在日本宗教界的地位。這一連串多彩多姿的社會運動,顯示高楠對民主政治及佛教的熱衷參與。

除此之外,他在教學方式上,亦採取西式教法,實施新學制,以促進教育的發展。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京都西本願寺真宗學專門教育,改採新式教育方式,開設普通教校(龍谷大學前身),為僧俗一體的高等教育機構,重視英語教育,聘請外籍教師授課,並設有步兵操練科目,每日於本願寺廣場舉行軍事訓練,起床、食事、就寢,皆以喇叭作號令,可謂極富紀律的教育方式。明治二十年,高楠聯合校內具有新思想的教授、學生,掀起肅正風氣運動,號稱「反省會」,提倡禁酒,推行道德運動。是年八月,進一步發行《反省會雜誌》,以小林洵的筆名嶄露頭角,前後近十餘年。該雜誌的出版,成為禁酒進德的社會啟蒙運動,最盛時期會員高達三萬人,遍布全國各階層,明治二十六年改名為《反省雜誌》,三十二年再度更名為《中央公論》,迄今仍在日本發行。

高楠又曾與日野義淵等人,共同策畫成立「歐米佛教通信社」,介紹海外佛教新知,並在京都成立「海外宣教會」,發行英文佛教雜誌。自負笈京都過教校生活以來,高楠的領導能力及推行社會運動的天賦,可謂展露無遺。

留學歐洲 造詣深厚

高楠(原名澤井洵)十二歲時,有一實業家名叫高楠孫三郎,屬真宗高田派,膝下僅有一獨生女,欲招贅澤井洵以傳遞香火,但由於澤井洵是長男,幾次交涉不成,最後高楠孫三郎以支付其赴歐洲留學費用為條件,才達成協議。澤井洵因此改姓高楠,洵是順的發音,加上幼名梅太郎,今成為養子而改稱次郎,全名為高楠順次郎。自此以後,順次郎的留學因緣可說青雲萬里。

明治二十三年(一八九〇)三月,高楠由神戶出發,隻身遠赴英國留學。

高楠留學的目的在學習西方民主政治及現代經濟,因此抵英之後,即持南條文雄介紹函,拜會牛津大學穆勒教授。

穆勒一見面便問道:「你為興趣而來?抑為賺錢而來?」高楠以前者回答。

「既然如此,研究印度學是絕好的學問,但須先修梵文、巴利文。」這一句話改變了高楠的求學方向,隨即拜穆勒的高足——衛登魯尼斯(Winternitz)為指導教授,從此專研印度學。

明治二十七年,高楠自牛津大學畢業,取得文學士學位,翌年轉赴德國柏林大學,就福特學習西藏文、蒙古文、烏拉爾阿爾泰語及其文明史;同時至基爾大學,從歐爾登堡和伊森兩位教授學習吠陀文學、奧義書等哲學文獻。明治二十九年,高楠轉入來比錫大學研究印歐語言學、哲學史以及政治、地理;高楠亦曾遊學法國,訪謁法國佛教學者萊維教授等,並參與法文佛教辭典《法寶義林》的編輯。次年,再度返回牛津大學,取得碩士學位,是年三十二歲。

高楠留學歐洲七年,可說已將印度學徹底融會貫通,於是決定辭歸返國。

貢獻所學 培育英才

高楠返國後,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講師,兩年後晉升為教授,翌年受頒文學博士學位,同時兼任東京外國語學校校長,開設泰米爾文、馬來文等課程。高楠在此期間完成《觀無量壽經》的英譯,以及承繼笠原研壽的遺業,完成《南海寄歸內法傳》的英譯、註釋,其後又將《世親傳》譯成英文,並從事有部諸論及《金七十論》的研究等,歐洲學術界予以極高的評價,推崇高楠為漢文佛典研究的權威,然而在當時並未受到日本學術界的重視。後來由上田博士識其才華,從中斡旋,推舉他為語言學教授。

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東大新設梵語學講座,高楠擔任首任教授達二十七年,他以該學科為中心,發展日本印度學、佛教學的研究。高楠同時在東大教授巴利語,著有巴利語佛教文學講本,內附有日文、英文註解,啟發了當時日本學術界研究巴利文的風潮。木村泰賢曾讚譽高楠為「印度哲學的開拓者」,以及「佛教研究的更新者」,今日日本學術界的成就,可溯源於當時奠定的基礎。

明治三十七年九月,高楠教授哲學的方式是從印度最古時代的哲學教起,此與佛教的傳統教學大異其趣。他運用印度一般哲學為內容,以嶄新的方法論,融和日本傳統的佛教研究法,開創新的佛教學。大正元年(一九一二),高楠以其優異的表現,被選為帝國學士院會員。大正三年,進一步將其授課的內容,與木村泰賢的著作,合訂成《印度哲學宗教史》一書,刊行於世。

日本自大正初期以來,由於基督教風習熾盛,基督教的女子教育隨之興盛,反而是佛教於此愈趨衰微、消極。高楠有鑒於此,於大正十三年,發表佛教主義女子大學創設計畫,並於昭和二年(一九二七),覓得本願寺內賑災救護院址,創立武藏野女子學院,擔任院長,同年四月設立「佛教女子青年會」。高楠認為以女子教育來開發母性,與佛教的慈悲理念相通,對國家社會的進步有實質的意義,其用心的真切,為當時社會所罕見。

高楠研究佛教的方式,約可歸納為三點:一、藉由梵語及吠陀文學之研究,追溯佛紀前思想與佛教的關係;二、研究巴利語原典,並對漢譯經典作深入探討,以佛陀為中心,從事原始佛教、根本佛教、小乘佛教之研究;三、將過去俱舍、唯識等大乘佛典與梵文原典比對,或與巴利語之阿毗達磨藏、印度六派哲學思想等有關部分,一併比照參考。在當時的日本佛教界,此三方法可謂非常新穎特出。

在此研究中,他發現藏經中仍存有《善見律》的古代巴利律藏的註釋,此一發現,推翻了歷來學者所認為漢譯佛典只有梵文無巴利文的觀念,他提出漢譯佛典與巴利文原典完全相同的對照實證,贏得了歐美學者同聲讚歎。

高楠一方面將歐洲的印度學、佛教學中的語言學、文獻學方法導入日本佛教界,注入新生命,培養了更多的研究學者;另一方面使歐洲的印度學、佛教學的研究,擁有日本傳統佛教的理念,並提供漢譯文獻資料,以利眾多學者研究。

刊行藏經 創世偉業

大正九年(一九二〇),高楠受「世界聖典全集刊行會」松宮春一郎的邀請,與門下弟子二十多人共同翻譯《奧義書》全集。《奧義書》為古印度哲學的代表,年代可溯源至西元前一五〇〇年,為婆羅門教吠陀哲學的註釋書,自古被視為天啟文學,為後世印度哲學、宗教思想的典據。此書各卷末並由執筆者附加解題,使其更具有研究價值,這在世界奧義書翻譯史上可謂創新。

大正年間,由於當時的漢譯大藏經為《大日本校訂縮刻大藏經》(縮刷大藏經),一般學生不易取得。加上高楠利用暑期至京都、奈良一帶調查古寺院的建築、法物時,痛心於歷來藏經卷帙繁重,脫訛遺誤,因此高楠與干瀉龍祥、渡邊楳雄等人提議編纂大藏經。

大正十二年,成立「大正一切經刊行會」,高楠與渡邊海旭共任都監,總攬事業的經營、研究、編輯工作,參與的成員除了二人的門下學生,亦動員各宗派大學研究員。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完成《大正新修大藏經》,全一百冊,正篇以經、律、論及中國撰述為主,並有韓國歷代大德的著述,續篇則以日本著作為主,別卷以圖像為主。內容彙集古來漢文藏經的大成,及敦煌或古逸於各寺院的版本,分類合理,且有不同版本作校勘,術語部分附註梵文、巴利文,以資參照。全書計有三千部、一萬二千餘卷,所收異本最多,可謂漢譯佛典的薈萃。

為了廣為推行,編纂藏經的同時,高楠發行《現代佛教雜誌》,說明藏經的可讀性及其特色。此外,更成立「大藏出版株式會社」,全力於發行藏經事業。

大正藏發行後兩年,於昭和十一年至十六年間,高楠又進行《南傳大藏經》的翻譯,將巴利聖典協會出版的巴利三藏譯成日文,出版刊行,總計六十五卷,其中尚包含若干藏外的註釋書、史傳書等,提供學界研究。同年,並舉辦「南傳佛教公開講座」,並發刊雜誌。因為所有譯稿都經過高楠過目,並作潤筆、訂正、統一的工作,故此藏經題為「高楠博士功績記念會纂譯」,以銘其貢獻。

曠世偉業 不朽功績

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兩個月,高楠因避戰禍,以八十高齡,病歿於靜崗縣玉穗樂山莊,諡號宏學院釋順成。他一生經歷明治、大正、昭和三朝,這是近代日本最艱辛的成長期,二次世界大戰炮火未歇,即與世長辭。

高楠著有《釋尊傳》、《初期佛教年代學》、《高楠順次郎全集》十二卷等行世。其一生貢獻不僅嘉惠日本,甚至澤被後世的國際佛教界,至今仍為人傳頌不已。

回到頁面頂端
回到星雲大師全集首頁
搜尋
調整
關注我們